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传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宇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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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传奇试读：

前言

当考古者小心翼翼地推开尘封的古墓之门时，赫然发现墓主人依然恬淡地躺在棺木中，而曾经属于他的一切却已不见踪影。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一切线索均指向盗墓者。

中国古人独特的灵魂观念、“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造就了无数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也催生了一个特殊的职业——盗墓，其从业者是隐藏在黑暗中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他们如鬼魅般缠绕着希冀安宁却难享安息的墓中人。

千年以来，为何盗墓者摒弃道德，克制内心的恐惧铤而走险，在阴暗的荒野中开启千年古墓？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盗墓之途？难道仅仅是金钱的诱惑，还是政治的打击，抑或诡异的需求？

作为存在数千年的行当，盗墓的经验与技术被传得神乎其神，一系列盗墓小说对这一神秘职业的描述更是为其笼罩了一团迷雾。五花八门的盗墓门派，代代相传的独门秘技，真伪难辨的盗墓传奇，究竟是演义的渲染，还是确有依据？面对盗墓者步步紧逼的威胁，造墓者又是如何防御的？积沙积石、伏弩、暗器、机关、秘葬、迷宫、墓毒、障眼法、镇墓兽……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面对何种坚如磐石的墓葬，盗墓者仍能延续不朽的偷盗传奇。千疮百孔的汉武帝茂陵、几乎被盗殆尽的唐代关中十八陵、尸体未朽尽墓葬却被盗掘一空的清代诸陵……王侯权贵死后葬身的一抔黄土终难逃盗墓者的暗夜斧锄，纵然生前叱咤风云、执掌乾坤，身后的命运却要交付他人。而盗墓贼也不仅仅只是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其中不乏纵横驰骋的英雄豪杰、风流一时的文人雅士，甚至功勋卓著的帝王，盗墓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一己小利。

然而，真实的盗墓行为究竟如何？是否如小说中描绘的那般玄妙？深层探究盗墓者的行为动机，定位盗墓的历史，复原神奇的盗墓技术，解析盗墓与反盗墓的千年争斗，立足史实，重现从古至今的盗墓传奇故事。

走入神秘古墓，拨开历史疑云。重读先人思想，透视古代社会的发达文明，直视盗墓的庐山真面目，同时解开笼罩在这些墓葬上空的千古疑云。

第一章　盗亦有道

坟包突起人世间——中国古代墓葬文化

墓葬是人类灵魂观念的反映和物化表现，所谓“葬者，藏也”，说明墓葬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是人类对灵魂鬼神的敬畏和不忍同伴暴尸于野的心情的折射。在中国，墓葬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代。这一时期，还处于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旧石器时代，但那时的人们便将死去的同伴埋藏在洞中，并在尸体的周围撒上赤铁矿粉，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墓葬，而那殷红的赤铁矿粉，则是人类最早、最朴素的随葬品。

随着文明的发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阶段，剩余劳动产品的产生、贫富差距的出现，使得墓葬面貌产生多样的变化。距今约6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随葬品丰富且精美的大墓，这是社会财富累积的表现，也寄托了古代先人们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上富庶生活的美好愿望。

夏商周三代的墓葬多为土坑墓，随葬品也是死者生前使用的礼器、玩物。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中，“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常常会随葬青铜礼器、玉器等随葬品。除了精美的随葬品外，大型墓葬中往往还有殉人和殉牲，有的墓中殉人多达百余人。当文明的曙光照耀人类大地，物质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着，这个时期的墓葬也表现出了文明的凝重与悠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封树”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所谓“封”，便是以土堆积成封丘，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坟包。封树的形成无疑为墓葬增添了许多庄重，它明确地指明了墓葬的位置、等级，甚至还有其中随葬品的多少和价值，当然，这无形中便给盗墓者传递了信息。

到了秦汉时期，除了土坑墓外，石室墓和砖室墓逐渐流行起来，墓葬的形制也趋于多样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墓葬的随葬品却日渐统一，形成一种固定的随葬模式。秦汉时期是随葬俑的完善时期，闻名于世的秦始皇兵马俑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到了汉代，随葬俑中增添了很多日常生活元素，这些陶器俑类形成固定的组合，如仓、灶、井等，这些特殊的俑被称为模型明器。俑一般为陶质，虽然其精美程度堪比艺术品，但俑本身并不具备多少经济价值。不过，这并不代表秦汉墓葬一扫前代丧葬的奢侈之风，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到秦汉墓葬中那些珍贵的玉衣、精致的饰品仍然映射着中国人“事死如事生”的传统思想。

汉代之后，墓葬的形制逐渐统一，规模较高的墓葬一般都有长长的斜坡，斜坡的两侧以及墓室的内壁都绘有色彩缤纷的壁画，如磁县湾漳墓、高润墓、太原娄睿墓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壁画墓。壁画的出现，是墓葬中模仿人间生活的进一步的简化。但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却未因墓葬形制的简化而有所减少。魏晋时期的大型墓中除了贵重的金属器，还有代表当时手工业巅峰之作的瓷器。◆老鼠山遗址这是一处位于浙江温州老鼠山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大型岗丘型聚落遗址，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35座墓葬。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高峰时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中国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唐代，繁荣鼎盛、歌舞升平成为这个时代的代名词，这种为盛世所缔造的奢华同样影响了墓葬。一方面，隋唐时期墓葬的形制进一步简化，一般只有一个墓室，只有高等级的贵族墓葬才有两到三个墓室；而另一方面，这些形制简化的墓葬中的随葬品的数量和贵重程度却都很惊人。隋代李静训墓的墓主人只是一个年仅九岁的女童，随葬品中却有大量奇珍异宝，其中不乏价值连城者。这种厚葬之风到了唐代愈演愈烈，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舞破巅峰始下来，经过奢华至极的唐代，中国墓葬开始了简化的进程，宋元明清各代的墓葬已然不再像当年珍宝满藏，渐渐地，墓葬成了铜钱和日常用具的世界。

中国墓葬文化源远流长，不同时期的墓葬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和人们的灵魂观。那些丰富的随葬品则传递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信息。巍峨雄浑的帝王陵

墓葬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当然首推帝王陵墓。秦始皇陵、汉代帝王陵、唐代关中十八陵、明十三陵、清东西陵……这些陵墓不仅仅是古代帝王的埋骨之所，更是中国古代先人们智慧的结晶和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

秦始皇陵占地200余万平方米，号称千古第一陵，历经2000余年风雨，至今封土犹存；汉武帝茂陵封丘耸立，松柏葱郁，一代雄主汉武帝用天下税赋的三分之一修建陵寝并收罗天下奇珍异宝，缔造了茂陵这座盛世丰碑；盛唐帝陵乾陵连绵数千米，两旁石刻林立，封土宛然山峦，绝立梁山；明定陵耗资百万，其内珍宝堆积，令人叹为观止……

古代帝王们，他们或以文治武功泽被后世，或碌碌无为沦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埃，或残忍暴戾恶名千古，其中许多人在生前便开始修建宏伟壮丽的陵寝以显示帝王的威仪。这些帝陵如同镜子一般映射着古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那些无数或玄虚或美丽的传说，又为这些帝陵涂抹上了神秘的色彩。秦始皇陵是否真的毁于秦末战火？一代枭雄曹操是否真的留下疑冢七十二座？王羲之《兰亭序》墨宝何在？乾陵为何安固如山未遭盗掘？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究竟秘葬何处？

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就以它们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人的关注，当然，也难免盗墓者的觊觎。墓葬选址的风水依据

这些装载着死者尸体和当时物质文化精品的墓葬究竟埋藏何处呢？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讲究风水和堪舆，寻常百姓无论购置房产、装修房屋，都要依风水而定，墓葬是人死后永恒的归宿，因此人们对墓葬址的选择更加谨慎，务求符合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学说最早起源于战国晚期，经历代发展，逐渐成为一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说，并在中国古代广泛流传。“葬山之法，若呼谷中”，中国传统风水学说认为，山势起伏中的平地最适合建造墓葬，因此，一般等级较高的墓葬都选择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如著名的满城汉墓、龟山汉墓、大葆台汉墓、雷台汉墓，以及唐代的关中十八陵等，都是依山造陵。

帝陵陵址的选择更是关乎国运，所依的山势、流水的方向都能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因此，帝陵的选择往往要经大臣们的讨论和堪舆学家的理论证明才能正式确定。如西汉11座帝王陵墓都将陵址选在渭河北岸地势平坦的咸阳原上，这与汉代的“火德”相呼应；唐代关中十八陵则都是依山建造，则是对应了堪舆学说中“土深水厚、贵若千乘”的说法。

在历代王陵中，宋代帝陵陵址的选择是个特例。按照堪舆学说，宋代皇帝姓赵，五音归角，只有将陵墓建在高山高水之处才能荫庇子孙，因此宋陵与历代帝陵截然相反，是背水面山而建。一抔黄土，终难幸免

也许就是从随葬品进入墓葬的那一天开始，被盗的厄运便伴随着墓葬的始终，一般稍为富庶人家的墓葬都会遭到盗墓者不止一次的盗掘，更遑论掩埋着稀世珍宝的帝王陵墓。唐代关中十八陵除乾陵外，其余无一幸免，在唐代刚刚亡国的五代时期，便被盗一空；曾轰动一时的老山汉墓，墓门开启后仅余墓主人和盗墓者两具骸骨，讲述着这座墓葬女主人当年的绝代风华和盗墓者最终难逃一死的悲惨命运。

随着考古学的逐渐成熟和发展，学者们开始对古代墓葬进行科学发掘。但是考古发掘往往慢于盗墓进程，考古工作者似乎总是跟随着盗墓者的步伐，望其项背，却又总是落后一步，如震惊考古界的战国时代虢国国君墓的发现竟是由一件惊天盗墓案引发的。

千年历史风云尘埃落定，正是先人们创造的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事死如事生”的丰厚随葬品为这些古代陵墓渲染了神秘色彩，吸引了千百年来无数盗墓者铤而走险，趋之若鹜。

都是厚葬惹的祸——盗墓狂潮的到来

正如现实社会中人们占有财富的差异，在死后的世界——墓葬中也有着明显的等级贫富分化。规模宏大的帝王陵墓往往绵延数千米，封土耸立如同山峦。在遥远的夏商周时期，墓葬多为土坑墓，墓室周围有长的斜坡形墓道，墓道的数量便是墓葬等级的象征。等级最高的墓葬有四条墓道，即墓葬每侧各有一条墓道，次一等级的墓葬有两条墓道，再次的则有一条墓道。这种有墓道的墓葬的主人一般都是贵族，墓葬规模都很大。

春秋晚期，墓葬的顶部开始出现封树。顾名思义，“封树”就是在墓葬顶堆积封土和种植树木。但是，并不是所有墓葬都可以封树，只有那些等级高、规模大的墓葬才有封树。唐代孔颖达在为《礼记》作疏时提到“庶人既卑小，不须显异，不积土为封，不标墓以树”，由此可见，凡是封树的墓葬都是贵族墓葬。那些远远望去巍峨恢弘的封土，昭示着墓主人生前的显赫，也昭示着这座墓葬中有珍稀宝物。

秦汉时期的墓葬与前代相比，显然更加奢华。从战国时开始，诸侯陵墓的周围都要修建陵园。汉高祖刘邦与其妻吕后的陵园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00米，四面夯筑围墙，陪葬冢70余个，陪葬坑11个，功臣旧部陪侍于地下，宛如一个冥界的大汉王朝。汉武帝茂陵是汉代诸陵中规模最大的，仅仅是陵墓的坟丘便如一座小山，它的底部东西宽229米，南北长414米，至今存高46.5米。虽然我们现在还未精确探知茂陵陵邑的确切范围，但就其周边数百米仍有陪葬墓的情况来看，茂陵的规模应大于高祖长陵。这样气势恢弘的陵墓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可这也无疑是“露富于人”。不仅仅是帝王陵墓，汉代其他高规格墓葬也都构造复杂，墓葬中不仅有放置棺椁的墓室，还有模仿人间的耳室、附属建筑，甚至厕所，等等，这便是古代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的形制趋于同化，高等级墓葬摒弃了前代复杂的结构，即便是帝陵也只有一条长斜坡墓道连接着墓室和地面世界。但是在地表，墓葬的上方仍旧耸立着高大的封土堆，还有封土两旁栩栩如生、体现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石像生。

唐代之后的墓葬形制进一步简化。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只有唐代的帝陵为三个墓室，多数为单室墓，少数高等级墓葬为双室墓。墓葬形制的简化并不代表墓葬规格的降低，恰恰相反，随着儒家礼法的逐步发展和神化，丧葬制度和丧葬礼仪也逐渐完善，愈发繁缛。通过墓葬，我们也仅仅窥探了丧葬文化的冰山一角，但仅仅如此，也足以令我们感叹盛世墓葬的奢华。

走过宋元，至今我们仍能目睹明清两代帝陵的风采，暮雨夕阳之后，徜徉在明清两代帝王陵园，每个人都会不禁感慨它们的凝重与威仪。稀世奇珍百宝箱：棺椁

棺椁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棺，就是盛殓墓主人的贴身葬具，椁是套在棺外的可以放置随葬品的葬具。一般来说，每座单人墓，棺只能有一具，椁却可以有很多重。从材质方面来看，早期棺椁多数为木质，稍晚时石质的葬具也很流行。

作为丧葬制度的重要环节，棺椁的数量与礼制紧密相连，中国古代对棺椁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不按规定下葬棺椁，就是僭越。春秋时期，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去世，颜回家贫，无钱制作木椁，因此颜回的父亲请求用孔子的车板来为颜回做木椁，遭到孔子断然拒绝。因为以颜回的身份，不应该用木椁盛殓。

那么，礼制规定的棺椁制度是怎样的呢？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天子之棺四重”，汉代郑玄在《注》中认为“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反对弟子颜回下葬使用椁了，作为士，颜回的确不该使用椁。

到了汉代，一种独特的葬具产生并发展起来，这就是“黄肠题凑”。黄肠题凑在汉代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葬具，苏林为《汉书》作注解释黄肠题凑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北京大葆台汉墓惊现文献中记载的黄肠题凑——墓葬后室外侧的两圈回廊之间，发现一道由长约90厘米，截面宽、高都为10厘米的木枋紧密堆垒而成的木墙。经测定，木枋由黄心柏木做成，恰恰符合文献中关于黄肠题凑的记载。

汉代之后的魏晋隋唐，乃至后来的宋元明时代，一种仿实物的石质葬具逐渐流行起来。这种石质葬具可以是容身的棺，也可以是棺外的椁。石质棺椁上雕刻着线条流畅的图案。一些等级较高的墓葬甚至将石椁雕成宫殿的形状，以寓意死者死后仍能居住在宫殿之中。

这些或代表礼仪制度，或反映现实生活的葬具中曾经装满了珍贵的随葬品，它们就像百宝箱一样装载着墓主人生前和死后的财富。特殊的随葬品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便有了残忍的殉葬制度。殉葬所用的牺牲，有的是死者生前喜爱的犬马，有的甚至是人。◆金缕玉衣这件金缕玉衣为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的殓服。西汉时，皇帝、诸侯王等为了追求死后的不朽和永生，将能够完全包裹尸体的玉衣作为殓服。

商周是殉葬制度发展的高峰时期，墓葬中有无殉人、殉牲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之一。西周时期的墓葬，一般一墓殉人一个到四个，个别的墓有较多殉人，而著名的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1则有殉人164人之多！这些殉人有的有自己的棺椁和随葬品，有的则被砍掉头颅合放在一起，这说明同一座墓中的殉人身份亦有不同，他们有的生前拥有一定地位，有的则是身份卑微的工匠甚至奴隶。

殉葬的另一种形式是以动物陪葬。商周时期殉牲的常见形式便是车马坑，大型墓葬周围都有与之相应的车马等，这些车马坑少者一车二马，多者可达十多辆车和数十匹马。另外，还有以珍禽异兽随葬的，例如考古者在秦始皇陵中发现了17个珍禽异兽陪葬坑，经鉴定，坑中出土的兽骨为狗、鹿科动物和飞禽等，这些都应该是秦始皇生前所喜爱的动物，在秦始皇死后与之同埋地下。

殉葬这种残忍的制度，在走过商周的辉煌鼎盛之后，便逐渐销声匿迹。至汉代，殉葬制度彻底绝迹。盗墓者的终极目标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厚葬的习俗，似乎只有价值丰厚的随葬品才能寄托生者对死者的哀悼，显示死者生前身后的尊荣，很多人劬劳一世，为的只是死后的风光一葬。

古代大墓多数被盗，如著名的殷墟大墓中只有妇好墓完好无损。妇好墓规模并不算大，墓口面积不过20平方米，而且远离王陵区。便是这样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墓，竟然出土了铜器190件，包括玉器、绿松石、孔雀石、绿晶雕琢的艺术品和玛瑙珠、海贝等在内的装饰品420件，另有玉戈、玉人等精美随葬品，成就了殷墟考古史上一项足以彪炳史册的重大发现。

先秦时代的高等级墓葬都要随葬青铜礼器，这不仅仅是财富的标志，更是等级礼法的规定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这种限定列鼎数目的制度便是为了“辨等列、明尊卑”。在古代，青铜器是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先秦的人们将这最重要的财富毫不吝惜地留给了长眠地下的人。

汉代以后，随葬品的种类逐渐增多，并日渐世俗化，那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必需品和贵重物品成了随葬品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了大量做工精巧、质地贵重的随葬品，如错金博山炉、朱雀衔环杯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主人夫妇随身而葬的金缕玉衣。其中墓主人刘胜的玉衣全长1.88米，共使用玉片2498片，而联结玉片所使用的金丝共重1100克左右，刘胜妻窦绾的玉衣全长1.72米，使用了2160片玉片以及重约700克的黄金，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盛唐的繁荣景象，后人们仅凭想象便已心驰神往。唐代墓葬的随葬品中不仅有精美的陶瓷器和做工精巧的丝织锦绣，甚至还有价值昂贵的金银器，尽显盛世气象。

明定陵是万历皇帝和他两位皇后的陵寝，也是唯一一座经科学发掘的帝陵。开启陵墓之门，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宝物尽收眼底：琳琅满目的珠宝、巧夺天工的手工制品，还有那件价值连城、重逾800克的翼善金冠，洋洋大观，尽显帝王豪奢。

随葬丰厚的物品，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传统，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厚葬之风。如北方的契丹民族，在其规模不大的墓葬中，往往会出现数以百计的贵重金属饰品和造型精美、工艺精湛的瓷器。因为，作为马背民族的契丹人，他们生活的游动性很强，因此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凝重厚实的礼器，也不是精巧易碎的瓷器，而是随身佩戴的装饰品。因此，契丹人将最贵重的金、银打造成美轮美奂的装饰品，当装饰品的主人死去后，这些装饰品自然也陪同他们长眠地下。厚葬之风的根源

厚葬是一种风俗、一种传统，它所传达的信息是生者对死者的哀悼。似乎只有倾尽所有的隆重厚葬才能显示死者的哀荣。

早在遥远的商代，人们便已有了灵魂不灭的观念，魂来自天，魄来自地，人死后，魂魄重新归于天地，庇护后人，因此活着的人对魂魄有一种崇拜意识，人们用祭祀和厚葬的方式表达这种崇拜。而对于死去的人来说，他们生前都相信人死后灵魂会进入另一个世界，因此希望将生前的财富一并带入地下，进而永远享用。于是，厚葬产生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礼制逐步建立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儒家思想的普及，更是将“怪力乱神”的说法斥为谬说。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特定的社会规制主导了丧葬文化，这就是礼制。《中庸》中提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也就是说，对待死者要像他活着时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孝道。所以人们才用丰厚的财富陪葬死去的亲人。在礼制社会，丧葬的等级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随葬棺椁的重数、随葬礼器的数量等，僭越不得，却也马虎不得，因此，那些奢华的大型墓葬是礼制之下不得不奢侈的产物。

当然，后世的人们往往利用这种礼仪制度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攀比现象，这也是厚葬得以持续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盗洞最多的墓目前考古发现的盗洞最多的墓是位于陕西省凤翔县的秦公一号大墓。秦公陵园位于雍水之畔，距战国时期秦国都城雍城遗址6000米。秦公一号大墓是秦公陵园中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墓葬，平面呈“中”字形，全长300米，其中墓室长60米，宽40米，深24.5米，总面积达5334平方米。规模之大，竟然超过殷墟的商代王陵。墓中殉人人骨有184具，使用了最高规格的葬具——“黄肠题凑”，考古学家发掘这座大墓竟然用了整整10年时间。这座大墓曾多次被盗，盗洞之多竟有200多个，从战国时期开始便有盗墓者陆陆续续“光顾”这座大型墓葬。墓中珍贵随葬品尽皆被盗，使这座可用壮观来形容的墓葬几近一空。望着墓中残破的棺椁、零散的骸骨以及那些零落泥中的绢麻衣料，就连考古工作者也不禁感叹盗墓者的猖獗和可怕。即便如此，考古学家还是从墓中清理出3000多件盗墓者没能偷走的随葬品。厚葬的恶果

高大的封土、广阔的陵邑、丰富的随葬品，这些无不吸引着盗墓者。自古以来，盗墓者最主要的盗墓动机就是攫取随葬品。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无数盗墓者甘冒法律制裁的危险，铤而走险，发掘古墓。

先秦文献《吕氏春秋》中记载了六国亡国后，大墓无不被掘，这说明盗墓行为在先秦时期便已十分普遍。著名的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先秦墓，从1976年开始，陕西的考古工作者便对这座宏大的诸侯墓葬进行发掘，历时整整10年，才完成整个墓葬的发掘工作。然而，当考古工作者抹去墓中最后一丝尘埃时，却发现这座大墓几乎被盗一空！

