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 著 张茂元 黄玮 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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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 缔造大英帝国：从史前时代到北美十三州独立试读：
译者序
詹姆斯·查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1878～1949）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作家。他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富裕家庭，先后于纽约大学坦登工程学院和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898年）和硕士学位（1900年）。毕业后先是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后来成为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合伙人。
1912年，觉得已经赚够了钱的亚当斯，转行专心著述。“新英格兰史三部曲”是亚当斯的成名之作，其中的第一部就让他获得了普利策奖。另一部著作《美国史诗》也是国际畅销书，并入选《生活》杂志的“1924～1944年间百部杰出作品”。亚当斯还是多卷本的《美国历史辞典》《美国历史地图集》和《美国历史专辑》的编辑。
1930年后，亚当斯活跃于美国艺术文学院并任院长。
人们如今仍津津乐道的美国梦，其实就出自亚当斯的《美国史诗》。亚当斯认为美国梦，固然是指人人都能有更富有、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但又绝非简单的汽车梦，也不仅是指高收入；而是指能促使所有人都能获得与其天赋、才智相匹配的充分发展的社会秩序。
正如亚当斯在本书序言中所指出的，他一直关注的还是美国的社会历史，并在此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了解到英国历史:“我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上述的最后一段）历史，尤其是美国的历史、治理和社会生活。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民众虽大不相同，但我们的历史却是密切相关的，且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就来自大英帝国。对美国历史、生活和制度的持续研究，必然会牵涉到英国历史。”
而对于本书来说，亚当斯的目的就是要探究：英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因素导致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又是如何在三百年前从人口不足当前纽约或伦敦一半的岛国变成统治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帝国？
正如学界所认可的那样，亚当斯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社会历史观。这在本书中体现得尤其充分。亚当斯在分析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及历史事件的时候，非常重视自然环境、多民族融合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如他在开篇就指出：“对英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因素，无疑是‘大不列颠是个岛’这一事实。
”他还特别指出威尔士和英格兰西北部的山脉，以及苏格兰高地在大英帝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在这些山林里，第一批迁入者成功抵挡了后来者的入侵，并最终在这些山林里定居下来。浓雾和雨水将人们堵在家里，导致家里而不是广场，成为人们交往和生活的重要场所。亚当斯认为，正是气候因素导致英国城市中没有像欧洲大陆那样的露天广场、露天咖啡屋，人们的生活主要在室内而非户外。气候迫使人们选择室内生活，而室内生活又培育了人们的独处和隐居的习性。
当然，亚当斯也清醒地认识到自然环境虽然重要，却也不是单独起作用的。
各民族的特性及其融合无疑也是亚当斯重点强调的。亚当斯历数高卢人、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等族群在英国的统治和融合，进而分析各个种族在其中所施加的影响。如罗马人结束了种族混战，带来了长时间的和平和稳定秩序；建设城市为民族交流和融合提供了重要平台；其血脉、习性和文化成为不列颠民族的一部分。当代英国人还继承了凯尔特人的“忧郁”以及他们的仙境知识。
亚当斯认为莎士比亚和所有英国传统中的相关知识绝大部分正是来自凯尔特人。而与凯尔特人品质大不相同甚至对立的日耳曼人的品质，也是当今英国人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撒克逊人合作、忠诚、失败时的坚定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作为掠夺者和拓荒者的两面性。撒克逊人的政治理念更被亚当斯认为影响深远，乃至塑造了当代英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如撒克逊领袖只有获得成员同意才能够维持其职位，而群体成员和民众都是自由的。而撒克逊人的“群众大会”和“贤人会议”更被视为自由制度甚至是议会的起源。
此外，亚当斯还通过典礼仪式（如盛装大典）、体育竞赛等，来达到以管窥豹的目的。体育“已经不是简单的身体健康、肌肉强壮或是眼明手快，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这一层次。
每种户外运动都有团队之间的对抗、竞争，这也塑造了英国人的一个重要品质——妥协……团队必须相互协作；此外，这还滋生了英国政治的最大发现，那就是两个团队其实都只是在游戏里扮演各自的角色。将这个原则应用到政治上，英国人最终发现，议会中有一个有组织的反对党的存在，对于实现议会自治和监督暂握大权的政府都是极其必要的”。
在诸多品质中，亚当斯还着重分析了英国人的集体责任观，并用谚语表述了“一个英国人，是个傻瓜；两个英国人，是场足球赛；三个英国人，成就大英帝国”的观点。这一谚语，也可说是很好地表述了亚当斯解释大英帝国缔造的核心观点。综合来看，亚当斯还指出英国人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宗教、体育、绅士风范和势利等四种力量所塑造的。为此，亚当斯在书中各个章节几乎都会对上述多个方面进行阐述。
尽管如此，亚当斯还是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套用某一简单模式来解释大英帝国的崛起及扩张。为此，他在各章节还概要描述了英国各时期的建筑风格、文学、诗歌、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并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将读者拉回到一个个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历史事件、自己去体会历史可能带来的启示。
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大英帝国曾经的缔造之旅吧。张茂元2018年于广州大学城
作者序
