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中原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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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全传试读：
前言
黄埔系，是指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掌权者。黄埔军校学生很多，大陆时期共有23期之多。其中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生。在这一期学生毕业前夕，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11月底国民党政府和各机关迁往成都，军校也前往。在成都解放前夕，军校学生已无法进行毕业典礼，毕业后也没有去处，只好在第2总队总队长李邦藩的指挥下，随胡宗南部撤往西昌。逃跑途中，在大邑附近，被解放军包围，23期生中有不少人被打死和俘虏，李邦藩死于流弹。也有不少23期生幡然醒悟，投入人民怀抱。余部在胡宗南部被消灭后自行解散。
黄埔军校共有23期，有学生数万人，但是在国民党军界中只有前6期最有地位和影响，大陆时期的黄埔系骨干大部为前6期生。尽管前6期处在大革命时期的紧张时刻，学习不系统，军训不正规，学制也不一致，学习时间甚至不如后来各期的短训班，但是前6期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和势力。在黄埔学生中表面有蒋介石所说的“黄埔精神”的将领很多，可以说到国民党在大陆的大失败前夕，中央军中的营团长以上军官，大部分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多少人任过中、高级军事指挥、领导职务，计不胜计，因为档案保存不全，不易说清楚，但出名者不少。准黄埔系、黄埔系，组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框架，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所有军事任务，主要由这二系完成。
二、在广州，政治权力巩固
从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到建立南京政府，蒋介石完成夺权过程费时不过3年，这是因为第一次国民革命高潮和北伐，为蒋介石借组织国民革命军之际、发展实力提供了机会。孙中山过早逝世，造成国民党内上层权力重新组合，为蒋介石各个击破、夺取最高权力提供了机会。
(一)大革命的兴起和孙中山的逝世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于大革命期间，究其原因，一是有发展实力的条件，二是缺少遏制蒋介石蜕变的有效力量，孙中山过早逝世，国民党内乱开始，蒋介石趁乱夺权。
在国共两党领导下，第一次国民大革命进入新的高潮。在南方国民革命影响下，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胡景翼等人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中央政府，并且电请皖系头目段祺瑞：“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日就职(国民军大元帅和临时执政)”。10月25日，冯将军等人就联名通电，欢迎孙中山北上出任新政府的领袖。电报说：“先生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祈即日北上，指导一切。”27日孙中山回电表示：“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谁鉴及。”11月1日，冯玉祥又致电孙中山：“一切建国方略，尚赖指挥，望速命驾北来。”孙中山也于11月4日和7日两次回电，表示“数日之后，即轻装北上，共图良晤”，“与诸兄协力图之”。被冯玉祥将军等推出来主持北洋政府的段祺瑞，也派出代表许世英专程南下广州，迎接孙中山北上。
11月4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任代元帅，任命谭延闿主持大本营事务和北伐军事。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和废除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3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及随行人员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陈友仁、朱和中、李烈钧、喻毓西、邓彦华、黄惠龙、马汀、黄雅觉、马超俊和张乃恭等，登上永丰舰，在俄国军舰“波罗斯基号”的护航下前往香港，途中他们最后视察了黄埔军校。
不知是有预感，还是出于尊重，蒋介石和黄埔军校方面以军校最高礼节——阅兵仪式，迎送总理。孙中山在检阅黄埔军校学生时对蒋介石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未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成，则可以死矣。”(《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371页)
第二天从香港换乘日本“春阳丸”号邮轮前往上海。孙总理的话不幸言中，此行竟成永别，也是他和蒋介石最后一次会面。
17日到上海，一星期后启程，考虑到军阀割据下的北方交通和安全不能保证，决定放弃陆路，转道日本，乘用日本“上海丸”号轮经日本去天津，28日到达神户，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日本。12月4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到达天津。由于途中感冒，使得他本来有病的身体更加虚弱，病情迅速恶化，不得不把原定12月22日进京的计划推迟到31日进行。
孙中山扶病进京后，1925年1月17日，发表《复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主张电》，坚决反对段祺瑞已经决定放弃国民会议、包办“善后会议”的主张，并提出了两项补救办法：一是“善后会议”应加入人民团体代表；二是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但最后决定权归之于国民会议。面对段祺瑞决意召开“善后会议”孙中山还和中国领袖李大钊等人联名倡导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
到北京后，孙中山先住在北京饭店，不久把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住宅作为行馆。1月25日以后，他的病情加剧，体温高低不定，到了25日已不能正常进食。第二天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发现是肝癌已转移，只是把腹腔缝合。2月18日，在刘院长认为孙中山已无治愈希望后，搬回铁狮子胡同行馆，改用中医保守疗法治疗。
2月24日，孙科、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经宋庆龄同意，出面敬请孙中山留下遗嘱。3月11日上午，孙中山又一次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接受医生的建议，签署遗嘱。遗嘱分为《总理遗嘱》、《致苏俄遗书》和《家事遗嘱》三份。分别提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此目的，须必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希望不久之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余因尽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孙中山签字后，孙科、戴恩赛、邵元冲、吴稚晖、何香凝、戴季陶、邹鲁、宋子文、孔祥熙签字证明。
签完遗嘱后，孙总理不无预感地对护士说：“谢谢你，你的工作快完了！”据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在重病中说：“现在军事方面完全要靠介石同志了。”她说：“在总理未死之前，似曾将一切党务、政治、军事中心付托汪(精卫)、蒋(介石)、廖(仲恺)同志，前一月，我曾与孙夫人(宋庆龄)谈过此事。”(何香凝：《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日数日前的感想》)处于弥留之际的孙中山，还在考虑南方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他希望汪精卫、蒋介石、廖仲恺、胡汉民等人能继承他的遗志，实现他的遗愿。只是孙总理没有想到，接下来的是国民党上层胡、汪、廖、蒋相互间的政治厮杀，而事过不久，胡、汪、蒋三人则公开背叛他的政治主张。
第一章 来自江山的打流少年
江山戴氏
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浙江西南边界、赣闽交界处的新安江源头的江山县是他的家乡。
据说江山戴家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戴圣的后代。从戴圣到戴笠之间，戴家历代的显赫人物还有东晋的大学者、雕塑家、画家戴逵；唐朝的右仆射(相当于右丞相)戴至德；元朝的秘书修撰戴安德；清朝的武德左射骑戴启明等。
在汉晋时期，戴氏家族的祖先曾居住在河南商丘、安徽宿县一带，唐宋时代迁徙到安徽休宁县，在灾难重重的元明过渡时期，戴氏家族迁徙到了浙江的龙游县。
戴家落户仙霞岭附近的江山县是戴笠曾祖父戴启明时的事。戴启明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被封为武德左射骑后，择吉日良辰荣归故里，成为当地的地主和高利贷。但是，戴家并没有青云直上，过上达官贵人的生活，而是依然住在小山村里。戴启明对此并不满足，他渴望大富大贵，于是向很多风水先生询问发家之法。一天，门上来了一位算命先生对他说：“仙霞岭山麓的硖口镇保安村有王者之气，得此地者必富贵。”
仙霞岭位于闽、浙、赣边境，世称“东南锁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南端的枫岭关既是闽浙的分界之处，也是浙西南的交通要道，山势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仙霞岭层峦叠嶂，最高峰达1413米。山上怪石嶙峋，山脉曲折蜿蜒，老树古藤不计其数，而且山间有水，相映成趣。
戴启明对风水先生的话深信不疑，厚谢来人。不久，便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桢奎、顺旺、大猷，从浙江龙游县举家迁居保安村落户。其二子戴顺旺便是戴笠的祖父。戴笠28岁时，在为《仙霞戴氏宗谱》作的序中满怀感激之情写道：“……我公卜此间为发祥地，遂移而就居焉。燕翼贻谋，以似以续，不数传而苗裔渐蕃，建祠开族。商人郊翼而宗汤，周人祖文而宗武，饮水思源，我启明公实保安发族之始祖也……”
迁居保安后，戴启明广置田产，很快就成为江山县的大地主。戴顺旺和父亲一样，也因效忠清朝政府得到晋升五级的荣誉。他利用自己的官职，一面放高利贷，一面广置良田。他在保安置办了二百余亩良田，开办了一系列产业，并获得了种茶、收木材和在附近采矿的权利。尽管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戴家在当地也是数一数二的人家。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家产传到戴笠父亲戴士富时，就只剩下数十亩山地。戴家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破落户。戴士富受社会的影响，从小尚武，年轻时考中了武秀才，曾在衙门任职。后来，舞枪弄刀已不受清廷重视，戴士富空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他辞职回乡，自甘堕落，嫖娼赌博，靠经营几十亩山地的佃租收入为生，家产全被变卖了。
戴士富本有一个妻子，但是她生下一个女儿后，不久就病逝了。戴士富因为名声不好，已经年届三十，却没有人愿意为他张罗婚事。只得了一个孙女的戴顺旺开始着急了。在戴顺旺的百般央求下，他的好友，保安乡太学生蓝兴旺终于答应把女儿蓝月喜嫁给戴士富。
蓝月喜生于1875年，受家学熏陶，熟读《三字经》、《女儿经》、《朱子家训》、《名贤集》等书。蓝月喜生性温和慈祥，手脚勤快，且勤俭能干，颇有治家的本领，是远近闻名的好姑娘。这样一个女姑娘嫁给好吃懒做的戴士富，乡亲们都很婉惜。但是，蓝兴旺觉得戴士富虽然懒，也是一表人才，读过书也习过武，不会辱没了女儿，此外戴家还有几十亩田地和一片竹林，女儿嫁过去也不会受穷。
蓝月喜是一个传统的女子，虽然听村里传言戴士富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但是还是遵照父母之命嫁给了他。戴士富为能娶到这样一个姑娘喜出望外。当时，戴家雇着三四个长工，养着几匹骡马。在蓝月喜的精心持家之下，戴家倒也算得上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戴士富的第一个儿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呱呱坠地了。
戴士富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祖训。听到儿子的哭声，他激动得双眼溢满了泪水。他翻开《仙霞戴氏宗谱》，在自己的名下写上：“长子，名春风，字子佩，号芳洲，生于清光绪丁酉四月二十七日酉时(1897年5月28日下午6时)。”这个孩子就是戴笠。
戴士富死的时候，戴笠才6岁。戴士富死后，戴家剩下孤儿寡母，日子过得更加窘迫。戴士富的放荡和残缺的家庭使戴笠养成了顽劣的性格。幸好戴笠有个好母亲，他才没有走上堕落之路。蓝氏孤寡一人，不但支撑起了门面，含辛茹苦地把三个孩子都拉扯长大，还让戴笠兄弟上了学。戴母希望两个儿子接受教育后，能有所成就。为了戴氏子弟有朝一日能够光宗耀祖，蓝月喜做好了舍弃一切的准备。
