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儒敏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燕园困学记试读：
前 记
收在本集的文字，是作者学术撰著之外的余兴之作，一些散文随笔之类，随写随弃，委之蟫尘，历时既久，所积甚多。这几天翻箱倒柜，从杂乱的剪报中翻检搜罗，找到的就有二三百篇。不揣谫陋，从中选了81篇，汇成一册，聊当闲谈，亦作芹曝之献。
书分三辑。
一辑“说事”，数十年间的北大见闻、学界故记，事虽琐屑，亦可见时代画影。另有几篇论及大学人文教育，指斥流弊，评说时事，多为演讲笔录，有的曾广为流布，也一并杂陈于此。
二辑“写人”，亲人、老师、同事、友朋等，零星记忆，模模糊糊，属印象式速写，总渗透出某种精神气象，甚至某些诗意来。为何只选这十多位？没有什么标准。所写的都是曾令我感动，至少是觉得有情趣的。其中多位亲友都已经过世，收编这些文字，颇有伤逝之感。
三辑“聊书”，多为读书杂感，大抵是报纸上的短制。20世纪90年代前期写得最多，以书为话题，或发抒情志，或记录世态，亦有为“稻粱谋”之意。部分曾结合自己从事的现代文学史教学，碰到某些问题，发现某些史料，猜想读者亦有兴趣，遂率尔成文。另有一二记述文化潮动的文章，发表于境外报刊，居然“出口转内销”，被参考消息转载，亦足称奇也。
前年编过一本序跋集，今年又编随笔集，多少就是怀旧吧。到了有“旧”可“怀”之时，已经老了。日月除矣，韶华远去，逝者如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在北大未名湖畔镜春园82号寓居，小四合院，有古柏两棵，幽篁一丛，极幽静。收入本书的《北大“三窟”》就曾写到这处居所。因书房（兼客厅）的窗外是小竹林，就附庸风雅，起室名“且竹斋”。本无深义，却有象形：“且”字像许多书摞在一起，加上“竹”影婆娑，可想象为读书之佳境，亦心境也。本书所收篇札，大都和北大的人事相关，有半数以上又是在我住过的那个湖畔书斋写的，原想就以“且竹斋随笔”做书名。但编辑建议书名最好能一看就是写北大的，我说那就叫《燕园困学记》好了。子曰：“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自知学无建树，总也勤勉经过，把这些随笔杂感汇集付梓，也是对似水流年的一种怀想吧。2016年1月21日编定，10月21日又记
辑 一
书香五院
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在北大问路找“五院”，人家不一定清楚，得问“静园六院”在哪。因为五院只是6个院落的其中一个，按顺序分别命名为一院、二院、三院等。这样简单的名字并不好听，不像朗润、蔚秀、镜春、畅春等那样能引起各种美丽的联想，所以也难叫得起来。不过本系老师同学也都喜欢叫几院几院的。例如要去中文系，一般习惯说“去五院”。
静园六院在燕园中部，东侧紧靠图书馆，往西是勺园，南边矗立着第二体育馆，三面包围的中间是北大幸存的大草坪。十多年前这里还不是草坪，是果园，每到秋天我还进园去买新摘的苹果。那时最大的草坪在图书馆东边，图书馆要扩建，把草坪占用了，学生抗议，校方只好派人把静园的果树砍掉，改造为草坪。六院就坐落在静园草坪的东西两侧，每边三个院落，一个挨一个。
六院中的一院至四院建于20世纪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几年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从中国台湾回大陆访问，特地到一院寻踪，他母亲七十多年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曾寄宿于一院。燕京是教会学校，学生比较贵族化，每间宿舍只住一人，还有保姆侍候。五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这样东西各3座，显得对称完整。如今6个院落都是人文学科院系的所在地，自然和这种传统的风格比较协调。草坪西侧是历史系、信息管理系（图书馆系）和社科部，东侧是俄语系、哲学系和中文系。6个院落的风格统一，院墙由花岗岩垒砌，大门进去，左、右、前各一厢房，成品字形，其间以环廊相通，都是两层，砖木结构，脊筒瓦顶，两卷重檐，青灰砖墙，朱漆门窗。近年北大新建了许多楼，大都是现代新式建筑，尽管也力图往传统风格靠，毕竟难得真味，在众多簇新楼宇中，六院更显出它独特的韵致。
中文系五院居东侧3座院落之中，坐东朝西。进单檐垂花朱漆院门，拾级而上，是个大院子。右边一古松，蟠曲如盖，常年青绿。左边桃树几株，幽篁数丛。门内侧两花架，垂满紫藤，最引人瞩目。到春天，院门被一串串紫藤装点得花团锦簇。盛夏来了，枝繁叶茂的紫藤又把院门遮盖得严严实实，从外往里看，真是庭院深深。还有那院墙和南厢背阴屋墙上满布的“爬山虎”，也是五院的标志物之一。灿烂的时节在深秋，红、黄、绿三色藤叶斑驳交错，满墙挥洒，如同现代派泼墨。盛夏则整扇整扇的绿，是透心凉的肥绿。顶着太阳从外面踏进院门，绿荫满眼，顿生清爽，即便有烦恼也都抛却门外了。
踏过院子的石板小径，便到了正厢门，朝上看是两卷红蓝彩绘重檐，下为连排的朱漆花格门窗，庄重大方。进屋去，上为木雕天花横梁，下为紫红磨石地板，往左或往右都有环廊，再拐弯，是一个个分隔的小房间。二楼结构和地下大致相同。整个楼宇全由砖木构设，没有炫耀的装饰，却有内敛温和之氛围，让人亲切放松，毫无压迫感。
五院南侧还有一小门，出去，又一个园子，是后院，和哲学系所在的六院相通。后院毫无章法地长满了侧柏、加杨、香椿、水杉、石榴等各种植物。哲学系刘华杰教授曾很留心做过调查，这里的植物种类居然达到三四十种，简直就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小植物园了。因相对封闭，平日少人问津，园子有些荒芜，却更显幽静。有时看书写字累了，到后院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容易想起鲁迅笔下那个神奇而又温馨的“百草园”。五院北侧原来也是一个对称的园子，近年变成了停车场，可惜，可惜。“文革”前北大中文系办公机构不在五院，在文史楼，“文革”中师生“三同”，一度搬到学生宿舍32楼。1978年10月我考取中文系的研究生，到学校看榜，还是到32楼。我正在门口张贴的复试告示上“欣赏”自己的名字，卢荻老师（当时她还在北大中文系，曾担任过毛主席的古诗“伴读”）从楼梯下来，向我连连“恭喜”。不过等我几天后正式报到，中文系已经搬到五院。算算，一晃，30年都过去了。
五院虽小，却用的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平时比较安静，外来联系公务或参观的不算多，来者多为本系师生。遇到学术会议、开学报到，或者研究生报考、复试、答辩等，就人流不断，甚是热闹。来中文系讲学的国内外学者名人多，讲座完了，都喜欢在五院门口照个相留念。暑期给外国留学生办培训班，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身影在五院交织，中西合璧，华洋杂处，也是一种别致的风景。
