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晶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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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纽交所试读：
前言
也许，当初在华尔街68号街边梧桐树下签订《梧桐树协议》的24位经纪人不曾想到，纽交所在随后的200多年中，一直肩负着全球金融掌舵者的核心角色。或许，他们更想不到，在20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创业者、企业家将这里视为事业发展的里程碑。许多在中国响当当的企业家当站在位于纽交所交易大厅上方的敲钟台上，挥舞着木槌敲响开市钟时，都会激动不已。然而，神秘的纽交所交易大厅，并非像外界猜测的那样尔虞我诈、冷酷无情。相反，它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竞争与友情并不冲突，金钱与慈善也能和平共处。在这里，每天上演着不同的故事，每个人又拥有非比寻常的经历。他们的故事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充满了悲欢离合，值得大家品读。
在纽约担任财经记者的7年中，我做过许多次专访，对象不乏金融大鳄、经济学家、国家政要，乃至文娱明星，但例行公事般的采访总是随着一天工作的结束戛然而止，就好比考生完成答卷一样。而这次，经过为书写纽交所的故事而耗时长达3年的采访，我才算真正意义上迈进了华尔街，走入了在纽交所工作的人们的世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不仅是财经知识、金融历史，更多的是本书以一个中国财经记者的视角，通过纪实描述每一个独特又有趣的人物故事，将华尔街的顶级投资策略、创业指南、IPO等金融市场游戏秘籍逐一揭开，同时也令纽交所的百年传统及逸事得以生动展现。纽交所是一本厚重的书，我能做的，仅仅是拎出其中一小部分，为大家细细品读。金融世界或许并不如武侠小说里的江湖那样生动有趣，但每一位在其中奋斗的人何尝不是历经百战的侠客？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特定金融环境下的产物，更与纽交所的历史相互印证。和他们对话，不仅可以让我们快速了解华尔街的历史，更能让我们从中洞察有关人性的真谛。艰苦奋斗也好，浴火重生也罢，成为人生的终极赢家并不在于如何提高社会地位和积累财富，而在于如何与看似平静却暗潮汹涌的时代进行角力，继而重塑自我。
这也是一本能源源不断给人力量的书。在长达3年的采访过程中，我自己亦在不断经历职场乃至人生难题，神奇的是，我竟能通过书中人物的故事，自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仿佛成了我的秘密人生导师，将自己的毕生经验传授给我，帮我渡过了重重关卡。他们是被访者，也是我生活的贵人。
我想在这里，把我所感受到的独特文化搬到书中，分享给大家。引言
在纽约市曼哈顿岛的最南部，有一条从百老汇大道向东河延伸的狭窄街道，别看这条路全长不过500多米，但其西边正对着举世闻名的三一教堂，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长眠于此。由三一教堂穿过百老汇大道，沿着华尔街向东，还会看到著名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雕像，雕像矗立在联邦国家纪念堂的前方，那也是华盛顿当年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地方。从三一教堂徒步至华盛顿雕像只需要半分钟的时间，别忘了向右看看一栋门牌号是“华尔街11号”的建筑，那就是华尔街的“心脏”——纽约证券交易所（英文为New York Stock Exchange，中文简称为纽交所）。
在纽交所的大楼内，珍藏着一份被精心装裱的协议，它就是《梧桐树协议》（Buttonwood Agreement）。之所以被称为《梧桐树协议》，是因为这份协议的签订地点是在华尔街68号的梧桐树下。岁月更迭，虽然那棵梧桐树在1865年被暴风雨击倒而不复存在，但这份旨在规范证券交易的协议被流传下来，并被人们看作纽交所规程的雏形。其实，这份举世瞩目的协议原文非常简短，只确定了3条交易规则，下方附有24位经纪人的签名。
别看纽交所的历史不及华尔街久远，但它也有200多岁了。纽约时间上午9点30分，开市钟准时在这里敲响，牵动全球投资者心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简称DJIA）、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 Index）和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 Index，中文简称为标普500指数）开始上下起伏。按照纽交所交易员的说法，开市钟不等任何人，哪怕是美国总统来敲开市钟，如果9点半了还不来，开市钟仍会准时敲响。工作在纽交所交易大厅的交易员们，可能要算是全球最清高的群体之一。历经百年风雨的交易大厅接待过许多国家政要、商业领袖和娱乐巨星，但大多数交易员根本不在意那些与他们擦肩而过的名人，他们忙着交易，根本没有闲工夫。
纽交所的交易大厅之所以如此“吸粉”，除了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之外，还有其独具一格的工作环境。这里汇集了多家金融公司的交易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公司，彼此之间既是战友又是竞争对手。但最重要的是，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相处中，他们更多地将彼此视为朋友和亲人。但凡有交易员结束职业生涯离开纽交所，大家都会在繁忙的交易工作中停下手头的工作，簇拥在那名交易员身边，为他鼓掌致敬，并和他握手拥抱。这种场景，总是催人泪下。
虽然交易大厅平日总是熙熙攘攘，但其组织架构并不复杂。简单来说，从地形上可以将交易大厅划分为交易台和交易亭两部分。交易台位于大厅的中央区域，呈马蹄状，而沿着大厅四周排列的一个个办公桌位叫作交易亭。前者供纽交所的指定做市商使用，后者供场内经纪人使用。无论是指定做市商还是经纪人，都可以被称为交易员（交易员工作性质的区别可参见第8章）。本书的15位人物中，有8位是交易员，但其中仅马克·奥托（Mark Otto）是指定做市商。