生活在边远山村的人们还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整个中国大地却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局动荡中。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政治腐败，国库亏空，鸦片流入，军队毫无战斗力。西方列强都想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分一杯羹。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清政府签下了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整个中国正在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这一切对保安乡的村民来说，似乎非常遥远。时局的动荡并没有太多地影响他们的生活。闭塞的环境使他们能够享受暂时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然而，时代的洪流滚滚而来，每个人的命运都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保安乡的少年才子
不得不承认，戴笠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子，无论是在母亲的指导下读书认字，还是为自己的淘气玩乐寻找借口，他敏捷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有时连大人都难以应对。
一次，他领着小伙伴去自家二伯地里偷蚕豆，二伯找上门来问罪，他振振有词地辩解说，自己是从自家“拿”蚕豆，而不是“偷”。“爹死的时候，二伯还把我们家的红木桌子搬走了，那都不能叫偷，我拿了二伯一把蚕豆，怎么就是偷了呢？”戴笠这一番绵里藏针的话一下戳到了二伯的痛处，二伯仓皇离去。戴蓝氏看着得意洋洋吃蚕豆的戴笠，心里十分忧虑：这孩子的聪明伶俐若是用对地方，一定是个不凡的人物，若是调教不好，也很可能成为一个鱼肉乡里的混世魔王。她也曾苦口婆心或是严加管教。尽管挨了很多次打，戴笠骨子里的油滑、狡诈似乎没有丝毫减少，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膨胀起来。
为了让孩子接受正统的教育，做一个讲道理的人，也为了有朝一日能光复祖业，戴蓝氏把戴笠送进了私塾，师从毛逢乙先生。对戴笠来说，私塾的课业十分轻松，他靠着过目不忘的本领，囫囵吞枣地背了一堆启蒙教材就得到毛先生的百般赞赏和疼爱。刻意标榜自己优秀和个性的行为也招惹了一些同学的妒恨，小春风知道自己需要一个靠山，而眼下先生对他的偏爱就成了最好的屏障。很快，欺负他的学生受到先生责罚，他则成了带领同学们在仙霞岭的悬崖险穴中爬进爬出、玩打仗游戏的“野司令”。
在同龄人中的成功让年少气盛的戴笠愈发胆大，凡是听到或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他都会站出来打抱不平。
乡塾的四年里，戴笠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10岁开始练习习作，年仅13岁便练就了流畅的文笔，成为保安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少年才子。他如同一颗野草，在风雨中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起来，也逐渐变得狡猾老成，工于心计。
1910年，14岁的戴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江山县文溪高小。文溪高小是一所新制寄宿学校，教学方式和生活环境与科举制度下的学堂有很大不同。脱离了母亲管束的戴笠第一次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给自己取了个正式的学名——征兰。四年间，他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和极强的活动能力被学校连续四年指定担任班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武装起义，于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这场反对帝制、反对封建的革命浪潮对于逞强好胜的戴笠来说无疑是施展抱负的绝佳机会。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和喜好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情结也使得他在很多地方崭露头角，成了知名人物。他在学校内组织了“青年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也靠出色的才能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创建特务组织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在此期间，戴笠还结识了周念行、毛善馀(即毛人凤)、王蒲臣、姜绍谟等同学，这几个人在日后都成了他的重要助手。
清王朝被推翻后，戴笠不但自己率先剪去了长辫子，还当着学生家长的面，把一位周姓同学的辫子也给剪掉了。此举在校园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校方、教员、家长纷纷痛斥戴笠胆大妄为，目空一切，有辱校风；可是，戴笠却赢得了同学们的称赞和仰慕。在他的带动下，激进大胆的同学纷纷剪去自己的长辫子。整个学校乱成了一锅粥，学校见学生们热情澎湃，怕局面失控，决定处分戴笠，整顿校风校纪，却遭到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大家联名上书为戴笠说话，有的人还直接到校长室请命，或以罢课要挟。迫于压力，学校放弃了对戴笠的处分。一个四处惹事的“祸根”就这样名声大噪，摇身一变成了学生领袖。
一边是老师的爱护，一边是追随者的崇拜，戴笠如虎生双翼，愈发嚣张。在一次国文课上，戴笠因为国文老师宣扬孟子的君臣思想而不满，竟然在课堂上公然指责老师是“保皇派”，宣传的都是落后的思想。他跳到讲台上号召同学们联名要求学校开除保皇派老师。当时正值动荡敏感时期，学校为了不招惹麻烦，真的把那位国文老师开除了。
从此戴笠便真是春风得了意，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通向权势的最佳路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所发展，他不断拉拢学生。同学见他言行豪爽，慷慨大方，又极守信用，俨然一副“英雄豪杰”的模样，也都十分喜欢和他在一起。当然，在老师眼中，他也注定成了一个“油头粉面”的市井之徒。
1913年冬，戴笠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了。母亲戴蓝氏见儿子学业有成，便张罗着给儿子娶亲，一来可以早日传宗接代，二来也给家里添个帮手。1914年，戴笠便在母亲安排下迎娶了江山县风林镇地主毛应升之女毛秀丛。毛家经济富裕，毛秀丛也算是端庄大方，这让向往权势和美色的戴笠暂时得到了满足，二人感情融洽，次年生子，取名戴善武。
1914年，考取了省一中的戴笠再次离家前往杭州求学。杭州城风景秀丽，经济发达，是民族资本发展的集中地之一，灯红酒绿的景象更是江山县不曾有过的妖娆。眼前的一切让戴笠大开眼界，欲罢不能，他暗暗发誓要在此混出个模样来。
可是没过多久，戴笠就发现，这里并不像老家和高小那样容易出人头地。
省立一中是全省最好的中学，云集了凭借自己学识考进来的佼佼者。他们和戴笠一样优秀，甚至比他更有思想、有学识、标新立异，戴笠之前的那些套路在旁人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更别说让人崇拜了。至于那些学习不如他的，大多是富家子弟，他们每天流连于吃大餐、喝咖啡、泡舞厅等娱乐活动，反而让戴笠深感羡慕和嫉妒。看着自己一身土布做的衣服和寒酸的生活费，戴笠第一次尝到了挫折的滋味。他对眼下的境遇感到愤怒，为什么自己不能拥有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强烈的占有欲让他不再致力于用功读书，而是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凌驾于众人之上。
还没等戴笠找到出路，一场惊变突然袭来。
一日午后，同学们或三两成群地促膝交谈，或在宿舍里小憩，戴笠却一个人偷偷溜出了学校，来到一家照相馆隔壁的旧货店。几天前他与好友闲逛到此，看上了一件棉衣，但是囊中羞涩，无力购买。眼看冬天将至，身上的衣服难以御寒，苦思冥想了数日，他决定铤而走险，顺手牵羊。午后的旧货店生意清淡，伙计们也都有些疲乏。戴笠趁人不备，抓起自己看中的衣服，对着伙计的背影匆忙地说了一句“借件衣服照相用”，便拔脚从边门钻进隔壁的照相馆，转身又从照相馆的另一侧跑了出去。伙计虽然大意，但还是在匆忙中记住了戴笠长脸、浓眉、大嘴的容貌特征，以及胸前“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的校徽。学校根据描述很快查出是戴笠所为，再加上同学对他平日所为的告发，学校认为此学生已经无药可救，就对他做出了开除的决定。
一走出省一中的大门，戴笠就后悔了，学业倒是其次，眼下连个栖身之地都没有了，这不是自己把自己推入绝境了吗？戴笠也深觉无颜回家面对母亲，就在杭州街头闲逛，琢磨着如何摆脱眼下困境。情急之中，戴笠想起了妻弟的岳父在杭州有家豆腐店，于是前往投靠。豆腐店徐老板念在同乡和亲戚的份儿上收留了他。
有了容身之所，没有了后顾之忧，戴笠快活得像匹脱缰的野马，整日在杭州市四处游逛，和一群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做些鸡鸣狗盗之事。转眼年关将至，徐老板的侄儿徐缙璜要回江山县，戴笠决定与他结伴回家看看。可是他两手空空，觉得很不光彩，于是便在途中动起了邪念。他趁客船在富阳码头小憩之际偷偷上岸，搭了另一条船折回杭州的徐记豆腐店，谎称徐缙璜遭遇小偷，钱财被偷了个精光。“阿璜现在在桐庐客店，没有钱哪儿都去不了，所以就托我赶回来找您了。”
徐老板哪里听得出他是在撒谎，惊慌中赶忙拿了一百元钱托戴笠捎给徐缙璜。戴笠拿了钱不慌不忙地到最好的酒楼饱餐一顿，又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像模像样的行头，买了些年货，才重新上船前往老家江山。
见到儿子归来，戴蓝氏自是喜出望外。戴笠不敢告诉母亲实情，只说自己已经不念书了，改行做街头小生意赚钱，戴蓝氏听罢也无可奈何。妻子毛氏见丈夫虽无功名，但从此能安守乡间，与自己举案齐眉，也是自有一番情趣。就这样，戴笠在家里看山林，读史书，过了一段侍奉长辈，教养儿子的平静日子。
戴笠从军
乡村生活虽然轻松惬意，但未免有些单调平庸。深负野心的戴笠向往着富贵温柔乡的日子，眼下的一亩三分地哪里能满足他？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一些人意味深长的眼神，那友善的背后仿佛总带着一丝嘲笑。
戴笠自然是不服气的，他需要赞美，需要崇拜，需要站在高台上接受众人的膜拜，在家乡没有多少文化的群体中，他一方面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另一方面也重新找回了唯我独尊的感觉。恢复了自信的他用“金麟”来比喻自己：我戴笠岂能与这些池中之物混在一起，等我龙起腾云的那一天，看他们还敢这么瞧不起我！
可是，在这如坐井观天般的农村，何年何月才能出人头地呢？
一天，戴笠闲来无事，与伙伴前往二十五里外的硖镇游玩，碰巧遇见一个名叫姜绍谟的校友。姜绍谟与戴笠同岁，但是晚入学3年，因此二人以学长学弟相称。姜绍谟见戴笠在乡下闲着无事，便建议他报考衢州联合师范继续学业。戴笠从姜绍谟口中得知他正准备报考北大预科班，而自己的同学周念行则在筹划着到日本留学。眼看着昔日同窗个个春风得意，前程似锦，唯有自己穷困潦倒，既无资本又无权势，想来也只有靠求学混迹了。
回到家，戴笠向母亲表明心意，戴蓝氏对儿子的雄心当然是十分支持，赶忙筹措了一些钱，送他赶考。
戴笠果然不同凡响，一举考了个第二名。当晚，他拉几个同学到自己下榻的旅店畅饮一番。同学告辞后他还觉得意犹未尽，便拉着同房的几位旅客继续豪饮。数杯酒下肚，几人话便多了起来。其中一位当兵打扮的人说：“兄弟，看你这身板儿是块当兵的好料，去考什么师范学校啊，当个孩子王能有啥出息？”“这我还没考虑过。”戴笠边喝酒边说。“我跟你说，这年月，干啥都不保准儿，就当兵吃穿不愁，有机会的还能往上靠靠。你看我们师长，几个月前还是个旅长，去江苏打了一个张勋，回来就升师长了。其实那张勋的辫子军是自己散的，这么好的机会就给他赶上了，没费吹灰之力，你看看快不快！”
同房间的另外两人听得直点头：“可不是？那段祺瑞段总理、吴佩孚吴大帅……”“还有曹锟曹大帅呢！都是小兵起来的！”“这些先不比，咱就拿老段手下的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来说吧，当年也就是个行伍出身嘛，目不识丁，不也混出来了？还有四大金刚之一的靳云鹏……”
当晚，酒足饭饱的几个人纷纷进入梦乡，唯有戴笠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当兵的一番话触动了他深埋在骨子里的欲望。上学固然是条出路，但是毕业也不过是个穷教师，离他人上人的梦想差得可不是一步两步，如果从军的话，以他的文化水平，在部队里不能说拔得头筹也算是凤毛麟角了，再凭借自己的机灵劲儿，飞黄腾达也不是件难事。
思来想去，戴笠决定放弃读书的计划。那个当兵的告诉他，浙一师正在杭州招收学生兵。戴笠觉得学兵营一定与普通兵营不同，提升的机会也可能更多，便立即奔赴杭州，以省立一中学生的身份报名参军。学兵营营长李享见他浓眉大眼，透着一股英气，又是个识文断字的学生，便问他参军的理由。“报告首长，吾志在希圣，希贤，希豪杰，然天下纷争，世无宁日，希圣、希贤而不可得，唯有追随长官，平定天下，创功立业，才是男儿追求。”“好小子，有志气！”李享拍着戴笠的肩膀，点头称赞。在他眼里，戴笠语出不凡，志向高远，定是个奇才，当即便录取了他。母亲戴蓝氏得知儿子弃文从武，不免摇头叹息，却也无可奈何。就这样，戴笠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走进了学兵营。
比起学校，学兵营就像个“大杂院”，里面聚集的都是些乌合之众，散漫无序，乌烟瘴气。不过这对于本来就盘算着飞黄腾达的戴笠来说，倒也是个不错的去处。以他的学识和才干，想在这里做出一番业绩简直易如反掌。戴笠的急功近利让他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他跟军中的混混拉上了关系，继而又结交了一批地头蛇和地痞流氓。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仕途，虽然他颇得营长赏识，但是几次任命都没有批准。久而久之，戴笠泄了气，渐渐地也就淡了进取之心。
与此同时，浙江省内各实权派正在进行一场明争暗斗，以夏超、周凤岐为首的备武派，以吕公望为首的北洋派以及所谓的陆师派无不摩拳擦掌，都想争夺浙江的军政大权。面对段祺瑞委派杨善德任省督军的决定，各派自然不服，于是备武派的周凤岐等率领浙三师在宁波造反，杨善德便命令浙一师前往平叛。
打仗可不比平日训练，长途行军后的蓬头垢面和疲惫不堪让戴笠简直难以忍受。他暗自后悔当初不该放弃教师那样干净体面的职业。好不容易到了宁波，早已准备好的浙三师显然士气高昂。这一仗打得十分艰难。戴笠缩在战壕里，怀抱着“汉阳造”，心里又开始打鼓：自己虽然早就向往冲锋陷阵、戎马生涯的洗礼，却从来没认真训练过，连枪都用不熟练，手里的汉阳造并不是上乘武器，指望靠它建功立业怕是难了；那些坐在后方指挥战局的将领都久经沙场，因此有资历，自己一个小兵这辈子估计也只能当前锋，当炮灰了。不，不能白白献身，我才21岁，什么都没得到就死了，多冤啊。他心中暗想，眼下还是保命要紧。想到这里，他仿佛忽然清醒过来，看着自己的战友打红了眼，也不再跟着向前冲了，而是装出一副受伤的模样，倚在战壕边大口喘气。
