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伟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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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研究试读：
作者简介
姚伟，南开大学管理学博士，美国战略与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SCIP会员，现任教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长期致力于企业信息工程、管理理论方法、竞争情报等相关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竞争情报、知识动员等。在相关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了20多篇高质量的相关论文，参与了多项国家社科、省部级和横向课题。
联系方式：y_wenxin@126.com序
为别人的著作作序，对我而言是第一次。
这个“第一次”，着实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本书的作者姚伟，在南开大学跟我是硕士研究生同学，硕士毕业后姚伟直接留在学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工作了三年之后回到校园读博的时候，正好赶上姚伟博士毕业。论年龄，姚伟长我五岁，我应唤以兄长；论学历，姚伟先我取得博士学位，我应称其学长；论阅历，姚伟在入学南开之前曾在社会历练多年，对人生对社会都比我有更深的认识和体会，我更应尊之前辈。
随手翻看当下诸多出版物，学术专著也好，生活百科也罢，作序的人要么是学界泰斗，要么是社会名流。总之，为他人作序者一般都会有夺目的光环萦绕在脑际，在作者面前往往是以导师、领导、权威、专家等形象出现。而我，根本不具备前面所提的任何一点，所以在姚伟向我索要序言的时候，我很诧异，他却说不为别的，就为我们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老朋友为老朋友的书作序，用不着涂饰和吹捧，实在话更受用。
我答应姚伟写这篇序言，但并没有把握会将它写成什么样子，所以只给姚伟一个承诺：这里面的每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也都是我想写的。
这部专著《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研究》是姚伟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改完成的，是他多年求学思索的结晶，特别是在南开读研究生这些年的阶段总结。对于这部专著的内容，我还没有资格去作评价，后面提到的也仅仅是介绍和描述。但对于姚伟这些年的求学经历，作为一个老朋友，我觉得有必要借此机会跟姚伟一起做一下回顾并把它记述下来。
我跟姚伟早在2005年初就认识了，当时我还在南开读本科，姚伟就租房住在南开大学西南村。我还能清晰记得关于他的一些场景：当时他正在备考情报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狭小的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勉强可以容得下他安身之外，床头、地板、墙角都堆满了各种参考书、复印的材料还有听课笔记等东西；偶尔在校园里看见他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冲过去，喊了他好几声，他才猛然刹车回头眯着眼睛看半天才认出来我，并说赶着去蹭一门重要的课，忘记戴眼镜了；有时候晚上跑步锻炼，能碰到他跟主楼的小保安一起在体育场外拉单杠，他经常去主楼上自习，跟保安已经混成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了；……为了圆了读研这个梦想，姚伟付出了太多太多，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姚伟顺利收到了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我们也在2006年9月正式成了同班同学。
姚伟师从刘玉照教授从事竞争情报方向研究，从硕士到博士期间一直尽力在这个方向探索并寻求创新。那段时间，姚伟既要忙于导师在大港区的项目，又要完成学校这边的学习和论文准备，还要去滨海学院为学生上课，经常在市区和大港之间来去匆匆，偶尔在宿舍住上几天，还要经常熬到后半夜。那时候，我们同学曾经问过他何必把自己折腾得这么累，他总喜欢说，没办法啊，活儿不干完不行，半路出家再不努力学点东西就更加赶不上了。正是因为姚伟的勤学肯干，刘玉照教授特意保送他免试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博士毕业后留在滨海学院执教，成为刘老师教学科研团队中的重要成员。姚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做好，对身边的每一次机会倍加珍惜，他更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
2008年7月份以后，我们因为工作、学习地点不同的原因，见面机会远不如以前那样多，但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姚伟面临博士毕业的日子里，这种联系更为频繁，所以我对这篇博士论文诞生的历程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那段日子，姚伟的状况并不太好，论文撰写与修改的巨大负担常常使他陷入失眠的状态，同时在静海老家的母亲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这一点更让他心急如焚。从天津市区到静海并不算太远，但是迫于学业的压力，他却无法常在母亲病榻前侍奉。当时，有一次我出差到天津，离开时姚伟去天津站送我，说起这些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泣不成声，男儿有泪不轻弹，我能体会他那时所承受的重量和备受煎熬的心情。姚伟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现在这部脱胎于博士论文的专著又即将付梓，我的心情跟姚伟一样激动。我与姚伟相识的这些年，正好是姚伟完成人生角色转换的重要阶段，所以，我深知这部书稿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我通读了书稿，鉴于自身水平有限，对文中个别内容尚未形成透彻的把握，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对本书的整体理解。我想说的是，也许个别地方略显生涩，但就全书而言应该说是成功的。
作为情报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竞争情报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尽管这些年来经受了来自学科内外的质疑和挑战，一大批学者仍然坚守在这块阵地并为之继续奋斗。姚伟是坚守下来的战士之一，他没有因为争议而怀疑竞争情报的存在及其价值，而是竭力寻求竞争情报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他把研究对象聚焦在竞争情报协同方面，通过引入知识治理理论，分析知识治理与竞争情报协同的关联与耦合，在知识治理、竞争情报、协同理论三部分内容找到了共同的支撑点。基于上述三方面的理论分析，姚伟在本书中对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关键成功因素开展了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整合归类分析得出治理维度、智力资本维度、知识动员维度、情境意识维度、竞争情报流程维度、竞争情报社会资本维度、竞争情报技术设施等七个维度上的关键影响因素，并通过框架、人员、任务、环境、技术设施五方面的设计，最终形成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一个模型的良好运作离不开一系列支持和保障措施，本书进一步就竞争情报协同实施、协作过程中竞争情报主体互补关系、协作主体行为激励与控制以及资源共享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了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运行和保障机制，并且对如何实施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提出了对策建议。