自古以来，凡是大型墓葬，皆难逃被盗的厄运。虽然有些墓葬被掘，墓主人尸体暴野是因为政治报复或是人们掘墓取材，但最主要原因还是墓中价值不菲的随葬品吸引了那些为利益所诱惑的盗墓者，使得他们泯灭良知，甘冒大不韪地走上了见不得人的盗窃之路。

盗墓中的异样见闻——奇特的葬法与葬式

所谓葬法，就是人死后下葬的方法。最常见的葬法自然是土葬，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坟墓。除了土葬外，古代还有许多其他千奇百怪的葬法，如火葬、水葬、树葬、悬棺葬、瓮棺葬等。

据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死后，其弟子将他的尸体火化，然后将骨灰分成若干份，分藏于各地，称之为“舍利”，收藏舍利之处往往要修建佛塔，也就是舍利塔。的确，火葬是佛教兴起后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的一种葬法。但是，中国古代火葬的产生却并非源于佛教。

早在商代，一些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便已有了火葬的习俗，而火葬真正发展流行是在北方的契丹、女真等民族。契丹流行火葬，人死后三年而焚烧骸骨。之后发展强大的女真族继承了契丹火葬的习俗，佛教传入北方后，女真族中火葬的现象进一步普遍。随着契丹、女真民族相继建立政权，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北方的汉人也开始了火葬，并且这种习俗很快传播到了南方地区，云南、四川、福建等省都发现了宋代火葬墓。到了清代，作为满清旧习的火葬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仅是普通百姓，就连官宦贵胄死后也都采取火葬的葬法。火葬这项古老的习俗随着满清的入关在全国各地风行一时。

然而，火葬这种葬法毕竟与儒家礼法相悖，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曾明令禁止火葬，认为这是一种伤风败俗的行为。然而，作为一种葬法，火葬流程简单，不必奢侈浪费，因此一直流行，屡禁不止。

说起水葬，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想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恒河两岸总是躺满了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在这里洗净生前的一切污秽，让洁净的身躯步入生死的轮回。

所谓水葬，就是将死者的尸体放置在特殊的葬具中，将之投入江河湖海，让灵魂的载体漂泊在生命之源中。在世界范围内，水葬是一种古老的葬法，有些地区的习俗是将尸体放置在船上，任其在江海上漂流，所至之处便是死者永恒的归宿；而有些地区则是将尸体盛放在特制的棺中，再将棺沉入水底。在中国，水葬只流行于西藏地区。人死后由亲友将之背到河边，将尸体投入湍急的河水中。

树葬，顾名思义，就是人死之后将尸体或悬挂在树上，或埋在树下的一种葬法。

采用树葬的都是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其中最有名并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契丹族的树葬。《北史·契丹传》记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其具体做法是用丝、麻或金属丝等物缠绕尸体，然后将之悬挂在树杈上。后来，这种葬法演变为契丹贵族富有特色的一种葬具——金丝网络，蒙古敖汉旗发现的辽代陈国公主墓中，墓主人的尸体上罩着金丝网络，证实了树葬这种不可能在考古学上留下痕迹的葬法确实存在。

彝族树葬是将死者的尸体用帛缎缠裹起来，装在桶中，再放置在树洞中，这种桶有个贴切的名称叫做“鬼桶”。此外，东北地区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等也都采用树葬，其葬法与契丹族相似，即将放置尸体的木棺放在树上，任风吹日晒，两三年后，尸体自然腐烂，然后家属再收取骸骨，装到皮制葬具中，埋于地下。

悬棺葬是中国古代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葬法，属于崖葬的一种。在陡峭的悬崖上钉入木桩，再将盛放尸体的棺木放在木桩上；也可以将棺木的一头直接放在悬崖上的崖穴中，另一头悬在崖穴之外，从下边仰望，仿佛悬在空中一般，故曰“悬棺葬”。这种葬法遍及川、黔、滇、湘、桂、粤、浙、赣、闽、皖等省，尤以福建武夷山地区和川滇交界处为多。目前所发现的悬棺葬的年代多为春秋到秦汉之间，一直到元明时期悬棺葬仍然存在。完成悬棺的安置是一项艰险的工程，究竟如何将上百千克的棺木吊放到高达数十米的悬崖绝壁上？即使使用现代科技也很难做到，数千年前的古人是如何完成这项匪夷所思的工程的呢？学者们提出了绞车、滑轮等不同的猜想，但学术界至今仍未能达成共识，我们知道的只是悬棺葬耗资巨大，其墓主人一定都是这些少数民族中的贵族。

瓮棺葬是古代比较常见的一种葬法。在中国，使用瓮棺安葬的多是夭折的儿童。具体葬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将儿童尸体放在完整的大瓮中，再把瓮埋在地下；一是将陶瓮打破，用瓮的碎片覆盖在儿童尸体上，再将之掩埋。瓮棺葬主要流行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广大地区，不仅仅是边远的少数民族，中原地区也将这种葬法延续到秦汉时代。这种仅仅属于儿童的瓮棺葬一般没有随葬品，但是在今天的朝鲜半岛有一种特殊的瓮棺葬，其豪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中原的贵族大墓。瓮棺葬所用的葬具瓮高达数米，装着丰富的随葬品。

在这些千奇百怪的葬法中，土葬是最常见、沿用时间最久的一种。当然，也是成就了无数盗墓者的一种葬法。匪夷所思的葬式

葬式是指人死后埋葬时的姿势，通常所指的葬式都是针对土葬墓而言。中国古代常见的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侧身葬、屈肢葬等。

仰身直肢葬是最常见的葬式，就是将死者头脸向上，双腿伸直，两臂放在身体两侧，放置在棺内或直接放在墓坑中。这种葬式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沿用到近代，无论中原地区还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大凡土葬，多用仰身直肢葬式。

侧身葬，便是墓主人的尸体侧身放置在葬具内安葬的葬式。目前，采用侧身葬安葬的墓发现的并不多，应当是个别地区特有的葬俗。

屈肢葬是指将墓主人的下肢弯曲后进行下葬。与侧身葬相比，屈肢葬较为常见，在目前考古发现中，先秦时代很多地区都使用这种葬式，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中地区的秦文化。春秋战国时代，使用屈肢葬是秦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关中地区发现的1000余座中小型秦墓皆是使用屈肢葬，而且死者下肢卷曲严重，股骨与胫骨之间暗道夹角小于40度，很显然，下葬时墓主人的股骨和胫骨是完全贴合的。

在今天人们的眼中，这些葬式匪夷所思，但它们却代表了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不间断的传承和永恒的象征。二次葬和割体葬

墓葬文化中还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二次葬和割体葬。

二次葬是指由于某种原因，人死后经过第一次安葬后将尸体取出，再进行第二次安葬。二次葬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迁葬和特殊的葬俗。前文中介绍的契丹族的树葬便是二次葬中的一种，将尸体悬挂在树上，三年后收而葬之。

由于掘坟殓骨，一般情况下二次葬的尸体不像一次葬那样保持着人生前的形态，而是骨骼杂乱地堆放在一起。人骨尚且如此，则更遑论随葬品，因此，在二次葬的墓葬中很难发现珍贵的随葬品，而那些富有“经验”的盗墓者也不会去“光顾”二次葬的墓葬。

割体葬是一种在今天看来残忍且难以令人接受的葬俗。在史前墓葬中，经常发现一些人骨部分缺失的现象。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如墓葬填土、随葬陶罐中常常能发现人的手指、脚趾，甚至肢骨。这种特殊的葬仪被称做“割体葬”。

关于割体葬产生的原因，学术界看法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割体葬的墓主人应该是祭祀的牺牲，其身体被割掉的部分即为祭祀之用。民族学家们通过对民族学材料的对比研究，认为割体葬中发现的部分身体骨骼并不属于墓主人，而是来自墓主人的亲人。在下葬死者时，其亲人为表示哀悼，将身体的一部分如手指割下来随葬，以此表达自己的哀思之情。

古代先人们拥有难以想象的智慧，创造了难以想象的文明，也有着难以想象的葬俗。当考古工作者开启尘封千年的墓葬时，我们惊诧于这些奇异的葬俗。不知盗墓者在深夜目睹这奇怪的一幕幕时，又会是怎样一种感受。

墓葬风水指南——中华术数之大奇书《葬经》

中国是一个讲究风水吉凶的国度。所谓“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一种依照风水、地势、气象择吉避凶的术数。相信风水的人，盖房子、选择墓地、婚丧嫁娶、出行买卖，甚至打灶、挖井，都要请风水先生算吉日、测吉凶，选择吉利的时间和地点。历代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风水学说经久不衰。

对中国影响深远的“风水”一词，最早出现在一部名为《葬经》的著作中：“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说得可谓玄之又玄，但这毕竟是“风水”一词的第一次提出，它为中国的迷信指引了一条学术化、体系化之路。

关于《葬经》，相传为晋代郭璞所作，郭璞是东晋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的祖师。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葬经》的作者是汉代的青乌先生。青乌先生，望之便知道是托名。《葬经》的作者究竟是谁，今天的我们已无处可考，但从《葬经》流传下来的部分看，它是一部关于墓地选择的专著，对各种地相作了详细的介绍，并且列举判断吉凶的具体方法，是中国风水学说之宗，开启了中国的风水文化。墓葬风水指南

古书《葬经》中提出的很多思想指导了后世墓址的选择，影响极其深远。比如在提到“坐向”问题时，认为坐向直接影响墓葬的吉凶，坐向决定阴阳，阴阳有失则会谬之千里。《葬经》中最重要的思想是“选择”，即如何选择吉凶贵贱。后世很多墓葬都是按照《葬经》中提出的吉凶为依据进行墓葬选址的。《葬经》中云“地贵平夷”，就是说墓地最好选择在平坦之处。在中国，一般的中小型墓葬都会在平地选址，这当然是因为平地容易修建墓葬的缘故。但《葬经》一经问世，平地起墓似乎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除了帝王陵和一些贵族的高等级墓葬外，平民的墓葬都修建在平地。“山者势险而有也，法葬其所会……藏于涸燥者宜浅，藏于坦夷者宜深。”这说的是山中墓葬的埋藏深浅问题。如果墓葬选址在干涸的地方，那么可以埋藏得浅一些；如果选址在山中平坦的地方，则要埋藏得深一些。唐代末年，爵封秦王的军阀李茂贞的墓葬位于今陕西宝鸡市北坡公园，距市区2.5千米，其周围为低矮的小山。李茂贞墓所在之处为山顶的平坦之处，正是《葬经》中所说的“坦夷”之地。在这种地方安葬，需要深挖墓，李茂贞墓墓室距地表竟然深达20余米，做到了深浅得宜，也只有这样才能“风水自成”。

由于许多大型墓葬位于山间，因此《葬经》中对山中如何选择墓址有极为详细的论述。书中明确提到了“葬山之法”。山有巅和谷，那么，墓葬究竟是要建在山巅还是山谷呢？“若呼谷中。丘垄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支欲伏于地中，垄欲峙于地上。支垄之止，平夷如掌。故支葬其巅。垄葬其麓。”这就是说，如果在山脉上选址，则要建在山脊上，如果是在山谷中选址，不能建在山谷最低处，而要建在山腰处。辽代陈国公主墓的选址恰恰印证了这一墓葬选址原则。陈国公主墓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通辽市奈曼旗龙山镇的山谷中，那里山势蜿蜒，陈国公主墓便坐落在龙山的山谷中。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龙山山谷的山麓处发现辽代墓葬特有的青砖，经过勘察，确认为一处辽代贵族墓葬，其墓葬所在之处便是“垄葬其麓”的典型代表。

那么，什么样的山更适合修建陵墓呢？《葬经》中言“若乃断而复续，去而复留，奇而异相，千金难求”，意思是说山脉断了之后又起伏延续，延伸远去，却又蜿蜒而回，这种奇特的山势视为风水宝地，千金难求。又说“草木郁茂，吉气相随，内外表里，或然或为”，意为草木繁茂的地方有吉气。当然，仅仅有奇特的山势还远远不够，山中最好有溪流经过。“山来水回，贵寿而财”，也就是说，山中有流水经过，才能给子孙增寿添财。因此，历代帝王陵墓都选在背山面水之处。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位于关中九山，其山纵横起伏，巍峨壮美，松柏丛生，更有山溪环绕，正是《葬经》中所描绘的绝佳安葬之所。唐太宗李世民第一次来到九山，便被这里的山势地形吸引，当即下旨，选九山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祖陵所在地，据史料记载，也是在一个有山有谷、有泉有溪的风水宝地，经考古调查最后确定，辽祖陵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的山中，那些地表遗留的石像生、石墙等遗迹正在群山环抱间。

当然，墓葬作为人死后灵魂永恒的安息之所，需要慎重选择的不仅仅是地点，还有下葬的时间等。这些风水堪舆之说并非先人杜撰，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积淀所生，绵延万世。墓葬风水轶事

古代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身份高贵的贵族，对墓葬选址十分慎重，严格按照风水堪舆学说进行，如果是风水宝地，帝王将相们自然会竞相择墓于此。那么，在古代中国，何处才是最受青睐的风水宝地？

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话：生居苏杭，死葬北邙。意思是说，人活着就要在苏杭，死后要葬在北邙。北邙，就是今天河南省洛阳市北郊的邙山。洛阳素有帝王之气，号称十三朝古都，有夏以来，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唐、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均以洛阳为都。洛阳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数千年之久，期间豪杰辈出，死后也皆葬于洛阳郊外的邙山。

邙山为秦岭崤山余脉，其北为奔流不息的黄河，南为地势平坦的伊洛盆地，山势起伏，极目远眺，江河山川尽收眼底，当真紫气东来，有日月星辰之姿。东汉、西晋、北魏等王朝都将皇家陵园设在这里。

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地区通过多次考古调查及发掘，在邙山发现九处大型墓地：西郊三山村东周陵区、东周王城陵区、东郊金村东周陵区、邙山东汉陵区、邙山北魏陵区、偃师万安山东汉陵区、偃师首阳山西晋陵区、偃师曹魏陵区、偃师景山唐代陵区。正如唐人诗中所描述的“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邙山之中处处皆有王陵，此地堪称中国墓葬第一风水宝地。

中国人认为，墓地风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福祉，如果是帝王陵选址，则又牵扯到国运兴衰、百姓苍生。

相传，唐高宗李治早年命大臣长孙无忌为自己百年之后选择安身之地。长孙无忌经过一番考察，选中了主峰高耸、两川环绕的梁山。但这一提议遭到当时著名星相学家袁天罡的反对。袁天罡认为梁山与唐太宗昭陵所在的九山中有一水相隔，阻断了皇室龙脉的传承，因此李唐王朝三代之后恐有亡国之厄。而梁山本身北峰为高，整个山形看似仿佛少妇平躺，如果选择此地安葬帝王，恐怕李唐王朝会被女人控制。然而，唐高宗并未听从袁天罡意见，终于还是将陵寝建在了梁山之上。后来，武则天代唐，建立武周政权，也恰恰印证了袁天罡当初的预言。

这个传说虽是后人为武则天称帝之事穿凿附会，但却从反面说明古人相信帝王陵寝的风水关乎国运乃至历史的发展。

正是因为古代中国人对墓葬的重视，才会产生墓葬风水之说，《葬经》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然而，人们通过风水选择墓地，盗墓者们也同样通过风水寻找古墓，愈是修在风水宝地的墓葬，便愈容易被盗墓者发现。千百年后，当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坟墓被盗殆尽，甚至暴尸荒野时，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不知是否还会如此择墓。

直击盗墓者的内心世界——盗墓动机

司马迁曾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盗墓者们也不例外，也许自社会等级分化，大型墓葬产生的那天开始，盗墓者便如影随形地蹑踪着古墓。魏晋著名文学家、医学家皇甫谧曾说过：“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正是墓葬中丰厚的随葬品，刺激了盗墓者敛取财富的欲望，使得他们无视法律的严厉制裁、传统道德的无情唾弃，走上了发掘古墓之路。

盗掘古墓获利之大简直超乎人们想象，个人的盗掘行为固然能令人一夜暴富，军事集团发掘古墓所敛财物甚至可以支撑一个政权的开支、维持一场战争。三国时曹操设立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等职位，专门负责发掘墓葬，搜寻财富，有了经济基础，曹操军事集团才得以迅速崛起。五代时著名盗墓贼温韬几乎掘遍唐关中十八陵，由此维持了他作为节度使的巨大军事开销。盗墓之利由此可窥一斑。

仿佛是为了支持“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的说法，盗墓者们也未因墓葬规模小、所藏随葬品不多便轻易放弃。在盗墓疯狂盛行的年代，大墓被盗一空，小型平民墓葬也难逃一劫，即使只有随身衣物，也被盗墓者席卷而去。东汉王充《论衡》中提到“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说明挖平民墓葬盗取衣物的事情在当时司空见惯。东汉末年，军阀李堪进入长安，军士缺少衣衫，李堪便纵兵发掘平民坟墓，将死人身上未腐烂的衣服剥下。◆广西合浦县境内一座被盗过的汉代古墓

看来古人所说的“古今未有不发之墓”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盗墓者们摒弃了一切道义与恐惧，铤而走险，唯利是图。鞭尸挫骨以泄愤恨：报复

墓葬是人们死后灵魂与肉体的永恒归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看重丧葬，对一个人最大的不敬，莫过于发其坟墓，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也莫过于鞭尸挫骨。因此，在古代，发掘仇人坟墓，对其尸体进行侮辱，是一种极端而又常见的复仇泄愤手段。

东汉末年，军阀董卓生性残暴，汉献帝初平元年（196），董卓进入长安，自封丞相，大权独揽，对以往故人睚眦必报。大将军何进的弟弟何苗曾与董卓有仇，此时何苗已经被人杀死，董卓仍没放过他，史书记载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以泄当年之仇怨。

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前燕与赵国邻近，常年征战不休。一次，前燕国主慕容梦到赵国国主石季龙咬啮他的尸骨，一怒之下下令将早已死去的石季龙坟墓挖开，将之鞭尸并弃尸于漳水。威加海内，降罪死者：政治打击

开棺戮尸不仅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对被戮尸者的亲人也有很大的打击。开棺戮尸常常作为一种政治打击手段，运用在斗得你死我活的政敌之间。

十六国时期，前燕第一位王慕容于咸康九年（341）攻打高句丽。当时，高句丽位于今朝鲜半岛，都城设在丸都（今平壤）。前燕与高句丽连年征战，高句丽屡败于前燕。是役，前燕出兵4万，大将慕容翰与高句丽王钊大战，结果前燕大胜，乘胜追击，直捣黄龙，高句丽王钊单骑出逃。慕容没能俘虏高句丽王钊，为了彻底挫败敌方锐气，他发掘了前代高句丽王利的坟墓，将其枯骨带回燕国。高句丽无奈，只得向前燕称臣纳贡，才在第二年换回了高句丽王利的尸体。此举极大地打击了高句丽，从此高句丽一蹶不振，再也不能与前燕国抗衡。

开棺戮尸不仅可以打击军事上的敌人，在某些时候也能打击政治对手。唐代睿宗李旦第二次即位成为皇帝的时候，是在朝廷铲除韦氏，平定外戚之乱之后。为了彻底肃清朝堂上的外戚势力，并以此为鉴杜绝今后外戚的发展，唐睿宗对有罪的外戚进行了夷墓、斩棺、戮尸等严厉的惩罚。武三思是武则天时代之后继续干权乱政的武氏家族成员，中宗景龙元年（707），当时的太子李重俊诛杀了武三思父子。据《旧唐书》记载：“及睿宗李旦继位，下令掘武三思父子之墓，开棺暴尸，夷平坟墓。”武三思的族弟武攸暨虽然一生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但其妻太平公主因作乱被赐死，其时已死的武攸暨也受到牵连，被平毁坟墓。唐中宗时期势力最大的外戚当属皇后韦氏一族，韦氏被诛杀后，她的族人也自然不能幸免。睿宗下令将韦氏的父亲韦玄贞、堂兄韦洵的坟墓夷平。唐睿宗通过这些看似残忍有失大度的方式，惩罚了唐中宗时期专权乱政的外戚，并彻底杜绝了之前唐代数十年外戚乱政的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掘坟毁墓虽然有失道义，但却能在政治上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帝王权臣都会将这种方法作为政治手腕加以运用。丧葬中的拿来主义：取墓材、占墓圹

发掘他人坟墓，还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将他人坟墓的材料拿来作为自己修建坟墓或其他建筑的材料。墓葬的材质多为土坑墓、砖石墓、石室墓等，许多墓葬上还有祠庙等建筑，一般为木材建成，于是发墓取材也就成为盗墓的一个重要原因。打旱骨桩打旱骨桩是民间的一种不同于盗窃的掘墓行为。《明史》中记载：“先是，济南设抚民官，专抚流民。后反为民扰，骥奏罢之。俗遇旱，辄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以为旱所由致，名曰‘打旱骨桩’，以骥言禁绝。”所谓的打旱骨桩，就是对付旱魃的一种方法。民间认为，天气干旱是旱魃在作祟，为了破除这种鬼怪的危害，人们将新建的墓冢挖开，打开棺椁，挖出墓主人尸体，将其肢体砍断。这种行为虽然残忍，但古人却认为可以驱除鬼怪。这种残断死人尸体的行为被称为打旱骨桩。直到明代，大臣张冀上奏这种行为的不合情理，朝廷才开始禁止民间打旱骨桩。

文献记载，三国时吴国人曾用西汉长沙王吴芮墓的材料为孙权的祖父孙坚修建祠庙。北宋哲宗年间，黄河泛滥，河堤崩毁，河间县令韩宗武为了修筑河堤，不仅伐光河间树木，还派人发掘周遭坟墓，将墓葬中棺椁木材取之一空，一时之间，百姓无不痛心。