五院两层不到30个房间，少部分是教务行政办公室、收发室，大部分是教研室，还有几间大一些的是会议室和报告厅。收发室原在东南角，里外两间，老师和学生来得最多的是此处，等于是中文系的中枢。20多年前，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中等身材偏胖的老者，端坐其中，接待师生，他就是冯世澄先生。冯先生负责收发，兼做教务，说话细声慢气，谦和有礼，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冯先生记性极好，20世纪50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档案。好几部以北大为题材的小说，都曾把冯先生作为原型。那时老师收信拿报纸都要到冯先生这里。每天下午5点左右就看到王瑶先生骑着单车，叼着烟斗，绕过未名湖来到五院收发室，拿到信件转身就走。谢冕教授大致也是这个时辰来，也是骑单车，却西装革履，颇为正规，见到人就热情洋溢地大声招呼。而芩麒祥、陈贻焮、褚斌杰等许多教授多是步行来的，时间不定准，除了拿信，顺便打听消息，聊天散心。我不止一回看到陈贻焮、黄修己、汪景寿等先生斜靠在收发室椅子上，天马行空地侃大山。那时收发室就是老师们的联络站。这些年为了方便，在五院为每位老师设了一个信箱，还开辟了一间教员休息室，有沙发电视，香茶招待，可是来系里拿信兼聊天的反而少了。休息室经常都空着，只有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在里边打盹。五院一层东头竖立一排老师信箱，分隔成近二百个灰色铝制小柜，每人一个，许多响亮的名字就在那里展现，甚为壮观。这里倒是来人不断，偶尔见到有外来的文学青年、民间学者，甚至是上访者，往信箱里塞些材料，希望能求见名人，或者就某个问题要“打擂台”。他们大都心怀热望，个性执拗，渴求能引起关注，时来运转。
五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研室。中文系有9个教研室（还有几个研究所和学术基地），每个教研室在五院都有一个专用房间。其格局多年不变，无非桌子板凳，三五书架，既没有“二十四史”，也不见字画墨宝，很是简陋。20年前，经常要组织政治学习，比如讨论某个领导的指示，或者报纸社论，起码一个月有一两回，老师都来这里碰碰头，发发议论牢骚什么的。有时也开全系老师大会，百十号人坐不下，就在走廊里凑合。记得有一回，某领导到五院传达上级什么文件精神，点名批判某北大教授的“自由化倾向”，刚说到一半，坐在楼梯旁一位白发老师蹭的就站起来，激动而大声地发表自己不同的“政见”。那时我刚留校，对此举未免有些吃惊，但众多老师似乎见怪不怪了，觉得这很平常。这些年没有政治学习一类活动了，全系大会一学期也难得一两回，老师们爱来不来，不知何故大家是越来越忙，来五院少了，彼此见面都要电话预约了。
五院学术活动还是多，用时髦说法，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平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学术讲座，或小班教学，在五院举行。门口有一告示牌，总贴满各种讲座的通告，同学们有事没事会到这里看看，选择有兴趣的听讲。即使是学界“大腕”要出场，告示也就是极普通的一张纸，说明何时何地之类，不会怎样的包装和张扬。也许名人讲座太多，在五院要“制造”所谓“轰动效应”是比较难的。但这不妨碍学术影响。1995年，美国著名的理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就曾在二楼东北角的现代文学教研室“设坛收徒”。一张油光锃亮的厚木方桌，围坐十多位学生，用英文讲了一个学期，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热潮，便从这里汹涌传播开去了。如今在美国当教授的唐小兵、张旭东、黄心村等，名气不小了，当时都还是研究生，在这间房子里拜詹姆逊这个“洋教头”为师。类似的名流讲座在五院不知有过多少，可惜北大中文系历来大大咧咧的，也没有个记载。
也有些老师不喜欢在教室上课，就把教研室当作教室。袁行霈教授给研究生开的“陶渊明研究”很叫座，得限定人数，好开展讨论，在五院会议室正合适。谢冕教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隔一段就邀请一些作家、评论家来讨论热点问题，学生自然也是热心参与者，那是沙龙式的文坛“雅集”。“孑民学术论坛”是专为博士生开设的“名家讲坛”，汇集了学界各路顶尖的角色，常可见到各种学术观点在五院的交锋。有些学生社团，包括以创作为主的“五四文学社”或偏爱古风的“北社”，也不时在五院某个角落精心谋划。特别是研究生的Seminar、开题、资格考试等，如果人数不多，大都在教研室进行。大家对五院都有某种自然的归属感。有些老师住得远，课前课后还是要到五院歇歇脚。王理嘉、陈平原、周先慎等许多老师，好些天才来一次系里，拿到一大摞邮件就到教研室，可以先分拣处理。年轻教师住家一般比较窄小，有时也躲到教研室来，写字、看书或和学生谈话。
五院二层东侧原来有个资料室，藏书不多，是大路货，并没有孤本珍本之类，却是访学进修的学者常去之地。来访学进修的老师很多，而北大居住条件艰苦，有的还被安排到近处的小旅馆里，吵杂不便，纷纷都到资料室来看书。资料室青灯棕案，有些暗，可是不像图书馆人多，非常安静，正好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里的书越积越多，怕楼板承受不住，早几年就搬到外边去了。空出的房间稍加修整，改成学术报告厅。系里有专用的报告厅方便多了，虽然布置没有什么新奇，只有简朴的讲台，八十多个座位。来访中文系的名家大腕总是络绎不绝，每学期少说也有五六十人，做报告一般就不用借教室了。不过这些年研究生、博士生多了，“考研族”“旁听族”蹭课的也不少，报告厅常常坐不下。在外边找教室也不难，提前到教务部预约即可，大概由于五院的风味比较“学术”，老师们还是乐于在这里开讲。也有稍微麻烦的。记得有一回我邀请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来讲座，70多人的报告厅挤进150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气高，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情怀激越，诗意盎然，直讲到满头大汗，最后大获成功。和报告厅相对的楼下，还有一间小会议室，主要供开会或者论文答辩用。许多从这里毕业的硕士、博士生可能终生忘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答辩通过后便在这里和老师拍照，从此翻开人生新的一页。
顺着北边楼梯上去二楼，靠西一间稍大的，是会客室，也曾做过“总支会议室”。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上研究生时，每隔十天半个月一次的小班讲习，就在这里。每次都由一位研究生围绕某个专题讲读书心得，接着大家“会诊”，最后由王瑶、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导师总结批评，比较有见地的就指点思路，整理成文。记得钱理群讲“周作人思想研究”，吴福辉讲“海派作家”，赵园讲“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凌宇讲“沈从文小说”等，我也讲过老舍与郁达夫研究。每人风格各异，但初次“试水”，都非常投入。老钱一讲就是情思洋溢，以至满头冒汗；凌宇则声响如雷，气势非凡。当初讲习者如今大都成了知名学者，他们学术研究的“入门”，最早入的就是五院的“门”。
