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照年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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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俱及其《麟台故事》考论试读：
前言
宋代程俱撰《麟台故事》五卷，是一部全面记载北宋馆阁典藏文物及典章制度的史料笔记类专著。该书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追述北宋秘书省与馆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制度的历史沿革、机构建废、舍址变迁，及其官员的设置、职掌、选任、升迁、恩荣、禄廪等的日常情况；二是追述有关北宋政府对馆阁所藏典籍的征集、储藏、整理（如政府组织校雠、辑刊经籍等）、修纂（如重修前代史书、撰集前贤文籍和新修当朝国史等）、利用之类的基本工作。鉴于该书具备专史的特性，且所载内容绝大多数都源于北宋旧本《实录》、《会要》、《国史》等后世已失传的文献，而且还有极个别部分是作者任职馆阁期间的见闻，故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向为研究北宋馆阁藏书、文士、制度以及古代图书馆史、校雠学史、目录学史，制度史方面的学人所重。也正是因为该书对研究北宋馆阁藏书与制度以及我国古代藏书文化事业有着不同寻常的文献价值，所以才决定了其在宋代诸多文献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然而，《麟台故事》及其所记载的北宋馆阁藏书制度虽对于宋代文化史研究有着十分重大的价值，但到目前为止，针对该书所深入展开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且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文献本身的整理方面。从时间而言，学界先后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以下两个相对较为突出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清代至民国，这一时期所针对的主要问题是《麟台故事》的辑佚、整理以及版本、内容、体例、价值等方面的探讨。《麟台故事》自南宋绍兴元年（1131）成书之后，便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起初是在一些公私书目中均有著录、介绍以及对其内容的评价。后来由于该书刊刻、流传中的诸多历史因素，又出现了对该书本身的研究成果，包括辑佚、整理以及版本、内容、体例、价值等方面的探讨，且集中出现于清乾隆至民国初年。
首先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麟台故事》的许多散见内容，又参照了同见于《说郛》的六条内容，再依据同为《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陈骙《南宋馆阁录》的篇名，顺次排出《麟台故事》五卷本，即《永乐大典》本，或四库辑本（本书以下简称之为“辑本”）。辑本初收入《四库全书》时为写本，后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时为活字本，亦称殿本。于是此后流传于世的清四库辑本，一般有写本和活字本两种版本，其中殿本的流布范围较广，且据此又产生了一些如浙江本、江西本等的地方书局刊本，共同构成了《麟台故事》五卷的辑本系统。从学术研究的价值而言，在此特别强调的是在辑本形成的过程中，四库馆臣广征博引如《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容斋随笔》、《玉海》、《东都事略》、《南宋馆阁录》、《北山小集》、《玉壶清话》等诸多文献记载，几乎对每一条材料都反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订，并在卷首加四库馆臣所作《提要》，卷后附源于程俱《北山小集》中的《麟台故事后序》一篇。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清四库辑本是《麟台故事》散佚之后的又一次成书，也不得不肯定清四库辑本五卷九篇所编排的八十余条材料和夹在材料中的八十余条颇具考证价值的馆臣按语，均成为令后世学人倍加赞赏的研究成果。尽管我们认为：清代四库馆臣对所辑出的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麟台故事》的材料，先作分类归属，然后定篇目而编缀成卷的做法不尽合理，也确实存在着主观臆断、凭空编排的成分，甚至所加按语也有考证不够严谨而出现一些失误的地方。但是，从整体而言，四库馆臣的这一编纂成就却不容忽视。及至今日，学界已形成的所有对《麟台故事》进行辑佚、校证等整理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深受其影响。尤其学界凡论述北宋馆阁藏书及其制度的相关问题时，所征引材料也往往以此本为据。
然后是在清嘉庆年间，书商手头又出现了残存不足三卷的、明代苏州府前杜氏书铺收藏过的、据《麟台故事》宋刻本影写的残本（学界有称之为“影宋本”、“影宋抄本”、“明影宋抄本”、“影宋刊本”、“影写宋刊本”、“明影宋刊本”之类者，均属此本，本书以下简称之为“残本”或“影宋残本”），黄丕烈经眼，遂定其为善本，后又为之作《跋》。于是，自黄跋起的一段时期内，学界对《麟台故事》一书关注者较多，继黄氏之后，既有李光廷、孙星华、钱大昕、胡玉缙等人，分别再为其作跋语，又有张元济将残本与辑本相参校，作跋语，出校记，并考其篇目、卷帙、条次、记载之异同。同时，基于多方面的缘故，清人陈墫、惠栋、王士祯、于昌进、戴植、陆心源等著名书画收藏家也纷纷传录并收藏该书，经由此途流传至今的该书清抄本更不在少数。及至近人傅增湘又作题记，逐一记述其前后得见“此书归蒋孟（己未）”、“李木斋遗书（辛巳）”、“古书流通处送阅（壬戌）”三个本子的基本概况。
