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正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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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性（正午故事4）试读：
七次盛大的婚礼
郭玉洁一表面看来，一切“正常”。海晨个子娇小，长发挽起松松的发髻，脸型像一粒小瓜子，懂得微笑。除了右臂上的细细一轮刺青——上台前胡松的姑姑几次想用水钻、用婚纱遮住，她一次比一次果决地甩开了——可谓是长辈眼中完美的新娘。胡松瘦而结实，黑色西装非常合身，沉默不多话，人们会这样形容他，稳重，有责任感。
主持人念完一串华丽空洞的排比句，宣布“新郎新娘幸福登场！”他们牵手走上舞台。一对合乎社会规范的男女，在进行一件最合乎社会规范的仪式。
不过，这些都是假的。
海晨这年32岁。只有熟悉的人，才能从她的神情中判断出一股浑不吝的劲儿。对于世俗和权威，她常报以冷笑。对朋友，她喜欢张罗事儿，慷慨而善于决断，自小梦想做女侠。关于婚姻，少女时期她曾想像，穿漂亮的围裙，站在明亮的厨房，头发盘在脑后，一绺垂在额头边。她喜欢这样的形象：成熟了，可以烫头发了。仅此而已，画面里没有另一个人。有几任男友曾向她求婚，她认为，那不过是为了留住消逝的恋情。婚姻这个词，太遥远又太正式了，让她想笑。
25岁那年，她爱上了一个女孩，成了人们所说的“女同性恋”，“拉拉”。婚姻就离她更遥远了。但是父母的时空感属于另一个宇宙，他们一天比一天着急，催促她该结婚了，否则另一个词离她更近：“剩女”。她把女友带回家，爸爸跟别人介绍说，这是她“耍的朋友”。四川话里，这是“谈恋爱”的意思。她心想，爸爸是说错了吧，又想，爸爸也许是知道了。但从那以后，爸爸再也不提，却常常后悔，说自己以前对海晨的男友太挑剔。
有一天，她接到gay蜜的电话，说男友的父亲来北京了，能不能一起吃顿饭，扮演一下女朋友。吃顿饭嘛，她想，很简单。gay蜜的男友就是胡松，她和胡松见过几次，不熟。如果说gay以1和0区别阳刚/阴柔气质，她觉得胡松属于0.6或是0.7，不多话，也不讨厌。
席间，胡松在父亲面前沉默顺从，父亲却兴致很高，问东问西，仔细打听海晨家里的情形，还问她家人的电话，海晨说，不用了吧叔叔，我爸妈讲四川话，您听不懂的。第二天，胡松打电话来，说父亲在东方新天地，要给她买欧米茄。她被这种热情惊到了，说我不要，你告诉他我不戴表。再下次胡松的父亲来北京，约海晨吃饭，给了她一张20万元的现金卡。海晨再三推拒，没有接受。
但是，情势按照胡松父亲的意志，推进得很快。那年除夕，胡松的父亲逼他去成都陪海晨过年。次年五月，海晨从泰国旅行回来，胡松约她吃饭，见面就说：咱俩月底要办婚礼了。
海晨生气了：谁知道这事儿？没人告诉我啊！胡松继续说，这周我们就得去买钻戒了。海晨更生气了，见过胡松的父亲后，她和gay蜜、胡松会一起说笑，要不然就形婚吧，解决大家的难题，给父母一个交待。但她的心情并不如胡松迫切，话语间带几分玩笑，她也并不真的惧怕父母，在她心里，只是帮忙而已，不想一顿饭吃出一桩婚事。她觉得胡松实在懦弱，此后必将付出代价，因此劝他回去再和父亲谈谈。
过了几天，胡松又来找她，没办法，他爸已经订好了酒店，请帖也发了，“如果不办就活不去了，会被我爸骂死，真的，就算求你帮忙了。”海晨觉得自己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无法拒绝别人，她语气生硬：“那就当作帮你走一个秀。”但是，她有两个条件，第一，不会办结婚证，第二，以后不会帮胡松探亲访友，她不希望任何事情干扰自己的生活。胡松答应了。
五月末，夏天还没有来到这座北方小城，海晨演出了人生第一次婚礼。可能是当地最大的餐厅，门外八架礼炮，放出玫瑰色的烟花，挖掘机高悬着五挂鞭炮。人们走进餐厅，交礼金，入席，互相招呼着，走来走去。服务员板着面孔，一盘紧似一盘，把大鱼大肉叠在桌上，不等人们吃完，又一盘一盘收走。音箱声音很大，才能盖过人们，人们就更用力地聊天，男人们已经开始喝酒划拳。看起来，和任何一场婚礼，都没什么不同。
新郎新娘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站在台上，听主持人安排。海晨觉得，自己像个吉祥物。