写到这里，话题已经不知不觉从姚伟转移到这本书了，我依然要声明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书的内容进行任何评价，我在本书选题方向的专业积累的确有限，还是留给从事相关研究的读者们去作专业评判。以我对姚伟的了解，无论您的意见是褒奖还是批评，只要有助于研究的提升，他都会欣然接受的。
作为老朋友，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要向姚伟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并衷心祝愿姚伟能在将来的教学和科研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我也相信，姚伟一定能做到！樊振佳2012年7月于北大畅春新园第一章绪论随着企业的竞争环境转向动态复杂的商业生态环境，传统的集中式竞争情报工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组织发展的要求。在知识经济形态下，如何处理竞争情报人员、竞争情报技术、竞争情报设备设施、竞争情报任务以及竞争情报环境等各种要素在竞争情报活动中所形成的关系，成为竞争情报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节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一、知识运动的兴起
21世纪是知识的时代，具有连续创新性、复合性、投入产出的不可预测性和难以模仿性（Chong,2005），实现了从福特主义、现代主义、工业化时代向虚拟的、后现代的、信息化时代的转变（查尔斯，丹尼尔，2004）。知识取代了物质性生产资料，成为企业的核心资本，知识的资本性成为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
知识是企业宝贵的资产和重要的竞争因素（Juan,2009），是当今经济中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所在（Erickson和Rothberg,2005）。企业开发、转移和管理知识的能力构成其产品开发和生产运营的生命线（Alan等，2011）。而知识这一概念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多方面的（Blackler,1995）。Hull（2000）指出：知识是重要的实体和分析单元，是多个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因此，知识形成了多种概念、联系、学术研究、评论、标记、新的表达方式以及旧的表达方式的重新定义，并实现了实践和技术的变革。Gottschalk（2000）指出知识是信息结合经验、语境、解释和反应的集合，是一种可再生、可重用和可积累的资产。Gammelgaard（2000）提出知识是经验、价值观、情境信息与专业洞察力的综合，有助于评价及合成新的经验和信息。Wijnhoven（2003）把知识视为核心的竞争力、技能、价值观、信息和规范。
Hull（2000）指出知识不仅是哲学家关注的问题，而且是社会学研究者和其他领域专家需要关注的领域。Foss（2010）指出知识已成为众多理论学科的研究焦点，例如情报学、经济学、认知心理学、战略管理、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等都对围绕着知识和管理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综上所述，知识运动兴起主要归因于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经济的崛起；二是知识的日益增值；三是知识研究领域的延伸。知识运动是基于这样一种共识，即知识管理正在日益成为竞争态势、国际战略、资源积累与开发、企业边界等方面的关键问题，而支持这一观点的基础是知识创造、知识整合的实体（Hedlund,1994; Nonaka,1994; Grant,1996; Spender,1996; Drucker, 1999; Orlikowski,2002）。在新的经济体系下，选择适当的组织结构，采取相宜的治理结构，引导知识的过程，更好地实现其价值与创新，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这也正是知识治理研究的范围。二、知识治理的形成
在新的经济体系下，选择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引导知识的过程，正是知识治理研究的范围。Grandori（1997）指出知识治理关注的是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知识使用、创新、记忆、集成和共享过程。
Machamer（2000）主张在个人行动和组织知识现象交互基础上构建微观基础，通过组织对知识过程的影响探索特殊机制（机制性解释）。很多研究强调把知识转移、分享、集成和创新的方法集成在一起，并且通过选择治理结构（例如市场、混合、科层）以及治理机制（例如权威、奖励机制、标准操作程序、所有权等）管理知识过程，也就是知识治理。当然，这一基本思想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意大利博克尼大学的学者安娜·格兰多里（Grandori, 1997,2001）创造了知识治理这一概念（安娜·格兰多里提出知识治理的概念是在企业的范围内讨论知识治理（柯平，2007））, Nickerson和Todd（2004）对知识治理作出一定的贡献。
Mahnke和Pedersen（2004）提出知识治理运用治理机制（科层、社区、激励），通过认知和激励影响知识流，进而创造价值。按照Mahnke和Pedersen的观点，知识治理是奖惩机制的恰当组合，奖惩机制可以促进员工分享他们的知识，并构建专门的知识文化。
Andreas和David（2007）提出知识治理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在现有研究中，知识治理整合了知识管理的原理性概念以及组织治理的概念。公司在实践中必须创造新的组织结构和治理过程，以便组合更大范围的不同知识活动。知识治理可以描述这些结构和过程，这些结构和过程在组织内部，可以对知识活动进行运作、协调和控制。更具体地说，知识治理是一种对知识管理功能的结构化、知识管理决策权的分配、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职责，以及对于知识管理的制定和监督、战略决策的结构和过程的描述。
在知识治理的研究实践方面，2004年，丹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发起的“知识共享的基础：行为和治理”（FOKS）计划。FOKS计划催生了哥本哈根商学院知识治理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促使战略管理与全球化中心所定义的“知识治理”具体化。该中心定义的知识治理强调构建可靠的微观基础，追求多层次理论。2005年，交叉汇聚的研究平台使得哥本哈根商学院的一批研究者成立名为“战略管理与全球化中心”的正式机构。战略管理与全球化中心资金雄厚，随后合并了知识治理中心和国际资源中心，并继续对知识治理进行研究。哥本哈根商学院战略管理与全球化中心作为研究知识治理的机构，将知识治理描述为探讨如何部署组织机制以便指导、管理知识共享、知识集成、知识创新。这种观点围绕着知识过程的组织，强调微观和多层次的研究。
由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知识治理是知识的创造、整合、扩散和应用的治理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在决策时能有效地运用知识。三、竞争情报活动中的协同交互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竞争情报活动正在经历重大的变革，其涉及的流程、技术、组织等一体化的发展是竞争情报成熟发展和未来情景的重要标志（包昌火、赵刚，2004）。同时，整合组织、流程、技术、环境、分析人员等为一体的竞争情报方案代表了国际上竞争情报工作的发展方向（Marceau, 1999）。
Craig（2001）鉴于新经济增长，信息通信技术迅速发展并日益全球化，其快速的变革步伐以及学习和知识的重要性，提出竞争情报对于竞争性组织的成功日益重要。Barnea（2010）指出，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竞争情报和市场营销、销售、研发、物流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一样，被视为是企业必不可少的功能。