每有大型工事，寻常百姓的墓葬自然毁之殆尽，有些显贵之人的墓葬也在劫难逃。明代正德年间，南京有个叫做石岩的太监修墓，但苦于没有大砖。有人出主意说这附近有一座大的古墓，可以将之拆了取墓砖作为建材，石岩接受了那人的建议。当他掘开古墓，取出墓砖时，才看到藏于墓中的记述了墓主人姓名生平的墓志。原来这座古墓的主人竟然是北宋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

今天，当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上时，路边的长石青砖很可能就是古代墓葬的材料而被今人所用。

丧葬中“拿来主义”的另一种方式是直接占用原有墓葬的墓地甚至墓圹，修建新的墓葬。六朝时的达官显贵死后多葬于金陵梅岭，南朝时的陈国有个叫做陈叔陵的人，他母亲去世前希望死后能安葬在梅岭，但梅岭作为六朝时的风水宝地，好一点的地方早已有坟墓。陈叔陵便掘开东晋著名宰相谢安的墓，将其灵柩取出，用原来的墓圹，把自己的母亲安葬进去。匪夷所思的其他盗墓动机

古代人盗掘墓葬还有许多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原因，如用干尸入药、巫术祈雨等。

由于埋藏条件的特殊，有些墓葬中的尸体会形成干尸，而相传，干尸入药可以治疗骨折等疾病，这种入药的干尸被称做“闷香”。这种特殊的药材引来了很多盗墓者。

至于发墓祈雨，则是一种纯粹的迷信活动。据文献记载，山东地区有一种奇怪的习俗，认为天气干旱是由于某些死人的尸体造成的，因此要将这些尸体从坟墓中挖掘出来，用以祈雨。这种利用墓中尸体祈雨的巫术叫做“打旱骨桩”。

盗掘墓葬的动机各有不同，原因也是千奇百怪，正是由于人们或贪婪、或憎恶、或愚昧的心理，才导致了“古今未有不发之墓”的现象。

官盗与私盗——两大盗墓集团

众所周知，历朝历代都有明文规定，偷坟掘墓是重罪。由此可见，统治者们是极其厌恶并坚决抵制盗墓行为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些本该打击盗墓的统治者走向盗墓之路的呢？

细数中国古代著名官盗，如东汉末年的董卓、三国时的曹操、五代时的温韬，乃至近代的孙殿英，他们都处于风云乱世、军阀割据的时代，他们本身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军阀。军阀混战不仅破坏当时的社会生产，打破百姓和平安宁的生活，还为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当赋税无法维持军队的开支时，军阀们往往会采取各种非正当手段获取财物，盗掘古墓就是其中最简捷也最暴利的一种。

官盗中最著名的，当属三国时的曹操。曹操素以枭雄著称于世，他早年起兵之时，在家乡涿郡招募人马，讨伐董卓。当时的曹操默默无闻，所持财富并不能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于是曹操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开源，其中便包括盗掘古墓。为了大规模、有组织、高效率地盗掘古墓，曹操设置专门负责寻找、发掘古墓的官吏，还给他们取了形象的名字——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三国时的官制沿袭汉代，校尉是仅次于将军的军职，职责是掌管特殊的军队，而中郎将则俸禄高达两千石。曹操设置如此高官厚禄，只为发墓寻宝，可见盗墓所得的财富对曹操的军队是何等重要。曹操通过设置专门的盗墓官吏负责发掘古墓，获得了大量财富，当时人提到曹操盗墓，愤然评价为“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据史料记载，曹操曾亲自率兵盗掘了今河南商丘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孝王刘武之墓，并毁坏棺木，搜罗金银珠宝竟有数万斤之多。最终，曹操通过这种遭人唾弃的方式获取了支撑军队开支的财物，最终统一了北方地区。

五代时的温韬是另一位官盗传奇人物，他以个人之力开创了盗墓史上的一大“奇迹”——盗尽乾陵之外的唐代关中十八陵，而这一“壮举”竟然是在短短七年之内完成。

有着“盗墓将军”诨号的孙殿英则是近代官盗的代表人物。1928年，孙殿英组织了震惊中外的清东陵盗陵案，乾隆、慈禧墓葬被席卷一空。月黑风高夜的窃贼：私盗“私盗”又称“民盗”，指的是个人或团伙的盗墓行为，多数是出于对随葬品利益的追求。他们盗取随葬品后找机会出售来牟求暴利。与官盗最大的区别在于官盗不受法律的制约，而私盗却是违法行为，法律的制裁如影随形伴随着他们。私盗不像官盗那样明目张胆，他们一般只在夜深人静时行动。

私盗一般集中在古墓密集的地区，如陕西、河南、山西等文物大省。最常见的小型私盗团伙一般由两个人组成，一个人挖洞，向外传递随葬品，另一个人清土、望风。多数两人盗墓团体都有亲属关系。

此外，大型私盗团伙在陕西、河南等省也屡见不鲜。

多数的私盗都是单个人的行动，这种盗墓行为的破坏力比官盗和团伙私盗要小。一般说来，盗墓是世代相传的“家族营生”，即使今天，河南等地仍有许多“盗墓世家”。

无论官盗还是私盗，究其本质都是盗窃行为。这一行为不仅非法获取了他人财物，打扰了死者的长眠安息，也造成了大量文物流失。他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曹操像据《三国志》引《魏氏春秋》称，曹操（155～220）曾率部下盗掘西汉梁孝王墓，将所得宝贝全部充为军饷，养活了全军将士三年。

北派与南派——两大盗墓派别

南北方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的差异，造成了北方和南方墓葬的不同。千百年来，南北方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传承着两种不同的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多为土坑墓。北方的中原地区以黄土为主，土质较黏，因此墓葬形制除土坑墓之外，还有洞穴一样的土洞墓。南方地区由于土地沙质，土质比较松散，难以挖凿洞穴，所以墓葬多为土坑墓。

先秦时期，礼制逐渐形成，等级规范化的同时，南北方墓葬文化特征的差异日渐明显。两周时期，北方除周王朝统辖区域外，主要诸侯国有三晋、秦国等，南方的诸侯国主要有楚国、吴越。三晋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秦墓的最大特点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竖穴，再在竖穴底部横向挖墓洞来放置木棺。总的说来，北方的墓葬多是土坑、土洞墓，墓圹的周围常常会开凿小的龛室放置随葬品，这是因为北方黄土质地黏稠，容易凝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此外，北方大型墓葬内经常有大量的砾石存放在木椁和墓圹之间，这是一种对墓葬的保护措施。南方地区的楚国墓葬对周边文化影响深远，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的墓葬都或多或少吸收了楚国的文化因素。楚墓最大的特点是木椁分做好几个椁室，如君主墓葬的椁室为九个，大夫墓葬的椁室为七个，这些椁室根据位置的不同，存放不同的随葬品。南方地区墓葬也有相对应的保护措施。由于南方地区水系发达，土壤中水分较多，木椁和墓主人尸体容易腐烂，所以大型墓葬中一般都会放置木炭，墓圹壁上也会涂抹一层青膏泥，其目的无外乎防腐。

两汉时期，南北方墓葬仍持续着前代的差异，北方地区出现多墓室的墓葬，墓室之多有时可达十余个。南方地区则继续流行多个椁室的土坑墓，著名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便是多椁室土坑墓的典型代表。

进入南北朝，直至隋唐时代，墓葬形制变化的速度逐渐减慢。北方墓葬以土坑墓或土洞墓为主，形制多样，但总的来说都是长方形墓室前有一条墓道。南方墓葬则多为砖室墓。北方土墓、南方砖室墓的格局便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并传承千年的。

宋代之后，南方继续流行砖室墓，北方则由于长期为少数民族统治，在墓葬形制方面显现了文化借鉴与交流，如契丹族、女真族的圆形砖室墓，蒙古族的秘葬等。

南北方墓葬文化的差异致使南北方盗墓者盗墓方法各有不同，经年累月，经验和技术不断成熟、固定、传承，最终形成南北方两大盗墓派别——“南派”与“北派”。粗放型的北派

北派盗墓者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盗墓首先要做的是确定墓葬所在的具体位置。北方地区土质较黏，所以墓葬多为土墓，只有等级较高的大型墓葬为砖室墓或凿山为陵。针对北方土墓的特点，一种方便而又能快速、准确定位墓葬具体位置的工具应运而生，这就是洛阳铲。

洛阳铲是洛阳地区盗墓者惯用的一种寻找墓葬的工具。洛阳铲的端部用金属锻铸而成，截面呈月牙形状。使用时利用惯性将洛阳铲插入土中，再向上提起，铲头就能带出土来，根据洛阳铲带出的土，有经验的盗墓者就能判断此处是否有墓葬。一般说来，有墓葬的地方，洛阳铲带出的土为五花土，没有墓葬之处的土为生土。盗墓者提着洛阳铲在墓地中四处勘探，最终确定墓地的精准位置。由于洛阳铲携带方便、用法简单，又能准确探测出墓葬所在，因此在中原、北方地区十分流行。可以说，洛阳铲是北派盗墓的象征。

利斧也是北派常用的工具之一，作开凿墓葬时用。尤其是对于汉代有黄肠题凑的大墓，利斧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除此之外，考古者在发掘墓葬时，经常能在先前被盗过的墓葬中发现凿、耜、镐、锹、镰刀等，这些都是北派盗墓者偷坟掘墓得心应手的工具。北方墓葬的盗洞一般开在墓顶正中，盗洞直径大概在0.4米至0.7米，因此锋利的工具对于北派盗墓者来说必不可少。

无论是寻找墓葬还是发掘墓葬，北派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只是单纯依靠工具锋锐，所以我们将北派盗墓称为“粗放型”。精于技术的南派

与北派盗墓者相比，南派的绝活是寻找墓葬。在寻找古墓的过程中，南派盗墓者运用各种技术与先人传承下来的经验，可谓是精耕细作的“集约型”。

南派以今天的长沙地区为中心。由于南方地形复杂，墓葬埋藏的地理环境多样化，致使墓葬所处环境各有不同，寻找起来相对困难，而南方墓葬多以坚硬的青砖作为建造材料，也使得北派中的洛阳铲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南派盗墓的重点和难点便在于如何寻找深藏地下的砖室古墓。有人形象地用中医诊疗的步骤形容南派盗墓技术过程，即望、闻、问、切。

望就是看风水。墓葬选址都是依风水而定，一般所谓的风水宝地、荫庇子孙之所，如依山面水之处，必然也是墓葬聚集之地，而且根据风水，还可以判断墓地的大小。除了风水，墓葬周围的草木，甚至泥土，对于南派盗墓者来说，也可传达重要信息。

闻，为闻气味，依气味的不同来分辨墓葬的有无。这听起来似乎玄之又玄的方法，却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历代墓葬的填土、墓葬填充物不同，因此墓葬可以散发不同的味道，如秦汉时期墓葬中常常灌注水银、随葬朱砂防腐，而唐宋之后墓葬外侧习惯涂抹青膏泥。这些特殊物质所散发出的气味也许一般人难以察觉，可那些世代以盗墓为生的盗墓者却能敏锐地辨别这些气味，从而进一步精确定位墓葬所在地。

问，即与当地老乡攀谈，历史、传说、地名、古迹等无一不透露着遗迹的信息。即使在今天的考古调查发掘之中，古地名、古传说仍然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有的村庄以“窑”命名，那么就要注意方圆百里是否有过烧窑遗址的存留。而地名中有“王坟”二字的，其地多半有大型墓葬。

切，为根据土层来判断墓葬的年代和大小，一般的做法是用工具在地表打几个洞，通过洞来判断墓葬具体方向、大小，然后顺着洞在墓中棺材里摸死者身上的物品。用手摸出土物品，以判断物品的价值大小。

清人徐珂在其汇编的清代各种掌故、笔记、传闻的《清稗类钞》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焦四的广州盗墓贼神乎其神的判断墓地的技巧。焦四聚集了数十个同伙，四处盗掘古墓，他们盗墓之所以百发百中，是因为焦四有一手绝活，他能靠听雨、听风、听雷、观草色、观泥痕等方式判断墓葬所在。一天，焦四和其他盗墓贼到郊外寻找墓葬。当时是正午，天空却电闪雷鸣。焦四赶紧让手下人分散开来，到不同的方位观察雷雨闪电，并记住特征，回来向他汇报。焦四则站在高处观望，过了一会，雨停了，有一个人回来报告说，打雷的时候，他觉得脚下有浮动，而且地下还有回声。焦四兴奋地说：“那里就有古墓。”盗墓贼们赶过去挖掘，果然下边有一座大墓。很显然，这个故事中焦四一伙运用了南派盗墓中的“望”和“切”。

南派盗墓者们多是依靠技术寻找墓葬所在，这些技术往往都有科学依据，并非无稽之谈。

环境的差异、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促使南北方文化发展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而千百年来屡禁不止的盗墓行为也在这漫长的发展道路上走向分化。无论“北派”还是“南派”，都因地制宜地将盗墓技术推向各自的高峰，同时也为文明传承带来一波波厄运。

神奇的盗墓利器——洛阳铲

盗墓的第一步自然是如何找到墓葬。古代大型墓葬上方一般都有封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转，岁月的侵蚀，封土渐渐被削平，而封土上的树木更是不复当初。大墓尚且如此，寻常小墓更加难寻踪影。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探测墓葬位置、距地表深度的简单方便的工具应运而生，这就是盗墓奇兵洛阳铲。◆洛阳铲洛阳铲的一端为半圆柱形，一端有柄，可接长的白蜡杆，杆后又可接绳。使用时垂直戳击地面，可深逾20米。利用半圆柱形的铲可将地下的泥土带出，并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几厘米的深井。

今天的洛阳铲不仅成为北方中原地区盗墓贼的盗墓工具，也被广大考古工作者普遍使用，可这种工具自产生至今只有短短的一个世纪。

洛阳故老相传，民国时期，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盗墓贼叫李鸭子。一次，李鸭子去孟津县赶集时看到路边的人用一种头部为筒状的短柄铁铲挖洞。铁铲插入土中，一下便可深入近尺，拔出来时，铲头中带上不少泥土。这个普通的场景给李鸭子以极大触动，作为一个盗墓者，墓葬难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而这把简单的铁铲却将这个难题迎刃而解：只要将类似的铁铲插入土中，再拔出来就可以带出地下的土，通过观察土质土色，就能判断该处是否有墓葬。于是，李鸭子也打造了一把筒状铁铲，应用在盗墓中得心应手，盗墓成功率大增。洛阳地区其他盗墓者也如法炮制，洛阳地区盗墓的活动也更加猖獗。

由于这种铁铲最早由洛阳地区的盗墓贼发明并广泛使用，因此这种新兴的盗墓利器被称做“洛阳铲”。庐山真面目

洛阳铲又称探铲，长约30厘米，直径约6厘米，形状为半筒状，截面呈月牙形，头端打磨尖锐，尾端有一个銎，用来插一个长约2米的木杆，而木杆的另一端装置一个铁环，铁环的用处是用来系绳子，加深洛阳铲的探测深度。使用时，一人双脚分立，提着木杆用力将洛阳铲垂直插入土中，提上来的时候，半筒状的铲头上便携带了土，将土倒出后，再将洛阳铲顺着先前的洞再次插入，如此反复，提上来的土便是打探这一点的垂直土样。盗墓者就是通过对土样的观察确定墓葬的。

没有墓葬地方的土叫做生土，一般为黄色，土色纯正，没有杂色，土质相对细腻。有墓葬地方的土颜色一般比较混杂，如黄色中夹杂红色、黑色等，这种土叫做五花土。因为修建墓葬时，首先在地上挖一个墓圹，下葬之后便将先前挖的土回填到墓中。不同深度的土颜色、质地各有不同，挖墓过程中便混杂了不同层次的土，因此五花土颜色、质地都不如生土纯正。五花土特殊的成因和特点，使其成为判断墓葬的依据，有经验的盗墓者只要探到五花土，就能确定此地一定有古墓。另外，一些大型古墓下葬后填土时，会将土夯实，以使墓葬更加牢固，因此夯土的质地都很坚硬。用洛阳铲打探碰到夯土，如果不是古代建筑遗址，便一定是墓葬。

洛阳铲打探简单、准确，常常一铲下去，便会打到随葬品甚至是人骨，不仅盗墓者对它十分钟爱，就连专业考古工作者也将洛阳铲视为不可或缺的探测工具。在考古调查过程中，洛阳铲不仅能探测出墓葬所在，还能确定其他类型遗迹，如建筑址、聚落址等，并通过密集打探，大致确定遗迹的分布范围和深度。秦始皇陵园范围就是利用洛阳铲探测出来的。由于洛阳铲木杆拴绳后可以延长，在秦始皇陵园勘探中，有的地方遗迹埋藏较深，洛阳铲打探深度整整有20余米！

盗墓者、鬼魂与灯的约定——“鬼吹灯”之谜

盗墓者与所盗墓葬的鬼之间也有一个关于灯的约定。盗墓者掘开墓葬，进入墓室时，要在墓葬的东南角放上一盏灯，如果这盏灯长明不灭，则说明这墓中的鬼魂默认了盗墓者的偷盗行为，不会加以干涉，那么盗墓者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将墓内随葬品席卷一空。可一旦东南角的灯灭了，那么盗墓者就要立即离开，从此再不能觊觎这座墓葬，否则性命堪虞。因为那盏灯是墓中的鬼吹灭的，鬼吹灯的目的是为了警告盗墓者，这座墓葬不允许他染指。◆人物龙凤图出自战国墓，是当时用以“引魂升天”的铭旌，祈求飞腾的龙凤引导墓主人的灵魂早日登天升仙。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中的无稽之谈，相信很少会有人信以为真。但盗墓本身是一种背离道德的偷窃行为，盗墓者内心难免自责和恐慌，更何况盗墓是一种与死人打交道的营生，在素来信奉神鬼的中国，盗墓者进入墓葬，直面死者时的内心恐惧可想而知。所以，也许是一种心理暗示，大多数盗墓者都愿意相信“鬼吹灯”，而“鬼吹灯”事件在盗墓过程中也屡有发生，这便给这一奇特的盗墓现象渲染了神秘的色彩。

那么，“鬼吹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存在，何以会出现“鬼吹灯”现象？“鬼吹灯”究竟是盗墓者的恐惧心理作祟，还有另有隐情？

其实，“鬼吹灯”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在古代，灯一般以松油为原料，近代的盗墓者一般会用蜡烛照明，无论是油灯还是蜡烛，都是利用火来起到照明作用。众所周知，物体燃烧的必备条件就是可燃物、达到燃点的温度以及氧气。古墓深埋地下数百甚至上千年，严丝合缝，密不透风，空气自然无法流通，而一般的小型墓葬都要埋藏在地下一两米左右，大型贵族墓葬往往深入地表可达十几米甚至二十米。在这样一个深度，不能通风的地方，显然缺少氧气。盗墓者开启尘封的古墓，只是在墓顶开凿一个仅容身体穿过的小洞，短时间内进入墓葬的空气有限。因此，墓葬中缺氧是普遍的现象。所以，当盗墓者将灯放入墓葬的某一角落，灯很快就因墓室内氧气不足而熄灭，这便是被后人传得诡谲无比的“鬼吹灯”现象。

一旦出现“鬼吹灯”，盗墓者必须尽快离开墓葬，这并非是鬼魂阻挠，而是墓中缺氧，人长时间停留在缺氧环境中，很容易发生危险。这便是那些无视“鬼吹灯”继续盗墓的盗墓者们命丧黄泉的原因。盗墓者的照明工具

灯可以警报墓内缺氧，另外，偷坟掘墓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都是发生在夜间，灯也会起到照明作用。因此，对于盗墓者而言，一盏灯是必不可少的。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所著《喻世明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一篇中，讲述了一个盗墓世家子弟朱真盗墓的故事。在朱家世代相传的盗墓工具中，有一件叫做“皮灯盏”的油灯，其作用便是在盗墓时照明。朱真在盗掘周胜仙墓的时候，点亮了这盏皮灯盏。由于周胜仙墓是一座新坟，墓葬被盗时墓内空气流通尚好，皮灯盏未灭，朱真便顺利地盗空周胜仙墓。不仅如此，先前假死的周胜仙还因此复活，这说明墓葬中有充足的氧气。“鬼吹灯”并非神鬼作怪，而是一种常见的物理现象，只是因盗墓的神秘诡异而被人们传说得玄乎其玄。

死者的奢华——隆重而严密的皇家下葬仪式

中国古代礼制中，丧葬礼仪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古人以繁琐的礼仪、庄重的仪式表达了死者的哀荣、生者的哀思，还有中华礼仪之邦的古老文明和传统。

丧葬文化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丧、葬、祭，也就是丧礼、下葬和祭祀活动。其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下葬仪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家的下葬仪式是怎样的呢？

皇家下葬的庄严、神圣与奢华，首先体现在陵园的修建上。皇家陵园规模庞大，气势恢弘，历代帝王无不以陵园的气势来显示皇家的威仪。因此，一般皇帝甫一登基，便着手修建陵园，工程浩大，绵延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直到皇帝去世。唐代虞世南曾上书唐太宗李世民“汉天子继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一座陵园修建50余年，其耗费不言而喻，晋代索这样描述汉代帝王修建陵园的费用：“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代的皇帝在即位后的第二年便开始修建陵寝，其耗资巨大，竟然高达整个国家税赋的三分之一。据记载，汉武帝刘彻从建元二年（前139）开始修建茂陵，一直到驾崩，整整修建了53年！期间多少百姓为之劳役供赋，多少人家为之倾家荡产。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汉代，自秦始皇以降，历代皇帝无不大兴土木，修建陵园。公元前246年秦始皇登基，同年开始修建空前宏大的陵墓，直到秦二世二年（前208）停工，期间历时38年，一次征发徭役72万人，远远超过埃及著名的胡夫金字塔修建时所用的劳动力，堪称古今中外帝陵建筑之最。后代皇帝亦是如此，提倡节俭薄葬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从贞观十年（636）开始营建，至贞观二十三年（649）竣工，历经13年之久。唐代唯一安固如磐的乾陵修建用时30年，每次用工都多达20万人。就连出身平民，曾饱受疾苦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孝陵，其修建过程也长达15年（1383～1398），据记载，孝陵仅陵园外围墙的修筑就征用军士10万人之多。

