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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伟利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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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黄昏小巷试读：

书名：穿越黄昏小巷

作者：杨伟利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07-01

ISBN：9787506354301

本书由大华文苑（北京）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诚则明矣 明则诚矣(序)杨稼生

初无定质，闲闲地说来。言辞之将尽，则又柳暗花明，水出峡谷……

命意，属辞，密实无痕。一丘一壑，风景可人俨然人工修造也，然而又确实是自然天成也。

如风系影，一个眼神，一声轻唤，便见好风洒洒如阳光，阳光脉脉如叙话，淡淡平常事，却通了人心。

以上是伟利散文给人的阅读体验。作家元平英说伟利“为生命感动，用才情写作”，诚哉知音者言！伟利对天地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亲和力正是那些穷其一生也写不出好作品的作家所缺少的。亲和力与伟利是血缘关系吧？亲和力使伟利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皆成文章。亲和力高贵，伟利自珍！

一

心念农桑，心念村俗，伟利是在农耕文化中长大的。幼年遭遇家庭变故，依偎在外婆膝下。外婆也穷，伟利过早知道日子艰难。帮外婆拾柴禾、挖野菜，到建筑工地背砖，十几岁携幼弟卖小吃。贫穷困顿，她必须面对，也必须认真阅读命运。阅读中，心灵便产生了应对。以歌唱代替眼泪，以扎头发的皮筋弹拨出她梦里的琴声。给人家背砖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在心里唱歌：年轻人呀……咬紧牙关，再多背几块。伟利是个唯美主义者：道不远人，美也不远人，原汁原味就在她的心灵上。她清醒地意识到：我还有灵魂，我的灵魂不该陪着我的肌体一起受罪，就在心里默默唱起歌来。她常常自问：歌声是与生俱来长在我的身体里吗？是这样；人，本该这样。于是，她的灵魂在苦难中得到超度；于是，她成为一个作家。她今天的写作，是她在苦难中唱歌、弹皮筋的延续，没有走调。

伟利潜意识里差不多会以卑微者自认的。今天我们已到了卑微者和卑微者相亲的年代了。卑微者和卑微者是体贴入微的。把伟利这段“乡居”文字抄在下面吧。

很大一个院落，房东姓刘，主房是六间灰砖青瓦，东厢房是三间水泥平顶小房。院内阳光充裕，绿荫厚实，两棵高大的白杨，一个玲珑的小花池，六畦菜地有模有样，绿油油的小葱长势甚旺。正是春夏交替时节，沿院子周围的四五棵桃梨树花褪残红，青杏尚小，青砖灰瓦檐下，燕子飞绕。房东刘嫂极为爽快，只三句话，租房事宜便成交：

有空房吗？

有。是厢房。一间一百。

八十吧！

咋不行！

我交钱，刘嫂说先拿着吧。黑红的脸膛上便多了一层红云。目光有些躲闪，有什么亏心事愧对我似的。她的表情让我忽觉春光更好，看来，她还不善提钱，提钱就脸红。心，就此拆掉了第一层篱笆。

午饭过后，我如期搬入。刘嫂打了电话让丈夫、儿子都回来帮我“搬家”。四五个邻居小伙子小媳妇儿也过来帮忙。可是我的家当着实让人见笑：一床被子，一个箱子，一只脸盆，一个电磁炉，两只锅，几只碗，几双筷。差不多每人一件也就搬完了。笑声就此开始，小媳妇儿们开始叽叽喳喳地搭话：你们老家是不是有山？山与我们这儿不一样，都是平顶？听说你在这里只住两个月，为啥不多住些时日？我甚是惊叹：一是惊叹刘嫂人缘好，招一个租房邻居竟然惊动半个村子，二是惊叹这里的消息流转速度之快，一顿饭工夫，我与刘嫂仅此一点交流内容，竟然无一遗漏尽人皆知了。

搬完了东西，帮我摆放好，几个小媳妇儿就帮我铺床，将被子拉得平平整整，还不时地耳语一阵，笑一阵。不知道她们笑什么，她们是否想起了为迎接哪一个新娘子铺喜床的事？迎来一户租房邻居，也是一件喜事？突觉一缕喜庆之气缭绕小屋，心中便多情地生出一丝新人落户的羞涩感。

刘嫂倒是腼腆，好像一直没露面，晚饭时分来敲门，送来一沓烙饼，我不好意思地道谢，她说，吃吧。我又说不好意思，她又说，吃吧。饼还是热的，想来，她半天没露面，是躲在灶间烙饼了。

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这种窖藏陈酒般的民风是农耕文明淀积下来的，不是什么主义推行出来的。葛天氏、无怀氏之民风也不过是世风日下，理想主义者画饼充饥，桃花源乃秦政化外之乡，陶渊明望梅止渴而已。而伟利这段乡居实录却是身受的。在人欲涌动、道德价值快速流失的当下，此间着实是一方诺亚方舟。敝帚享之千金，伟利为其立下文字，祈祷她不朽。

能不朽吗？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民从不把自身的力气计入农业成本。农业，一直成本高收获低，文革期间有些农村一个劳动日是几分到几毛，别人都闹革命去了，农民还弯腰锄草插秧。即便是今日他们也不习惯把种田经济核算列入思维程序。这不是愚，是天良。

农耕文明，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所建立起的完整文化体系，最好的人文教堂。伟利在不少篇章中就触及到了这个大题目。这种文章大气。一个知道农村知道农民的人，说话做事，心中就像有了一杆秤；人所熟知，那些妻儿在农村耕田的国家干部大都安分守己。

民心是和谐社会的基因。

民气与国运有因果关系。

农耕文明消失了，大家一色的满面风尘，一色的满腹加减乘除，一色的满世界水晶猴子。这世界成什么样子？日子，咋过？

农耕文明会不会消失？伟利文章中似有隐忧。《一抹田园》中，那位浓妆艳抹、珠光宝气、靠行贿发财、行将成为权力者的同盟的农妇，朴实敦厚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了，代之以暴发户的虚矫、浅薄、贪婪和脂粉气息。

当下，朝圣般的狂欢者，扛着奢靡，扛着什么什么新“花样”，一路吆喝，去覆盖农村；让并不狂欢的农民跟着一起狂欢，邪恶也成为“策划”煞有介事地去改造农村。把《苇子园》村上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策划”成为往事了。《茶庵》，顾名思义，是这个村庄曾有过为过路人“舍茶”的历史。“山民自发的便民形式是很普遍的。用茅草搭个庵棚，在棚下放上一张简陋的小桌石凳，桌上放上一壶凉茶，一把芭蕉扇，让远行路过的客人歇歇脚，喝口水。”舍茶，这种事已经没有了。并且，“当我从电脑上打出“舍茶”这个词时，立刻被自动校对系统提示画了绿线。电脑不懂这个古老的词汇。”呜呼，伟利对这组《风景区里的小村庄》的颂辞，已成为农耕文明的悼词了。

二

黄昏、杀戮、狂欢、开发四个词组，组成了《黄昏的杀戮》。此文开头的画面是：一个壮汉开着一辆农用三轮，一路高歌，一路疯跑，开向一个新开发的山村。车上一只挨着一只摆放着捆得结实显得安详的小羊，小羊一脸善良，一脸茫然，不知自己进山是看风景的，还是为看风景的人助兴的。山村灰白的水泥场地上放满了花花绿绿的水桶、扯上了鲜艳的塑料管子。衣香鬓影，小车闪亮，一群村妞浓妆艳抹，露着肚脐，在狂欢蜂拥的人群中走动。山民很自豪地说要在这里开发泼水节。泼水节之所以称“开发”，是因为此地自古没有泼水民俗。所以，连同傣族服饰和泼水节民俗都是从数千里之外引进的。啊，天高皇帝远，此地远离伦常，那就狂欢吧！山村小妞尚属腼腆，寻欢者尖叫，吹起口哨。此一刻，敦朴，山景，蒸发了。一股股烤肉味夹带着黑色烟雾飘入狂欢场，水泥渣砖渣石渣垃圾包围着狂欢场。垃圾堆外正在宰杀善良的小羊。狂欢和杀戮只隔一堆垃圾。远处可以看见“苍翠的山体，已被剥去大块的皮肉，泛着惨白的光，如一片裸露的白骨。”这一切，都叫“开发”。“任何一个目不识丁的老人，或是三五岁的幼儿，当他们全然不知环境、自然为何物的时候，开口便是开发，抬手朝任何一个方向一指便是开发，开发。”