很快，浙三师便反守为攻，浙一师大败，溃不成军。戴笠想混在一群抱头鼠窜的士兵中伺机逃跑，没想到慌不择路，被抓进了大牢。
在牢房遭受的非人待遇成为戴笠一生中的奇耻大辱。暗无天日的屋子里充满了腐烂的气味，蚊蝇嗡嗡乱飞，跳蚤上蹿下跳，每天以馊饭果腹，还常常喝不上水，这些倒还在其次，让戴笠受不了的是胜利者对他们的侮辱、嘲笑、谩骂和殴打。身边不断有战友因为承受不了精神上的摧残而嚎啕大哭，戴笠想想自己和他们一样生死未卜，心情糟糕透了。
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突然一天，牢房门被撞开了，冲进来的人大声嚷嚷着让大家出去，戴笠眯着眼睛辨认一番，才知道是前来营救的浙一师战友。从他们的喊话中他得知浙一师几番征战后最终打败了浙三师，攻下了宁波。
战斗结束了，想起这番形同地狱的经历，戴笠仍心有余悸，加之自己所在的军队到底还是败军，日后难成气候，他决定脱离部队。戴笠也不回家，就在宁波城内流浪。当时正值冬末春初，气候时好时坏，生计艰难。戴笠就趁风和日丽的时候干些零活赚钱填饱肚子，有时设个赌局靠以前学会的小伎俩骗几个钱，遇上风霜雨雪就只好化缘充饥；晚上则蜷缩于寺庙亭阁之间求一宿安眠。
一天傍晚，他照例到关帝庙过夜，刚进庙中，见一中年妇女自外面走来，体态面容好生熟悉。他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来人正是他的亲娘戴蓝氏。他一边叫着“娘”一边扑上前去，却把戴蓝氏吓了一跳。戴蓝氏仔细端详了一番，才确定眼前这个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落魄男人是自己的儿子，不禁也潸然泪下，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原来宁波一役之后，一些浙一师的士兵纷纷返乡，其中就有与戴笠同村的毛善德。毛善德回来后特意去戴家拜访，戴蓝氏和毛秀丛才知道战事结束，可是一直不见戴笠回来。婆媳俩慌了神儿，思前想后都不放心，于是戴蓝氏决定亲自出门来寻。她考虑儿子可能没什么钱，不会走得太远，就在宁波城内四下打听。一个算命先生的话给她指点了迷津：“你儿既然在这里无依无靠，想必定无安身之所，你不妨去一些残寺野庙看看。”她便来了这里，果然遇到了儿子。
戴蓝氏擦擦眼泪，从包袱里拿出烧饼油条递给儿子。看着戴笠狼吞虎咽的吃相，不禁又心酸落泪。想当初儿子也是个好强之人，如今却甘愿流落街头也不肯回家，可见这一次的打击实在不小。“春风，你是个男子汉，怎么这点挫折就把你打倒了？错了改过就是，有什么提不起放不下的？穷途不可丧志，你要记住啊！”“娘，儿错了。儿再也不这样自甘堕落了，儿一定从头做起。”
第二天一早，母子二人拜别了关老爷像，一路风餐露宿，回到保安乡。之后戴笠果然像变了个人，开始检点自己的行为，戒烟戒赌，循规蹈矩。戴笠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和母亲的教诲，仍是一副恭敬之态：“余自6岁丧父至14岁外出求学，受母亲教诲竟有十年之久。没有母亲严格的管教和鞭策，就没有鄙人如今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不负父母，不疚良心的成就。”戴笠一生极尊重、孝敬她的母亲，也很怕母亲出来说话。每当戴笠发牛脾气不可理喻时，只要他母亲一出面，轻言数语，他便立即改变凶神恶煞的态度。
沪杭打流
转眼两年过去了，戴笠白天上山务农，晚上挑灯博览群书，俨然一副安守本分的模样。戴蓝氏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毛秀丛也盼来了和美的生活。
其实，戴笠很清楚自己的心理状态，不是变安分了，而是有些心灰意懒了。之前的一番周折好像磨平了他的锐气。人一旦没有了奔头，就常常会感到闲极无聊，戴笠也是一样，实在没什么事做了，就约上三五好友遨游仙霞岭。仙霞岭一带哪里是最高峰，哪里有多少台阶，哪里的庙宇最古老，哪里曾用过兵，他都了然于胸。
仙游之外，戴笠就用看书打发时间。一日晚饭过后，戴笠照例在灯下读《三国演义》，看着看着不免心生悲怆：可惜自己一生志向高远，却屡战屡败，眼看就要在这山野荒村终了一生了，难道真是天意？
戴笠想起母亲在宁波找自己的时候曾经算过一卦，先生说自己乃属双凤朝阳格，必主大贵。唯五行中水少土多，故有偏枯之像，如果能改个带“水”的名字，蓄水润土，则可弥补五行不足。照这么说自己也应该是有所作为的人啊，戴笠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
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规矩了一段时日后，戴笠的种种恶行又如野草般滋生而出。1920年的一个春天，他在仙霞岭上看守竹笋，远远地看见一位妙龄少女从岭上路过。那女子皮肤白嫩，身量苗条，戴笠见四下无人，顿生邪念，凑上前去嬉皮笑脸地拦住去路。姑娘见荒郊野岭地突然窜出来个流氓，吓得大叫救命。正巧江山县广渡乡乡长华春荣从附近路过，听见呼救声还以为是有人遇上了野兽，顺手捡起路边的大石块跑了过来。一看是流氓在作恶，心中甚是愤怒，上前不由分说把戴笠揍了个鼻青脸肿，跪地求饶。
华春荣心想，不能就这么放他走了，得问清楚他的底细，好通报乡里。于是，便问他详细情况。这一问不要紧，倒问出一段缘分来。原来华春荣的女婿戴善谋是戴笠的远房侄子，两家竟是近亲！华春荣赶忙拉起戴笠赔不是，戴笠也大笑着说：“不打不相识嘛！以后还仰仗老兄多多关照啊。”“那是，那是。自己人，好说，好说。”华春荣见戴笠能说会道，是个豪爽的性情中人，也就消除了之前的敌意。从此，戴笠又有了个好去处。跟华春荣这样有地位的人结交，一时间满足了戴笠的虚荣心，他愈发讨好眼前这位靠山。
一天，戴笠又到华春荣的纸坊闲逛，无意中发现一张印有华春荣印鉴的信笺。他意识到这是个好东西，于是趁无人看见，装作要摔倒的样子，手撑在桌面上，顺势抓过这张纸塞进了自己的袖筒。回家后他把有字的部分裁下，在空白处模仿华春荣的笔迹，向清湖镇的鼎丰钱庄支取一百元。鼎丰钱庄收到信函后验明印鉴的真伪，就发了这笔钱。戴笠喜出望外，这一次他没有先挥霍，而是选择拿这笔钱做买卖，让钱生钱。他联系了一船麦秆到上海销售，可是因为不通行情折了本，剩下的几十元也被他后来吃喝玩乐花光了。
华春荣知道这事儿的时候已是岁末，钱庄与纸坊结账单上多了这一百元，华春荣最终查出是戴笠所为，便上门讨债。戴笠虽然嘴上承认，但钱早已花光，他家虽不算穷困潦倒，却也没什么积蓄，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来偿还。华春荣见戴蓝氏和毛秀丛婆媳俩甚是可怜，如果自己再逼债，她们娘俩就无路可走了，只好让戴笠写《悔过书》保证以后洗心革面，了结了此事。
戴笠却是贼心不死。他把失败归结在自己没有足够本钱上，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的？如果不是钱不够，自己也不会做那种小生意，也就不会栽在那些大货商手里。可是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还是得想办法。他又想到了之前的赌博经历，在那里钱来得容易。他曾在宁波学过一种掷骰子赌术，而且玩得还不错，于是就在路上设了一个赌摊，引诱往来行人上钩。外行人看不出其中门道，因此他一时间赚了不少钱。后来他见那些屡赌屡输的人总在他这里转悠，却不再下注，觉得大事不妙，为了躲避那些人的报复，他不得已趁着夜色离开保安乡，再次远走衢州、杭州、上海等地，开始了新的打流生活。戴蓝氏和毛秀丛见戴笠几经挫折仍不思悔改，也只好随他去了。
打流的生活虽然好于流浪，但是也饱含心酸。凌辱和饥寒是家常便饭，更不要提地头蛇的压榨了。为了混口饭吃，戴笠不得不投靠帮会，重新当上小混混。
关于戴笠是否加入过帮会，一直以来都有两种说法。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从戴笠的举止修养看，他不像是加入了帮会，道理很简单，帮会中人的流氓习气都很重，而戴笠却没有，言谈中不失儒雅之风，并且，戴笠当上特务头子之后，还曾下过一个手令，就是“特工之干部人员，切不可用流氓”，也可以算作一个佐证。
不管他加没加入过帮会，他在上海滩混过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并且，上海滩的经历也的确为他日后特务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与大批三教九流人物打交道的日子，让戴笠彻底掌握了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技巧，也逐渐摸出了一套见招拆招的本事。
除了这些，沪杭打流也为他日后的军统工作奠定了一定的人脉基础，他在这期间结识了后来政治生涯中的两位重要盟友。
结识杜月笙和胡宗南
戴笠来到上海后寄宿在表妹夫张冠夫家中，张冠夫夫妇每日饭菜招待，晚间就在地板上给他弄个地铺休息。戴笠经常出入赌场，赢了钱就大肆挥霍，尽情享受，输了就垂头丧气，萎靡不振。时间久了，便和老板杜月笙相识。杜月笙见他一表人才，经历又和自己十分相似，且都有生性不羁的“鬼才”，便生了拉拢之意，故常给予戴笠经济上的援助。戴笠也是个明白人，不久便和他结为兄弟，杜月笙年长戴笠9岁，他便称其“三哥”。
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继黄金荣之后迅速崛起的又一个流氓大亨，其声势之显赫，后来已经超过了老牌大亨黄金荣。
杜月笙是上海本地人，出生在上海川沙高桥南杜家宅，出生之后不久，母亲就染病去世了，而在他刚刚4岁的时候，父亲杜文卿也不幸离世，于是年仅4岁的杜月笙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杜月笙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杜月笙在父亲死后由继母和舅父来抚养，不久继母又改嫁，他就完全成了舅舅家里的人。木匠出身的舅舅家事繁忙，为着生计而转徙各地，也无暇照顾杜月笙。这样，因为乏人管教，杜月笙逐渐跟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走到了一起，成了高桥镇上的一个小瘪三。再后来，他在南市大码头张恒大水果地货学行学做生意，老板见他赌钱的恶习难改，怕将来滋生是非，于是找了个借口将他打发走了。无路可走的杜月笙只得在上海打流，当地流氓混混都叫他“水果月笙”或“水果阿三”。之后，杜月笙心中逐渐有了远大的想法，想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几经周折后，投到上海大亨黄金荣的门下，后又得黄金荣的老婆桂生姐相助，在青帮中坐上了第二把交椅，黄金荣落魄后，他成了上海滩的黑帮老大，后来更成为上海滩的闻人。
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传到表妹王秋莲的耳朵里，这让她十分不悦。王秋莲深知杜月笙的名声不好，眼下表哥掺和进去，能干些什么有出息的事？为此她旁敲侧击地规劝表哥，却遭到戴笠的反驳：“你也不看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三哥既有票子，又有名望，谁敢说他下三滥了？像你和妹夫守着一份苦差事，累死累活地干一辈子，又能挣几个子儿？不一样没有出息？”
见表哥执迷不悟，王秋莲也是恼羞成怒，时常借机发挥，冷言相讥。表妹夫张冠夫对此倒无芥蒂，还时常在二人中调停。戴笠对妹夫的照顾始终不忘，发迹后将他视作自己心腹，掌管财政大权。与表妹王秋莲则是互相敌视，当然，这样的敌视一触及到他们至亲的关系就消减多半，二人骂过之后也都不多计较。
上海打流期间，戴笠曾闯过几次杭州。戴笠虽然穷困潦倒，和一群不修边幅的人混在一起，但爱干净的习惯一直没变。即使是旧了的白色帆布鞋，他也是经常洗刷，然后用白石灰粉涂上去，看起来就和新的一样。在杭州期间，他经常到西湖边上把那身粗布衣洗上一洗。他跟胡宗南的缘分就是从西湖洗衣洗澡开始的。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天气格外炎热，戴笠照例来到西湖边。
午后的西湖游人不多，戴笠利索地脱下衣服，洗好后摊在湖边的草坪上，又用干净的石子轻轻压在上面，这才放心地下水畅游。就在他惬意地享受清凉的时候，一群小学生从湖边经过，几个调皮的孩子见水起兴，顺手捡起戴笠压在衣服上的石子比赛打水漂。眼看衣服被微风吹得在草坪上打滚，戴笠着了急。他有意上岸收拾衣服，却苦于身上一丝不挂，不能出水，只好大声呵斥，想制止孩子们的行为。可是任凭他声嘶力竭地大吼，也没有人理睬。就在此时，带队的一名青年教师跑过来按住了衣服，重新用石子压好，冲着水中的戴笠笑着招了招手，转身带着孩子们离开。见此情景，戴笠赶忙上岸，穿上还没干透的衣服追上去道谢，两个年轻人就此交谈起来。戴笠得知对方名叫胡宗南，字寿山，浙江孝丰县人，毕业于吴兴中学，现在在孝丰县立高等小学任教。提起教师，胡宗南也是满腹牢骚。寄人篱下、怀才不遇的境况让他们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结为好友，开始了一段长达25年的生死之交。
胡宗南和戴笠说是生死之交，其实，也是互相利用，日后，戴笠成为军统局局长，胡宗南成为“西北王”，不能不说是二人借手中职权互相帮衬的结果。
投奔王亚樵
1922年，在外打流了数年的戴笠回到家乡。这一次的经历让他变得成熟起来，特别是上海那样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之地的经历，以及跟随三哥“打天下”的日子，磨去了他身上的浮躁和冲动，增添了几分沉稳。不久，他被推荐到仙霞乡政府任学务委员，做一些社会事务。他虽对此不满足，却也只得先接了下来，三心二意地做着工作，平日则继续读些史书消遣。
戴笠安静了，时局却越发动荡起来，军阀之间派系争斗愈演愈烈。上海自然成了众人眼中的风水宝地，盘踞江浙两省的直系军阀齐燮元和皖系军阀卢永祥更是千方百计想要将上海攫为己有。然而二人势力旗鼓相当，齐燮元的亲信徐国梁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卢永祥的妹夫何丰林担任淞沪护军署护军使一职，一时间谁也没能得逞，就这样僵持下来。
1924年初，齐燮元向直系军阀的总头目曹锟汇报卢永祥盘踞浙沪、图谋不轨，而卢永祥对靠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本来就不屑一顾，曹对此也早心存芥蒂，于是便借机翦除皖系势力。很快，直系军阀在浙江省周边各省的头目，包括江苏督军齐燮元、福建督军孙传芳、江西督军鲁涤平、安徽督军马联甲收到电令：集结军队进攻浙江，平叛逆贼卢永祥。
消息传到保安乡一带，村民们惶恐不安。仙霞岭位于闽、浙、赣边境，是孙传芳和鲁涤平入浙的必经之路，保安乡就在仙霞岭下，若有兵乱肯定第一个遭殃。戴笠在外混迹多年，自然知道其中厉害。他瞅准这个时机，在乡绅中间游说，用他们的资助组建了一个自卫团，自己则担任团长，每日指挥操练，四处巡逻，查缉防堵，为地方卖力。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枪支和伙食开销太大，乡绅们又不肯多出钱，没过多久就负债累累，人心涣散，面临解散的窘境。戴笠眼看自己的谋划又要落空，心中十分郁闷，终日寝食不安，闷闷不乐。
一日，戴笠正坐在竹椅上懒懒地喝茶，突然外面有人喊：“有你的信！”他心中觉得奇怪：谁会写信给自己呢？他抽出信一看，顿时喜出望外：“哈哈，真乃天助我也！”说罢拔腿就往家跑。