当然，除了一楼的交易大厅，其余楼层则是纽交所工作人员的办公场所，比如技术部、上市部、传播部等，另外纽交所还在部分楼层专设了会议场所，供内部员工、上市公司和访客使用。
除了交易员和纽交所的工作人员，日常出没于纽交所的还有财经记者、摄影记者等媒体人员。财经媒体通过镜头，从纽交所现场将股市的一举一动报道给全世界。美国财经媒体CNBC（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甚至还在交易大厅敲钟台下方搭建了一个形状大小都类似交易台的演播台做直播节目。
在这栋大楼里，二楼以上的办公场所与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无异，但一旦进入位于一楼的交易大厅，就如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里自成一种氛围，也有很多有趣且不成文的传统，被我形容为“吼楼”的传统就是其中一个。每到长周末（周六到周一放三天假）的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33，交易员们的“吼楼”活动就开始了。
通常，大家会提前几分钟清清嗓子，之后交易大厅会陆续传出几声叫喊，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声调，类似于森林里的猿猴叫声，音节单一，音调丰富。随着3:33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声音加入进来，所有声音在3:33准时汇拢，形成统一的声调。一时间，整个交易大厅基本听不见其他任何声音。吼声在高峰持续数十秒，然后音调逐渐变得低沉，如同交响乐的男低音一般，将之前的兴奋状态压抑，慢慢收尾。一时间竟有一种幻觉，那吼声是从他们内心发出的声音。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第一章“9·11”事件幸存者、热爱烹饪的顶级交易员正如在中国有许多人愿意当“北漂”一样，一代代美国人也为了心中的梦想背井离乡，来到心中的圣地——纽约，成为“纽漂”。有人说，漂泊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一种资格。孤独，正是为梦想与自由付出的代价。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都是一样的。
纽约时间清晨6点，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华尔街尚未苏醒，离股市开市还有三个半小时。此刻的纽交所交易大厅，只有挂在墙上的电视和反映实时数据的电子屏幕开着，各大财经媒体的播报声在冷清的交易大厅里显得分外嘈杂。但此时交易员肯尼·波尔卡里（Kenny Polcari）已经赶到交易大厅，一屁股坐到他的专属交易席位上，弯腰打开电脑主机，戴上眼镜，开始从网络中快速搜集一切与金融市场有关的消息，聚精会神撰写新一天的交易员笔记。身为意大利裔美国人，肯尼有着一双浓眉大眼和一副健硕的体格，30多年的华尔街职场时光似乎只在他那渐白的头发上留下了痕迹。一小时后，他的交易员笔记“晨间想法”（Morning Thoughts）被发送到全球各地，随后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进行二次转载。
也许你会感到不可思议，这份极具投资参考价值的交易员笔记不仅不收费，而且每天会包含他最新研发的烹饪秘方。“你为什么不收费？”我忍不住问他，“这么些年，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他停顿了一下，露出意大利招牌式的微笑，说道：“我的确应该收费，但刚开始写作时，我没想过读者数量会如此猛增，所以我不可能中途开始收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享受写作，我很开心大家喜欢我的内容。我需要写作，这也是一种治愈方式。”我的表情变得更加困惑了，享受写作，我能理解，但他想治愈什么？他又经历了什么？初识“大胡子”
初进纽交所、刚刚熟练掌握财经节目播报流程的我，迫不及待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目标——做交易员采访。针对股市走势、经济数据或宏观政策采访纽交所交易员，是美国主流财经媒体常用的新闻报道形式。而作为华尔街的权威，纽交所的交易员对大盘的分析和预测对投资者而言非常有参考价值。锦上添花的是，敞亮繁忙的交易大厅是天然又绝佳的新闻画面。当然，我对采访交易员也有自己的顾虑：交易员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吗？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金融“小白”？犹豫中，我还是向纽交所公关部门提出了采访要求。时任纽交所公关的方琳很照顾我，她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很容易相处的交易员。”紧接着，她带我到位于1楼的交易大厅，把我介绍给了肯尼。就这样，肯尼成了我进入纽交所采访的第一位交易员。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并非所有交易员都可以接受媒体采访，纽交所严格的公关制度和对媒体的戒备心导致我们只能从官方提供的名单中选择采访对象，非常被动。所幸，肯尼是一位极好的被访者，他拥有丰富的肢体语言和抑扬顿挫的嗓音，再加上他有30多年的华尔街工作经验，简直完美至极！多亏了他，我人生的第一次交易员采访进行得很顺利。肯尼的声音极具辨识度，每当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我连看都不用看电视画面就知道是他。肯尼享受上电视的过程，并表现得非常自如，我想这一部分是天性使然，另一部分是后天的自我培养。
肯尼的交易席位旁，挂着数十条不同颜色的领带，形成一个小小的鼓包。每次路过时我都惊叹：这个人竟然有这么多领带，和女人的鞋子数量差不多了。后来，他突然留起了胡子，而且胡子颜色又白，我晃眼一看还以为他跑到孤岛上独自生存了一个月。我实在遏制不了好奇心，便问他：“这是你特意留的？”肯尼神色飞扬道：“对。好看吗？这是我的新造型。”于是，我偷偷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大胡子交易员”。工作中的肯尼（肖堃拍摄）“我到纽约就是为了寻找机会”
