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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德荣,施永敏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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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再创造试读：

序一

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物质生活高度发达。但同时，由于西方现行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缺陷、功利主义思想和过度的消费文化以及互联网负面因素带来的碎片化等原因，人类却面临着集体短视的深刻危机。前所未有的全世界范围的战略缺失，正急迫地呼唤人类运用自身的洞察力创造新的思想智慧。人类需要一盏照亮继续前行的明灯。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这一头睡醒的雄狮，亦正以积极的姿态加速融入世界。在这继往开来的历史转折点，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成为必然。

近代中国虽然遭受了巨大的屈辱，但这丝毫掩盖不了延续了五千年的东方实践智慧中所蕴含的洞见与光芒。20世纪40年代，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论及中西哲学的正负方法时，就肯定中国传统哲学将对“未来的世界哲学，有所贡献”，那就是“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395页。）这其实已经发出了续接传统而进行（中国）哲学改造的先声。

众所周知，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成中英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工作；创办英文《中国哲学季刊》，创发基于中西互释的本体诠释学，为推动当代中国哲学在全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13年是《中国哲学季刊》创刊四十周年，上海交通大学精裕人文基金于这年秋天邀请其创始人成中英先生在第一期金玉学堂上为交大学子讲授《易学精义》。每周一下午授课，总共八次，课程于当年十二月底结束。其间我有机会经常与成先生沟通交流，关于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及其在全世界发展的问题引发了我们持续深入的讨论，并逐渐导向了“中国哲学再创造”这一论题。由此，我们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一起发起倡立“中国哲学再创造”系列论坛。经过各方积极筹备，2014年6月28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英文《中国哲学季刊》和精裕人文基金联合主办，金玉学堂承办，“首届‘中国哲学再创造论坛’暨成中英学术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如期举行。

会议期间，来自两岸三地和北美，学术界、企业界和社会各界关心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发展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共聚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当下时刻，分析当前和展望未来，汇聚成活生生的再创造力量。“再创造”中的“再”字表明，发展创造仍然还要续接于传统。清华大学的陈来教授就指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主题，指向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创新发展。它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哲学需要因应时代的变化和中西文化的融合而不断创新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的中国哲学的阐释之上；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应当在传承中发展，完全脱离中国哲学的古典传统，脱离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

与陈来教授相呼应，上海交通大学的高宣扬教授也强调了中国哲学自身的“哲学”特质在其再创造中的根本作用：“我们首先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不要言必称希腊，似乎唯有希腊才是哲学的原初故乡。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同时，我们要明确树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明确哲学并非西方所专有，积极地树立自身的现代化的哲学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把哲学当作做人的学问。再创造要立足于‘知人曰哲’这一传统认识上，发掘自身的内在创造动力，以新的全球视野做好长远的艰苦创新的思想准备，扎扎实实立足于我们的母亲土地，深刻体验活生生的神州大地的创新活力。”

华夏国际易道研究院的马宝善院长更进一步指出：“中国哲学在当代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大家都在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中国哲学再创造恰逢其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核心是中国哲学的再创造。”“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自信根源于人类社会中最古老的哲学，《易经》哲学体系。《易经》这一中华文化的大树之根，扎得很深很深，哲理丰厚、智慧卓越，值得我们骄傲，值得中华儿女再掀起一个中国哲学的再创造。”

各位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引起了成中英先生的强烈共鸣，成先生指出：“中国哲学的再创造，不但必须，而且自然可行，是人类发展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哲学显然面临着‘再创造’的重大历史使命的迫切呼唤。”他总结道：“西方哲学有一个二本二元对立的起点，中国哲学则强调一个一本二元多体的内在发展过程。这种宇宙与人之起源论，体现了中西哲学在起点上的形上和认知差异。”成先生所创发的本体诠释学即可看作是此一观点的具体展开与融合。中国美院的杨成寅教授就在《成中英太极创化论》中接引了成先生对《周易》太极哲学的当代反思与诠释，明确提出了“和谐辩证法”的概念。具有根源性的一本二元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突出特点。它是我们开展再创造事业的前提条件，同时也需要在再创造过程中被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诠释和丰富。

中国哲学再创造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项伟大的事业。近代西方启蒙思想中凸显的人性和人的价值就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的人学智慧。研究表明，当时有部分重量级的西方哲学家，诸如沃尔夫、康德等就吸收了来自东方的思想。本次论坛发起人之一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德荣教授主编的《国学西渐》，就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哲学在历史上早已是世界哲学论域中一个隐而未显的深刻论题。在当代，随着中国经济和国力的日益增强，中西文化交流和互释的日益加深，中国哲学的再创造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仅带动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注入新鲜的活力。

精裕人文基金是2010年4月在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设立的。其宗旨是推动学校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近五年来，我们建立了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开设了金玉学堂系列人文课程，承办和支持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学者参与到交大哲学学科的发展中来，已经颇具规模和影响。作为“中国哲学再创造”系列论坛的发起方和承办方，我们倍感荣耀，亦愿意锲而不舍地持续地参与和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

于本次论坛论文编辑出版之际，成中英先生欣然作序，为中国哲学再添文人慧业。2015年是成先生八十寿辰。仁者，寿。衷心祝愿成先生福寿万年，兴其国邦。我想，这亦是本论文集所有的作者和与会者及各界同仁共同的心声。让我们以成先生为榜样，携起手来，以平等平和、维本维新的姿态，共同谱写中国哲学再创造的新篇章，为中华文明和人类福祉创造新的辉煌。