我揭发你，我批判你，我教育你乃是散文之大忌。《黄昏的杀戮》只委婉地向穷奢者和无知者道一声“少安毋躁”。

三

道义和文章古今并重，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文章担当道义在任何年代都不迂腐。载道，对一些年轻女性作家，尤为可贵。此外，伟利还写出不少关于命运特别是关于女人命运的篇章。其中，《胭脂黄昏》、《白雪蝴蝶》可谓双璧。这两篇迥异于她惯常娓娓道来的笔路，像意识流，像现代诗，像现代画，展示出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象断片让读者去组合，去思虑，似欲延揽读者共同来悟透自古迄今人们总也悟不透的命运、穷达、贵贱这些相似的谜团。《白雪蝴蝶》是在黄昏时分，从凌乱、贫穷的柴门里看天降白雪如同蝴蝶飞舞写起的。诗意画意很有张力。不足两千字绵亘了三代人的命运轨迹，以及三代人各自的生活感受，三代人对世界不同的审美观念。在这个貌似瞬间的漫长岁月里，这个世界对她们此生的予夺似有定分。世界会给她们片刻的慈爱，让深藏于她们心灵深处的诗意诱发出来，“嘴角牵起一只浅浅的酒窝”，消受这原本属于她们的美丽人生。但是，世界吝啬，很快就收回了赏赐，再次把她们抛入凌乱、困顿、烦躁和尴尬无奈中。

婚姻和命运，是没有秩序可循的。婚姻磨人，把高贵磨成平凡、平庸。这都是命运的原色，你去适应吧，哀叹几声，也罢。一个女学生，高考只差一分便与高等学府失之交臂，嫁到农村做农妇，生儿育女。用“裂着血口的粗手带着襟袖间炊烟味道堆雪人”，教女儿学画。女儿把母亲的农妇肖像画成作品，获了奖，并因此成为美术教师。这真是幽默。

女人进入中年，萦系上一代老人，萦系下一代儿女，都是为了人生的“前车之鉴”哩。人对前车总是哀而不鉴，这是人性之弱点；所以，苦难，一辈一辈地抄袭：“但我的心中永远装着一个黄昏，柴门。飘雪。简陋的晚餐。臃肿的母亲。那是一首有关女人的诗，有关女人的债，有关女人的梦。它们折磨着我。是有关所有女人的，我想我该归还这些东西。还给母亲，还给那个黄昏，也还给我自己。”这可能吗？念苦难悠悠而涕下，伟利也无助了：“多好的雪啊。泪水在我脸上流动，随着漫天的蝴蝶飞舞……”

如果说《白雪蝴蝶》是诗，那么，《

胭脂黄昏

五奶奶十六岁嫁到这个古井般的深宅。丈夫大她几十岁。下了轿，脱去红嫁衣，丈夫公婆只准她穿黑色衣服。三年后丈夫过世，她十九岁守寡至今60年，也就一直习惯穿黑色衣服。支撑她生命不息的，是她每个傍晚采摘十朵胭脂花把十指染得红亮，从“嫩葱”染到“枯枝”。这是一星儿可怜的慰藉，燃烧着生存的欲望。伟利有这样的文字记述：“她将那十个鲜红的手指甲伸到我的眼前。它们紧紧地攥在一起，像一堆小火苗，在她黑衣黑裤一片黑色的背景上燃烧。而她那双枯枝般的手指，却不住颤抖。”凄美的肖像，60年花季仍在。

命运，一连串的不确定，一连串的残缺。女人，间或也包括男人，在婚姻上，一上场就是一个输家。五奶奶的悲剧当下不可能有了。但其“修订版本”保不住还会有，并且由顺从变为情愿。

四《一抹田园》《穿越

黄昏小巷

五

伟利语言缜密、饱满、练达，曲折而有秩序，并深达物理，又照然象外，是一种富贵相，其升腾空间辽阔，可以神往。

文学多半是靠联想富裕起来的。读读诸多类似《

磷，我体内的一种微量元素

联想端赖情感，端赖知识。若感情一片荒漠，知识一副穷相，那就只能去风花雪月了。

序文标题出自《中庸》。全文是：“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是说由于内心诚实而明察事理，这就叫做天赋的本性；由于明察事理而达到内心诚实，这就叫做后天的教育感化。凡心诚实了，就能明察事理，而明察事理也同样能够做到内心诚实。若把“教”改为“学”，就大体上描出了伟利以初中文化成为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了。2009年12月19日于舞钢垭口山

冬日阳光下的父亲

对父亲的记忆，如珍珠，少而又少，是一粒一粒的。

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不过五岁，对父亲的记忆是单纯而且模糊的。知道回想父亲，仔细品味父亲，是在我成年之后，做了母亲，做了长辈，有了养育孩子的体会，逐渐明白的。仔细回想，那时父亲是在一个机械车间工作，属重体力劳动。他没有自行车，每天靠步行上下班。父亲是辛苦的，但是我却是快乐的。每次在家门口玩耍，接近午时或是黄昏的时候，总是能很踏实地等到下班归来的父亲。当时并不懂得体谅他，尽管父亲身材瘦小，我还是觉得他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只要看见他下班归来，我就会跑上前去让他抱，用沾满泥土的手在他本来就油腻腻的工作服上抹来抹去，甚至往他的脸上乱蹭。有时候我还可以从父亲手中接过几双他干活时不舍得用而节省下来的雪白的棉线手套，快乐得小鸟一样，得了财富一般把父亲丢在身后转身跑回家。那些手套是父亲能够给我的为数不多的惊喜，那时候的父亲没有更多的财富。尽管那些手套对于我来说没什么用，但那雪白的新色，让我莫明的喜爱和骄傲。而父亲，永远是那样不急不躁地嘿嘿笑着，不紧不慢地叫我一声“小疯子”。我从未回头看过父亲的笑容，但从那种宽厚而慈爱的笑声里，我能知道父亲的笑脸会有多么可亲。

幼年的生活中，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的怀抱。隐约记得夜晚的时候，吃完晚饭全家人总是要聚在一起聊一会儿，坐在昏暗的油灯下讨论一些柴米油盐工资粮食之类的事。那些干巴巴的话题对于我来说味同嚼蜡。于是我就像爬大山一样在倦坐在油灯下的父亲身上淘气，揪他的耳朵，扣他的鼻孔，甚至掰开他的嘴巴摆弄他的牙齿，让他一次又一次呲牙咧嘴，躲来躲去。有时候母亲烦了会拿眼睛瞪我，但父亲从没发过脾气。他会伸出双手，一下子把我和弟弟揽进他的怀里，让我们每人坐他一条腿，揽着我们“开火车”，嘴里喊着“呜——，哐啷，哐啷”打着节奏。这时候，我们感觉就像躲进了一座安全的城堡，再也不会顾及母亲的目光，在父亲的火车上笑得喘不过气。成年之后，我常常想起那一节温暖的车厢。当时我和弟弟还缠着父亲，问他真火车坐起来是一样的吗？父亲说一样。我们就缠着他带我们去坐真火车，父亲就像答应给我们买烧饼时一样答应得很爽快。父亲每次带我们去买烧饼的时候，总是问我们要圆的还是要方的，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说圆的方的都想要，父亲便真的笑呵呵地给我们每人买一个圆的，再买一个方的。但是父亲却没有带我们去坐真火车，我们在一起的时日太短暂，父亲没来得及带我们坐一次火车，就因为婚姻的变故离开了我们。

父亲是不幸的。他在我们尚不谙世事，丝毫不懂人情世故的时候，便因家庭的变故离开了我们。他曾经对我们付出的养育之恩在这种亲情的断裂中几乎被泯灭。甚至在我们淡忘这些模糊的记忆的过程中，会在别人并不公正的议论和指责下，对父亲生出某种隐隐的仇恨。每当我提起父亲，小妹便说，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你的记忆你的感觉我怎么一点没有。她当然没有，因为她小我四岁。父亲离开的时候，她刚刚学步，我甚至不记得父亲是否抱过小妹，只是隐隐约约记得一次雨天，父亲躺在床上教小妹叫爸爸。

