作者：邵云飞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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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协同创新机制与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试读：
前言
Foreword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转型和升级的必要，协同创新已成为科技创新的主旋律，而高校作为高端人才和科技创新的主要阵地更是在促进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协同创新的重要结合点。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国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要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协同创新。2012年3月23日，在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上，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颁发《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多学科、多功能的优势，积极联合国内外创新力量，有效整合创新资源，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模式与新机制，形成有利于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
世界上许多强国已经用他们的经验和实践证明，高校是推进协同创新的重要力量。然而长期以来，我国高校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重理论轻应用、重知识轻技能的现象，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还不够强，高校更多的是为追求学术价值，与市场需求脱节，科研成果转换成商品或者工业化的生产能力有待提升。追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一，就是缺乏规范而有效的协同创新平台来整合各方优势资源，以满足知识供需匹配的要求；其二，高校作为国内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在创新能力培养的模式、制度化层面以及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方法和途径方面还存在欠缺。此外，我们发现现有关于产学研研究、协同创新研究的学者多关注于产业、企业层面，而以高校为核心的协同创新研究较少。因此，基于在创新管理领域多年理论研究与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协同创新与人才培养的理论知识体系，并期望研究成果能给其他学者、高校以及管理机构带来启发和借鉴。
本书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理论篇。首先，进一步阐述了高校协同创新的理论体系，对高校协同创新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从共生理论、自组织理论角度对高校协同创新的理论内涵进行了分析。其次，对高校协同创新的机理与内涵，高校协同创新的有效管理进行了研究，为广大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关于高校协同创新理论的概述。
第二篇现状篇。进一步梳理了我国高校协同创新的现状，以及在协同创新背景下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以及组织平台建设的现状。同时，从治理机制、组织管理、人才培养方面对高校协同创新困境进行了剖析。最后，通过对美国、欧洲、亚洲等典型的高校协同创新进行对比分析和总结，以期为我国高校协同创新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第三篇机制篇。进一步剖析了高校协同创新的机制。对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构成及其对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同时，对高校协同创新的协同过程、共生演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保障机制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第四篇人才培养篇。进一步梳理了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与作用，结合新时代、新背景对高校协同创新人才的培养（大学生培养及教师培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我们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对协同创新背景下人才培养进行了总结并提炼了若干有益的对策，以期能为读者带来有益的参考。
本书是研究团队围绕“创新管理”领域进行坚持不懈地研究，在多年研究积累基础上撰写的研究成果。研究过程中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2095）“企业协同创新与集群网络演化的交互模型研究”；教育部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ECT-080094）“基于网络视角的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理论与实证研究”；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2013IM020100）“四川省创新方法应用与示范推广服务平台建设”以及高等教育电子科技大学教学改革项目（2013XJYYL029，2015XJYYB061）的资助。
本书的撰写工作由邵云飞、何伟、刘磊等完成；内容的完善以及资料的搜集也得到了编委会的大力支持。此外，本书的编撰过程中也得到了电子科技大学太赫兹科学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最后，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王思梦、张倩、陈瑶参与了本书部分资料整理、文献校对等工作。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可能还存在片面性，同时有些理论方法体系还处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也恳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邵云飞2015.5.30第1篇理论篇第1章绪论
2012年教育部启动实施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目的是建立一批“2011协同创新中心”，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深度合作，通过发挥高校多学科、多功能的优势，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技项目，解决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以及生产实际中的重大问题，各自投入优势资源和能力，有效聚集创新要素和资源，实行资源共享、问题联合攻关，实现资源禀赋的合理配置，构建协同创新模式，形成协同创新优势。因此，协同创新已成为“2011计划”和国家实施科技创新的核心概念，反映了我国科学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政策导向。“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要以全球视野谋划、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高校为主体、知识创新为基础的技术创新体系，催生了创新活动向系统化、网络化范式发展的需要。在开放系统环境下，任何组织都无法单独获取满足其发展的所有资源，创新是组织在其发展中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资源、信息和势能的交换过程。高校协同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高校本身的R&D研发活动，还依赖于组织间技术、资源流动的溢出效应。高校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识、技术创造和扩散的载体，高校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方式与创新联系是当前关注的热点之一，全面系统的认识高校协同创新过程，揭示其演化机制，是科学的制定科技政策的重要基础。