是为序。施永敏上海交通大学精裕人文基金·金玉学堂二一五年二月四日序二中国哲学再创造的两定位与三向度

1985年冬天12月，我从美国回到国内，应邀出席在湖北黄冈举行的熊十力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我心中感到特别的兴奋。一方面这是我自50年代离开大陆之后第一次回国，回到我的老家湖北境内；一方面是看到了这次关于中国当代哲学前辈的学术研讨会，看到了研讨会中济济一堂的诸位学者。三十年后，许多前贤，例如汤一介先生与萧萐父先生，却离开了我们。当时在熊十力百年诞辰学术会议期间，我和汤一介先生是同住一室，我们日夜都谈到中国哲学、儒学的发展，话题颇多。可以说，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也是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化复苏的一个起点吧。会后，我还有机会回到老家湖北阳新县龙港镇。当时，一幅淳朴农村的画面，但却是百废待举。这是我从小离开大陆之后第一次回老家，自然异常兴奋和感慨。一方面怀想襁褓时代的我，另一方期盼未来的发展。

两定位：当代海内外中国哲学发展

三十年来，中国儒学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哲学的发展是林林总总，有多方面的表现。2007年，我在武汉出席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并做主题报告，提出了近三十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回顾和期待与学者们讨论。在此之后的台北辅仁大学承办的十六届、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承办的十七届、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校区承办的十八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就已经看到国内的学者参加海外学术活动逐渐地增多。这让我回想到，1981年在纽约州立大学长岛举办的第三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我首次邀请国内学者，汤一介先生、萧萐父先生、方克立先生和金春风先生出席。众所周知，我于1975年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并嗣后进入《世界哲学联合会》（FISP）成为会员，宗旨在提倡与推动中国哲学在世界上的交流和发展。在198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联合会大会会议上，我被邀请作为会议的圆桌论坛主席，我乃邀请了汤一介先生及一些中外学者参加。这些发展说明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交流的频率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流转，1991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举办第七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时，我邀请的国内学者人数增加到23位。这次会议在鲍尔（Wolfgang Bauer）教授的安排之下，也得到了包括歌德基金会、阿登纳（Adenauer）基金会在内的几家德国基金会的支持，为国内参会学者提供往返的旅费和会议期间的生活费用。从首先邀请国内学者到北美，再到欧洲，这一发展为国内中国哲学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大的基础。当时的萧萐父先生特意深情地公开地说，“成中英教授开辟了中国哲学的世界窗口，向我们表明了我们中国哲学在世界上还有一席之地！”

回顾这些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和海外的交流、在海外的发展。海外和海内显然是相互交流、沟通的，这能很好地带动国内中国哲学的发展。当然，谈到国内的发展是要强调出我们应对中国哲学作为中国的发展要具有大的信心，对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发展也要具有大的信心。回顾在我当年回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学界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只是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它只是思想史，不能作为哲学原理来讨论。这一思潮在90年代仍然存在。在90年代后期，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来到中国并做演讲，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这种说法立刻造成了极大的误解和冲击。当初大家并没注意到的是，德里达并不了解中国哲学，更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哲学，哪有对中国哲学的发言权。他的感言其实是说中国没有西方、希腊那样的哲学。从他自己的哲学立场而言，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没有什么一般性的哲学。对他这句话的正确解读应该是，中国哲学不是希腊哲学，正如希腊哲学不是中国哲学一样。由于国内学者的误读在当时造成极大的反响，这使得我们自80年代改革开放时中国哲学出现的发展契机和趋势陷入一个退潮、衰退的景象。这恰恰反映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哲学界对“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并不清楚，并没有发展的信心；老实说，当时对“哲学”这一概念本身认识也是模糊的。这就造成了中国没有哲学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中隐藏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对西方哲学家的了解不够，这就意味着不了解西方人在他们自己的语境中所说的哲学是什么；第二方面是对“哲学”是什么也没有深刻的了解；第三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中自己的中国哲学的真正内涵的认识也不够。这也说明在21世纪里，中国哲学不是在世界没有地位，而是在中国本土没有地位。