幼时对父亲的记忆只有这些，而且早已深埋进岁月深处。远离父亲的岁月里，我们没有想到回味这些东西，破碎的家庭带给我们的伤害，消蚀了许多柔嫩的情感。直到我上了中学，因为我心灵上的阴冷导致的某种虚荣心，父亲又道具般地晃动在我的生活里。这时候的父亲已经成家多年，有了新的家庭和子女。他后娶的女人没有工作，儿子也患有严重的残疾。他虽然不再养育我们，但他却背负着常人难以想像的沉重的生活负担。所以，在我眼前，他的背影是单薄而尴尬的，总是来去匆匆。每次学校让家长签字，特别是强调必须父亲签字的时候，我就艰难而羞涩地在父亲经常路过的路口等待他，对他说话的口气形同路人。我低着头直接把钢笔打开，递给他，把成绩单上签字的空白处指给他，很不客气地对他说，要他“代”家长签字。然后就把眼帘垂得更低，沉默地等待。而这时候父亲总是艰难地笑着，脸上的肌肉近于僵化。他机械地顺从着，屈膝蹲下，在膝盖上一笔一画笨拙地写上他的姓名，有时候，还认真地在名字后面画上一个句号。这格式上的错误，更让我沉默，从心灵到语言死寂般地沉默。沉默中也让我更清醒，我起了大早匆匆赶到这里，冒着寒风等待的父亲，他能给我的只是虚妄简单的几个字，更虚妄地证明我也有父亲。而且这个证明只为了给别人看，对我，则是一种自欺。他给我带不来任何我真正需要的东西，无法抚慰我内心对所谓的父亲的渴望，对慈爱，温暖，依赖，自豪，骄傲，甚至无忧无虑的渴望。学校门口也出现过父亲的身影，我想他是像我一样，是故意在我上学或是放学的时候，徘徊在我必经之路上等待着见我。他总是装出一副意外遇到我的样子，总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一盒药用的山楂片什么的塞给我。只有一次，他不再装得若无其事，而是大胆地说他是专程来为我送本子的。他给我带来了几本报表纸，让我当本子用。可能是那厚厚的一沓报表让他感觉这种礼物够分量了，他也从这种分量中找到了做父亲的自信。他表功一样对我说，这些报表纸让他存了好几个月，每月做报表的时候，他就故意从总务那里多领出来一些。那天他说话有着少有的流畅。那个年代纸张奇缺，那些本子带给我的惊喜不亚于当年那些雪白的手套。我拿了那些本子到教室炫耀，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同学是我父亲送来的。还炫耀似地把父亲的背影指给同学们看。当热闹的同学们一散开，我便满心酸涩，其实那时候更应该仔细看看父亲的是我，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身影，他与我的距离和隔膜，比与任何一位陌生人都远。有不少同学羡慕，问我能不能将那些报表纸分他们一些，那些在学校难得见到的细腻纸张确实诱人。我没有分给谁，自己也没有用，而是把它放进了一个很隐秘的角落里。一半是珍藏一半是回避，不愿触摸也不愿忘记。多年后我又翻到它的时候，我发现其实那应该是一种幸福，再次触摸到它们，我的心底竟然泛起了些许的温情。所以我说，对父亲的记忆，像珍珠，它是有光泽的。

我结婚的时候，为了不使高堂位子空着，在亲友们的劝说下，我请来了父亲。我依然是在他必经的路口，截留般地告诉他，我要结婚了，请他做高堂。他也依然是机械般地顺从着，答应着，还从口袋里摸出七十块钱，结结巴巴地说，你，看，该买什么买点什么吧。我原来也想过，到你长大了好好补偿你，可是……。我结婚的前一天，他真的以父亲的身份应酬了大半夜客人，而且说话完全是父亲的口吻。当客人们开口闭口对我说你爸怎样怎样的时候，我蓦然感到我做了一件多么傻的事，甚至有一丝莫明的耻辱袭上心头。这个感情上离我这么遥远，不曾养育我长大成人的人，这个时候怎么可以坐在这里，做我最亲的人。我也突然发现，无论我怎么勉强，怎么被虚荣心撑着装模作样，心里都已装不下父亲这个称呼，或者说找不到这个概念。高堂这个位置其实空着更好。直到我身穿嫁衣走出家门的时候，我的酸涩和泪水淹没在鞭炮、唢呐声和亲友们的嬉笑声中的时候，我突然清晰地听见了父亲的哭声，很真实的哭声，沙哑，压抑，低沉，断断续续。那是一个男人的哭声，一种陌生的哭声，我的岁月里不曾听到过也无法想象的哭声，是我的心里无法承受它的回荡的哭声。突然间，我泪如泉涌。我第一次发现，在亲情面前，我是如此脆弱。

父亲退休之后，他说想帮我带孩子，说得很没底气。我很意外，他怎么可能为我带孩子，我的孩子怎么会交给他带。我怀疑他用意的虚假，不屑地猜想父亲内心到底在想什么。甚至我还想到一句更为不屑的话：打什么算盘。有一天，父亲为我的女儿送来一件小玩具，是个小木鱼，还带了一把相当精巧的小木锤儿。他说有一次他看到我的女儿跟邻居家的孩子争过这样的玩具，所以他就一直留心要为她买一个，而且要好过邻居家的。我仔细想想，有这么一回事。那天父亲看起来很邋遢，指甲又长又黑，头发理得也很糟糕。他把我花朵一般的女儿抱在腿上，呜呜地开火车，除了他们混合在一起那种快乐的笑声，很不协调。父亲借我的女儿最开心的时候，讨好般地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经历。他说他来到县城的时候，是从大山里土匪的伐木队逃跑出来的，是八月十五的晚上，领了一块月饼趁夜深时跑出来的。后来迷了路，一天一夜才走出大山。他说一路上不时地听见狼叫，打死了七条蛇。他还说路上遇到国民党的溃军，如何抢了他的鞋子，他如何找到长官理论，那长官又如何惩罚了那个士兵，为他讨回了鞋子。后来如何成了家，母亲生我的那一天，天气是多么热，我出生后是多么怕蚊子，我刚学会吃饭就爱吃带馅的东西。他又讲了许多遍，一直不怎么流畅，因为脑梗塞后遗症，晚年的父亲说话时总像是嘴里含了石子，言词拐不了弯，口齿不清。尽管如此，他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重复，像一串愈来愈深的足迹，清晰地显露在我的面前。当他的叙述渐渐成为我的记忆，而且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连串无法磨灭的影像的时候，我认知了父亲，也认知了我是父亲的女儿。

父亲病了，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能回来看看我吗？

回来，回哪儿？一个“回”字竟让我百感交集。

随着父亲的声音，我去了一个家，父亲的家。我第一次在一个被称作家的院落里叫了一声爸。他正拄了拐杖坐在院子里的一张八仙桌旁，听到我的叫声，缓缓地转过头来，缓慢得无比凝重。我对父亲的记忆从来没有年代，没有季节，而这一次我却清楚地知道是在冬季，一个寒冷的深冬。那天阳光却惺忪般地明媚，把父亲暖暖地包围着，父亲的脸，父亲的皱纹，父亲的白发，父亲那又长又黑的指甲，挂满尘土的鞋子，全都在我那声飘浮的呼唤里静止般地安静下来，在阳光里，如此清晰。

染坊

我刚刚记事的时候，也就是七十年代初，我们小镇的老街上还开着一家传统的染布作坊。据外婆讲，那个染坊开了好几十年了，旧社会是地主家的，解放后就归了生产队，是公家的。但是换汤不换药，染布的业务不变，忙碌的季节也不变。方圆十几个村子，收了棉花，冬季农闲了纺线织布，年前拿到染坊去染。我在路边玩儿的时候，时常会碰到问路的，问这里是不是染坊街，去染坊怎么走。我便一路小跑，骄傲地给他们带路。

染坊的两个染布师傅，一个姓刘，大家叫他刘相，一个姓李，大家就叫他李相（一直沿用旧时的称呼，学徒、长工都称相公）。旧社会他们是给地主扛长工，管吃管住没工钱，解放了是生产队记工分，虽然染布比种田活儿轻，但是属技术活儿，按十分劳力记工。刘相是李相的师傅，年纪长一点，当时有五十开外，待人和气，谦恭知礼，独身一人，晚上他就住在染坊院儿看院子。李相当时也四十开外，为人厚道，稍显木讷。虽不善言语，但他的热情厚道与师父无异。乡亲们寻个私事，求他们帮忙染件旧衣服旧被单什么的，师徒俩总是有求必应，染好了就由李相抽空送过去。其实李相是挺为难的，那年头，做这事是揩社会主义的油，让队长会计知道了是吃不消的。但是，如果哪一阵子开缸染布了没人来求他帮忙，他又会像欠了谁似的，见人就笑得格外实在，还会说有活儿就说话啊，我除了会染块布，还能帮谁啥啊。李相是刘相的高徒，配料、印染，火候都很到家，所以也就独挑大梁了。活儿再多，李相也会对刘相说，你歇着，我自己慢慢来，刘相则会像疼爱儿子一样为他倒杯热水，拿条毛巾擦去染在他脸上的颜料，若是恰巧给哪个过路的看见了，就会笑嘻嘻地说，干脆认李相做儿子算了。刘相则会幸福地说，认不认没关系，当儿子疼就行了，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其实，李相那时也已经四十来岁，说话做事也像个慈祥的老人，我看他们更像兄弟俩，花白的头发看起来差不多。

染布的季节里，四间房子那么大的染布作坊里，一只只又深又大的染缸被染布时溢出的颜料染得花红柳绿，像一群穿着花袍的大胖子，鼓着大肚子，生气似的咕嘟嘟地冒着蒸气。刘相总不让我们去里边玩，他对大人们说那染缸煮出来的蒸气有毒，小孩子娇贵，闻多了会伤身体。对我们则说，再往里跑得染个大花脸，还举着蘸满颜料的大手吓唬我们。当我们叽叽喳喳散开的时候，背后总能听到他的慈爱的笑声。染坊院子里是可以去玩儿的，满院子架着高大的晾布架子，李相像玩魔术一样把染好的布抛得老高，然后和我们一起仰着脸看着那布在空中漂亮地翻转，展开，像仙女的飘带一样飞旋飘展，哗啦啦地落在晾布杆子上。彩旗一样悬着的布匹在带着热气飞旋的时候，天空总是很蓝，很干净，偶尔还会有一群洁白的鸽子带着哨声从我们头顶飞过，整个季节都被染得祥和明丽起来。