主持人说，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胡松先生，你愿意娶海晨为妻吗？胡松说，我愿意。海晨女士，你愿意嫁给胡松先生吗？海晨说，我愿意。主持人说，请新郎向新娘发表爱的宣言！胡松说：“我娶到你很幸福。”胡松平淡的语气让主持人的亢奋情绪稍微低落了一点，幸好胡松及时将海晨拥入怀中，主持人立刻说：“让我们大家给予这对新人祝福的掌声！”
前一天彩排时，主持人希望胡松大声说“一生一世，一片真心”，海晨和胡松同时叫，太恶心了。他们坚持换成这句简单且不工整的白话，海晨则大大咧咧地把胡松揽在怀里，像个哥们儿一样锤他的背。过了两秒，她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假装温柔地依偎在胡松的怀里。
前面两桌，坐着胡松的亲戚。海晨抬头看见胡松的姑姑，海晨觉得，也许她知道了什么。每次她抬头，总有一道冷冷的眼光。每个家族总有一两个聪明人吧，也许胡松的父亲也知道了，否则仪式不至于如此简单。可以确定，胡松的姥姥姥爷毫不知情，婚宴开始前，他们挣扎着从车里爬下来，说要看孙媳妇。这一幕，让海晨有点不好意思。
主持人说，下面，请新郎新娘举杯，敬各位亲朋好友一杯！在酒杯上方，海晨看到胡松的父亲拿着纸巾擦眼泪。海晨不喜欢这个强硬的男人，他一路驱使着胡松，私下联络海晨的父母，终于使这个婚礼如他所愿，此刻海晨也能理解他的愁苦心酸，但是她更难以克制荒谬之感，忍不住用胳膊肘捅了捅胡松：“你看，你爸在哭。”胡松回答：“我知道。”二
胡松决定屈服，是那天去火车站接父亲。他看到父亲的头发白了，坐了一夜火车，肩膀塌了下来，白衬衣皱了，衣领一圈黑色。不知道是北京雾霾的天空太沉重，还是退休后失去了权势，父亲前所未有地衰弱。胡松一直对父亲又恨又爱，此刻又加上了，可怜。
父亲在当地做部门领导，习惯了说一不二。他把这套威权作风延伸到家里，要求妻子和儿子绝对的服从。正常的时候——通常是在外面，他是个有礼貌有尊严的好人，发起火来，全无理智。理由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他怀疑儿子弄坏了录像机，怀疑妻子把家里的苹果、水产转移到娘家。胡松记忆里，总是争吵、打闹，没有一天的家庭幸福。小学一年级，他在梦中被叫醒，母亲自杀被送到了急救室。那时他写作文《我的家庭》：我的家庭很和睦，我爸妈一年只打一次架。他不知道有的家庭不打架，一年打一次，在他看来就是最美好的家庭了。
他记得父亲讲过一个故事：父亲小时候家里穷，过年的鞭炮丢了一串，奶奶说一定是父亲偷的，逼他一定要承认。胡松每次想到这个故事，就觉得自己理解了父亲。但这并无助于消除恐惧。他离开了家乡，来到北京，但只要想到父亲的声音，他就紧张。平静的日子里，他有时会突然烦躁起来，觉得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像童年时那些突然其来的怒火和吵嚷。
婚礼前一个月，父亲瞒着他和海晨，把海晨的父母约到了北京。说是两家人一起吃饭，吃完饭，胡松和海晨出门喝咖啡，再回到家，父母们已经安排好了婚礼的流程、生活的方向、带孙子的分工。他们说，北京环境这么差，空气也不好，要不然你们去成都，去内蒙，趁我们现在的战友同事还在位，给你们安排一个公务员的位子。胡松听到这些父亲在电话里说了无数次的话，脑子就“嗡嗡”作响，他不想听，也不敢反驳，抱着脑袋坐在一边，不停地重复：哎呀你们别再说了。他隐隐约约听到海晨跟他们辩论：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年轻人和你们想得不一样，你们那代人的思维都不行了……现在的公务员多惨你们知道吗？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说这些，他想，海晨的父亲比他父亲可弱多了。
婚礼前，小姨拉着他和妈妈，让他对着摄像机说两句。他尴尬了两秒，不知道说什么，对着摄像机一挥手，拉着妈妈走了。妈妈是不一样的，妈妈一切都顺从他，从不强迫他做什么。他也知道，妈妈今天很开心。
大学时所有人都交女朋友，他也交了一个。但是从没想过结婚，他总觉得这事儿挺没意思。没多久，他认识了一个男友，他……傻乎乎的，没什么心眼儿，自己也是，这才是家，他觉得。他们一直到现在，十多年了。他不能想像没有他怎么办，如果男友死了，他第二天就自杀，没法忍受。