以今观之，这些围绕着残本和辑本异同所形成的诸多跋语和题记，则又构成了现今对《麟台故事》进行深入研究的另一种珍贵材料。诸如此类因残本出现所引起的一系列《麟台故事》的问题，则足以说明：残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原本的旧貌，且与四库辑本的篇目和内容均存在很大的差异。于是，之后的学术成就，又主要体现在残本与辑本相结合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尤其是学术界围绕着辑本与残本的异同，所展开的研究与整理工作的成果较为显著，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编纂方式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新本子：
一是为存《麟台故事》宋本旧貌，清陆心源便以辑本补残本的方式重新纂辑，因此形成了既有别于辑本，又不同于残本的《麟台故事》四卷后又附《补遗》一卷的新本子，亦可称之为《麟台故事》明影宋刊残本的补遗本。后来收入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三集》，现所见台湾新文丰公司影印的《丛书集成新编》本即据此本。很显然，陆氏重辑本的出现，体现了整理文献一贯坚持的求真至善的原则。
二是欲求《麟台故事》辑本全貌，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增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时，又由孙星华以残本补缀辑本的方式再次纂辑，形成了另一种有别于陆氏补遗本乃至以往辑本、残本的新本子，为以四库辑本为主重新编纂的拾遗本，即《麟台故事》五卷加上《拾遗》二卷和《考异》一卷，亦可称之为《麟台故事》殿本（即等同于清四库辑本）。后至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刊刻时，所据之本即为孙氏拾遗本。此本一经刊刻，即在社会上流布较广。今国家图书馆、西北师大图书馆等均藏有此本。很显然，孙氏拾遗本的出现，体现了整理文本旨在求全至善的目的。
总之，清代陆氏补遗本和孙氏拾遗本作为重辑本出现，已表明：二者保存材料的全面性，均非清四库辑本（或殿本）和明影宋残本所能比及。只是因陆氏坚持了整理文献的求真至善原则，故其补遗本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在学界的评价也很高。
然后是民国初期至今。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一阶段的出版成果集中体现了四部文献整理方面的创获。
首先，第一阶段从民国初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一阶段的研究较为冷寂，除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在民国初年任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时，曾对所见的三个“《麟台故事》五卷”的残本分别做过较为详实的著录之外，学术界对该书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情况可言。
然后是一个较为活跃而成绩显著的阶段。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的三十余年，学术界对该书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加，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既有当今学者以《麟台故事》为研究对象所公开刊发的一些颇具学术研究价值的论著，也有该书先后被不同的学者整理出版的四项较为重要的学术成就。具体情况即如下述两个方面：
其一，先后有四篇较为重要的单篇论著，集中论述《麟台故事》的作者、篇目、著述特点、史料价值等的概况，对我们现阶段全面而系统地展开《麟台故事》及其著者的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从论著方面来看，最初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宋立民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上发表《<麟台故事>版本考》一文，对《麟台故事》内容及条次、刊刻及流传、版本及种类、辑佚及补遗等诸问题予以探讨，其中虽多有真知灼见，但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还是缺乏必要的深细度，例如认为该书“分为沿革、省舍、官联、选任、书籍、储藏、校雠、修纂、国史、恩荣、职掌、禄廪十二篇”的看法，即是如此，因为该问题截至目前，仍处在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而无法界定的状态，所以完全不能如此简单而轻率做出这样的结论：四库辑本的九个篇目加上明影宋残本的六个篇目后减去重见的三个篇目，剩下即为其所谓的十二个篇目。深究之下，就会发现这一做法及其结论，既不符合文献整理的常规，又缺乏科学而严谨的态度。实属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
紧接着宋先生又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上发表《试评<麟台故事>》一文，从《麟台故事》产生的客观原因、如何选取史料进行著述的特点、所发挥出的实际作用和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四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即称：“《麟台故事》为宋程俱所撰，共五卷，分十二篇，是今天仅存的记载北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简称三馆）、秘阁以及秘书省的文物典章制度的一部专著。《麟台故事》一书对于研究北宋时期的馆阁制度以及我国图书馆史、校雠学史、目录学史等，都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对《麟台故事》著述的特点，具体概括为五点：一是“较全面地记述了北宋时期的馆阁制度”；二是“从其史料来源看，所记史实的可靠性较高”，认为“由于史料来源于文书档案或官修史书，以及程俱本人的亲身见闻，所以史料的可靠性较高，具有一定的价值”；三是“从著述的方式上看，主要有两种方法”，认为“凡为亲身经历及道听途说之事，程俱皆亲自下笔撰述。凡为国史、会要等官书及文书档案所记，则往往照录原文，时而于引文之后加以简短的评语”；四是“在史料的取舍上，程俱所遵循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巩固南宋朝廷的封建统治”；五是“程俱也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融合到《麟台故事》一书中去”。