活儿少的时候，染坊倒更热闹，染坊院子里的槐树下中午时候是饭场，晚上是书场。那时候午饭习惯上差不多是在偏午，也就是一点来钟的时候。但是很有规律，家家户户像商量好似的，烟囱从出烟到息烟前后差异不会有二十分钟，袅袅炊烟像村子上的时针，齐刷刷地往上走，然后四散，掌握着整条街的日子，有香甜，更有笑声。当街上的烟囱陆续停息下来，染坊院子里的大槐树便会像磁石一样将街上的人们和那些千篇一律的饭菜吸引到树下，东家是煮红薯炒萝卜，西家是炒萝卜煮红薯，偶尔谁家端来的是炒白菜，那就得跟大家吃“对壶”，萝卜白菜放在一起大家吃，吃完了笑，笑完了再回去端，端来大家接着吃，一顿午饭一台戏，一台戏装满一个染坊院儿，笑彻一条街。

晚上的染坊院儿就安静了许多，大家都安安静静地来听刘相扯瞎话儿，就是讲故事。到底是沾点文化气息，拿邻居大叔的话说是听书就得有听书的样子。所以大家自觉地安静起来，连走路也没有在田间锄地时那种粗犷了。刘相就特别精神，就开讲三国，或是水浒，也讲聊斋，总是掐指算着一个季节只连续讲一部书，也算是备了课了吧。讲的时候也是有板有眼，还时不时地捋一把胡须，我总想笑，因为他那胡须实在太短，根本捋不进手掌去。像他讲的那些故事，时常会狼腿狗腿一块拉，比如吕布怎样上的梁山，林冲怎样识破曹操的计谋。但大家确实听得热热闹闹，高潮的时候还屏住呼吸，攥着拳头，如痴如醉。其实故事中的漏洞我也是在后来读了书之后才发现了，当时听得也入迷。因为在我们那条街上，刘相除了染布手艺高，活计轻，还有很多优势，比如他单身一人，徒弟又体贴他，空闲多。虽识字不多，但囫囵吞枣读书多。

这家说，刘相李相，师徒俩都是好人啊。那家说，吃苦受难打长工熬出来的人，知道人情远近世道冷暖啊。刘相李相说，乡里乡亲的，聚在一起不容易啊，远亲不如近邻。

一九八三年，染坊锁了门，关闭了。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猝不及防。但仔细回想，我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去大槐树下吃午饭了，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刘相说书了，已经听不到那响彻小街的沉闷而有节奏的捶布声了，也已经好久看不到那五颜六色的旌旗在晴空下飘展了。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几年了，染坊的生意也实在是没有了，连常年纺线的外婆，也在那一年把那架支了几十年的纺车收了起来，辗转放了好几个地方，还是觉得碍事当柴烧掉了。因为一九八三年，棉花比漂亮的印花的确良布还要贵。

染坊锁了，染坊院儿的人群散了。听书的人散得早，刘相和李相师徒俩散得晚。追忆起来，大概是在大家都承包了田地之后，劳作时间的安排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些人农闲的时候还做起了生意，那些听书的时间都用来走南闯北进货去了。我们家对面的张家就开了一个店，专卖各种布匹，五颜六色的鲜艳，像是春天的花夏天的柳，花枝招展得惹人喜爱，而且全是匀称耐用的化纤面料，齐刷刷地摆满了整个门面。张家太太是个扎花能手，活生生把那些布匹扯开一头，别出心裁地挽出各色各样的蝴蝶结挂着，过年的时候，她的生意最好，好过了当年的染坊。刘相和李相也分开了，刘相去田间为大家义务看麦场，住进了远在田间野外的三间原生产队的库房，一边耕种着他自己分得的一亩二分土地，一边守着整个生产队许多年的骄傲，十几座小山一样的麦秸垛。中午时分，刘相燃起的炊烟也会袅袅升起，但瞬间便在旷野飘散。一缕轻烟无法抵挡原野的风，日子的时针零乱了。

李相在离染坊不远的地方开了家染纸店，染各种颜色的冥用纸张，也刷锡箔纸，后来还扎制花圈。笑声依旧，只是不如从前厚道了，有点斤斤计较。都说他卖的锡箔纸虽是刷得匀均厚实，但卖得实在有点贵。

二十年后的冬季，我又回到了染坊街。二十年的阔别，整条街道居然狭窄得让我认不出来了，当年的烟囱不见了，锁了门的染坊大院不见了，对面张太太的布店不见了，李相的染纸店也不见了。后来听说是这条街在新的城建规划中不是商业街，两旁的店铺都集中搬到新建的商场去了。街两旁盖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楼房，贴着花好月圆恭喜发财的对联，朱门紧闭。我终于艰难地找到了当年的染坊，被一座高楼覆盖了。

不愧是当年的染坊啊，在整条街上，那是一座最大的楼房。整座楼铜墙铁壁一般，灰色的房顶，灰色的墙体上爬满了灰色的防盗网，灰色的窗，灰色的门，铺天盖地的灰色仿佛是流泻的冬季，在小街狭小的天空下流淌，染冷了阳光，染冷了脚下的道路，染冷了记忆中的日子，染冷了我所有的视线。染坊，还是染坊。

回头的时候，发现远处闪了一点红色，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穿着一件大红的羽绒服骑着摩托车一闪而过，那是这灰色的天地里唯一的色彩。办这种事还穿大红衣服，不像话。两位老太太议论。原来那天是过世的刘相过七，那女孩儿是李相的孙女儿，李相生意忙顾不过来，让孙女儿代他去给刘相上坟。

另一位老太太说，也没啥，现在年轻人谁还计较这些，刘相无儿无女，李相能想着他，也算尽了师徒之义了。

白雪蝴蝶

我最早了解女人的丰富，是在一个下着大雪的黄昏。母亲抱着刚刚学语的小妹，大开柴门，看雪。看飞舞的雪。

天上飞的是什么?母亲的问话更像是自言自语。

小妹眼睛晶亮，回答说：蝴蝶。她静静地贴在母亲怀里，从容得像一个睿智的哲人。

我突然感觉小妹是一只精灵。这是刚刚一岁的小妹吗?

母亲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那丝不经意的笑竟然在嘴角牵起一只浅浅的酒窝，宁静，朦胧，一种如梦的神情。很少看到母亲这样的笑，很有女人味道的笑。那笑，甚至有些诗意。很多年后我才敢说那是诗意。其实多年前当我知道什么是诗的时候，我就怀想起母亲在那个黄昏的笑。但我一直不敢说出来。因为母亲——一个生活困窘，婚姻不幸，衣着破旧，身材臃肿，三十岁便生白发的女人，离诗好像太遥远。

天色晚下来，那个雪天的黄昏变得黑暗起来。突然间，母亲的笑和小妹晶亮的眼睛让我有点害怕，说不清的惊恐。

于是我纠正：那是雪花，不是蝴蝶。

我对着小妹说，对着母亲说。一遍又一遍地说。

我的话划破了那个黄昏的宁静，优雅的飞雪开始变得乱糟糟地没有秩序。远方响起了尖利的风声，雪花被染得昏昏黄黄。被冰雪覆盖的大地显出死一样的苍凉和煞白。树上沉重的积雪还冰冷地压断了一根枯枝，“噗”的一声栽在雪地上，很快又被飞雪埋葬。雪，不再是蝴蝶的雪，它将带给我们的是更加寒冷的夜晚，明日泥泞的道路以及诸多的不便。

小妹的目光不再晶亮得像精灵。在我肯定地说那是雪花的时候，她完全恢复了一个一岁孩子的哭闹：她把手塞进母亲的衣领，把头发在母亲的怀里蹭得很乱，哭哭啼啼地说冷，还要拱进母亲的怀里吃奶。

母亲的笑没有了。只是在瞬间便扯平了嘴角的酒窝，眼睛也恢复了平日的懒散，黯淡无光。她朝我呶着嘴说，关上。没有任何表情，她让我把柴门关上。那些雪，关在了柴门外面，我们的视线外边。