西方文明里有四段独具魅力的伟大历史。其他历史或许也相当有趣或浪漫，但与它们相比，这四段历史不仅伟大，而且举足轻重。它们分别是：古希腊人类智慧的兴起与解放；罗马帝国作为世界性帝国的发展；大英帝国从一个“半岛”（16世纪时对当时英格兰王国的蔑称）扩张为统治全球四分之一领土的帝国；最后是，北美大陆在三百多年内发生的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移和大增长，之前近乎荒寂的北美大陆，如今已经有约一亿四千五百万民众，他们文明发达，能够自行治理国家。
我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上述的最后一段历史，尤其是美国的历史、治理和社会生活。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民众虽大不相同，但我们的历史却是密切相关的，且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就来自大英帝国。对美国历史、生活和制度的持续研究，必然会牵涉到英国历史。而我为了了解那片土地及其人民，还在英格兰生活了大概六年，并获益良多。我对英格兰的认识，丝毫不亚于我对生我、养我的美国本土的认识。
大英帝国有文字记录的扩张史将近两千年，覆盖了地球上的每个区域。很明显，要想在一般的两卷本书里详细描述这段历史是不可能的。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关于事件、个人和时代的文献数不胜数。不过，我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对能够获得的大量历史资料进行挑选、节略，而是要发现（假设能做到）英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导致它变成如今这个样子？它又是如何在三百年前从人口不足如今纽约或伦敦一半的岛国，变成统治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帝国？
诸多学者对本书作出了卓越贡献，对此我深怀感激。不过，我还是要向威尔·D.豪（Will D. Howe）博士和默文·戴维斯（Mervyn Davies）先生特别致谢。他们非常认真地审阅了手稿全文并提出了很多颇具价值的建议。当然，书中所可能出现的事实错误和解释偏差都是我的责任。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
导 言
本书要评述的是大英帝国及其国民的成长，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要花点时间来认识下这个令世人感到困惑的民族。
因为他们一直而且至今仍然让人感到困惑。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等）的评论家和分析家，都撰写过大量关于英格兰人或是更广意义上的英国人的特性的书籍，以表达他们的困惑。其实，甚至是英国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存在诸多分歧。
实际上，英国人都同属一个种族，他们甚至自认为“有点疯狂”。不过评论家一直未能确定他们究竟是疯狂还是狡猾，诚实还是虚伪，蠢笨如牛还是大智若愚，头脑简单还是高瞻远瞩。对同一种族特性的描述如此完全相反，这也算是绝无仅有的了。事实上，我们称之为“民族”或许会更加恰当，因为时至今日，已经再无所谓“纯粹”的种族了。我们在下面的描述中也将会看到，英国人是由许多种族混合而成的。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英国人为何会有如此多相互矛盾的特性。
无论如何，再没有其他历史问题比民族性更加难以分析和难以追溯其起源了。这部分是因为民族性这个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这就使得一个世纪前的认识可能都比我们现在的丰富很多。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只能靠猜了。居住环境、地理、土壤和气候等宏观因素，以及它们与其他微观因素的相互作用，都会是重要根源。比如，如果只是泛泛而谈，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罗列出那些推动希腊文明兴起的因素。但是，同样的自然条件在希腊已经存在几万年，而“希腊荣光”却只持续了几代人。这说明自然条件并非充分原因。在恰当的时刻，与其他要素恰如其分地结合，自然条件的确相当重要——我们时刻不能忘记这一点，并要保持关注。宗教和语言的影响也相当大，也在我们的分析中占据重要位置。此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勒南（Renan）所说的“丰富的记忆遗产”——这是多个世纪来人们为了相同目的而作出的努力的沉淀。这些努力建构了传统，而整个民族所共享的传统又成为最强大、最具凝聚力的力量。但我们仍然无法回答核心问题。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那样，为何希腊人在知识和美学上的领先只持续了短短几十年，并且很快又归于平庸？不列颠群岛在大约一世纪前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口，为何能够“孕育”出——如美国的天才研究者卡特尔（Cattell）教授所言——全世界最杰出的四分之一的人口？顺便还得提一句，那些已经取得卓越成就并上了名人录的美国名人中，那些异国出生的人中大约有50%来自大英帝国。抛开这些数字不论，英国的确从一个小岛扩张到全世界，直至统治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领土和四分之一的人口。全世界二十亿人口中，英国就统治了五亿。这已经不是某一个因素（如种族）或是简单的公式所能解释的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讲故事，并且在具体情景中挖掘那些影响因素。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我们不能解释全部，最起码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民族特性和抱负也并非一成不变，如今的英国人在很多方面已与都铎时期的祖先大不一样。历史也不是从起点到终点的简单线性运动。相反，历史发展总是曲线式的，它取决于变化的环境、变化的民众、国际关系（就像万有引力一样能够暂时将一个国家拖离其既定轨道）、伟人在恰当时机是否出现等。但总体来看，大英帝国的历史还是完整的、连贯的：今日的不列颠和英国人与他们的祖先并无实质性的不同。
今天的英国人是什么样的？英国人和不列颠发展成什么样了？在此，我们立刻遭遇到本书通篇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乔治六世于1937年5月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的时候，庄严地承诺并宣誓他将“统辖大不列颠、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盟的子民、财产、领土及其附属物；并且依照印度自己的法律和风俗统领印度帝国”。这个誓言，乃至整个加冕仪式在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历经多次变化，这也反映了我们之前所说的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来探讨一下其中的一些矛盾。大英帝国是现代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共同体，他们共有的国王实际上是“统而不治”。不过，当君主制度被推翻，帝国也就崩塌了。它们将会四分五裂，与之前联合在一起时的强大不同，崩塌之后的各个小国均会式微。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既非逻辑、法律，也不是强权，而主要是对王权的情感支持、喜爱、传统和忠诚。我这里所说的王权，不是指特定的法定位置，也不是指特定时期的君主。在英国，“王权”意味着英国人所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所有的奋斗、希望、抱负，及对上帝、国王、联邦和帝国内民众个体忠诚的象征。如果说大不列颠某天会变成共和国，那还是可以想象的，尽管可能性不高。