如今北侧楼上除了会议室，是几间系行政班子的办公室，面积窄小，好在朝南都有一排大窗户，推窗外望，花木扶疏，小榭掩映，倒也别有洞天。1995年，费振刚教授执掌中文系，拉着我担任副系主任，主管研究生工作。我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就和费老师及另外一位副主任三人合用一间。分给我的只有一张桌子，歪歪扭扭的。有时找研究生谈事，没有地方坐，就对站着说上几句，倒是可以节省时间。后来图书馆系（原在西侧地下一排）从五院搬出，中文系宽裕一些了，每位负责行政的老师才有单独的办公室。1999年我担任系主任至今，办公室一直就在西侧楼上紧东的一间（就是刚才说的詹姆逊教授讲学那一间）。说来我与这个房间有特殊的干系。1986年冬我赶写博士论文，那时家住畅春园51楼，筒子楼，房小挤不开，每晚只能到五院，就在这个房间用功。20世纪80年代北大不像现在热闹，即使周末晚上隔开的“二体”有舞会，十一点钟差不多也就收场。夜深了，窗外皓月当空，树影婆娑，附近果园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虫鸣，整个五院就我一人在面壁苦读，是那样寂寞而又不无充实。我的第一本书《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就杀青于此。想不到十多年过去，这里又做了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十五六平方米，只能摆一张桌子和几个书架、沙发。我每天都要收到好多书刊，几年下来，房间就被图书占去一半，许多书刊上不了架，只好临时堆在地上。我又有个坏习惯，自己的书刊只能自己整理，怕别人代劳找不到，而自己又难得来办公室，结果一摞一摞的书都快把沙发给淹没了。不过，和师友交谈或者会见校内外文人墨客，甚至外宾，我都不太喜欢到会议室或咖啡馆，尽量还是在五院的办公室，尽管书堆得很挤很乱，端杯茶都不知放哪里好，但我知道读书人对书并不反感。
近十多年，北大多数院系都盖了新楼，每个教授有一间专用办公室，硬件大大改善。唯独文史哲等几个“穷系”没钱盖楼，教授也无地“办公”。校方发善心，决定拨款在未名湖畔建一座人文楼，专供几个文科系使用。请人设计了图纸模型，拿到系里征求意见，让大家选择式样，老师们好像不是特别有兴趣。2007年年底新楼终于奠基了，很排场的仪式，校领导都来参加，校新闻网还专门发了报道。有“好事者”竟把报道转贴到学生网页，换了一个标题，叫做《五院的挽歌》，喜事成了“丧事”，有点“无厘头”。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是有些舍不得五院。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学者在五院读书、讲学、交往，诸如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袁家驊、吴组缃、季镇淮、朱德熙、王瑶、周祖谟、林庚、林焘、褚斌杰、徐通锵等，这样一批鼎鼎有名的学问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迹。五院的书香味浓，文化积淀厚，五院承载着沉甸甸中国文化分量，每位师生在这里都能勾起许多难忘的记忆，五院已经融入到生命中，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感情了。
新楼肯定比较现代而又宽敞，每人能有一间，也是早在期盼的，但中文系真的从五院迁到新楼了，也许又觉得还不如现在，在传统的优雅的五院自由出入，毕竟可以那样的随性自在。
2008年2月5日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人生的路可能很长，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就那几步，改变或确定了你的生活轨道。1978—1981年，是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三年，就是我一生最要紧、最值得回味的三年。
1977年10月22日，电台广播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号召青年报考。我突然意识到可以选择人生的机会来了，很兴奋，决定试一试。当时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毕业已7年，在广东韶关地委机关当秘书，下过工厂、农村，按说也会有升迁的机会，但总还是感到官场不太适合自己。我希望多读点书，能做比较自由的研究工作。我妻子是北京人，当然也极力主张回北京。1978年3月，着手准备考研究生。我的兴趣本在古典文学，但找不到复习材料，刚好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就打算考现代文学了。临考只有两个多月，又经常下乡，只能利用很少的业余时间复习，心里完全没有谱。好在平时读书留下一些心得笔记，顺势就写成了3篇论文，一篇是谈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一篇是讨论鲁迅《伤逝》的，还有一篇是对当时正在热火的刘心武《班主任》的评论，分别给社科院唐弢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王瑶先生寄去。这有点“投石问路”的意思。想不到很快接到北大严家炎老师的回信，说看了文章，“觉得写的是好的”，他和王瑶先生欢迎我报考。这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信心倍增。多少年后我还非常感谢严老师，他是我进入北大的第一个引路人。
考后托人打听，才知道光是现代文学就有800多人报考，最高的平均分也才70分左右（据说是凌宇和钱理群得到最高分），我考得不算好，排在第15名。原计划招6人，后来增加到8人（其中2人指定学当代文学），让11人参加复试。我想自己肯定“没戏”了，不料又接到了复试通知。大概因为看了我的文章，觉得还有些潜力吧，加上考虑我的工作是完全脱离了专业的（其他同学多数都是中学教师，多少接触专业），能考到这个名次也不容易，王瑶先生特别提出破格让我参加复试。这就是北大，考试重要，但不唯考分，教授的意见能受到尊重。破格一事我后来才知道，这真是碰到好老师了，是难得的机遇，让我终生难忘。我自己当老师之后，便也常效法此道，考查学生除了看考分，更看重实际能力。
有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我复试的成绩明显上去了。先是笔试，在图书馆，有4道题，3道都是大题，每个考生都不会感到偏，主要考察理解力和分析力。比如要求谈对现代文学的分期的看法，没有固定答案，但可以尽量发挥。还有面试，在文史楼，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主考，问了8个问题，我老老实实，不懂的就说不懂，熟悉的就尽量展开。如问到对于鲁迅研究状况的看法，我恰好有备而来，“文革”期间当“逍遥派”，反而有空东冲西撞地“杂览”群书，自然读遍了鲁迅，对神化鲁迅的倾向很反感，于是就说了一通如何“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等。大学我只上了两年就“停课闹革命”了，不过还是有“逍遥派”的缝隙，反而读了许多书，积蓄了一些思考，此时不妨翻箱倒柜，大胆陈述。现在想当时回答是幼稚的，两位主考不过是放了我一马。我终于被录取了。
1978年10月9日，我到北大中文系报到，住进了29楼203室。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浓，十多平方米，4人一间，挤得很，但心里是那样敞亮。戴上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老师也是这种校徽），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在特别看你。那种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感觉，是很难重复的。