随即依然是在母亲没有表情的指挥下，我燃起了一盏如豆的烛火。在一条长满裂纹的古式板凳上吃了我们的晚餐。母亲吃得很庸俗，碗筷碰得叮当响，把饼嚼得很响，把稀饭喝得也嗞嗞作响。而小妹则做着更令人烦心的俗事：拱进母亲的怀里不停地吮吸着并不丰足的奶水，还不时地抬起头哭上一声，弄得满屋子奶腥味。油灯把母亲臃肿的身影映在墙面上，使母亲显得更加矮小丑陋。对着那个映在墙面上的影子，我痴痴地看，想入非非。我想把它描画下来，我想如果母亲变成一幅画，也许会漂亮些。我还想象我会把她的眼睛画成双眼皮，画上长长的睫毛，带着永远的笑。把她的嘴画成红色的，哪怕是用粉色的粉笔也要画成红色的。再给她画一个像女演员一样的发型。

母亲突然说，很想看书。

我说，我给你找一本吧。

母亲说，你的课本？

我点头。

母亲摇头。叹气。她说她想看小说。她说话很土气，地地道道的方言。她把小说说成了“小说儿”。

我没有为母亲找来“小说儿”，也没有为她描一张灯影像。

许多年后，我为女儿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是一位初出茅庐就获奖的小画家。小画家妆画得很浓，衣着也新潮，眼睛里带着我当年想为母亲画的那种永远的笑。她善画雪景和人物肖像。她说这一切得益于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一位当年因一分之差没考上大学便嫁到深山去做农妇的母亲。一位爱看小说和描灯影的母亲。一位爱雪成痴用裂着血口的粗手带着满袖口炊烟味道堆雪人的母亲。她说她家的四面黑墙在母亲的指点下成了她儿时学画的殿堂，有无限的风景。那陈旧的墙面上掉了很多泥皮，每一块一个形状，母亲让她感觉，像什么就画成什么，画出来都很漂亮。她说她还把母亲各种姿势的灯影描画在墙面上，用彩色的粉笔把母亲画得很好看。她说她的母亲从没有涂过口红，而她为母亲画的灯影画都有着鲜艳的红唇。她获奖的画就是母亲的肖像画。

她教我女儿学画。她的教法很特别，从肖像画入手。

她带着歉意看着我，她说你的女儿不能为你画灯影画了，因为现在的吸顶日光灯映照出来的影子太淡。

我突然间发现我已做了母亲，而且是如此真实。也许我很快就会生出白发。而且不久，女儿就会在小画家的教授下为我——她的母亲作肖像画。不会太久。

不，我的心愿不只是让女儿为我画肖像，至少不仅仅如此。即使我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可以在温馨的灯光下读很多的小说，甚至还可以对着雪景写诗，可以含着泪水把飘飞的雪花叫做蝴蝶。没有人纠正我什么。但我的心中永远装着一个黄昏，一沓凌乱而复杂的记忆。方言。小说儿。柴门。黄昏。简陋的晚餐。精灵。小妹。臃肿的母亲。诗意的笑。酒窝。飘雪。蝴蝶。就是如此凌乱复杂。那是一首有关女人的诗，有关女人的债，有关女人的梦。它们折磨着我。是有关所有女人的，我想我该归还这些东西。还给母亲，还给那个黄昏，也还给我自己。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打开了所有的门窗，我呼唤母亲，呼唤小妹，呼唤我自已，呼唤小画家和她的母亲。而且告诉女儿，她可以旁听。

天地间像一个洁白无边的舞台，空无一物。只有无数的雪花，蹁跹起舞。

我以女人最柔和的声音问：天空飞的是什么？

蝴蝶。苍天作答。

多好的雪天啊。泪水开始在脸上肆意狂欢，随着漫天的蝴蝶飞舞。胭脂黄昏

五奶奶说，她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十根手指像嫩葱，三寸金莲,穿的是手工做的高底鞋。

有时会说得多一点，就是对她当时的衣着补充一番，比如她的红嫁衣料子多么好，她乘坐的轿子是西关大街上有名的轿行里的轿子，她在走出轿子的时候，偷偷掀开红盖头偷看了她的丈夫。

而我，总也想象不出五奶奶穿红嫁衣的模样，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她只穿黑衣服，扎黑头巾，穿黑鞋子。她的手也不像嫩葱，而是像枯枝，像风雪天里颤微微发抖的枯树枝。指关节处叠着又深又黑的折皱，拿东西的时候，只能半僵硬地伸展。

只是她的手指甲很鲜亮，特别是在胭脂花开的季节里，染得鲜红油亮，像十颗红玛瑙。那漂亮的红色是五奶奶身上唯一美丽的色彩。那种色彩染在五奶奶的手指甲上，与黄昏里如血般的残阳和院子里那株只在傍晚开花的猩红的胭脂花十分相似，艳丽得寂寞，冷清。“我爱种胭脂花。”春天，五奶奶总爱自言自语，踮着小脚拿着小铲子，在檐下那块并不适合种植的地面上刨土，十分认真地埋上胭脂花种子。而那些种子也从不辜负她，如期地在盛夏开花，一直到深秋。红艳艳的胭脂花总是在百花凋残之后才开始凋谢，当瓦房屋顶上成排的瓦松挂上霜花的时候，它残败的叶子里还会偶尔藏着那么零星的一朵两朵，露出一点醒目的红。在那个满是青砖灰瓦的小院里，猩红的胭脂花和采花的五奶奶是难得的风景，每到傍晚时分，夕阳西下，胭脂花开始盛开，无所保留地绽放所有的花苞。这时候，全院子的风箱都拉起来了，炊烟袅袅。所以，胭脂花在我们的小院里，除了五奶奶叫它胭脂花，其余的人都叫它晚饭花。

晚饭花开了，五奶奶却不忙做晚饭，而是专心致志地采了花去染指甲。胭脂花开的季节里，对五奶奶来说，采下花朵，用胭脂花鲜艳的汁液染红指甲比吃饭重要。采花的五奶奶，很容易让人想起"采花人"这个称谓。她的动作非常优雅：先是洗了手，并不擦干，甩着手上的水珠儿，在花前蹲下，神情自然而忧郁。然后拿滴着水珠的指尖将整株花的花冠托起，脖子往后靠，眯起老花的眼睛细细地端详一阵。接着伸长脖子，把眼晴眯得更小一点，将鼻子凑近花朵，忘情地嗅一嗅。最后，才慢慢翘起兰花指掐上一朵，怜惜地塞进掌心，再掐第二朵，第三朵。我喜欢她的花，也喜欢看她采花，所以这种时候我总是站得离她很近，近得能清晰地看到她黑色的斜纹衣衫的衣领上洗得发白的布丝，能嗅到她满头白发上散发的皂夹的清香味儿，还能看到她微微颤抖的枯枝一般的手，竟然能翘成非常漂亮的兰花指。她细细地数着采下的花朵，十朵花，每晚只掐十朵花，就足够把十个指甲染一遍。她说，晚上染了指甲，夜里睡醒的时候，满屋子都会飘满花香，连梦都是香的。若是用胭脂花染了一个季节的指甲，这花香便能延续到冬季，即使白雪封了门子，十个手指头还是香的，花香四溢。

我们的小院是一个古老的小院，院墙上裸露的墙砖上有明显的秦砖汉瓦的标记。五奶奶住在南屋里，那间屋子窗子很高，也很小，几乎不见光亮。门很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虽是夏天，黄昏里五奶奶出出进进的身影，依然会带出一丝阴冷的凉气。

一个黄昏，院子里很静，静得出奇，几家人的风箱很奇怪地在那个傍晚没有拉响，院子上空也没有炊烟。正在这个时候，五奶奶拉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房门，她该采花了。她依然是黑衣黑裤，从那扇黑井一样的门里走出来。那天是个火烧云，残阳如血，我独自站在寂静的院落里，忽然间感觉一丝莫名的恐惧，感觉五奶奶像是从某个洞穴里走出来的怪人。而她那间屋子，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洞穴。

我几乎是打着哆嗦问五奶奶说，奶奶，你一个人不怕吗？

我的表达并不到位，但五奶奶却明白我说什么。她先是很平静地笑着看了我一眼，然后摇头，再然后慢慢伸出双手，认真看她的十个手指甲，像是对着指甲说话。她说，怕？不怕。她说她在这间屋子里住了六十年了，没什么怕的了。她说，一直住下去，她会成仙的。将来做了仙女，她就做胭脂花仙子，穿戴像胭脂花一样鲜亮的衣裳，擦像胭脂花一样鲜亮的脂粉，那时候就会满身都是胭脂花的香味儿。她说做了仙女，就能飞出家门，飞上天去，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想飞哪里就飞哪里。后来我听大人们说，五奶奶嫁过来的时候就住这里，开始是和丈夫一起住，因为丈夫大她五十多岁，下了轿子，脱下红嫁衣，便只准她穿黑色的衣服，不许她擦胭脂，不许她和人说笑，不许她走出大门。三年后，老丈夫过世。那年她十九岁。但还有公婆，公婆看她看得更紧。后来公婆过世了，她依旧住在这里，而且依旧只穿黑衣黑裤，已经习惯了。