应该说，这是一篇较为全面评述《麟台故事》一书的文章，尤其是所提出的诸多观点，确实有助于深化此后学术界围绕该书展开的深入研究。不过，其所明显存在的问题又在于：仅以一些评论性的言辞或论断，确实很难形成有一定深度的、更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成果。在此尤其值得赞赏的，乃是宋先生在评述之余，也热切期盼该书“在我们今天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应该对此书作进一步的整理，以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二年，姚伯岳在《图书馆学研究》上刊发《<麟台故事>整理前言》一文，主要对《麟台故事》一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史料价值、体例及其内容、流传及其版本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唐、宋是秘书省制度的巅峰时期，相应地也产生了记录其活动的情况的专书。南宋初年程俱所编撰的《麟台故事》就是现在唯一的一部记述北宋王朝秘书省、三馆、秘阁建制、活动及其沿革发展的专著。它载录史料的丰富严谨和体例的完善赅备，以及所蕴含思想的深远独到，使它的价值日益为今日的图书馆学界所重视，从而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图书馆史的一部弥足珍贵的文献。这就是我校点整理这部书的缘由”。再至一九九三年，张富祥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程俱<麟台故事>考略》一文，一方面以我国古代的文馆制度伴随着政府图书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为视角，另一方面以有关北宋文馆制度的诸书对《麟台故事》地位和影响的载录为线索，将程俱所撰专门记述馆阁制度的《麟台故事》一书，准确归位于北宋馆阁制度沿革的大背景下，展开探讨的主要内容分为“作者和编撰”、“版本和流传”、“内容、体例和史料来源”、“现存史料的分析”四个方面。以今观之，在姚、张二位先生的论著中，相关的认识和论断，不乏真知灼见，确实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然，这也应当与姚先生着手点校《麟台故事》、张先生倾力校证《麟台故事》辑本和残本有关，事实上也是完成一项古籍整理任务时必须做好的首要工作。这两篇文章经进一步完善，修订为姚先生后来点校出版《宋麟台故事》之卷首的导读和张先生校证出版《麟台故事》之卷首的前言。可见，这两种研究成果的形成，均有着比较接近，甚至是完全相同的目的——都是为了各自整理《麟台故事》一书而所做的前期准备，并不是针对该书内容及其著者所做的专门研究。不过，二作学术价值固然重要，但只是有关深入研究工作的良好开端，实则很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和拓展。
其二，是从一九九〇年至今，先后有四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出版，已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我们系统而全面地展开《麟台故事》及其著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一部是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三集》本的姚伯岳校点本。
一九九〇年七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徐雁、王燕均主编《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一书，收入了姚伯岳的校点本——《宋麟台故事》，本次标点的底本便是陆心源残本补缀辑本的本子。而且姚伯岳在《宋麟台故事·导读》中称：“陆氏此本即其《十万卷楼丛书》本。此本编排得法，校勘也比较精审，是《麟台故事》现存版本中最好的一个本子。”不过，各篇之下所加附录，并非此次校勘和校订方面的内容，而是较多地承继了四库辑本中所存四库馆臣所加的按语，正如其所云：“当初四库馆臣辑录《永乐大典》本时，亦曾做过一番考据工作，附于原文各条之下，不为无益。现皆附录各篇之末，以资参证。”本著作为读本，重在于做好点校文字方面的工作，出于体例所限，对文献所载材料进行必要的、更为深细的考证，往往被忽略，以至于该著会因袭清代馆臣旧误，并未予以更正。再以残本补辑本的广雅书局覆刻本与陆氏辑本相比而言，则因各方面的缘故，至今还未出现过校点，或者校证方面的整理成果。
第二部是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三集》本的中华书局标点本。
即一九九一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麟台故事（及其他一种）》，其所依据的底本是《丛书集成初编》本，且据其卷首有“《丛书集成初编》所选《聚珍版丛书》、《十万卷楼丛书》皆收有此书，《十万卷楼》本虽后出，然经陆心源校订，故据以排印”一语，可知《丛书集成初编》所据底本则为陆氏《十万卷楼丛书》本。此次整理，仅有句读，并无校勘，故不见有关校订或校证方面的文字内容。
第三部是张富祥对《麟台故事》四库辑本和影宋残本二者分别校证，最后汇为一书，形成二者既相对独立而又紧密联系为一体的整理成果。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以先辑本后残本排序方式，对辑本和残本的材料逐条进行分别校证，虽然二者前后之间有各本相同材料的彼此照应和相异材料的比照，但二本属于独立的单元，相互之间并不统属，最终，校正后的辑本与残本又被合为一书刊出。依据张先生所作的卷首前言可知：校正后的辑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为底本，残本以《四部丛刊续编》所收录的影宋抄本为底本，“并为简便和明确起见，分别定名为《麟台故事》辑本和《麟台故事》残本”。即在《麟台故事校证》一书中的《麟台故事》辑本和残本的校证成果表现为各自独立而并存的两个版本。
第四部是黄宝华对《麟台故事》四库辑本和影宋残本分别整理，形成二者独立而并存的整理成果。