他原本以为能扛过去，父亲来北京的时候，见到男友，脸色很难看，他只好让男友先搬出去。父亲从此催得更紧，每天一个电话，一骂好几个小时。父亲说话的时候，他的心理机能好像停止了运作，不再想什么，缩到很黑暗的地方去，身体冻住了。他也按照父亲的吩咐去相亲，只是不洗脸不刷牙，说话不阴不阳。能拖一天是一天吧。但是在火车站那次，他觉得自己扛不住了。
唯一的问题是，海晨差一点不同意这场婚礼。那些天，他常常为此失眠。男友出差在外，他躺在床上，空气凝固了，心里有一把大手使劲地揉，如果婚礼不成怎么办，活不下去了。他换个地方，躺在沙发上，起来打游戏，还是睡不着。天亮了，他起来给自己包了一顿饺子，吃完，睡觉。
睡不着的时候，他看了一部科幻小说《三体》，那里面讲，地球是一个有机体，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细胞，道德不过是维持这个有机体运行的一种手段。书中有一个主角，他不看好人类，看好外星人，人类和外星人交战的时候，他驾着飞船跑了。后来，他有时被当成叛徒，有时被当成保存了人类火种的英雄。胡松想，太有意思了，道德就是这么虚无，父亲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你好，其实不过是满足自己控制的欲望，中国家庭不就是这样，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吗？他想起一个拉拉朋友，父母是大学老师，她跟父母出柜之后，父母像没有听见一样，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他听到这个故事之后，觉得太可笑了。父亲真的不知道吗？他可能也是在自我欺骗而已。
他知道这个婚礼完全是父亲的意志，时间、形式、宾客——他迟迟不结婚，曾让父亲在当地很没有面子。这一天，父亲好像又回到人生的黄金时期，呼风唤雨，嗓门也高了几分。尽管这一切内在是假的，他不可能和女性产生情欲、他的男友甚至不在现场、海晨今后不会再见他的父母，连结婚证也是在中国政法大学门前办的假证，但胡松还是觉得一种奇怪的幸福。他不知道是神经麻木使然，还是几个月来终于不再提心吊胆，他又想到小时候，跟爸妈说，你们离婚吧，只要你们能好好过，我怎么都行。为了片刻的安宁，这些不算什么。“你看，你爸在哭。”海晨用胳膊肘捅他，他说：“我知道。”他举起酒喝干了。三
在谈婚论嫁的阶段，海晨的父母也入戏了。
海晨的父亲也曾是地方官员，也曾在家里施行专政。但海晨从少女时期，就开始反叛。十多岁她离家出走，爸妈派表妹去找她，她和同学吃着牛肉喝着酒，表妹觉得好开心，也留了下来，一起吃肉喝酒。
渐渐长大，海晨用嘲笑的方式消解着父亲的权威。她觉得父亲脾气很大，又很可笑，这种好笑让他的脾气并不可怕。每次回家，她和父母待在一起超过七天，必定吵架。她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看《新闻联播》，她说：这有什么好看的？会议结果不是早就知道了吗？父亲说，哎，还是要看的。在家族的群里，父亲发了一条抗日言论，她就回：又在造谣。她受不了父母这一代的政治思维，觉得他们被洗脑了，父母则受不了她这种嘲弄的态度。
类似的争吵又发生了。父亲为她即将到来的婚礼兴奋，找人来算命，给他们合八字，写了厚厚一叠，几点钟出门，几点钟坐到床头，几点钟洒鸡血。海晨看了大笑，她也觉得不可思议，父母在北京的时候，每天都见到自己的女友，但是对他们来说，好像这都不是真的，而一个偶然见到的男性却让他们如此兴奋。
海晨对父亲说，我觉得吧，你不要抱有过于美好的幻想，你要幻想也可以，但是不要当成生活的寄托，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项目。父亲听了很不开心，想了半天，说，难道你真的打算一直跟女孩子在一起吗？海晨说，那有什么不行呢？父亲更不开心：难道你就要永远做一个同性恋者吗？海晨更想笑了，父亲总是要把这四个字连在一起，“同性恋者”，好像在说一个病人。父亲说，别人家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孩子，就我们家有？母亲说，全世界就你最怪！海晨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不要讲这些没见过世面的话，你要不懂，就百度一下。