基于以上，我必须说我感到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是脆弱的，是缺乏生命力的，因为缺少激情，同时也缺少理性。在如今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浪潮中，中国哲学还没有得到清楚的定位，即使已经有了早期胡适之和冯友兰等写的中国哲学史，我们也说不清中国哲学如何以及何时开始。当然，检讨过去，在我提倡中国哲学之前，中国哲学在国际上的定位也有其不确定性。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哲学”这个概念的认识也是非常模糊的。1965年，我开始在哲学系执教，我就警觉到此一问题的严重性，使我非常吃惊。我问是否由于近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巨大变动引起了中国文化的失落和中国哲学意识的丧失。另一方面，从深层次看，几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更遑论普遍认识。这一深沉的反思激发了我在西方世界里创办英文《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JCP）的强烈意志。经过两年的努力，在1973年我终于出版了英文《中国哲学季刊》的创刊号。此一季刊的创办是有重大意义的，代表了一个历史过程的出发，也代表了一个艰辛使命的承担。时至今日，该刊已经进入到出版四十二年的历程，每年出版四期，自2006年，每年另出版专刊与书，迄今已出版了超过千篇关于中国哲学的论文，可说涵盖了所有中国哲学的所有课题。在这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季刊非常坚定地建立、维护、充实与丰富着中国哲学的概念、理念，中国哲学的价值和理想。《中国哲学季刊》不是中国哲学史，但却远胜于一部单纯的中国哲学史，因为它是活生生的哲学思考，是对历史的重建与评估，也是对未来的期盼与构想。前年，在创刊四十年之际，美国《高等教育纪事》（Chronicles of Higher Education）就我创办《中国哲学季刊》与继续创办的《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的缘起与成就进行了两万字的专访。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也举办了庆祝JCP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议。我在庆祝会致辞中一再强调世界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应该要从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体系中的活力与面貌开始；“中国哲学”已不是历史名词，中国哲学代表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世界，也代表了一个色彩壮丽的生活世界，也代表了一个具有创造了的心灵世界。《中国哲学季刊》打开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体系中的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在1973年《中国哲学季刊》创刊之后的推动和影响之下，中国哲学目前在世界哲学中逐渐获得比较明晰的定位而言，中国哲学在中国的历史的时空发展中的定位反而更为模糊。在2007年武汉大学的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时空发展中也应该有一个鲜明的定位。首先，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相对希腊哲学、欧洲哲学和美国哲学或其他的专门哲学，中国哲学已经逐渐地具有了它自己特色的形象。在英文《中国哲学季刊》的倡导下，包括中国的易学、儒学、道家、中国佛学、宋明理学和当代中国哲学已经获得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表述与分析；西方的一些学者，哲学家和汉学家，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哲学中的哲学思想而非将其看作一种文化研究或思想史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大工作就在于建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深度沟通，因此必须要和西方哲学家建立一种持续的互动关系。但是要和西方哲学家进行互动与交流，我们首先就必须要对自己的中国哲学有更深刻的认识，要赋予它一个鲜活的生命语言，而不只是一种更烦琐的历史性的描述。其次，中国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明确地建立其现代性的语言，来表述其概念，来充实其理念，要追问在当代的时代意义中“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中国哲学世界化”。这两个建言，我在1970年代于台湾大学哲学系主持与讲学期间就首先提出。1985年在北大讲学期间，我又特别强调了这两个重大课题。我意识到，当代的中国哲学在1985年之后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当然，由于《中国哲学季刊》在1973年的建立，中国哲学在西方的发展就早了十年。就中国国内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至今，也至少有了三十年。显然，在此期间的前二十年，发展显得比较缓慢。学者们还未曾完全跳出意识形态与思想史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还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但是我也注意到，在2007年之后，尤其近五六年来，学者们的哲学方法意识明显增强，哲学问题的意识也逐渐突出，更重要的是哲学在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和它们在历史上的交流获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导向了更多和更新的中国哲学思考的自觉。

二方法：从“经典诠释”向“本体诠释”的发展

从1985年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复苏，经过了90年代末所谓中国哲学合法化问题的危机，到2007年之后出现的新的发展路向与潮流，我认为中国哲学学者已经充分自觉到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其发展的根源性与延续性问题。除此两者之外，我还要强调一个方法性与体系性问题。此处我仅就方法性提言，我看到了主要的两个方向。一为“经典诠释”的方法，以传统的训诂方式诠释经典，这一方法无疑有其历史的基础，也能产生大量的成果，如我们在书店所看到了的多种文献注释与整合工作。但我看到的是：这一方法对我们了解中国哲学自身命题的原创性、延续性和体系性方面，帮助不大。由此之故，我自1985年在北大讲学期间就突出地提出“本体诠释”这一方法概念。也许提出太早，本体诠释的理解与应用似乎并未在中国哲学发展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学界用“经典诠释”掩盖了“本体诠释”。事实上，这两个方法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经典诠释”不能取代“本体诠释”，而只能作为后者一个起点，后者当然是以前者为基础而应为前者发展的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将两者看作一个对立面。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往往存在把“经典诠释”奉为圭臬，而完全不重视本体方面思考的问题。这是中国哲学需要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感到这种状况从2007年到现今已出现了较大的转机。少数学者中已经认识到在“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必须走向关于本体的诠释，走向“对本体”和“自本体”的双重诠释。在中国国内而言，如此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位，并在世界哲学的层面上，形成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定位。这也就回应了我前面提到的中国哲学在中国历史时空发展中的定位模糊问题。

基于以上的认识，所谓“中国哲学再创造”不是随意之言。它是具有实在的内涵的和时代的意义的。它意味着中国哲学不断地现代化和不断地世界化的两个过程。在首届《中国哲学再创造论坛》之前，我应邀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一期《易学精义》课程，并得到交通大学精裕人文基金金玉学堂的全力支持。精裕人文基金非常重视交大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渐具规模和影响。这不仅是对交大人文学科的发展，对交大的发展，更是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和上海交通大学精裕人文基金会理事长施永敏先生的多次交谈中，他特别强调“中国哲学再创造”的概念。这一概念能够出现在他的意识之中，就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紧迫性和价值。

从前文可知，“中国哲学再创造”的意义就是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位，在世界哲学中的定位，在当代的时代中定位。这就是认识中国哲学的根源性、发展性和体系性并实际发挥之、彰显之、充实之、繁荣之。“中国哲学再创造”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有到大有，从根源到枝叶、到茂盛的丛林与耸立的乔木高树。“中国哲学再创造”具有深刻的含义，这是因为中国哲学自身是一个创化过程的成果，其发展也应是一个自然创化的过程，所谓顺天应人。它能够成为哲学也是一个人类心灵创造的过程。创造，从原始而言，是从无到有；再创造，即从有到大有。再创造是非常实际的工作，它涉及这三个重要的概念。

三向度：中国哲学的根源性、持续性和体系性

此处，我要首先强调根源性。我一直强调易学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对易学的认识非常重要。易学反映出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天生人；人知天；人能弘道这一认识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人的一个发展过程，不仅包括认识也包括实践，代表一种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建立。中国哲学作为对世界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和人的价值理想的认识，渗透在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中。易学、中国哲学，分别显示了中国文化中根源的“一”和其发展中的“多”。今日的再创造就是要认识这一根源，从根源上去持续地探讨和发展，来创造一个灿烂的有本有体有用的中国文化。或许可以说，正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根源性，才造成了其早期的繁荣和兴盛，有了从易学到先秦诸子百家的发展。