但如果整个帝国变成共和国，那就完全不可能了，因为政治上和精神上都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人们不可能“选”出一个统领四分之一个地球的临时总统，而且即使选出来了，在激烈的公开竞争中持续更替的政府完全不可能成为我们之前所描述的那种象征。英国人对君主个人和王室怀着强烈兴趣，但当王权如此重要以致成为凝聚帝国的象征时，君主就必须代表其人民的最高理想——这些理想很多时候还是相互冲突的。也正因如此，爱德华八世个人的婚姻问题最终成为帝国宪政的危机。
关于加冕礼，我们还可以多说一两点。英国的很多典礼、仪式已经有超过千年的历史，没有哪个西方民族像英国人那样看重传统和延续性。他们热爱盛典，但当古老的风俗甚至是古老的服装重新出现在重要的历史纪念日的时候，其意义又超乎盛典：它将单一事件和民族的历史联结在一起。
这基本上是无意识的、难以言表的，但英国人依然能够深深感受到历史的一体性，以及代际间生生不息的传承。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领域内作出贡献，最终共同促进整个民族的发展，这就将个体——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和不同时空下更大的社会、民族联结起来。这又强化了个体的尊严，并赋予了个体某种意义的永生感。英国人算不上是神秘主义者（中世纪的拉丁人倒可以称之为神秘主义者），他们只是不善辞令，他们天生具有某种探寻生活深层本质的天性。
与上述品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品质，也是我在英国生活感受最深的，是他们非同寻常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
这一点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一般情况下，英国人并不怎么为他人利益出头；他们比较冷淡、疏离，比较喜欢独处。如果花园没有篱笆或是围墙，他们都会觉得不自在。房子就是他们的城堡，他们熟练地借此来隔绝那些不受欢迎的打扰。对于政府治理，他们可能是所有民族中最成功的一个，他们希望政府越小越好！他们热爱自由，喜欢过随心所欲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们又是我所知的为了集体利益而最积极主动承担各类社会义务、人道责任和政治职责的民族。而鲜被提及的义务，也的确是构成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坚实基础，因为“英国人个个都恪尽职守”。你去拜访某个老人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他外出探访囚犯去了，而且不是以某组织成员的身份而是以个人的名义。在乡下的茶聚中，时常会讨论一些本地话题，如疾病、贫穷，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在畅谈其理想中的英国制度。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无组织的，是个体出于天性或是出于对集体的义务感。多年前，当面临破产的时候，政府请求民众在1月份提前上缴本应在7月份上缴的很多税款。而在次日，在清晨6点，前来缴款的民众就在税局门口排起了长龙。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宣传的国家状态，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依我说，它不是从上而下进行控制的，而是一种从下而上的、对社会积极主动的态度。民众积极主动地为国家和民族承担义务。
这种态度也延伸到人际关系上。英国也有骗子和粗俗的人，我甚至也遭过殃，但我们必须通过其普通群众而非其最糟的人群来评判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像绑架犯和歹徒同样也不能代表美国一样。一般英国人的特点是，我发现全世界似乎都知道，就如俗语所言：“他不会让你失望”、他是一个“好人”。人们甚至说，他是“可以结伴去打老虎的”。在客厅里他们可能让人觉得不够友好，甚至冷漠，但如果你们突然陷入困境，他肯定不会见死不救。
实际上，在英国，是所有阶层而非某个阶层“不会让你失望”，这也让每个人都觉得其他人都是值得信赖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清晨排队缴税的原因。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只要自己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其他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最终大家一起实现目标。这些品质极具社会价值，它们保证了帝国能够成功统治其他民族——这些民族虽然可能更加注重逻辑性，但社会凝聚力却不行。我认为，这些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宗教、体育、绅士风范和势利等四种力量所塑造的。
尽管英国在所有方面都已经现代化，但宗教，不管是“教会”“小教堂”或者其他，仍旧在英国人的生活中具有强大影响力。忽视宗教的结果无疑是致命的。
体育，几个世纪来就一直是英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即使是在那些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里也影响深远。体育已经不是简单的身体健康、肌肉强壮或是眼明手快，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这一层次。每种户外运动都有团队之间的对抗、竞争，这也塑造了英国人的一个重要品质——妥协。尽管在体育运动中几乎都会有冲突，但也培育了相互妥协的意愿——心甘情愿接受胜负，团队里必须相互协作。此外，这还滋生了英国政治的最大发现，那就是两个团队其实都只是在游戏里扮演各自的角色。将这个原则应用到政治上，英国人最终发现，议会中有一个有组织的反对党的存在，对于实现议会自治和监督暂握大权的政府都是极其必要的。他们在1937年彻底认清了这个问题。从1937年开始，英国开始为“下议院最大的反对党领袖”支付薪水。我们可要知道，在大约一个世纪前，反对党甚至被当成是叛国贼。甚至在今天，很多大国如德国、意大利等，都还不能完全容忍反对党的存在。
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能够明白这种“玩游戏”的模式对于人类自由的重要性了。如果不能批评那些暂时掌握权力的人，又如何能够保护人民的自由呢？
绅士风范也是英国所特有的，并发挥着重大影响。几个世纪来，所谓的绅士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然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大相径庭。在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里，等级森严且阶层固化：贵族的后代仍是贵族，普通大众永远是普通大众！而英国社会的流动性则要高得多。在英国，人们更容易上升为贵族阶层，贵族子女也可能沦为平民。这种上下流动一直都是存在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自由流动，催生了现代绅士。不管他是否拥有高贵头衔，他肯定具有某些品质或资质，如教育良好、彬彬有礼，尤其是一些更为内在的品质，如之前提到的“不会让你失望”。