父母再次被海晨这种嘲讽的态度刺伤。母亲气哭了，海晨过了好一会儿，才从可笑、隔离的心情中回来，她安慰母亲，解释说自己一直都喜欢中性气质，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只是现阶段她比较喜欢中性的女生，海晨说：“妈妈，你想想我的将来，每个阶段都会有陪伴的人，不是你想的那样，会孤独终老。”她曾交过若干男友，也曾经历若干女友，刚刚结束的一段感情尤为磨人，让她独自一人时，不敢看窗外，怕自己跳下去。这么大了，她仍得练习分离、孤独，从黑夜活到黎明。很多人为了逃避这些难熬的时刻，寻求婚姻的保护、恋情的永恒，但是她已经明白，稳定不是生活的本质，不稳定才是。太平盛世的生存技能，就是在摇摇晃晃的世界里，尽力保持暂时的平衡，活下去。她不会跟妈妈说这些，妈妈到老仍如此天真，爸爸热热闹闹地活在他的世界，他们对海晨的生活不知所措，这倒也不能怪他们。海晨说，如果你们需要婚姻这个形式，我和胡松可以结婚，以后加上我的女友，胡松的男友，都是好朋友，这样四个人关系会更稳定，得到的帮助会更多。
母亲破涕为笑，她被这个新型的家庭样式打动了，说那你们要互相扶持互相关爱啊。父亲却不高兴，他的幻想破灭了，原来婚礼是假的！他拒绝去参加婚礼，对胡松父亲再三的电话邀请，他终于忍不住说，这婚礼是假的！不信你去问你儿子！电话再也没来过。
无论如何，婚礼之后，胡松明显地感觉到，父亲松了一口气。海晨家里，则一切如常。她父亲也退休了，闲不住去昆明参加了一个传销集团，结果被骗了几十万。他给海晨打电话，长吁短叹，骂骗子不得好死，这笔钱不仅花掉了他的积蓄，还牵连了几个亲戚。海晨说，劝你又不听，你们这些政府官员，在体制内待惯了，觉得没有人敢骗你们，人家骗子找的就是你们！父亲说，我这辈子亏了好多钱哟，你也不结婚，我红包也发出去十几万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海晨说，爸你是不是又想收红包了？父亲说：你之前说过那个项目，要不要再重新启动一下？海晨心想，这些她都无所谓的，爸爸肯定是无法适应退休后的生活，想折腾事儿了，那就让他去吧。
她去问胡松，胡松爽快答应了，他说，不就是吃饭吗，在哪儿不是吃。父亲拿出工作时的劲头，行动了起来。他算了算，亲戚、同学、同事，加起来怎么也超过一百桌，但是中央下达了反腐新政策，要求酒席超过三十桌以上要审批。这怎么办呢？父亲打算把喜宴分成六场，海晨说没必要，你包一个大酒店，随便弄弄就行了。父亲说，不行，最近习近平管得还是很严的，我好歹是个领导干部。海晨哭笑不得，爸你算谁啊，你已经退休了，谁惦记你啊。父亲说，那不行，你不懂。
父亲把宾客分类，亲戚、老家的亲戚、同事、以前的同事、在成都、在外地……他越做越来劲，事事不肯省俭。六场婚礼持续了半个月，每隔一天，胡松和海晨就要早起化妆，去不同的酒店，站在门口迎宾。父亲的一位好友见到海晨就开始哽咽，他的女儿和海晨同岁，异性恋而未婚，他握着海晨的手说，你做了一个表率啊，你要以身作则，带动这批没结婚的姑娘们啊！胡松在旁边，给每一位男客人发香烟，他觉得南方的冬天真难熬。海晨原本还在生胡松的气，怪他太懦弱，把自己卷进一场婚姻，现在却又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欠了他一个情份。
最大的一场婚宴，海晨的父亲宴请了党政机关的同事。手拿麦克风的，是当地电视台的主持人，他用激昂的声音说了一段充满情感又不知所云的开场白，然后说：“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郎新娘入场！”在唢呐独奏《婚礼曲》中，胡松和海晨分别从两侧的阶梯走下来，灯光追着他们，走过宾客中间，走过一座假的小桥，胡松帮海晨拿起了婚纱的后摆，走过两排大红流金的灯笼，他们站在舞台上，背后整面屏幕流下火来，开红色的花，最后定在一个大大的“囍”字，上面是横联“鸾凤和鸣”，上联“永结同心成佳偶”，下联“天作之合结良缘”。海晨心想，妈呀，真像春晚。