Michelle和Curtis（2003）描述了其构建的竞争情报模式，并指出其模式中的每个环节是交互的、循环的、非线性的过程。因此，对竞争情报的研究不仅仅是单一过程的研究，或者是线性过程的研究，而是动态的协同过程。在竞争情报活动中，需要统筹协调竞争情报专业人员、竞争情报技术设施、竞争情报相关部门、竞争情报环境、竞争情报任务及企业文化的关系，并将这些与竞争情报密切相关的外部因素共同纳入到竞争情报活动中。在具有信息共享文化的组织中，竞争情报会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企业不仅要对竞争对手进行监视，而且必须要学会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行为。要想了解企业活动范围之外的不熟悉的竞争对手的战略行为，其难度大大超过熟知的、已确定的、并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中的竞争对手，鉴于以上情况，企业往往特别关注竞争情报活动及其所处的背景。
斯蒂芬和马克（2005）在《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一书中指出，作战室将信息技术融入和嵌入竞争情报过程，并提供这样一种环境，使营销和竞争情报经理、分析人员、搜集者及其他团队成员，能够与情报实现互动。作战室使竞争情报人员通过设备和过程与其他高层管理者及竞争情报目标进行互动。上述论述体现了在竞争情报作战室中，信息技术、营销人员、竞争情报人员、其他团队成员、竞争情报设备、竞争情报过程及情报任务之间存在协同交互关系。
刘冰（2007）在研究动态环境下企业的竞争情报力时，指出竞争情报价值链反映了竞争情报流程各个环节与外部环节间的整合与协调关系。张收棉（2009）在研究竞争情报作战室运行机制时，指出竞争情报作战室包括信息展示系统、信息、工具组合和团队四个基本要素，并通过四个要素之间的交互形成竞争情报。
Carayannis和Ziemnowicz（2007）提出竞争情报活动参与者既要有全球观，又要因地制宜（本土化）。在实践过程中，竞争情报活动需要融合创新系统、社会网络和相关部门，并由日益复杂的、非线性的和动态的知识创造、应用和传播过程驱动。竞争情报活动是一个多层次、多模态、多节点、多方位的活动，包括优势互补、加强创新网络和人力资本支持的知识集群，并由社会资本、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支持。竞争情报活动过程中，将采用不同知识范式和不同知识生产、使用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协同互动。
此外，新技术业已源源不断地应用到竞争情报活动之中（Rouach等，2001）。信息革命通过三种方式改变了竞争：信息革命改变了产业结构，并且因此改变了竞争机制；通过为企业提供优于竞争对手的新方式，创造竞争优势；从公司现存业务中，孵化新的商业（Porter等，1983）。莫洛根（2008）指出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关注信息的创造、传播（呈现和组织）、管理（存储、检索和分发）和保存或使人与技术的关系最大化，在这种情境下，信息空间被定义为人类智慧与信息交互或彼此交流信息的特定区域。
在情报时代，公司建立竞争情报互动机制已成为一项管理工程，一项运作工程和一项信息工程（Michelle等，2003），一般遵循的原则是保证情报在整个机构中灵活流动：从下层往上层地流动和从上层往下层地流动。在竞争情报活动中，如何采用社会资本、智力资本等进行支持，通过竞争情报人员、竞争情报技术设施、竞争情报任务及所处的情境进行协同交互，以便有效地获取、分析和使用必要的信息用于产品创新和服务改善、业务改善、战略决策制定等方面成为了竞争情报研究的热点。四、问题的提出
知识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引发了国内外理论界的浓厚兴趣，而且正在处于理论的引用阶段。竞争情报是有一个系统的、不间断的商业活动，它把客户、竞争者、对手、员工、科技以及整个商业环境作为目标，进行符合伦理和法律要求的情报搜集（斯蒂芬等，2005）。获得竞争情报需要搜集有关竞争环境和竞争活动的动态信息，实现对竞争环境的动态监视和跟踪分析（沈固朝等，2008）。那么，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将知识治理应用到竞争情报活动中，并将两者进行融合是本书研究的方向。将知识治理和竞争情报活动进行整合与集成，不仅能够推进组织机构在系统全面的信息构架下，对内外部信息和知识的开发和利用，而且能够增强组织机构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王知津，2005）。
综合以上分析，本书的研究，考虑了知识治理与情报学领域的竞争情报、协同理论三部分内容。一方面，对竞争情报协同问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在情报学研究领域，对竞争情报协同的研究，迫切需要引入知识治理理论。于是，作为上述三个研究内容的交叉研究主体，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研究得以形成。为了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书拟分析和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为什么要研究竞争情报协同？探讨竞争情报协同，首先必须解决它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说，必须回答相对于传统的竞争情报理论而言，为什么竞争情报协同在竞争情报活动中具有更高的效率。这首先需要从理论上识别它的概念、对象、效率特征。这是本文的基础性问题之一。（2）怎样从知识治理的视角，研究并创建竞争情报协同模型？在分析了为什么要研究竞争情报协同之后，然后是怎样去创建的问题，对于本书来说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本文通过知识治理的视角，探讨竞争情报协同机理，并且采用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关键成功因素，提取公共因子，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3）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运行与保障机制。构建了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并不等于它一定能够高效率地运作，而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实施是产生其协同效应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何促使竞争情报协同模型高效率地运作？这就需要探讨其运行与保障机制，这成为本文研究的相继问题。
以上三个问题在逻辑上是连贯的，在层次上是递进的。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探索，希望可以为竞争情报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一定的操作建议。第二节研究目的、意义及创新点
基于上述分析，本节确定了研究主体及研究目的，并将其细化为若干具体的研究目的，同时阐述本研究的研究意义及创新点。一、研究主题及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主题是：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研究。这一研究主题是根据研究背景，在现有研究成果分析与整理的基础上，通过对知识治理、竞争情报和协同理论等相关理论的研究而确定的。通过对研究主题的分析与细化，确定了本研究的基本目标，即构建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因此，本书首先界定了知识治理、竞争情报、协同理论等概念。然后，分析知识治理与竞争情报协同的关联与耦合。最后，通过分析调查问卷，提取出公共因子，构建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后续研究就是依据这个体系框架，立足于设计竞争情报运行与保障机制而开展的。本研究的具体目标是：（1）界定和系统阐述竞争情报协同概念。