目前，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主要有：从知识管理角度对产学研协同创新进行研究，如对协同创新的知识协同机理及影响协同效应的因素进行研究；从战略层面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诱发机制和模式，如企业和大学及科研机构应相互联合结成产学研知识联盟；从关系营销和技术转移视角探讨研发导向的产学合作关系，从协同创新要素层面对协同创新主体产业组织本身及产业组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模式、机制及过程模型、影响因素及效应等展开研究。传统的产学合作重点的是以企业核心，企业技术创新为目的。当企业内部研发无法满足需求时，通过外部合作利用外部研发资源、进行互补性合作，从而推动内部资源的替代效应。高校协同创新是以知识为核心，以知识促进技术创新为目的，以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政府机构为支撑，企业、科技中介组织、协同创新中心等辅助要素为依托的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多元参与主体协同互动的创新组织模式。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政策的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在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技项目、解决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以及生产实际中的重大问题，各自投入优势资源和能力，实行资源共享、问题联合攻关，实现资源禀赋的合理配置，通过协同产生“协同效应”实现总体绩效大于个体绩效总和，从而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促进新兴技术的形成和产业发展。目前国内外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大多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创新过程中的合作模式或创新绩效进行探讨，未能从高校角度系统分析协同创新本质、影响机制以及演化模式。
高校协同创新的实质，是对科技进步与产业创新之间互动关系的新探索。由此，如何有效聚合创新资源和要素，构建协同创新体系，打破创新主体间的障碍，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并推动科学研究面向产业创新需求，形成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共同进步的局面，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为此，以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体系，将协同创新的个体关系和属性变量作为整体，从系统的视角分析协同创新问题，对于深入理解协同创新演化机制和我国高校协同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高校协同创新理论体系出发，通过对高校协同创新本质概念、管理现状、管理模式、人才培养现状及模式进行探讨，解析高校协同创新演化机制，探寻提高高校协同创新向高层次演化的路径及对策，为推动高校协同创新政策设计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撑。第2章高校协同创新的理论体系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具体体现，积极推动协同创新，也是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创新水平的提升，首先从高校向企业传递，其次从企业到产业推进，最后到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提升。
当今世界科技研究发展趋势已经从个体研究转向为团体协作研究。虽然，我国高校逐步开展了协同创新工作，包括组建跨学科团队、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建立共享平台、积极与企业和研究所协同共同攻克科学难题和解决实际应用。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协同创新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许多高校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还缺乏整合、协调与衔接，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形成协作创新的良性机制。如何推进协同创新，提升合作运行效率，优化平台运行机制，也就成为当前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2.1 协同创新概念
协同创新起源于“协同学”，德国赫尔曼·哈肯教授（HaKen H.）在《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一文中提出，“协同学”就是研究一个有大量子系统以复杂方式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子系统间通过非线性作用产生协同现象和协同效应，使系统形成有一定功能的空间、时间或时空的自组织结构。而协同创新的概念则是最早由MIT斯隆中心的研究员Peter Gloor提出，他认为协同创新源自拥有共同目标的参与者组成虚拟化网络小组，应用网络工具进行沟通交流以实现共同的目标。
近几十年，我国学者对协同创新的关注不断加大，并从不同角度对协同创新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胡恩华、刘洪、张方等学者提出协同创新就是指集群创新企业与群外环境之间既相互竞争、制约，又相互协同、受益，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企业自身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彭本红、周叶认为协同创新是指企业之间在竞争合作的基础上展开的联合创新行为，既可以是研发合作创新，也可以是产品创新或是市场创新。而刘颖、陈继祥则提出针对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创新，认为协同创新就是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企业自身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创新效应的过程。而陈劲则在协同创新上着重提出知识生产机构的作用，认为协同创新是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在创新过程中，价值创造与价值锁定是参与主体所要追求的两个目标，通过对创新的知识属性、组织治理结构及合作伙伴这三要素的协调来平衡主体间合作与竞争，即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对三要素的匹配能力成为协同创新中心引领各协同创新参与主体实现创新过程成功的重要保障如图2-1所示。通过三要素在价值创造与价值锁定不同阶段的匹配，来实现协同创新价值的最大化。与此相对应，保障机制的选择应该对应于协同创新各主体间内部与外部的组织形式，而作为协同创新参与的主体应该在不同的创新演进阶段，通过对合作、合约及内部科层的组织结构形式进行不同的选择，以使得协同效应得到最大发挥。图2-1 协同创新组织框架
国外的协同创新研究主要是宏观层面上的问题，包括对各种创新主体的协同，企业与环境间的协同以及企业内部各种职能的协同，而国内学者们对于协同创新领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协同创新的内涵，但是大家都较为一致认同协同创新的作用就是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1+1+1＞3”的非线性效用。2.2 高校协同创新的界定