他们不用说什么，只需要站在舞台上，主持人和父亲包办了一切说话的环节。主持人说，新郎的父亲因为工作繁忙无法前来，并不忘介绍他在当地是副县级干部。父亲发表了一段演说，大意是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恩情，他设法把这些内容放进一系列排比句中，并希望女儿女婿今后“好好地相爱，恩爱一生，好好地生活，天天和顺，好好地学习，不断上进，好好地工作，事业有成，好好地做事，谦虚谨慎，好好地做人，永走好路。”几场下来，海晨已经可以背得出这篇话了，她奇怪父亲哪里找来的这么多人生任务，用“川普”铿锵有力地背出来，还能把“我已经光荣地退休了”这样的话穿插在里面。
海晨和胡松回北京的那天，海晨的父亲拉着胡松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在亲自导演、主演的生活剧里，老海同志越演越真。他忍住眼泪，对胡松说，希望你们能互相照顾，虽然，我也不能要求你什么，但还是希望你能对我女儿好一点。胡松点头，心里想，这可太逗了，他不是知道吗。海晨这辈子只看见父亲哭过三次，第一次是奶奶去世，第二次是她小时候生病，第三次就是现在。她能感受到父亲的爱，但是，她也有点生气：爸，你对着我的假老公哭什么呢？（文中海晨、胡松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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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形式婚姻，也有人称为合作婚姻、互助婚姻，台湾称为假结婚，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在相互知晓身份前提下建立的婚姻。
我见过、听过很多形式婚姻的例子。有的早已无法处理婚后种种麻烦，不欢而散；也有的协调周全、相安无事；更有少数把形式婚姻变成新型的家庭，他们认为，恋爱关系无法长久，基于朋友关系，更有可能建立稳固的家庭。更多的人，还在“形婚”的路上，网站上、QQ群、各地的同志社区，这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上海同到是一家商业公司，专做同志派对。同志群体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消费力量，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同到每年举办一百多场派对，派对中，有些男同志提出，为什么不找些拉拉来联谊，组织形婚？于是，今年同到组织了四次形婚派对。这些派对酷似男女相亲活动，主办方挖空心思让人们热络起来，互相选择。区别在于，这里的男女对对方毫无情欲。剥除了亲密关系（所谓“内容”），他们提出各自的条件，房子、户口，有些听起来和传统的婚姻并无不同。男性通常希望女方女性化、化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会被评价为太过阴柔。一个男同志语气坚定地说，女方一定要满足三个条件：孝顺、生孩子、上海户口。在那次派对上，女性的人数不到男性的三分之一，是同到“形婚”派对中女性最多的一次。
在“形婚”之前，关于中国同志一个很热的话题是“同妻”。一般而言，同性恋都会选择进入婚姻，男同性恋的妻子，被命名为“同妻”。女同性恋的丈夫，和她们自身一样，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同妻”组织控诉男同志“骗婚”，并获得了媒体关注和公众的支持。在那之后，很多人认为，“形婚”看起来，是道义上较好的选择。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批评“形婚”。他们认为，“形婚”仍然是一种欺骗，欺骗总归是不好的。唯一的光明大道是堂堂正正地“出柜”，向父母、全世界宣告：我是一名同性恋。
经典的女权主义批评则认为，女性在婚姻当中处于弱势，因此，拉拉在“形式婚姻”中，难免要承担许多自己未曾料想到的责任，比如对公婆的照顾、年节的探亲、生育，等等，因此，“形婚”仍然是不值得提倡的。
但是，仍然有研究者对“形婚”持不同的看法。香港大学社会学硕士王颖怡以“形婚”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在她看来，“形婚”的动机有三个：第一、父母的压力；第二，婚姻是有红利的，婚后父母通常会给予很大的经济支持，工作上也更多升迁机会，更不要提房补、对单身的种种限制；第三，婚姻建立之后，反而有利于创造同性的生活空间。