肯尼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从小在美国著名的度假胜地科德角（Cape Cod）长大。他家有五个孩子，他是老三。和绝大多数美国精英的成长途径一样，肯尼1983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的金融专业，并在毕业前9个月就接到了纽交所抛来的“橄榄枝”——一份全职工作。按他的话来说，这如同中了大奖一样幸运。因为那时美国经济非常动荡，失业率在10%左右，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
要我说，这并非偶然，也不能算作幸运，而是来源于当初他对自己的苛求。1980年，大一刚结束的他从一名大学同学的父亲那里得到了在纽交所当暑期实习生的机会。尽管机会千载难逢，但刚满19岁的他竟然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此时无拘无束的性格在肯尼身上一展无余。“我可是在科德角长大的，暑假正是那里最美的时候，我完全可以在那里当救生员，还能享受大海。”肯尼纠结了很长时间。反复对比得失后，他说服自己去纽交所尝试一下新鲜事物。就这样，年仅19岁的他独自搬到了纽约，对即将面对的一切一无所知。
肯尼拖着箱子只身来到位于曼哈顿下城的金融区，在距离纽交所一个街区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寓。尽管可以被看作全球金融中心，但当时的华尔街只是工作场所，股市闭市后，人们会陆续离开华尔街，留下一片寂静的“钢铁森林”，住在那里的唯一好处是，房租相对便宜。“20世纪80年代的曼哈顿下城，除了银行和券商，什么也没有。一到下午5点钟，这里就如同鬼城一样看不到人影。不过，对于一个没钱的小孩儿来说，一间能够负担得起的公寓才是我迫切需要的。”肯尼说道。他租了一间三月期满的房子，每月租金575美元，手上拎着两套西装、几条斜纹棉布裤、六件领尖钉有纽扣的白衬衫和几条领带搬进了那间公寓，这是他仅有的家当。刚住进去的时候，肯尼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此时此刻，夏日里的科德角正是非常舒服的时候，那里有阳光、沙滩和冰镇啤酒，但他现在独自一人流落到了一间狭小不堪的陌生公寓，被没有生活气息的下城区包裹。而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每当他结束一天的“战斗”回到家时，迎接他的是寂静和空洞，甚至连餐厅都关门了。
面对巨大的落差，肯尼不断告诉自己，他是为了梦想而来的，应该随遇而安，把一切看开一些。而此刻的他，不知道路在何方，更不知道还有什么困难会再次出现在自己眼前。然而，他没想到，下一个迎接他的确实是一个意外，但是意外之喜。“当我走进纽交所的那一刻，我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里被兴奋、活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填得满满的。这里有着独特的社交模式和沟通方式，人们说话的方式暗示着买方或卖方的身份，而且只有学会了特定的术语和符号，才能与纽交所的人们进行交流，进而交易股票。这种感觉就像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度，只有学会了当地的语言，才能参与其中。这，简直是全世界最神奇、最棒的地方！”此刻的肯尼如同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第一次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般，对周遭的一切感到既陌生又激动，似乎全身血液都在这个年仅19岁的少年身体里被调动了起来，快速地流动着。
肯尼的第一次实习经历让他彻底爱上了纽交所，并在随后的两年大学暑期继续回到纽交所当实习生。和纽交所比起来，冰冷狭小的房间又算什么呢？“不过，虽然我在读大四的时候就从一位交易员那里获得了全职工作的机会，但那时的我依旧盘算的是，就在纽约待两三年，然后搬回波士顿和家人一起住。结果，我现在已经在这里待了35年了。”每想到此，肯尼都会不自觉地微微一笑，那时的无知少年何曾想到，两年后的他不仅在纽约安了家，后来还差点在此丢掉了性命。A型人格——天生的交易员
获得交易员号码牌，并不等于拿到了纽交所的通行证，哪怕是对于肯尼这样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人。当他第一次迈进纽交所的那一刻，有5 000名拥有“A型人格”的交易员在那里忙碌，人高马大的他突然显得异常渺小，随即他就被淹没在人头攒动的交易大厅。没入门，就没人顾得上理你。华尔街需要的是会挣钱的人，而不是什么也不懂的“初生牛犊”。在波士顿大学学了四年的金融学，他了解了经济的基本概念，获得了如供需关系、经济数据、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企业财报等基本知识，但这些竟然对他在纽交所的工作没有丝毫帮助。因为在“象牙塔”里并没有人教他交易技巧，也没有人告诉他如何与人沟通，特别是如何与纽交所的交易员们沟通。这些必须从日复一日的实战中积累，就如同婴儿要从多次摔跤中掌握走路的技能。要当一名合格的纽交所交易员，需要与生俱来的个性和不畏困难的坚韧。
肯尼进一步做了解释：“我需要读懂大厅里面的那一群人，我必须知道如何与他们沟通。交易大厅里那5 000名交易员构成了一张非常紧密的人际关系网。我每天都要见到这些人，所以我需要和他们很好地相处。同时，我还应该明白客户对我的要求并了解外界环境，即明白客户们要求我在工作时表现出多大的攻击性，同时了解大厅里的交易员们又有多大的攻击性。”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肯尼需要从交易大厅里交易员们的表现去判断一只股票或是一个板块是否有新闻、是否会对交易产生影响，然后把他所看到的、听到的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组合到一起，对一笔交易做出判断。这是一种悟性，但如果你天生具有这种能力，你很有可能会成功。
对华尔街而言，交易的悟性或多或少取决于天赋。在纽交所当交易员，需要拥有A型人格，而且需要极强的A型人格，因为这种个性是整个交易大厅的能量之源，也使市场拥有自身的个性。肯尼用他那极具感染力的声音说道：“在这里工作，你需要具备A型人格，因为这里每天的能量太高了。如果你是B型人格的人，就很难应付这些，你会疯掉的。”
那么，纽交所交易员的A型人格有什么特征？根据我的观察，可以总结为：1.有效率，但也有耐心；2.永远守时，甚至提前；3.有每天的任务清单（但不一定会去打钩）;4.将每一个任务都看作紧急的；5.极端目标导向型；6.容易紧张。