忽然，五奶奶半眯着眼晴笑了，眼神很深，嘴角的笑却很浅。她说，我爱种胭脂花，你看看，奶奶的指甲每年都染得很红，几十年没间断过，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呢。

她将那十个鲜红的手指甲伸到我的眼前。它们紧紧地攥在一起，像一堆小火苗，在她黑衣黑裤一片黑色的背景上燃烧。而她那双枯枝般的手指，却不住颤抖。

黑衣黑裤，红色的指甲，如血的残阳，洞穴一样的南屋，五奶奶神经质的笑容，院里奇怪的寂静。无论五奶奶表情如何平静，那个黄昏，我依然满怀恐惧。

我固执的恐惧让五奶奶很失望。她转过身，默默地看着自己鲜红的指甲，步履艰难地踮着小脚，再次在那株盛开的胭脂花旁边蹲下。一朵，两朵，她数着，摘下花朵。我明白，那晚五奶奶摘花的时候，她是恍惚的。因为摘花前，她忘记了洗手。

就在那个夏天，五奶奶病重。她临终前，我第一次随大人们走进了她那间洞穴般的屋子。她躺在一张古老的雕花大床上，光线微弱，被褥潮湿，但她表情安详。她让来看她的邻居把蜡烛点上，把屋子里照得通明。然后让人帮她从一个很深的箱子里找出一个布包，一层层地打开，她说，那里边有一件她绣好的胭脂色肚兜，找出来给她穿上，她会成仙的。那个肚兜上，绣满了胭脂花。

海棠满园

母亲离开我的那年，我十六岁。母亲留给我的除了一个春天的忧伤，还有一个荒芜的园子。那园子里长满了杂草，却没有知了鸣叫也没蛐蛐歌唱。但有一丛鲜艳的海棠花，有时还会有蝴蝶翩跹起舞。于是，我就不停地徘徊在海棠花前数花朵，每开一朵我都会认真地闻闻它的花香，伏下耳朵听它的细语。雨天我就撑着一把竹骨油纸伞数那些泪滴似的雨珠儿。那把伞张的是红色的油纸，虽然经历了许多个雨季，也经历过雪天，但在雨水的冲刷下依然晶亮，同时散发着愁绪般的桐油气息，萦萦绕绕，缠得人心绪飘摇，想哭，也想笑，也会想起母亲。但很淡，就像涟渏中的最后一道波纹，一丝微微地颤动。其实我也知道母亲在小城的哪一边，也曾走过他们的家门口，看见过母亲家的两扇朱门。但却从没走进去过，也从来没有走进去的欲望。隔墙能望见那两扇朱门里的一抹树梢，挺拔地伸在院墙之上。由此我想象那院内一定清凉，有浓厚的树荫，也许还有花草。母亲是爱整洁的，所以我走过那里的时候，常常心不在焉，跑神儿，猜想母亲在那院子里会干些什么，是在扫地吗？是在洗衣裳吗？母亲洗衣服的时候总是能洗出节奏，湿衣服里挤出的水像拧断了胡萝卜的声音，细小而清脆。

一个雨天的黄昏，我去看海棠花的时候，发现了一只湿淋淋的猫。身上长着黄白花纹的猫。满身泥巴，浑身发抖地卧在海棠花叶子下面，来路不明。有点像这丛没有来由的海棠花，外婆没有种过，母亲也没有种过，我也没有种过，但它却枝叶茂盛地长了出来，还开满了花。海棠花在雨中依然舒展地开放，而小猫不住地发抖。她睁着两只明亮的眼睛，肮脏的皮毛下面，温热的身体和均匀的心跳，像海棠花一样让我动心，也让我得到了某种安慰。我几乎不假思索地把它抱回屋里，用我的脸盆为她洗澡，还用了香皂和洗发水。并没有谁来认领这只小猫，十天后，我就完全放心它属于我了，我就给它起了个很亲切的名字，叫它小妹。那时我很少与人交流，很讨厌那些废话一样虚假而热情的问候。最多的时间是写写画画。我记得我用透明的油光纸套在大众电影的人物画上描过一大本人物画像。还有一把破旧得只剩下一根弦的凤凰琴，我用它弹出了许多流行歌曲。我还有一件漂亮的连衣裙，穿在身上像挂了一件草编工艺帘子，有一种古朴、远离尘世若有若无的感觉。为此我喜欢穿着它站在门口的阳光里晃来晃去，漠然地看着人们从我身边走过来走过去，确切地享受那种在人群中间却远离尘世的惬意。小妹来了之后，她身上有着许多的优点让我爱不释手，她看我的时候神情专注，目光单纯，她的呼吸温暖而均匀，最令我满意的是她从不说话而且叫声孱弱，腼腆而宁静。我让她看我的画，听我弹琴，也跟她说话。那时候我对她说的话很多很多，而且全是心里话，特别是夜里，在一片漆黑中看着她隐约发光的眼睛跟她说话。我们成了知己。后来她就常常依偎着我睡觉，枕着我的胳膊特别舒适也特别温暖，有时候还会在睡梦中伸出粉色的小舌头舔我的睫毛。她还会在我洗完头发的时候，仰头看着我湿漉漉的头发顺着我草帘一样的裙子往下滴水，然后用她尖利的爪子挂着我的裙子攀爬到我的肩头，流露出种种期待。

这样一个充满温情的小东西依偎在我身旁，让我记忆中那些温暖的生命历程活泛地衔接起来，我又开始怀念一头猪。一头并不愚笨而且充满灵性的猪。那年我十一岁，一个人在老宅中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在一个

漆黑的夜

我对生命的依恋使我更为清醒地惧怕生命的脆弱，担心哪一天那个温暖的生命会死掉，离我而去。于是我每天放学后就尽量多跟它待一会，看着它吃饭，给它挠痒痒，还紧皱眉头为它捉虱子。后来那小猪果然因咽下一枚两分钱的硬币，几分钟内便成了一具尸体，几十分钟内又变成了一堆僵硬的尸体。后来小猫也死了，死得稀里糊涂莫明其妙。小猪死的时候，我伤心，流泪，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却没采一朵花，没有看见一只蝴蝶。小猪的尸体被做屠夫的邻居抬走，给我留下二十元钱。那时候二十元钱能买到许多东西，甚至能买一把不错的吉他。可我什么也没做，恹恹地只想哭。好几天懒得做饭也不想吃饭，晚上睡不着觉，朦胧中总是听到它的呼吸和叫声。而小猫死的时候，我却像得到了一个美丽的寓言，心绪诗意，清醒，平静，甚至淡淡地欣慰。仿佛认识了某种真谛。她先是得了一场大病，有七天只喝水，不吃一点东西。然后竟然慢慢缓过来，是在我的怀抱里，我一直抱着她，直到她能吃能喝，胃口和精神都好起来，大块地偷吃我的牛肉，恢复了元气，我才放心地把她放回她的小窝。然而在一个月之后的一天夜里，我正在梦中与她在一片竹林里嬉戏，她却在一声温柔的叫声之后毫不犹豫地死在那个我为她铺了婴儿毛毯的温暖的小窝里。她的睡姿安详，弯着腰，歪着头优雅地蜷着身体，像特意的一个造型，脸上似乎还带着一种类似幸福的笑意。我抚摸着她，还吻了她，她的皮毛上还有我为她洗澡时留下的洗发水的香味。这香味让我留恋，仿佛刚才的梦境在延续：青幽幽的竹林，欲滴的露珠，她敏捷的跃姿，还有我欣喜的笑声。我没有哭泣，而且特别地安静，久久地沉浸在梦境里，觉得那是一种皈依般的道别，这种道别天地释然，温馨而禅意。我一直守在她的皈依地——那只温暖的小窝旁，直到天亮。我把她的墓地选在那座母亲留给我的园子里，那座荒芜的园子，那座会开出海棠花的园子里。葬猫的时候，我发现杂草深处居然还开着一朵精灵一样的海棠花。我保持了她原有的姿势，从杂草深处采了那朵海棠，轻轻地采下来，又轻轻地为她戴在头上。为她盖土的时候，有一滴温热的泪珠儿从我的鼻尖悄然滑过，哦，愿来死亡是这样的。死亡的漂亮与安详让我感动。那时已是深秋，满园的海棠都已凋零。她带走了最后一朵。