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对加快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世界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高校是促进协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动力。“二战”之后德国率先建立了一批以柏林大学为模式的创新研究型大学，而这正是德国“二战”后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而美国的硅谷也正是在斯坦福大学的支撑下才得以快速发展的。由此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逐渐被众多学者和企业所重视。2003年，美国学者Chesbrough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的概念，认为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以及高级人才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企业应实施开放式创新，与大学等外部知识源进行合作。2008年Etzkowita在其《三重螺旋》一书中提出产学合作是大学除了教学和研究外的“第三使命”，“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在发挥各自独特作用的同时加强多重互动，是提高国家创新系统整体绩效的重要条件。在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1992年，国家经贸委、教育部和中科院联合组织实施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开展了大量关于产学研合作的动因及影响因素、组织模式与治理机制、组织间关系及演变、交易成本和制度安排、合作效果评价的研究。胡锦涛更是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高校协同创新概念，同时提出高校应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政策的引导，与研究机构、企业深度合作，促进资源共享、联合攻关，为建设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努力。胡锦涛还特别强调我国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协同创新中的推动作用。关于高校协同创新的内涵，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李忠云和邓秀新指出高校协同创新的内涵是高校内部、高校之间、高校与研究院所、企业之间为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技项目、行业共性技术等问题，而共同投入资源、能力，并在政府、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的支持下，整合资源、协同攻关，实现科学研究、技木开发的重大进展和突破性创新活动。鲁若愚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合作各方以资源或优势互补为前提，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为准则，为共同完成一项技术创新所达成的分工协作的契约安排，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以大学或科研机构为技术供给方的研发合作主要形式。严雄则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是大学、科研机构、企业三个创新主体共同投入优势资源和能力，同时在政府、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辅助机构的支持下，协同进行技术开发的创新活动。邵云飞认为高校协同创新是高校协同科研院所、国外科研机构、行业企业等创新主体，在地方政府以及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的支持下，通过创新主体之间以及创新主体与外部环境的人力、知识、技术、资本等的互动，为实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研究发展而形成的前沿性、开放性、专业性、稳定性的组织系统，并进一步指出高校协同创新的模式包括面向学科前沿的学术协同、面向行业企业的技木协同、面向区域发展的区域协同、面向文化传承的文化协同四种。
目前，对高校协同创新概念的提法，有一些学者称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有一些学者称为高校协同创新，但是这些概念的含义都异曲同工，本文更倾向于高校协同创新这个提法，因为这体现出了高校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和关键作用。
综合而言，高效协同创新的本质就是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即高校以及其他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三者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为前提的情况下，进行技术、机制、体制等的创新，最终达成三方共赢。2.3 高校协同创新与共生理论
在一个开放系统的时代，专有的结构体系已经不存在，甚至会成为合作的壁垒，于是体系的一致性变得极为重要。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设计良好并可扩充演化的体系结构，可以随着市场一起发展，为合作对象提供一种稳定的固定节点并作为辐射状、长期存在的合作平台。协同创新理论体现了系统权变的思想，与技术创新模式由封闭转向开放密切相关，反映了当今科技发展模式的最新趋势。随着参与协同各个主体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协同创新模式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合作方式已经从早期的点对点，线对线的合作方式逐步趋向出网络化、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协同创新平台各个参与主体之间开始显现出生物学上的“共性特征”。协同创新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整体性，创新生态系统是各种要素形成的有机集合，其存在的方式、目标、功能都表现出统一的整体性；（2）动态性，创新生态系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在系统中，各个组成结构或者元素通过“接受资源—处理资源—输出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将资源进行完善和优化，当外部环境达到一定条件，系统内部就会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而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推动创新的形成。刘丹认为协同创新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合作创新，协同创新被看作不同的创新参与者（制造业中的企业、R&D机构和创新导向服务供应者）的协同群体，其具有复杂性、动态性、系统性、开放性、中心性、协同性等特点，通过网络可以实现各个主体间的资源共享、知识传递和技术扩散，实现知识、技术的增值和创新的产生。创新是一个螺旋式动态上升的循环活动，包括模糊前端设想、开发设计、产业化与商业化三个阶段，从形成创新内容到创新结果的扩散，再到产品的市场效益形成，然后通过市场需求再进入新一轮发展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参与的各主体通过“沟通—协调—合作—协同”，产生着次序、交叉、交互的作用。