历代帝王用一生时间、竭全国之力修建的陵墓，也只是丧葬礼仪中“葬”的一部分，只是繁琐博大的丧葬文化的冰山一角。隆重庄严的丧礼

丧葬礼仪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礼仪制度的是丧礼部分，皇家丧礼格外庄严肃穆，规模宏大，举国哀悼，程序之多、礼仪之繁、涉及之广令今人难以想象。《周礼》中将丧葬礼仪称为凶礼，早在先秦时代，丧礼便形成了严密的程序，人们必须严格地按部就班地执行。

以汉代为例，皇帝之死称做大丧，在皇帝病重之时，整个丧礼便已悄然启动。公卿问起居，大臣告宗庙、五岳、祈福等。皇帝死时，由皇后下诏，命令相关官员置办丧事，百官皆穿白衣。闭城门、宫门。皇后、皇太子及其他皇子行哭礼。然后给皇帝沐浴，穿戴好下葬的衣冠。皇帝死后着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含珠玉。之后朝堂上百官行哭礼。专门负责皇家礼仪用具的部门——东园匠开始置办丧葬所用的礼器。而平时负责守卫皇宫的侍卫则皆持兵刃排列在大殿上。皇帝去世的当天晚上，百官群臣进入大殿，礼仪官员大鸿胪安排官员们站在殿下，谒者带领诸侯王站立在殿下，宗室站在诸侯王的后面，丞相、太尉等高官站在诸侯王、宗室的对面，其他文武百官按照官阶的大小站在丞相的后边。所有人就位后，由礼仪负责人带领大家哀哭。

殿堂上的哭礼过后，负责制作明器的官员将明器放入墓室中。不同朝代的明器和礼器皆不相同，但大致都是盛放黍、稻、麦等粮食的器皿、酒器及其他日用品。一切置办妥当后，皇后、皇太子、其他皇子、大臣着丧服，再到皇帝灵前哭拜。灵前哭礼仍由负责礼仪的官员引导，请哭止哭等。最后便是将去世的皇帝安葬在陵园中。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程序。装载灵柩的车驶向墓所，皇室成员和官员在羡道两旁哭，装载灵柩、明器、酒食、祭品的车依次驶过。灵柩进入墓中，祭奠用品依次摆放在祭堂上。掌管礼仪的官员宣读祝词，皇室、百官在墓的两侧依次哭拜，最后便是封闭墓门。至此，繁琐的下葬仪式完毕。

之后，掌管礼仪的官员授予皇位继承人象征皇帝身份的礼仪用具。身着帝王服饰的新皇帝对大行皇帝再拜，行哭礼。这样，新皇帝就算正式继位了。

中国古代皇室对丧葬礼仪十分重视，每一道程序都有典故出处，每一个环节都有专门的礼仪官员职司。规格严密的服丧制度

丧葬礼仪的最后一道环节是服丧之制。古代中国人提倡孝道，丧葬礼仪中最能体现孝道的便是亲人对死者的服丧，即“五服之制”。

所谓“五服之制”，是指亲人为表现自己的痛惜之情而穿着丧服的一种制度。根据亲疏的不同，亲人们所穿的丧服各不相同。表示关系最亲密、心情最悲痛的是“斩衰”，斩衰是子女为父亲、嫡孙为祖父、父亲为长子、妻子为丈夫、官员为皇帝服丧。先秦时代斩衰指的是服丧者穿着粗麻制成且不经针线缝制的衣服，以表示死者之死为生者带来的极大悲痛。次一等级的丧服是“齐衰”。服齐衰的情况是父亲尚在而母亲去世，子女要为母亲服齐衰；孙辈为祖父服，祖父先死，孙辈为祖母也要服齐衰。

一般民间服丧期间禁止宴乐、婚娶、出仕。但若是国丧，出仕一条可免，因为礼法规定服丧期间不能做官，可皇帝去世，所有大臣将为之服丧，如此一来，等于长期罢朝，自然行之不通。因此，国丧期间，大臣们只是穿着丧服，其他事宜仍旧如故。

修建陵园、下葬、服丧，是皇家丧礼的三个组成阶段，其他等级人的丧礼也是如是三个步骤，只是规模从简而已。下葬仪式中轻葬重丧的趋势

丧葬文化，顾名思义，由丧和葬两部分组成，丧是下葬时的祭奠活动和下葬后的服丧，葬则是指墓葬。与后世相比较，先秦和秦汉时期更加重视葬，认为墓葬是人去世后的长眠之所，因此一定要将墓葬修建得仿佛人间的殿堂，先秦时期甚至一度流行人殉，鼎彝宝器、珍玩珠宝更是不在话下。然而，厚葬的弊病众所周知，秦汉以降，所有大墓被盗一空，唐代关中十八陵，除了乾陵，无一逃脱被盗厄运。为了避免墓葬被盗，宋代之后墓葬的规模有所缩小，随葬品也不及前朝丰厚。但是，丧葬是对死者的尊敬，更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体现，是精简不得的。因此，古人在简化“葬”这一环节的同时，加强了对“丧”的重视，如增加丧礼中的礼仪程序、加长国丧时间等，虽然地下的墓葬有薄葬倾向，但整个下葬礼仪丝毫没有简化，反而更加风光无限。

皇家下葬礼仪隆重而严密，它所体现的不仅是皇家的庄重与威严，更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孝悌精神和礼仪之邦的严格礼法制度。

第二章　荒冢入锄声

生居苏杭，死葬北邙——邙山古墓群被盗

邙山位于河南洛阳市北，是秦岭崤山余脉，北为奔流不息的黄河，南为地势平坦的伊洛盆地，海拔最高处为300米。如今人们提到北邙，指的只有洛阳北部绵延30千米的地势平缓的山丘。这里山势起伏，郁郁葱葱，极目远眺，江河山川尽收眼底，这里就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墓群。唐代诗人王建曾在诗中写道：“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可见此处墓葬之多。数以万计的墓葬星罗棋布地排列在邙山之上，邙山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用作墓地，以致出现新坟占用旧坟，“新冢累累旧冢平”的现象。

邙山古墓群墓葬数量之多堪称中国之最，所葬的人也都是或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或名扬一时流芳百世的风流人物。

东周、东汉、曹魏、北魏等朝代帝王在此处修建陵寝。东周建都洛阳，其二十五代天子皆葬于洛阳，东周王陵分为周山、金村、王城三个陵区，分布在邙山。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死后也葬于邙山，其陵对望黄河，南倚北邙，虎踞龙盘，气势恢弘。光武帝之后，汉章帝刘和汉和帝刘肇的陵墓也修在邙山之上。汉墓规模之庞大、气势之雄浑众所周知，东汉帝王陵即便在坟茔林立的邙山之上也颇引人注目，正如晋代诗人张载诗中所写：“北邙何累累，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力主薄葬的曹魏皇帝也安葬在这里，曹魏文帝曹丕、明帝曹睿的陵寝位于偃师市西南。曹魏之后的西晋继承前代，以洛阳为都，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的陵园位于偃师市南蔡庄附近。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有四位皇帝的陵园建在邙山，分别是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孝明帝定陵、孝庄帝静陵。葬身邙山的帝王不胜枚举，其中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帝王，身为异乡之客，却未以帝王之礼安葬，他们就是乐不思蜀的蜀汉后主刘禅和开一代词风的南唐后主李煜。他们投降之后迁居北方，死后便归葬邙山。

邙山古墓群还埋葬了许多诗人墨客、名臣雅士。曾以一己之力促成合纵，使秦国15年不敢染指东方，佩六国相印的苏秦葬在洛阳老城东20千米处；从商人攀登政治巅峰的秦国名相吕不韦之墓位于偃师市蔡庄大冢头村；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安葬在洛阳杜楼村北的邙山南麓；曾只身一人远涉西域17年的唐代高僧玄奘之墓位于缑氏镇；唐代名相狄仁杰之墓位于洛阳市东白马寺附近；北宋名臣范仲淹葬在伊川县……历史与时光淘尽多少风流人物，这些匆匆过客如流星般划过青史，洛阳北邙却永远留住了他们。邙土贵如金

究竟是什么使得邙山一抔黄土贵如金，惹得无数名垂青史的人物竞相葬在这里？历代帝王之所以选择将陵寝建在洛阳地区，因为洛阳本就是中国著名古都，皇家陵寝自然是修建在都城郊外。洛阳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洛阳偃师发现了中国历史最早的朝代——夏的都城，自夏以降，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这里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帝王将相的安居之所，安葬之处。因此北邙汇集了多个朝代的帝王陵园，王侯将相们也纷纷葬于此。◆邙山厚土剖面中的汉墓砖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再加上人为破坏，邙山古墓损毁严重。解放前，地面上尚有明确地面标识的墓茔约600座，如今数量已不足400座。

此外，邙山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符合中国人数千年来笃信的风水堪舆之说。这里南望伊洛，北靠黄河，地势高昂，极目远眺，紫气东来，帝王陵墓选在此处，必能泽被后世，国运昌盛。

同样安葬在邙山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生居苏杭，死葬北邙”的说法就此流传开来。敲开沉睡墓葬的夜冢荒锄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邙山这样一处汇集了帝王将相、富商巨贾的大型墓地，注定成为盗墓贼觊觎的目标，当那些显赫一时的人们费尽心机地将墓地选在北邙时，便注定了他们死后不得安宁。正是洛阳地区得天独厚的人文条件，造就了洛阳盗墓贼在中国盗墓北派中的翘楚地位。邙山古墓群的被盗从未停止过，但规模都不大，对于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庞大古墓群来说，这些小规模盗墓还不足以伤及元气。

第一次严重被盗发生在清末民初时期。1905年，清政府修筑洛汴铁路及洛潼铁路，修建到邙山时，施工工人几乎每一锹挖下去都能挖到墓葬，墓中随葬品也陆续被发掘出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立刻引起国外考古学家和收藏家的关注，并最终引得这些人纷纷踏足这片古老的墓葬群。因修路而暴露地表的陶器等随葬品被前来“考察”的国外学者、商人运往欧美，并大受欢迎，被抢购一空。于是，一些西方商人重金求购邙山古墓群中出土的随葬品。在金钱的诱惑下，洛阳当地人开始盗掘邙山古墓群。可以说，这个传承数千年的古墓群是西方人进入中国后最大的受害者。

最初的盗墓只是少数村民的试探性行为，可这些盗掘而出的古董一旦进入市场，便成了商人和收藏家竞相争购的宠儿，最初盗掘古墓的村民也因此一夜暴富。这些村民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附近其他村民，在利益的驱使下，大家纷纷扛起锹锄，走入邙山。一时之间，邙山古墓群中盗贼四起，沉睡千年的墓葬被惊醒，无数埋藏地下的瑰宝惨遭盗掘。北京的琉璃厂成为邙山古墓群被盗古董的集散地，洛阳盗墓贼将盗墓所得辗转卖到琉璃厂，在那里，无数中外古董爱好者竞出天价，收买墓中随葬品。不仅如此，外国商人和收藏家还将买到的随葬品运回欧美，一时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北京琉璃厂北京琉璃厂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书画古玩交易市场，起源于清代，当时这里汇集了北京城各处的达官显贵和收藏专家，琉璃厂中交易的古玩，其中不乏国宝级珍品。与此同时，琉璃厂也是盗墓者销赃的主要场所，很多盗墓者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将盗墓所得随葬品拿到琉璃厂出售。自然，这里也是邙山古墓群被盗文物的集散地。解放前，很多知识分子都会到这里购买古玩。鲁迅先生就曾经在琉璃厂购买过古董，根据他的描述，所购之物应该是出土于邙山古墓群的器物。《鲁迅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往琉璃厂，购得北邙所出冥器五具，银六元……又独角人面兽身物一，有翼，不知何名。”同时也可见当时邙山古墓群出土遗物流向市场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通过琉璃厂，很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至今难以追回。盗墓者的狂欢

邙山古墓群被盗的高峰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随着收藏风的兴起和海外文物市场的需求，邙山古墓群出土的文物身价倍增。在洛阳当地，盗墓成为一种营生，如同种地卖菜般普遍，盗墓贼公然将盗得的文物拿到市场上卖，一切包藏贪欲的人无不到此分一杯羹。

在短短几十年里，洛阳地区的盗墓贼从对盗掘一无所知，发展为盗墓技术娴熟，盗掘专业化、批量化。针对洛阳地区的特点，盗墓者们总结了一系列挖墓经验，还发明了专门用来探测墓葬的工具洛阳铲。洛阳铲的问世加快了墓葬探测速度，也助长了盗墓者的气焰。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20余年间，邙山古墓群遭到几近毁灭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被盗墓葬数量多达5万余座，流失的文物不可计数。今天的英、美、日等国博物馆中陈列的中国历代珍贵文物，其中许多就来自邙山古墓群。无知的盗墓者还顺手涂鸦，将大墓中的壁画涂抹得面目全非。邙山古墓损失的不仅仅是随葬文物，墓中传递的其他文化信息也被破坏殆尽。

随着洛阳的解放，邙山古墓群终于结束了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被盗噩梦，人民政府成立后明令禁止一切盗墓和文物走私活动，洛阳地区的盗墓之风终于得到有效遏制。今天，邙山古墓群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严密保护。但由于先前的破坏，地面能够辨识的古墓不过数百座，邙山早已不复风水宝地模样。

耸人听闻的盗尸案——伍子胥鞭尸雪耻

伍子胥，春秋时期楚国人，为人刚勇有胆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太傅，受太子少傅费无忌诬陷而被捕入狱。

费无忌知道伍奢有两个才能出众的儿子，长子伍尚，次子伍子胥。他担心杀害伍奢后，这两兄弟会找他报仇，便建议楚平王以伍奢为人质，诓伍尚和伍子胥来国都，将伍氏一门铲除。听到这个消息，仁厚的伍尚立刻就要前往。伍子胥却说：“平王召见我们，并不是为了免除父亲之死，而是害怕我们兄弟将来报仇。我们去了，就是和父亲一起死，还不如活着将来给父亲报仇。”伍尚明知是圈套，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伍子胥则凭借勇武逃离了追杀。听到伍子胥出逃的消息，伍奢叹息说：“从此，楚国将遭受兵戎之难了。”然而，他没能等到预言应验的那一天，便与长子伍尚一同被杀。

出逃的伍子胥发誓灭楚复仇。他历经艰险，辗转宋、郑等国，落拓时乞讨过活，危急时一夜白头。几次危难，几次得脱。贫穷、疾病与死亡始终伴随着他。最终，伍子胥来到吴国。满腔怨怼，鞭尸三百

为了得到重用，兴兵伐楚，伍子胥帮助公子光铲除当时的吴王僚，并为之消除后顾之忧。又向吴王阖闾，也就是公子光推荐了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军事家孙武为帅。最终，吴国在阖闾四年（前511）正式发兵，以伍子胥为将攻打楚国。这时，距离伍奢父子被害，已然整整13年！

其实，早在这次伐楚之前，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就已经去世了。闻得死讯，伍子胥放声大哭。当时还未成为吴王的公子光很是奇怪，问：“楚王无道，害你父兄，你为何为他伤心？”伍子胥说：“我是伤心平王死，我无法为父兄报仇！”伍子胥对楚平王仇恨之深、复仇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吴王阖闾在位的第四年，伍子胥率领吴兵攻克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大军破城之后，伍子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楚平王的墓葬所在。

最终，伍子胥在郢都东门外找到楚平王的墓葬。杀害父兄的仇恨，郁积十余年的怨毒，隐忍砥砺历经磨难的苦楚，最终使得伍子胥做出一件不容于中国古代情理的事情。他将楚平王的坟墓掘开，打开棺椁，拖出尸体，鞭尸三百下。更有甚者，如东汉人赵晔在《吴越春秋》中记载，伍子胥不仅开棺鞭尸，还用左足踩着楚平王尸体的腹部，右手挖着平王的眼睛，辱骂质问：“谁让你听信谗言，杀害我父兄？我父兄死得不是很冤枉？”

伍子胥隐忍十余年，最终率领他国的军队攻入自己国家的都城，这便注定了他逃脱不掉千古非难。可是伍子胥立志报仇、历尽劫波的传奇经历和最终的悲惨人生，将这原本违背道德人情的鞭尸事件渲染得苍凉而悲壮。“弃小义，雪大耻”最终造就了伍子胥的千古美名，而他日后为吴国鞠躬尽瘁最终以死报国的悲壮，终于为他鞭尸楚平王这段不光彩的经历饰以正义。

不管怎样，伍子胥鞭尸楚平王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历朝历代，这个故事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改编、流传，将这段原本的历史染上更加传奇的色彩。鞭尸行为本身的残忍与决绝逐渐为人们所淡忘，春秋历史上，留下的只有郢都外伍子胥愤然鞭尸的悲怆身影。

暴君的变态报复——齐懿公开墓剁仇人脚

齐桓公身为一代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了盖世的文治武功。然而齐桓公晚年却因宠爱别子，而引起数子夺嫡，最后落得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葬，尸体上爬满尸虫的悲惨结局。齐桓公生有十几个儿子，其中相继继位君主的有公子无诡、孝公、昭公、懿公、惠公。这几任国君都是通过非正常方式继承君主之位的，他们有的弑君夺位，有的依附他国。在这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中，齐国姜氏一门亲情泯灭，伦常沦陷，齐懿公就是在这种腥风血雨的争夺中成为齐国君主的。

齐懿公是齐桓公的第几个儿子，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个野心勃勃的商人早在齐桓公去世前便参与了夺嫡之争，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商人并不甘心这个结果，而是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私下里偷偷结交一些有才能的人士，以备将来篡权之用。

齐桓公死后，其宠臣易牙和竖刀通过政变屠杀大批臣子，逼走太子昭，拥立公子无诡为国君。太子昭逃亡宋国，借助宋国的兵力返回齐国，造成齐国上下恐慌，混乱中杀死无诡，此时距无诡继任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然而，靠宋国而返回齐国的太子昭并未能顺利登上国君之位，其余几个包藏野心的兄弟联合反抗他，造成齐国内部大乱，太子昭再次依靠宋国打败诸公子，巩固地位，最终登上他梦寐以求的国君之位，这就是齐孝公。齐国的萧墙之祸并未结束，齐孝公死后，他的儿子没能顺理成章继位，齐桓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潘杀掉孝公的儿子自立为国君，这就是齐昭公。

齐昭公死后，他的儿子舍成为齐国国君。舍在齐国势单力薄，此时，蛰伏已久的商人异军突起，杀舍自立，四代之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齐国国君。

商人一朝得逞，便收起了先前爱护百姓的伪善，日渐骄奢，而他又做了许多恶事，最终落得天怒人怨、被弑身亡的可悲下场。开墓辱尸

齐懿公商人究竟做了什么可恶可耻的事情，导致他不容于国人，最终死于非命？

在他的众多恶行中，有一件事分外令人发指，那就是他开墓剁人脚以泄怨怼。事情还要从齐懿公做国君之前说起。齐桓公时期，齐国有个大夫叫做邴，他与当时的齐懿公，也就是商人为争夺一处田产竟然闹到相国管仲那里，结果管仲将这处田产判给了邴。对此商人怀恨在心，不仅记恨着大夫邴，还迁怒管仲。但齐懿公却没将这种憎恨表露出来，直到数年后登上齐君之位，才开始报复行动。当时管仲和邴都已过世，可齐懿公还是没有放过他们，对于管仲，他收回了当年齐桓公时的封邑。而对于大夫邴，齐懿公采取了一种极端残酷的报复行动，不仅收回邴的田产，还打开邴的坟墓，对之施以刖刑。刖刑是先秦时代肉刑的一种，就是将犯人的脚剁掉，不仅令受刑之人饱受痛苦，还对其人格产生极大的侮辱。齐懿公的这种做法无疑是辱尸。

齐懿公的这种行为深深刺激了邴的儿子丙戎。丙戎与另一个也受过齐懿公侮辱的大臣合谋，在齐懿公出游时谋杀了他。

开棺辱尸是一种极端的报复和政治打击行为，被古代中国人认为是违反人伦道德的，无论基于怎样的原因，这种行为都不容于世，这种令人惊悚的报复心理终究遭人唾弃。

中国第一古尸被盗案——遭遇盗墓贼的郭家岗战国女湿尸

有一个尴尬而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是考古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考古工作者的步伐往往慢盗墓贼一步。无论是帝王将相的封山大冢，还是平民百姓的小墓，在考古工作者以科学的方法清理发掘之前，常常已经被盗墓者光顾数次，墓中仅剩余在盗墓者眼中不值钱的陶器。

著名的湖北荆门郭家岗一号墓也是如此。1994年4月，荆门博物馆文物工作者在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后赶赴郭家岗，对一座刚遭到盗墓贼洗劫的古墓进行抢救性清理。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战国时期楚墓，椁室由头厢、边厢、主棺构成。墓葬已遭到严重破坏，头厢、边厢均被撬开，主棺上有个直径约1米的盗洞。墓中随葬品所剩无几，凌乱散放在墓室中。

一般墓葬被盗，遗失的都是贵重随葬品，普通陶器和墓主人遗体即便被破坏，也还留在墓室中。可郭家岗一号墓不仅随葬品所剩无几，奇怪的是连墓主人遗体也不知去向。最后，考古工作者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在距郭家岗一号墓30米开外的另一个被盗墓葬中找到了墓主人遗体。令考古工作者意想不到的是，这具被盗墓贼破坏、转移并藏匿月余的尸体，竟然成为震惊考古界的重大发现！