北大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一共招收了19名，分属7个专业，现代文学专业有6位，包括钱理群、吴福辉、凌宇、赵园、陈山和我，另外还有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华侨女生张枚珊（后来成了评论家黄子平夫人）。导师是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还有乐黛云老师是副导师，负责更具体的联络与指导。当时研究生指导是充分发挥了集体作用的，孙玉石、唐沅、黄修己、孙庆升、袁良骏，以及谢冕、张钟、李思孝等老师，都参与了具体的指导。校外的陈涌、樊骏、叶子铭、黄曼君、陆耀东等名家也请来给我们讲过课。这和现在的状况很不同。现在的研究生读了三年书，可能只认识导师和几位上过课的教员，学生也因导师而分出不同“门派”，彼此缺少交流。而当年的师生关系很融洽，我们和本专业以及其他专业的许多老师都“混得”很熟。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在老二教阶梯教室，200多人的大课，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我们一节不拉都跟着听。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语言学家朱德熙、芩麒祥、文字学家裘锡圭等，三天两头来研究生宿舍辅导，有时我们也向他们请教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想的大学学习是“从游”，如同大鱼带小鱼，有那么一些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在学海中自由地游来游去，长成本事。当年就有这种味道。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我们上研究生时王先生才65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不了多少，但感觉他是“老先生”了，特别敬畏。对不太熟悉的人，先生是不爱主动搭话的。我第一次见王先生，由孙玉石老师引见，那天晚上，他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北大西门进来，经过未名湖，绕来绕去到了镜春园76号。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烟丝香味，挺好闻的，满头银发的王先生就坐在沙发上，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开场。王先生也只顾抽烟喝水，过了好久才三言两语问了问情况，说我3篇文章有两篇还可以，就那篇论《伤逝》的不好，专业知识不足，可能和多年不接触专业有关。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客套，但很真实。有学生后来回顾说见到王先生害怕，屁股只坐半个椅子。这可能是真的。我虽不至于如此，但也有被先生批评得下不来台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向先生请教关于三十年左翼文学的问题，我正在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突然离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我《子夜》是写于哪一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是20世纪30年代初。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像这样的基本史实是不可模糊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这很难堪，但如同得了禅悟，懂得了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历史感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有些细节为何记忆那么深？可能因为从中获益了。
王先生其实不那么严厉，和他接触多了，就很放松，话题也活跃起来。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先生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越说越投入，也越兴奋。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连喘带咳，说话就是停不下来。先生不迂阔，有历经磨难的练达，谈学论道潇洒通脱，诙谐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我总看到先生在读报，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类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他很赞赏赵园的感悟力，却又有意提醒她训练思维与文章的组织；钱理群比较成型了，先生很放手，鼓励他做周作人、胡风等在当时还有些敏感的题目。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郁达夫年谱。我的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发表于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二辑）。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连带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当《郁达夫年谱》打算在香港出版时，王先生还亲自写了序言。
硕士论文写作那时很看重选题，因为这是一种综合训练，可能预示着学生今后的发展。我对郁达夫比较熟悉了，打算就写郁达夫，可是王先生不同意。他看了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认为我应当选鲁迅为题目。我说鲁迅研究多了，很难进入。王先生就说，鲁迅研究比较重要，而且难的课题只要有一点推进，也就是成绩，总比老是做熟悉又容易的题目要锻炼人。后来我就选择了《鲁迅的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做毕业论文。这个选题的确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开启的作用。研究生几年，我还先后发表过《试评〈怀旧〉》《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在当时也算是前沿性的探讨，都和王先生的指导有关。
1981年我留校任教，1984年至1987年又继续从王瑶师读博士生。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全系只有我与陈平原两人。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7年，真是人生的福气。1989年5月先生七十五岁寿辰，师友镜春园聚会祝寿，我曾写诗一首致贺：“吾师七五秩，著书百千章，俊迈有卓识，文史周万象，陶诗味多酌，鲁风更称扬，玉树发清华，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怀国，拳拳赤子肠，镜园不寂寞，及门长相望，寸草春晖愿，吾师寿且康”。当时先生身体不错，兴致盎然的，万万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过世了。