而“共生”指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共生环境中共生单元各个主体之间按照某种共生模式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联系、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关系，其构成要素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以及共生环境。共生单元指构成共生集群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协同的形式；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关系即共生模式存在发展的内部或外部条件。任何共生关系都是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组织间横向与纵向之间的知识及技术的整合是协同创新产生的根源，组织要素间的组织网络将会影响创新的互动和互补效应。协同创新体系是各创新主体基于共同的目标而建立具有动态性、互补性、持续稳定的合作共生关系。Johnsen与Ford认为组织间横向与纵向之间的知识及技木的整合是协调创新产生的根源，组织要素间的组织网络将会影响创新的互动和互补效应。高校协同创新是以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本书统称为高校））为核心，政府机构为支撑，企业、科技中介组织、协同创新中心等辅助要素为依托的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多元参与主体协同互动的创新。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政策的引导高校和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在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技项目、解决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以及生产实际中的重大问题，各自投入优势资源和能力，实行资源共享、问题联合攻关，实现资源禀赋的合理配置，通过协同产生“协同效应”实现总体绩效大于个体绩效总和，从而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推进新兴技术的形成和产业发展。在整个协同创新中，高校作为知识的生产者，人才的培养者，技术的创造者，为企业提供人力、技木和智力上的支持；政府作为服务机构通过“有形的手”“无形的手”为高校、企业的合作提供政策、法制以及环境上的支持；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通过技术产业化、商品化，为技术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各个参与主体通过协同实现优势互补，能够实现各个共生要素之间的利益和信息交换，这种合作模式存在着物质、资源、信息的流动，表现出生物学上的共生特性，其具体实现途径是：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机制而建立政府、企业、大学等为基础的大跨度整合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充分激发政府、企业、大学的能力，整合互补性资源，推动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技术创新和技术成果产业化。各个参与主体通过协同实现优势互补能够实现各个共生要素之间的利益和信息交换，这种合作模式存在着物质、资源、信息的流动，表现出生物学上的共生特性，形成依托的共生单元，以特定的经济、社会为背景的共生环境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共生体，从而实现各个主体的相互适应、相互激励、相互改进的过程，推动协同创新体系的结构均衡。2.4 高校协同创新与自组织理论
所谓自组织是指在不存在外界环境特定干预的情况下，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形成有序结构。一个协同系统不仅是一个表现出极限环或者混沌行为的动力系统，而且也可能是一种发生不可逆过程的系统，该不可逆过程导致系统从无组织状态进入到有结构的状态。高度协调、密切相关的过程只有通过交换信息才可能实现，资源通过产生、传输、接收、处理，转成新的介质，并同时在系统的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进行交互衍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创新不再是一个单独的活动，而是涉及多层次、多主体、多要素进行协同合作的动态复杂的创新网络活动。陈劲提出：协同创新是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与资源整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在协同创新网络方面，Hadjimanolis指出，协同创新网络是由企业和供应商、中介机构以及客户等通过结成关联节点所形成的。Pekkarinen和Harmaakorpi认为，企业协同创新主要由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中介组织等异质组织构成。刘丹认为协同创新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合作创新，协同创新被看作不同的创新参与者（制造业中的企业、R&D机构和创新导向服务供应者）的协同群体，其具有复杂性、动态性、系统性、开放性、中心性、协同性等特点，通过网络可以实现各个主体间的资源共享、知识传递和技术扩散，实现知识、技术的增值和创新的产生。
由此，协同创新是一种独特的、混合性、多元跨组织关系，由于其跨组织结构关系在目标设置上具有协同性质，因而可以避免传统组织结构的缺点、提高技木创新的有效性。高校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以网络组织（虚拟组织为典型）的形式运作，以知识生产机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载体，由多种要素、多种主体、多种联系协同形成的集合体，是由众多的单元和层次，以及不同的要素有机整合形成的复杂系统，为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它同时具有产学研组织和网络组织的优点，联合各方发挥各自优势，目的是组建一个优化的完整的创新链，以实现各合作创新主体间的资源共享、知识传递和技木扩散，最终实现知识、技术的价值增值和创新产生的网络系统。其网络合作关系打破了以往以自我积累为主，彼此依存度相当低的发展模式；通过高度协调、密切相关的信息交互，实现资源的产生、传输、接受、处理、衍化。同时，要素在不同的系统部分、层面进行交融，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体系中的资源，构建以核心能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等内容为主的协同创新网络，推动参与主体走向更为有序状态，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综合效益。在组织中各个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构成系统化、协同化的网络体系，推动形成战略性的、长期性的紧密协同合作关系，而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高校协同创新是可以由政府、其他社会组织规划进行构建，或由于市场推动作用而自发形成，其目的是协同创新可持续成长的创新延续，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演化，都要遵循客观规律，不断适应内部和外部的环境要求，也就是具有自我生长、自我适应、自我复制等自组织特征。2.4.1 高校协同创新的自我生长特征
高校协同创新其自我生长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一种高校与企业之间的网络组织结构、模式和功能从无到有的自我产生过程。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本身融教学和科研于一体，对高校和企业而言，是将各自分散的技术创新要素在多方面聚合，在协同创新的引导下实现共赢。高校和企业是不同的创新主体，具有各自实施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内在运行机制，从合作主体角度其创新网络模式可以划分为：点对点模式，即企业界某一特定企业与学术界某一特定学校或科研机构建立的合作创新关系；点对链模式，即一个企业与若干个学术机构或一个学术机构与若干个处于同一产业链或供应链上的企业进行的合作创新；网络模式，即指某个行业内或供应链上的多个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合作创新。高校协同创新发展和演变过程是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网络体系中各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非线性的作用，各要素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协同效应，形成良性循环，降低了协同合作创新网络与外部能量交换、使用的路径依赖与交易成本，增强了网络的自我组织生长能力，推动网络系统向有序化发展，最终使系统达到新的宏观状态，如此不断循环推动创新网络演化。2.4.2 高校协同创新的自我适应特征