当考古工作者发现尸体的时候，这具尸体的颈部有勒痕，显然是盗墓贼移动尸体时将绳子套在墓主人脖子上拖动而勒出的。古尸的头部、臂部、腿部、右手等处的皮肤大面积破损，头发全都没了，皮肤呈现黑色。说到这里，必须要介绍这具古尸的珍贵之处——这是一具保存完好的湿尸！确切地说，在盗墓者将之拖出墓室之前保存完好。经专家鉴定，这具尸体为女性，距今已有2400年，发现时尸体不但没有腐烂，而且肌肤尚有弹性，四肢也能弯曲。

墓葬中的尸体经过千百年的岁月，发掘出土后一般只剩下骸骨，只有在特殊的埋藏环境中，诸如地下水的浸泡、与土壤中氧气的隔离等一系列难以达到的环境指标的实现，才能产生湿尸。因此，每有湿尸出现，都是考古界的重大发现。闻名遐迩的马王堆一号墓的西汉女尸就是一具保存完好的湿尸，而郭家岗一号墓湿尸的年代，竟比马王堆一号墓女尸还早300多年。虽然经历了被盗、移尸的磨难，但这具女尸的保存状况仍然是最好的。如果她未被盗墓贼拖出墓室，如果她没有破损，如果与她共出的墓葬材料完好，那这具女尸无疑就是中国第一湿尸。◆马王堆汉墓女湿尸这具古尸于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是西汉长沙王利苍的妻子辛追。出土时身长154厘米，重34.3千克，头、颈、四肢、躯干均保存完好，全身润泽，皮肤覆盖完整，毛发尚在，肌肤有弹性。夜幕中荒冢被盗

追述郭家岗一号墓被盗经过，还要回到一个多月以前。1994年2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村民在当地任大冢子和郭大冢子间的菜地里发现一座古代大墓，当晚便有村民前来盗掘。荆湘地区古墓云集，这里的盗墓活动和文物走私也格外猖獗，对于当地村民而言，盗墓并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大事。可是这伙人刚刚开始挖掘，便被郭店村当地一个叫郭孝平的村民发现，郭孝平和另外几个村民将前来盗墓的人赶走了。

但是，郭孝平并不是保护国家财产的卫士，而是一个盗墓惯犯。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郭孝平和李华等八名村民偷偷潜入菜地，开始挖掘。这时，另一个叫李立新的村民也带人前来挖墓，双方为了盗墓，竟然公然在墓地争吵，最后不欢而散。

次日夜晚，李立新和其他九个村民再次来到郭家岗一号墓，挖开墓上填土，撬开棺椁的头厢部分，盗走头厢中的青铜器、漆器、镇墓明器等珍贵文物200余件。

2月24日，不甘心放弃的郭孝平伙同同村四个村民再次盗掘这座古墓。这次，他们打开的是棺椁的边厢部分，从中盗出木俑1个、青铜鸟1个、铜权1个、铜戈1件、皮鼓1个，并由郭孝平联系，迅速转卖。

时隔三天，该村村民郭永昌等六人第三次盗掘这座墓葬。经过前两次盗掘，头厢和边厢中的珍贵随葬品几乎被盗一空。这伙盗墓贼本着贼不走空的原则，将内棺撬开，偷出墓主人头上的簪子。

连续盗掘三次，还是不能满足盗墓贼的贪念，先前为利益争吵不休险些大打出手的两伙盗墓贼为了利益而联合起来，3月7日夜，郭孝平、李立新、李华等人第四次盗掘郭家岗一号墓。这一次，他们将目标锁定在墓主人遗体上，希望在墓主人身上找到宝贝。然而令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墓主人身上并没有珠宝等贵重物品。气急败坏的盗墓贼只得将墓主人身上颜色尚且鲜艳的丝绸衣物剥下。剥去衣物时，盗墓贼们发现这具尸体不同于他们先前盗墓所见的尸体，这具尸体肌肤保存完好，竟然没有任何溃烂的迹象，而且四肢关节可以活动，还能弯曲，肌肉居然也有弹性。这一发现令盗墓贼们大吃一惊，他们知道保存得这么好的古尸实属罕见，如今盗掘这样的墓葬，一旦被公安机关发现，说不定会判死罪。惊慌失措中，郭孝平和其他盗墓贼约定谁也不许透露这件事情。为了毁尸灭迹，他们将墓主人尸体拖到30米开外的另一个被盗墓葬中，并将之填死。做完这一切，这伙盗墓贼长出一口气，以为已经是天衣无缝，却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僵尸僵尸指那些尸体不腐烂，四肢僵硬，眼珠不能动，头不低，眼不斜，腿不分的尸体。民间传说尸体在养尸地吸取了精华，部分身体机能恢复，从而形成僵尸。西方文化中的僵尸指的是能活动的以活人血肉为食的死尸，或是中了僵尸咒语从而能够站起来行走的死人。所谓的僵尸其实就是尸变，当尸体埋在酸碱度极不平衡的土壤中时，由于酸碱不平衡，不适合有机物存活，因此不会滋生虫蚁，甚至细菌也不易生长，所以尸体过了上百年，都不会腐烂。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僵尸。民间传说，五行属相为金水的镜子以及桃木剑、枣核、糯米等物与僵尸相克，可以用来收服僵尸。当然，民间认为对付僵尸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贴道符。直击侦破现场

郭店村的一座特大古墓被盗了，荆门市四方乡派出所派出民警调查这起盗墓事件。在调查过程中，民警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墓中的尸体是一具完整的湿尸。民警立即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荆门市公安机关迅速立案侦查。

当地村民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很快，案件便有了眉目。据知情人举报，参与盗掘古墓的人数众多，其中重要作案者有村民郭孝平、李立新、李华等人。1994年3月10日，专案组开始实行抓捕行动。目标首先锁定在郭孝平身上。公安干警赶到郭孝平家中，郭孝平见状不妙慌忙逃窜，公安干警随后追赶。当干警们要逮捕郭孝平时，郭的家人竟然手执铁锹等利器前来阻挠，无奈之下，公安干警只得鸣枪示警。即便如此，郭的家人还是负隅顽抗。经过一场搏斗，干警们终于制伏郭的家人，将郭孝平缉捕归案。然而又由于抓捕过程中出现搏斗、鸣枪等突发事件，打草惊蛇，其他盗墓贼惊慌逃窜，跑得无影无踪。

审讯郭孝平的过程并不顺利。起初郭孝平毫不配合，竟然撒泼胡闹，拒不承认盗墓罪行，最后终于对盗墓事件供认不讳，交代了同案案犯和销赃情况，但对藏匿郭家岗一号墓墓主人尸体的事情仍然隐瞒不说。

在审讯郭孝平的过程中，十名盗墓贼相继投案自首，并交代了藏匿古尸的情况。荆门博物馆立刻派考古人员前往抢救清理，震惊考古界的战国女尸终于重见天日。

根据郭孝平的交代，公安干警迅速抓捕了收购赃物的文物贩子文昌海，追回虎座鸟架鼓、青铜鸟、铜镜、铜戈、锦被、锦袄、铜铣、青铜虎形器座等珍贵文物。自此，震惊一时的郭家岗一号墓被盗案宣告侦破，主要案犯郭孝平、李立新、李华等人被依法判处死刑。

郭家岗一号墓出土的战国女尸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湿尸。但是盗墓贼野蛮的移尸，使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宝贵信息流失，这些信息的珍贵程度绝不亚于那些被盗的随葬品。盗墓贼无知的破坏使得许多学术问题无法解决，难怪当时清理古墓的考古工作者看到尸体后痛心疾首，因为这一损失将永远无法弥补。

盗墓贼盗出的大历史——惊世奇书“汲冢书”

这个因使著名文献“汲冢书”重见天日而闻名于史学界的盗墓贼是一个叫做不的西晋人。同大多数盗墓贼一样，不盗掘古墓是为了偷取墓中珍贵的随葬品，获取不义之财。可他万万没想到，他打开一座古墓的同时，也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纪元。

不盗掘的古墓位于汲地（今河南汲县西南），因此后人将这座古墓称为“汲冢”。晋武帝咸宁五年（279）的一天夜里，不趁夜深人静，悄悄打开汲冢。进入墓室后，他大失所望，这座规模宏大的墓葬中竟然没有什么值钱的随葬品，只有堆积如山的简牍散落在地，简牍上的文字弯弯曲曲，迥异于晋代的文字。不并不甘心，他顺手捡起简牍片，用火点燃，当做照明的火把，继续寻找财宝。盗墓贼不并不知道，当他打开这座墓葬的大门时，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作出了怎样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不知道，当他不经意间点燃简牍片时，又给历史带来怎样难以弥补的损失。不并没有找到珍贵的随葬品，最后只得挑了些还能卖得上价钱的随葬品悻悻离开。

后来，汲地本地人在墓葬附近发现了零散的简牍片，便报告了当地官府。官府派人前往搜集，将墓葬中随葬的和墓葬外散落的简牍片收了起来，数量之多，竟然装了满满几大车。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并被记载入《晋书》之中。“汲冢书”与《竹书纪年》

古代的简牍是一种将文字写在竹木片上的文献，竹片间用皮条穿缀。由于墓葬中随葬的简牍埋藏日久，皮条腐烂，竹简散落凌乱。为了挽救这批珍贵的古籍，西晋政府委派专人整理，将竹简上所用的战国文字释读为隶书。当时负责整理工作的是西晋著名学者荀勖、傅瓒。

这部盗墓所得的古书因出土于汲冢，因此被称为“汲冢书”。经过学者们的整理考订，确定“汲冢书”为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记录了上自夏建国，下至魏襄王时期的历史。“汲冢书”中包括很多晋代或流行或散佚的古代文献，经整理确定的文献有《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3篇、《师春》1篇、《巢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2篇、《生封》1篇、《大历》2篇、《图诗》1篇、《杂书》19篇、《穆天子传》5篇等。其收录的古籍大多散佚不全，只有《穆天子传》保存完好。

晋惠帝时期，学者卫恒、束皙等人对“汲冢书”进行进一步整理，将之编为编年体史书，即《竹书纪年》。所用纪年依次为夏、商、西周、晋，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遗憾的是，《竹书纪年》原简（不盗墓时找到的简牍）在西晋永嘉之乱时便已散失，后来流行的都是晋人的手抄本。《竹书纪年》一直流传到唐代，学术界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宋代时“古本竹书纪年”亡佚，今天留存的《竹书纪年》是南宋时期的刻本，因此，学术界将之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史学研究的一座灯塔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中国爆发了古代最大的文化浩劫——焚书坑儒。秦始皇坑杀儒生400余人，并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除秦朝历史典籍、农、医以外的书籍，禁止私自藏书，禁止谈论《诗》、《书》。这是中国文化史的顿挫，它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造成了古史文化延续上的断裂和历史的残缺。

西汉初年，一些战国遗老凭记忆默写了儒家经典，就是后世所说的今文经。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了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被称为古文经。一时之间，今古文之争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今古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秦始皇焚书留给中国文化史的遗憾，但其补充的也只有儒家经典，战国时各国历史的散佚却是永远无法复原的。“汲冢书”的出现，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幸事，它填补了战国时期列国历史的空白，许多史料都可以与《春秋》等史书对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参考了大量文献，可还是有许多史实梳理不清。《竹书纪年》的出现，订正了《史记》中的错误，使《史记》中某些含混的记载串联起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竹书纪年》在学术界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推动了史学的独立。在汉代，统治学术界的是经学，史料也被归纳在经典范围内，汉晋两代知名学者无不擅长经学，《竹书纪年》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资料，推动了史料整理和编年的进步，史学研究的价值逐渐被学者们发现，终于，史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发墓所得的古代文献

盗墓者将黑手伸向古代墓葬，却歪打正着发现古代文献，除“汲冢书”外，著名的《笔势》、《孝经》等著名文献资料散佚之作都是以这种方式被发现的。《笔势》是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所作的关于书法理论的著作，相传蔡邕去世后，这本书辗转到了曹魏书法家韦诞手中。曹魏时期另一位著名书法家钟繇仰慕蔡邕，对《笔势》一书觊觎良久，索借不得。为了得到《笔势》，钟繇竟然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手段——韦诞去世后，钟繇掘开了韦诞的墓葬，偷走了梦寐以求的《笔势》。这个故事流传甚广，钟繇也成了盗墓贼中雅士的代表。但是，这个故事却经不起推敲，最明显的漏洞是时间问题，韦诞死于253年，而钟繇死于230年，早去世20多年的钟繇当然不能盗掘韦诞之墓。但这个故事却恰恰说明，大型墓葬或文人学者墓中往往会随葬典籍，一旦墓葬被盗，这些典籍便会重见天日。《孝经》是儒家伦理学著作，为十三经之一。早在秦始皇焚书时，儒家经典毁坏殆尽，汉武帝时期在孔子旧宅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学术界称之为古文经。但是十三经中关于《孝经》古文经，却有其他来历。北宋学者曾这样记载：“又有自项羽妾墓中所得《古文孝经》。”这句话明确说明《古文孝经》来自项羽妾之墓。而在此之前，隋代的傅奕记在《老子解序》一书中记载项羽妾之墓在北齐时期被人盗掘，墓中出土了文献，但是文献中却未提到《古文孝经》。综合两条史料，我们可以推断，北齐时项羽妾的墓葬被盗，而这座墓中出土了《古文孝经》。这无疑为《孝经》的古文经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更传奇的是，人们由此推测出土《古文孝经》墓葬的墓主人就是那位演绎了荡气回肠的霸王别姬的项羽爱妾虞姬。虽然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这座墓的墓主人就是虞姬，但我们仍能从中体会经典、文化与盗墓之间神奇的串联。

因盗墓失而复得的不仅仅是文献典籍，许多名人字画也有同样的传奇经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王羲之是西晋著名书法家，素有“书圣”之美誉。王羲之的作品在晋代便是洛阳纸贵、千金难求，因而喜好书法的权贵得到王羲之作品后不但生前珍爱，死后也要带进墓葬。与王羲之同时期的书法家郗昙收藏王羲之及其他书法名家真迹，死后将之随葬，南朝时有个叫做于丹徒的军人盗掘了郗昙墓，得到了王羲之等书法家的手书。后来于丹徒盗墓东窗事发，王羲之的珍贵墨迹也被没入官府。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唐朝，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生前收集了很多前代书法名家的真迹，死后便将这些珍贵的书法作品带入陵寝。五代时堪称中国古代盗墓第一人的军阀温韬盗掘了唐太宗的昭陵，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家的墨宝才再次流传人间。◆“汲冢书”发现地此地位于今河南卫辉。近2000年的岁月更迭中，晋时发现“汲冢书”的大冢早已经被回填得不剩痕迹。如今，只留有一块后人立的书有“魏安王之墓”的石碑明确指出这里就是发现“汲冢书”的魏王墓。

盗墓贼为了利益盗掘墓葬，却无心插柳柳成荫，使许多湮没的典籍重现人间，虽然这不能称之为盗墓贼的功劳，但今人却该庆幸，正是这种偶然的机遇，才使我们今天还能领略那些历史典籍、名家真迹的神韵。

古今第一盗墓疑案——项羽纵兵盗秦始皇陵

秦始皇嬴政，13岁登上秦王宝座，50岁病逝出巡途中，在位37年，一统天下，缔造了亘古无双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他所在的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秦始皇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谱写了他瑰丽壮美的人生篇章。

秦始皇陵号称千古第一陵，自秦始皇登基的第二年，这项堪称中国古代最庞大的工程正式启动，其间用工数十万，耗时30余年，高大的封土耸入云间，连绵的城墙此起彼伏，雄伟壮观的楼阁殿宇，奢侈豪华的陪葬品，不可胜数的陪葬坑和陪葬墓……这里不仅仅是秦始皇灵魂的归宿，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缩影。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空前绝后的皇家陵园，却被人劫掠一空、烧成灰烬。这究竟是历史真相，还是演义传说？什么人能够盗掘这千古第一陵？这个人就是有拔山盖世之雄的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后。秦朝末年，时局如风云变幻，秦始皇暴虐的苛政、严酷的统治，逼迫人们揭竿而起。公元前209年，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了，从而拉开了秦末史诗般壮丽的争霸帷幕。项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跟随叔父项梁加入反秦阵营的。在对秦的战斗中，项梁为秦将章邯所杀，在此之前，项羽的祖父项燕死于秦国名将王翦之手，秦国之于项羽有国仇家恨，不共戴天。怀着这种仇恨，项羽作战英勇，指挥得当，很快便成为反秦力量的领袖。当时民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项羽以他骄人的战绩印证了这句话。公元前207年，项羽军队进入秦国国都咸阳。带着满腔仇恨，项羽杀掉了投降的秦王子婴，纵火焚烧秦王朝金碧辉煌的宫室，大火熊熊，三月不绝。秦国珍宝也被楚军洗劫一空。纵然如此，也难解项羽郁积多年的国仇家恨，于是又下令发掘秦始皇陵，一则一解怨仇，二则聚敛墓葬中的奇珍异宝。《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在政治上打击项羽，罗列了项羽的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便是“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根据这条史料记载，项羽便是古往今来第一盗墓者，因为他发掘了千古第一帝陵——秦始皇陵。

然而，对于此事，大多数学者均持保守态度。关于项羽发掘秦始皇陵的事件最早见于刘邦对项羽的控诉之词，也就是政治上的打击、陷害，其可信度值得商榷，而且《史记》中并未明确记载项羽盗掘秦始皇陵之事。与之相对应的，《汉书》中则有关于秦始皇陵园被盗的切实记载：“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大师至其下矣。项籍焚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这条史料说明项羽焚烧的只是秦始皇陵的地上建筑部分，而秦始皇陵地宫则是毁于一个误入其中寻找丢失的羊的牧童手中。这是一个可怕的玩笑，毕三十余年之功、竭七十万人之力、代表中国古文明巅峰的皇陵竟然在一个小小牧童手中化为灰烬。

另外，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相关记载也与《汉书》大致相同：“项羽入关发之（秦始皇陵），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作物不能窜，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羊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灭。”发掘秦始皇陵的人是项羽，关中的盗墓贼也在项羽之后分得这场盗窃盛宴的一杯羹，最后真正焚毁秦始皇陵的则是一个牧羊人。

谁是发掘秦始皇陵的始作俑者？项羽究竟有没有盗掘秦始皇陵？这座映射了秦帝国辉煌的皇家陵园究竟毁于何人之手？秦始皇陵如同它的主人一样，留给后人无数谜团，留下了千古第一盗墓疑案。复原千古第一帝陵

汉代以来，学者们对秦始皇陵的研究从未中断过，最早对其进行实地踏查的是明代学者都穆。他将考察结果写成一本书，名曰《骊山记》，记录了秦始皇陵陵园内外城、门址的尺寸。新中国成立以前，多位国外学者相继对秦始皇陵进行实地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结合文献记载，基本廓清秦始皇陵外部布局。

历史文献中对秦始皇陵的记载模糊而零散。《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成书于东汉的《汉书》中关于秦始皇陵的记载则比较详细：“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棺，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秦始皇）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砌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汉旧仪》中对秦始皇陵建造过程和规模也有所记载：“（秦始皇）使丞相斯将天下刑人徒隶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以章程。三十七岁，锢水泉绝之，塞以文石，致其丹漆，深极不可入。奏之曰，丞相斯昧死言，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治骊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制曰，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通过这些零散文献的记载，我们只能知道秦始皇陵规模宏大，用工72万人，耗时37年尚未完工，秦始皇死后，在秦二世手上才算完工。陵园周长5里有余，封土高达50余丈。考古工作者通过多年的调查、勘探，基本确定了秦始皇陵园的范围。远远望去，这座位于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北麓的秦始皇陵巍峨高耸、郁郁葱葱，然而这只是整个陵园的一小部分，也是陵园的核心所在——封土，封土下便是盛殓秦始皇棺椁的地宫。

秦始皇陵占地面积218万平方米，呈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陵园内有两重城垣，四面各有一门，封土位于内城南部，其余附属建筑分布也已基本廓清。但是那传说中早已化为灰烬的地宫却仍被迷雾笼罩，学者们竭千年之思，亦未能解开。

关于地宫的结构，我们只能依靠文献进行推测。地宫中最奇异的景观便是文献记载中的“穿三泉”。何谓“穿三泉”？有学者认为秦始皇陵地宫之深可以穿过三层地下水层，“泉”指的就是地下水；还有些学者认为，“穿三泉”是指在地宫中有流动的水源，或者地宫整体潜于地下水。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神乎其神，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关于“下铜而致椁”的记载，学者们或认为地宫中用铜铸造巨大的椁室乃至整个宫殿，或认为仅仅是用铜制作或装饰椁室。本着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地宫内模仿了人间的自然景致，用水银灌注成江海，其景象可谓蔚为壮观。至于地宫内的奇珍异宝，其价值连城，自然不在话下。仅凭秦始皇陵内多达数十个的陪葬坑，我们就可以断定，秦始皇陵地宫是一座巨大的地下宝藏，它不仅埋藏着不可胜数的财富和珍宝，也深深蕴藏着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精髓。陵园地宫的防盗措施

2000多年来，人们对秦始皇陵被盗一事深信不疑，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无不嗟叹这位横扫六合的秦始皇身死之后终不免化为焦土的厄运。然而到了近代，秦始皇陵被盗真相被人重新提起，历史真相亟须揭示。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含汞量的测试，在封土中心的1.2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一个强汞异常区，汞含量平均值为205ppb，而陵园周遭地区的汞含量平均值只有30ppb，对照文献中记载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可见文献记载属实。而这一现象传达的另一个信息则是秦始皇陵地宫从未被开启过。汞是一种挥发性极强的物质，一旦地宫泄露，汞就会迅速挥发。如果地宫真的被盗，2000年后的今天，封土范围内绝不会出现强汞区。这一发现为秦始皇陵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今，秦始皇陵地宫并未被盗这一观点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而地宫究竟布局如何，是什么使这座千古第一陵园能在盗墓风行的时代免遭厄运，这一切还是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始皇陵地宫的防盗措施堪称一流。