原来写信的是他在上海的故友王亚樵，想请他出山做自己的左膀右臂。
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亚樵投身反清活动，在合肥自行组织政府宣布独立，后来同盟会任命了合肥军政府分府，一山难容二虎，王亚樵因此与总司令发生矛盾遭到通缉，不得已逃往南京参加社会党活动，负责党内安徽支部工作。1913年，安徽督办倪嗣冲宣布社会党安徽支部为乱党，王亚樵再次逃亡，辗转来到上海，加入无政府主义小组。1915年，王亚樵凭借50把利斧强行霸占了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拉拢旅沪的皖籍穷人结成帮派，一时间在上海滩名声鹊起，就连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大亨也惧他几分。王亚樵也成为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不断有慕名前来的人投靠，短短几年门徒就增至数千人，手中更是掌握了近十万的劳工总会会员。
王亚樵在上海滩得势的时候，戴笠还在过着打流的漂泊生活。杜月笙曾建议让他参加斧头帮，一来是让他有个根基依靠，二来也可以借此打通自己与斧头帮的关系。戴笠对斧头帮早就有所了解，王亚樵的地位固然是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但是想到整天和一些无业游民在一起为了鸡毛蒜皮的利益打打杀杀，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戴笠就没采取任何行动。
后来，戴笠打听到自己的江山同乡胡抱一在王亚樵手下做事，颇受信任，于是便托他举荐。王亚樵见戴笠面色微黑，双眼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个经过风浪的人，又通文墨，比那些草莽之徒多了份稳重和谦逊，心中暗暗有了好感。戴笠早把王亚樵的背景摸得一清二楚，知道他痛恨北洋军阀政府，性情刚烈，侠肝义胆，不拘小节，于是按照这个套路捡了几句好听的话表达了自己矢志不渝、伸张正义的心肠，王亚樵十分高兴，当即收他在身边做些抄写的事务。戴笠自然千恩万谢地应了这差事，过上了悠闲自在的生活。
日子久了，戴笠渐渐知道斧头帮是属于洪帮的帮会组织，心中有了悔意，加之看不惯帮会不讲策略，只凭拳头横冲直撞的行事作风，于是便萌生了隐退的念头。王亚樵得知他的想法后，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很开明地说：“春风啊，你是个有前途的人，以后要干大事的，我这小泥潭虽然日子过得去，毕竟不是你的长久之地。你就去吧，若是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我绝不会撒手不管的。”
王亚樵的慷慨和大度让戴笠颇受感动，他深深鞠了个躬：“老板的知遇之恩，春风没齿难忘，日后若有机会，定当加倍报答！”
戴笠返乡的第二年，也就是1923年5月10日，徐国梁派人暗杀何丰林，导致何丰林重伤住院，卢永祥大怒，和齐燮元的矛盾也因此升级。卢永祥决定以牙还牙，除掉徐国梁，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与斧头帮达成协议。11月12日下午，徐国梁身中数枪，死在上海温泉浴室门外，卢永祥随即践约任命王亚樵为浙江别动队司令，拨款购置枪支，并让出湖州的地盘由他盘马练兵。王亚樵多年来也一直向往着能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如今得了这个美差自然是尽职尽责，千方百计要做出个样子来。他一方面在湖州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一方面联络当年追随自己的兄弟，请他们一起大干一场，以展鸿图。戴笠自然也接到了他的邀请。几天之后，戴笠瞒着乡亲，悄悄来到湖州。见到昔日旧交，二人自然是分外高兴。让戴笠更惊喜的是，他在杭州打流时认识的胡宗南也来投靠王亚樵，被任命为分队长。戴笠与胡宗南朝夕相处，感情日深。不久，胡宗南接到了黄埔军校的总复试通知，二人不得不再次分别。
送走胡宗南之后，戴笠也投入到练兵的工作中，他在乡间自卫团组织民兵训练的经验也有了用武之地。他的要求十分严格，几乎到了残暴的程度，曾经因为士兵动作不标准而采用体罚的手段，大中午让士兵在太阳下暴晒，直至中暑昏厥。王亚樵得知后痛斥他的暴戾行为：“爱兵如爱子，你怎么能用这种方法逼迫他们服从命令呢？这样练兵只能服口不能服心，心不服还谈什么追随长官冲锋陷阵？”一席话说得戴笠面红耳赤，深深佩服眼前这位昔日的“帮主”。自此，他果然听从王亚樵的意见，一改过去的冷酷，调整与士兵的关系。王亚樵见他知错必改，也就更加信任他了。
1924年9月，齐卢之战爆发。王亚樵、戴笠等人深知机会来临，他们野心勃起，个个摩拳擦掌，想趁此机会打几个漂亮仗，作为加官进爵、飞黄腾达的资本。王亚樵奉命坚守松江，战事虽然艰苦，但每个人心中都像燃着一团火，都以为只要打完仗就会苦尽甘来。然而镇守仙霞关的炮兵团长投降孙传芳让整个局势发生了变化。孙传芳兵临杭州城下，卢永祥腹背受敌，难以支撑。王亚樵的浙江别动队虽然经过精心操练，但是仍然抵抗不住强大兵力的攻势，很快伤亡过半，粮草弹药供应不足。
1924年10月13日，卢永祥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通电宣布下野，出走日本。王亚樵的别动队也只好偃旗息鼓，各自另觅出路。临别之际，王亚樵和几个分队长聚在一起互相告别。戴笠端起海碗说：“大哥，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这次是栽了，可往后日子还长着呢，真金不怕火炼，先修养好了再重振旗鼓也不迟。”
王亚樵叹息道：“唉，眼下是对不住各位兄弟了！日后我王亚樵若还能有机会翻身，定当报答各位今日的扶持！来，干！”
众人一饮而尽，把空碗在地上摔了个粉碎，然后走出司令部各奔前程。王亚樵返回上海重振斧头帮，戴笠则再次回到了仙霞老家。他出发的时候一路春风，归来时已是寒冬腊月。每当失眠的时候，他就在黑暗中睁着眼发呆，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感叹命运的不公。堂堂七尺男儿，眼看将近而立，为何还屡屡受挫，一点起色也没有，路究竟在何方呢？
初识蒋介石
1925年，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国民党群龙无首，派系争执加剧，难以达成统一，陷入了重新洗牌的政治争斗中。
在家休养的戴笠百无聊赖，偶尔也到上海走一趟，看看王亚樵和其他朋友。王亚樵不止一次邀请他重回斧头帮，但是都被他拒绝了。
一天黄昏时分，他路过自己曾经做小工的码头，回想起当初打拼的艰辛，不由得停下脚步，倚在栏杆上发呆。忙碌了一天，凌乱嘈杂的码头终于在傍晚恢复安静，微风吹过，带来阵阵凉意。戴笠大口呼吸着略带咸腥的气息，也只有在这个万家灯火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到一丝生活的轻松。就在戴笠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多享受享受这份美景的时候，一低头，无意中看到离脚边不远的地上躺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上面的标题特别明显——《蒋介石其犹龙乎？》
蒋介石，这个名字好生耳熟啊。戴笠摸着脑门仔细回想，啊，对了，这不是自己在上海打流时遇到的那个先生吗？
戴笠刚到上海的时候也曾做过小工，在码头给人装货卸货，一天他在等货的时候听说金园路上新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交易所，是个买卖股票、证券的地方。戴笠虽然不大明白什么是股票和证券，但他听在商务印书馆做职员的妹夫张冠夫说起过，知道那绝不是一般人家玩得起的，第一要有钱，第二要有消息。要是能在那里认识几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自己的前途不就不用愁了吗？想到这里，戴笠暗暗打定了主意，第二天一大早便直奔金园路交易所。
交易所果然气派，戴笠站在门口正在发愁怎么进去，忽然听见有人喊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看穿着知道他在这里做守门工作。戴笠喜出望外，连忙打招呼，敬香烟，一边说了来意。那人挥挥手，便让他进了大厅。戴笠没在大厅停留，而是顺着标识摸到了股东室。他早已跟妹夫打听好了，知道股东室里坐着的才是真正的大人物。股东室果然比不得大厅混乱，而是摆着一排排方桌，股东们个个衣着考究，谦和有礼，在里面一边吸烟喝茶，一边聊天或是搓麻将，伙计们则穿梭于桌子之间沏茶、倒水，跑前跑后。
戴笠站在门口，正在犹豫该不该抬脚进去时，一个身穿月白色长绸衫，一派儒雅斯文之气，操浙江口音的人让他去给买包香烟。这不正好是个机会吗？戴笠满心欢喜地弯腰接过零钱。
买烟回来，戴笠毕恭毕敬地用手绢托着递到那人面前，还故意显示了一下浙江口音。果然，那人来了兴致，侧过脸来上下打量了戴笠两眼，又看看找回的零钱，然后不动声色地扭回头去看手中的牌，言外之意是剩下的钱归戴笠了。可是，戴笠却用一副诚恳地推辞了。男人停下来，转过身来看着他。
戴笠趁机说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话，以表明心迹：“老板，我在这里跑腿是身不由己。如果能有机会为民族兴亡出一份力，那才是春风平生夙愿。”戴笠还不失时机地拿起水壶，帮那位先生续水。他之前趁买烟的时候已经盘算好了搭讪的方式和各种可能的结果，眼下的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
那人果然露出笑容，和戴笠交谈起来，问了他的情况，还热情地把他介绍给周围的人认识。
戴笠果然有眼光，此人正是戴季陶。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1891年生于四川广汉，名传贤，笔名天仇，晚号孝园，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深得孙中山的器重。
此时的戴季陶也是这家交易所的负责人之一。为了给国民革命军筹措经费，他和蒋介石、张静江等人拉拢上海商界名人开办了这个证券物品交易所，供政客和上海流氓头子挣钱，他们则靠赚取手续费积累资本。跟他同桌打牌的正是蒋介石和陈果夫。蒋介石当时是粤军将领，派系争斗时受到排挤，不得已宣布“隐退”，跑到上海搞证券。
蒋介石1887年生于溪口，儿时性格好强，聪明顽皮，1895年丧父后由母亲一手拉扯大，饱尝人间冷暖。母亲忍辱负重，按照传统教育督责儿子读书习文，后又送他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振武学校期间，蒋介石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每天操练，早起刷马，晚归刮靴，从不偷懒。为了磨炼自己，他还特意改名中正，字介石，取“静则坚介如石”之意勉励自己。当时他就立志从戎，大展宏图。他在日本结识了陈其美，并在他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因为表现优异，颇得孙中山器重。1924年，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力排众议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于是蒋介石依靠黄埔军校起家，以培养出的军事将领为资本，逐渐在党内军内有了声望，获得了威信。而今孙中山先生逝世，他在诸多争夺领导权的人物中更是备受关注，成为议论的焦点。
想不到如今蒋介石这么发达，竟然成了政坛上一颗璀璨的新星。戴笠跳过栏杆捡起报纸，借着昏暗的路灯认真读了起来。
戴笠看得心怦怦直跳，嘴角都笑得合不拢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没想到时隔几年，蒋介石居然势力壮大到如此地步。幸亏当日我没看走眼。戴笠暗自得意自己的眼力，转念一想，不知蒋先生是否还记得他这么一个小人物？如果贸然前去投靠，会不会被拒绝呢？显然，仅凭这一面之缘还不能稳操胜券，况且目前形势还不明朗，谁坐这把交椅还有待观察。想到这里，他抬头张望，才发现天色已晚，于是把报纸叠好塞进兜里，站起身来准备找个地方填饱肚子。
刚走进悦来客栈，就听见身后有人喊：“是春风兄吗？”声音十分耳熟。他回头一看：“善馀老弟？”那人笑道：“哈哈，果然是你。咱们可好多年没见了。”
这个人果然是毛人凤。二人坐下来喝酒叙旧，席间谈及将来，毛人凤说自己刚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毕业，准备在军内发展。“老兄你可以啊！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也！不像我，一辈子就这样碌碌无为了。”“别这么说，你的才气远在我之上，日后定是前程似锦，眼下不过是未逢其主罢了。看如今局势，‘革命朝气在黄埔’，兄弟你何不前往广东一试身手？”
对戴笠来说，毛人凤算得上一个贵人。要不是毛人凤，戴笠未必能想起来去投考黄埔军校。戴笠南下，毛人凤还给了他钱财上的大力资助。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日后戴笠发迹了才没有忘了这位老乡，对其感恩、宠信有加。
第二章 投军黄埔，寻找靠山
考入黄埔
经毛人凤一说，戴笠有了去广东报考黄埔军校的念头。
可是母亲会同意吗？自己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有点愧对老母，如今再跟母亲说要外出，估计母亲怎么都不会相信自己了。想来想去，戴笠都不敢向母亲禀告自己的想法。
愁闷间，戴笠想起了好友柴鹿鸣。柴鹿鸣是江山县政府保卫团的什长，带领10多名团丁驻扎保安乡，与戴氏一族很熟。他为人忠厚，又有侠义心肠，平日没少接济贫困潦倒的戴笠。柴鹿鸣认为戴笠是个人物，将来一定能有所作为。眼下见他有赴外发展的想法，也十分支持，便给他出主意，让他先说服太太毛秀丛，筹得钱粮上路之后再告诉老太太，来一个“先斩后奏”。
戴笠回到家里依计行事，毛氏听说丈夫的打算之后果然支持，还拿来自己的金簪给他做盘缠。柴鹿鸣也为戴笠准备了行李，在村口接应。临别时戴笠感慨万千：“今日春风得贤妻好友相助，此去定当发愤图强，绝不半途而废，一定要混出个模样来，再回来报答你们的恩情！”说罢转身离去，消失在夜色中。
投身黄埔的确是戴笠命运转变的关键点，否则，他就不会有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也就不会有后期的飞黄腾达了。在蒋介石心目中，黄埔就是他的后院，黄埔学生就是他最信任的徒子徒孙。虽然只是黄埔的六期生，但这已经足够了。当然，除了黄埔学生的身份之外，戴笠还有一个先天的优势，那就是浙江人的出身。