A型人格还有一个特征是很难使自己放松。不过，在这一点上，肯尼不同。可能是有意大利人基因的缘故，肯尼很容易在下班后找到放松的方式。无论在股市开市期间承受多大的压力，一到下午4点闭市，他就会放松下来。“在春夏时节，我喜欢到后花园摆弄一下花花草草以及农作物，冬天我会去滑雪。我很喜欢开船到深海钓鱼，那比站在岸边钓鱼刺激多了，只有那样才能钓到大鱼。”肯尼在交易大厅接受CNBC采访“9·11”事件幸存者
在纽交所工作了近20年的肯尼也许从没想到，他会在有生之年亲身经历一起轰动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更不会想到的是，他竟与死神擦肩而过。
2001年9月11日，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客机，其中的两架分别撞击了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双塔，一号楼和二号楼在两小时内相继倒塌，上千人在这次恐怖袭击中丧生，其中很多人是在双塔里上班的华尔街精英。对于在纽交所工作的人来说，这一天对他们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犹如噩梦突然降临，猝不及防，并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停叩击着他们的内心，变成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面充斥着恐惧、无助、愤怒等一切极端的情绪。
不少纽交所的交易员在这一天以后再也不愿意回到华尔街，而是选择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愿每天面对这段黑暗的历史，更不愿意在被污染的空气中生活。不过，有两位交易员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他们被困在世贸中心没能逃出来。而肯尼，要不是因为一次偶然，他极有可能成为第三位没能从世贸中心逃生的交易员。17年前的那一天，每一秒他都历历在目。
那时，自己经营公司的肯尼在世贸中心二号楼55层有一间办公室。通常，他会在上午8点55分起身离开办公室，前往距离1 200米处的纽交所开启一天的股市交易。恰巧那一天，肯尼的同事准备提前去纽交所吃早餐，并邀他一同前往。“我那时手头的事情特别多，所以并没有和他们一起离开公司。”肯尼开始回忆那天的情景，“那是早上8点钟，他们先行一步坐电梯走出了二号楼，并且已经穿过了一条马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一位同事乔纳森·科皮纳（Jonathan Corpina）突然停了下来，和其他人说：‘你们先去纽交所找个桌子，我回去把肯尼叫上！’乔纳森转过身，重新穿过那条马路，再次坐上二号楼的电梯回到了办公室，和我说道：‘肯尼，和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吧！我们保证会在今天工作结束前帮你把这些活儿干完。’”
面对同事的一再邀请，肯尼明显感觉到如果他仍不领情，他的同事是不会放弃的。被工作缠身的肯尼此刻抬头看了看窗外，那时的天气美极了。湛蓝的天空、耀眼的阳光，正是夏末初秋的好时节。肯尼开始觉得自己的确有点饿了，于是放弃了待在办公室的念头，伸了伸懒腰，从椅子上起身并回头拿上外套，在8点30分和乔纳森一起走出了世贸中心。8点46分，肯尼前脚刚迈进纽交所大楼，世贸中心一号楼就被飞机撞击了。
8点46分，美国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以每小时490英里（1英里=1 609.344米）的速度撞上了世贸中心一号楼，两座楼的警报声同时响起。9点03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撞向世贸中心二号楼。
事后根据肯尼的了解，与他在同楼层工作并成功逃出的人，在二号楼被撞击时至少走到了第25层，而当他们跑出大楼后，只有4分钟的时间可以抢在大楼倒塌之前逃往安全地带。肯尼回想起来非常后怕，如果那天他的同事们没去纽交所吃早餐，或者没坚持把他拖出办公室，或者他最终没去纽交所吃早餐，那么当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一号楼时，他会在哪里？他会在做什么？他会被困在楼里吗？他会不会因为震惊而一时慌了手脚？他又会不会在火焰和尸体之间穿行，以致全身僵硬无法迈步？“也许，大楼直接把我吞噬了。”此刻的肯尼变得有些像祥林嫂，他开始不断重复着可能发生的情况，“如果那天我没有被同事强行拉出大楼吃早餐，我也不会坐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了。我的同事乔纳森救了我的命，他当时几乎是把我拉出大楼的。”
虽然世贸中心二号楼不是第一座被撞击的楼，但比一号楼更早塌陷。当时有两种分析：一是因为第二架飞机的飞行速度更快，二是因为二号楼被撞击的楼层更低。这导致二号楼无论是损害程度，还是楼内的支柱负重都比一号楼更大。“9·11”事件发生之后，肯尼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人生，他笑不出来，哪怕他是恐怖袭击的幸存者。“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能得到上天如此的眷顾。很多人告诉我这是因为上帝对我还有更重要的规划，所以我活了下来。但这种解释对我并没有什么帮助。当我想到和我年龄相仿、刚组建了家庭的人们被困在那两座楼里没能走出来时，我真的不认为这种解释有任何道理可言。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正当年，有家庭和孩子。”这就是肯尼有关“9·11”事件的故事，他的同事无意之间救了他的命，但为什么冥冥之中他被选中成为那个幸运儿？他，不明白。
2018年的9月11日，17年过去了，纽交所的交易大厅仍会在美东时间早9点20分默哀一分钟，悼念在“9·11”事件中遇难的人。17年过去了，当初经历“9·11”事件的人都在岁月洗礼下变得更加成熟和平静，但他们依旧不愿提起当年的经历，充斥着整个曼哈顿下城的烧焦气味和令人窒息的黑色粉末在他们的脑海中藏匿了17年，从未离开。无论是多勇敢的人，似乎都不愿主动回想那段最黑暗的时光，他们选择回避，让痛苦得以适度缓解。重新站起来，去华尔街战斗