二〇〇六年一月，由郑州大象出版社出版朱易安、傅璇琮、周常林、戴建国主编《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九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收入黄宝华整理本，校点时黄先生在《校点说明》中称：“辑本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为底本，残本以《四部丛刊续编》本为底本，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玉海》、《皇宋事实类苑》、《南宋馆阁录》及《续录》诸书参校，二本并收，以存其旧。”即收入《全宋笔记》第二编中的《麟台故事》辑本和残本的整理成果，也同样表现为各自独立而并存的两个版本。
此外，还有一些将程俱及其撰述相结合，加以研究的成果，较早期的如叶渭清的《程北山先生年谱》四卷（附录二卷），近年来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单篇论著，如李欣、王兆鹏所著《程俱年谱》等。总之，至今有关《麟台故事》的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对文献本身校点、校证等方面，对其著者、成书、流传、版本、体例、内容、价值等基本情况的全面的清理，便显得十分薄弱。尤其长久以来，对著者的考察，也只是作为整理文献前的一部分必备工作，仅在前言中予以简单的概述而已，尚没有将程俱与其著述相结合的、相对完整而系统的研究成果。
面对以上情况，我们该如何做，做出什么结果才能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据宋人程俱为其好友贺铸所作《贺方回诗集序》云：“方回落落有才具，观其书可以知其人。”此说之精要在于：以文知人识人。其所坚持的评价原则，是一种文如其人的一致性；其所依据的准则，是著述者个人的人格、修养、学识、思想、情趣等与其文学创作及其学术研究的高度统一；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最终要达到文以载道、道以弘仁的至高境界。可见，这是既关注由文到人、再提升到道与仁的准则，又反观其文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术批评方式。其所重者等同于现今所谓的风格，主要有“创作个性是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风格存在的基本条件”和“语言组织和文体特色是风格呈现的外部特征”三个方面的特点。于是，程俱此说，往往被今人认为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风格即人”之说暗合。应当肯定，这种由文而关涉到人的整体性研究思维，不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也更加合乎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
反之亦然，我们在此下所进行的研究，似乎颇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即采用的是知其人而论其文，进而论其世的做法。正如《孟子·万章下》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知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之语，对后世最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的基础阶段，即欲知其诗书，必先知其人，若其人诚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则其书所关乎者，终究不离于正道；第二层面是认识升华阶段，即欲知其世，必先观其文，而这也正是我们长久以来秉持的传统治学途径，亦即：“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于是，“知人论世”既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成为中国学人治学的优良传统。其所具理论依据在于：人的生存虽然离不开自然界，但是社会环境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亦即某一社会的人，必定是其所生活的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的结果，包括其诗文在内，与其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都是由人的存在及其时代所具有的社会性决定的。这是因为：不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决定了人的存在，人的存在不再是纯粹的自然规定，而是人的活动过程本身及其成果即社会。
据此知人论世而以意逆志的思路，我们在系统地研究程俱及其所撰《麟台故事》时，首先要从著者入手，必须结合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对其生平经历、思想认识等基本问题，进行一番较为全面而又细致深入的考察，形成一种较为准确而又清晰的客观认识；然后才能够做到更为精确地把握和理解其著述的基本内容，进而才能够更为客观而公正地评论其著述的宏旨大义，断定其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最终在探究天人之际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中，顺理成章地形成一项内外结合的整体性研究结果，以企其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发展有所裨益。
正是这一传统的治学途径和方法，既形成了我们对作者与著述相结合进行整体研究的认识和思路，也最终决定了本书撰写及其结构以总分总式安排。具体呈现为以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关程俱的考论。本部分先对程俱生平事迹进行较全面而细致的考述，形成概貌性基本认识，然后考辨不同文献中有关程俱的一些记载，主要有不同文献对程俱称谓异同之缘故的分析、程俱本传与行状的关系及其信实性的探讨，以及对《新安文献志》、《麟台故事》四库提要等所载程俱“举进士”属于误载的考证。基于以上考述，最后又对程俱行实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重点评述。这一部分的关键在于，考证出有关文献中一些误载的情况，如《新安文献志》、《四库全书》等，对程俱科举入仕之事的误载；又如《直斋书录解题》、《新安文献志》、《北山小集》等，载录程俱籍贯的“新安”或“信安”，存在记述不够精确之处。