有两个因素很好地推动了这种风范在民众中扩散。一是对英国领导人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又来源于人们相信领导具有上述那些品质。另一个就是势利。势利，虽然通常容易被广为诟病，但同时又在塑造人们的理想和行为中起到重要作用。英国社会是个等级社会，从王室到贵族，再到望族，再到地位更低点的中间层等。自王室以下，每个阶层都竭尽所能地朝上看齐，他们都在模仿上层人士的行为。可能，直到最近，上层社会中的绅士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人们模仿学习的对象。现在，我们可能鄙视侍应这个职业、这个群体，但我们也还可能认可某个自诩为“绅士中的绅士”的侍应。因为他们虽然只是在试图模仿绅士的言行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标准言行，但也已比那些“穷”得只剩下钱和权的人要好得多。
英国人对法律和秩序的态度也让人印象深刻。这种态度也与前面所讲的几点密切相关。这种品质，可谓是久远历史的沉淀，已经深深嵌入这个民族的内核。它不仅体现在帝国的边缘地带，也存在于帝国的心脏地带，如伦敦人的耐心、好脾气，以及随处可见的井然有序的人群。
显然，要想在短短一章的内容里展现神秘英国人的品性是绝无可能的。马达里亚加（Madariaga）在其作品《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Englishmen, Frenchmen, Spaniards）中指出，英国王室徽章里的狮子和独角兽象征着英国人完全不同的两面，一面是“万兽之王”狮子所象征的威严、强大，另一面则是独角兽代表的异想天开。类似的比照可谓数不胜数。有一部分英国人信奉清教，但整个民族的其他人都热衷于体育；他们不善辞令却拥有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生活中漫不经心却统治四分之一个地球；作为经济大国却出产了全世界最伟大的诗歌；很多方面不合群却造就了异常紧密的社会结构；作为最热爱家庭的民族却也有世界上最多的流浪汉；腼腆害羞却又从不缺乏优越感；热爱洗澡但其浴室又是西欧最差、最少的；自我标榜为不爱幻想、不多愁善感却在肯辛顿公园树立了彼得·潘的塑像并在橡树墩上雕刻了仙女。诸如此类，我们可以列举很多。桑塔亚纳（Santayana）引用了这么一句谚语：“一个英国人，是个傻瓜；两个英国人，是场足球赛；三个英国人，成就大英帝国。”他公正地指出第一句是荒谬的，第三句说得也不准确，因为一个英国人就足以缔造大英帝国了。不管如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非同寻常的民族缔造历史的历程。
第一章 从史前到罗马时代
对英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因素，无疑是“不列颠是个岛”这一事实。不过，爱尔兰和冰岛也是岛国，它们的历史却完全不一样。
因此，很显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论述的。大不列颠并非一直都与欧洲大陆隔开，如今的多佛海峡曾经是陆地，英国的东海岸当时一直延伸到如今的北海。公元前2500～前2000年，不列颠的陆地下沉，其东面和南面被海水覆盖。
北海和大西洋的水淹没了低洼地，形成了如今切断法国和英国的海峡，创造了一条巨大无比的护城河，也成为后来英国在空战中的最佳屏障。
早期居民
英国人的始祖有可能是步行穿过如今的海峡，也可能是借助简陋的小船划过英国东岸和欧洲大陆间的海峡，不过那时的海峡估计还是相当狭窄、低浅的。即使是在史前，欧洲大陆就存在很多不同族群。我们对此的了解还极其匮乏。不过，有证据显示他们被迫——也可能是自发——不断地向西迁移，遇到大山或其他障碍时可能暂时停下来；而后继续向西，直至抵达荒芜的大西洋。
他们被迫迁入西班牙半岛、法国布里多尼半岛和大不列颠，甚至是更远的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与其他部族一样，这里的人们也一直经受着各种压迫。
威尔士和英格兰西北部的山脉，以及苏格兰高地在我们的故事中相当重要。正是在这些山林里，第一批迁入者成功抵挡了后来者的入侵，并最终在这些山林里定居下来。
至今为止，我们对那些早期部落和移民知之甚少，学者们也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甚至是猜测，但在地理学和考古学的帮助下，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史前年代的几个事实。
首先，正如之前所指出的，大不列颠原非岛国。大约就是在那个时期，气候发生了急剧变化，从温暖、潮湿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在塑造英国人的性情、特性和生活方式上，如今的气候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这里的气候并不是大部分拉丁人喜欢的，这里的薄雾、浓雾和雨水将人们堵在家里。因此，家才是人们交往和生活的重要场所，而不是广场。如果你发现英国城市中没有像欧洲大陆那样的露天广场、露天咖啡屋，人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室内而非户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气候。气候迫使人们选择室内生活，而室内生活则培育了人们的独处和隐居的习性。
显然，不管那些早期迁入者是谁，也不管他们具有何种秉性，他们一波一波地迁入，在不同地区定居而且数量不一，因此，在罗马时期的后来者入侵的很久之前，这些早期居民就已经成为高度混合的种族了。当然，后来者所面临的状况也就随之不同了。
不仅之前的陆地连接已经被淹没，而且早期迁入者早已遍布岛内各地。我们后面还将提到，后来的入侵者成功将早期定居者赶入山区。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早期定居者被赶入山区，后来者想进一步征服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因而，后来者中的大部分如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丹麦人及其他人都没能够进入爱尔兰。也正因如此，在英格兰很常见的混血，在爱尔兰就很少见，仅有极少数居住在沿海附近的例外；同样，山地居民那里的混血也远比英格兰东部和南部要少很多。
虽然大不列颠成了岛国，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水并没有像之后那样为他们提供保护或让他们变得富强。分散的部族并不比欧洲大陆上的邻居拥有更好的船只，也称不上是更优秀的水手。英格兰南部尤其是东部的海岸线，有着无数的河流、出海口、港口以及连接内陆的滨海平原，这倒是为那些乘船而来的袭击者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入口。
只有具备了如下几个条件，大不列颠的岛国特点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首先，要有一个统一、强大的政府领导反抗入侵。这一点在诺曼人的统治下实现了。其次，要有远洋商贸的发展。借助远洋贸易的路线，英格兰才能参与到更大的世界格局中。我们只要看看其在地图中的位置，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些会在伊丽莎白时期实现，为什么是英格兰南部而非北部、苏格兰、爱尔兰或爱尔兰的其他岛屿因此受益。英格兰地理位置的便利性使得它可以横跨大西洋，发展与北欧的贸易以及其他远洋贸易。这些远洋贸易线路，一端是北欧那些物产丰饶的城市，穿过狭窄的海峡，快速抵达另一端，那就是英格兰自己的港口，如伦敦和布里斯托尔。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早在石器时代，英格兰就和西班牙、埃及[1]有贸易往来。在后来的金属时代，在伟大的琥珀之路沿线，也存在着各种贸易，如与爱尔兰的黄金贸易、从康沃尔购买锡等。