从文献记载来看，秦始皇陵地宫的防盗措施主要有在地宫内设机械暗器、深埋梓宫、采用游棺躲避掘墓者、杀修陵工匠以绝人口等。

坟墓内设置弩箭等暗器是古代墓葬中常见的反盗墓手段，《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便有关于地宫中使用弩箭的记载：“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弩箭在战国晚期已经很流行，秦国也因强弓硬弩著称于六国，因此秦始皇陵墓中不会没有弩箭。至于弩箭安装的数量、具体位置，今天的我们却是不得而知。

深藏梓宫也是秦始皇陵的防盗措施之一。埋藏秦始皇梓宫的地宫究竟有多深？史料中记载的仅有“穿三泉”、“已深至极”等寥寥几个字。对此，不同学科的学者们通过水文、地质、考古探测等不同手段对地宫深度进行了合理的推测，可得到的结果却是相距甚远。他们判断的结果，最浅的为25米，最深的可达500米至1500米。20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在封土的东南角钻探，探得地宫的深度是距地表24米，打探的位置距离玄宫尚有一段距离，因此地宫究竟有多深仍是个未解之谜。但就目前探测的结果来看，秦始皇陵地宫之深罕有匹敌。

秦始皇陵地宫防盗措施中最玄妙神奇的当属游棺，游棺的记载见于《汉书·刘向传》“石椁为游棺”，这个记载过于简略，并未详细说明何谓游棺，后代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许多猜测。游棺应该是一种机械设置，将石椁放置在一个轨道上，一旦石椁的外部受到碰触，内部的石棺将沿着轨道转移到其他位置。

比之游棺的猜想，秦始皇陵在修建过程中杀死修陵工匠则更为可信并有稽可查。杀死修陵工匠无疑是一种灭口行为，这样一来，就很少有人知道陵墓的具体位置或者是入口，不失为防盗的良方之一，然而这种做法却失之残忍。秦始皇陵修建过程中曾殉杀过大批工匠，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死后下葬，有人对其子秦二世胡亥说，修建陵墓的工匠知道地宫中的机关，负责下葬事宜的人也知道，这样秦始皇的长眠之所就不是个秘密所在，早晚会泄露在外。于是，在秦始皇下葬之后，胡亥命令将秦始皇陵的中羡门和外羡门关闭，将工匠困在其中，竟然无一生还。对于死者人数，司马迁只是说“死者甚众”。《汉书》中的记载更为详细，被杀的不仅仅是修建陵墓的工匠，还有陵园内的宫人，因为他们同样知道秦始皇梓宫所在。杀这些人的方式是活埋，被杀者的数量有数万人。在对秦始皇陵园的调查和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陵园西侧一处面积为8100平方米的台地上发现三处修陵工匠的墓地，他们有的一人一个坟墓，有的多达十四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墓室中，有的骨骼基本完整，有的则明显是死于非命，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随葬品，墓葬规模也是小得可怜，这样的墓葬多达数百座。在秦始皇陵的修建过程中，因年老体弱、劳累过度、不堪重负死去的或是被处死的工匠不计其数，这些墓中的死者，只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秦始皇陵园修建历时37年，这座庞大恢弘的帝王陵园可谓是建在这堆积如山的累累白骨之上。

拨开演义传说的重重疑云，解密秦始皇陵的被盗真相。正是由于秦始皇陵地宫有力的防盗措施，使得这座千古第一陵安如磐石，风雨2000余年依然安然无恙。

穿山为陵亦不牢——汉梁孝王墓被盗记

众所周知，位于豫、鲁、苏、皖四省交汇处的芒砀山因其上具天文，下具地理，风水极佳，成为自古以来王侯将相青睐的墓葬之址，这里埋藏着无数曾改写历史风云的显贵人物，这里同样也是盗墓者的天堂。

1995年春天的一个寂静夜晚，一声巨响在古老的芒砀山区响起，熟悉情况的当地人知道，一定又是哪座古墓惨遭盗掘了。果然，几天之后，芒砀山所在的永城县文物黑市上出现了一批珍贵的汉代文物，周边各地的文物贩子也云集于此。◆梁孝王王后墓地宫内的储衣室

对此，公安机关立即立案侦查，几经周折辗转，终于侦破这桩涉及盗墓、文物倒卖、走私的大案，追回汉代文物309件，这些文物多是大墓中随葬的玉璧、珠宝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文物。

盗墓大案尘埃落定，被盗文物多数追回，并未造成太大损失。然而，芒砀山的这座大型汉代石室墓却在近2000年的沧桑岁月中屡遭盗掘。大墓附近经常能发现一些金缕玉衣的碎片，说明这座墓是汉代诸侯王级别的大墓，而且这座墓葬早已经被盗墓者光顾过了。揭开大型石陵面纱

如同古代多数大型墓葬一样，这座墓葬的周围有大批同时代的墓葬，这个古墓群是芒砀山中最大的古墓群，而这座被盗的大型石室墓则是墓群中最大的古墓。这座大墓的墓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他就是西汉时期的梁孝王。

梁孝王究竟何许人也？为何他的墓葬规模会如此恢弘？在西汉历史上，梁孝王是个名副其实的风云人物，他曾经一度距皇帝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

梁孝王，名刘武，汉文帝之子，皇后窦氏所生。窦皇后生育了两个儿子，长子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小儿子就是梁孝王刘武。在汉代，西周时期形成的宗法制度仍很严格，立嫡立长的传统深入人心，因此皇后的长子刘启毫无疑问被立为太子，而后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贵为太后的窦氏钟爱小儿子梁孝王刘武，而且这种偏爱有些过分，她竟然想要汉景帝死后将皇位传给小儿子梁孝王。汉景帝不知是真的疼爱这个弟弟，还是想讨好母亲窦太后，在一次宴会上，醉酒的汉景帝说要在他死之后传位给梁孝王。当然，这种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在中原地区已被废除了千年之久，梁孝王和窦太后自然也不会当真，可是从此以后，汉景帝给予梁孝王的待遇却远远超过普通诸侯王应有的礼制。据《资治通鉴》记载，梁孝王从封地来都城时，汉景帝派使者用四匹马驾的车子去关下迎接，两人一同出行时，竟同乘一车。荣宠至盛，显赫一时。

梁孝王在汉景帝一朝的显贵不仅仅出自母亲的庇护和兄长的疼爱，他本人就是一个身负韬略、智勇双全的人。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梁孝王带领自己的军队独自对抗吴王刘濞，坚守睢阳，拒叛军于国门之外。他与名将周亚夫配合，一举平叛七国之乱，确保了天下的平安，功不可没。一时间梁孝王荣宠一时，天下无人可膺其锋。黄泉道梁孝王墓和李氏墓之间竟有一条相连接的隧道，这便是文献中记载的死后夫妻相会的“黄泉道”。黄泉道是李王后墓中最浪漫多情的附属设施。按照汉代的丧葬礼仪，夫妻埋葬时“同茔不同穴”，也就是说夫妻葬在同一个墓葬的两个墓穴。梁孝王和妻子感情甚笃，举案齐眉，生前曾命令修墓工匠在他和妻子墓穴之间挖一条黄泉道，以便二人死后能在阴间相会，继续阳世之好。黄泉道位于李王后墓穴南回廊的南侧，长50米。可惜这条隧道只开凿了一半，并未能通向梁孝王墓。

也许是物极必反，梁孝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使得他日渐骄横，慢慢地开始觊觎皇帝宝座。汉景帝十五年（170），汉景帝刘启废掉先前所立的太子刘荣，一心钟爱幼子的窦太后希望汉景帝能立梁孝王为储。汉景帝找到袁盎等一批大臣商议，最后还是立了自己的儿子刘彻为太子。就此事，梁孝王深恨议事的大臣，竟然派人刺杀了袁盎等十余位大臣。汉景帝大为震怒，但碍于窦太后，并未治罪梁孝王，却疏远了他。梁孝王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俯首认罪，回到自己的封地度过余生。

高高在上的皇位之于雄才大略的梁孝王而言触手可及，可偏偏就差了一点，他一生也没能得到，对于梁孝王，这的确是一个遗憾。生前不能登上皇帝宝座，死后也要享受帝王殊荣，正是出于这个想法，梁孝王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堪比帝陵的恢弘石陵。

梁孝王墓位于芒砀山群的保安山南山东侧半山腰，坐西面东，距山顶20米。墓葬上方有陵园，按照汉朝的礼仪制度，只有皇帝的陵寝才能有陵园，梁孝王此举显然有僭越之嫌。陵园基址保存较好，主要由前庭、照壁墙、主殿、配房、天井、寝殿、庖厨等几部分组成，陵园南北长100米，东西宽50米，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根据文献记载，梁孝王墓“斩山作廓，穿石为藏”，这一方面说明梁孝王墓规模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汉代的建筑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工匠们能够根据山体走向开凿墓室。梁孝王墓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回廊等部分组成，长56.62米，最宽处32.4米。总面积约450平方米。墓室内设计复杂，房间之多，宛如迷宫，传说曾有人进入梁孝王墓，几天走不出来。

在梁孝王墓北侧，坐落着其妻梁孝王后李氏之墓。李氏墓同梁孝王墓一样，也是“斩山作廊，穿石为藏”，据史书记载，李氏墓修建历时21年。这座墓经过了科学的考古发掘，由2条墓道、3条甬道、前庭、前室、后室、隧道、排水系统和34个侧室等构成，结构复杂，规模庞大。通长210.5米，最宽处72.6米，总面积达1600平方米。

无论规模还是规格，梁孝王墓都堪比帝王陵寝，这位身前郁郁不得志的皇子，也只能在死后的哀荣上找回生前的心愿。被盗伊始

梁孝王墓凿山为陵，坚不可摧，然而2000多年来却几乎被盗一空。究竟是什么人劈下了打开山陵的第一斧？这个人就是魏武帝曹操。

乱世多寇盗，乱世同样也多盗墓贼，东汉末年是名副其实的乱世，东汉末年的盗墓贼分外猖狂。这些盗墓者不是和平时期的鸡鸣狗盗之徒，往往是手握兵权的军阀政客。他们盗墓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发家致富，而是为了聚敛财富、供给军队，为了割据，为了战争，甚至为了整个天下。东汉末年第一个兴起的盗墓贼就是第一个进入长安城的军阀董卓，东汉末年最著名的盗墓贼也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军阀曹操。

曹操起兵初年并没有太多钱财支付军队开支，便通过盗墓获取大量不义之财，作为军队开销。为了提高盗墓效率，将盗墓所得尽可能补给军队，曹操首开先河，竟然在军队中设置专门的官员，负责盗掘古墓、敛取财物，还堂而皇之地给这些军官取名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公然将盗墓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公开化，乱世之乱由此可见一斑。

芒砀山的梁孝王墓便是曹操盗取的众多墓葬之一，也是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当然，其发掘难度也远非寻常小墓可比。但这些难不倒曹操手下专业的盗墓者，很快，他们确定了梁孝王墓墓门的准确方位。墓葬的石壁虽坚，墓门虽厚，却挡不住曹操手下大批训练有素的兵士，《水经注疏》中记载“操引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看来急需军粮补给的曹操的确很重视这次盗墓行动，竟然亲临现场指挥发掘。最后曹操终于如愿以偿，盗得了这座堪比皇陵的大型墓葬中的无数财宝。

墓葬大门一旦开启，便预示着它劫难命运的到来。从此，各路盗墓者和盗墓团伙相继走入这座墓葬，梁孝王墓中的随葬品也不断流失，直到2000年后的当代，仍有盗墓者的身影在这里徘徊。

最变态的盗墓者——西汉广川王刘去以掘墓为乐

刘去是汉景帝兄长广川惠王刘越的孙子，刘越死后，汉景帝不忍兄长一脉宗庙断绝，便让刘去继承了祖父的王位，是为广川王。史书记载，刘去自幼聪颖，精通《易经》、《论语》、《孝经》等典籍，擅长文辞，击剑、方技、博弈、倡优等技能也都通晓，可谓是个全才。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暴虐残忍，几近变态。

广川王刘去曾因老师规箴，不胜其烦，派人刺杀老师和他的儿子。他还用烹煮、肢解、灌铅等残忍方式虐杀了14名姬妾，以致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终于，内史将广川王刘去的种种恶行上告朝廷，汉宣帝下令查办，将刘去贬为庶人，流放上庸。最后，刘去众叛亲离，穷途末路，在流放的途中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以盗墓为乐

广川王刘去恶事做尽，倒行逆施，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其中，他以盗掘他人墓葬为乐的行径尤其令人发指。

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记载，广川王“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也就是说在广川国内的所有墓葬都惨遭刘去盗掘。广川国位于今河北境内，包括武邑县、景县以南，南宫县、故城县以北，滏阳河西岸以东的区域，春秋战国时为晋、魏、燕等国的领土，这里安葬着许多春秋战国时的王侯将相，刘去的封王，便是他们厄运的开端。

成书于宋代的文献《太平御览》详尽记录了十几起广川王刘去盗掘古墓的行为，其中最有名的是刘去盗掘魏襄王墓，这也是刘去盗掘的古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据记载，这座墓为石椁墓，墓室中可容纳30余人，墓道口用大石板封门，以铁水灌注其中。个人或小团伙的盗墓者很难打破魏襄王墓的墓门，刘去身为诸侯国的王，自然有能力将之开启。但这座墓着实给刘去带来很大麻烦，刘去派人用利斧整整开凿了三天，才将墓门打开。打开墓门后，墓中冒出刺鼻的气味，这很可能是下葬时墓主人有意设置的毒气。刘去等了整整七天，墓内的气体才完全散尽。经历多番周折，刘去终于进入这座战国诸侯王的墓葬，然而，令刘去大失所望的是，已有盗墓者先他一步进入墓室，魏襄王墓已然被盗一空，只留下了打磨精致、宽大厚重的石棺以及少量散落的随葬品。刘去盗墓并不是贪图墓葬中贵重的随葬品，而是寻求一种刺激，因此虽然千辛万苦发掘了一座空墓，他也并不失落。收敛了墓中残存的随葬品，刘去又开始了对下一座墓葬的盗掘。

除了魏襄王墓，刘去还盗掘了一座春秋诸侯王的墓葬，那就是晋灵公墓。晋灵公墓同样规模宏大，与魏襄王墓不同的是，盛殓晋灵公尸体的是木质棺椁。由于时间久远，刘去打开这座墓葬时，木质棺椁已经腐烂，与之一同朽去的还有棺椁中的随葬品，保存完好可以辨识的只有一个晶莹光洁、灿然一新的玉质蟾形水盂。一般而言，盗墓者虽然贪财，却对墓中盗取的东西颇为忌讳，可刘去这个心理有些变态的盗墓者却丝毫不怕，竟将这只出于墓中的水盂放在自己的桌子上，作为平时储墨洗笔之用。惊悚的盗墓经历

刘去发掘古墓无数，在刺激与惊险中体验着快感。可是也有一些古墓令刘去这样变态的盗墓者惊悚万分，不寒而栗。

著名的栾书墓也是被刘去打开的。当时墓内一切皆朽，却突然窜出一只白狐。刘去派人追赶，没有追上，只是刺伤了白狐的左脚。当天晚上，刘去梦到一须发皆白的老者质问他为什么伤了他的脚，并用拐杖砸刘去的脚。刘去醒来，左脚生疮，至死也未能痊愈。

刘去曾盗掘战国时期魏国公子且渠墓，这座墓内没有葬具，只有一张石床，其上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赤裸着身体，未着衣衫，皮肤宛如活人。刘去很是惊骇，不敢靠近，慌忙退了出去，并将墓葬重新掩埋。

俗话说，夜路走多了，总能遇到鬼，即使是刘去这种心理变态的盗墓者，也会因恐惧而停下盗墓的利斧。

茂陵秋风悲呜咽——千疮百孔的汉武帝陵寝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第五位皇帝，公元前141年继位，公元前87年驾崩，在位长达54年。汉武帝的一生波澜壮阔，他北击匈奴，彻底改变了中原王朝对匈奴的被动局面；他开通西域，促成中原与西域地区贸易与文化往来；他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他的丰功伟绩被誉为前无古人。

汉武帝一生自命不凡，好大喜功，他倾尽毕生之力，修建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陵园——茂陵。茂陵坐落在陕西茂乡，因此被称为茂陵。《晋书》中记载，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修建陵墓，直到汉武帝驾崩，陵墓才修建结束，当时天下税赋的三分之一都用作修陵。为了保证茂陵建造得宏大、结构合理以及艺术美感，在修建过程中征用了3000多名工匠技师，当时社会建筑和艺术类的所有顶级人才均汇集一地，历时53年才修建好了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型帝王陵。

据史书记载，茂陵平面呈正方形，周长140步，封土高度为14丈，陵邑人口1万户，其面积之大、封土之高、陵邑人数之多，均在西汉其他诸陵之上。茂陵周围还有不可胜数的陪葬墓，其东部有名将卫青、霍去病和名臣公孙弘等历史名流的墓葬，西边则安葬着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一面指点江山，一面倾国倾城，无数风流人物的墓葬如众星捧月般围绕着汉武帝的茂陵。

茂陵东侧是守卫陵园的城邑——茂陵邑。陵邑制度是西汉特有的一种陵园建制，在帝王陵寝周围设城市，并迁徙人口居住于此，这些人口在陵邑中世世代代守卫、保护帝陵。茂陵邑的规模为汉代诸陵邑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汉武帝生前三次下令徙民茂陵邑。茂陵邑中的居民有的是达官显贵，有的是文人骚客，有的则是市井之民，形形色色杂居其中，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者董仲舒、素有“西汉文章两司马”的史学家司马迁和文学家司马相如都居住在茂陵邑中。茂陵邑繁花似锦，高官名流如云，宝马香车满路。茂陵的防盗措施

如茂陵这般气势恢弘的大型帝王陵墓，其防盗措施自然也是步步为营，牢不可破。茂陵陵园有两重城墙，陵园内设陵令、寝陵令、园长、门吏等官衙属吏管理陵寝，另外还有5000名士兵日夜守护。

茂陵东侧的茂陵邑是其最保险的安全屏障。这是一个人口多达28万的繁华城镇，每一个人都是汉武帝陵寝的卫士，他们将在此世代生息繁衍，他们的子孙将永远守卫汉武帝灵魂的安宁。

汉武帝的陵寝位于茂陵陵园正中央，其他陪葬墓环绕周围，往日那些开疆拓土、叱咤风云的将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臣拱卫在汉武帝陵周围，永生永世保卫着他们的君王。

为了防盗，茂陵地宫中设置了重重机关。史书记载：“（茂陵）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夜龙、莫邪是上古奇兵，后世便泛指宝剑，这说明茂陵地宫中应该有悬剑、伏弩、伏火等防盗机关，一旦有盗墓者踏入，这些由当时最出色的能工巧匠制造的机关便会启动，企图染指墓中珍宝的人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汉武帝茂陵从内至外，从墓葬设计到陵园陵邑管理无不体现了汉代墓葬防盗的最高水平。那么，茂陵是否会远离盗墓者的阴霾，像汉武帝设想的那样在风雨中安然无恙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盗墓盛宴

耗时半个世纪之久，会集天下建筑名师修建的汉武帝茂陵坚固如磐石，安然不可撼动。汉武帝想到用重重陵邑阻断盗墓者，用机关埋伏扑杀盗墓者，可他没想到这座埋藏了富庶的大汉王朝三分之一赋税的陵园自建成伊始，便进入盗墓者的视野，未待汉室倾颓，便惨遭盗劫。而且盗墓事件屡有发生，连续千年，被盗墓者光顾的次数不可胜数。

相传，汉武帝去世后的第四年，陕西扶风的市上便出现了汉武帝入殓时随葬的玉箱、玉杖。从此，茂陵便开始了它屡经盗窃的千年之劫。

在茂陵被盗史上，规模较大、影响深远、见诸史书记载的盗墓共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汉武帝去世后的100年。西汉末年，西汉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地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农民起义军队是赤眉军。赤眉军来自山东泰山地区，首领为樊崇，因不满王莽的统治，率领100余人揭竿而起。这支军队与朝廷的阴暗腐败势力斗争，军纪严明，然而在进入长安后竟然大肆掠夺，一支农民起义军变质为一群强盗。他们不仅将长安城洗劫一空，还将目标转移向咸阳原上的陵墓，汉武帝的茂陵也未能幸免于难。史料记载，赤眉军未废多少周章便找到了茂陵地宫的入口，大批军士蜂拥而入，一连搬运几十天，也没能搬出墓葬随葬品的一半。这只是赤眉军盗掘茂陵的序曲，后来赤眉军与前来镇压的刘秀军队交手失利，前有敌兵后无退路，粮草将近，军心不稳，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樊崇再次下令盗掘茂陵。这一次，赤眉军轻车熟路，很快摸进茂陵地宫，成箱的珍宝再次被鱼贯运出。

从此，茂陵的大门仿佛向盗墓者敞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盗墓贼竞相光顾，而另一次大规模的洗劫则发生在下一个乱世，东汉末年。那是一个乱世中的乱世，天下盗贼四起，民不聊生，正如曹操诗中所描绘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在这个乱世，军阀董卓无疑是最大的盗贼。董卓的军队进入长安城后，烧杀劫掠无恶不作，长安城险些变成一片废墟。不仅如此，他还下令挖掘汉代诸帝陵墓。董卓手下大将吕布奉命盗掘茂陵，当年劫后余生的珍宝被吕布肆无忌惮地搬运而出，而经历赤眉军洗劫后得到东汉历代皇帝修补的茂陵，再次迎来它命运的顿挫。