第二部分是有关《麟台故事》的考论，包括成书、刊刻、流传、体例、版本、辑佚、内容、价值等诸多方面。首先，是对《麟台故事》成书及其经过的探讨。即从《麟台故事》成书的历史背景出发，陈述了其具体的成书经过，进而揭示了程俱编著该书，一方面既有利于刚刚重建的南宋馆阁制度步入正常轨道和趋于完善，又有利于指导南宋馆阁征集、整理、储藏、修纂、利用图籍等日常工作进行得愈加规范；另一方面是政治目的，即凝聚北宋灭亡之后的士人之心，树立宋高宗继续崇儒尚文的形象，竖起宋王朝中兴的大旗。其次，是对《麟台故事》于南宋刊刻及后世流传加以考证。即依据现存《文苑英华》所载《麟台故事》刊刻信息，并结合程俱所作《进麟台故事申省原状》和《麟台故事后序》、该书影宋残本所存避讳字、《宋会要辑稿》引证该书内容等相关情况，确定了该书在南宋即已刊刻，并进一步推断其刊刻时间和地点；此外，又以南宋以来公私书目对《麟台故事》的著录为主，结合其他文献所载，考证了该书的流传情况。第三，是针对《麟台故事》版本的分析及其佚文的校证。既分析该书辑本与残本出现的缘由及其流布概况，又总结辑本与残本相互补充所形成的一些新成果，及其所存在的缺憾；此外，既以藏书印为主对宋残本的收藏与流传予以考察，又对《宋会要辑稿》新辑出的《麟台故事》六条佚文予以校证，并考其缘由而述其文献价值。第四，是对《麟台故事》体例、篇名及其内容的考论。即从该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事以系年、分门别类、有始有终的特殊编撰形式，分析其学术性质，界定其体例属性；以比较该书现存辑本与残本篇名及内容的异同，来说明该书内容不仅残缺不全，而且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舛误，目前据此并不能较为全面地反应北宋馆阁制度的全貌，尤其是不能准确呈现北宋馆阁藏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情况；同时，再以《永乐大典》现存《麟台故事》材料的疏证、《说郛》所见《麟台故事》六条内容的比勘，来进一步补充说明《麟台故事》辑本引据材料的来源与实际参照情况。最后，是对《麟台故事》学术价值的探讨。即《麟台故事》引证旧史与采摭旧闻的价值、所载馆阁专门史的史料价值，校勘宋代文献的价值、所具史料笔记与文学史的价值。在这一部分中，主要解决的问题有五个方面：一是考定《麟台故事》确有南宋刊行本，发现《麟台故事》应当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至嘉泰元年（1201）周必大、胡柯和彭叔夏校订始刻《文苑英华》之前，已经刊刻，且找到其他信实文献可为佐证。二是以《麟台故事》所载内容为依据，论述其学术价值，即结合北宋馆阁藏书问题，讨论《麟台故事》在研究北宋馆阁藏书方面的史料价值、校勘同类史籍的文献价值和记载馆阁文士文学活动的文学史料价值。三是通过深入研究《麟台故事》的相关内容，考察北宋馆阁藏书对当时整体文化水平的推进所起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四是通过对《麟台故事》辑本与残本内容异同的对比分析，特别是通过考索现存于《永乐大典》和《说郛》本的部分重要材料的来源，还原了四库馆臣辑出辑本时整改原材料的大致情形，得出了《麟台故事》辑本材料全部来源于《永乐大典》的结论。五是从《宋会要辑稿》中新辑六条《麟台故事》内容，并逐一校证，考证其中的五条确属现存该书辑本和残本均不载的内容，当可补其所缺，为自清人陆心源以来中断了百余年的《麟台故事》辑佚工作，略尽绵薄之力。第一章程俱生平考在展开对程俱及其所撰《麟台故事》的整体研究时，先从著者及其所生活的时代开始，对其生平经历、学养著述、思想认识等基本问题进行一番较为全面而又细致的深入考察，然后才能对程俱其人形成一种较为准确而又清晰的客观认识。也唯有以此为基准，才能够做到更为精确地把握和理解其著述的基本内容，进而才能够更为客观而公正地论定其著述的宏旨大义、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本章主要是通过宋代以来的历代文献，梳理、考辨程俱生平、籍贯、科考、仕宦、著述、交游等相关方面的问题，进而厘清其中疑问。《宋史》本传和《程俱行状》载程俱早年进入仕途，是凭其外祖父邓润甫之恩荫。至中年得赐上舍出身，皆因当时暂停科考而用三舍法，故所谓上舍出身，实际上与正常科考年份的进士及第等同，在当时及后世的习惯上，也完全可以以进士及第称之。从这一角度而言，程俱有科考功名之实，原本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可言，但后世的一些文献记载，却屡屡将其父程天民“举进士，试南宫第一，廷试中甲科”的事迹，误载于程俱名下。于是，由此而产生错乱，导致后世学人莫衷一是，或陈陈相因而一错再错，或明知有误而不知何故。因此，我们不得不对与之相关的文献记载详加考索，进行全面疏证，旨在澄清文献所载之误及其成因。第一节程俱先辈及其仕途考述《麟台故事》的作者程俱，字致道，衢州开化（今浙江衢州市开化县）北山人，故世人又以居址尊称其为程北山。他生于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九月，按照古代以虚龄计算的传统，即享年仅六十七岁，如《两宋名贤小集》即载其“卒年六十七”。一生博览群书，著述颇丰，曾一度为天子制诰，堪称“在两宋之际是一位颇有文学名实的官员”。其在《宋史》中有传，又有《宋故左中奉大夫徽猷阁待制新安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致仕赠左通奉大夫程公（俱）行状》流传至今。据所载内容来看，主要记述仕宦。一、程氏先辈考述