竞争情报协同概念的界定是本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是本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只有清晰、准确地界定竞争情报协同的概念，才能为整体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使本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并确保整体研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2）构建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
在对知识治理和竞争情报协同理论进行详细论述的基础上，剖析竞争情报协同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对知识治理与竞争情报系统之间的关联与耦合进行详细的研究，进而从知识治理的视角，构建竞争情报协同模型。这是本研究的又一基本目标。（3）研究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运行与保障机制。
为了实现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应用，要从组织结构、组织信任、组织文化等运行机制与保障机制进行研究与设计，并在实施阶段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二、研究意义
当前竞争情报理论仍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较为普遍的技术技能已经得到了整理和描述，而新的发展仍不断深化。本书从知识治理的视角研究竞争情报协同，以竞争情报协同概念界定与内涵剖析为研究起点，以知识治理、竞争情报和协同理论为理论基础，从新的角度构建竞争情报协同模型，以便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竞争情报的理论研究。（1）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是竞争情报发展的内在需求。
长期以来，竞争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竞争情报人员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存在着潜在的或者明显的矛盾，而在竞争情报活动过程中，竞争情报人员、竞争情报技术设施、竞争情报任务和竞争情报环境等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以及竞争情报人员的信息与知识如何进行交流，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研究通过其基本功能的实现，有助于缓解上述矛盾。首先，王知津（2004）、沈固朝（2008）指出竞争情报功能和作用包括支持战略决策与行动、促进组织学习，实施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有助于加强竞争情报的功能与作用，通过对知识过程的治理，进而优化和促进组织学习。其次，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研究有助于改善情报文化现状、促进信息传播与流通、加快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创造、应用和传播。第三，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研究将改变传统竞争情报活动的专属性和封闭性，竞争情报人员通过新的跨部门的多功能、网络化的扁平结构，与其他部门资源进行协同交互。（2）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是提升竞争情报能力的重要手段。
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当前竞争情报活动中存在的工作效率和效益相对低下的状况，为提升竞争情报能力架设一个坚实的理论平台。首先，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研究有助于解决竞争情报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信息与知识的定位、竞争情报人员的协作、竞争情报技术设施的选择等，从而提高组织的竞争情报能力，加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研究可以整合竞争情报活动中的情报流程，重构与情报流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实现对全过程的有效管理和控制，进而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第三，传统的科层式组织结构会限制信息、知识与情报的流动，选择合适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实现组织层次的扁平化，积极动员利益相关者进行参与，形成协同交互方式，才能加速信息、知识和情报在组织及员工中的流动，实现组织内部跨部门的学习、交流和沟通，提高组织及个人的竞争情报能力。由此可见，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意味着高质量的竞争情报能力，推动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是当前提高竞争情报能力的重要和必要手段之一。（3）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促使企业及竞争情报活动的参与者向知识型组织及员工转变。
Erickson和Rothberg（2005）指出，竞争情报是知识获取形式之一。Rothberg和Erickson（2011）指出，竞争情报既包括了有关战略行动与战术行动的所有知识，又包括了竞争性知识和有关运作过程的知识。竞争情报通过填补知识缺口来拓宽其领域，并能够通过分析来增强公司的知识。竞争情报是通过检查和研究知识库，力图通过分析来获得洞察力，通过建立相适宜的组织结构，来确保竞争性知识能够传递到决策者手中，并指导其行动。首先，知识治理的兴起，及其在企业管理和社会各项管理活动中的应用研究，使知识治理不断丰富与完善，为知识型组织及员工的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在竞争情报活动中，采用合适的治理机制，选择相宜的组织结构，有助于消除组织与知识之间的隔阂，从而加速企业向知识型组织的转变。通过动员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竞争情报协同中，通过合理选择治理机制与组织结构，形成竞争情报人员、其他利益相关者、技术设施及竞争情报任务之间的协同交互。在协同交互的过程中，信息流、知识流与情报流进行顺畅与快速的流动，从而使得参与者快速实现知识的交流、传播、共享、吸收与消化。第三，适宜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支持员工参与竞争情报活动，有益于知识、情报的聚集和融合。这为组织战略决策制定与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促使组织和员工向知识型组织及员工转变。三、创新点
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将知识治理、竞争情报与协同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一种竞争情报研究的新思路。本研究对竞争情报协同含义进行了定义，并且把知识治理的理论引入竞争情报领域。与已有的竞争情报相关研究比较，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探讨竞争情报协同的概念。本研究借鉴协同理论和竞争情报理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竞争情报人员、竞争情报技术设施、竞争情报任务、竞争情报过程、竞争情报环境等因素在竞争情报活动中的协同关系，系统阐述了“竞争情报协同”概念。
二是构建了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本研究综合运用知识治理的相关理论，探讨了知识治理与竞争情报协同的内在逻辑关系，系统地考察了知识治理和竞争情报协同之间的关联与耦合。从竞争情报人员、竞争情报技术与设施、竞争情报任务、竞争情报组织、竞争情报流程以及知识治理机制的联系入手，深入剖析了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的影响因素。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提取公因子，构建了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