大约在公元前50年，由于凯撒摧毁了科比罗港口，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贸易遭到严重破坏。好在，曾入侵英格兰并在其中建立了两个王国的比利其人（Belgae），也在欧洲大陆创建了具有相当高度的文明国家，并与英格兰东南部有大量的商贸往来。不过，对这些早期商贸而言，大不列颠的岛国特征更多是一种阻碍。还要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国际变迁和国内发展后，伦敦才成为世界的关键节点。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英格兰早期的居民都是谁，甚至是他们的习性、风俗和精神面貌，那肯定非常有趣而且也相当重要，但实际上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显然，石器时代的不列颠还不是个岛国，就已经有了定居的农业生产、可观的财富累积，甚至有了相对简单的政治[2]组织和宗教组织。如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史前巨石柱——只是我们仍不能完全理解其内在含义。在随后的青铜和铁器时代，英格兰的人口数量和定居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期间，土壤、高地和低地，以及其他地理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我们对这些因素都知之不多，因此我们也只能略去不论，直接跳到凯撒时代的历史。
在先前的多个世纪里，英国文化被欧洲大陆地区的多种文化所影响，因而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方式也大不相同。有些村落毫不设防，有些则是山丘堡垒林立。有些部族偏好砂土和山地，有些（尤其当那些从其日耳曼祖先那里继承了伐木技术的比利其人迁入之后）则钻入山林大肆砍伐并在那里安居。
罗马入侵
凯撒在（法国）高卢和比利其人打过交道，并熟知其习性。他指出，那些越过海峡到英格兰抢劫而后定居的比利其人，依然沿用他们高卢部族的姓氏。高卢国王狄维契亚古斯（Diviciacus）不仅统治着高卢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还统治着不列颠——这里指的是英格兰的东南部。海峡两岸的人们显然保持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来自不列颠的小分队帮助他们的高卢亲属抵抗古罗马军团，而来自高卢的难民则在英格兰找到了安身之处。罗马对不列颠的入侵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么一个缘故，即凯撒认为有必要将高卢的富庶省份招抚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鉴于英格兰南部与高卢人的密切关系，征服英格兰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公元前55年的晚夏时节，凯撒发动了对英格兰的第一次远征——本质上应该算是一次侦察。他派遣下属盖乌斯·沃卢森努斯（Gaius Volusenus）带领先遣队去勘探英格兰海岸以寻找合适的登陆点。不幸的是，沃卢森努斯在迪尔就停了下来，并在那里修建工事、推平陡峭的海岸。就这样，沃卢森努斯错过了不远处的合适登陆点——唐斯。凯撒最终派遣了一万人的步兵团，后来其骑兵团虽然也上了运输船，却被总是帮着不列颠人的大风吹到了海峡下游，而不是凯撒的步兵团所登陆的迪尔港。而且当晚浪潮十分汹涌，以致不管是已经停泊在海滩的还是在海中抛锚的船舰都遭到极大破坏。
凯撒在冬季战争中缺乏补给，因而不得不在与不列颠人开战的同时，到海滩后面的富饶地区去搜寻食物。船舰在最短时间内被修复好。不列颠人的抵抗时而激烈时而涣散。他们有时觉得这个新的入侵者不可战胜，有时战斗起来又勇敢而坚决。有一天，他们袭击了罗马人的营地，但在罗马军团的强大编队冲击下又无法固守。不过，凯撒也意识到他的处境极其不利，于是将军队撤回了高卢。
作为一次征服不列颠的尝试，这次远征显然是失败的，不过凯撒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他现在知道了英格兰东南部是个谷物丰产的地区。与欧洲大陆的高卢人不一样，不列颠人使用战马车——尽管车轮上没有装备长柄镰刀——并将其作为重要的进攻武器；而对抗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骑兵。不列颠人无法对抗编队军团，也难以在不利战局中保持士气。不过，他仍没有关注到征服英格兰所面临的海军方面的问题、远离肯特海岸后所面临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等问题。回到高卢后，他准备来年发动一场准备更加充分的远征。至少，他已经发现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事实，即这个至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地方物产丰饶，也正是这些地方源源不断地为其在高卢的敌人输送援军。抛开控制着岛屿的比利其人时不时骚扰其统治的欧洲大陆不提，凯撒发现，因其物产丰饶，控制英格兰本身就价值不菲。
凯撒第二次远征一开始，他那由二十八艘战舰、五百四十艘运兵船和两百艘货船组成的舰队就被逆向风耽搁了整整三周。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凯撒深知，高卢人的忠诚是靠不住的，因此他打算带着高卢部族的几个首领远征以控制高卢部族。杜诺列克斯（Dumnorix）就是其中一个，他对凯撒深怀不满，在尝试说服凯撒让其留下未果后，他带着骑兵队逃出凯撒的营地。
虽然他最终还是被捕并遭到杀害，但他已用行动捍卫了自己的自由。
就在那晚，凯撒起航了。第二天早上，其军队在其上次登陆点的不远处登陆——他们显然还没有发现里奇伯勒港口。凯撒在登陆后就马上向内陆挺进，并在坎特伯雷附近击败了一支英国军队。不过，大风彻底摧毁了他的四十艘船并重创其他船只。为此，他不得不返回海岸并花了十天时间修理。在此，凯撒再次表现出其对海军的忽视，而不列颠人则利用了他们的这个优势。不列颠人中最强大的首领是比利其国王卡西维劳努斯（Cassivellaunus），其首府建在赫特福德郡。卡西维劳努斯之前一直未能成功统领其他比利其部族，而现在，只要他愿意站出来帮助抵抗罗马人，甚至连肯特人都会对他俯首称臣。
当凯撒重新展开其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已经不得不面对不列颠上最有才干的人——卡西维劳努斯。在战争中，尽管不列颠人用行动证明：只要领导有方，他们仍然是可怕的对手，不过凯撒还是击败了他们并摧毁了离圣奥尔本大约两英里远的卡西维劳努斯的总部。不过，这些部族可谓是一盘散沙，彼此争权夺利：肯特部族中的特里诺文特人（Trinobantes）背叛了卡西维劳努斯，还有五个部族归顺了凯撒。另一方面，其他肯特部族攻击了凯撒的舰队和附近的营地，这也迫使凯撒与卡图维劳尼族人（Catuvellauni）议和并再次匆匆赶回海岸救急。
就在那时，高卢又出现了麻烦，需要凯撒立即回去解决。由于船只数量减少且增添了不少俘虏，凯撒的船队要来回两次才能运送完人员和物资。不过，他还是安全返回高卢了。从公元前54年的那晚起直至公元43年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再无罗马人骚扰过大不列颠。而英格兰人对入侵的恐惧也如一个噩梦般过去了。
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是不清楚为何在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皇帝的统治期内，征服不列颠重新被列入议程。他们在几年内就打到了苏格兰边境，不列颠也就此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5世纪早期。至于罗马的文化和权力在不列颠实行统治的具体日期，就无法精确考证了。不过，不列颠人并没有温顺地接受征服。我们应该记住反抗者的首领——卡拉克塔克斯（Caractacus）。他组织反抗军与罗马英勇抗争，但最终被俘虏并死于罗马。卡拉克塔克斯宁死也不甘失败，他曾三次组织反抗军与罗马血战。他也是被征服时期最重要的不列颠人之一。