茂陵迎来最后一批大的团伙盗墓者是在600多年后的唐末，盗墓团伙的首领就是曾写下著名诗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黄巢。黄巢是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人，本是个读书的书生，因屡试不第，最后流落江湖。其时正值繁荣鼎盛的大唐王朝由盛转衰，巅峰直落，朝廷腐败，地方藩镇割据，战乱不休，民不聊生。这样的乱世正是英雄的用武之地，875年，黄巢在家乡起义，响应当时著名的起义军首领王仙芝。翌年，黄巢与王仙芝部属分裂，领兵2000人北上，成为起义军真正的首领。黄巢的军队所向披靡，所到之处，攻无不克，很快占领了北方大部分地区。881年，黄巢在长安城称帝，建立大齐政权。黄巢以一介布衣起兵，最终攻陷国都长安，一举称帝，究竟是什么成就了他的这番伟业？又是什么支撑起他庞大的军费开支？黄巢本人文韬武略，将士作战英勇，毋庸置疑，这使得他们取得军事上的成功，而要维系整个军队开支，却不是勇敢能解决的问题。黄巢借鉴了古代军阀的经验，初入长安，便下令军士发掘关中地区的汉唐两代帝陵。也许是黄巢军队经验欠缺，他们在盗掘过程中多次碰壁，最后终于成功打开茂陵大门。堆积如山的财宝再次被源源不断地运出，茂陵这座曾经储备了鼎盛帝国三分之一财富的巨大地下宝藏终于濒临盗空。西汉王陵西汉共有11位皇帝，其中9位皇帝的陵寝位于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另外两位的陵寝，位于今天西安市的东南郊。通过考古勘测，在咸阳原确定了9座帝陵。汉代皇陵为帝后同茔不同陵，后陵位于帝陵之东，坟丘小于帝陵。坟丘作覆斗状，墓的四面正中各有一条长斜坡墓道，夯土填筑。每座陵园中都有众多的陪葬墓，如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中有陪葬墓一百余座。陵墓附近一般都有陪葬坑，数量多少不一，长陵中共有培葬坑7个，坑中放置兵马俑；宣帝杜陵的1号陪葬坑中出土套用、金饼、木车等遗物；薄太后（文帝生母）陵中共有陪葬坑20座，坑中出土彩绘陶俑、陶器、珍禽异兽等；位于白鹿原的窦皇后（文帝皇后）陵的陪葬坑则多达37座，坑内出土彩绘陶俑、陶罐以及马、羊、猪、狗、鸡等动物的骨骼。

2000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四方盗贼云集于此，茂陵只能无奈地敞开大门，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盗墓者相继取走它珍贵的陪葬品。茂陵沦为盗墓者的盛宴，在流失其中财富的同时，中国古代的文化宝藏也在悄悄地被蚕食。

生命禁区中的重重黑影——不安宁的楼兰古墓群

最早记录古楼兰的史书是《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中的记载更为详细。楼兰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楼兰北为焉耆、尉犁，南邻且末，东接汉朝敦煌郡。史书称楼兰国为“城郭之国”，可见楼兰不同于中原王朝，它以城市为主体，不是一个农业国。根据唐代名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录，楼兰国笃信佛教，而且是佛教小乘分支。

西汉时，汉武帝派张骞开通西域后，楼兰同其他西域国家一样，开始与中原王朝联系密切。与此同时，汉朝和匈奴之间战事不断。西域三十六国夹在两个强大国家之间，就算委曲求全，也难以两面讨好，这种政治上的局促造成西域国家与汉朝之间或和或战。楼兰地处西域三十六国中心，为中西交通枢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曾两次出兵讨伐楼兰，楼兰战败后遣子为质，称臣于汉王朝。但楼兰不满汉武帝的高压统治，拒绝服从汉朝的命令，汉武帝派人暗杀了楼兰王。汉昭帝时期，汉朝加紧对西域的管理，在楼兰设立了都护府，屯田积谷。东汉时期，由于汉朝实力衰弱，楼兰几度反复。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陷入数百年的分裂，中原王朝无暇西顾，与楼兰等西域国家的交往也随之减少。到了唐代，中原王朝进入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唐王朝对降服的西域诸国采取羁縻管理，楼兰就此成为唐王朝的边陲重镇，这里再次成为战争的焦点。黄沙漫天的楼兰古国，战士们叱咤沙场，马革裹尸。为此，边塞诗人王昌龄写下了千古名篇《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就是这样一个一度繁华的西域城镇国家，在唐代之后却神秘消失。楼兰古国究竟缘何消失？楼兰人去向何处？一个个不解之谜萦绕着楼兰古国，令后人苦思千年而不解。古楼兰消失之谜

关于楼兰古国消失之谜，后世学界莫衷一是，最普遍的一种看法认为是气候干燥导致环境变迁最终使得曾经繁荣的城镇被沙漠吞噬。古楼兰人生存的依仗是沙漠中的绿洲罗布泊，而罗布泊本身是一条可以“漂移”的河。由于横穿沙漠，罗布泊的河床淤积了大量泥沙，阻塞河道，使得塔里木河和孔雀河被迫改道，流向没有阻碍的地势低洼处。没有河水注入的湖，在气候炎热、缺少降水的沙漠中渐渐消失。

水源缺少威胁着楼兰人的生存。随着环境不断恶化，楼兰人只有迁离故土，寻找其他生息之所。唐代之后的文献便再也找不到关于楼兰的记载。楼兰，这个古老的国度就这样从历史上消失了。千年之后，人们只能根据史书上的只言片语，寻觅这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直到有一天，人们再次打破平静的沙漠，蹑踪罗布泊的身影。◆楼兰美女1980年在罗布泊附近出土，距今已有约3800年，是新疆出土古尸中年代最早的一具。经测定，该女子死时约45岁，生前身高1.57米，现重10.1千克，血型为O型。出土时体肤指甲保存完好，脸庞瘦削，高鼻深目，褐色披肩发，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被誉为“楼兰美女”。沙漠中的庞贝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领一支考察队于千年之后第一次踏足古老的罗布泊。他们雇用了当地的维吾尔人艾克迪为向导。考察队几次进入沙漠腹地也未有任何斩获，斯文·赫定已然绝望。离开沙漠时，向导艾克迪发现斧子遗失了，于是他顺原路返回。突然，沙漠中掀起一阵狂沙，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艾克迪眼前，沙漠下隐约埋藏着残垣断壁。艾克迪将这个发现报告给斯文·赫定，斯文·赫定兴奋地返回沙漠，消失千年的楼兰古城便这样极其偶然又似注定一般重现人间。

继斯文·赫定之后，美国、英国、日本探险家也纷纷踏足这块刚刚被惊醒的文明绿洲。探险家们将楼兰古城称为“东方的庞贝城”。

楼兰古城的出现，在重现丝绸之路古代文明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招来了无数心怀不轨的觊觎者。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文物流失最严重的时期，外国探险家打着科学考察的旗号，一次次进入罗布泊，寻找、发掘、抢掠古楼兰墓葬，大批文物被运往海外。1600年前，古楼兰经历了灭顶之灾，20世纪初，古楼兰面临着第二次严峻考验。

1934年4月，一支考察团在楼兰古城旁的一处有水源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距今4000年的墓地。这个墓地是沙漠中的一个小山丘，干尸、保存完好的毛织物散落满地。其中一座墓葬中的墓主人尸体保存完好，这是一位女性白人，很年轻，面目如画，睫毛依旧浓密卷翘，这就是楼兰美女吗？山丘上密集高耸着胡杨枯木。胡杨树素有坚强的美名，号称“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腐”。这个墓地也如胡杨一般，几千年的气候变迁都未能改变它的面貌。这个墓地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小河墓地。

1979年，考古学家侯灿和王炳华带队的考察队在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发现了著名的太阳墓。所谓太阳墓，就是墓葬中间为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边的木桩围成圈，并呈辐射状，看起来就像太阳。经碳14测定，太阳墓距今3800年。小河墓地位于罗布泊的小河墓地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保存干尸最多的墓地。200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启动对小河墓地的发掘。小河墓地位于孔雀河下游60千米的罗布泊沙漠中，东距楼兰古城遗址175千米。墓地所在地点为较高的台地，面积2500平方米，地表高耸着140余根高大的木柱，墓地中部和西侧各有一条木质栅栏。考古学家发掘了33座墓葬，其中服饰保存完好的干尸15具，收集珍贵随葬品近千件。小河墓地中墓葬的葬具是用胡杨树加工而成的枣核形木棺，由于尸体保存完好，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河墓地中埋葬的是有着亚麻色头发的欧罗巴人种。小河墓地中有夸张的生殖崇拜现象，一些墓葬前方树立着高大的木质的男根，这在中国境内可谓绝无仅有。小河墓地的年代为距今3000年，其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难寻类似的墓地。

这些分布在楼兰古城周围的墓葬群是否是楼兰人的墓地？这里埋藏的人与楼兰人又有怎样的渊源？当学者们还在孜孜以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盗墓者也将贪婪的目光投向这些沉睡数千年的墓葬。沙漠中的盗墓贼

楼兰古墓大规模被盗发生在当代。由于罗布泊附近生态环境恶劣，人烟稀少，所以对楼兰遗址的保护工作也很困难，但这却给盗墓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古往今来，全国各地的盗墓者中，活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盗墓者应该是意志最坚韧的。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与艰险，横穿在杳无人烟的沙漠中，面对千篇一律的沙丘，找寻消失的古代文明。这里有专门以盗墓为生的盗墓团伙，他们花高价配置了能够穿越沙漠的汽车，雇佣专业向导，甚至阅读了大量历史、考古方面的著作。他们如此煞费苦心，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楼兰古墓。

1998年，一个大规模盗墓团伙将犯罪目标锁定在楼兰古城。他们开着车深入沙漠，在一个雅丹台地上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型古墓。这是一座距今约2000年的汉代墓葬，墓室中铺着颜色鲜艳的地毯，地毯上的图案是威猛的狮子。古代中原文化中是没有狮子形象的，很显然，这只色彩斑斓的狮子的文化渊源来自西方。可盛放墓主人尸体的棺椁上却彩绘有汉代墓葬及建筑中常见的四神图案。墓葬的墓主人是一位高鼻深目、有着棕色头发的高大男子，尸体上的衣服灿然如新。盗墓贼将墓中的丝绸、毛纺等织物席卷一空。由于木棺太大，不方便带出，盗墓贼将木棺锯成12块，分批带走。

近年最著名的楼兰古墓被盗案发生在2002年。盗墓贼在楼兰古城附近盗掘了十余座大型墓葬，墓主人尸体大多为栩栩如生的干尸，但却遭到盗墓贼的严重破坏，无不肢体残缺。当考古工作者到达现场时，墓室已被盗墓贼破坏得凌乱不堪，残破的随葬品散落满地。巧的是，盗墓贼刚刚逃离盗墓现场，便有科考人员赶来调查，使得这起盗墓案件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便被报告给公安机关。在茫茫戈壁中，公安干警与盗墓贼展开斗智斗勇的追逐，最终，逃窜的盗墓贼被警方抓获，被盗文物也顺利追回。我们祈愿，这个沙漠中的神秘古国能够依旧无恙。

为书稿而盗墓的狂人——大书法家钟繇盗韦诞墓

钟繇，生于战乱的东汉末年，三国时代名士，其人可谓文韬武略，很得曹操器重，官封太尉，爵至乡侯，位至三公，位极人臣，子孙皆封列侯，可谓满门荣宠。在三国这个论门第、尚清谈的时代，钟繇无疑是社会上最负盛名的名流。同时，他还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史书记载钟繇的书法“宗曹熹、蔡邕、刘德升，博取众长，自成一家，尤精于隶、楷”，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并称“钟王”。

就是这样一位朝廷肱股、名流雅士，竟然也干过盗墓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只是他盗墓的原因也颇合他名士的身份——他不是贪图古墓中贵重的随葬品，而是为了一本书法著作——东汉末年书法家蔡邕的《笔势》。

蔡邕是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是名闻天下的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在文学、书法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关于他的很多故事，如听琴、三绝碑、哭董卓等，家喻户晓。蔡邕一生精于书法，是“飞白体”的创始人，《笔势》是蔡邕所著的关于书法理论的一本著作。蔡邕被杀后，这部凝结他毕生书法心得的《笔势》辗转落到曹魏时期一个叫做韦诞的人手中。韦诞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制墨家，擅长草书、飞白体，并自创了“剪刀篆”。

钟繇和韦诞同殿称臣。一次，钟繇到韦诞家做客，看到了《笔势》这部著作。一向仰慕蔡邕的钟繇提出要将这本书借回去拜读，韦诞舍不得将之外借，于是钟繇提出重金购买，结果也遭到韦诞的断然拒绝。钟繇想尽各种办法也没能得到《笔势》，最后竟然气得当场吐血，昏死过去，幸亏曹操及时派人送了灵药过去，才救活了这位嗜书如命的钟繇。从此，钟繇对此事耿耿于怀，发誓一定要得到《笔势》。直到韦诞去世，钟繇认为机会终于来了。这位位高权重的当朝大臣居然不计后果重金雇佣有名的盗墓贼盗掘韦诞之墓，得到了垂涎已久的《笔势》。之后，他发奋研读、练习，终于学习到蔡邕书法的精髓，成为一代书法大家。然而他夜盗同僚之墓的偷鸡摸狗的勾当却成为他一生洗脱不掉的污点，为后人所诟病。盗墓真假知多少

作为三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钟繇工于多种书体，学术界一致认为，钟繇的隶书颇得蔡邕隶书之味。钟繇成名时，蔡邕已然去世多年，钟繇是如何得到蔡邕真传的呢？真的是因为钟繇盗墓得到蔡邕遗书的缘故吗？

钟繇盗墓得蔡邕遗书的故事，见于一本叫做《志林》的书，这本书成书于西晋时期，作者是当时的名士虞喜。就成书时间来看，《志林》成书时间比这个故事并没有晚多少年，可《志林》一书不过是笔记而已，虞喜也不是专攻历史的学者，因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唐人张彦远在一本名为《法书要录》的书中写道，钟繇的书法得传于蔡文姬，而蔡文姬自然是学自其父蔡邕，这种说法似乎更合乎情理。

从时间上看，韦诞卒于253年，钟繇卒于230年，韦诞死时，钟繇早已作古，当然不会出现钟繇盗韦诞墓的怪异之事，《志林》中记载的故事纯属无稽之谈。

钟繇书法效法蔡邕，因此后人牵强附会编造了这个钟繇盗墓的故事，后世人通过考证文献记载，可以给钟繇翻案。但这个故事却说明，在三国那个乱世，盗墓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即便是那些衣冠楚楚的文人士大夫，也有可能是墓地中的夜行人。

大盗横行的乱世——魏晋时的王公贵族盗墓集团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乱世，魏即指曹魏，晋则指两晋，而一般我们将东汉末年董卓作乱视做魏晋时代的开始。

魏晋时期可谓备经丧乱，朝廷腐败，政权更迭，战乱不断，饥荒、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当时百姓饥馑和荒凉，正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加之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过着这种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生活，面对满目疮痍、淡然无光的环境，许多人铤而走险，加入盗墓者的行列。当盗墓成为另一种风行的行为时，人们便不以为耻，窃贼竟也能公然走上庙堂。魏文帝曹丕对此痛心疾首，认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其妻文德郭皇后也说过“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可见当时盗墓活动何等之猖獗。

作为盗墓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魏晋时期盗墓最大特点是盗墓者中多有王侯将相。魏晋是一个军阀并起、豪强割据的时代，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军阀间战火不断，军队数量庞大，所需军费也骤然提高。而由于战乱、饥荒、瘟疫，人们不能安心劳动，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军阀财政收入匮乏，割据一方的豪强们纷纷想方设法广开财源。于是，盗墓这一古老的不需成本而速见成效的敛财之法，为各路军阀竞相采用。

就这样，魏晋时期出现了很多王公贵族盗墓集团。沦为盗贼的王公贵族们

魏晋时期王公贵族盗墓集团的始作俑者是三国时的第一个大军阀董卓。东汉末年，董卓废掉汉少帝，立当时只有9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董卓以拥立之功官拜丞相，掌控国家政权。董卓进入长安后，肆无忌惮地盗掘了两汉帝王陵墓，其中包括汉代诸陵中规模最大、防盗措施最牢固的汉武帝茂陵。可叹两汉四百年，国家未灭而宗庙先绝。董卓生性残忍，无恶不作，盗掘两汉诸陵是他一生中又一个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

继董卓之后，这个时期最著名、最专业的盗墓者出现了，他就是三国时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曹操以将盗墓专业化、产业化而闻名，他首开先河，在军队中设置专门的军官负责盗墓，还形象地给他们取了名字——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曹操经常亲临盗墓现场，指挥盗掘。曹操手下的专业盗墓者发掘的最大墓葬是洛阳芒砀山中的西汉梁孝王墓和其妻李王后墓，获利无数。据说仅此一次盗墓，便养活曹操手下十几万军队三年的开支，盗墓利润之丰，超乎常人想象。

与曹操南北对峙的孙权也是个重量级的盗墓贼，只不过他挖掘坟墓不是为了敛聚财物、扩充军饷，而是为了修建祖庙。孙权执掌江东后，在武昌为其父孙坚修建祠庙，缺少建筑材料，便就地取材，发掘了西汉长沙王吴芮的墓，将墓中石料挖出，重新琢磨，再搬到孙坚的祠庙中。

到了晋代，虽无董卓、曹操、孙权这样大名鼎鼎的盗墓贼，但王公贵族盗墓这一现象却愈发普遍，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都是军事集团的首领，盗墓的主要目的也都是供给军需。在导致西晋灭亡的八王之乱中，效命于河间王司马的武将军张方对赵王、长沙王等司马氏宗亲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打击，在其兵进洛阳之时，纵容手下士兵烧杀抢夺，发掘古墓，最后竟然将晋惠帝与哀献皇后所生之女的墓葬一并盗掘。此外，杜弢、王弥等军事将领也都有过盗墓的经历。

在那个丧乱年代，关于盗墓的文献记载比比皆是，“纵兵盗掠”、“发掘陵墓”等也成为当时史书上最常见的字眼，这是乱世的悲哀。◆董太师大闹凤仪亭此故事见于《三国演义》，董卓撞见吕布与貂蝉在后花园凤仪亭中私会。吕布本为董卓手下一名大将，董卓在盗掘西汉诸陵之前，已命令吕布盗掘了东汉帝王陵。

掘冢成癖的皇子——南朝陈叔陵的病态爱好

陈叔陵，字子嵩，南陈宣帝次子，陈后主陈叔宝的弟弟。少年时曾随父亲入西魏为人质，宣帝继位后被封为郡王。史书记载陈叔陵为人少年老成，骁勇善战，统领军队，独当一面，总督四州军事，成为南陈军事第一人。然而，在陈叔陵刚毅果决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暴戾残忍、贪婪虚伪的一面。他领兵之时对当地大肆掠夺，欺男霸女，草菅人命，而且生活极其腐化，昼伏夜游，寻欢作乐，府中夜夜笙歌。陈叔陵的种种恶行惹得人人怨怼，可偏偏深得陈宣帝宠爱。

陈叔陵有一个古怪的癖好，那就是盗人坟墓。陈国都城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三国时东吴、东晋和南朝时宋、齐、梁也均建都于此，这座六朝古都中聚居着王公贵族、士人名流，因此城外有许多贵族墓葬。史书记载，陈叔陵经常带着手下在建康郊外游玩，如果发现比较大的或名人的墓碑，他就会驻足赏玩，然后下令把那座坟墓挖开，将墓中值钱或是稀罕的随葬品席卷一空，有时甚至会将墓中名人的尸骨带回府中。

陈叔陵所盗之墓多为名人墓葬，一来六朝时期的名流皆为士族，家中富庶，墓葬中的随葬品大多都是珍宝，二来盗取名人墓葬可以满足陈叔陵变态的猎奇心理。陈叔陵依仗父亲的宠爱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建康周围的墓葬几乎被他盗掘一空，可是有这样一座墓，陈叔陵虽然觊觎多年，却始终不敢轻易染指，这就是一代名相谢安之墓。名相之墓惨遭洗劫

谢安，东晋时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早年隐居，直到40岁才出仕，历任高官，直至宰相。383年，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战争之一淝水之战爆发了。这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东晋以8万兵马击退前秦80多万军队，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其指挥者就是当时的东晋宰相谢安。淝水之战延续了南北方对峙的局面，也延续了这个士族门阀的时代，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谢安是魏晋名士的典型代表，魏晋风流及其光华思想的闪烁在谢安的身上尽显无遗，他将士族和名士两种身份完美地结合，演绎了乌衣巷的华美和那个时代的风流传奇。

谢安的墓葬位于建康城外的梅岭。谢安身为名士，志向高远，气节高尚，当政期间正直廉洁、守身持重，还修明政治，因此深受东晋百姓的爱戴，甚至之后的宋、齐、梁、陈诸国百姓也常常为之扫墓护坟。

碍于谢安的名望和其在建康一带的影响，陈叔陵这个以盗取名士墓葬而闻名的盗墓狂人也只能望之兴叹。谢安墓的朝向与当时建康城外多数墓葬坐北朝南不同，这座墓葬方向朝北，寓意北望中原。虽然时过200余年，可谢安墓依旧完好如初，出于对谢安的尊敬，盗墓者们均绕道而行。可残忍贪婪的陈叔陵却不顾这些，终于，他等到一个机会。579年，陈叔陵的母亲去世，陈叔陵看上谢安墓所在的梅岭这块风水宝地，打着安葬母亲的孝子旗号，发掘了谢安墓。