三是论述了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运行和保障机制。运行和保障机制是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顺利实施的基础。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运行机制包括激励机制、竞合机制、监督机制。竞争情报协同管理的保障机制包括互补机制、学习机制和控制机制。第三节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的正确选择是实现研究目标的关键（任志安，2008），由于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兼有“竞争情报协同”和“知识治理”双重属性，其模型的创建和运行保障机制的设计包含众多因素。因此，任何单一的理论视角都无法单独解决其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为此，本文将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知识治理理论、竞争情报理论、协同理论等基本理论，结合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以便系统地开展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研究。一、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研究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如何通过知识治理的视角研究竞争情报协同，提高企业竞争情报活动绩效，以期在实践上为企业执行竞争情报活动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从理论上丰富有关竞争情报的相关研究。为了实现该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采用如下研究方法：（1）文献分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
根据研究目的需要，笔者通过国家图书馆、多个中英文数据库（万方、维普、CNKI、Emerald、Informaworld、Inderscience、Ingentaconnect、ACM Digital Library、ScienceDirect、Palgrave-journals、Cambridge Journals、JSTOR、ISI Web of Knowl-edge、IEEE、Wiley Online Library、Sage journals、Springer LINK、ProQuest等）、国外电子文献下载网站（4shared.com、FileCatch.com、eBooks.com、RapidShare.com、General-Search.com、uploading.com、4fastfile.com、hotfile.com、openpdf.com、docstoc.com、ssrn.com、ideas. repec.org、depositfiles.com等）、开世览文等途径搜集、梳理、分析知识治理、竞争情报和协同理论相关的著作、学位论文、期刊等资料，为本研究提供坚实的背景知识。目前国内外诸多学者针对知识治理、竞争情报、协同理论已经进行了众多理论研究，并形成了诸多研究成果以及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通过对知识治理理论、竞争情报理论、协同理论进行研究，试图比较全面地把握相关领域的发展态势和研究动态，进而构建本研究所依托的理论模型框架。（2）归纳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目前，国内外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视角对知识治理、竞争情报与协同理论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结论。由于国内外研究背景存在差异，研究视角存在区别，本研究需要对知识治理、竞争情报及协同理论研究成果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同时，本研究也需要与先前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以检验其中差异和相似之处，结合归纳分析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构建本研究的基本概念体系，形成基本理论框架，然后按照逻辑顺序逐层深入，层层推理，展开主体部分的研究，形成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理论体系。（3）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相结合。
本研究首先对企业竞争情报领域的有关专家、从业人员及企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通过调查问卷整理出数据资料，利用SPSS17.0统计工具进行统计分析。在统计分析层面，对研究变量的统计主要采用因子分析、信度效度检验等统计手段，对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关键成功要素进行归纳分析，以便为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构建提供依据。本研究所调查专家的范围既包括竞争情报、知识管理领域的权威研究学者，又包括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竞争情报及知识管理从业者。二、研究思路
在本文中，主要以国内外知识治理、竞争情报及协同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首先，本研究通过对已有的知识治理、竞争情报与协同理论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对相关的核心概念及内涵进行剖析，提出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概念模型与理论框架。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利用知识治理与竞争情报协同理论对研究问题进行更为详细的逻辑分析和推理，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构建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的理论模型。
为了顺利实施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对以上研究进行拓展，进一步探讨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运行与保障机制。最后，本研究对整体研究思路、研究逻辑、研究过程以及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针对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本研究的主要思路如图1.1所示。图1.1 研究思路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三、研究框架（一）研究框架
本研究将按照从理论到应用、从一般到具体的顺序展开分析，研究框架如图1.2所示。图1.2 研究框架结构图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介绍本研究的相关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创新点等，同时介绍了为实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研究方法、论文研究逻辑框架和结构框架等。
第二章，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本章分别从知识治理、竞争情报、协同理论等理论领域，对知识治理、竞争情报、协同理论的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述评，为本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