另一个需要被牢记的是博阿迪西亚（Boadicea，现在有些学者喜欢拼为Boudicca）女王。到公元61年，英格兰的很多地区都已经被组织起来，伦敦、维鲁拉米恩、切斯特及其他地方，已经有了罗马人的定居点。随着征服和组织化，税吏、放债人、压迫和管理不善也随之而来。人们在这种重负和损耗中痛苦不堪。博阿迪西亚的丈夫，作为爱西尼（Iceni）部族的头领，不作任何反抗就向克劳狄乌斯投降，做了“傀儡”皇帝。他死后，留下了寡妇博阿迪西亚和两个女儿。罗马宣称王室家族已经灭绝，并没收了王室及其他爱西尼贵族的财产。博阿迪西亚遭到公开鞭打，她的两个女儿则被强奸。
这位深受侮辱和伤害刺痛的女王号召东部和南部的不列颠人起来反抗、杀死压迫者。当女王号召其人民掀起反抗风暴时，总督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正在安格尔西大肆屠杀德鲁伊教的教士。罗马人对自己的权力是如此自信，以致他们竟没有在伦敦和其他城市修建围墙。据估计，在几天内，仅在三个城市就有七万名罗马人被杀害。在罗马人征服英格兰十八年后，罗马人在英格兰的数量也由此可见一斑。
罗马第九军团此时已被歼灭。第二军团的领导表现怯弱，拒绝支援匆忙南下的苏埃托尼乌斯。带着一万士兵的苏埃托尼乌斯遭遇了一帮“暴民”——他们是拖家带口的平民，而非军队。不过，罗马军团仍令人意外地发动攻击并消灭了他们。最终，据称有八万名男人、女人和小孩被杀害。苏埃托尼乌斯是出色的战士，却不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只想着狠狠地复仇。不过，幸免于尼禄暴政的新总督被指派到了不列颠，他更为人道，也更像个政治家。苏埃托尼乌斯被召回，新总督实行了安抚政策，并带来了良好的管理。在这个黑暗时期，有三个人值得被记住，分别是不列颠英雄卡拉克塔克斯、博阿迪西亚和罗马总督克拉西喀阿努斯（Classicianus）。克拉西喀阿努斯力排功勋卓著的将军的意见，为饱受苦难的人们带来了和平与稳定。他最终死于英格兰，其坟墓也于1935年被确认，现在就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
阿格里科拉（Agricola）于78～84年任不列颠总督，他功勋卓著，任内征服了包括威尔士在内的大部分岛屿，除了极北的部分地区——罗马人一直未能击败那些生活在北部蛮荒山区的野蛮部落古苏格兰人（Caledonian）。这些古苏格兰人甚至还时不时地掠夺那些低地。罗马人在不列颠的北方边境修建了一系列堡垒。皇帝哈德良在公元119年视察不列颠之后，更是兴建了著名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在那个时期，哈德良长城和其他边防堡垒大概需要一万九千名士兵（包括骑兵）来布防。
不列颠罗马化
现在，是时候将论述从战争和流血转向了解在不列颠所建立的罗马文明的本质了，并且了解其究竟产生了哪些长远影响——如果有的话。不幸的是，尽管存在很多罗马遗迹，我们也相当了解那段有记载的历史，但很多我们想了解的资料仍然是一片空白。
不管怎样，我们的确知道，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不列颠已经是最重要的行省之一，且通常由前执政官管理。尽管没有关于人口的统计资料，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可能有五十万至一百万人，其中大概有一半是完全罗马化的：其中又包括驻扎在不列颠岛上的四个军团，以及具体数量不详的罗马人。这些人在当时不列颠的分布，更加接近史前时期的状况，而非现代英格兰的状况。
早期的人们大多定居在那些容易耕作、土质相对松软的地区。
后来发生的变革，即大规模在林地和湿地耕种，极大地扩展了可耕种区域，增加了食物供给和人口。不过这种变革是在《末日审判书》[3]施行时期才真正完成的。大约有十万移民迁入英格兰，包括五雷四万名军团士兵及其家庭成员、随军流动的平民、商人等。其中又包括各种民族，如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哥特人和撒克逊人等，还有数量相对较少的纯种罗马人。尽管这个民族大熔炉就这样持续沸腾、翻滚，新来者渐渐都被同化为精明的不列颠人。不过，要想搞清楚不列颠人的民族性在哪些方面被改变或是被改变了多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研究罗马时期人们的生活时，我们首先要区分城镇和乡村。
而且在英格兰，首先要考虑的必然是乡村。
大多数地区都存在两种类型的乡村，即农庄和村庄。它们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和农业体系。虽然目前还缺乏证据，不过这两种体系有可能在被罗马征服前就已经存在。这两种乡村，一开始其中一种是单独的家庭农场，另一种是社区群居，后来前者发展成农庄，后者发展成村庄。
至少在罗马时期，农庄是一个家庭及其亲属的居所，独立存在于其农场之外，并不与其他社区群居。虽然也有例外，但几个农庄聚在一块领地内的情况并不常见。也有一些农庄的领主从事的并非是农业而是挖矿等，但这种例外同样没有改变农庄生活的一般规则。
农庄本身可大可小。其大小取决于农庄主的财富，也与建筑物有关系。农庄的风格及其陈设，通常都已经罗马化了。矩形房间的墙壁一般用描画的灰泥来装饰，就如我们在庞贝看到的那样。
那时候的居民，也不像如今居住在现代英国房子里的居民那么热衷于奢华的中央暖气和沐浴用具。房子周围就是空旷的田地。
一个农庄就是一个独立、紧凑的经济单元。仆人和工人的食宿由农庄主负责，他们就住在农庄的主楼附近。一般而言，农庄生活是有钱人的特权。不过它与后来的领主生活却无丝毫联系，后者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农庄散布于乡村的各个角落，各地的农庄数量也多少不一。在1～3世纪，英格兰农庄的数量和规模都有稳定的增长。
在罗马时期，另一种乡村生活形态就是村庄。在这里，自治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居住在几乎都是只有一个房间的圆形小棚屋里，村庄外围是沟渠或围墙，以提供保护。从遗迹来判断，这些人（除了英格兰南部的）即使有被罗马化，其程度也是很轻的。
尽管村庄拥有附近的土地，不过他们还是很穷。在这里，村民共同耕种这些土地，而小块土地则可能被永久性地或是分年度地分配给个体村民。有意思的是，我们关于十五个世纪前的土地形状和分配的很多认识，还主要归功于空中摄影术的发展。这些耕地的面积通常只有一两英亩。而我们知道，耕地面积小的农民跟那些拥有很多耕地的地主相比，其效率总是较低的。与那些拥有大块深耕地的农庄主相比，只有小块浅耕地的农民也是这种情况。
现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这些不列颠农民的状况，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还是只是帝国或地主的佃户。不过，即使他们拥有人身自由，也可能逐渐变成大地主的附庸，就如在高卢和日耳曼发生的那样。农庄里的工人跟奴隶差不多。不管怎样，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也算是实现了国泰民安。之前发生在无数小部落之间的持续战争（很多还是未被记录的）总算是消停了。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们的小棚屋几乎不生产任何类型的武器。
不列颠罗马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城镇的增长。就如我们在导言中提到的，欧洲北部和地中海沿岸居民的重大差异就是：后者的城市化程度很高，而前者却对乡村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希腊共和国是个“城邦”，罗马帝国也是用一个城市而非一个乡村、民族或种族来命名的，并以此作为其帝国的中心。在罗马刚开始管理不列颠的时候，那里没有城市，甚至连相当规模的城镇都没有。