其次，就持续性的问题而言，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中国哲学启发中国文化的创新；中国文化又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机缘和条件。所以，中国哲学的发展是随着其文化历史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境界，趋向一个更完美的人的存在境界和更和谐的群体生活。这两者都指向更高人性的完成，体现人与天地交融的价值。但也必须指出，当文化不能培植哲学、哲学不能启发文化之时，哲学可能被遗忘，文化也可能自行枯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在历史上已然发生。在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发展中的确出现过危机，也出现过混乱。如何能够继承前代，以及如何更多地继承原始的创造性与根源性的活力来发展哲学思考是一个重大考验。历史上汉代三国之后的战乱和民族迁移使得整个中国文化凋零与散失，而文化和文明的生命也受到很大的损伤。中国哲学面临着如何再生的问题。当时就出现了新的道家和新引进的佛学。在某种意义下，这是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这一需要引起了新的局面，即佛学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丰富了的中国文化又产生出了新的哲学，形成了中国哲学再发展的一个活力。它能够激活根源性而发展，形成了宋明理学。但是宋明理学自身是否能够开拓一个新的文化，再发展为一个新的哲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不幸，虽然它也开拓了宋明两代的文风，当时中国社会的形态和宋明理学的理想和其表达的精神也是相应的，但这一时代处境并没有让社会壮大起来，避免失国之痛，并更新为新一代的哲学。继承者在清代就陷入在古史典籍的考证中了。

当然这也是现实历史发展的一环，也可以说当时的历史没有给中国文化一个发展新哲学的机会。中国哲学如何继承和开发原始的活力，来继承前代的优点以开创一个新的体系，这在当时并不能做到。即使在清代最强盛的时代，具有批判性和继承性的戴东原也未能如愿地建立一套新的理学，达到改变学风的效果。他的学说中包含了丰富的自然主义和生命哲学思想，这两者也批判地继承了原始儒家哲学，但是在建立体系上面却不完备。显然，中国哲学在这一段时间呈现出一种暗淡与软弱。接着而来，由于西方现代性的侵入，形成了中国哲学在发展上的压抑与徘徊，并使得其根源性及其内涵的发展性模糊起来。这当然导致新哲学和新思想的建立难以持续，难以承担文化的创新。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国家受到列强更进一步的侵略，以及随后日本加强的对中国的掠夺，文化复兴与哲学再造也都随风而去。李泽厚称之为因救亡而弃启蒙。新中国的成立之后，我一直肯定中国文化骨子里并未失去中国哲学，而如今所幸中国哲学也并没有失掉其本根性。它的发展性和体系性，并不因为历史的遭遇而丧失殆尽。这是需要我们去肯定的。

因此，中国哲学再创造，一方面要拨开历史的云雾去认识中国哲学的根源活力，去认识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潜力，去面对系统性和体系性的需要而进行现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再创造不是回归过去，而是一种继承和超融，更是在继承和超融之上发挥中国人的智慧，形成具有中国历史和本源生命力的知识、本体和价值体系，来面对世界。就以上谈到的根源性和持续性问题而言，中国文化要振兴，就不得不发展中国哲学。这就必须要有一个本体性的中国哲学认识。在我说的本体诠释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中国的国学、子学与经学，才能谈论儒释道的融合发展和面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回应与融合中西的发展与创新。

再创造：全球化时代中的中国哲学发展

此处需要注意，就我前面指出的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定位问题而言，我要强调还不能够单方面地从历史发展来看待。这还需要从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来看，这是一种纵横兼顾的、全面的世界或全球意识。尤其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中，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的不同哲学体系。要认识到西方哲学由于它多元的或二元的起点，具有强盛的内在活力，然而也认识到它也需要一个终极一元的支持与平衡。如何了解西方哲学中的多元活力，以及其中产生出来的分析精神、逻辑精神、概念形成的能力和体系创造的能力，是中国哲学发展和再创造所不能缺少的因素。显然，就中国哲学的深入了解而言，中国哲学具有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的体质。有体质，就能发展出体系。就我个人来看，“中国哲学再创造”是一个浩大的智慧发展工程，并对中国文化多方面的重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需要并能够生发出新的中国文化，但是我们并不能将之等同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是中国哲学的基源，中国文化是中国哲学的生活化，中国哲学又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化。

总结以上，当今振兴中华的具体含义应该是掌握我们的哲学本根智慧，继承我们优良的发展能力，建立我们核心的本体哲学体系，与西方哲学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往，来解决人类生活中面对的各种问题，促进人类在实体层面、理性层面和精神层面更好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哲学再创造的最高与最终目标与理想。

是为序。序于檀香山寓所生生不息斋2015.1.15第一篇中国哲学再创造中国哲学再创造的个人宣言成中英（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访问致远教授）

中国哲学发展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但一般学者对此并无深刻的了解，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并没有哲学，因此也无法谈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问题。这当然涉及“哲学”概念的问题。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哲学”的概念有多重含义，其含义不但是多层次的，还是跨文化的，是内在关联的，虽非可相互约化，却是彼此可相互诠释。在世界上主要的各种文化传统中，均可看到人类认识宇宙、反思自我的语言表达，并就此两者提出问题，建立理念，形成规范的思维、信念与行为。这些思维、信念与行为是否完整、是否系统化、是否逻辑推理化，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思维、信念与行为的存在，而这些思维、信念与行为就构成了我所说的哲学。