高校协同创新的自我适应性是从高校、企业与外界关系的角度对网络系统自组织过程的阐述。各个组织要素位于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需要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及信息的交换；组织知识创造合作、资源的交流与共享，参与主体之间的资金、技术、劳动力之间的反馈作用；创新活动过程中技术研发、知识物化、产品成型及市场实现之间的协同作用，不断推动着高校、企业、政府之间的创新网络演化。如：电子科技大学“太赫兹科学协同创新中心”依托国家“2011计划”通过聚集国内太赫兹领域多家优势单位以及科研团队共同组建而成，该中心秉承“开放共享、优势互补、科学组织、协同创新”的观念，通过科学与技术融合、基础与应用相承、学科与学科交叉，推动着组织要素之间的有效流动，促进了科技资源的利用，进而使协同创新网络出现新的结构、状态或功能。自我适应特征是协同创新生态系统不断演化前进的驱动因素，其过程依托于外部与内部的市场信息、资金、政策支持、科技成果转移等，推动着系统的协同演化。2.4.3 高校协同创新的自我复制特征
高校协同创新通过自我复制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自组织演化。高校协同创新的自我复制主要体现在高校科技工业园和技术扩散效应上。例如：硅谷、剑桥、筑波等以高校为依托的科学园，通过产业的发展与科技活动相结合，使高校的资源能够加快转移到产业领域，实现科技产业化，推动了技术流动及扩散。高校作为技术创新的源头，依托这种自我复制的特性将其知识创新衍生至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领域，通过加强知识创造和知识转化的上下游联系，建立了高校、企业、政府紧密结合多元化发展机制，推动了资源供给的有效性。自我复制特征是高校协同创新网络系统不断演化的途径。
综上所述，高校协同创新是由一个从单要素、单主体、单联系的联接逐步向由多种要素、多种主体、多种联系协同形成集合体的演变过程。在其演化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对系统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当控制参量的变动把系统由均匀演变到耗散状态，这种差异和不平衡就由此产生，就会辨别出快变量和慢变量，于是慢变量主导着演化进程，支配快变量的活动，成为新结构的序参量。因此，基于高校协同创新的自组织特征，通过对系统内部不同变量相互作用而发生的结构演化过程的分析，可以识别高校协同创新系统的演化机制。2.5 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高校协同创新的理论体系，通过文献回顾了协同创新的起源，探讨了协同创新的定义，协同创新的作用就是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1+1+1＞3”的非线性效用；界定了高校协同创新的概念和本质；同时从共生理论视角、自组织理论视角对高校协同创新进行了探讨。高校协同创新是高校协同科研院所、国外科研机构、行业企业等创新主体，在地方政府以及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的支持下，通过创新主体之间以及创新主体与外部环境的人力、知识、技术、资本等的互动，为实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研究发展，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以此为前提的情况而形成的前沿性、开放性、专业性、稳定性的创新组织系统，进行技术、机制、体制等的创新，最终达成三方的共赢。第3章高校协同创新的机理
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以知识发展为基础，知识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地位日益突出。高校协同创新是指在知识经济背景下，“高校—产业界—政府”三方相互协调，通过主体之间、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人力、知识、技木、基础设施、资本、信息及政策等创新资源的互动，形成具有前沿性、专业性、开放性、稳定性的组织系统，促进协同创新机制在三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不断提升，以推动技术的创新、生产、转化、应用以及升级。高校作为知识发展与技术革新的重要源泉，是不断推动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高校、企业、政府机构等创新主体通过协同创新，以市场需求为纽带，围绕技术创新与产业化，以协同创新平台为组织界面，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进化，相互协作的协同创新体系。3.1 高校协同创新的内涵
高校在技术创新体系中承担着提供知识源的任务，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独特作用。依托高校的优势，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及国际社会等建立深度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的有机整体，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没有高校与企业、用户、科研院所、政府等的合作，就难以在全社会形成协同创新体制，难以构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同产业发展相衔接的结构合理、类型多样、机制灵活、充满活力的创新体系。高校如今已成为推动协同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其一个重要的责任就在于根据国家需求和自身特点，发现问题并设计解决方案，更新理念，有效推进创新链条上的多个环节的衔接工作及服务体系中多元主体的协同工作。
鉴于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外各学术领域对此也展开了多方研究，主要围绕着包含高校的协同创新模型运行机制、模式、绩效等方面进行。
Yang Dongsheng等（2008）运用多Agent方法建立了校企协同创新系统的动态机制模型。Hongzhuan Chen等（2009）建立一个灰色对称进化链模型来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稳定平衡性。陈晓红等（2006）提出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体系构想，建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四主体动态模型”，并分析其运行机制。范太胜（2008）通过分析协同创新机制的功能和结构，解释创新网络的集体学习机制以及协同创新机制如何提升创新网络的创新绩效。Chen Jin等（2008）指出通过大学技木和知识的产出、企业有效地吸收，实现创新主体从大学向企业转变，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斌（2003）认为，企业、大学、研究院所、政府是创新系统的四个执行主体，四者之间有双向联系。这一判断认为是各执行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介于自由放任模型和三重螺旋模型之间。
随着协同创新的不断研究，人们日益重视高校协同创新。熊励、孙友霞、蒋定福和刘文（2011）在《协同创新研究综述——基于实现途径视角》中指出协同创新根据实现途径的不同可分为内部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内部协同创新研究如表3-2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内部协同创新的研究中内部影响因素大致集中在技术、市场、组织、战略等。而表3-1中表明横向协同创新的相关主体主要是企业和大学，这也体现了大学在协同创新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薛传会（2012）在《论高等学校的协同创新及其战略重点》中指出，所谓的协同创新就是围绕创新的目标，多主体、多因素共同协助、互相补充、配合协作的创新行为。表3-1 横向协同创新相关研究表3-2 内部协同创新研究3.2 高校协同创新的运作