读研期间给我帮助最大的还有严家炎和乐黛云两位老师。
那时还没有学分制，不像现在，研究生指定了许多必修课。这在管理上可能不规范，但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除了政治课，我们只有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史专题》是必须上的，其他都是任选。老师要求我们主要就是读书，先熟悉基本材料，对现代文学史轮廓和重要的文学现象有大致的了解。也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三十年，大部分作家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寻找历史感。钱理群比我们有经验，他把王瑶文学史的注释中所列举的许多作品和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好，也如法炮制。我被推为研究生班的班长，主要任务就是到图书馆借书。那时研究生很受优待，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研究生阶段我们的读书量非常大，我采取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虽然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但也并非杂家那种“漫羡而无所归心”，主轴就是感受文学史氛围。看来所谓打基础，读书没有足够的量是不行的。
读书报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我们更多的是“小班讲习”，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a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王瑶、严家炎等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于支持论点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办法，教会我们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记得当时钱理群讲过周作人、胡风和路翎，吴福辉讲过张天翼与沙汀，凌宇讲过沈从文和抒情小说，赵园讲过俄罗斯文学与中国，陈山讲过新月派，我讲过郁达夫与老舍等。后来每位报告者都根据讲习写出论文发表，各人的学术发展，可以从当初的“小班讲习”中找到源头。
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来得那样新鲜，那样让人没法准备。当《今天》的朦胧诗在澡塘门口读报栏贴出时，我们除了惊讶，更受到冲击，议论纷纷开始探讨文学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当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引起的争论就不止是文学的，更是道德的，政治的。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呀，校园选举呀，民主墙呀，行为艺术呀，萨特呀，佛洛伊德呀，“东方女性美”呀……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极大地活跃着校园精神生活。我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选择的机会，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来说，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我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
难忘的还有研究生同学和当时的学习生活。我们读研时都已过“而立”之年，有些快到“不惑”，而且都是拖家带小有家庭的，重来学校过集体生活，困难很大。但大家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都很刻苦。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馒头、咸菜和玉米粥，就到图书馆看书，下午、晚上没有课也是到图书馆，一天读书十二三个小时，是常有的。最难的是过外语关。我们大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中年了，学外语肯定要加倍付出。常看到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走廊灯下背字典的。和我同住一室的任瑚琏，是现代汉语研究生，原来学俄语，现在却要过英语关，他采取的“魔鬼训练法”，宿舍各个角落都贴满他的英语生词字条，和女友见面也禁止汉语交谈，据说有一回边走路边背英语还碰到电线杆，幸亏他那厚度近视眼镜没有打碎。果然不到一年他就读写全能。
我们那时大都还是拿工资，钱很少，又两地分居，除了吃饭穿衣，不敢有别的什么消费。可是碰到好书，就顾不得许多，哪怕节衣缩食也得弄到。1981年《鲁迅全集》出版，60元一套，等于我一个月工资了，毫不犹豫就买下了，真是嗜书如命。那时文艺体育活动比较单调。砖头似的盒式录音机刚面世，倒是人手一件的时髦爱物，主要练习外语，有时也听听音乐。舞会开始流行了，我当过一两回看客，就再也没有去过。看电影是大家喜欢的，五道口北京语言学院常放一些“内部片”，我们总想办法弄票，兴高采烈骑自行车去观赏。电视不像如今普及，要看还得到老师家里（后来29楼传达室也有了一台电视）。日本的《望乡》，记得我是到燕东园孙玉石老师家里看的。下午五点之后大家可以伸伸筋骨了，拔河比赛便经常在三角地一带举行，一大群“老童生”那么灰头土脸卖力地鼓捣这种活动，又有那么多啦啦队一旁当“粉丝”喝彩，实在是有趣的图景。
那时的艰苦好像并不太觉得，大家都充实而快乐，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幸福度”不低。记得吴福辉的表姐从加拿大回来探亲，到过29楼宿舍，一进门就慨叹“你们日子真苦”！可是老吴回应说“不觉得苦，倒是快活”。老吴每到周末就在宿舍放声唱歌，那东北味的男中音煞是好听，也真是快活。“不觉得苦”可能和整体气氛有关，同学关系和谐，不同系的同学常交往，如同大家庭，彼此互相帮忙，很熟悉。后来知名的学者，如数学家张筑生、哲学家陈来、比较文学家张隆溪、外国文学家盛宁、经济学家梁小民、李庆云、历史学家刘文立、评论家曾镇南、古文字学家李家浩、书法家曹宝麟、语言学家马庆株等，都是当时29楼的居民，许多活动也一起参加。张筑生是北大授予学位的第一位博士，非常出色的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我至今还能想起他常来中文系宿舍，蹲在地上煮“小灶”的情形。中文系宿舍紧靠29楼东头，老钱、老吴、凌宇和张国风住202室，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读书，谈人生，这也是课堂与图书馆作业的延伸吧。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他们可以吵得很“凶”，特别是凌宇，有湘西人的豪气，声响如雷，我们在隔壁都受干扰，但是大家从来没有真正伤过和气。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同学在各自领域都取得显著成绩，大家的治学理路不同，甚至还可能有些分歧，但彼此又都还保持着北大29楼形成的友谊，这是最值得骄傲和珍惜的。