程氏家族一脉相传为高阳氏之后裔，早期居住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一带，以新安黄墩人自称，后因避魏晋之乱而举族南迁，至今在安徽省歙县一带居住，仍以新安黄墩人自称。及至程俱十世祖时，始迁入今浙江省开化县北山区一带居住。据清光绪年间所修《开化县志》记载，自唐代以来，陆续迁往开化县定居的程姓有两支，且原籍都是今安徽省歙县。其中一支于唐大中年间（847—860）迁入，定居龙山霞关（今开化县杨林乡下江），后散居蕉川、东坑口等地。另一支于唐中和三年（883）举族迁入，即从歙县迁至常山县北竹（今开化县长虹乡北源村）定居。两支本为新安程氏同宗，而程俱与后一支血缘上更为接近。据说程俱所属这一支程氏先祖为程青，是因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天下大乱，纷争迭起，为避战乱而率其程氏部族南迁至此，秉承先辈遗风，世代以儒业为本，讲求耕读传家，以避乱世。历晚唐五代而入宋，先有程俱之曾祖程宿（971—1000），声望很高，为宋太宗端拱元年（988）状元，深得太宗赏识，历任翰林院编修官、殿中丞、直集贤院、职方员外郎、江西安抚使等职，惜英年早逝，赠光禄卿，谥曰文熙。然后有程宿之子程迪（生卒不详）继之，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榜眼，历任宣州判、国子监主簿、判正七史、知江宁上元县等职。继有程迪之子程天民，为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进士及第。又据《开化县志》记载，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在开化县杨林镇下庄村一带，曾有由时人程建德所建的一封书院，其中祀状元安抚使程宿、都官郎中程迪、少师卫国公程俱等先祖，并延请名师以训导本族入门子弟，该书院后废于元末兵火。
特别是程俱的父亲程天民（1055—1086），字行可，熙宁六年（1073）进士及第，是一位天资聪颖、擅长诗文的饱学之士。如据《程俱行状》载：“父宣奉君为儿时，日诵数千言，成童作文，握笔立就；未冠举进士，试南宫为第一，廷试中甲科，益博观典籍，研绎奥义，常进所撰诗、书、论。”不过，程天民的仕宦履历相对较为单一而简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清廉。即先得任相州、饶州州学教授，继迁瀛州防御推官，又任信州贵溪县丞，并摄该县政令事，于是全县百姓欣赖，皆因其吏治之清明。后朝廷召试为太学博士，但不幸英年早逝，享年三十二岁，朝廷闻奏，赠封程天民为“通议大夫”。程俱在父亲去世之时，年方九岁，遂因早年丧父而跟从生母邓氏寓居于外公家。邓氏即为邓润甫之女，后因程俱官品居于五品以上而封为太宜人。宣和五年（1123）邓氏去世，程俱遂解职归家守丧。第二年正月，程俱将邓氏安葬“于镇江府丹徒县五州山之原”，并由其好友“今资政殿学士吴兴郡公叶公梦得铭其墓”。然而北宋灭亡后，金兵几度南下，战火一再殃及镇江一带，导致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士卒恣睢，樵牧不禁，存殁罹灾，及我先茔”。于是，绍兴五年（1135）五月，程俱又迁其母灵柩至程氏故里开化，再至七年（1137）正月，“乙酉，始克葬于云台乡云门山之原”。鉴于此时程俱任徽猷阁待制，故朝廷赠封邓氏为太硕人。二、程俱仕途考述
程俱一生虽有四十多年置身于仕途，但总是不畅达。起先是在北宋时哲宗绍圣年间以外祖父恩荫入仕，而后经历了“三仕三已”的起落。南渡后程俱再入仕途，历官朝请郎、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太常少卿、直秘阁知秀州、秘书省少监、中书舍人兼侍讲、提举江州太平观、提举台州崇道观、集英殿修撰、徽猷阁待制等职，然终究以失秀州之事而忍辱负重，故从中书舍人兼侍讲落职后，晚年时虽身在仕途，但已远离权力核心。（一）北宋时恩荫入仕——一仕一已
起初，程俱虽非通过科举功名入仕，但在入仕之前，人们已经公推其颇具父风。尤其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勤于攻读，加之个人聪慧伶俐，很受其外祖父邓润甫的器重。故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即程俱约二十岁时，凭借其外祖父邓润甫恩荫入仕，补为假承务郎，随后又补为苏州吴江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主簿，官品应属于品阶最低的从九品。这表明程俱由吏转为官，从此正式迈入仕途，第一次有了实际性的职位和官品。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以蠲放秋苗而惠泽民众。然而，吴江县的地方官吏上下串通一气，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最终老百姓不但没有得到朝廷恩惠，反而被加重盘剥。于是，时任吴江县主簿的程俱对此极为愤慨，针对此事呈状朝廷，不仅大胆揭露此类官场之弊端，而且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如据其所撰《吴江县申乞准赦放秋苗议状》曰：
今月某日，户案手分将到文引，通签准使符，准转运衙牒，催索去年苗米事。右某伏见圣主初临宝位，思布惠泽于天下，故赦文内将应干积欠并行蠲放，以至去年秋苗亦行放免。宣赦之日，百姓闻之，皆稽首感忭，欢颂之声，如出一口。寻已翻黄张挂，及行下乡村，晓示人户。今来旬日，乃复催索，不惟使皇泽不下于民，亦何忍使圣主即位之初，失大信于天下？非小故也。况去秋苗米，富家上户必已于上中限内送纳入官，今来已入末限。欠苗米未纳之人，多是残零，或贫氓下户、力未能及者。此尤仁政所当先及者，乃不被覃霈之恩。又况所得无几，徒格上恩，且伤国体。某窃以谓准赦蠲放，乃为得宜。所有文引，难以书押行出，谨具议状申县，伏乞备申使府，伏候裁旨。
此后，朝廷大兴花石纲运输，沿途所过州县官吏相互勾结，乘机搜刮民脂而大发横财。尤其是花石纲之扰，波及两淮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而以两浙为最甚。程俱当时所在苏州吴江县即在其内，沿线各地官吏公然以“讲求遗利”为名，实则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暗行营私之利。于是本性刚直而胸怀家国之志的程俱，更加看不惯官场上欺上瞒下、祸害国家和老百姓利益的歪风邪气，竟浑然不顾人微言轻而再次大胆呈状朝廷，慷慨陈述其危害所在，并强烈要求取缔“无艺之费”。如据其后所作《吴江回申讲求遗利状》曰：
准县牒……右某窃谓：财用之在天下，譬之众川之水，豬之万顷之陂，决漏既多，干涸可待，乃欲崎岖回远、引线脉之流以益之，不如塞其陂之决漏而已。今诸路钱入，则众川是也；万顷之陂，则总计是也；决漏如江，则无艺之费是也；崎岖回远、引线脉之流以益之，则讲求遗利是也。所谓无艺之费，某疏远小吏，不能尽知，徒见顷年以来，纲运自杭而西以过县境者，有曰“明金生活”、有曰“佛道帐殿”、有曰“花石”者，挽舟之卒所支口券米，岁无虑若千石，计工无虑若千万夫，家粮借请之数不与焉。然比造作之费，曾何足道？窃以谓天下无艺之费如此类者，倘一切罢之，则神宗皇帝息民、裕国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余。某愚无知，妄陈管见。谨具申县衙，伏乞备申使州，伏候裁旨。