第二年，园子里的海棠花蔓延，竟然梦境一样美丽。我常常想它们是那朵深埋地下的深秋海棠的精灵所在。在那个海棠花盛开的时候，我开始以成人的身份频繁地参加别人的婚礼，也有葬礼。我参加的第一个婚礼是我一个早婚的同学，十八岁便结婚，我采了一大把海棠花送给她。记得她的嫁衣鲜艳，脂粉施得恰到好处，美丽得让我有了为她照相的冲动。我说，我如果有个相机，一定为你照张相。宴席上大家都夸他们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祝他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而新郎那无所谓的笑容却让我一阵疑惑。我悄悄地对新娘子说，你们真的会白头偕老吗？没有得到回答，宴席散开的时候，我发现我送她的海棠花撒了一地，几乎全被踩成了花泥。之后我又参加了一个婚礼，新娘是我的邻居大姨，因长年生病，将近四十岁才被一个六十岁的老铁匠娶走。他们的婚宴并不收礼，只是摆了几桌酒席。我依然为他们采了几朵海棠花送过去，只是已是深秋，花朵比春日的小了许多。我记得老铁匠还拿出一朵为新娘子戴在鬓角，那位病恹恹的新娘立刻漂亮起来，更像个新娘了。这让我特别高兴。那天新娘一直坐在帐内不曾出来。而新郎只顾得照顾新娘，只是象征性地敬了一杯酒。宴席自始至终懒懒散散。散席的时候，我看到老铁匠正在帐下给新娘喂水，老铁匠的手有些发抖，新娘喝着水也不住地发抖，抖得我一阵揪心。

不久我就参加了第一个葬礼，是一个本家奶奶的。老人家年轻守寡，熬得满堂孝顺的子孙，葬礼热闹非凡，吹吹打打，祭品花花绿绿地摆满了一条街。那热闹让我突然想起某个婚礼。我一直喜滋滋地看热闹，觉得本家奶奶不是走进墓穴，而是喜气洋洋地走进一个新家，一个飘着新鲜的油漆香味的新家，一个窗明几净、阳光温暖而明媚的新家，窗台上还应该有一盆盛开的海棠花。孝子们的哭声在鞭炮声中像是闹洞房的一群孩子的叫闹。这阵热闹之后我再次参加的一个葬礼便真的重复了一个婚礼，就是那个秋天结婚的四十岁的新娘。大概是在半年之后，像娶她的时候一样，她脸色苍白地躺在帐内，六十岁的老铁匠独自坐在床沿上为她守灵，七天后葬在一片苹果园里。安葬她的那天，老铁匠开始时哭得老泪纵横，到了墓地却出奇地平静，封好最后一锨土的时候，他竟然奇迹般地抓着一撮海棠花放在她的墓前。春寒料峭，是哪家的海棠花开得这样早？他也许采了秋天最后的海棠花，或是那海棠越过秋季来到早春，一直在等待着这个祭奠吗？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园子里的一棵小树上，居然搬来了一窝喜鹊。麻雀也好像多了起来，叫声特别清脆。鸟儿大合唱般，叫声总是热热闹闹地把我吵醒。我的日子开始清晰起来。叹息却开始朦胧。蹲在园子里看海棠花的时候，常常心不在焉，梦境重重。天边绵软的云霞会让我满怀柔情，夕阳西下的时候会莫明地惆怅。我就开始写日记，用文字摆弄自己的心情。后来就开始谈恋爱，谈得轰轰烈烈，爱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就在这个时候，我那个早婚的同学果然带着四个月大的孩子回了娘家，原因是她的丈夫出了车祸，她不仅做了妈妈，还做了寡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望眼欲穿地守在园子里，等待着与恋人的约会。我想我该为她叹息一声或者掉几滴眼泪什么的，但是没有。恋爱的兴奋占据了我所有的情绪。海棠花在我的身边一朵接一朵地开放，无声无息，一如既往。一阵微风吹过，那成片的花朵海浪般地起伏，像藏满了精灵，涌动着，不安分地翻弄着那个春日的黄昏。

飘若流云的记忆

第一次见到张黑吞老师，是在他编发了我三篇文章之后，在汝州的一次笔会上。那天早上我和一个文友散步的时候，发现小径旁的苋菜很嫩，就挖野菜，一会儿竟然挖了一大把。于是我们起了贪心，决定多挖一些，中午拿到后厨去做菜饼。当我再次到小径边去放野菜的时候，发现多了许多。原来张老师散步到这里，也默不作声地和我一起挖野菜。当时我们之间并不是很熟悉，我就向他道谢，而他却站起身来，有点儿笨拙地抠着手上的泥巴，冷冷地回了一句：谢什么？！

我一下子走远，然后偷偷审视这个怪人一样的老师：方格衬衣，黑条绒手工做的方口布鞋，黑黑的脸膛，花白的寸发像刚刚被急风吹过，强劲地旋成一块。如果再有一顶草帽给他掂着，我想我会把他当做这块菜田的主人。

开会的时候，我有点莫名其妙地怕他，故意坐得离他很远，总觉得离他近了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被他无端给骂了。但那天会议发言的时候，我发现他虽然倔，做事却是认真而严谨的，而且很能沉黙。比如他发言的时候别人插话，他就静静地等，等得别人竟然忘记了是他在发言，论够了争够了也笑够了，下一个人要顺理成章地发言的时候，他才突然忍无可忍地喊一声：我还没说完呢！于是，一阵哄笑声中，他继续翻动手中的稿子，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继续他的话题。会议桌并不太宽，虽然他坐在我对面，我还是从另一个角度清晰地看到这位老人，一个端正的长者，不卑不亢，倔强耿直。善于沉默，也善于爆发。

两个月之后，张老师的一个同事告诉我，说张老师病了，在郑州住院，还说我的最后两篇稿子是张老师躺在病床上编的。加上以前的印象，突然对这位貌不惊人还略显陌生的老人肃然起敬，敬他的敬业，敬他那种敦厚的沉默。因为我将那篇稿子给他的时候，他认真地翻看一阵之后，并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说了声：“嗯，我知道了。”

与朋友一起去看望了他，我突然发现了老师的慈祥，他脱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这使我很吃惊，因为我们只有过一面之交，而且我还一直躲他很远。已是初冬时节，他坐在沙发上，黑黑的皮肤遮不住脸色的苍白，他真的病了。他坚持要为我削苹果，手却不大听使唤，不住地发抖。他就用他厚厚的指甲使劲地掐住，不让那苹果抖落。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之后，他依然没有言语，而是起身走进卧室，拿出了我余下的几篇稿子，交给我，同时还给我一本早年的散文杂志，那本杂志上有一篇描写农具的散文，和我的稿子一样是用红蓝笔画过的。他说，你可以学学这种笔法。说话的时候依然有些语结，而且差不多是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当他重新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已是气喘吁吁，在冬日的阳光里，他苍白虚弱得让人担心。

令我惊喜的是一段时间以后，他居然能骑车到河堤上散步了，那天看到他，我真的是很惊喜。他还为我带了一棵兰草苗儿。那是一棵很有生机的小东西，小小的一点，伸展着嫩绿的小芽，带着一点老土被他用纸袋包着捂在上衣口袋里。那点生机仿佛预示着什么，我仔细看看蓝天，看看草地，春天已经来了，天上飘满了风筝，飞啊飞，好像要飞到太阳上去了。河堤上的小草都已经探出小脑袋，满是生机地往外钻，它们忍不住了，春天是生机的季节，我觉得老师是要康复了！那一天我们特别高兴，又约了两个朋友一起吃了饭，还喝了酒。大家举杯的时候，都劝他少喝点，但他高兴，一点没少喝，只是过一会儿便伸手去摸摸揣在口袋里的那棵兰草苗儿，生怕酒味儿熏坏了它。当时他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几杯酒之后便显得有些燥热。于是，他就摘掉帽子，用手搓搓头，我突然看到，他那丛倔强的花白头发已经所剩无几了，它们并不像春天的小草，它们在渐渐被病魔扼杀，随着日子一天天少了，离去了。我犹豫了一下，试着问他是否想将他的作品结集出版，他说不急，不急，等病好了，争取个书号，出个堂堂正正的袖珍本。

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已再度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那倔强的头发全没了。他看到我，第一句话是问我的书出来了没有。这件事我好像只是在电话里随便对他提起过，他竟然记得那样清楚，问得又是那样清楚。关于书，我没告诉他更多。因为我知道他最关心的是我的写作情况，一篇短文，一本书，都有让他操不完的心，说不完的话题。我怕消耗他的体力，他已弱得禁不住几句话了。

我把一大束鲜花放在他的床头，我告诉他这花儿的鲜艳，告诉他这花儿充满生机，我希望这娇艳的生命姿态能给他一点希望，能减少他一点病痛，能托他一程。他许久不语，他是要强的，以这样一个虚弱的病体在我面前，他有些难堪，他一直紧闭干裂的嘴唇，我又看到了他的沉默。最后他甚至说，你早点走吧。

在老师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拿到了他亲自签名的《绿翠》。编辑这本书的时候，虽是在他的有生之时，但他已经无力去翻动它们了——那些让他翻弄了一生的文字和思想。是好友帮他将他的作品结成了集子，草草地了结了他这桩夙愿。我不知道我的那本书是不是唯一一本他亲自签名的，从那涩涩的笔画上，我能看得出那只写字的手是如何吃力地颤抖，笔尖是如何艰难地滑动。