从“9·11”事件中侥幸逃生的肯尼，并没有时间喘气，因为他即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纽交所官方信息，当9月11日9点03分世贸中心二号楼被撞之后，很明显美国正遭遇袭击，纽交所在当天上午并未交易，并一直关闭到9月17日，这是自“一战”以来最长的一次休市。“9·11”事件之后，在来自白宫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压力下，纽交所在时任主席理查德·格拉索（Richard Grassso）的带领下，计划在接下来的周一重新开市。重新开市前，肯尼没事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他努力支撑着疲惫的身体，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看有关“9·11”事件的一切新闻报道，实在挺不住了就直接倒在沙发上睡觉，睡醒后再坐起来，继续看新闻。“9·11”事件纪念光柱（作者摄于2018年9月11日晚）
不过，肯尼并没有一直在沙发上耗下去，为了确保纽交所可以在9月17日重新开市，他和同事周末跑回纽交所提前检查所有系统，确保电话、电脑能正常运转。此刻的华尔街仍处于废墟之中，而且道路被封锁，只有凭有效的工作证件才能进入华尔街。肯尼的妻子并不情愿他重返华尔街，因为她实在担心可能发生下一次意外。幸存者肯尼管不了那么多，他坚定地告诉家人：“我必须回去，这是我的工作。”那段时间的地铁只开到曼哈顿布鲁克林大桥那一站，所以接着他需要穿过国民警卫队以及检查站卡，再徒步到纽交所。安保工作非常严格，所有进入纽交所的人只能携带个人证件和大楼通行证，不能带包等任何东西。这样的状态持续了约两个月。
2001年9月17日上午9点30分，纽交所重新开市，警察和消防员们被邀请到了纽交所的敲钟台上，与格拉索一同敲响了开市钟。那一刻，交易大厅中挤满了交易员，大家拍手欢呼，热血沸腾。“那天是我作为一名美国人，特别是一个在纽交所工作的美国人最自豪的一天。”此刻的肯尼坐在我对面，平静地回忆着他最自豪的那一天。“9·11”事件后纽交所的重新开市，对于整个美国乃至全球而言都意义重大，这不仅是资本市场重整旗鼓的标志，还具有极大的精神意义和政治意义。“9·11”事件不仅是对美国的袭击，更是对金融系统、美国文化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多重袭击。从某种程度来说，由于“9·11”事件同时影响了亚洲及欧洲的金融市场，所以也被看作对全球资本市场的袭击。在华尔街乃至美国政府的努力下，纽交所克服了通信等技术难关，以最快的速度恢复运行，巨大的齿轮重新开始运转。并非所有交易员都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转行了，但肯尼最终选择留下来。写作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如果说“9·11”事件是一次危及生命的灾难，那么金融市场的跌宕起伏让肯尼的每一天都充满刺激。而他选择用文字来开启一天忙碌紧张的交易工作。每天凌晨4点，肯尼就从床上一跃而起，连早餐也顾不得准备，就急急忙忙带着包出门，去赶开往曼哈顿方向的火车。对于迈进纽交所交易大厅，他一刻都不能等。
30多年，他始终对金融市场保持着兴奋。“不论何时回家，我都会在早晨4点起床。”6点抵达交易座位后，他开始写“晨间想法”，并在7点15分写完，通过他自己的邮件系统发送给全球读者。这份囊括了全球金融市场分析和前瞻预测的交易文章完全免费，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他享受写作，更将写作视为一种治愈的方式。“晨间想法”诞生于2010年11月，那时美国仍陷于次贷危机的阴影之中。作为交易员，长时间工作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之中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于是他开始通过写作来帮助自己理清思路，重新恢复理性。最初，他只把笔记发送给他的客户，也就80人左右。慢慢地，他的文章获得人们的认可，有的订阅者会转载，甚至翻译成其他语言再转载，“晨间想法”就这样如同滚雪球一般扩散到全世界。一份连家庭主妇也爱读的交易员笔记
肯尼最初的文章主题仅限于金融市场，但一个月后，他的文风突发转变，并意外地获得大家的一致追捧。这还要从一次误发的烹饪秘方说起。
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从美国向全球蔓延，3年后，欧洲银行业也未能幸免。在与惨不忍睹的华尔街股市战斗了整整一周后，肯尼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感觉耗尽了所有力气。那是一个周五的夜晚，天气预报称即将到来的周末会很寒冷并有降雨，于是他换上了睡衣，告诉妻子：“整个周末我不接任何电话，就想点上火炉关上门，烹饪菜肴或者窝在沙发上看电影。”肯尼的妻子也曾经是交易员，她相当理解丈夫的心情。“于是从周五晚上到周日晚上，我一直穿着睡衣，在看电影和烹饪中度过。接着又到了周一，我重新到了纽交所并继续撰写‘晨间想法’。这时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问我周末过得如何。我告诉他我的经历。他知道我擅长烹饪，便问我做了什么菜并向我索要烹饪秘方。我做的其中一道菜非常简单，叫手工芝麻菜青酱（Arugula Pesto）,10分钟就可以搞定。我下意识地将手工芝麻菜青酱的食谱打在了‘晨间想法’的末尾，接着鬼使神差地就按了发送键。结果，这篇带有食谱的股市文章就发给我所有的客户了。没过几分钟，我开始不停接到客户的电话，问我为什么文章的末尾有食谱，我一边向他们解释一边笑。到了第二天，当我开始写新的笔记时，我查看了一下前一天关于食物的对话以及大家的反馈，愕然地发现大家谈论的竟然都是美食，而不是金融信息。于是我决定，不再循规蹈矩，而要每天都为大家附赠一份食谱。金融让人感到神经紧张，但食物有治愈功能，两者如同阴阳结合。”
作为“晨间想法”的订阅者，我每次都会先翻到文章的最后一段，看肯尼的独家烹饪秘方，之后再回过头阅读他的股市笔记。肯尼的烹饪秘方并不局限于美式食物，有些甚至是他的独创。每天，我都在他的“复活节菜肉馅煎蛋饼”（Easter Fritatta）、“希腊风味剑鱼”（Greek Style Swordfish）、“烤羊腿”（Roasted Leg of Lamb）、“青柠派”（Key Lime Pie）等美食中遨游，因为食谱介绍得非常详尽，我似乎从字里行间就能闻到美食的味道。痴迷于做饭的肯尼喜欢创造性的烹饪方式，整个做菜的过程全凭感觉。