鉴于程俱两次呈状所言，条条切准当朝时弊。故其先后所论一出，“见者惊叹，亦或指以为狂”。当然，凡正道之人闻之，则深为之叹服。可那些一贯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闻之，自是心惊胆战，及其党羽更是不得不严厉指责其言论过于狂放，并伺机予以打压。尤其作为区区一县之主簿，竟敢将宋徽宗为之靡费无度的花石纲论列为“无艺之费”，则其为国为民的赤胆之纯，忠心之诚，昭然若见。如今读来，依旧不得不令人钦佩其勇。然而这在当时，则正好被当政者认为是邪说，即“时执政者方力持绍述之说以售其私，凡持正论者斥以为邪，虽被摈废，人更以为荣焉”。处在这一时期，如果说还有能够理解并欣赏程俱之说的人，那就是当时还未曾谋面而后来与程俱彼此成为好友的叶梦得：“绍圣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为吴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爱之。愿请交，未能也。”
于是，程俱在吴江县主簿任满后，只是被差遣为监舒州太湖茶场（今安徽省潜山县附近）之任。实际上，已由官降为地方当局差遣吏任，仕途前景如履薄冰。其此时正如所作律诗《罢吏客郡城已数月滞留忽已岁暮浩然兴叹作一首》云：“一行作吏向吴城，五见陬隅上薄冰。”再至任满后，不仅没有得以升迁，反而连最低的官品都没有了。仕途初次受挫，且处于困顿艰涩之中，正当年轻的程俱自会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悲愤和失落感，心绪亦为之颇不平静，恰如其这一时期所作古诗《数诗述怀》中所体现的那样：
一生共悠悠，今者曷不乐？二十起东山，误为微官缚。三年瞬眸耳，邮传那久托？四壁自萧然，青编束为阁。五更霜钟动，起视星错落。六律聿其周，忽忽更岁籥。七哀哦幽韵，感念惊独鹤。八极岂不广？衰怀了无托。九原叹多贤，死者那可作？十里望烟村，天随去寥廓。
也正是第二次呈状论列利害而触及朝政之故，监舒州太湖茶场差事结束后，程俱便彻底失去其所有职务和差事。当时，程俱曾经仰仗的外祖父邓润甫早已经过世数年，朝中更无其他援引，无奈之际唯有借酒浇愁，正所谓：“强醉重云欲散盐，三更飞霰忽惊帘。”又曰：“出户仰看天漫漫，持杯愁作夜厭厭。”在外滞留数月后，终究无果而归家，此时的程俱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排挤出了仕途，即所谓“一仕一已”。
此时，应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前后，即据程俱当时所作《寓斋记》落款“建中靖国元年三月甲子信安程俱记”已不见有任何头衔。此后的近六年内，更是诸事危艰而湮阨连年，几至于举家生活陷于一种家徒四壁的贫困处境之中。然而受此打击而身处逆境中的程俱，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就此沉沦下去，而是闭门谢客，日夕以诗书相伴，勤于撰著，学问由此而精进。尤其是罢免之后，一时生计虽处于穷困潦倒之中，但心系天下的凌云之志不失，为国为民的壮心不移，且时常以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南朝宋文学家谢惠连之辈自励，伟然有公辅宰执之心。即如崇宁三年（1104）正月初七日，程俱在所作律诗《人日书怀兼呈吴中二三友》中云：
东西南北走红尘，又见江淮草木薰。小谢篇章成画饼，卧龙功略付浮云。栖迟枳棘今如许，笑傲风霜赖此君。俛俯折腰成底事，故交千里漫离群。（二）北宋时再入仕途——二仕二已
直到徽宗大观初年（1107），程俱被朝廷再次起用，先差为监常州（在今江苏省常州市）市易务，此差一般属于地方当局的差遣市吏，应无官品。大观二年（1108）八月十五日，程俱在此差任时，作有《常州新修市易务壁记》一文，以详述其在任不辞艰辛、尽职尽责于市易务之事。正如其所云：“盖使来者知余之勤且艰如此，而其所建立止如此，余不负市吏而市吏负余，亦足叹也。”后又因八宝恩之故，得迁补通仕郎，进入当时新制规定的文官选人阶官之第五阶，此任一般授予奏补未出官人，应无官品可言。事实上，这比之前所担任过的从九品的吴江县主簿还要低，更无具体职事可言，所幸藉此可勉强解除衣食之忧，故只好借机心平气和地继续苦读、遨游学海。其当时所作诗云：“事贱反多暇，居卑适无虞。人间不争地，聊此谢畏途。岂无营营子？熟视付一吁。”又云：“展卷阅千古，置书忘万殊。不妨权子母，亦复商有无。平生仅识字，乃与忧患俱。持此游学海，层台渐积苏。年来但遮眼，颇觉心恬愉。囊粟足自饱，讵肯羡侏儒。”再云：“谁能三万卷？悬头苦劬劬。”再至政和元年（1111），程俱升迁为宣德郎，应属京官之从八品。而后差其知泗州临淮县（在今江苏省盱眙市北）事，这是程俱第二次步入仕途后，所担起的一项能够独立主管一方事务的实质性职务。然而，这样的好景并不长，遂在政和三年（1113），朝廷召程俱赴京“审察”，且再次因以前呈状建言涉及取消花石纲之故，暂被革职，继而罢免所任知泗州临淮县之职。
由于当时朝廷对程俱并未立即作出最终的处罚决定，故其仕途实际上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他置身于停职状态之中，心知自己往日所言利国利民，可在朝中似乎得不到认同，眼看昔日友朋因之而远离自己，前途吉凶更无从得知，去留又一时难于断绝，无奈之下只好以闭门读书的方式度日，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正所谓：“除书无虚日，念子何踌躇？满堂罗经史，问字无停车。”又曰：“危弦寡知音，寂寞空居诸。”再曰：“闭蕃著空舍，谁辨公车书？”也正是在这一等待期间，程俱因滞留汴京之故，方才能够近距离地看清楚当时朝纲败坏与官场腐败的现实状况，心中不免对国家未来产生深深的隐忧。于是，从此时起的一些作品，不时地流露出一种个人对朝政不满的、颇具文人气质的厌倦情绪。
好在这次审察，并没有彻底否定程俱，不久之后，朝廷又差遣程俱以通直郎为兖州（在今山东省兖州市）岱岳观管勾，品阶由宣德郎升为通直郎。虽为正八品，但所领差事实属闲散差事，确实没有什么具体职事和作为可言。因此，与其说这是程俱在汴京经受“审察”后仍旧能够置身于仕途，还不如说是实实在在落职后出京归家。如在任此职期间，所作《衢州开化县新学记》落款曰：“政和五年八月甲子，十月丁酉，通直郎管勾岱岳观程俱记。”显然，程俱此时应在衢州开化（今浙江衢州市开化县）家乡居住，身份为通直郎管勾岱岳观。这在政和五年时，程俱与好友叶梦得唱和的诗作中，亦有所述及：“病目自甘桃李后，野麋难着凤麟中。未成下泽还乡里，且寄穷阎蔽风雨。”不久，在岱岳观任满后，其应为落职赋闲在家，如政和六年（1116）所作《京西北路提举常平司新移公宇记》的落款仅云：“政和六年夏四月甲子，具位程俱记。”也就是说，在此时的落款中已不见前一年所谓“通直郎管勾岱岳观”的头衔，应当属于自然而然中无声地淡出仕途，最后失去了所有官职，即所谓最终“二仕二已”。