按老师的要求来说，这本书并不算堂堂正正。他对堂堂正正的要求太高了。高得像他亲自设计的封面：从前到后都是辽阔的蓝天，一只小小的山雀正拼搏着向高远的天际翱翔。白云白得干净无瑕，蓝天蓝得纤尘不染。是的，就让那只小小的山雀沿着堂堂正正的轨迹，飞翔吧，朝着遥远的天际。

穿越黄昏小巷

这个时代，医院是奢华的，也是拥挤的。

黄昏时分，我赶到了医院的门诊大厅，大厅里负责挂号的医务人员告诉我，三天之内，不会有床位。

近于绝望的失落。我结结巴巴地向他们诉说我的病情，解释说我急需住院，能不能关照一下。他们带着惯常的微笑听，然后微笑着摇头。

一个湖南口音的女人靠近我，她身体臃肿，头发焦黄，衣着土气，目光几乎是焦虑地盯着我，焦虑的眼神不知是为我还是为她自己。她用遥远的方言毫无距离地向我介绍她的旅馆，有些滔滔不绝：卫生，实惠，方便，想吃什么，她可以亲自为我做菜。她的湖南菜做得特好吃，还会做河南菜。她说她是一个单身女人，只接住女房客。她又说，天晚了，你也是一个女人只身在外，住下吧，我们女人间好照应。她那些滔滔不绝的介绍，有些方面是有很强诱惑力的，比如想吃什么做什么，比如会做河南菜，比如单身女人，比如她提到的女人之间好照应些。照应，对于一个病人，对于一个独自在外求医的女人，对于一个黄昏时候孤独无助的脆弱灵魂，具有极强的诱惑。

单身女人。照应。我开始回头认真地打量她，她的目光让我犹如在荒郊野外的雪夜里看到了一座简陋的茅屋，茅屋里昏黄的灯光正透露出不可多得的略带浊气的温暖气息，让人不由坚信，守在那里的一定是一位勇敢慈善的猎人。猎人与烛光，对一个夜晚的漂泊者来说，是可靠踏实的守护神。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城市里，在夜晚即将来临的时候，在医务人员冷漠的微笑贯穿我的绝望的时候，略微的犹豫之后，随她走。

她的旅馆，实际上是在一个小卖店的柜台后面挤出来的两间空闲房，每间有五六平方米大。房间里有两张整洁的小床，一个床头柜。卫生间和她的小店共用。除此之外，房间内外没有任何多余的地方。为了节省这两间客房，她在柜台的上方吊上木板搭起阁楼，她和六岁的儿子住在阁楼上。小男孩儿不停地翻越小店里大堆小堆的杂货，从阁楼上爬上爬下，利索得像只猴子。门外的小巷里住满了外地来的民工。收工时分，南腔北调声音高亢地说笑。高高低低的屋檐下，旗子一样挂满了洗得严重褪色的破旧衣衫。湖南女人对我说，不要怕，我在这里很久了，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

在这个比医院更为拥挤的小巷里，她说你不用怕。

她经营的东西很杂，在这个杂乱的世界里，几乎囊括所有的生活用品，小到牙刷牙膏，锅碗瓢盆，大到棉衣棉被，桌子凳子。而且她有着极好的记性，即使在夜晚昏暗的灯光下，层层叠叠琐琐碎碎的商品中，只要有顾客叫得上名字，她总能够毫不费力准确无误地找出来。从她的经营中，我仿佛明白了某种秩序，明白了这个看似杂乱无章的世界是如何艰难精确地运转，让我忽生某种感动。柜台后面的一个小角落，放一块竖起的面板，一个电磁炉，锅碗炊具。又是一层感动。面板，炊具，让我真切地嗅到了生存气息，柔软，温润，鲜活，平实，与肌肤相融。

并没有其他的客人入住。也就是说，这个让湖南女人挖空心思打造的两个房间，四张床位今晚将闲置三张，空掉一个半房间。我感到可惜，可惜得有点心痛。这样清淡的生意辜负了这个女人的苦心经营。晚饭时天下起了雨，小巷黑暗下来，店里的生意也随着冷冷的雨滴变得清冷。湖南女人开了灯，将店门关上两扇门板，生意算收了一半。然后她从角落里拿出小面板，放在柜台上，准备做晚饭。她一边忙碌，一边招呼我在货物的缝隙里坐下，为我打开了高高嵌在墙上的老式电视机，对刚刚又爬下阁楼的孩子说，陪你姨看电视。一个很直接的称呼。她让孩子直接叫我姨，并不是礼貌性地叫我阿姨，完全是在家待客的语调。这种语调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感染力，很容易让人想起家，想起亲人。这时候我就想起了在家的时候与我成群的晚辈围在一起吃糊糊饭的情景。宾至如归。温暖如家。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方天地。如果不是这个小店以这样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方式收留我，我无法想象在异地他乡这场秋雨中，夜晚将会如何的冷清，黑暗，我将会怎样的孤寂，恐惧，噤若寒蝉。

小男孩儿调皮，淘气，眼睛黑亮。他单纯的热情惹人喜欢，他手拿遥控器，不停地换台，不停地用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给我讲解那些电视剧的情节。当他换到一个晚会节目的时候，我指着一个女歌星逗他说，她是你的老乡呢！他说，她是一个歌星才对哟！她挣她的大钱，我们开我们的小店，自己吃自己的饭呗！攀龙附凤没用，人要靠自己争气！

我吃惊地看着他。才六岁的孩子！

湖南女人在一旁直笑。她说，攀龙附凤不好，与歌星攀同乡，不如真心实意为你这样远来的客人做顿可口的饭菜暖暖心。她正手脚麻利地为我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一串鞭炮一样的红辣椒刚刚洗过，带着亮晶晶的水珠儿，盘错着放在面板上。看来，晚饭是湖南风味的。她笑盈盈地对我说，雨天，潮湿，寒气重，你身体不好，吃一点辣的，撵撵寒气。

那一串红红的辣椒，像一串鞭炮，红得耀眼，有着某种喜庆之气。那一刻，我在心里，似乎是没有理由地将它定为我此次求医的吉祥物：火红，吉祥，喜庆，温暖如春。

在这个小店我住了三天，每天白天去医院排队，交钱，一遍又一遍地向门诊医生述说病情。夜晚就回到这里，怀抱那个六岁的小男孩儿，和他一起看电视，等待着吃湖南女人做的晚饭。每顿晚饭必有一串鞭炮一样晶亮晶亮的红辣椒，我的吉祥物。湖南女人说，如果医院没床位，你就一直住这儿吧，出门求医不容易，我们这儿最便宜。

这个小店每天房费二十元，吃饭每餐三元。磷，我体内的一种微量元素

我一次又一次从头至尾审视这张化验单，小小的一页纸面上，排列着许多关于我生命的信息。磷，我体内的一种微量元素。它的后面除了两个对比数值，还有一个小小的箭头。箭头向上，小小的，仿佛游弋，微小而活跃，能击穿什么，能抵挡什么。

我看得十分冷静。也十分清醒。这枚小小的箭头，它来自我的身体。

我想起一件与人体中的磷有关的事，或者说是一个事件。某个城市的柑橘味道甜美举世闻名，出口日本时被检验磷含量超标。被国外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后来真相大白：这片橘园离火葬场太近。也就是说，那些逝者，在奔往天堂或是地狱的途中，身体中的磷，作为有机肥料留在这里，滋润了某片橘园，某棵果树，某只果子。

我想那份检验报告上磷元素的尾部也应该有一个小小标志，或许也是一个小小的向上游走的箭头。磷，是一种活跃的化学元素，生命体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物，比如动物，比如植物。易燃。夜晚里荒郊野外蓝莹莹的鬼火，就是人体中不安分的磷跳出来淘气而没有价值地燃烧。这些知识是我们刚入小学的时候，一位并不懂人体学的数学老师教给我们的，当时他也并没有把他的讲解归属于哪一类学科，只是不经意地就让我们了解了如此深奥的东西。

而现在，磷，作为一个生命信息的密码儿，通过精确的科学仪器测量，显示在我的化验单上。而且还告诉我一个数值，人体内，这种元素的含量应该是多少。很具体的一个数字，却依然是个很模糊的数量。从这个数字上我看不出这些磷该是多少，比如说是一把，还是一勺。又比如这些磷能燃出多大一片蓝色的火苗。但是我相信，这些磷作用在一棵果树上，一定会滋润出一个甜甜的果子。

这让我眼前一亮。仿佛发现一处干净的归处，一种善良的途径。化验单上那个小小的箭头一下子方向明确，开始游动。灵动，活力，生机，明亮，轻松自如，无忧无虑。我明白从现在起它们将拥有速度，开始穿越。它将穿越岁月，穿越时空，穿越我的身体，在某一个时刻落入某一枚果子，化一缕甘甜的汁液滑过某个干渴者的喉咙。滋润干渴者，是它最后的使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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