陈叔陵好不容易突破当地百姓的阻挠，如愿以偿地打开了垂涎已久的谢安墓，却发现墓中只有笔墨衣物等随葬品。原来，谢安为官清廉，不敛取财物，且为人豁达，不以身后事为念，因此墓葬中没有值钱的随葬品。满以为会斩获颇丰的陈叔陵失望之余竟将无明业火发在谢安骸骨之上，将骸骨扔掉。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谢安一生高洁，自有百姓为他收拾骨骸，重葬长兴三鸦岗，而暴虐的陈叔陵却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作乱被杀，最终尸骨无存，这个盗墓者终于在政坛上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罪行罄竹难书的盗墓者——几乎盗尽关中十八陵的温韬

唐代被誉为中国古代最鼎盛的时代，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有唐一代独领风骚。与唐代的繁荣鼎盛相对应，唐代崇尚厚葬，唐代大墓无不装饰精美，奇珍异宝藏满其中，尤其是唐代帝陵，陵园恢弘，雄伟瑰丽，气势磅礴。这些帝陵皆是设计巧妙，巨石林立。

唐代自建国以来，历21朝，凡290年，其中女皇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夫妻合葬，所以唐代共有帝陵20座。除了唐末被朱全忠挟持至洛阳的昭宗李晔葬在河南渑池的和陵，哀帝李葬在山东菏泽的温陵，其他十八座唐陵均坐落在关中地区。这些陵墓分布于渭河以北的礼泉、乾县、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六县境内，东西绵延100余里，以长安为中心，呈弧形展开，与巍峨的秦岭遥遥相望。由于这十八座陵墓均位于关中地区，所以后人将这些唐陵称作“关中十八陵”。关中十八陵各据一山，因山起陵，或封土为陵，或凿山为陵，有的山势险要，曲折蜿蜒，有的峰回路转，难觅行踪，动辄百里之广，无不固若金汤。

然而，就是这样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关中十八陵，却在唐代刚刚灭亡后的五代梁时期，被盗掘了整整十七座，除武则天和唐高宗的乾陵外，竟无一幸免！这个在盗墓史上留下了七年盗掘十七座皇帝陵墓的“天才”盗墓者就是温韬。

温韬，五代时梁国人，祖籍京北华原（今陕西耀县），出生在大唐王朝风雨飘摇的末日。也许是为了附会温韬后来盗墓成狂的恶行，后世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温韬出生之时，有匪星陨落在嵯峨山。嵯峨，东与九山向望，而九山就是唐太宗昭陵的所在之处，其南渭水如练，其北黄土高原掩映在巍巍苍山之间。当时就有人预言，匪星降临，昭陵，甚至所有唐代帝陵即将面临灭顶之灾。果不其然，这个荒诞不经的预言在温韬担任长安行政长官时应验了。

温韬其人性格反复无常，朝秦暮楚，年轻时候就在家乡为盗，最初走上仕途时，在唐末保驾功臣李茂贞手下为将，后来投降了后梁，曾担任耀州、崇州、裕州等地节度使。在担任耀州节度使的七年时间内，温韬挖掘了关中十八陵中除了乾陵之外的十七座皇陵，敛取陵中无数金银珠宝。《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温）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资治通鉴》也有类似的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郡，唐帝诸陵发之殆遍。”嵯峨山临近唐太宗昭陵，而雍州即是关中地区。《资治通鉴》又记载：“（后周太祖）屡诫晋王曰‘昔吾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唯多藏金玉故也’。”这一记载不仅坐实了温韬盗墓之事，也说明温韬盗墓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赤裸裸的抢劫财物。天可汗陵墓被盗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最富盛誉的封建帝王之一，文治武功古今绝伦，西北各族首领尊他为“天可汗”。

唐太宗虽然向天下昭示了薄葬的心愿，却偏偏在九山这座巍峨起伏的峻山上历时13年修建了雄伟壮丽、地宫“闳丽不异人间”的昭陵。昭陵陵园占地面积2万公顷，周长60千米，目前发现的陪葬墓共194座，墓主人都是唐太宗一朝的皇室贵胄、公卿将相。

然而，唐代刚刚灭亡，昭陵便在温韬手中惨遭洗劫。《新五代史·温韬传》中记载：“而昭陵最固，（温）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温）韬悉取之，遂传民间。”这段文献描述了温韬盗掘昭陵的详细过程，温韬是通过墓门进入昭陵地宫的。据记载，昭陵从埏道到地宫深七十五丈，约250米，温韬一路而下，可谓工程甚伟。昭陵地宫中除了名贵的珠宝外，还有许多前代著名书法家，如钟繇、王羲之的墨宝。温韬不仅取走了墓中金银，还顺手牵羊偷走了名家真迹。其中最富传奇色彩也最受世人关注的，首推晋代王羲之的《兰亭序》。

王羲之素有“书圣”美誉，《兰亭序》是其代表作，在书法史上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本人也十分钟爱《兰亭序》，将之传于后人，直到第七世孙王法极出家，圆寂后将此瑰宝传给王姓以外的人，也就是他的弟子辨才和尚。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尤其仰慕钟繇和王羲之，多次向辨才求此书而不得。为了得到《兰亭序》真迹，这位叱咤风云的帝王竟然使出了下流伎俩，让监察御史萧翼去偷《兰亭序》。萧翼装成一个落魄书生，寄居在辨才所在的永欣寺，很快骗得辨才的信任，渐渐套出了辨才藏《兰亭序》的地方。于是，萧翼趁辨才不在的时候偷走了《兰亭序》，将之献给李世民。辨才知道后气得吐血身亡。李世民对王羲之推崇备至，遗命将《兰亭序》随葬昭陵。从此，代表中国行书最高成就的《兰亭序》永绝人间，再没有人能够一睹它的风采。

似乎《兰亭序》在温韬实施的这起性质恶劣的盗墓事件中得以重见天日，然而，传于民间的王羲之墨宝中却不见这幅王羲之本人都颇为得意的《兰亭序》。据记载，温韬在盗墓过程中详尽记录了他盗取的包括书画在内的每一件宝物，可记录中偏偏不见《兰亭序》。那么，《兰亭序》是否真的被温韬盗走？对此，学者有另外一种善意的推测。唐太宗去世后并没有将《兰亭序》随葬，理由是继位的唐高宗李治本人也是个书法迷，他将这幅稀世珍宝据为己有，死后陪葬在自己的陵墓中，也就是说，真正的《兰亭序》如今还静静地躺在乾陵之中。当然，这种猜测同时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就算《兰亭序》尚且安然，可它就真的无恙么？经历了1000多年的岁月侵蚀，不知《兰亭序》面目如何。◆《兰亭序》摹本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为王羲之33岁时的得意之作，历代学书法者几乎无人不临摹。《兰亭序》的摹刻本和翻刻本极多，最著名的要数定武摹本和神龙摹本。唯一的幸免者乾陵

温韬几乎盗尽唐代关中十八陵，其中只有一座陵寝幸免于难，那就是女皇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乾陵。

乾陵位于今山西省乾县北梁山的主峰之上，唐高宗李治死于683年，下葬乾陵。22年后，武则天病逝，遗命“庙、归陵，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于是，乾陵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皇帝合葬陵。乾陵气势雄浑，号称“关中十八陵之首”，仅神道部分就长达4千米，地面石刻雕像无数，无不显示着大唐帝国的鼎盛辉煌。

同样是在《新五代史·温韬传》中记载：“惟乾陵，风雨不可发。”宋代学者程大昌的《考古编》一书对此事也有叙述：“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辄有风雨。”原来乾陵得以保存，还要感谢上天的帮助，也许是在温韬盗掘乾陵时天气突然发生变化，风雨大作，迷信鬼神的古人当然不敢继续造次。就这样，乾陵才从无良盗墓者的利斧下幸免于难。

其实，乾陵本身的防盗措施做得也很到位。史料记载，“（乾陵）玄厥石门，冶金固隙”。据专家推测，乾陵墓门之处至少横亘了3000余块石条，石条间均用铁水浇灌，可谓固若金汤。开启这样的墓门对盗墓者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

温韬几乎盗尽关中十八陵的行为不仅使他成为无可争议的古今盗墓第一人，也使许多珍贵文物遭到灭顶之灾。温韬，这个贪婪的盗墓者注定要将名字耻辱地留在历史上。

金玉尽出，骸骨弃野——傀儡皇帝刘豫疯狂盗掘北宋王陵

刘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家中世代为农，他却从小读书，最终通过科考踏上仕途之路。但刘豫为人品行极差，年轻时就偷窃过同学的衣物用品，做官不久即遭弹劾，若非当时的皇帝不想宣扬这件丑事，刘豫早就被罢官了。经历了这件事情，刘豫非但没有反躬自省，感谢皇恩浩荡，反而在金兵入侵的第一时刻不顾国家安危，弃官避乱。后来，刘豫在做济州知府时，竟然为了私人恩怨而举一州军民投降金兵。

金兵大举南下，俘虏了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北宋从此灭亡。继位的高宗赵构举国南徙，迁都临安，史称南宋。为了有效统治中国北方地区，金人在北方设立傀儡政权，以“宋人治宋”的方式对北方实行管理。而这个被选中成为傀儡皇帝的人就是刘豫。在刘豫投降的当年，金国册封刘豫为皇帝，国号大齐，建都大名府，后迁都汴京。

刘豫僭越皇位期间，帮助金人镇压北方的抗金斗争，岳飞、韩世忠的抗金都曾遭到刘豫的阻挠。刘豫为世人所不齿，就连扶植他的金人也瞧不起他。金人册立刘豫为皇帝只是为了利用他，一旦刘豫不能完成金人交给他的使命，金人就会无情地抛弃他。

随着刘豫日益强大，金人开始猜忌并计划铲除他。在刘豫僭位的第八年，金人废掉了这个没有利用价值的傀儡皇帝。刘豫郁郁终老，结局悲惨。巩义八陵惨遭浩劫

刘豫不仅甘当敌人走狗，背叛宋朝，更可耻的是，他在位期间竟然率众盗掘了北宋皇帝的陵寝，在极其重视死后丧葬的古代，这种行为简直不忠不义，令人发指。

以盗掘帝陵冠绝盗墓史的温韬七年之内盗掘了关中的十七座唐陵，刘豫则紧随其后，在八年期间盗尽了所有北宋皇陵，堪称盗掘帝陵第二人。

北宋时期共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九位皇帝，其中徽宗和钦宗在靖康之难中被金兵劫持到北方，最后埋骨他乡。其他七位皇帝都安葬在今河南省巩义市，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追尊其父为宣祖皇帝，并迁葬巩义，所以巩义就有八座北宋帝陵，号称“七帝八陵”，也叫做“巩义八陵”。

巩义八陵位于今河南省巩义市西南部，此处为北宋东西两京往来的必经之地。陵墓所在之处山峦叠翠，蜿蜒起伏，南傍嵩山之绵长，北倚邙山之风水，伊洛两河贯穿其间，东穹西垂，南高北低，望之隐然有帝王之气。

巩义八陵由四个陵区组成，周围葬着皇后、皇室子孙、名臣将相。

北宋是个崇尚薄葬的朝代，也许是唐代刚刚灭亡，其关中十八陵便险些被盗殆尽的惨痛教训刺激了北宋诸帝，他们纷纷提倡薄葬。加之北宋是中国丧葬文化形式转变的时期，从北宋开始，人们逐渐把丧葬的重点转移到“丧”上，而“葬”的方面多少有所精简，因此北宋帝陵远不及唐代帝陵气势恢弘。

但所谓薄葬，也只是相对汉代、唐代而言，作为皇帝陵寝，其气势规模，不问可知。北宋帝陵的修建也是穷一国之力，汇总天下能工巧匠的智慧，精心设计建造而成。所谓“事死如事生”，巩义八陵的气派丝毫不逊色于皇宫殿宇。据史料记载，修建宋仁宗的永昭陵时调集全国工匠、民夫不可胜数，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丝绢250万匹，耗费占当时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修建哲宗的永泰陵时，共用石材27600块，动用工匠4600人。

宋陵无论从规模还是气势方面都远不及唐陵，但殿宇楼阁鳞次栉比，石刻雕塑栩栩如生，陵区内树木长青，郁郁葱葱。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座耗资巨大、建造精美的大型皇家陵园，却在短短八年间被盗一空，焚烧殆尽。更可悲的是，它们不是亡于敌国之手，也并非毁于后世盗贼，而是被这个朝代曾经的臣子刘豫盗掘，取尽珍宝，甚至将皇帝尸骨暴尸于野。这件事惹得天怒人怨，刘豫也遭尽世人唾骂。只为钱财，不顾仁义

最早觊觎巩义八陵的是金国元帅粘罕。粘罕率军进入河南后看到北宋帝陵巍峨壮美，金碧辉煌，便生出盗墓的念头，但当时北宋朝廷尚在，粘罕不敢公然盗掘皇陵。为了掩人耳目，他非但没有立即盗墓，反倒禁止军士抢掠陵庙中的器物，并准备祭品，派人祭吊永定陵和永昭陵。

宋廷南渡之后，粘罕立刻露出贪婪的面目，下令发掘宋陵。首先遭劫的是皇陵的地面建筑部分，下宫、献殿中的金银器皿、古玩字画、珠宝玉器无一幸免。当地面财物被抢劫一空后，金国军队又打开宋哲宗的地宫，将随葬的珍宝席卷一空。

为了在政治上打击宋朝，粘罕的军队在抢劫财物的同时，还将宋哲宗的尸骨从棺椁中拖出，暴尸荒野，以此来断绝宋朝国本。

后来，南宋派三京淮北宣谕使方庭硕到巩县谒陵，考察情况。方庭硕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狼藉满地，宋哲宗的尸骨散落地上。方庭硕心痛不已，脱下外衣盖在宋哲宗尸骨上，回到临安后，他声泪俱下地向宋高宗描述祖陵情况。于是宋高宗派遣河南镇抚使翟兴父子及岳飞等攻打河南，驱逐金兵，修复陵园。但很快，收复的失地又被金兵占领，宋陵也就再遭劫难。北宋巩义八陵北宋的八座帝陵位于今河南郑州、洛阳之间，北临黄河天险，南为佛教圣地嵩山的少室山，东为挺峻的青龙山，群山险要，横亘延绵，是绝佳的风水宝地。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以及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宣祖皇帝，一共八位帝王葬在这里，徽宗和钦宗则因靖康之难被金人掠劫到北方，客死他乡，没能安葬祖坟。巩义的北宋陵区，北起孝义镇，西至西村，面积约有三十多平方千米。由于北宋时期皇帝的陵寝都是在皇帝死后才开始修建，因此巩义八陵都是在七个月之内竣工，其规模远远比不上唐陵。北宋帝后不同陵，皇后陵寝位于帝陵的西南，规模略小。陵墓方向坐北朝南，皇陵平面呈正方形。

金兵占领北方地区后，扶植刘豫为傀儡皇帝。之后，大批金兵撤出宋境，回到金国。金兵撤退后，刘豫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的盗墓行动。据史料记载：“刘豫僭立，见兵士卖陵中玉碗，即置淘沙官，再发河南山陵及发民间无主坟。”由此看来，刘豫盗墓完全出于对粘罕盗墓获得暴利的向往。

刘豫的这次盗墓主要针对粘罕曾经盗掘过的墓葬，但这次盗墓却比粘罕更彻底、更嚣张，直至盗尽巩义八陵。

为了攫尽陵中财富，刘豫居然效法三国时曹操，设置了专门的官员指挥、管理盗墓事宜，只是这些官员的名称比较含蓄，不像曹操的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一语道尽用途。刘豫将这些专司盗墓的官员称为“淘沙官”，他先后任命谷俊为汴京淘沙官，负责盗掘汴京附近坟墓；其子刘从善为河南淘沙官，盗掘洛阳、巩义一带山陵及坟墓。

一时之间，盗墓之风骤起，上至皇陵，下到普通百姓的小墓，无一幸免，尸体骸骨被四处丢弃，令人不忍卒睹。为了消灭罪证，这些淘沙官在盗墓之后会放一把大火，将墓上的狼藉焚烧得不剩一丝一毫。

对于不同的墓葬，刘豫有一套独特的盗墓方法。如果是小墓，就采用大揭盖的方式打开古墓，也就是说铲平墓上的封土，直接向下挖，将墓顶揭去，使整个墓室裸露，这个方法方便敛取随葬品；对于大墓或者是皇陵，则从陵墓的一侧挖盗洞，盗墓的人顺洞爬到墓中偷取随葬品。

在盗墓行动中，刘豫敛取了大量财富，并将这些不义之财用在了扩充军队、镇压抗金上。

文物的流失不可挽回，坟墓被毁的悲痛无法抚平，刘豫不仅仅是南宋朝廷的罪人，也是华夏文明的罪人。

宋代私盗的代表——盗墓名人朱漆脸

刘豫盗掘北宋巩义八陵的行径极大地刺激了北方盗墓者的贪欲，而五代以来兴起的金石收藏之风也为盗墓者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于是，四方盗贼如同蚁聚，一时之间盗墓成风。

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在京城皇宫的万岁殿中离奇驾崩，遗命安葬洛阳巩义。宋代皇帝陵寝都是在皇帝去世后才开始修建的。赵匡胤的陵寝叫做永昌陵，兆域4000亩，遍种松柏环绕陵园，郁郁葱葱，故名“柏城”。神道两旁石刻林立，浑厚古朴，又不失精致细腻。永昌陵的封土至今仍残高21米。据史书记载，地宫中埋藏着大量价值连城的随葬品。

早在刘豫僭位期间，永昌陵便已遭隳突。但作为帝陵，永昌陵庞大的地宫内所藏的无数金银珠宝岂是一朝一夕间能够抢掠一空的？因此，这便注定了后世盗墓者还要再度进入永昌陵。而下一个盗墓者并没让永昌陵等候太久，这个人就是洛阳著名盗墓贼朱漆脸。

在众多的“私盗”中，朱漆脸在洛阳一代颇有名气。他率领手下人将洛阳附近大大小小的古墓几乎盗尽。一次次的得手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一般的小墓难以满足他日渐膨胀的贪欲，他思量再三，竟然将目标定在了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朱漆脸”的来历“朱漆脸”并非本名，而是诨号，其来由也和盗墓有关，还颇有些传奇色彩，见于元代学者丁传靖的《宋人轶事汇编》一书中。

朱漆脸在盗墓者中也算资历深厚，他经过一番详细勘察后，制订了盗掘永昌陵的计划，带领手下人顺利地打开地宫，进入墓室。永昌陵虽然遭遇过刘豫的洗劫，但刘豫并未打开赵匡胤的棺椁，因此，当朱漆脸见到石床上安然如初的棺椁时，心中一阵狂喜。

朱漆脸指挥手下打开棺椁，无数价值不菲的随葬品映入盗墓者的眼帘。当盗墓者们收敛尽覆盖在赵匡胤身上的随葬品后，这位戎马一生的开国皇帝的尸体暴露在人们面前。虽然经过几百年，可由于防腐措施得当，赵匡胤的尸体并未腐烂，宛若未死。他的腰间系着一条晶莹剔透的玉带，经验丰富的朱漆脸一看便知道这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便想方设法地要得到这条玉带。然而由于尸体僵硬，棺内空间又比较狭小，朱漆脸和他的同伴们用尽各种方法也没能挪动赵匡胤的身体取走玉带。

最后还是朱漆脸想到一个办法，他找到一条绳子，一端绑在赵匡胤尸体的肩膀上，一端系在自己腰间，他跨骑在尸体上，试图用腰部的力量将尸体拉起来。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朱漆脸甫一发力，赵匡胤的尸体便被拉了起来。便在这一刻，一个所有人未曾预料到的意外发生了。

就在赵匡胤“坐”起来的一瞬间，尸体的嘴巴突然张开，一股黑色黏液喷射出来，不偏不倚正喷在朱漆脸的脸上。朱漆脸惊得失魂落魄，以为是防盗的毒液，可是过了很久，他也没有中毒症状，便渐渐放下心来。但是这黑色的黏液粘在脸上后却无论如何也清洗不掉，于是“朱漆脸”的名字便流传开来，久而久之，人们也就渐渐忘了他原来的名字。

其实，古代大型墓葬中都有各种各样的防盗措施，下葬前给尸体服剧毒也是方法之一。当盗墓者搬动尸体时，腹腔中的液体受挤压喷射而出。因年代久远，毒液早已不毒，却还是能够灼伤人的皮肤，“朱漆脸”就是这样形成的。

丧心病狂的盗墓——杨琏真珈盗南宋六帝墓

在盗墓盛行的时代，人们无视法纪甚至道德伦理，为了个人的利益纷纷做起盗贼，这些人中甚至还包括那些本该吃斋念佛、修行祈福的出家僧人。尤其在元代，僧人盗墓的事件，甚至可以见诸正史记载。这些盗墓僧人中最有名的是大举盗掘南宋帝陵的僧人杨琏真珈。

杨琏真珈是元代番僧，所谓番僧就是吐蕃的僧人，又被称为西僧。元代皇帝笃信藏传佛教，经常会封西藏的大喇嘛为国师，杨琏真珈便是深受元太祖忽必烈重视的西僧。1285年，杨琏真珈被封为江南释教总摄，总管江南地区的佛教事宜，权力之大为南方僧人之首。可是杨琏真珈并未潜心修行，一心向善，替朝廷管理好佛教事务，相反，他无德无行，穷骄极淫，坏事做尽，最后竟然丧心病狂地盗掘坟墓。据记载：“（杨琏真珈）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即使经验丰富、以盗墓为生的盗墓贼一生也难以发掘数量如此之多、规模如此之大的墓葬。南宋帝陵的掘墓人

杨琏真珈最初盗掘坟墓也只是贪图墓中的随葬品而已，可渐渐地，普通大臣墓葬已经不能满足他日益膨胀的贪欲，于是这个不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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