护法战争的失败和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军阀是靠不住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创立了一所新型军事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因学校位于广州黄埔的长洲岛，故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诞生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军校创办后，国共两党都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孙中山先生亲自兼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的影响十分深远。
蒋介石之所以对黄埔军校有一种特殊感情，不仅仅因为军校的深远影响，还因为自他成为校长之后，黄埔军校基本上成了他发家的基础，他的一生业绩也是建立在黄埔军校这一基础之上的。对蒋介石来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是他政治生涯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契机。正是以黄埔军校校长为跳板，蒋介石才得以飞黄腾达，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戴笠来到广州的时候已经是5月份了，羊城繁花似锦，比起素雅含蓄的杭州又多了几分活跃和激情。广州的革命气氛十分浓郁：大街小巷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身着学生装和军装的青年比比皆是，随处可见激情的演讲者和有组织的游行队伍。戴笠站在热闹的街头，十多年的坎坷和阴霾仿佛都被广州的阳光驱散，这里才是我戴笠安身立命之所啊。他心情格外舒畅，脚下的步伐也轻快起来，旅途的困乏眨眼间烟消云散。
戴笠找了一家还算干净宽敞的旅馆住下，痛快地洗了个澡，稍事休息后穿戴整齐出了门。戴笠按照毛人凤给他的地址前去拜访周念行，结果周念行带领第一、二、三期毕业的黄埔生前往野外训练，为北伐做准备去了，姜超越也没在，戴笠只好悻悻而归。
更让他扫兴的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招考刚刚结束，第六期招考时间又没有确定，如果时间太长，自己手里的盘缠怕是难以维持生计。想到临行前对妻子朋友发下的重誓，戴笠决定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底。第二天，他从旅馆搬出，住进了专供穷学生居住的宏兴客栈。宏兴客栈阴暗潮湿，房间也十分简陋，但是食宿费用便宜，戴笠就终日与舍友们缩在狭小的客房里埋头苦学。
3个月过去了，转眼到了考试的日子。戴笠和备考期间结识的好友徐亮和王孔安一同来到惠爱东路的中山大学。考试分为口试和笔试两部分，戴笠在口试阶段的表现出色，然而在笔试一关却遇到了难题。尽管做了3个月的精心准备，但是他的数理化基础还是不够扎实，发挥一般。戴笠觉得这一次是凶多吉少。
他的担心很快得到证实，3个月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怎么向家人交代呢？就在他郁郁寡欢的时候，徐亮和王孔安带来一个好消息。北伐军最近连连告捷，引发了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支持，各地报考军校的热学青年倍增，黄埔军校决定9月底再招一批学员。“老兄，你可以再考一次，我们帮你复习，一定能考上的！”
第二次投考，戴春风的名字被正式改为戴笠。
黄埔六期第二批招生考试放榜时，戴笠果然名列前茅，顺利成为黄埔第六期学员。
在戴笠心目中，成为黄埔六期生既是他的机会，也是他的遗憾。没有黄埔经历，也不会有日后的荣耀，所以，成为黄埔六期生对他命运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也很遗憾没有早进入黄埔，如果自己是黄埔一期生或二期生的话，仕途肯定会相当顺利的，哪里还会有接下来的那么许多坎坷。
混迹黄埔军校
黄埔六期共招收学员4400余人，戴笠被编入入伍生部直属团十七连。看着镜中的自己，戴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久违的喜悦并没有让他飘飘然。戴笠深知这仅仅是个开始，在这个局势动荡的年代和复杂的环境中，自己必须处处小心、步步留意，一旦有些许差错，势必影响日后的前程。半个多月，从官到兵他熟悉了个遍。他不吸烟，身上却带着火柴盒和纸烟，作为搭讪和拉拢关系的手段。喝酒是他的拿手本领，自然也被他用来和老师同学来往应酬。晚间自修的时候，他常常偷偷溜出学校买些老酒和小菜回来请人吃喝。大家见他为人热情豪爽，待人亲切，因而也都愿意和他相处。戴笠也善于借用他人之力为自己谋划，他游走于师生中间，借用自己的人脉为大家帮忙，很快便赢得了大家的拥戴。
戴笠没有像前几次一样得意忘形，他知道如今的身份已不同于往日军队里的小兵，周围处处是比自己强的人，如果不勤奋学习，仅仅靠一些小聪明小伎俩，即使毕业了也难有出头之日，因此比以往更加发奋，闲暇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当然，聪明绝顶的他也从不错过走捷径的机会。他四处打听，闻得校长最佩服曾国藩、胡林翼和18世纪普鲁士的宰相俾斯麦，便在这些人身上下足了功夫。在反复研读《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和《俾斯麦传》之后，他从中揣摩出蒋介石的一些执政思想，受益匪浅。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青年学生更是满怀激情，为祖国的前途寻找光明之路。戴笠周围的同学都有各自支持的派系，尽管表面保持中立，实际上戴笠早已做过权衡，他决心站在国民党一边。这一方面与当初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戴季陶先生有关系，另一方面，在读了那些书以后，他渐渐对蒋介石有了了解。他发现蒋介石是有大野心的人，他开办军校，东征北伐，完全是为了推行铁血政策，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结束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此番千秋大业让同样深负野心的戴笠佩服不已，很快把蒋介石视为当时的英雄，也更加坚定了追随他的决心。戴笠从老师嘴里探听到，其实无论学生们在哪里，如何开展活动，总会有一双眼睛暗中监视。
负责监察的长官叫胡靖安，是黄埔二期的毕业生。此人冷漠无情，心狠手辣，因为效忠于蒋介石而深受器重。他被安插到这里来，就是专门监视共产党员的言行举止，所得情报无需中转，直接呈交蒋介石。如果能够和此人攀上关系，以后不愁没有机会面见校长。于是戴笠想方设法在胡靖安面前表示对校长的忠诚。
一天中午饭毕，同学们在宿舍里讨论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理想。戴笠不想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政治的热情，便歪在床上静静地听。就在他准备翻身合眼的时候，无意中眼角的余光瞥见胡靖安悄无声息地站在门外偷听。他马上来了精神，突然起身下床，大声地说：“各位宏图大志，戴笠十分佩服，不过有点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了。要是毕业后能留在校长身边当一名警卫，那才是人生一大幸事。”
他话音刚落，同学们便哈哈大笑起来，有人指着他对身边的人说：“雨农兄果然是有‘大志向’啊，校长培养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精忠报国，他却甘愿缩在深宅大院里给校长端茶倒水，扫地听差？”“此言差矣！”戴笠一边厉声反驳，一边用眼角余光看了看胡靖安，发现他正立在那里静静地听，便清了清嗓子，说道：“校长为国家大事日理万机，学生才学浅薄，不能为他分忧，但求做一名警卫，日夜保卫他的安全，保卫校长的安全，自然就是保卫祖国了，这有什么不好的，又何来‘志短’之言呢？”
戴笠的一番申辩并没有让同学们服气。大家七嘴八舌地正要反驳，却听得门口一个人在大声地拍着巴掌，回头一看，原来胡靖安已经走了进来，顿时都闭口不言了。戴笠内心狂喜，表面仍不动声色。
胡靖安看了看戴笠：“小伙子，你对校长的忠诚可畏可敬，但是年轻人还是要成就自己啊。”“报告长官，个人的功绩比起国家的兴亡微不足道，如果需要，戴笠愿为祖国献出一切！”
胡靖安又上下打量了戴笠几眼，却没再说话，只用右手拍了拍戴笠的肩膀，点了点头转身离去。胡靖安平淡的反应让戴笠心中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他原本以为此番话定能获得赞赏，没想到一星期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动静。他也不便追问，只好耐住性子等待。
又过了几天，胡靖安终于联络了戴笠，送给他一本戴季陶写的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叮嘱他注意保密，不要让其他学生发现，同时安排他暗中监视周围共产党员的活动，定期向他汇报。“长官，戴季陶不是反新三民主义的吗？校长也知道的啊！”“傻小子，学机灵点！谢持、邹鲁都被开除党籍了，凭什么戴先生还能留在党内任职？你以为校长派我来就为了当一个监察员吗？眼下就是光明大道，你可得把握好机会啊！”
听了这话，戴笠只好先口头答应。回到宿舍，他仔细看了戴季陶的小册子，书中对于共产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它不适合中国国情，是一种“空想症”，如海市蜃楼般可望不可即。这些观点让戴笠更加坚信国民党走的道路才是人间正道。但是他依然没有轻举妄动，虽然暗中整理了部分情报，却一直握在手里。他准备等到时局明朗的那一天。
那一天很快便来了。
密查组清洗黄埔
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之约濒临崩溃。蒋介石率北伐军挥戈北上，心里却始终担心合作伙伴共产党乘机控制他的大本营——黄埔军校。为了防止思想左倾的教育长邓演达违背他的意志，他特别用方鼎英将他替下。方鼎英是军人出身，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生性忠厚，对待学生不分党派，一视同仁。为了防止意外，蒋介石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对学校进行“清洗”。胡靖安、陈超等人接到命令便暗中着手组织突袭。
4月15日早晨，清脆嘹亮的起床号如往常一样划破寂静的清晨，学生们争先恐后地下床、穿衣、叠被，不到5分钟便整理好内务，跑步到操场集合。戴笠和同学们到了操场后，发现周围的山头和公路都布满了武装哨兵，个个手持武器，面无表情，把做早操的学生们团团围住，操场边上的连长的脸更是沉得像块铁板。戴笠心知有变故，他假装毫不知情，一脸慌张地和同学们一边站队一边悄悄议论。连长目光犀利地扫过队列，操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各位学员，奉校长命令，现进行党派调查，以便分别安排不同课程。请共产党员立即出列！”
人群中有人低下了头。“各位学员，你们处于一个团体已经这么久了，想必大家都知道彼此的政治立场，如果没有人站出来，那么我就得要求各位指认了！”
连长的这番话顿时引起了一片惊慌。就在此时，几个人从人群中走出，昂首挺胸地站在操场前面。边上的士兵立即冲过来将他们制服，并押解离开学校。
队伍解散后，学员们各自回到寝室。戴笠躺在床上，一声不吭地听周围同学议论。戴笠心想：连长训话时讲到此次行动是奉了蒋校长的命令“清党”，八成是国共两党闹翻了，自己保持中立果然没错。过了一日，消息灵通的同学打听到这次被捕的共产党师生有数百人，都被押到中山舰、珠江船及烂石头牢房，还有一部分被杀；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代理政治部主任，主持清党活动，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则由胡靖安接替。
胡靖安的高升证实了之前他说的话。如今云开雾散，水落石出，戴笠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他马上把整理好的共产党员学生名单及活动情况悄悄呈报胡靖安。胡靖安得到这份名单喜出望外，亲自带领士兵进行抓捕，甚至直接枪杀。短短一个月里，戴笠陆续揭发了20余名共产党员学生。胡靖安又顺藤摸瓜继续搜捕，共计扣留第一团、第二团师生近300名，整个黄埔军校更是关押了不下数千人，剩下的老师和学生个个心惊胆战，言行谨慎，生怕沾染上嫌疑。
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之一就是戴笠了，他以出色的表现顺利成为胡靖安的亲信。戴笠得到了好处，自然不肯收手。他陆续向胡靖安提供了关于学生思想活动情况、共产党嫌疑分子活动情况以及校官思想活动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情报，一些情报还被胡靖安直接转报蒋介石。
胡靖安等人自恃有校长撑腰，日渐张狂起来，不仅滥抓学员，连教育长方鼎英也不放在眼里。他们组织自己人在《黄埔日刊》上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进行言论攻击，指责教育长袒护共产党，故意放走原政治总教官并任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破坏清党工作。方鼎英虽然恼火，却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胡靖安是蒋介石眼前的红人。随着活动范围扩大，不断有学生惨遭陷害，看到学生们如履薄冰的生活和完全被打乱的教学秩序，方鼎英忍无可忍。他亲自跑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采取措施抵制胡靖安胡作非为，并以军纪惩处。此时蒋介石已经因为清党遭到党内许多进步人士的反对，南京、武汉的分裂之势已经不可弥补，权衡之下，只得牺牲胡靖安来换取缓和的局面。胡靖安无法继续在学校待下去，不得不离开黄埔奔赴南京。
胡靖安走后，学校逐渐恢复了平静。第五期学员顺利毕业，第六期入伍生训练期满，调回校本部考试后分科学习。最初的4400名学员经过筛选后只剩下了1500多人。尽管竞争激烈，但是学生们的生活经过一阵折腾后也都变了模样，除了在清党中被捕的以外，还有的学生办了病退，有的开小差琢磨别的出路，有的资质太差考试不及格被淘汰……如此一来，戴笠便凭着卓越的记忆力和小聪明勉强过关升学。就在此时，蒋介石考虑中原作战需要骑兵，便电令黄埔军校督办此事，经过一番选拔，戴笠等300名体魄强壮的学员被选入骑兵营，驻于广州郊区沙河燕塘。
戴笠自以为受蒋介石偏爱，将来必受重用，便抓紧机会展示自己。他一改过去不谈政治的态度，主动进取，将自己从书中看到的观点加以润色修饰，成为自己的思想，并发挥自己压抑已久的演说才能，公开大谈对局势的看法，大谈清党的必要性。这一做法果然奏效，一部分同学被他的卓越口才和领袖风采所吸引，就连由国民党右派把持的校党部也对他颇为赏识，不久后便提拔他为骑兵营的党部执行委员。虽然仅仅是个委员，戴笠依然十分兴奋，在他心中，这是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得到的，是他通向梦想的第一级台阶。