2008年1月29日
北大“三窟”
这个标题有些费解，所谓“三窟”，是指我这几十年在北大校园的几个住处。不是同时拥有的所谓“狡兔三窟”，而是先后三个“定居”点。时过境迁，这些地方都变化很大，人事的变异更多，写下来也是一种念旧吧。
1981年我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起先被安排住到南门内的25楼学生宿舍，说是临时的，和李家浩（后来成了著名的战国文字研究专家）共处一室。李兄人极好，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除了看书就是睡觉，偶尔用很重的湖北腔说些我不怎么明白的“文字学”。我们倒是相安无事。住25楼的都是“文革”后毕业的第一届研究生，多数拖家带小的，老住单身宿舍不方便。大约住了快一年吧，这些“老童生”就集体到朗润园当时北大党委书记家里“请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果然奏效，不久，就都从25楼搬到教工宿舍。1982年我住进21楼103室。本来两人一间，系里很照顾，安排和我合住的是对外汉语的一位老师，还没有结婚，可以把他打发到办公室去住，这样我就“独享”一间，有了在北大的家，妻子带着女儿可以从北京东郊娘家那里搬过来了。
这算是我在北大的第一“窟”。
21楼位于燕园南边的教工宿舍区，类似的楼有9座，每3座成品字形院落。东边紧挨着北大的南北主干道，西边是学生宿舍区，往北就是人来人往的三角地。全是筒子楼，灰色，砖木结构，三层，六十多个房间。这个宿舍群建于20世纪50年代，本来是单身教工宿舍，可是单身汉结婚后没有办法搬出去，而我们这些有家室的又陆续搬进来，实际上就成了家属宿舍了。每家一间房子，12平方米左右，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般都是蔍架床），一桌，做饭的煤炉或煤气罐就只能放在楼道里，加上煤饼杂物之类，黑压压的。记得80年代初有个电影《邻居》，演的那种杂乱情景跟这差不多。每到做饭的时候，楼道烟熏火燎，很热闹，谁家炒萝卜还是焖羊肉，香味飘散全楼，大家都能“分享”。缺个葱少个姜的，彼此也互通有无。自然还可以互相观摩，交流厨艺，我妻子就从隔壁闫云翔（后来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的太太那里学会熘肝尖的。有时谁家有事外出，孩子也可以交给邻居照看。曹文轩老师（如今是知名作家）住在我对门，他经常不在，钥匙就给我，正好可以“空间利用”，在他屋里看书。21楼原“定位”是男宿舍，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女的有需要还得走过院子到对面19楼去解决。（19楼是女教工宿舍，也一家一家的住有许多男士。陈平原与夏晓红结婚后，就曾作为“家属”在19楼住过。）水房是共用的，每层一间。夏天夜晚总有一些男士在水房一边洗冷水澡，一边放声歌唱。当时人的物质需求不大，人际关系也好，生活还是充实而不乏乐趣的。那几年我正处于学术的摸索期也是生长期，我和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最早一稿，就是在21楼写成的。
不过还是有许多头疼的事。那时一些年轻老师好不容易结束两地分居，将家属调进北京了，可是21楼是单身宿舍，不是正式的家属楼，公安局不给办理入户。我也碰到这个问题。那时我是集体户口，孩子的户口没法落在北大，要上学了，也不能进附小。又是系里出面周旋，花了很多精力才解决。连煤气供应也要凭本，集体户口没有本，每到应急，只好去借人家的本买气。诸如此类的大小麻烦事真是一桩接一桩，要花很大精力去应对。钱理群和我研究生同学，同一年留校，又同住在21楼，他更惨，和另一老师被安排在一层的一间潮湿的房子（原是水房或者厕所），没法子住，要求换，便一次次向有关机构申请，拖了很久，受尽冷遇，才从一楼搬到二楼。我开玩笑说，老钱文章有时火气大，恐怕就跟这段遭遇有关。有时我也实在觉得太苦，想挪动一下，甚至考虑过是否要回南方去。当时那边正在招兵买马，去了怎么说也有个套间住吧。可是夜深人静，看书写字累了，走出21楼，在校园里活动活动，又会感觉北大这里毕竟那么自由，舍不得离开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大中文系老师起码有1/3在19楼、20楼或21楼住过。与我几乎同时住21楼的也很多，如段宝林（民间文学家）、钱理群（文学史家）、曹文轩（作家）、董学文（文艺学家）、李小凡（方言学家）、张剑福（中文系副主任）、郭锐（语言学家）等。其他院系的如罗芃（法国文学学者）、李贵连（法学家）、张国有（经济学家、北大副校长）、朱善璐（北京市委副书记）等，当初都是21楼的居民，彼此“混得”很熟。20多年过去，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各个领域的名家或者要人，21楼的那段生活体验，一定已在大家的人生中沉淀下来了。
我在21楼住了3年，到1986年，搬到畅春园51楼316室。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二“窟”。
畅春园在北大西门对过，东是蔚秀园，西是承泽园，连片都是北大家属宿舍区。畅春园可是个有来历的地方。据说清代这里是皇家园林别墅，有诗称“西岭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归御园，随景结蓬壶”（清代吴长元《宸垣识略》），可见此地当时水系发达，秀润富贵。康熙皇帝曾在此接见西洋传教士，听讲数学、天文、地理等现代知识。乾隆、雍正等皇帝也曾在此游玩、休憩。如今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只在北大西门马路边遗存恩佑寺和恩慕寺两座山门，也快要淹没在灯红酒绿与车水马龙之中了。20世纪80年代初北大在畅春园新建了多座宿舍，每套90平方米左右，三房一厅，当时算是最好的居室，要有相当资历的教授或者领导才能入住。为了满足部分年轻教工需要，在畅春园南端又建了一座大型的筒子楼，绿色铁皮外墙，五层，100多间，每间15平方米，比21楼要大一些。我决定搬去畅春园51楼，不因为这里房子稍大，而是为这里是正式的宿舍，可以入户口，不用再借用煤气本。
毕竟都是筒子楼，这里和21楼没有多大差别，也是公共厕所，也不用在楼道里做饭了，平均五六家合用一间厨房。房子还是很不够用，女儿要做作业，我就没有地方写字了。那时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写作非常紧张，家里挤不下，每天晚上只好到校内五院中文系教研室用功。51楼东边新建了北大二附中，当时中学的操场还没有围墙，我常常一个人进去散步，构思我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生活是艰苦的，可是那时“出活”也最多，每年都有不少论作发表，我的学业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那几年打下的。51楼的居民比21楼要杂一些，各个院系的都有，不少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海归”。如刘伟（经济学家，现北大经济学院院长）、曾毅（人口学家）都是邻居，我在这里又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这里还有难忘的风景。我们住房靠南，居然还有一个不小的阳台，往外观望，就是大片稻田，一年四季可看到不同的劳作和变换的景色。后来，稻田改成了农贸市场，再后来，农贸市场又改成了公园，那时我们已经离开畅春园。偶尔路过51楼跟前，想象自己还站在三层的阳台上朝外观望，看到的公园虽然漂亮，可是不会有稻田那样富于生命的变化，也没有那样令人心旷神怡。还是要看心境，稻田之美是和二十多年前的心绪有关吧。