王颖怡说，在她研究之前，也认为“形婚”是一种欺骗，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她逐渐认为，“形婚”是一种婚姻家庭的实验。近代以来，婚姻是来自西方的概念，以浪漫爱和性为核心，而“形婚”打破了这一点，两个、甚至多个没有情欲关系的人，能不能建立家庭？她认为，尽管拉拉在“形婚”中受伤很多，但是相比异性恋女性为了浪漫爱而在婚姻中牺牲，拉拉更有谈判条件，这本身就在颠覆异性恋婚姻的权力结构。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实质上是在质疑把婚姻当成唯一出路的社会共识。在质疑在一场关于“形婚”的研讨会上，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金晔路认为，婚姻压力大的地方，都会有“形婚”，台湾、韩国、日本都有，但是中国大陆的婚姻压力特别大，婚姻得到的利益也很多，单身是一种污名，说明这个社会对于家庭的想象力非常单一。在这种社会情境下，“形婚”，这样一种基于弱势的生命实践和想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规则形式，有可能打破固有的家庭模式，建立新的生命共同体。
性、隐私、体制内生存
陈晓舒隐私在约定的时间，我到达了北京北三环的裕民路。这是我和那个自称“洪禾”的网络专家说好的地方。站在十字路口往四周寻找，没有咖啡馆也没有餐厅，没有办公楼也没有人来人往，工作日的下午，这一带居民区显得格外寥落，我想象不出洪禾会在哪里等我。
出发前我曾给洪禾发了几条微信询问具体地址，他没有回应。
三天前，引荐人将这个名为“洪禾”的微信号发给我，告诉我已经打好招呼。我发送添加请求，洪禾也一样没有回应。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在行”网站上的行家信息——他是个自学成才的高级信息安全工程师，在网络上教人如何“反人肉”搜索。我上网搜索了“洪禾”，像每次采访前一样，我需要了解更多有关他的信息。很意外，我一无所获，完全搜索不到“洪禾”的信息，连重名的人也不多。
第二天，洪禾通过了我的微信请求，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而我对他的了解依然仅限于“在行”网站的寥寥几段。我想，也许他是一个不怎么上网的网络行家。
在裕民路，我打通了洪禾的电话，想问他是否已到。“哦，抱歉，我现在不在那里，你能不能找到地铁站，坐两三站到鼓楼大街，我想裕民路也没有合适的地方。”低沉的男声，很平静。洪禾让我在地铁口等他，问了我衣服的颜色。
地铁口边上，一个带着鸭舌帽的男人冲着我招手，接着他走过来喊了我一声。这是洪禾，一身T恤仔裤，在人群中完全不起眼。“抱歉，我不是经常看微信，可能错过了你的信息。”洪禾说，“这里离我家更近，平时我约学员也约在这里的咖啡馆”。他在巷子角落找了一家几乎没人的咖啡馆，坐下来，抬了抬帽沿，我才看清他的长相。
他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了解我的信息，连简单的寒暄也省略，就开始侃侃而谈，讲的是2009年的网络信息安全危机。在我记忆中，2009年大量的网络数据泄露，邮箱密码、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许多人的信息都暴露在网络上。
今年年初，洪禾为了补贴油钱，当了一段时间专车司机，搭乘专车的乘客大多是和互联网相关的工作人员，出于职业兴趣，他常常问乘客：“你们会在网上保护自己吗？”有人说，什么叫信息安全？更多的人则回答：“我也没什么可被窃取的。”
洪禾在一家信息安全领域的上市公司工作，他的本职工作是研究匿名通讯，“就是如何在互联网中隐藏痕迹”，更具体地说，洪禾研究的是如何在ip地址上隐藏自己。出于职业偏执，他总想提醒别人去保护隐私。在“在行”网站，他是“互联网人肉信息消除指南”的行家。