不过在罗马人看来，城市就是文明。在高卢，罗马人给当地部族兴建城市，不久后在英格兰也实行同样的政策。他们逐渐兴建了维鲁拉米恩、伦敦、奇切斯特、坎特伯雷、多尔切斯特、埃克塞特和西尔切斯特等城市。阿格里科拉和其他总督都提倡城镇生活，为此，他们花起钱来总是慷慨大方，甚至是过于浪费、毫无节制。
有人说，即使是现在的英国城镇的公共建筑也没有当初的小部落城镇多。比如，在西尔切斯特，最多不过两千人，住在八十栋房子里，有一个长方形廊柱大厅，能够容纳四千人，公共澡堂可以同时容纳几百人洗浴。另一个奢侈的例子就是罗克斯特的大澡堂。
用的人很少，但规模超群，而且一直没有完工。
城镇里的街道是我们所熟知的矩形，有罗马官员熟悉的用于聚会的公共场所、市集广场等。政府为此所做的开支数目也极其庞大。很显然，罗马人不仅想在异地享受其习惯建筑，同时还能够在宏大、时尚的中心广场用拉丁语来交流，保持与罗马风格的一致性，并借此来将那些外乡人罗马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功了。以伦敦为例，安东尼时代，这里有一万五千至两万五千名居民；在维鲁拉米恩大约有五千人，其他城镇的居民数量也相差无几。
但我们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罗马化对城镇的影响，基本上都只是局限于城镇内部。那些比较富有的农庄主的罗马化只是虚有其表，而那些既不生活在城镇也不是富有农庄里的广大民众所受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壮观的城镇建筑规划表明规划者希望其人口能够急剧增加，但习惯和偏好的改变来得太过突然，因而难以实现。事实上，即使是如今，不列颠人也更喜欢乡村而非城市。
可以说，不列颠人的成长是建立在泥土上而非硬地板上的。后来，他们终于发现，城市和乡村都是完满生活所需的要素，不过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自然的偏好。那些最地道的伦敦人至今仍说“城镇”而不是“城市”（除非他是在意指财政区域），讲“道路”而不是“街道”。伦敦的乡村化程度也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同等规模的城市更高。
渐渐地，罗马城或罗马镇减少了。在西尔切斯特，广场在公元160年被烧毁，而后重建，而在公元300年再次烧毁的时候就没有重建了。还有其他很多地方的大量证据都表明城镇生活渐渐式微，而这一时期的这个现象多少还是整个帝国现状的真实缩影。
到4世纪，许多城镇如维鲁拉米恩实际上都被遗弃了，流民住进了那些被遗弃的房子。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因素外，其衰败的原因至今仍未确定。一方面可能是大楼建筑经费的中断，一方面是重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大大提高了生活成本。
在3世纪初至戴克里先统治期间，埃及的谷物价格上涨了六十倍。
帝国的其他地方极有可能也不同程度地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农庄和村庄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如果无力承担城镇生活的成本，仍可仰赖土地为生。与那些依赖工资收入的城镇富人相比，农庄主的确是比较幸福的。他们的生活尽管没有那么奢华，但也足够舒适，而且几乎从不至于饥寒交迫。
与农业不同，商业和工业主要由原料（如铜、铅、铁、兽皮，或许还要算上奴隶和猎狗）的出口和成品的进口组成。工商业最终也逆转了大不列颠后来的历史。在这种转型中，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其中包括资本集中、大规模生产、金钱流入商人手中、富有贵族的债权累积等。这种并不健康的状况在某些方面与现今类似。在这一时期，罗马的知识和审美都开始枯竭。曾经辉煌的不列颠艺术，也正是由于受罗马的影响而变得低劣、庸俗，成为一个生产组织而非艺术创作组织。罗马也没有改善英国的宗教生活。
罗马的泛神论宗教并没有取代当地人不计其数的部落神灵。不过，在罗马统治结束之前，基督教找到了立足点。基督教的影响范围不仅是在罗马统治范围内的不列颠，也在那些罗马武力未能企及的地区，只是其中的来龙去脉就模糊得难以梳理了。
慢慢地，边缘地带未被征服的部族越来越躁动不安、越来越具侵略性，如爱尔兰境内的苏格兰人和苏格兰境内的皮克特人（Picts）。整个罗马帝国已从内部开始衰败，而不列颠人也觉察到了其控制上的松弛。罗马帝国的渐渐衰败和最终崩溃的原因有很多，但就不列颠而言，其政府变得越来越中央集权和官僚化——我们可以据此来审视如今的状况——而地方和个人的雄心和积极性逐渐被浇灭。罗马已经流于平庸，而之前的野蛮之地则越来越卓尔不凡。“历经数代被驯化的罗马化不列颠人，已经成为其他粗野人和野蛮人嘴边的猎物。这些野蛮人将会掌握利用不列颠人的温顺来服务于他们的目标。”
在417～429年，罗马帝国逐渐失去了对不列颠的控制权，并撤走了最后一个军团。现在，不列颠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实际上，不列颠受罗马的影响，还比不上高卢（也即后来的法国）。另一方面，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动乱，又让人不得不反思罗马人的占领是否真的毫无价值。罗马在不列颠的衰败与5世纪初复兴的凯尔特人从爱尔兰迁入不列颠有部分关系。当罗马遭遇从欧洲大陆渡水而来的入侵者，而不得不从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向西撤退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自己已经深深陷入凯尔特人的包围中。有意思的是，熟悉拉丁人的英国历史学家吉尔达斯（Gildas）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似乎根本不知道不列颠是罗马的一个行省。那些更有文化的英国人，更是迅速地淡忘了对罗马的记忆。
罗马创建了伦敦，修建了经久耐用的道路系统。这套道路系统甚至丝毫也不比18世纪的新道路系统差。这套道路系统中的大桥虽然坍塌了，但其道路却一直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英格兰也由此得到了一套非凡的交通系统，而这又促进了后来的某种程度上的统一。罗马的统治还带来了民族融合，相对和平、高效但也略显迟钝、糊涂的管理体验，与一个拥有不同思想和更高物质生活标准的外来民族相处几世纪的经验，地中海城市文化和英国乡村生活理念的碰撞，对拥有权力和荣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模糊记忆而非小部落间永无休止的争斗。不过，诺曼·威廉还要再过几个世纪才能重新凝聚整个国家。罗马统治的影响，如果存在的话，那是深藏于英国人（不久将会被新的入侵者融合）的潜意识里，而非体现在任何记忆或是传统延续上。罗马时期，更像是即将上演的英国戏剧的舞台垂幕上的一幅画，而不是戏剧的第一幕。
第二章 从罗马灭亡到诺曼征服
罗马在不列颠的权势以及罗马化不列颠的社会结构的衰败是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么一个事实：只有当不列颠岛的岛国属性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时，其全部价值才真正展现出来。在过去的三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它扮演着双重角色。大约在16世纪后，不列颠被卷入欧洲大陆——尽管它不属于欧洲大陆——的战争、政治事务，并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的首领。
而这个世界帝国，和欧洲几乎没有或说是完全没有关系。但在它开启欧洲之外的世界之前，除其自身的岛屿生活外，不列颠还是与欧洲大陆紧密相连的。几个世纪里，它一直饱受欧洲大陆的掠夺——包括文明的罗马和未开化的野蛮人。