后来我又搬到镜春园82号，那是1988年冬天。
这是我在北大的第三“窟”。
镜春园在北大校园的北部，东侧是五四操场，西侧是鸣鹤园和塞克勒博物馆，南边紧靠有名的未名湖。这里原为圆明园的附属园子之一，乾隆年间是大学士和珅私家花园的一部分，后来和珅被治罪，园子赐给嘉庆四女庄静公主居住，改名为镜春园。据史料记载，昔日镜春园有多组建筑群，中为大式歇山顶殿堂七楹，前廊后厦，东西附属配殿与别院，复道四通于树石之际，飞楼杰阁，朱舍丹书，甚为壮观。（据焦熊《北京西郊宅园记》）后历沧桑之变，皇家庭院多化为断壁残垣，不过也还可以找到某些遗迹。过去常见到有清华建筑系学生来这里寻觅旧物，写生作画。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修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人还从残破旧建筑的屋顶发现皇家院落的牌匾。六七十年前，这里是燕京大学教员宿舍，包括孙揩第、唐辟黄等不少名流，寓居于此。50年代之后成为北京大学宿舍区，不过大都是四合院，逐步加盖，成一个个大杂院。其中比较完整的院落，一处是76号，原王瑶教授寓所（曾为北洋政府黎元洪的公馆，现为北大基金会），另一处就是我搬进的镜春园82号。
这个小院坐北朝南，院墙由虎皮石垒砌，两进，正北和东、西各有一厢房，院内两棵古柏，一丛青竹，再进去，后院还有几间平房，十分幽静。50年代这里是著名小说家和红学专家吴组缃先生的寓所，后来让出东厢，住进了古典文学家陈贻焮教授。再后来是“文革”，吴先生被赶出院门，这里的北屋和西屋分别给了一位干部和一位工人。陈贻焮教授年岁大了，嫌这里冬天阴冷，于1988年搬到朗润园楼房住，而我则接替陈先生，住进82号东屋。虽然面积不大，但有一个厅可以作书房，一条过道联结2个小房间，还有独立的厨房与卫生间。这一年我42岁，终于熬到一个“有厕所的家”了。
我对新居很满意，一是院子相对独立，书房被松柏翠竹掩映，非常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就是在这里磨成的。二是靠近未名湖，我喜欢晚上绕湖一周散步。三是和邻居关系融洽，也很安全，我们的窗门没有任何防盗加固，晚上不锁门也不要紧，从来没有丢失过东西。四是这里离76号王瑶先生家只有五六百米，我可以有更多机会向王先生聆教。缺点是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炉子，买煤也非易事，入冬前就得东奔西跑准备，把蜂窝煤买来摞到屋檐下，得全家总动员。搬来不久就装上了电话，那时电话不普及，装机费很贵，得五六百元，等于我一个多月的工资，确实有点奢侈。我还在院子里开出一块地，用篱笆隔离，种过月季、芍药等许多花木，可是土地太阴，不会侍候，总长不好。唯独有一年我和妻子从圆明园找来菊花种子，第二年秋天就满院出彩，香气袭人，过客都被吸引进来观看。院子里那丛竹子是陈贻焮先生的手栽，我特别费心维护，不时还从厨房里接出水管浇水，春天等候竹笋冒出，是一乐事。陈贻焮先生显然对82号有很深的感情，他在这里住了20多年，《杜甫评传》这本大书，就诞生于此。搬出之后，陈先生常回来看看。还在院墙外边，就开始大声呼叫“老温老温”，推开柴门，进来就坐，聊天喝茶。因为离学生宿舍区近，学生来访也很频繁，无须电话预约，一天接待七八人是常有的。我在镜春园一住就是13年，这期间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也经历了北大的许多变迁，我在这里读书思考，写作研究，接待师友，有艰难、辛苦也有欢乐。这里留下我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前不久我陪台湾来的龚鹏程先生去过镜春园，82号已人去楼空，大门紧闭，门口贴了一张纸，写着“拆迁办”。从门缝往里看，我住过的东厢檐下煤炉还在，而窗后那片竹子已经枯萎凋残。据说82号以东的大片院落都要拆掉改建，建成“现代数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室了。报纸上还有人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保留燕园老建筑。但最终还是要拆迁的。我一时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我是2001年冬天搬出镜春园，到蓝旗营小区的。小区在清华南边，是北大、清华共有的教师公寓。这是第四次乔迁，可是已经迁出了北大校园，不能算是北大第四“窟”了。蓝旗营寓所是塔楼，很宽敞，推窗可以饱览颐和园和圆明园的美景，但我似乎总还是很留恋校园里的那“三窟”。我的许多流年碎影，都融汇在“三窟”之中了。
我与北大出版社
1996年我在北大中文系担任副主任，负责研究生工作，一年多以后，调到北大出版社任总编辑。去出版社之前，我犹疑，舍不得离开教学岗位。当时的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就把我找去，好说歹说动员我赴任。我当时莫名其妙说了一个词：“诚惶诚恐。”现在分析，这不当的用词可能隐藏着一种潜意识：我怕担负不了总编辑的职责，更怕改变当教授的生活轨道。我要谢绝这一任命。可是我上大学的女儿一句话，又松动了我的意志。女儿说，爸爸，人生多尝试一些不同的生活多好呀！加上妻子也一旁鼓动，我终于又决定接受学校任命，去出版社了。当时和学校说好的条件，是关系不转，不脱离教学。所以任总编辑那几年，我还兼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席，带博士生，给本科生上课。
1997年7月底，我从欧洲访问回来，就被催促去出版社报到。那是一个夏日的晚上，在出版大楼开了一个干部会，校党委副书记岳素兰同志宣布了我的任职。和我搭班子的是社长彭松建，以及社党委书记周月梅。大概考虑当时出版社的实际情况，强调集体领导，岳素兰书记特别提醒说，“你们三位都是一把手”。后来我们三人配合还是默契的。彭松建社长负责抓全面，偏重经营管理；周月梅书记管理人事与党务；我主要负责选题和出版。当时出版社班子力量很强。彭社长学经济出身，搞出版多年，在出版界人脉通达，还兼任版协负责人职务，业务很在行，也有威信。还有张文定（副社长）是出版社元老，思想活跃，点子很多；王明珠（当时副总编，如今是出版社社长）学数学出身，年轻而睿智，曾成功策划过影响极大的畅销书《未来之路》。我和他们关系处得很融洽，他们也给过我很多支持与帮助。出版社人员比教学单位要复杂一些，遇事不决断，是不行的。老彭不止一次说，“有人在会上吵闹，甚至拿起烟灰缸就朝你砍过来”。这在院系不可想象。我还真的碰到过这一类事情。照说，我当时已经是博士生导师，博导来当总编辑大家都觉得新鲜（那时博导很少），表面上应当有些威信的吧。可是不见得，我说的话有时没有人听。后来我有意识抓住一个在社里有些跋扈的典型，当面清楚表明自己的处理意见，算是“亮相”。几次全社大会上，我都旗帜鲜明地表扬工作负责的，批评那些拉拉扯扯吊儿郎当的。我还和总编室一起，摸索建立了选题计划论证、专家咨询、稿件匿名外审，以及书号严格管理等几样制度，抓典型，抑制那些散漫随意、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阻力重重，但总算做到有章可循了。我是“外派”进去的，没有根，人家不理睬也正常。当时我真是有点“冲”，好像并不符合我的个性，在系里我是不可能这样“强势”的。