开始见学员之前，洪禾曾经想过，他要在见面时把学员在网络上泄露的个人信息整理成资料，拍在咖啡馆的桌上——作为震慑，“这可能会让他们更重视这个问题。”但这一招似乎太不友好，洪禾最后放弃了。“所以你见学员之前会先人肉一下？”我问他。“这是必须的，我接触任何陌生人之前都会了解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可靠。”他说。我猜测他应该也早已搜索了我的名字。
在网络上，我只查找到一个名叫“洪禾”的开心网账号。“那个人不是我。”洪禾毫不犹豫地回应道，“我会常常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名字，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利的信息。”他建议我也着手这么做。“如果你怀疑你的身份证号码泄露了，在搜索引擎限定仅搜索excel文件，你应该会找到它。”搜索引擎的使用方法还包括：当需要搜索个人简介时，限定搜索pdf格式往往是最真实的；想知道某个人2008年有什么活动，可以锁定这个时间段搜索，洪禾常用的有十几种方式。“绝大部分人的个人信息都是自己泄露的。”洪禾把互联网比喻成无数管道相互交叉，每个人的电脑都连接着这些管道，一个信息发送出去，在管道中的每个节点都会把发信息的人暴露。“比如，你在网上买东西会登记你的电话和家庭地址，你不确保快递公司会不会把你的信息泄露出去。”洪禾说，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很可能已经泄露给地下的黑客市场了。”“不写地址，快递怎么找到你？”“我从来不写我真实的家庭地址。”收快递的地址，洪禾会写旁边的小区，或者其他的楼号。“快递会给你打电话，只要你最后收到东西就好了，不管在哪里。”“那手机号怎么办？”我似乎抓到了漏洞。“我会把我网上的信息切分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不重要的信息用另外一个手机卡维护，不要混到和钱以及重要信息相关的手机号码。”洪禾有三台手机，桌面上摆着两台，还有一台留在家里。
他摆弄着手机，聊起不同手机系统的安全性。洪禾的手机从不越狱，在安全和乐趣的选择上，他倾向安全。他甚至从来不去连接公共场所的WIFI。多年前，在行业内召开的安全峰会，就总有技术人员玩弄这样的小把戏：把会场里的WIFI堵住，“像堵住水管一样，再设一个相同名称的WIFI”，然后用这种手段窃取伪WIFI账号用户的网络信息。“当然，安全圈不会有人上当。”在洪禾的圈子里，有的技术人员会把电脑的摄像头用胶布贴起来；有人在打电话聊到重要信息时，会拿东西把自己罩起来；还有人常年在电脑边上放着干扰器。许多好莱坞特工大片里才能看到的信息泄露的场景，“都是我们真实生活里存在的”。
他指着正在打字的我：“你现在在电脑上的操作，外面的人可以全部复录再现出来。”我惊惧地看了看窗外。
但他也承认自己有点偏执，劝我不用过分恐惧互联网。可是，他自己做得很彻底。他没有微博，只有一个twitter账号用来研究他的工作。他的微信朋友圈从来不发私人照片，如果涉及到比较私密的对话，会用图片的方式，而不是文字。“我的忠告是，如果你要发，先冷静几秒钟，想想是不是确实有必要。”洪禾说，“如果你非要发，那我建议你做一些技术处理，保护自己。——我们要做的是设立一个堡垒，遇到人肉搜索时，把一般选手和中级对手挡在外面。”“洪禾是你的真名吗？”我问。他思考了一会，说：“这个名字是我在网络上常用的一个名字。”
我去洗手间。回来后，洪禾显得有点着急：“你刚才没有把电脑扣上就离开，这么做非常危险，只要随便一个u盘，你的信息就泄露了。”他摊了摊手——“当然我没这么做”。
洪禾很健谈，在他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普通人似乎很难了解。几个小时里，那些专业术语、行话从我脑子里风暴而过，这让我非常疲劳。然而回到家，我还是强打起精神，根据洪禾提到的密码心理学和密码规则，更改了自己所有的网络密码。体制内生存
下午四点钟，太阳并不是很毒辣。从办公楼到大门口只有几十米，范虹还是撑着一把太阳伞走了出来。我看过她的照片，也看到对她“颜值爆表”的评价，但范虹走近时，我仍微微吃了一惊，她显得太年轻，完全不是55岁的模样，她说，她打算延后几年再退休。