1927年6月，骑兵营奉命北上助战。行进至陇海路一段时，闻战事暂息，便驻扎于苏州待命。恰逢此时蒋介石从前线徐州返回南京，消息传到骑兵营，大家都很兴奋，经过商议，决定每人捐出两块银洋采办礼品送至南京，表达对校长的崇敬和慰问，戴笠对此事特别热衷，做了不少工作，自然被推举为代表之一。谁知临出发前，他突然又提出前往上海，因为“闻讯校长已在那里”，代表们不知就里，信以为真，揣着几百大洋随戴笠来到了十里洋场。
安顿好住处之后，戴笠关心地对大家说：“各位都是初次来上海，不妨出去转转，见识见识。我在这里闯荡多年，各处都很熟悉，几位若是放心，此事就交由在下督办，保证让大家满意。明日我们就一起去见校长，到那时各位可别忘了齐力要求校长给骑兵些特殊待遇啊。”一席话说得大家春风满面，放心地把这笔钱悉数交给他，便三五成群出去闲逛了。
到了晚上，代表们陆续回到旅社，却不见戴笠踪影。他们知道戴笠在这一带打流多年，想必有些老朋友相见，便都没在意，各自洗洗睡了。第二天起来，依然不见戴笠回来。第三天，戴笠依然音讯全无，代表们这下慌了神儿，身边的盘缠所剩无几，眼看着无法脱身。他们急忙写信向沈振亚、陈继承报告，二人得信后立即派人到上海，一行人这才脱身回到苏州。
又过了半个月，戴笠灰头土脸地回到苏州。全营学生都指责他的恶劣行径，要求长官用军法处置。在营长沈振亚和教官陈继承面前，戴笠老老实实地交代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揣着钱出了门，本打算借此机会捞些油水，没想到一回到这灯红酒绿的都市，看着比往昔更繁华的街道，想起腰间白花花的大洋，手里禁不住又痒痒起来，正在他琢磨着先去哪享受一番的时候，几个昔日的朋友路过，兄弟多年不见，分外高兴，戴笠一激动，加上朋友的吹捧，便起了炫耀之心，当下带着众人上了酒楼。他本想大快朵颐之后就此收手，谁知酒后竟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两日，采买礼品的钱竟然花了将近一半。眼看无法向大家交代，戴笠索性心一横，躲起来不回旅社了。直到把最后一点钱全部花光，才找到姐夫张冠夫借钱买火车票回到骑兵营。
听了戴笠的话，沈振亚、陈继承也十分生气。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原本在兵营里表现出色的学生怎么一到社会上就成了混混模样。他们当即下令将他关禁闭，以平众怒。几天之后，沈振亚、陈继承再次商议，觉得戴笠一是初犯，二是身处故地，又是个不安分的地方，有些贪念也可以理解，二人主张宽大为怀，于是把戴笠放了出来。
事隔不久，戴笠在一次伙食采买中故伎重施，贪污了三块多的伙食费，虽然他自以为滴水不露，但最终还是败露。戴笠自知继续待下去难逃重责，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连夜逃离苏州胥营，赶往南京投奔胡靖安。胡靖安见昔日得意的手下前来投靠，便收留了他。虽然黄埔军校的毕业证没拿到手，但是戴笠离蒋介石的距离却又近了一步。
寻找靠山
戴笠在胡靖安手下开始从事情报工作。由于没有任何军职，他的工作比较自由，只是每日自动搜集情报，以晚生的身份呈报给胡靖安，所以，戴笠被戏称为“编外情报员”。这个编外身份让戴笠始终得不到重视。他没有经过特殊训练，又不了解高层的意图，只是凭过去打流积累的经验和直觉摸索，搜集来的也多是社会花边新闻之类不痛不痒的消息。偶尔歪打正着碰到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经过胡靖安传递，功劳自然也就落不到他头上了。戴笠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又寄人篱下，只得处处忍让，还常常到胡靖安家帮忙听差，讨好胡家。
戴笠中途脱离黄埔军校，按规定应视为自动放弃学籍，经由胡靖安帮忙疏通，最终得以保留学籍，但是还不能获得毕业资格。戴笠一方面对胡靖安的帮助十分感激，另一方面也希望继续通过胡获得更多的好处。当时，蒋介石身边另一位负责情报工作的老牌特务蔡劲军也是黄埔二期毕业，戴笠每每见了他，总是毕恭毕敬，谨言慎行。蔡劲军见戴笠谦卑有礼，又机警敏捷，也就常常给予关照。
虽然蒋介石依然是戴笠理想中的靠山，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蒋介石的处境也愈发艰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峙。7月15日，汪精卫抛出橄榄枝，提出宁汉合作，但是蒋介石认为汪精卫此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联手合作，实际上无非是与他争夺国民党第一把交椅罢了，因此拒绝了汪的提议。此举引起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不满，蒋介石十分被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与武汉政府的抗衡还没解决，南京政府内部先乱了套。蒋介石与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加剧。作为平定广西和北伐战争中的功臣，加上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政府，新桂系以劳苦功高自居，不肯乖乖俯首称臣，反而日渐坐大，难以控制。为了稳固政权，蒋介石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剿灭桂系。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颇深，又见蒋白双方力量相当，胜负难定，便故意拖延，想等时局明朗再说。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蒋介石决定暗中开展情报工作，以便随时掌握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旗下嫡系部队的思想情况。1927年7月底，联络组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了，胡靖安担任组长，戴笠和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被推荐加入该组。联络组以调查各级部队的军容风纪为掩护，成为蒋介石最早的准特务组织。
戴笠在联络组里所做的事情跟之前大同小异，无非是从大街小巷转移到正规军或杂牌军中，他依靠自己卓越的交际手段很快便结识了一大批中下层官兵，从闲谈中探听他们的动态和军队中的情况，然后整理成材料交给胡靖安。不得不承认，戴笠在这方面确实拥有天赋。他的情报又多又快，可靠程度也比较高。特别是关于反蒋言论的，戴笠每隔两天就有一份材料上报。看着自己的工作成果日渐积累，却因为身份这道障碍不能直接面呈蒋介石，只能眼睁睁地看胡靖安得便宜，戴笠很不甘心，他岂是那种甘愿为别人做嫁衣的人？他私下对自己每日的情报进行分析整理，遇到重要的材料，就想方设法绕过胡靖安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中。为此他还特别收买了蒋介石的侍卫，让他们帮自己传送消息，可是侍卫并没有行政职务，传递的情报也大多不被重视，无奈之下，戴笠只好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口，等蒋介石的车子出现时，他立刻远远地在正前方立正行礼，等车子停到面前便双手将情报送进车窗，再立正行礼，目送车子离去。
戴笠的殷勤在蒋介石看来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他开始不露声色，每次照例接过戴笠的情报，草草看过便丢在一边，下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也闭口不提之前的事，他想看看这个人能坚持多久。没想到戴笠也是个颇有心机的人，他也只是传递情报，从来不过问蒋介石的处理意见。时间长了，蒋介石也觉得戴笠精神可嘉，绝非浅薄之人，况且他收集的情报大多是第一手资料，真实程度高，因此也就逐渐重视起来。一次在府邸门口，蒋介石接过戴笠的情报后沉默了几秒，然后抬起头和蔼地说：“你的情报我看过了，很好，继续努力，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戴笠听罢，激动地直点头：“请校长放心，戴笠一定不辜负校长的期望！”自此之后，戴笠比以往更加努力。在联络组工作的这那段时间里，他一个人收集的情报比其余所有成员情报的总和还要多。
这也和戴笠善于多方联络有关。刚一加入联络组，戴笠就和杨虎取得了联系。杨虎，字啸天，1889年出生，安徽省宁国县杨山乡人，先后就读于武弁学堂和两江讲武学堂，曾做过江苏军总司令、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1927年4月12日，杨虎与陈群一起，在白崇禧指挥下，具体执行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因为他与陈群、黄金荣、杜月笙沆瀣一气，被上海人民斥为“养(杨)虎成(陈)群”。戴笠去找他的时候，杨虎正任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听说戴笠是蒋介石的心腹，自然是高看一眼，热情接待，并表示会对戴笠的情报工作寄予大力的支持。
除了杨虎，戴笠还特意去拜访了杜月笙。杜月笙也没忘记他这个小弟，对他依然热情，并且在听到戴笠的请求后，也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好说，只要有事你就打电话，我要是不在，你就找万墨林。”杜月笙尊重戴笠，一方面觉得他不是凡人，将来定会有出头之日，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机联络一下蒋介石。他心里很明白，帮助戴笠其实就是帮助蒋介石。
就在戴笠为自己的情报之路做铺垫的地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不知从何处得知了蒋介石的“剿桂”计划。二人遂加紧联合各方势力，伺机造反。
1927年8月8日，蒋介石在徐州前线指挥军事失败，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不得已决定弃车保帅，处决了前线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李宗仁、白崇禧看出蒋的心狠手辣，担心自己迟早会成为刀下冤魂，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串通何应钦控制了南京周边地区。蒋介石见局势已定，只好于8月12日辞去总司令一职，第二天发布下野宣言后便返回奉化溪口老家。
临行前，蒋介石命令胡靖安的联络组不要停止活动，继续搜集情报直接交给他审阅。胡靖安考虑到戴笠工作积极，大部分情报都出自他手，又吃苦耐劳，熟悉地形，因此多次指派他秘密来往于南京、上海、杭州、溪口之间，向蒋介石递送情报。眼看有了与蒋介石接触的机会，戴笠自然欣喜若狂。
其实，戴笠是在蒋介石这里押了一个宝。戴笠看得很清楚，蒋介石此次下野一定是暂时的，以蒋介石的实力，他怎么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了呢？正因为坚信这一点，戴笠才没有像联络组其他成员那样另寻出路。
正像戴笠所想，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打算。他一手建立的黄埔军校中许多毕业生都在军中任职，对于这场变动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只要掌握他们的动向，让他们联合起来，自己复出不愁没有机会。当戴笠把这方面的信息呈递到自己面前时，蒋介石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翻身了。戴笠自然也看出了端倪，更是跑前跑后抓紧收集情报，为校长效犬马之劳。
1927年9月20日，蒋介石根据手中掌握的情报以及各地黄埔学生的来人来函，发表了《告黄埔同学书》，义正词严地指责军内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局面，要求黄埔同学认真反省失败的原因，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之后他去了日本，一方面前往神户向宋家求婚，另一方面则是故意对南京政府的复职提议置之不理，以扭转自己的被动局面。
去日本前，蒋介石下令暂时停止联络组工作，并发给该组一笔钱以维持生计。胡靖安见钱起了贪心，他将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人带到上海的家中，拿出一小部分经费供他们每日伙食生活，然后带着家眷悄悄回江西赣北靖安度假游玩。一个月后伙食费花光了，胡靖安却不见踪影。
许忠五突然两眼放光地看着戴笠：“你和杜月笙不是拜把兄弟吗，为啥不去找他帮忙？”“落魄成这样去找人家，也太让人笑话了吧。”戴笠很不情愿。可是，眼下也实在没有办法了，戴笠只好硬着头皮去了杜公馆。
看着昔日的小老弟落魄到如此地步，已成上海滩大亨的杜月笙非常慷慨，二话不说就让手下给他拿了50块。戴笠谢过杜月笙后回到胡府。几个人饱餐一顿后商议让许忠五为大家经办伙食，好歹用这笔钱维持到胡靖安归来。可是，没想到许忠五拿了这笔钱竟然也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几个人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又央求戴笠去找杜月笙借，杜月笙二话没说又给了他50元。戴笠受此捉弄，对许忠五怀恨在心。
就在蒋介石远赴日本之际，国民党内部由矛盾斗争演变成了互相火并，先是唐生智被迫流亡日本，之后汪精卫在广州主持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计划破产，继而于11月7日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想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却遭到胡汉民和吴稚晖这些元老的鄙视。相较之下，之前大声呼吁“团结”，现在又“退出”纷争的蒋介石地位相对上升。11月下旬，国民党要员在法租界的蒋公馆会谈，汪精卫被迫邀请蒋介石重新担任总司令。会谈结束后，广州公社于12月11日爆发了起义。最终汪精卫竹篮打水一场空，蒋介石则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5天后重新坐到最高统帅的位置上。
踏入情报之门
蒋介石此番归来不仅是重操大权，他还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与宋家联姻使得蒋介石的财力和声望大增，更获得了与宋氏关系密切的英美国家的支持。