协同创新的运作机制是指从各协同主体产生组建协同联盟意愿开始，到协同利益分配结束全过程中涉及各个环节的运行原理、相关制度及作用方式。一般而言协同创新分为高校主导、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三种类别。而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作机制是指协同创新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理，即相关主体、相关对象和要素等在协同创新中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方式、功能、程序及运行原理等，包括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决策、投入、利益分配等内容。
国外在协同创新的运作机制研究一般从创新要素协同的影响因素协同的途径与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Wheelwright和Clark对跨职能团队中的制造人员、研发和设计人员的级别进行比较，发现制造人员要比其他人员低2级至3级。但是这种划分却会降低新产品开发的成功概率，他们认为部门员工的教育背景、专业背景以及部门不同所带来的信息沟通不畅是造成协同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而Law-renee和Lorsch却指出，正是由于各个部门之间存在高度差异才会使得组内成员因为差异化而在一些相似的工作上展开竞争，从而带来更高的绩效。Yang Dongsheng等根据大学与产业的协同创新系统的基本特征，运用多Agent方法构建校企协同创新系统的动态机制模型，并根据模拟结果对协同创新系统的演变规则进行讨论。Hongzhuan Chen等在考虑现实生活中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畅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灰色对称进化链模型，探讨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稳定性并解释了两方或者三方之间协同的规则。Chen Jin等指出产学协同创新的过程应从大学的创新输出向企业的有效吸收协同创新过程转变，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Perkmann和Walsh在研究了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协同关系的扩散和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产学协同创新中的寻找与匹配过程和协同关系的组织与管理。
国内针对高校协同创新的运作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解决产学研结合中存在的问题，陈建有提出建立多方调节机制以解决产学研结合存在的问题；二是产学研的知识产权运行机制层面，对此，学者刘立程依据《专利法》等法律，提出协同创新团体中高校与高校之间的专利归属应从整体的利益出发，以共同申请人的方式进行联合申请专利，而对于高校与企业的专利归属在进行共同申请之后，再进行另外的约定以处理高校和合作企业在专利上的使用问题；三是机制组成环节层面，张俊提出产学研运行机制分为七个要素，即产学研联盟由主体、制度、动力源三个源头组成并推动，由激励、协调、领导、发展四种机制组成。此外陈晓红等针对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不足，构建了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体系的“四主体动态模型”，旨在通过增强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创新资源供给，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来提高中小企业的能力，实现创新外部正效应内部化。范太胜将从契约主导型协同机制、生态型自发性协同结构来研究集群的协同创新机制，指出通过协同创新增强产业技术创新网络和社会创新网络的网络关系强度，形成协同创新氛围增强资源交换的丰富度，进而提高创新网络的创新密度、创新规模、创新强度和创新速度，最终提升集群的创新绩效。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于产学研运作机制的研究还倾向于对国外的产学研协同机制的归纳，提出的建议大多不符合中国国情，并且过于依赖政府的力量，可操作性以及持久性都不够完善。3.3 高校协同创新的要素
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是高校、研究所以及企业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协同创新的主要表现就是产学研的深度合作，但是由于各个利益主体的需求和其出发点的不同，加深了各主体之间的合作难度。而对于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的探索，有利于促进产、学、研之间的深度合作，形成共赢的格局，促进相互间的共同发展。由此国内外众多学者针对高校协同创新的驱动要素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资源依赖理论：Geisler和Rubenstein运用定性的分析方法对高校协同创新行为进行了数理描述和过程分析，并探讨了高校协同创新的动机主要来源于与产业界的合作，这能够为高校的师生提供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以及增加经费来源的途径。Wang和Shapira以美国的纳米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将大学的资源划分为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地位资本（positional capital）三个方面，分别研究他们对企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协同创新可以让企业增强研究能力、技木潜力以及提高获得外部资金的机会。Santoro和Go-palakrishnan把产学研协同创新定义为一种互补的战略联盟。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具有能力和资源的互补，这成为协同创新的关键动力。（2）组织学习理论：Geisler在组织间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研发技术协同的理论框架，研究了大学与工业企业协同创新的动力以及影响其动力的因素。Si-mon从组织学习的角度出发，认为对企业而言，与高校进行协同创新是一个获取知识创造的有前景的渠道。（3）战略行为理论：Gulbrandsen和Smeby通过对挪威的1967名终身教授的问卷调查，研究产业界基金与大学研究表现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界基金对教授的支持可以使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应用程度更大，而他们与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协同会产生更多的科学出版物和更频繁的企业应用创新成果。（4）系统理论：Bacila和Gica认为在产学研的协同创新中，作为主体的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及外部的环境构成了一个大系统，产学研形成的动因不仅来自于协同方的需求和目标，还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压力。蒋石梅等以保定市新能源及输变电产业集群为案例，研究中国科技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过程和机理，发现该集群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下，通过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组织联盟促进了产业链、知识链和价值链的协同，提高了创新能力。（5）内外动因理论：丁堃根据对协同创新的内外部动力因素的分析，提出了大学、企业、研究所参与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的ERP1-P2CS模型，其中E代表经济环境，R代表资源，P1代表政策环境，P2代表三方共同内在动力要素——利润，C代表科技意识，S代表学术。李祖超、梁春晓在对高校协同创新内涵的分析基础上，提出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要素包括外部和内部两种，外部动力要素能够驱动或者转化为合作主体的内在要素，推动协同创新，其中外部动力要素包括政策推动、社会心理、市场拉动，而内部动力要素包括自我发展需求、利益驱动、外部诱发转化成内驱力等三方面。