从1992年至今，范虹在这个国家科研院已经工作了20多年，现在已是学院管理层，几十年积攒了大量的人事、管理工作经验。在与人沟通上，她游刃有余。家里的晚辈在职场中遇到人际问题，经常跑来咨询她。于是有亲戚拉着她去了“在行”，她是“事业单位新手指南”的行家。她可以解决的问题包括：想和领导处好关系怎么办？领导给我穿小鞋怎么办？我不合群怎么办？我觉得领导是个白痴简直没法忍怎么办？
见面前，我想象范虹应该有暗黑的能力，善于操控人心，至少会有很多计谋。
这是一个学期的最后一天，范虹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有同事在校园里拦住她，询问给新人安排工位的事情，她和颜悦色地应答着，还不忘和边上走过的其他同事打招呼。“我们去找个带空调的小会议室吧。”范虹一边和同事交流，一边观察着我额头的热汗。
我告诉范虹，她的学员们对她的评价都很高，都说她很亲切。“对的，”范虹显得很开心，“只有一个人没有写评语，其他人都给了我好评。”。“那个没给评语的孩子很自恋，聊着聊着就会问很怪的问题，我聊到后面可能也有点着急了。”范虹面带微笑，不温不火。
范虹每小时收费500元。当然，绝大部分时候，她不止聊一小时。她和学员们往往约在学校边上的星巴克，“学校搬了，我现在在这里就只有一个工位，咖啡馆交通方便，环境也更放松。”她解释说。
范虹在会议室里打开空调，招呼我随便坐，给我泡了一杯茶，聊到一半，她突然停下来：“对了，实在太不好意思，我应该先听听你的想法？”我简单提了几个问题，她又连连说抱歉：“我刚才聊得都有点没头绪了。”
找范虹咨询的人起初都会很紧张，他们是体制内单位的新手，大多30岁左右，硕士以上学历，工作3到5年。遇到的问题也有共性：没“钱途”，和体制外的同龄人薪酬相差太多；没“前途”，看不到升迁机会，犹豫要不要离开体制。“我告诉他们甘蔗不能两头甜，这个世界不是为你存在的。”范虹把体制内的机关比喻成一艘大船，在每个位置分配合适的人员，机关只需要向上级单位负责，效益并不是主要的，稳定才是第一位，这艘大船不需要船员做出过分努力，大船不要开得快，只要求保持稳定。
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体制内？“要求情商高的，比较随和比较会来事的，”范虹说，“那些太冒尖的，就不太适合这个机器。”
范虹做行家接到的第一个单子是个外地应届生。她给范虹打电话，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聊得范虹耳朵发疼。这个应届生最发愁的是到国企工作，到底适合哪个部门，范虹在电话里劝说她先别考虑这么多，不要处处设计。“可我从来干什么都要计划，要有目的性，不做无意义的事情。”那个女孩回应。“我真的吓了一跳，活得太极端了。”范虹告诉我，这种想法实在太可怕，几十年的体制内生存，范虹的心得是中庸——“中国人讲中庸，在体制内尤其是，你不能太上进，也不能太不上进。”
范虹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部队工作，转业后就到了这所国家科研院，没再变动过。学校里的人事工作更多是一些琐碎的事务，给老师排课、给课程排教室，很多人受不了，不到半年就离开去接着读书。范虹待了下来，一边工作一边进修了一个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两年前，范虹还考了一个心理咨询师。
有个来咨询的小姑娘说，现在的工作就是死水一潭。范虹开导她，可以立足现在，兼职做点别的，也可以去学习，有点业务的爱好。女孩拿着小本子把范虹说的话都记了下来，“体制内图的就是稳定，单位存在，岗位就会存在。但去公司就是赚钱，压力大，稳定性差，公司过两年存在不存在还不一定。”
偶尔，有人想请范虹帮忙出主意晋升，但都被她挡了回去。“在事业单位，工作八年、十年提职都是正常”——这是她的工作心得。“想晋升，找领导沟通不合适，会觉得你目的性强，职场都不喜欢目的性强的”——这是她的管理心得。在工作中遇到骚扰的，范虹会帮着出主意，也会劝说：“女孩子主要把生活搞好，职业不管干什么干好就行，这个社会还是男权社会，你做个高管，女强人又能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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