第三章，竞争情报协同的理论分析。本章主要针对研究问题，从理论角度分析竞争情报协同的内在逻辑，即在进行竞争情报过程中，竞争情报人员、竞争情报技术设施、竞争情报任务以及竞争情报环境之间协同交互所引起的现象和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竞争情报协同的理论框架。
第四章，竞争情报协同机理：知识治理视角。本章尝试引入知识治理理论，对竞争情报协同进行阐释。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知识治理应用于竞争情报协同的合理性，使两者紧密衔接，从而构建出知识治理视角下的竞争情报协同机理模型，直观的反映了知识治理与竞争情报的内在联系。
第五章，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构建。本章对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关键成功因素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关键成功因子，并构建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
第六章，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运行与保障机制。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良好运作需要一系列的支持和保障措施，本章从如何推动实施竞争情报协同，各主体在协作过程中如何形成互补关系，如何激励和控制协作主体的行为以及如何进行有效地资源共享、协调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了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的运行和保障机制。
第七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对本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了初步展望。（二）研究逻辑结构图
本研究的主要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1.3所示：图1.3 研究章节逻辑关系图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方框下面的数字代表的是相关章节）。第二章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围绕本研究的主题，本章分别对知识治理、竞争情报、协同理论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在知识治理领域，主要对知识治理的成因、知识治理的现象及其内涵等进行研究综述；在竞争情报研究领域，主要对竞争情报研究范围、竞争情报的流派及不同视角进行综述；在协同理论领域，对其内涵、方法及研究现状进行综述。通过相关理论的文献回顾及对现状的研究，明确本文的研究空间，同时为后继展开的基于知识治理的竞争情报协同模型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一节知识治理理论
关于知识治理的概念，国内外很多知名专家和学者基于各自的实践、认识和对知识治理的理解，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知识治理给出了不同定义。Grandori（1997）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她认为知识治理是指通过选择治理机制和组织结构，以实现知识获取、选择、创造、共享和利用的最优化。从本质上讲，它涉及知识管理、战略管理和企业理论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Foss等，2010）。一、知识治理的成因
虽然知识治理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学者们对其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理论基础与理论逻辑等问题也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通过选择组织结构或治理机制，对知识处理过程进行治理的知识治理，有其广泛的实践背景与深厚的理论背景。（一）组织中知识管理的障碍
知识管理利用技术作为一种手段，其作用是分享知识，并把知识作为创新的手段或杠杆，企业的知识管理是为企业实现知识的显性化和共享寻找新的途径（袁曦临，2009）。当知识用来解决问题、探索机遇和制定决策时，能产生经济价值（Gray,2001）。Rowley（1999）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以下过程：产生新的知识，从外部来源获取知识，将知识存入文档或者数据库，将知识嵌入过程、产品或服务中，围绕组织转移现有知识，在决策中使用所得知识，通过文化与激励促进知识增长，衡量知识资产的价值和知识管理的影响。
知识管理不仅存在于理论研究领域，而且存在于组织实践中（Easterby等，2003）。知识管理强调知识和认知的个人和语境维度（Blackler,2000; Cook等，1999。），强调组织知识的不确定性（Tsoukas,1996），没有人知道进一步需要使用何种知识（Weick,1995; Tsoukas,1996; Merali,2000）。
知识管理与实践过程系统性地组织、规划、调度、监控和部署相关人员、流程、技术与环境，按照适当的目标，采用适当的反馈机制，促进知识与新观念的保留、共享、识别、获取和利用，以便发展新机遇、创造新价值、获取竞争优势、提高组织绩效或达到战略目标（Lehaney et al. ,2004;Lloria,2008; Huang et al. ,2011）。Heisig（2009）归纳了知识管理的四个关键成功因素：①以人为本的因素（文化、人员、领导）；②组织（流程和结构）；③技术（基础设施和应用）；④管理过程（战略、目标、测量）。
不同资源构成企业的知识能力，其中的技术基础设施、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与企业的知识基础设施能力密切相关，而知识获取、知识转化、知识应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体现了企业的知识处理能力（Mills,2011）。广义的知识管理包括人、信息管理和信息技术、智力资产以及企业效益（查尔斯等，2004）。企业文化、领导力、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流程组织与控制等不同方面，既可以是知识管理活动的促进因素，也可以是其障碍因素。重要的是，任何措施都应考虑改进知识管理并适应具体的组织环境。Mertins、Heisig和Vorbeck（2004）提出需要对知识管理进行变革，变革措施的目标是帮助员工克服障碍。可以按照三个不同的级别对障碍进行排序：①个人级，如害怕抛头露面、缺少信息、故意保留知识、垄断知识、心理抵触；②组织或文化级，如团队之间不合作、等级观念、缺乏严谨地分析和避免错误；③技术级，如没有IT支持、数据质量不佳、系统缺乏可用性。
知识管理的重点是为了充分利用公司的知识，将人员、流程和技术进行协同部署。为了使知识产生价值，必须在组织成员之间进行知识的交换、分配和组织（Raid等，2011）。Marshall和Brady（2001）认为新的知识管理举措目的不仅在于编纂、储存和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试图创建社会和组织情境，以便使知识和实践之间的互动富有成效。Nymark（2000）、Holden（2002）、Cheryl等（2011）从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组织文化如何对员工个人的价值观进行影响，从而便于知识创造与转移。
查尔斯和丹尼尔（2004）指出对于知识管理，除了启动时所需的时间和资金，组织中通常还会存在一些结构、文化及管理方面的障碍，例如：人们通常不愿与他人共享自己的知识，担心这样会使自己在同事或者组织中失去优势；个体知识并不能直接被共享。具体的知识障碍，如表2.1所示。表2.1 知识障碍资料来源：查尔斯·德普雷，丹尼尔·肖维尔著．知识管理的现在与未来 [M]．刘庆林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234.