蒋介石成为总司令后，决定利用这个新机会尽可能铲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利用矛盾，挑拨是非，很快赶走了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对自己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人物。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提出所有的宣传均以孙中山的“全国重建计划”为基础，重新整理党内政务，地方党组织解散后重新登记党员，撤销在北伐中为统一战线设置的部门。整理后的新国民党只建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和党训部，而蒋介石则集大权于一身，先后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收入囊中。他还特别在军队内部重新设置一个政治训练部，交与戴季陶掌管。
经历了此番变故，蒋介石深深体会到掌握情报的重要性。情报不仅是军队作战的需要，更是坐稳交椅的政治手段。于是，他决定建立正式的情报组织，加强特工活动。
经过一番考察，蒋介石决定在自己管辖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设一个调查科，与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总务科等并列。调查科是国民党成立以来设置的第一个专职情报机构，后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组织，与戴笠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特务组织并称“两统”。调查科第一任科长由陈立夫担任。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2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科，曾留学美国，学业结束后，当陈立夫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其兄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在电报中，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陈立夫从此踏入政坛。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陈其美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还是蒋介石给他收的尸。陈家的下一辈称蒋介石为“蒋三叔”，蒋介石也对陈家后辈照顾有加。
除了名正言顺的机构外，蒋介石还着力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先后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挑选了黄埔毕业的数十名可靠的下属担任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为自己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包括长官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动态等。这支特别队伍由原黄埔军校教育长王伯龄主持负责，蔡劲军、胡靖安都被选中，戴笠也如愿成了一名上尉联络参谋，与郑介民共同为校长效力。
郑介民，1897年9月11日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幼年丧父。1915年，郑介民考入广东省立琼崖中学，秘密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琼崖民军，任书记，后赴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任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著文拥护中国国民党革命救国主张。1924年4月，郑介民与黄珍吾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未被录取，只好投入大本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军士队当学兵。8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招生，郑介民考入步科，并在黄埔军校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毕业回国后，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总队队部政治教官，不久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郑介民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专门从事特务工作。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成为戴笠的首席助手，二人合作长达15年之久。
在办理进入军队的手续时，王伯龄发现戴笠没有从黄埔军校正式毕业，便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大笔一挥，批了个条子，宣称戴笠“虽未修完全部课业，但表现卓越，实际经验丰富，具备军队高级人才的资格，特准予毕业”。就这样，戴笠终于正式从黄埔军校“毕业”。
戴笠得知后立即面见校长，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蒋介石微微一笑，嘱咐道：“让你毕业是你的表现优秀。不过接下来的工作可能更加艰苦，希望你不要骄傲才是。”戴笠激动地说：“学生一定不辜负校长的期望和栽培！”此刻的他已经认定自己的前途是和蒋介石的政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协助蒋公的事业，自己的大好前途指日可待。
1927年11月，戴笠被任命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前往前线调查和掌握第一军的内部情况。原来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何应钦这个内患，在他眼里，何应钦见风使舵的滑头和背叛自己的行为可恶至极。第一军是以黄埔学生组建的，是自己当家的本钱，此刻绝对不能再放在何应饮手里了。戴笠擅于揣摩校长的心思，早把事情看了个通透，他此行的重点定是收集关于第一军师、旅长以上高级将领忠诚程度的情报，提供给校长参阅。
1928年2月9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立即带领少数亲信悄悄从南京出发前往徐州前线，趁何应钦在郊外打猎之际进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宣布撤销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将第一路军整编为第一集团军，由自己亲自指挥。
作为随行成员，戴笠经历了蒋介石重整第一军的全过程。他对校长的凌厉和果断佩服不已。为了防止余党作祟犯上，戴笠继续留在徐州任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从事情报活动，调查整编后的效果和何应钦亲信将领的动向。何应钦失宠后，黄埔系里再也无人敢起异心，第一集团军也服服帖帖地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1928年2月的一天，天气晴朗，蒋介石派人请戴笠到自己的府邸。
闻得校长召见，戴笠受宠若惊。以往与校长见面不是在外面就是在办公室，而且都是谈论公事，校长时间有限，三言两语也就结束了。此番前往府邸，还是蒋介石召见，这是何等的荣幸！
戴笠急忙穿戴整齐，坐上接他的汽车来到蒋府。侍从把他带到书房后退去。戴笠准备了一肚子的豪言壮志一进门便忘了个精光。他极力控制微微发抖的双腿，强作镇静地走到蒋介石的书桌前，静静地站着，等待校长发话。
蒋介石此刻正坐在椅子上专心磨墨，并未注意到戴笠就站在眼前。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见：“啊，雨农，原来你早到了，也不说话。”“学生看校长正在兴致上，不敢冒然打扰。”
听得戴笠自称“学生”，蒋介石不由得微微一笑：“最近工作还顺利吗？”“得校长栽培，雨农不敢怠慢。”“哎，工作之余也需要休息嘛。”“是，校长教诲，学生谨记在心。只是学生才疏学浅，工作之余也不敢怠慢，时常读书写字，准备随时为党国献身。”
听到这里，蒋介石又笑了。“雨农啊，第一路军的事你办得不错，吃了不少苦，也颇费了些力气。我这幅小字送给你，算是鼓励吧。”
戴笠顺着校长的手指看过去，原来桌上早摆好了一幅刚写完的字：艰苦卓绝。戴笠一见，高兴得差点蹦起来。他克制住激动的情绪，小心翼翼地低头俯身，仔细端详一番，然后起身立正，行了个端正的军礼：“谢校长抬爱，学生定当不忘嘱托，铭记在心！”“雨农客气了，”蒋介石走到戴笠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眼下就给你个精忠报国的机会。如今党内派系争斗还没有终止，桂系、冯玉祥、阎锡山，还有东北的奉系，都虎视眈眈地找机会发难。我们得好好整理一下。郑介民去了广东，北上的任务就交给你吧。此事务必要详细周全，别落掉重要的信息。”“是！学生定当尽职尽责，完成任务！”
几天之后，戴笠从徐州出发，先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集团军的动态。之后又前往山东考察奉系的情况。他沿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路北上，依次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等各军阀集团的虚实，并在第一时间将情报呈报蒋介石。他原本准备大显身手，展示一下自己高超的本事的，谁知道奉系军阀和北洋军阀残余的各级将领大多都没有文化，也没有政治头脑，带兵打仗也不过是硬抗，不懂策略；还有一些人疑心很重，轻信谣言，又贪图便宜，江湖义气重。戴笠在他们中间游刃有余，探听消息犹如探囊取物，只需送些礼物和钱财，有价值的情报如雪片般轻松地落入他的腰包，成为他仕途之路的垫脚石。
蒋介石在徐州重整第一军完毕后，提出了“二次北伐”的口号，主张消灭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集团。1928年3月，第一军被改编为4个军团，蒋介石率领整编后的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率领的军队分路北上，讨伐张作霖。4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第一集团军9日占领郯城，10日克台儿庄，中旬占临城、滕县、兖州、曲阜，下旬占莱芜、泰安，5月1日克济南。第二、三、四集团军也一鼓作气攻克了邯郸、济宁、石家庄等地。5月19日，蒋介石调整部署，以第一、二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兵分三路，进逼京津。大同、张家口、保定、沧州先后失守。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在退往沈阳途中，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6月8日和12日，阎锡山商震部与傅作义部分别进入北京和天津。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并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除了新旧军阀间的矛盾和斗争。
苦心经营，崭露头角
戴笠终于能够近距离为蒋介石服务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的实现，他付出了很多努力，也遭受了许多常人无法忍受的辛酸。
首先，戴笠担负的是一份没有衙门的苦差，不但一切都要自己打理，而且安危也没有保障，是死是活根本没人在乎。这其实也不算什么，最难的是不知道上司到底中意什么样的情报，没人指点，一切全凭自己猜测揣摩。所以，戴笠要想拿出出色的业绩，就要付出更多的辛苦，最大限度地掌握材料，为此，他常常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因为没有地位，人微言轻，就算戴笠弄到了有价值的消息，也得不到重视。最让戴笠不甘心的是，他卖命弄来的情报往往还成了别人讨好主子的资本。
鉴于以上两点，戴笠不得不挖空心思地接近蒋介石。可是，以他的身份，别说见校长一面，就是靠近他的官邸或办公场所都会马上招来别人的白眼与非议。面对黄埔前几期的学长，戴笠终归是很没有底气的，但他有韧劲。他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他听到蒋介石身边的仆役都对自己说“小瘪三又来了”的话时，他一点都不动怒，一如既往地低声下气地讨好巴结他们，上至警卫、勤务兵、司机，下至门房、厨师、娘姨，戴笠点头哈腰，奉承了个遍。甚至他发迹之后也不敢对这些人有所怠慢，还经常暗中好礼相送，维系关系。戴笠深知，这些人是他的通道，有了他们，自己的情报就有机会放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了。
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里，戴笠巴结得最用力的要数机要秘书毛庆祥了，一方面因为毛的工作性质可以为自己行方便，凡军政大员的任命、作战命令的颁发，以及蒋介石的对外联络、情报递送都要经他之手；另一方面，还因为毛家和蒋家的关系非比寻常，自己真的巴结好了毛庆祥，还是大有利可图的。毛庆祥的父亲毛绍遂，号颖甫，是溪口“毛太昌”商号的老板，与蒋家的“玉泰盐铺”相邻，两家关系颇好。蒋介石尤其尊重毛颖甫，每次回乡，总要会会这位世交长者。毛庆祥是毛颖甫的长子，留法期间，因世交关系，与蒋介石一直有书信来往。回国后先在浙江水产学校任教，1926年转入蒋介石幕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1932年，主管侍从室的机要工作后，权力逐渐扩大，地位逐步上升，经过10余年经营，最后成为国民党统管密码、译电的头目。
为了拉拢这个“关键人物”，戴笠下足了功夫，但凡毛庆祥有所暗示，他都不遗余力地办理。开始毛庆祥对戴笠还不以为然，认为他无非就是个阿谀奉承的草包，对他的情报也是高兴了就递上去，不高兴就扔在一边。经过几次接触，他发觉戴笠十分谦卑，做事也认真勤奋，有股子锲而不舍的劲头，心中有所感动。他找出之前没有送出去的情报研读，发现确实有些价值，此后便肯代为转呈，遇到紧急或时机适宜甚至打破常规程序，随接随呈。这样戴笠的情报总是最先出现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久而久之，蒋介石也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有时没有他的消息，还会向毛庆祥查问。毛庆祥将这番情形描述给戴笠，戴笠听说蒋介石对自己的情报如此重视十分兴奋，也暗暗告诫自己要更踏实地做事，不能有半点闪失。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庆祥算得上戴笠的一个贵人。戴笠也是这样认为，所以，多年后他发迹了，还常常把毛庆祥给自己行的方便挂在嘴上。