我想，这也是“晨间想法”能一直维持到现在的原因。美食和金融的结合，缩短了华尔街和普通民众的距离，让充满经济数据的文章显得不那么艰涩，也让文章变得更加真实和接地气儿，以致和读者之间在生活中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连接。肯尼的“晨间想法”第二章备受马云尊崇的“纽交所传奇交易员”他经常会脑洞大开，进行一些奇怪的思考，比如，如果总统被刺杀了，会发生什么，金融市场会有何反应？如果美联储主席由于某些原因受伤了，又会发生什么，金融市场又会有何反应？他认为，这些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所以必须要在它们发生之前有所思考。当新闻爆出来时，交易员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必须非常快地做出反应，好似条件反射一般。
2014年9月19日，华尔街迎来了截至当时最大一宗IPO（首次公开募股），缔造这一历史的不是一家美国公司，而是中国的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可以与其上市规模媲美的是庞大的到场人数，阿里巴巴从中国带来了逾100家的媒体团队，庞大的媒体阵容以及围观群众把本就狭窄的华尔街围堵得水泄不通。由于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人数太多，媒体团队的大部分记者被纽交所安置在六楼特意为其改造的媒体工作区，仅有小部分幸运的记者真正踏入交易大厅，现场亲历了阿里巴巴的正式开盘。由于此次IPO规模庞大，市场需求旺盛，美国东部时间9点30分开市钟敲响之后，阿里巴巴经历了10轮询价，近两个半小时的等待时间在当时创下了十年来最长询价时间纪录。
被簇拥在媒体人员和交易员中间，一同等待阿里巴巴首单交易的是阿里巴巴创始人、时任董事局主席马云，他是当天华尔街乃至全世界最闪耀的明星。这位很多财经记者做梦都想采访的名人，在当天除了参与公司上市之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专程找到瑞银集团（全称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英文为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纽交所交易大厅操作主任亚瑟·卡欣（Arther Cashin）合影留念。马云对他的朋友说：“来到纽交所，怎么能不和亚瑟合照呢？”马云与这位被尊称为“纽交所传奇交易员”的亚瑟短暂交谈了一会儿，并和他合影留念。
亚瑟是谁？为什么备受瞩目的马云坚持要与他合影？一次来之不易的采访
现任瑞银集团纽交所交易大厅操作主任的亚瑟，被业界尊称为“纽交所传奇交易员”，虽然头发早已斑白，但多年驰骋于华尔街从未停止过战斗的他脸色红润，锐利深邃的眼眸透露出他异常敏捷的思维，习惯性微微皱紧的银色眉毛又使他与人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感。唯有向左倾斜的肩膀和明显蹒跚的步履提醒着人们，亚瑟已经77岁了。
交易员们早已习惯每天在大厅入口处拿一份他当天写的股评，如果某一天没有股评，那就意味着这一天他不在纽交所，这时大家总会有些怅然若失。这么多年以来，亚瑟犹如交易大厅的“定海神珍”，他在，人们便心安。因为每当股市发生剧烈波动之时，人们总会去询问他的看法，希望他能给出交易的方向。
在我看来，亚瑟是不苟言笑的，无论他是在大厅里来回走动与交易员们交换信息，还是接受CNBC的专访，他都甚少微笑。他是华尔街最权威的交易员之一，他认真又公平地对待每一位投资者，他坚持客户利益大于一切。
向亚瑟预约采访的过程是我碰到的最难的环节，因为他回绝了我两次。想要邀请他成为我书中的主角，首先需要获得他的信任，让他愿意由我撰写他的人生故事并用中文发表。于是，我开始琢磨和他套近乎的各种方式。套近乎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偶遇”。根据我的观察，作为交易大厅主管，在每天下午3点20分左右，他都会在大厅绕场巡视一圈，和场内交易员交换信息，这正好是我每天在位于交易大厅斜上方玻璃演播室里录制美股收盘节目的时间。每当结束录制回到大厅时，我便经常在大厅过道和亚瑟迎面碰上。亚瑟在交易大厅
我与这位传奇交易员的第一次对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我佩戴着纽交所媒体证，朝着正向我走来的亚瑟微笑，向他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
亚瑟停住脚步，紧皱的眉毛略微舒展开来，大厅嘈杂的声音导致我的自我介绍并没有清楚地传递给他，但他主动和我握了握手，如同发言人一般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欢迎你来到纽交所。”说罢，他迅速将目光从我身上挪开，继续寻找下一位他要了解信息的交易员。经过几次这样的“偶遇”后，在一个临近收盘的星期五，我终于鼓足勇气来到亚瑟的座位前，诚恳地向他发出采访邀请，为此我还预演了几遍。亚瑟并未直接给我答案，他思考了一会儿，说道：“让我考虑一下，下周五给你回复。”
一周后，我再次鼓起勇气来到他所在的交易亭，我的心简直提到了嗓子眼，那感觉如同等待公司宣布招聘结果。亚瑟认真地对我说：“不好意思，我想了想，决定只接受CNBC的采访，其他时间我想全部放在我的客户身上。”我谢过了亚瑟，默然地回到楼下的媒体中心。
过了一年，因为一起偶然事件，我意识到很多想做的事、想采访的人如果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于是，我没再给自己任何犹豫的机会，径直跑到交易大厅找到亚瑟，坚定且礼貌地对他说：“我知道您此前拒绝了我，但我真的很想把您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交易大厅里的人逐渐离开了华尔街，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些故事如此精彩，又发人深省，我真心希望您能再考虑一下我的采访请求。”
这一次，亚瑟盯着我观察了一会儿，似乎被我的情绪感动了，他看着我，脸上依旧保持着严肃的神色，终于对我说：“你给我的秘书发一封邮件，把想问的问题都列出来，我看看，另外我只有一个小时可以接受采访。”
一周后，这位“纽交所传奇交易员”与我并肩坐在纽交所17楼的员工用餐处，带我回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杰克教授与古巴导弹危机
亚瑟18岁便进入了华尔街。由于他的父亲在他读高中时就去世了，所以他不得不放弃一笔即将到手的大学奖学金，进入社会工作以养活他的家庭。亚瑟最初的想法是白天去位于曼哈顿中城的纽约港务局巴士总站（Port Authority）工作，晚上去大学上课。然而，由于身体原因他被纽约港务局巴士总站拒之门外。“当我参加它们的文书工作测验时，我的成绩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分，但我被检查出患有静脉曲张，医生说患有静脉曲张的人无法在那儿工作。”亚瑟说道。