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高效协同创新的动力要素进行了分析。其中James C.Hayton以资源依赖理论、市场力理论和战略行为理论等为理论依据，提出假设并证明企业面临的竞争力、技术机会和对协同创新产品的需求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促进因素。而Etzkowitz和Leydesdorff研究了创新动力从国家系统到“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关系转变，指出通过新技术（生物技术和通信技术）实现工业部门和国家创新系统的重组，并通过演化机制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的研究逐步成为知识密集网络转化的实验室。而Natário等则在其基础之上分析了欠发达地区的政产学三重螺旋模型的创新动力，以葡萄牙欠发达地区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创新动力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对象的创新，政产学三重螺旋模型的动力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尤其是信息流动较慢和地理位置不好的欠发达地区的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水平和互动过程会为他们获得额外的财政资源。其他学者则从制度、技术、市场等方面分析协同创新的动力因素：薛传会认为深化内部体制机制改革、更新观念、加强平台建设、推进跨学科研究、完善配套政策、克服自身存在的制度障碍等可以推进高校的协同创新；吕海萍等对浙江高校、研究院所、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和障碍机制，研究表明动力因素主要有发展需要、生存压力、已有合作关系、培养人才、政府政策和提高知名度，而影响协同创新的障碍有技术供给方的技术不成熟、企业缺乏“二次创新”、协同的管理能力；雷永、徐飞提出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运用博弈论对产学研形成因素进行分析，表明能力与资源的互补性是产学研联盟形成的关键动力。3.4 高校协同创新的模式
迈克尔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动力学》一书提出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也就是摆脱预先设定的框架、跨越学科界限的模式。这与我国的协同创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模式对于高校协同创新的最终绩效是不同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并且政府的引导作用也在不断地加强。当前我国的产学研合作，逐步形成了、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等各种创新主体积极参与、相互协作的市场化契约机制，各种创新主体通过产学研进行有机合作，充分发挥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
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以承担重大技木产业化专项的模式进行核心技术研究，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提升产业竞争力；第二，以共建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的模式推进技术产业化，该模式使企业能够对科研院所专业领域的技术创新进行持续投入，也使科研活动更贴近于市场需求，缩短产品化周期，同时还能够为企业储备技术和人才，是产学研合作体系中针对技术需求和供给对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第三，以大学或科研院所组建企业的模式转移技术，通过从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孵化出创新型公司，或者大学和科研机构同企业进行联合建立企业，这是推动技术转移及商业化的重要力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模型进行划分。其中王文岩、孙福全等学者从合作方式、合作形态以及合作中政府的作用三方面对产学研的创新模式进行区分，由于合作方式的不同将产学研合作模式分为技术转让、委托研究、联合攻关、内部一体化、共建科研基地、组建研发实体、人才联合培养与人才交流、产业技术联盟等多种模式；从合作形态方面将其分为点对点、点对链和合作网络三种模式；因为政府在产学研中的作用的不同分为市场自发、政府引导和政府主导这三种模式。李征、冯荣凯等则依据企业在产业链中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为依据，将产学研协同创新分为横向产学研协同创新、纵向产学研协同创新及混合型产学研协同创新。针对产学研中主导方的不同，王晓云将其分为政府推动型、协同方式的主建型、协同方式的联建型以及合作方式的共建型，并对各种模式进行分析。而陈立泰、叶长华则将其划分为政府推动型、大学主导型、科研机构主导型、企业主导型以及联合开发模式这五种类型。Fontana则区分了合作研发、合同研究、合作教育和技术产业化这四种模式。
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的主导因素、角度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模式进行划分，但是整体还缺少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对于每种模式的组成以及运行机制上也缺乏相应的研究。不同的模式的选择对于产学研的协同是至关重要的，而选择何种模式要依据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企业规模、研究机构的能力、企业的目标等因素的影响。Inzelt和D’Este、Patel发现正式的合作形式对产学研双方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是同时也指出非正式形式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John和Donald通过分析美国国家工程研究员的研究资料后指出，咨询服务和合作办学等非正式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成为主要的协同创新模式。国内学者李焱焱、杜鹃和叶冰等人研究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的选择因素，提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的选择受到需求、可能的市场潜力以及技术成熟度的影响。王雪原、王宏起等针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不同模式进行分析，并设计不同模式下的选择策略。李征、冯荣凯则详细研究了技术属性、政府意向等关键因素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的选择的影响。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学者一般利用博弈论、实证等方式进行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侧重于对影响协同创新模式选择的因素进行研究。3.5 本章小结