自伊丽莎白时代开始的几个世纪里，对海洋的控制和世界权力使得不列颠免受欧洲大陆的攻击。但随着优势力量从海上转向空中，不列颠再也难以独善其身。考虑到如今全英国人手一份的防毒面具，我们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以前的气候状况。看一眼地图，我们就能够发现英格兰的南部和东部海岸的确很容易受到外来攻击。看着如今的飞机越过其海军而后攻击那些我们生活其中的城市，我们还能想起当年敌人乘船而来的进攻。如今，这又是一场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战争。
野蛮人的劫掠盛会
罗马越过海峡征服了不列颠，但同时也带来了秩序、集权和更高的生活水准。罗马人当年曾经渡过的那片水域和北海，也成了后来的野蛮人掠夺不列颠的通道。从日耳曼海岸来的撒克逊人（我们稍后将会更详细地介绍他们），在4世纪的下半叶对不列颠发动了攻击。大约在三十年间，北方的约克郡冒出了一个“不列颠公爵”，他拥有一个军团和辅助部队；还有一个“撒克逊海岸伯爵”（注意他的头衔），他的核心区域是里奇伯勒。稍晚些，“不列颠公爵”还领导了一支四处流窜、攻击的部队。在此，具体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列颠人仍然主要在陆地上而非在海上保卫他们的岛屿。
在公元360年，从苏格兰来的皮克特人和从爱尔兰来的苏格兰人突破了边境防御。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撒克逊人和其他部族也加入了这个掠夺盛会。正如权威的霍奇金（Hodgkin）所说的那样：“360～367年这几年的蹂躏达到了顶峰。”罗马化的不列颠被摧毁。
在野蛮人入侵的年代，那些在通胀时期过得比城镇居民好的农庄主，如今却要过得更糟。一个文明在垂死挣扎。而我们对410～450年这段历史的了解要比对其他任何时期的都要少。不过，我们确实知道在那个时候，不列颠人沦为爱尔兰的奴隶，皮克特人从北方开始劫掠而撒克逊人则穿过北海在不列颠烧杀抢掠。
不列颠当时的命运掌控在撒克逊人手里。而弗里曼（Freeman）、斯塔布斯（Stubbs）和格林（Green）时代的观点，也与当前的观点大不相同。人们越是想深究那些越过海洋掠夺不列颠的各类日耳曼部族——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弗里斯兰人、朱特人等——的起源，问题就会显得愈加复杂。这个问题最好还是留给专家去考究吧。有关这些小部族的起源、动向和特性等，尽管我们知之甚少，不过仍能够将他们统归为日耳曼人。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是那段历史中的风云人物，甚至于托马斯·杰斐逊都曾希望把他们的肖像刻在美国的国徽上，不过如今也遭到强烈质疑。
因而，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论他们是朱特人还是其他部族。
在撒克逊人或说是日耳曼人征服不列颠之前，很多日耳曼部族受内地部族的挤压而向海岸迁移。随着来自身后的压力不断增加，他们继而越过海洋进入英格兰。虽然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但我们可以查到匈奴及其他野蛮部落在当时从远方迁到欧洲大陆东部的记录，这或许就是原因。那些受东部压力和西部海水围困的人们的宜居区域，还因海岸线的下沉而进一步缩小。
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管这些部族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的确有很多人受到挤压而越过北海进入英格兰寻求土地、财物和安全。最终，盎格鲁－撒克逊人取得了胜利。当然，更准确地说，胜利者还包括其他一些部族。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这些部族都是谁，他们之前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什么地方？后来又居住在英格兰的什么地方？虽然其地名、丧葬风俗和其他证据都被充分采用，英格兰本地古文物研究者所做的猜测和推论也很有意思，不过我们在阐述帝国更为宏大的历史时，会暂时将这些猜测和推论搁在一边。无论关于“傲慢的”不列颠人领袖沃蒂根（Vortigern）请求亨吉斯特和霍萨助其抵抗北方侵略的这个民间传说是否属实，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日耳曼人获得了胜利及其所产生的相关影响。
入侵详情仍然是个黑匣子，不为人知。是否真的存在沃蒂根、亨吉斯特和霍萨？而前者又是否曾邀请后两者去帮他对抗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通过对同时代的其他地方的类似事件的比较，几乎可以肯定，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的确有一些统治者邀请一伙野蛮人头领帮他抵抗另一伙野蛮人；而后这些“救世主”脱离控制并自己成为征服者和掠夺者。在那个年代，这可是很常见的事情。
第一批到来的人发现那里的土地和财物很诱人，于是不守诺言，亲自占有。而后其他人来了，同样的事情再次重复。
这些入侵者很可能不是一个部族，而是很多部族——朱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弗里斯兰人，甚至还有法兰克人——的混合。一伙人在一个头领的领导下就开始远征。那时实际上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入侵”，即一支庞大军队依照统一的计划进行征服，而是分散的一伙伙人四处登陆、征服，如在肯特登陆，溯泰晤士河而上，而后沿着亨伯河进入苏塞克斯和其他地方。每伙人都独立行进，挑选他们中意的土地，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联合或是屠杀当地不列颠人。
当然，当地人势必会反抗。比如，抛开那些虚实不明的传说不论，有一个确定无疑的人物，名叫安布罗修斯（Ambrosius）。据说他曾组织军队对抗入侵者，他甚至被称为是“最后一个罗马人”。
大约三十年后，一个默默无闻的威尔士人成了后来著名的亚瑟王。
关于他的神话故事和诗歌数量很多，因此他可算得上是英国历史的传奇人物之一。据说亚瑟王召集了各个“不列颠国王”及其追随者，并在十二次重大战役中抵抗撒克逊人。在其最后一次战役巴登山（Mount Badon）之战中，他一个人就宰杀了九百六十名敌人。
这可能意味着他被其他首领遗弃了，只能带着自己的部属战斗至最后。但我们并不知道他是谁；他从何而来；如果有过战斗，那又发生在什么地方。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将亚瑟王和康沃尔联系起来的传说都是错误的，因为康沃尔实在距离太远，以致都超出了可能的战斗地带。关于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传说也是假的，因为在那个时期并无“骑士”这个称谓，这个称谓是后来才出现的。
另一方面，当时也的确可能存在诸如此类的领袖。因此，这些神话传说多少还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
比历史源头更重要的是，这个威尔士英雄对英国文学和思想的影响从9世纪到如今持续了上千年。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都充分利用了纵贯多个时期的亚瑟王传说，同时也为该传说的完善和延续贡献良多。凯尔特人关于亚瑟王及其骑士的故事的历久不衰且广为传颂，充分表明了凯尔特人对不列颠的控制力度之强。
而为了理解如今的英国人，就必须认识深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凯尔特人的灵魂。如今英国人的很多品质还来自日耳曼人，这些品质又与凯尔特人大不相同甚至相对立。尽管如今的英国人可能更懂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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