命运使然，1959年，亚瑟来到了华尔街，在一家名叫汤姆森·麦金布（Thomson McKinnon）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周薪是39美元。干了几年后，亚瑟发觉这份工作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凭着聪明勤奋，他成功跳槽到了一家有三位合伙人的小公司——P.R.Herzig & Co。“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公司将我的名牌放在了纽交所的交易席位上，我成了纽交所最年轻的成员之一，那年我23岁。”就这样，年轻的亚瑟踏进了纽交所，进入了一个以40岁以上的人为主的圈子，展开了一段漫长又有趣的职业生涯。“当时的你与纽交所绝大多数人的年龄差距很大，这会不会让你在工作时很难与人沟通？”我很好奇地问道。
亚瑟摇摇头，说道：“不会。在我的一生中，哪怕是在我年轻时，我也经常和不同年龄的人一起工作，我总能从中学到很多。”
亚瑟最初进入纽交所，是一位“两美元经纪人”，这个职位类似于独立合同工。比如他为美银美林集团（America Merrill Lynch）的交易员打工，若美银美林集团的业务很繁忙，交易员们都在忙其他交易，那么为了让一笔特定交易得以执行，他们必须找其他人来完成这笔交易。“我非常幸运被他们选中，为他们做事。”亚瑟说道。
不仅从工作中学习知识，年轻的亚瑟还经常去各种沙龙学习。正是在一个沙龙里，他结识了一名从事白银股票交易的前辈，他把这位前辈称为“杰克（Jack）教授”。“我与杰克教授之间最有趣的一个故事是，我需要给他买酒来支付我的‘学费’。”亚瑟说道。
这位60多岁的杰克教授爱喝一种经典苏格兰鸡尾酒，只要亚瑟有钱支付酒费，或者杰克教授在喝光酒后还能继续说话，他俩之间的课程就能持续下去。在那个年代，一杯酒大概1.75美元，而经典苏格兰鸡尾酒是1美元一杯。亚瑟当时一周能挣75美元。
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那段日子，有一天，亚瑟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预感——苏联已经按下了发射按钮，导弹已经射向空中了。而那时的市场也有类似的谣言，道琼斯指数在接近收盘时出现“跳水”。此刻的亚瑟变得非常兴奋，他感到自己血管里的血液在加速流动，并且似乎快要迸发出来。尽管当时没有太多钱，但他觉得如果能花100美元左右买入一个卖权的话，可能会从中赚很多钱。“我就像一个18岁的孩子，一秒钟也没法在座位上多待，我慌里慌张地收拾好桌子，朝着杰克教授常在的那间酒吧飞奔，而杰克教授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还没踏进酒吧，亚瑟就迫不及待地在酒吧门口高喊道：“杰克！杰克！苏联就快要按下按钮了，我想卖出。”
杰克教授并未直接回答亚瑟，他对面前这位气喘吁吁的年轻人说道：“孩子，给我买杯酒。”亚瑟赶紧给他叫了一杯酒。杰克教授接着说：“现在，你坐下来听我说。”
前一秒还心急如焚的亚瑟此刻温顺地坐到凳子上，杰克教授这才认真地对亚瑟说：“当听到导弹已经发射的时候，你应该买入，而不是卖出。”
亚瑟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停顿了一下，疑惑地重复了一遍他听到的话：“买入而不卖出？”
杰克教授回答道：“当然了。如果你判断对了，那时交易永远不会清算，而我们可能都死了。”
亚瑟恍然大悟道：“哦，你绝对是对的！”
这是市场交易员永远不会从像沃顿商学院这样的地方学到的知识。就这样，亚瑟不停地从那些有多年实战经验的老交易员身上汲取知识，并密切关注他们的人生经历，继而掌握交易的要领。比“黑色星期一”更可怕的是第二天
亚瑟之所以被称为“纽交所传奇交易员”，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对历史事件无所不知。他如同交易大厅里的一本“活字典”，你想知道什么，他都能告诉你，因为他经历了太多太多。2018年2月5日，美股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夸张的一次“闪崩”，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接近1 600点。第二天，在一片惶恐中迎来了开市，面对投资者的不安情绪，亚瑟在接受采访时表态：“以我在华尔街50年的经验来看，筑底正在进行中。”各大财经媒体迅速转发了他的言论，为了增加说服力，媒体在标题中不约而同地使用了“50年华尔街老将”“顶尖交易员”之类的字眼。
从1959年开始在华尔街工作，到1964年成为纽交所的一员，再到后来成为交易大厅主管。我问他，在他半个世纪的工作经历中，哪件事对他的挑战最大，亚瑟回答说：“这实在太多了，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被刺杀是一件，古巴导弹危机也是一件，1987年的股灾更是一个彻底的挑战。”“很多人都记得1987年的股灾，其实，真正恐怖的是这个‘黑色星期一’之后的第二天。”于是，亚瑟带我走进了30多年前的那一天，那是人人都如惊弓之鸟的一天。
在“黑色星期一”之后，许多银行开始关闭纽交所股票经纪人和做市商的信贷额度。因为当有关“道琼斯指数在一天之内暴跌了22%，跌了508点”的新闻一出，不少银行高层就感到极度不安，他们开始寻找自以为能保护大家的办法。结果，他们关闭了股票经纪人和做市商的信贷额度，因为他们担心这些股票经纪人和做市商会破产，最终无法收回贷款。或许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好办法，但在股市方面他们并不擅长，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股市。
银行的做法对正陷入困境的股票经纪人和做市商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已经面临流动性困境，而现在银行又想赶紧抽身，接二连三地关闭了他们的信贷额度。