苏新宁等（2004）认为对于组织而言，在实施知识管理进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分散在组织各处的知识无法整合；由于组织内部的知识没有集中管理，因此很难进行统一的咨询服务；无论是数据、信息还是知识，如果不进行科学的归类，就会显得头绪繁多、杂乱无章。
李怡靖（2004）在探讨知识管理的挑战时，指出企业及员工的惯性导致其怠于知识创新、把责任推诿给研发部门；知识的交流贫乏，欠缺知识共享；知识管理必须建立诱因机制，让员工自愿构建知识库；建立适宜的组织结构及组织文化，提供配套的诱因机制。
综上所述，众多组织中实施知识管理带来的一些问题：①知识传播的非开放性：拥有知识的员工不愿意将其掌握的知识传授给那些认为自己能够对知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员工，除非采取有效的奖励机制，鼓励员工积极参与；②知识的时效性：知识具有时效性，随着时间的变化会变得过时，因此需要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加速更新、加强和改善知识的核心要素；③知识的隐晦性：具有隐性知识的人，很难和其他知识用户进行具体描绘和分享；④知识很难进行分配与使用，并且其分配和再使用独立于知识生产者；⑤对知识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忽略了对共享性知识的创新。
形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众多，本文从知识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着手，研究以上问题的原因所在。（二）知识与组织的衔接
知识经济的出现，源于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价值和作用，这种趋势深深地影响了经济组织及其竞争优势。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的背景下，组织的作用更为突出。
上述情况的明显表现就是知识密集型公司的数量日益增长。这些公司的员工在专业领域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当把这些员工的专业知识以适合的整合方式运用到居于战略地位的增值产品或服务中时，会使其公司具有竞争优势。在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战略时，管理学者极力强调组织的作用（Grant,1996;Takeuchi,1995），例如，企业应该采取网络组织（Miles等，1992），以便形成适应知识经济竞争所需的动态能力，即组织旨在促进与获得某些知识相关的结果。
为了提高生存能力，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组织应对其内外的个人、群组或团队拥有的知识，进行系统的定位、获取、存储、分享、转移、利用和评估等工作（林东清，2005）。Edwards和Kidd（2003）指出组织对于知识的推动因素包括信任、组织文化、关联（从上到下的战略和从下到上的组织学习之间形成的）。张润彤（2005）指出知识在组织中表现为三个层次：个体拥有的知识、团队拥有的知识和组织整体掌握的知识，而查尔斯和丹尼尔（2004）进一步指出，组织内的创新性知识需要和组织内部体制紧密结合，这种方式可以利于知识的内部交流，阻止外部进行模仿。
处理知识与组织的关系需要组织采取新的工作形式。组织应该建立起动态业务系统，才能真正有效率地创造并应用知识。动态业务系统一方面能将结构要素和程序要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开放性，因而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组织情境。组织不能静态地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重要的是提升组织的学习能力。组织的学习能力是任何组织都难以模仿的，因此不但要在组织的内部进行学习，而且还要向外界进行积极地学习，并可以与其他组织紧密合作，比如组建知识联盟等。
从知识的角度看，组织需要制定一定的治理机制，包括激励措施、组织文化和组织惯例等，对不同个人的专业知识进行有效整合，使知识与组织的关系发生变化，缩短知识学习和传播的时间、减少或避免学习成本。（三）知识组织的结构
关于上述知识和组织的连接方式论述对知识组织结构的研究形成了推动力。Mendelson（2000）提出IT行业的组织结构包括：①信息意识，即提供有关市场、新技术、客户兴趣变化等外部环境的新信息；②决策结构，进一步讲，是利用决策所需的知识进行协同定位的决策结构，这意味着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下级管理者或者一线员工，同时建立与个人及组织目标相匹配的激励结构；③知识透明，即提供知识和信息在组织内扩散的实践、技术和系统；④信息技术网络，即利用外部网络，跨越组织边界的体系结构。Brickley等（2002）指出组织结构包括决策权的分配、奖励结构以及企业内部绩效评价体系，其中奖励结构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二是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查尔斯和丹尼尔（2003）提出在知识传递有困难时，其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包括：组织内部员工之间的协同交互存在问题；组织在结构、系统及行为方面所造成的某些障碍。
韩智慧和李南（2004）指出组织结构是否同时兼具灵活性与效率性，是否有利于企业发展成为学习型组织，将会直接影响到组织知识的运用、积累和创造。李岱素和薛捷（2009）认为组织结构包括塑造行为和活动及引导组织中结构化的沟通交流过程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会影响知识管理，正式结构为知识管理活动提供指导，而非正式结构则描述形成知识交流的渠道，组织结构规定了组织内的交流网络，因为在交流网络中，个体通过适应性学习来对动态的信息流做出反应和调整。高书丽（2010）指出组织结构是组织内各构成要素所确定的关系形式，它不仅包括构成要素，还包括要素间相互的联系与作用。唐承林和顾新（2010）指出组织结构是企业在组织内部为了合理配置资源而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上下层级领导和横向配合关系，是结构和权力的有机结合。企业的组织结构的形式是随着企业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
知识组织的组织结构对雇佣关系、内部资源优化、公司边界拥有强大的变革影响。例如，日益依靠知识工作者、专家、专业人才的现象对传统权威关系形成了挑战，导致决策权越来越分散化（因为知识工作者有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Rajan等，2001），并且在企业内部组织，可以进行部分决策权的分配与下放（以便结合权力与知识）（Mendelsson,1999）。企业越来越多地和与外包公司交往，这将同时创造机会，形成广泛交流，这对于互补性知识的共享和集成是必不可少的（Heiman等，2002; Helper等，2000）。因此，在竞争激烈的环境，这些公司倾向于非垂直型整合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组织（Zin-gales,2000），但这些公司和其他企业与知识机构之间有着强有力的网状关系。