从中国哲学的问题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具有哲学思考的特性。但用西方哲学思想分类的架构来谈中国哲学思想似乎当在近代中西文化建立沟通关系之后，因之也才有中国哲学史的认识与撰写。但中国传统对诸子百家的认识、宋明对理学心学学案的认识，也应被包含在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之中。另一方面，迄至当代，由于西方人不十分了解中国哲学，中国人也不完全理解西方哲学，故中西之间往往形成模糊不定之辞。只有长期从事哲学研究思考的学者，才能比较说明哲学究为何物、哲学的形式内涵究为何事。但无论如何，在一个广泛的、多层次的、跨文化的哲学含义之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之内涵特征，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并能看到这一思想体系的发展之结构性与动态性及其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可能成为哲学体系的发展基础。甚至，我们也可在诸多哲学思想的讨论中看到一些发展比较完善的哲学体系。以朱子和船山为例，显然，朱子之哲学有向全面系统化发展之内涵和趋向，而船山之哲学也能够围绕哲学的中心范畴进行发挥，从而形成经典诠释之体系。总而言之，在今天我们对中国哲学传统反思的研究中，显然可以看到中国哲学有起源、有发展、有内涵、有特点，对人类发展卓有贡献。我个人从80年代就开始强调：中国哲学有自己的源头活水，而此一源头活水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本体论、认知论、方法论与实践论的理性内在基础。故此源头既是历史性的又是理论性的。对此我想进行简单的说明。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中，首有方东美先生倡导中国古典哲学的原始性，因而提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说法。后有张岱年先生强调中国哲学的本根性之说明。我个人在近三十年来则提出本体诠释学对中国哲学的本体性的说明。“本体”既是就本根与体系而言，也包含从本根发展成为体系的潜在发展过程。以这样一个概念，乃能说明中国哲学的特性，亦能说明其发展的根源与过程。其特性是：重视本根，重视发展过程，重视发展之自然成果，成为可体可用之物、可知可行之道。同时，整个中国哲学的历史也可以看成是寻求天地本体、人生本体、社会本体、个人本体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本体化诠释之下，我们亦可更好地掌握中国哲学的世界发展之意义，以及人生存在之意义。

从本体诠释学我们不但认识到中国哲学具有的本根性、本体性的基础，还要认识到其发展出来的或发展中的体系。有人一再问及中国哲学的特色为何，如上所述，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就中国哲学的本与体以及其用行来回答，当然最好在中西哲学之对比中予以言说。就吾人对中西哲学的根源及其发展之实际情况的了解来看，西方哲学（希腊、希伯来哲学）之根源，在于追求对外在真实、超越真理的基本认识；中国哲学则强调从对自然宇宙之认识来掌握自我认识，复从自我认识来了解宇宙发生之终极真理，这一终极真理具有内在性之真实，而非只外在之存在。换言之，西方哲学有一个二本二元对立的起点，中国哲学则强调一个一本二元多体的内在发展过程。这种宇宙与人之起源论，体现了中西哲学在起点上的形上与认知差异。

从文化上看，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对外在性和超越性有分别之认识，最终又要将之结合为一超越神学，作为哲学思考的重要课题和终极目标。在希腊哲学中，有柏拉图的理念与现象两分的二元论，这更显示西方哲学有一个二元对立的起点。这一起点显示了西方哲学与古代中国易学、道学与儒学强调一本多体之重大与根本差异，据此形成了中西哲学各自发展的重要规律。这就是中西方哲学早期发展的起点特征。

中国哲学，重视对自然宇宙的观察，也重视人在自然宇宙中的内在地位、重视人对自然宇宙的认识能力，从而发挥人的行为，以实现宇宙的终极价值。这是一种内在的一体二元主义：天与人是一体的，天能生人，道能长人，人能知天，人能弘道，进而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动态关系。

这两种哲学的动机，决定了中西哲学的不同。对于人类文化之差别，我提出了四种文化之不同性：超越的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外在的科学文化、消解内外之道的印度佛学文化、创合外内之道的中国文化。在这种架构下，可体现出：中国哲学及基于此而创建的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生命关怀、修持关怀、创造性关怀、整体发展关怀，代表了人文哲学、生命哲学、道德修持哲学、创造性发展哲学，也代表了自然与道德的相对一致，更代表了人类文化内在追求的多元和谐统一。

我特别强调一个立于本体根源的中国哲学在近现代中可发挥之作用。西方哲学在根源上导向了科学的系统发展，尤其在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建立达到了最高峰。科学发展甚至逐渐影响了超越性信仰的宗教神学，冲击人类存在的内在价值。当然，人若走向完全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固然人们也许仍能假借建构主义与现象学保持其相对独立性与道德直觉，但人的存在基础和本体性根源，毕竟不能被认识、掌握、发展。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坚持与基本价值所在：人的存在有其根源性，有其内在的价值，有终极追求的目标，能在多元的相互尊重、相互肯定过程中，找到共同的发展目标，认识到共同的善。

中国哲学的这一特色，与西方哲学之重视外在性、超越性，是有区别的。但中国哲学可以在内在之人生体验与对自然开放的认识中来容纳超越性与肯定外在性，对外在性与超越性做出更好的定位。换言之，中国哲学不一定要排除外在性、超越性，而是将之相对化、主体间化。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哲学，西方也应反思其超越性与外在性，对中国哲学所掌握的人类内在体验予以肯认，而非将之排斥于其外。这也说明，中国哲学最重视的是包含、开放、融通、整体、和谐而相互补充的一本多元。一体可以作为哲学与文化互通、互动的共同原理，这对于人类走向未来世界相当重要。西方哲学构建了现代性、后现代性，而中国哲学则提供了使现代性成为可能的前现代性以及整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后后现代性。