作为交易大厅主管，股票经纪人纷纷打电话向亚瑟求助：“他们关闭了我的信贷额度，我不能在这个股票上继续做市。”于是亚瑟暂停了道琼斯指数30只成分股中15只股票的交易。亚瑟回忆道：“股市在前一天已经跌了508点，在第二天的早盘刚上涨了约150点，大家以为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大盘再度下挫，你都可以听到交易大厅里倒抽气的声音：‘我的天啊，世界末日快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亚瑟接着说：“在我们停掉了道琼斯指数中一半股票的交易后，纽交所时任主席约翰·范尔霖（John Phelan）获悉了发生的一切。他遂即给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打电话，后者刚刚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但格林斯潘飞去达拉斯领奖了。那个年代没有手机，一旦你要联系的人在飞机上，你就无法联系到他。范尔霖感到压力颇大，于是他紧接着联系了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简称纽约联储）主席的杰拉尔德·科里根（Gerald Corrigan），告诉他发生了什么。“科里根给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打电话，告诉对方：‘听着，我需要你们重开信贷额度。’“不出意料，美国信孚银行回应道：‘哦不，这风险太大了。’“科里根继续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纽约联储主席。我监管你们，我想让你们打开信贷额度。’“时任美国信孚银行主席的阿尔弗雷德·布里坦（Alfred Brittain III）仍不为所动：‘不行，这对我的股东和客户来说风险太大。’“科里根接着说：‘你把银行的信贷额度打开，美联储会弥补你们的任何损失。’“就这样，华尔街才得以重新开市，市场开始上涨。在那一天，整个美国金融体系距离彻底崩盘仅仅几步之遥。”
虽然外界都将“黑色星期一”记录在案，但在亚瑟眼中，最黑暗的是第二天，因为那一天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股市反弹，但大盘在开市后不久便反转下滑。纽交所的股票经纪人和做市商因为被银行拒绝提供信贷额度而一度陷入流动性困境，纽交所因此也濒临极其危险的处境。
作为资历尚浅的财经记者，尽管我并没有体验过1987年股灾带来的恐慌无助，但也经历过两次不小的美股大跌。我依旧清晰记得刚到华尔街不久的2011年8月，美股遭遇了有史以来最跌宕起伏的行情。市场开始变得风声鹤唳，投资者如同惊弓之鸟，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情绪笼罩着这条长度仅536米的街道。与投资者们一样紧张忙碌的应该就是媒体人员了。许多搭载着直播设备的新闻采访车挤在与华尔街交叉的百老汇大道上，财经记者个个紧握话筒，迅速从口中蹦出一个又一个最新的股市数据。这里，成了媒体的主战场。不过，如果让我对7年前那个初出茅庐的自己说点儿什么的话，我一定会告诉她不要过于惊讶股市的暴跌，因为道琼斯指数在之后的2018年2月5日一度下跌近1 600点。股市就这样时不时给投资者敲一下警钟，也从不给媒体任何准备的机会，“惊喜”总是意外降临。以史为鉴，方能未卜先知
亚瑟在华尔街干了55年，经历了许多糟糕的时刻，但1987年的股灾无疑是最可怕的一次。也许正是由于这起灾难性事件，亚瑟养成了随时进行头脑风暴的习惯。“当新闻突然出现时，我们没有时间召集大家开会，也不能向其他人咨询，所以只能提前思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对话发生在当下有关加密数字货币的淘金浪潮，一些人因买入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数字货币而一夜暴富，许多人也幻想自己能有相同的运气，一夜或者几天之内成为百万富翁。我没有问亚瑟对加密数字货币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他已经给了我答案。
亚瑟向我推荐了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于1841年所著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这本书讲述了历史上三大著名经济泡沫——“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阴谋”，以及十字军东征等历史事件，旨在告诫大家以史为鉴，不要盲目从众，避免被欲望和贪婪冲昏头脑。亚瑟看过很多类型的书，但这本书是他的最爱。“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密西西比阴谋’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像美联储，你也能了解到钱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有价值。”
正如人们所说，历史总会不断重演。1999年，人们争先恐后抢购互联网公司的股票，甚至显得有些荒谬，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一类股票被称为“漂亮50”（Nifty Fifty），指在纽交所交易的50只备受追捧的大盘股。对于这类股票人们只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买入，因为它们的表现总是很好。然而，暴跌与暴涨总是如影随形，曾经属于“漂亮50”的股票，一只接一只遭遇崩盘，一味追涨而忘记控制风险的投资者面临灭顶之灾。在这些公司中，有的现在依旧规模庞大，如麦当劳、可口可乐、宝洁，也有一些风光不再，如伊士曼柯达。“互联网泡沫也是如此。”亚瑟接着说，“互联网泡沫是Y2K（又被称为千年虫、千禧危机等）的诅咒结果。2000年到来之前，大家以为到了千禧年，一切都会变得疯狂，甚至连电梯都会掉落。人们被告知要去买电脑，因为旧的电脑在2000年没办法用。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也知道，电脑和服务器销量非常高。许多人都认为，这将是未来的方向。”
从1995年到2000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 Index）由不到1 000点几乎是直线上涨到超过5 000点，并在2000年3月10日触及5 048点的顶峰，比一年前几乎翻倍。然而就在此时，包括戴尔、思科在内的科技股“领头羊”先后遭遇抛售，并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性抛售。几周后，股市市值蒸发了10%。那些市值曾攀升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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