本节对高校协同创新的机理进行了概述，阐述了高校协同创新的内涵、机制、要素及模式。分析了高校协同创新系统结构及其运行要素，即相关主体、相关对象和要素等在协同创新中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方式、功能、程序及运行原理等，包括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决策机制、投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第4章高校协同创新的有效管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高校作为高端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在基础应用技术研究领域和高新技术原始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解决国民经济中重大科技问题、推动技术成果转移、实现技术产业化的生力军。要充分发挥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支持、推动大学在基础应用领域、前沿技术方面、社会公益等方向的原始创新。鼓励、促进大学与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全面合作，加大为国家、区域和行业发展服务的力度。”因此，要充分发挥高校创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催化作用，不仅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而且要形成科技进步与科技转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使技术优势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使科学技术的创新成果真正惠及社会发展，推动产业技木变革，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成为国家经济的竞争优势。4.1 高校协同创新的协同过程
对于协同创新的过程，一般学者们主要进行的是高校的创新人才培养、知识转移方面的研究。
我国是人口大国却不是人力资源强国，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才的培养，而创新领域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当今世界，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并抢占先机，各国都将创新人才的培养作为本国发展的重要立足点。美国早在1989年就出台了《2061计划》报告，针对本国教育阻碍人才培养和发展的问题，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体制。欧盟则于1999年就正式实施了“博洛尼亚进程”，旨在整合欧洲内部高等教育资源，打通教育体制，建立统一的学分制度，促进教师、学生的自由流动，以充分利用各国的教育资源，增强欧洲高等教育竞争力。而同处亚洲的日本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四次咨询报告》中提出教育改革要铲除根深蒂固的问题：划一性、封闭性、僵硬性，要重视个性，从根本上重新认识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和制度。我国高校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源于苏联的教育模式，学科设置强调专而精，培养出模式化的学生，强调一致性、标准型，而忽视学生的个性特征。这种模式就犹如流水作业线，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所需的人才，但是现如今的社会发展需要的是个性鲜明、基础知识扎实、自主学习能力强、社会适应能力强的多样化、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在我国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对于创新人才的需要更加的迫切。
高校人才培养主要是针对本科人才的培养，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和主题，只有本科教育提升，才能进一步提升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国外针对本科教育的模式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哲学、历史以及比较的视角。（1）哲学视角。国外的高等院校重视学生的哲学教育，几乎每个学生都必须选修一门哲学课，哲学课也成为大学生的一门基础课程。早在1798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著作《学部冲突》一文中就提出大学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动力是人的理性自由，大学要培养的是理性化的人。美国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则在《耶鲁学院1828年报告》中强调“训练”和“装备”心灵的理性主义教育理念。凡勃伦从理性主义大学观出发，强烈批评大学的功利化以及世俗化，强调大学应该出于真理和高深的学问进行科研，提出培养科学学术人才。雅斯贝尔斯从存在主义哲学观出发，突出大学的四项任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精神交流和追求真理，他认为大学生应该拥有自我意识，大学应该培养精神贵族。约翰则认为大学教育应该帮助学生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活计划而不仅仅是增进学生的知识和能力。1996年，Jacques Delors提出教育应该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形成独立自主、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2）历史视角。从历史视角的观点来看待教育问题，早期学者爱弥尔考察了几个世纪的教育制度和观念史，对中世纪大学的起源、巴黎大学的诞生以及大学的教学制度、学位制度、组织制度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三重修养——语言修养、科学历史修养、全面发展这三个培养目标。同时对于中世纪大学起源和教育活动进行考察的还有查尔斯·霍默，他详细描述了教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活动。克拉克从“二战”后美国的高等教育急速发展的宏观历史出发，提出了普遍入学促进优秀的教育模式，强调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不能失去精英教育的理想和培养优秀人才的使命。（3）比较的视角。伯顿·克拉克通过对八个学科比较之后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殊组织与学科结构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对人才培养中科学与科研平衡、专业组织模式构建的看法。而弗兰斯则从更宽的层面，对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教育政策进行比较研究。约翰·范德格拉芙从学术权利的角度对美国、英国等七国的管理体制进行比较，将学术组织分为六级层次，并对每一个层次的师资预算、课程与考试等进行了研究。
进入21世纪后，国外常青藤院校都已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哈佛大学“以核心课程与导师制为特色，注重素质、崇尚个性、发挥潜能”的全面发展模式；斯坦福大学“以校企合作和实践应用为特色，强调独立思考和心智启迪”的教学相长模式；剑桥大学“以模块课程和研讨教学为特色，注重质疑精神和理性思维培养”的自主探究模式等。在我国对于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方面，当然也有大量学者进行实践方面的研究，但是相对而言较少。
针对人才培养理论方面，龚怡祖于2003年在教育目的观、教育与制度观以及教育实施观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创新人才的培养。薛二勇通过将我国的情况与国外相比较，得出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增加高等院校的研究投入；改革高等院校学科结构、形态、组织方式，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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