到出版社碰上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北大百年校庆。那时学校要编一本展现北大历史与现状的大型画册，由宣传部部长赵为民、干事张黎明（如今是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了）、编辑张凤珠、美编林胜利，加上我等几人组成一个班子，负责编写和出版这个画册。虽是一本画册，可是很难着手。这不是个人著作，政策性强，北大又还没有个比较认可的校史，历史怎么评价？哪个人物上哪个不上？哪张照片大些哪张小些？都要反复琢磨讨论，平衡斟酌。我们从校档案馆找来了上千幅图片，翻来覆去，从中挑选一部分，以反映北大百年的历程。而现状的照片，许多就需要补拍。为了给燕园俯拍全景，林胜利还特地托人，向有关部门申请了飞机航拍。许多院系为了上画册，专门照了全体像。其中许多照片的确下了大的功夫，都成为“经典”了，至今常为各种书刊选用。我们在勺园五号楼租了个套间，有一个多月，日以继夜，在那里讨论编写，反复多次，终于把这本中英文对照的大型画册编成，收录400余幅珍贵图片，印刷4万多本，是校庆赠送贵宾校友的主要礼物。从画册构思、图片选择、文字编写、英文翻译，到发排印刷，我一路盯下来，也算是我到出版社的业务见习了。
除了画册，校庆图书有五六十种，都要赶在半年多时间内出版，任务相当艰巨。我和彭社长几次召开大会动员，要求团结奋战，全力以赴。如《北京大学》（画册）、《今日北大》、《青春的北大》、《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我与北大》、《如歌岁月》（北大研究生访谈录）、《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北大创办史实考源》、《北大百年国学文粹》、《蔡元培先生年谱》、《北大史料》、《北大百年校庆北大人书画作品集》，以及各院系为校庆专门编辑的学术论集等，都是在校庆前几个月突击出来的。我自己还亲自主持编辑了书籍多种（有的就是责任编辑），包括《北大中文系简史》（马越的硕士论文，由我指导）、《百年学术：北大中文系名家文存》（我与费振刚主编）、《北大风》（北大历史上学生刊物文选，我与李宪瑜编）、《我爱燕园》（宗璞的散文集）、《北大缤纷一百年》（校庆记盛资料集，由我指导，李宪瑜主编）等。后来想想，当时既没有加班费，也没有码洋提成之类，就是有一股热情，依靠群策群力，才能干这么多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北大校庆藏书票”的出版。这套藏书票100枚，收录了有关北大历史的许多极其珍贵的图片资料，由江溶和林胜利设计，校庆时首发，限售1000枚，被誉为最有创意的出版物。在印制第二套时，我亲自参与方案设计，下厂督印，并在三联和西单图书大厦主持发行仪式。这几套藏书票现在已经成为民间收藏的珍品。1998年5月，由迟惠生副校长带队，我们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组织了北大校庆图书展销，引起很大轰动。我为展销会设计了主题条幅：“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后来就成为北大出版社的“社训”。
北大出版社是一个学术出版单位，依靠北大的资源优势，条件是非常好的。我当总编辑那时，北大社的编辑力量相当强。如政经法编辑室的苏勇、张晓秦、李昭时、符丹，语言编辑室的郭力、许耀明，理科编辑室的邱淑青、赵学范、刘勇、王明舟，文史编辑室的乔征胜、江溶、胡双宝、宋祥瑞、张凤珠、马辛民等，都是学有专攻的编辑行家。我深知当一个编辑相对容易，当学者型的出版家就很难。而当年北大社就有许多学者型的出版家，他们也是北大的财富，我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记得我多次登门向这些专家求教，请他们策划选题，为出版把关。按照规定，我得负责每一本书的终审，签字之后就是放行付印了。这个责任很大，都包揽下来得把自己忙死。我就“权力下放”，把一些资深编审发动起来，请他们审阅把关，确保了编辑质量。当时每年出书种数已经七八百，重印率很高，但差错率的控制还是比较低的。
当时市场化大潮正冲击各个出版社，码洋与利润成为衡量出版社地位的主要标准。我在业界一些应酬场合，感觉到了金钱的分量。这和在中文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时有民间书商推出一本《学习的革命》，广告做得满天响，几个月就据说推销了500万册。大家都很羡慕，连某些出版界的官员也在会上说这是值得提倡的新事物。我找了那本书来看，觉得其实对学习帮助不大，起码不是什么“革命”。我认为一本好书如果推销越多，社会受益会越大，出版者也能赚钱，这是“佳境”；但是如果一本并不怎样的书，包装宣传过分，销售很多，结果读者被你动员买了，不见得看，也不见得受益，就是资源浪费，对社会有害。也许从广告营销角度看，《学习的革命》有成功之处，但从出版的角度，则是失败的。我在一次全国书展的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这种看法。但是这声音如同泥牛入海，甚至有人认为是书呆子的“较真”。
还有，那时出版界时兴“策划”二字，北京许多大出版社都纷纷“挖角”所谓“策划编辑”。这些编辑确实有两下子，就是能出点子，让学者专家跟着他来做书，等于他们在指挥学者，或者通过某些炒作引起对他们书籍的注意。对此，我又在出版界的杂志上发表不同意见。认为编辑的功能和作者不同，编辑的“策划”应当是有“度”的，不能“过度”。特别是学术类图书，必须建立在正常的学术生长的基础上，先要有扎实的成果，你才好组织出版。学术生产及学术评价，有它自足的规律，学术成果需要沉淀，传媒与出版过度介入，可能会搅乱学术生态。我还认为，在学术图书出版方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宜过分宣传，否则会帮倒忙的。但是，诸如此类“不合群”的意见，几乎不会有人重视。甚至有些记者来采访，听了我的话也觉得“扫兴”，或不以为然。我感到有些寂寞，甚至怀疑自己“入错”了出版这个门。
不过，我想既然学校派我担任这个总编辑职务，北大社又有比较好的空气，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的。我征求了许多老编辑的意见，认真了解了北大出版的历史，心中有数了，就努力争取班子支持，提出北大出版社必须以学术为本。我认为这不是说说看的，而是立社之本，是我们出版的命根子。我利用许多场合提出，出版社当然要经营赚钱，但不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多出好书，又能顺理成章地赢利，才是正道。不能让社里编辑有太大的经济指标压力，有相对自由的心态，才有精力和兴趣去做有品位的好书。北大出版社和“北大”这个名字联系一起，应当很珍惜，做到既进入市场，又和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处处不忘维护学术品味。我们北大社没有必要和社会上某些赚大钱的出版单位去比拼，不以码洋利润论英雄。我曾经向学校领导进言，不要把出版社作为纯粹的经营单位，也别指望出版社给学校多赚钱进账，应当把出版社和图书馆那样，当作一个重要的学术窗口，展现北大的学术成果。我提出北大社要发展，更要质量，希望能出一些比较大气而且具有标志性的书。我把这种书叫做“大书”。
我首先注意到《全宋诗》。这是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由北大古籍所牵头，已经经营多年。全部共有72卷，1997年我到出版社时，这个项目出书已经拖了三四年了，才出版7卷。由于对这个项目比较熟悉，我对它的学术意义有足够的把握。所以我希望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用一年多时间把72卷出齐。这得到社里几位社领导支持，但也担心短期内完不成任务，何况投资很大，盈利不多。反对的声音也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