除了毛庆祥，还有一个人也是戴笠刻意想巴结的，那就是王世和。
王世和与毛庆祥一样都是奉化溪口人，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六期、中央训练团将校班毕业。王世和、毛庆祥、蒋孝先、蒋和畅并称为溪口的四小家族。1924年春到广州，任广州大元帅府警卫队卫士。同年4月由戴季陶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王世和的父亲王良鹤早年在蒋介石身边当过贴身勤务兵，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王良鹤举荐王世和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毕业后子承父业留在蒋介石身边当了随身侍卫，负责警卫、接待、传令等。王世和为人不如毛庆祥，借着与蒋介石的这一层关系，往往在外人面前趾高气扬，给人非常不好接触的感觉。尤其在戴笠面前，更是不可一世的样子。后来他见戴笠打起毛庆祥和仆人的主意，企图绕过他这一关，更是怒不可遏，每每相见便恶言相加，张口闭口地叫他“小瘪三”，还命令仆人将他赶走。
有一天，戴笠又带着情报来到官邸门前等候。没多久，蒋介石的车队远远地过来了，王世和坐在前面一辆车子里，一眼看见戴笠站在老地方，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跳下车子，几步上前冲着戴笠就是一脚，恶狠狠地骂道：“小瘪三，你在这里阴魂不散地站着，想要校长的命吗？老子今天就办了你！”
戴笠早就对王世和心存戒备，见王世和对自己动粗，便机灵地一闪身，躲过了这一脚。但是他仍然不肯离开，而是伸着脖子望着后面的车子大喊：“校长，戴笠是来送信的！”
王世和大怒，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戴笠的印堂咆哮：“你还不滚？”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副官从车中下来，跑到王世和面前小声说：“校长让戴笠过去。”
戴笠如同得了圣旨，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车前，双手恭恭敬敬地把情报递进车窗。
蒋介石伸手接过情报，点了点头，交代了几句便乘车离去。
傍晚时分，王世和见蒋介石在庭院散步，便上前听差。蒋介石想了想，说：“以后戴笠要见我，你不要拦着了，他和你都是黄埔的学生，不会有什么事的。”“可他是越级上报，不符合规定。我看他就是一个献媚的小人！”“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得到我的重视，我对他重视了，他自然对我更加尊敬，也会更加卖命。为了党国的利益，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况且，他也不像你说的无所是处，他精明能干，如果真有造化，我也不会舍弃这样的人才的。”“校长英明，王世和听从校长吩咐。”
从此之后，王世和虽然对戴笠仍然耿耿于怀，却不敢再横加阻拦了。之后的日子里，戴笠果然愈发受到蒋介石的器重，最终成为心腹。但是戴笠一直对王世和怀恨在心，多年之后，他终于想方设法把王世和赶下了侍卫长的宝座，报了当日之辱。
除了应付这些人际关系，戴笠还得经营他的情报工作。他知道，要想出人头地，让别人对他刮目相看，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任务完成得好，才会受到器重，也就有了出路。在这方面戴笠表现出了很强的敬业精神，他起早贪晚不辞辛苦地搜集情报，还会耐心细致地连夜把情报誊写校对清楚，然后再送到中山陵蒋介石的官邸。赶上天气不好，手上又没闲钱时，他往往要步行而去。后来，戴笠的情报逐渐受到蒋介石的重视，有时蒋介石还直接分派任务给戴笠，一方面为搜集情况，一方面也是有意考验他的能力。蒋介石还批给他一笔钱作为奖励和调查的经费。戴笠用这笔钱雇了几个精明能干的人做帮手。这样一来，他可以同时跟踪几条线索，情报也越来越充实、丰富。对于手下，戴笠也是毫不吝啬，一有闲钱便分给弟兄们，嘉奖也从不自居，口口声声说是大伙的功劳，笼络他们为自己卖命。
戴笠得蒋宠信
北伐结束后，全国局势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260余万的军队逐渐成为政府财力负担。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准备裁军。谁都知道这是一个难捅的马蜂窝，军队是军阀们的命根子，一旦激怒了他们，使他们联合起来造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几经讨论之后，确定了全国共设立八个编遣区，中央直辖各军编遣区、海军编遣区、第一编遣区由蒋介石直接管辖，第二编遣区属西北军，第三编遣区属晋军，第四编遣区属桂军，第五编遣区属东北军，第六编遣区则囊括了云、贵、川等各处军队。这样一来，蒋介石一共控制了三个编遣区，此举引起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的不满。他们纷纷提出抗议，蒋介石见难以得逞，只得同意暂时不编遣。1929年1月26日，编遣会议在一片吵闹声中草草收场。
编遣会议上蒋介石的企图昭然若揭。他是借裁军逼实力派就范，要冯、阎、李交出兵权，他自己则把军队作为实施军事独裁的本钱。这样一来，各派新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再次激化，并引发混战。
桂系首先发难，暗中策划倒蒋活动。蒋介石便派侍从参谋郑介民潜入武汉，利用其与李宗仁之弟李宗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在桂系内部进行策反活动，结果桂军土崩瓦解。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搞垮了桂系，新军阀实力派出现了蒋、阎、冯三强争霸的局面。他们之间虎视眈眈，各怀鬼胎，势必要争个鱼死网破。
蒋介石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冯玉祥，但是冯玉祥与阎锡山之前有联盟关系。为了孤立西北军，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北平说服阎锡山联手搞垮冯玉祥。戴笠奉命以参谋名义随行，实际上是调查掌握北方实力派的情报。在北平，戴笠使出浑身解数，与阎锡山的幕僚频繁接触，企图寻找突破口，策反他们做自己的内应，然而，整个山西竟像铁板一块，外人根本接触插不进去，下不了手。戴笠上上下下忙碌了多日，竟然无功而返。
山西下不了手，蒋介石就又把矛头指向了唐生智。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驱逐白崇禧就起用了前湘军将领唐生智，委任他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冲锋陷阵帮蒋介石搞垮桂系之后，却被收回了兵权，只得了一个他不稀罕的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职务。唐生智焉能不气？1929年冬，唐生智在郑州宣布与蒋决裂，并参加了反蒋拥汪的“护党救国军”，出任第四路军总司令。为了摆平唐生智，蒋介石一面与阎锡山商讨联合围剿唐生智事宜，一面派戴笠潜入河南，打探唐生智的兵力和军内动向，伺机策反。
1929年12月的一天清晨，河南信阳城门刚刚打开不久，一辆马车在冰天雪地中奔来，在守城警卫面前停住。一个仆人从车上跳下来，满脸赔笑地说：“老总，这位是城内安泰钱庄的大少爷。前日接到家书说老爷病了，少爷心急，非要连夜赶回来看看，怕迟了给耽误了。您看能否行个方便？”边说边掏出几块银元塞在警卫手中。警卫接了钱，又看了看车里坐着的人，那人带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模样，皮帽子把耳朵护得严严实实，围巾口罩一应俱全，还哆哆嗦嗦的，一看就是赶了夜路受了冻的人，便挥挥手放了行。戴笠和他的副官贾金南就这样混进了信阳。
戴笠他们在城内潜伏下来后不久，唐生智便召集干部开会，部署悬赏缉拿戴笠的工作。原来他已得知戴笠要来河南搞特务工作，于是立即下令在全省搜捕，并在各城门和主要街道张贴通缉令，悬赏10万元缉拿戴笠。
参加会议军官中有一个叫周伟龙的，一听戴笠进了信阳城不禁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周伟龙，1901年生于湖南湘乡十三都的三迁谭家湾(今湘乡市仁厚乡桃丰村)，字道三，20年代初，周伟龙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因深得谢国光的青睐被保送进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周伟龙在唐生智所部任宪兵营长。
散会后，周伟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发呆。他是黄埔第四期的学员，和戴笠有过几次接触。如今却要各为其主，反目成仇。傍晚时分，他刚回到家，侍从就递过来一张名片。他接过来一看，是一位叫东方白的人，他立刻明白，戴笠已经来了，这次是躲不过去了。既来之，则安之，周伟龙热情地接待了戴笠，还在戴笠的鼓动下，下了追随蒋介石的决心。
经过周伟龙一番活动，唐生智军队中不少高级将领纷纷倒戈。在戴笠的指派下，周伟龙偷偷和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师第一旅接上头，强强联手，唐生智的队伍很快就溃不成军，兵败人散。1930年1月9日，唐生智被迫通电下野。蒋介石给予戴笠和周伟龙厚赏，并提拔戴笠为中校联络参谋。周伟龙成了戴笠的生死之交，也成了戴笠手下资深的大特务之一。
同年4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免去阎锡山所有职务，“严拿归案讯办”，并以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讨伐阎、冯。蒋、冯、阎大战在中原大地爆发，双方投入军队近130万人。这次蒋介石依然采用军事打击和策反瓦解双管齐下的办法，反蒋联军很快就撑不下去了，他们决定与汪精卫合作，共同讨伐蒋介石。8月，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戴笠派出自己的情报助手王孔安参会，探听各派的态度和情势发展，并密报蒋介石，制定了安抚收买的策略。
就在双方摩拳擦掌，准备恶战一场的时候，东北奉军首领张学良于9月18日宣布拥蒋立场。12万东北军的主力随即入关，与反蒋联军对峙沙场。张学良的加入使得战势豁然明朗，原本观战的西北军率先投靠蒋介石，陆续又有杂牌军加入，面对愈来愈明显的悬殊差距，反蒋战线终于全线崩溃。1932年4月，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冯玉祥惨败下野，桂系的人马退守老家广西。
新老军阀的混战在东北易帜之后渐渐平息下来，内部纷争的缓和给国家的和平统一带来了一丝希望。张学良趁势进驻平津，收编晋军，主持华北地区政事。蒋介石见此机会立即派戴笠前往北平公关，想进一步拉拢张学良。
戴笠接受任务后激动万分。他出生入死多年，如今终于能以使者身份光明正大地开展活动了，这意味着蒋介石对他工作能力和成就的全面认可。此番活动的对象是赫赫有名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这让戴笠不敢怠慢。张学良实权在手，本不依附于任何派别，此番选择拥蒋，让蒋介石既感激又心存猜忌。他担心奉军假意归顺，借机壮大自己。戴笠深知校长的心思，因此，到了东北之后并没有马上去见张学良，而是从他的部下和亲友入手，暗中进行活动。
戴笠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警卫旅的团长吴泰勋。吴泰勋年仅19岁，是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父亲吴俊升是前黑龙江省的督军，1928年和张作霖一起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学良见他和自己同命相连，便把他留在身边，后来交情渐深，拜了把兄弟。
吴泰勋和戴笠一样好结交朋友，性格豪爽，三教九流的人物也认识一大把。他终日花天酒地，流连于青楼妓院。戴笠便投其所好，在华北著名的青楼街与他约见，并献上头牌妓女供其享乐。吴泰勋见戴笠也和自己一样讲义气，是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哥们儿，便和他结拜了兄弟，还把自己身边的王天木、裴级三、李志一等人介绍给戴笠，后来这些人一部分成了戴笠在北平安插的亲信，另一部分则进入其特务组织。
有了吴泰勋的引见，戴笠一个星期后顺利地见到了张学良。此时的他已是胸有成竹，即便张学良有什么花样，他也能全身而退，并随时掌握动向。见了张学良以后他才发现，张学良绝非校长和自己所猜测那样藏有私心，对他这样出身的特务也毫不蔑视，一见面就握住他的手，称赞他年轻有为，能力非凡，戴笠心中顿生敬畏。经过一段时日的了解，二人关系日益密切，最后竟然惺惺相惜，一拍即合，成了莫逆之交。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看着戴笠源源不断地送回关于东北军的内部情况和他精心编织的平津情报网大为欣喜。从此，戴笠在蒋介石心中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第三章 揣摩迎上，脱颖而出
复兴社成立
就在戴笠在蒋介石身边屡建奇功，扶摇直上的时候，1929年5月，黄埔第六期学员在广州参加了毕业典礼。大家怀着急切的报国热情纷纷离开学校，奔赴部队。然而部队生活并不轻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唐纵就是其中之一。唐纵本来就不喜欢带兵打仗，因此没过多久，便离开部队前往南京投靠左曙萍、陈奠南。左曙萍原是军校政治部的干事，陈奠南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助理干事，二人曾几次邀请唐纵前往南京发展，见到唐纵前来自然十分高兴：“老弟，可把你盼来了！”“二位兄长见笑了，乃健自知才疏学浅，此番来讨饶，还要请二位多多担待啊。”“哪里哪里，老弟你这是谦虚。以你的卓识之才，怎愁报国无门？我们几人打算办一个《文化日报》，特意请你加入，咱们共同在文化界为校长争夺江山，和驰骋疆场不是一样的吗？”“能为校长效犬马之劳，乃健自然万死不辞。”
于是，唐纵便成了《文化日报》的新闻记者。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各大报纸的革命派纷纷撰文批判蒋介石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挑起战乱、雪上加霜，只有《文化日报》独树一帜，为蒋介石摇旗呐喊，唐纵更是大肆炮制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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