中国哲学在根源上强调内在的一本二元，在发展过程中强调一体多元和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与交融过程，最后追求整体与部分、生命与自然、自由与律则、道德与科学相互涵容、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创化的开放的圆融系统。若将其投射在全球化的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之上，则形成中国本体哲学之用。这是因为整体宇宙观可落实到整体全球观之上。在整体宇宙观里面，我们又可以对整体的人类世界有一种持续的终极关怀，促进整体宇宙中的万物并存，导向在全球世界中各种社群相互依存发展，以逐渐形成后全球化的世界观。在此世界观中，强调在整体中发展个体，在个体中发展整体，在和谐中实现自由，在均等精神上追求卓越。用之于国际社会，则能推动全球共同体的人类社会之实现。这也是中国哲学中“大同”思想的投射；在“大同”思想中，万国可以进行个别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必须以整体作为考量的基础，形成一种国与国、社群与社群、个体与个体间相互沟通的基础，来寻求一个物尽其利、事尽其用、人尽其德、国尽其责的理想状态。

这样一种中国哲学之框架，一方面在儒学之中得到了最好而非唯一的表达，另一方面又和世界发展之潮流密切相关。儒家强调仁义的重要性。其中，“仁”可看成是对全体人类的关切、对共同的善之根源及目标的肯定之体现；“义”则是各种个体在共同目标下发挥其功能以取得其地位的合理方式。因此在儒学的视野下，我们可看到一个“道德—政治—经济”贯穿发展的模型，展现了中国哲学宇宙论的精神。

中国哲学在其发展过程当中，已体现了几个重要的层次和内涵，体现了行与知，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以及不同层次之间的知行合一：本体学与本体论，宇宙学与宇宙论，诠释学或理解学与知识论，伦理学（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以及艺术与美学。这几个哲学领域之间，均有逻辑和内涵上的相通。中国哲学要再发展、再创造，就必须要以学术的眼光来明辨这些关系。这些方面所体现出的内涵，显然与西方所言有很大区别，但在形式上却可以大同而小异；但不应将此看成问题、困难，而要将其看成一种能促进差异者间之沟通的优美状态。

在本体论与本体学之中，中国哲学更重视本体学，重视通过自我修持来弘道，来达成《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的内在道德，可以发挥其价值，来影响群体。在其传统中，西方哲学把知识抽象化来谈形上学的本质理论；现在的西方哲学能够从抽象的本质走向具体的存有，却未能掌握外在化、内在化、超越化与消解化的密切关系，甚至于走向否定形上学的状态，想用科学来取代一切。而中国哲学，则以个人体验与对宇宙观察，来进行对本体架构和宇宙架构的认识，把天和人都安排在其中，从而既能够掌握科学的架构，也能够发挥个人的道德与信仰，使两者并行不悖。这就是我所说的本体修持哲学之内涵。

与西方相比，中国哲学在知识论上固然比较薄弱，但并非如前人所述那样漠视知识论之问题，它是另外一种知识的显现。中国的文献中，有太丰富的人文知识以待整合；它是一种实践知识，一种智慧知识，一种生命透视与体验的知识，需要整体直观的认知，需要诠释，需要比较、梳理，才能被展现出来。中国并不是没有知识论，其和西方系统考察特定对象所产生的概念知识固然不一样，但两者却是相互补充的，缺一不可。这也是我所说的人文与科学相互关系之所在。

在道德哲学方面，中国哲学强调自我充实提升，强调无私无我。这也是其包含的一大特色，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学和政治学上，来发挥一种社会整合作用与价值整合的作用，发挥一种示范与带领作用。

总之，中国哲学的再创造，不但必须，而且自然可行，是人类发展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深层意义上讲，儒学在易学与道学的基础上张扬了天人合一、人我互动、知行相须、主客互用的创造精神。其宇宙论、诠释学之知识论、伦理学（价值哲学/道德哲学），都是中国哲学再行成就的方向。之所以需要“再创造”，是因为人类正面临存在之困境。

人类当前的存在之困境，是否全由人类造成，是否可以归纳为一个或几个原因，固无定论。但有一点极为重要：人类与自然的交互行为、人类与他人的交互行为、人类组合自身道德价值的自我规范行为，都会对此境况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人类能更真诚地去思考、认知，去修持自己、改善自己、充实自己，必然能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问题。

必须指出：当前人类面临着五大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知识危机、道德规范危机。

生态危机，最大的表现即是污染问题。其主要产生原因，在于我们纵容了自己的欲望，缺乏对生命的真实认识。所以，我们不但造成了资源浪费，也造成了资源误用，造成了环境污染。这不应只被看成自然带来的灾害，而是人试图驾驭自然时带来的灾害。所谓自然之灾，往往有人为的因素在其中。污染又将带来疾病、贫穷的问题。

经济危机，反映了人对自然资源的误用与误置，反映了人类在生产、分配、管理、竞争、开发等方面缺乏智慧的安排。经济原则一定要符合经济伦理，这既需要符合整体均衡，又要能将生产、分配加以循环发展。这不但需要无形的市场之手，也需要有形的政府调控之手，更需要一颗道德的关怀之心。但我们现在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等经济行为之中，恰恰缺乏这样一颗道德的关怀之心。

政治危机，是基于道德危机、经济危机而来，但却又流于赤裸裸的权力运用。人类能否把权力道德化、合理化，能否以此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人类以为战争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自私而不负责任的说法。战争只会带来灾害。人类完全具有避免战争、追求和平的能力，但为何目前无法做到？这反映出人类缺乏对人类自身之全体的关怀，缺乏实现正义所需的智慧和勇气。只想基于已有的优势与既得利益，扩大优势，坚持既得，罔顾历史教训与正义的呼声。