总之，在短短数年的早期仕途坎坷中，经历了二仕二已的挫折，程俱的内心是一种极其复杂而又矛盾的状况：一方面是壮心不已，常怀忧国忧民之胸臆，大有建功立业之雄心，如其律诗《江兵曹》云：“诗成不直一杯水，年大常怀千岁忧。何须中令能强记？正要将军为破愁。故人久负丘壑志，公子欲寻梁宋游，相逢倘有蒲萄渌，肯向西凉博一州。”然而，另一方面又是步入仕途后屡屡受挫，当时自身所处境遇和面临的社会现实更是不尽如人意，于是空有报国的良策，却总是没有机会付诸实践，这不能不令其心生焦虑与悲观的情绪，故早在年轻时期的程俱，就已经开始对仕进心生厌倦而意冷。不过，这一时期内，也有一件让程俱备感身心愉悦的事，那就是在家乡得遇正处于被贬谪境地的叶梦得，遂因志趣相投而惺惺相惜，交往日密。（三）北宋时三入仕途——三仕三已
政和七年（1117），朝廷第三次起用程俱，差遣其通判延安府（北宋鄜延路治所所在地，在今陕西延安一带）。但程俱因对仕途已心生倦意，故以侍奉亲人不便为由，借机向朝廷一再提出辞呈，朝廷虽然没有准许，但还是改任其为通判镇江府（在今江苏镇江一带）。也就是说，此时此任，表明程俱第三次正式步入仕途，且再次担起了一项较高的能够主管一方的实质性职务。
也正是得任镇江府前后的这一时期，程俱诗文名望在士林之中日益隆盛，且与当世名士叶梦得交往更加密切而彼此倾慕，视为知己。后来再由叶氏向朝廷荐举，任程俱为“编修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即开始进入秘书省工作，这是北宋文士一度引以为荣的理想途径。政和八年，兼任“道史检讨”。宣和二年（1120），先转任承议郎（正八品），后赐上舍出身（因此年暂罢科考取士，此上舍出身即同进士及第），又赐其五品服（即官品升入五品以上的京朝官序列，这也是北宋早期能够得任馆阁馆职的基本条件之一）。第二年先升为将作监丞（官品应从其赐五品服），再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官品应从其前赐五品服）。程俱仕途之所以会一时出现如此顺境，一则因其祖父辈世代以儒术治家而声名显赫，且个人才华出众又有同进士及第的上舍出身，二则有好友叶梦得的荐举。
宣和三年，宋徽宗驾幸秘书省，特诏馆臣于秘阁观书，时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的程俱身居其列，向朝廷献律诗《车驾幸秘书省口号二首》，以及唱和律诗《和同舍上元迎驾起居》，又作《贺驾幸秘书省太学表》，以示敬诚庆贺之意。因徽宗特赐程俱御笔书画，且升迁程俱为朝奉郎（按例为正七品，但其官品应从之前赐五品服）以示礼遇，故程俱再作《谢赐御书御画并宣召观书画表》呈上谢恩。旋即又因在朝献诗唱和之举，颇得徽宗赏识，故而第二年被升任为礼部员外郎。按照北宋元丰改制后的新官品阶来看，此官职品阶本应与此前所任朝奉郎相当，按规定本为正七品，或从六品，但程俱此前已有御赐五品服，故为五品，掌领本司事，并专职描绘祥瑞图。
总之，在这一时期内，程俱得赐上舍出身，且官品连连升迁，纵然无甚显达之处值得称道，可身处馆阁的清贵之气，还是多少能够让程俱感到仕途上的一些称心如意。究其因何会出现仕途较为顺畅的重大转变，则除其本人具有较高诗文声望和学术造诣外，应当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
一方面是在当时社会的文士阶层中，大家对程俱家世的评议很高。如其曾祖父程宿为状元出身，其祖父程迪为榜眼（因该榜状元杨寘不久即去世，实则其为第一名）出身，其父亲程天民进士及第试南宫第一，前三代人均曾在朝为官而清望颇高。加之其外祖父邓润甫进士及第，历任集贤校理、直舍人院、知谏院、知制诰、御史中丞、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翰林学士承旨、吏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知亳州、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尚书左丞等职，因与章惇重谪吕大防、刘挚一事有异议而据理力争，后无辜暴卒，朝廷谥曰“安惠”，属当世称道的刚正不阿而道义高古之士，在朝已具有较高的政声和德望。因此，从如此家世中成长起来的程俱，被时议评价为“时论谓公以儒术世其家，今艺学绩文士鲜出其右，近臣亦推公长于撰著”。
另一方面是宋徽宗身边的近臣叶梦得，深知程俱擅长撰著、工于诗词而极力荐举之。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于绍圣四年（1097）进士及第，即任丹徒尉期间，得见程俱之文。后至大观三年（1109）“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汝州，寻落职，提举洞霄宫”。实即落职归家乡居住，再至政和三年（1113）程俱也落职任兖州岱岳观管勾，二人实处于相同境遇之下，且因地域接近、彼此早有相见之愿而最终得以结识。自此时常有诗歌酬唱和书信往来，遂在相互切磋中交往日密。政和五年（1115），叶梦得官复原职后，向朝廷荐举了程俱。因此程俱在北宋后期才得以被朝廷第三次起用，进而得任具有实际执事的馆阁馆职，这不仅是程俱梦寐以求的出路，也是北宋时期天下文士最为理想的出路。因此，程俱在前途充满希望的欣喜之余，曾先后两次作诗酬谢叶氏。即如一一一七年作《酬颖昌叶内翰见招》云：
触石西游泝浊波，京华旅食谢经过。年侵镜里今如此，歌缺壶边可奈何。宾遥知悬玉尘，直庐应许到金坡。须公一节趋环召，犹及昆明百步荷。
再如，一一二〇年又作《酬叶翰林喜某除官东观》云：
冰谷难通杜曲天，浅闻那识绛人年。挥斤始免从轮扁，操牍宁堪佐史迁。正恐啇樊讥浪子，可令齐鲁叹无传。笭箵挂壁空回首，林有孙枝竹长鞭。列宿罗胸妙补天，巨鳌峰顶号耆年。致君旧拟唐虞上，去国徒惊岁月迁。梦笔丝纶建瓴下，憇棠膏泽置邮传。平生倾倒燕台意，可使英豪慕执鞭。
徽宗宣和五年（1123），程俱因母邓氏去世，回家守丧。宣和七年，程俱四十八岁时，为其母亲守丧之期已结束，朝廷复其职为礼部员外郎。不过，其前途并不看好。一方面此时的北宋王朝已是权臣当道，政治黑暗。另一方面金灭辽之后，乘势纵兵南下攻宋，兵锋已直指汴梁，时局遂凶险异常。适逢其时的程俱，无论于国于家还是于己，不能不为之深忧。然而，身为礼部员外郎的程俱，身非要职而人微言轻、报国无门而进谏无效。在万般无奈之下，唯有赋诗哀叹，借酒浇愁，以诵读屈原《离骚》的文士姿态和独特方式，表白自己当时为国为民而心急如焚的真实情状。正如其所作律诗《白发催年老》云：
转眼过三纪，搔头见二毛。先秋同柳弱，早白误山高。种种从渠落，青青竟莫逃。形骸姑置此，痛饮读《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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