综上所述，组织结构对知识资源、决策制定的质量以及个人获取新知识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对于选择和采用何种组织结构，以便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的变革，从而降低交流成本，成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通过以上对组织中知识管理过程的障碍、知识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知识型组织的结构等问题进行探讨，引出知识治理这一理论，知识治理的成因分析如图2.1所示。图2.1 知识治理的成因分析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二、知识治理现象研究
知识具有时效性，这增加了知识价值转化为物质财富的难度。知识的价值不是由其自身决定，而是取决于客户最终的需求和使用效果。在知识工作者基础上构成的知识型组织，随之在组织的基础上构成知识型网络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被密切联系在一个高速运行的网络中，当这种现象发生时，更多的协调互动就会成为可能，作为知识组织中的知识个体就要应付各种利益冲突。因此，仅仅有一种知识管理模式是不够的，必须处理好知识网络和个体交汇点之间的平衡。在组织化背景下，需要找到能够更为高效地进行沟通交流的理论方法，以便在组织范围内进行理性地、逻辑清楚地、详细地阐述。
Foss（2010）指出治理问题和知识过程、知识和组织之间存在缺口，而知识治理的出现正是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实践角度进行分析，知识经济的崛起、知识的日益增值、知识研究领域的扩展，推动了知识运动的兴起，使得知识在组织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许多组织认识到知识的战略价值，为此专门设置了首席知识官（CKO），并开发了知识管理系统（李颖，2007）。然而，企业的知识管理实践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就导致知识的战略认知与知识的管理实践之间存在缺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缺乏与知识管理过程相匹配的机制，另一方面是没有对组织结构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知识管理过程。组织为了跨越知识与组织间的缺口，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就需要较强的知识组织能力，而知识组织能力的关键就集中体现在组织自身。比如，组织会对内外知识资源的整合、员工知识的共享、知识战略的选择等产生影响。
从理论角度分析，知识治理思想开始于交易成本理论与企业知识理论之间的分歧与争论（王健友，2007）。Heimann和Nickerson（2002）指出知识治理意味着采用治理机制减少知识共享、知识整合和知识创新的成本, Foss（2007）进一步指出知识治理意味着采用治理机制，实现知识转移、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过程的收益最大化。知识治理探讨有限理性的员工，并且权衡知识共享的成本与效益，知识治理通过加强组织结构、协调机制和治理机制的部署，实现知识处理过程的价值最大化（Vesa等，2006）。Michailova等（2009）指出知识治理系统性地研究了知识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通过选择组织结构、治理和协调机制（合同、指令、奖励方案、激励、信任、管理风格、组织文化等），有效地影响知识处理过程（Grandori,1997,2001; Foss et al. ,2003; Nick-erson和Zenger,2004; Vesa和Emiko,2006），使得知识处理过程的收益最大化（Vesa等，2006）。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知识治理的模式对应一定的成本效益比，这就意味着通过选择知识治理模式以获得知识转移、共享和利用的净价值最大化（任志安，2006）。新兴的知识治理结构与传统的基于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具有本质区别，表2.2对两种治理机构进行了对比。表2.2 两种治理结构比较资料来源：Shih-Chieh Fang, Cheng-Kai Hu.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Coevolution [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orking Paper,2007:4.
知识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将组织视为知识网络，其研究主体是知识网络中的知识流，其中的网络节点就是知识的载体。知识载体一般是行动者，网络节点之间交互则表现为知识的使用、转移、整合、取得与储存等（罗珉等，2010）。三、知识治理的研究述评（一）知识治理文献检索
本文以“knowledge governance”为检索词，以提名、主题、标题为检索入口，检索了ACM Digital Library、IEEE Journals、Emerald Journals等数据库，统计出表2.3。表2.3 知识治理所选文献分布情况续表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检索时间：2011年2月18日）。（二）知识治理概念及内涵
知识治理通过协调沟通机制将知识嵌入到过程管理中，支持灵活的战略与运营变化，敏捷地捕捉市场变化和机遇（Meir,2010），从而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目标。对协调沟通进行治理是人事和企业制度水平的独特能力的体现（Hel-mut,2007）。知识治理将协调沟通有序化和建立沟通模式及结构结合起来。治理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制度属性，通过协调合作，在复杂系统和不同组件之间建立连贯性。知识治理发生在集体层面，而不是个人层面（Stehr,2004）。
为了更好地理解知识治理的概念及其内涵，本研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观点进行了归纳与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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