此外还有知识危机。人类已发展出深刻而全面的科学知识体系，但我们尚未有、也可能不会有一个大统一场理论。这是因为我们还未更好地认识人的创造潜力与破坏潜力。我们还缺少更深刻的本体的知识，缺少将人之潜力导向创造性行为的知识。知识的整合，在如今愈显重要。我认为，人类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均由于吾人未能掌握相关的知识而引起。事实上，如今众多决策者、管理者或个人，缺少对个人、社会、自然的可用知识，其行为较容易产生矛盾，容易处在为祸而不自知的状态。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为祸而不自知的行为。我们必须强调用知识来照亮人类的前路，并将知识转化为智慧与道德。中国哲学强调“致良知”，其在广泛层面上即蕴含着将知识转换为道德的含义。

最后，对于道德规范之危机，我们缺少一种全球化的伦理体系。人类正处在一种各自以利益为中心的发展状态之中。如何建立基本的共同道德规范，建立基本的共同价值语言，通过沟通、对话和相互诠释，来达到一种共同认识、共同理解（甚至有一种对不幸的共同谅解），这是绝对必要的，它也将是人类的繁荣发展的必然条件。

基于以上这些重要问题，中国哲学显然正面临“再创造”的重大历史使命的迫切呼唤。

在“再创造”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新的觉醒：对危机的觉醒，对我们内在生命力之存在的觉醒，对人之自我价值的觉醒，对中国哲学之重要价值、重要能力、重要方向的觉醒。“再觉醒”不但是“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基础，也是人类跳出其危机的基础。人类必须要觉醒地意识到：其危机乃是来源于人类的愚昧、傲慢与自以为是，也来源于对他人之偏见与缺乏关注，来源于其对共同真理缺乏认识。人类要觉醒到问题及其根源之所在，觉醒到方法之可依循性问题，觉醒到目标之所可开展性问题。所以，从历史上看，也可以说：人类处在不断的觉醒阶段之中。“觉醒”代表一种事实追求与价值追求。中国哲学的发展，代表了人类觉醒的一种方式；中国哲学的再创造，也代表了人类对生命价值之再觉醒的自然需要。

过去数十年，中国哲学曾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曾从中国文化的困境与灾厄中体验了生命变化无常的内在苦涩；但中国哲学却一贯地通过学习与反省来重新建造其发展前景，以走出人类的困境、国家的困境、社群的困境、人生的困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具有非常深刻的自我超越、自我创造能力。面对人类当前的困境，毫无疑问地，中国哲学有能力来重新建造哲学思维，以克服人类的困境，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解决人类的各种疑难，为世界带来和谐与和平。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之中心含义。

我出生于1935年，自1964年至今，我在海内外已从事教学整整五十年。我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季刊》，亦刚经历了其创刊四十周年。1985年以后我每年都回中国，见证了中国三十年的持续发展。这些时光所形成的有趣序列，可堪玩味。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再发展的宏图与愿景具有充分的理由与信心，或可名此为哲学自信。基于我的哲学心路历程的建立的哲学自信，我提出下列个人宣言：（1）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传承与世界哲学发展最根本与最重要的成分之一。（2）中国哲学的发展体现出，也透视出人类多元核心价值的开放统一性格。（3）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或其他重要哲学与宗教必须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本体诠释圆环。（4）中国哲学在其根源与已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发展成为更为完善的本、体、知、用、行体系。（5）中国哲学的发展关系着人类存亡的命运以及人类生命共同体与和平世界的建立使命。成中英的哲学思想体系对“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启示杨成寅（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一　体系价值

在拙著《成中英太极创化论》“自序”中对成中英的哲学思想水平我曾经写道：“中国和世界学术界现在可能还感觉不到，而在过几十年或更长时间，将会认识到成中英先生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哲学界的地位相当于爱因斯坦在当代世界科学界的地位。著者认为，到现在为止，成中英的哲学体系最为严密，思想最为正确，论析最为深刻，而且最适应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需求。成中英哲学的时代和历史意义之一，可能在于它超越了历史和时代所有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冲突辩证法’，完全不理会也就是抛弃了‘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斗争哲学’。成中英哲学的时代和历史意义之二，可能是它真正弘扬和发展了作为中国古代群经之首的《周易》的太极哲学，同时发展了老子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生机主义辩证法，并把中国古代儒学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古典和谐辩证法融合在一起，适应时代的需要，构建了成氏独树一帜的‘和谐化辩证法’。成中英哲学的时代和历史意义之三，可能是它在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胸怀广阔，把中外所有哲学思想流派的成就和优点全部吸收，并加以融化重建，为未来的‘世界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中英哲学的时代和历史意义之四，可能是它重视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真正结合，为哲学的提高与普及相结合树立了榜样。成中英哲学的时代和历史意义之五，可能是它敢于并善于在理论上进行创新，他既是大哲学家理论家也是大思想家。成中英哲学的时代和历史意义之六，还在于其全部哲学著作，整个思想体系，字里行间，处处显示出其作者长期身处异国，但心系祖国；处处表现出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对祖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心。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注：杨成寅：《成中英太极创化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拙著《成中英太极创化论》“自序”特别强调成中英对诠释和发展和谐化辩证法的重大贡献，原文是：“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哲学界，对和谐化辩证法的提出，对和谐化辩证法体系的全面、深入、令人信服的论证，是由成中英完成的。毫不夸大地说，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正需要这种和谐化辩证法，世界和平发展正需要这种和谐化辩证法，人类社会的进步正需要这种和谐辩证法。还可以说，只有成中英的和谐化辩证法体系，能够跟所谓‘斗争哲学’相抗衡并一较高低。成中英的和谐化辩证思想体系是人类哲学智慧在当代的最高表现。成氏对和谐辩证体系的提出和论证真正是划时代的，它将在哲学史上永放光芒”。（注：同上书，第2页。）以上，是我对成中英先生哲学著作及其思想体系的主要部分所作的评价，至今我仍然相信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二　哲学名称

2007年，我与成中英先生在南京中山陵宾馆和郊区金陵饭店就《易经》哲学进行对话的最后一天，我曾向成中英先生提出一个问题，请他回答。这个问题是：“如果要您用最简单的词语表示你的哲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您选用那个词语？”成中英立即回答说“生生不息”。我认为他说出的这四个字确实是发自肺腑之言。他在美国夏威夷的住所，就叫“生生不息斋”。不过，后来我在长时期内，在阅读成先生的著作并进行思考时，心里总想给他的整个哲学思想起一个名称。我以为他的哲学可以称之为“太极和生哲学”。这个名称中包含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太极”，第二个概念是“和谐”，第三个概念是“创生”。我以为“太极”表示宇宙万物是一个多样统一的动态整体；“和谐”表示整个宇宙总体来说是和谐的，“冲突”“矛盾”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现象，人类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促使整个宇宙万物向和谐发展，“生生不息”或“创生”则表示为“和谐化辩证法”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以上，我对成中英先生哲学的名称和对其内涵所做的解释，如果要作进一步说明，还要从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这个论题说起。我设想，成中英先生的哲学思想在中外哲学思想上的来源很多，就中国古代哲学最早的学说来说，成中英的哲学一是来源于《易经》（包括易传），二是来源于老子《道德经》，三是来源于其他儒学经典，例如《国语》。我猜想，远古哲学家们在对宇宙万物进行思考时，其过程是观察、思考、创造概念和得出命题式的结论。

关于“创造概念”，我们不妨搬出爱因斯坦的以下有关看法：我们相信，为了把我们的感觉变成可以为思想所利用的东西，我们需要有一个概念世界。认为我们靠感性能了解这个世界，无异于痴人说梦。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各种东西时，这些感性上的东西慢慢开始转化成概念上的东西。感觉所给予我们的东西，通过一种概念的构造，形成每个人不同的世界观。（注：[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自述》，王强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9页。）

从逻辑观点来看，没有一条概念是从感觉经验材料直接得到的。（中略）我坚持认为：从逻辑上来看，在我们的思维和我们所说的话中出现的各种概念，不能从感觉经验中归纳得到，它们都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注：同上书，第337页。）爱因斯坦从哲学高度重视作为思想工具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也符合《易经》、《道德经》和《国语》等经典自由创造概念的事实。《易经》（《周易》）创造了易、太极、阴阳、道、太和、生生等这些概念，并形成了如下的命题：“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经》以上所用概念和主张的命题，与成中英“太极和生哲学”思想完全一致。

老子《道德经》创造了气、有无、道、阴阳、和等概念，并形成了如下命题（理性判断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笔者按：道中有“一”，“一”中有“二”，“二”即阴阳、有无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注：对《道德经》第一章，古今注解者常有误解。一是把“无欲”、“有欲”连读，因而不把“无”“有”看成是哲学概念，也因而看不到老子在此章所主张，宇宙万物为“有无相生”统一体之内涵。二是不理解“此两者（无、有）”同出于何处？以为只“同于道”。不知道同出于宇宙万物。宇宙万物、道都是“有无相生”的统一整体。）《道德经》所用的概念和所主张的命题，与成中英的“太极和生哲学”思想基本一致。（笔者按：“有无相生”即“阴阳相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内含“和谐辩证法”。）《国语·郑经》利用了和、生、他（它）、同、不继等概念，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这一命题。（笔者按：“它”与“它”即是阴与阳。强调“差异”之“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同”是没有“差异”，不含阴阳，因而缺少“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样的“结构”和促使事物变化的“机制”。）

综上所述，成中英先生的“太极和生哲学”思想，有中国古代先贤的哲学性极强的经典著作中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中太极、和谐、创生这些概念也确实符合爱因斯坦所主张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的思想。三　无所不包

上文提及，哲学思维是要用工具的，这工具就是概念，而概念的产生，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理应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运用被思维创造出来的概念，形成概念体系，再用概念形成简明扼要的判断句——命题，构建命题体系，并把概念体系与命题体系融合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具有特色的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才能达到哲学研究的目的，才是独树一帜的哲学的方法和路径。《易经》、《道德经》等经典找到了这一路径，成中英的哲学又重新开辟了这一路径。

建构统一的概念命题体系，必须创造或选择具有高度概括性、无所不通的“元范畴”。成中英根据中外哲学史上成功的经验，把“太极”作为“元范畴”（注：李翔海、邓克武编：《成中英文集一卷·论中西哲学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并对“太极”的明确丰富的内涵作了全面、深入、精微的分析和论证，得出了“太极乃无所不包”的结论。

成中英说：太极为对立的两极之间的中节律动。（中略）太极乃无所不包，其涵容最广博，开拓最深入，根基最稳固，呈现最明显，理路最精微，诠释最穷尽。（中略）“太极”即指变易之本质，以及变易所需的创造力与其过程。（注：同上书，第298页。）成中英又说：对太极的理解可通过一套形上学的格局来把握。此格局之完成，在于对下列诸条件之认识：①“太极”涵盖理则与创生性；②“太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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