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玉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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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辨证治疗学试读：
前言
1986年春，为了突出我国第一所民间大学——张仲景国医大学的办学特色，在该校第一任校长赵清理教授的倡导下，酝酿编写一套适用于本科学生和研究生使用的“仲景学说系列教材”。当时，除动员本校教师外，还邀集了全国仲景学的一批老教授、老专家和部分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1987年10月借全国第二届仲景学说研讨会专家学者云集宛城之机，公布了此项编写计划，并广泛地征求了与会者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热情鼓励和支持。1988年元月又在北京召开了编委会，讨论编写事宜，刘渡舟教授亲临大会指导。会后大家分头编写，热情甚高。后来由于经费不足和其他原因，致使此项工作中断，殊为憾事。
本书原是“仲景学说系列教材”中的《仲景辨证治疗学》伤寒部分。所谓系列教材，是将仲景著作及其学说分化为若干专门学科，旨在对仲景学说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探索培养高级中医人才的新途径。本书的重点在于阐述《伤寒论》的辨证论治规律，故在编写中以六经为纲，以“证候——治法”为目，对洁本《伤寒论》原文分类排列组合，每条原文从辨证与论治两个方面撷其旨趣，挈其要领，补其未备，然后选录古代名家论述以印证之，务在融会贯通。但是必须说明，《伤寒论》是一部实践性极强的古典医著，学习时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否则，对原文读得再熟，一到临床便会莫知所用，败下阵来。
本书首按原论分章，以病证汇节。每章之前冠以概说，章未殿以小结。正文在“证——治”的题目下，分〔原文〕、〔词解〕、〔提要〕、〔辨证〕、〔论治〕（有些条文以〔分析〕代替〔辨证〕与〔论治〕）、〔方药〕、〔选注〕、〔按语〕等进行撰述。
此书编写历时两年，五易其稿，今天终于同读者见面了。北京中医学院刘渡舟教授、湖北中医学院李培生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宋志恒社长为本书题写书名，十堰市卫生学校徐兴汉校长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编者1993年10月张仲景原序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候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总论一、仲景生平著作（一）张仲景生平
张仲景，名机，约生于公元150～219年（东汉和平1年至建安24年），南郡涅阳人。西汉所置的涅阳县，治所在今河南邓县东北，因位于涅水（今赵河）北岸而得名。据今人考证，仲景出生地为今之邓县穰东镇，一说南阳市。1. 少年时聪敏、稳重、好学
据《太平御览》记载：“何颙别传曰：‘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何颙为南阳有识之士，在曹操尚未成名时曾预言“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从何颙对仲景的预言中，可知仲景年轻时聪敏、稳重而好学。2. 崇拜古代名医、学医于同郡张伯祖
张仲景热爱医学，对古代名医十分崇拜，他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的第一句话便是“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候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宋刻本《伤寒论》林亿等序言中写道：“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名师出高徒，仲景虽然在学术成就上远远地超过了他的老师，但张伯祖的培育之功亦不容泯灭。3.淡于利禄，厌恶官场角逐
传说张仲景举过孝廉，曾官长沙太守，故后人除了称他为医圣之外，还常尊称他为张长沙，称其书为长沙方。1981年南阳医圣祠发现了张氏的墓碑和碑座，碑碣的正面刻有“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等字，碑座上刻有“咸和五年”。“咸和”是东晋成帝司马衍年号，咸和五年即公元330年，距仲景不过百余年，而不少人认为该碑刻的年代基本可靠，因此肯定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但因为《后汉书》和《三国志》均未为张仲景立传（而与仲景同时代的华佗则有传），在史书上找不到确切根据，故学术界对此尚无定论。但不论张仲景是否做过长沙太守，从他的自序中可以看出，他是鄙弃官场角逐的。他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勿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由于张仲景心存济世活人，积极投身医疗实践，治学严谨，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终于成为一代名医，并写成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二）《伤寒杂病论》的产生
张仲景在毕生的医疗实践中“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即全面地继承了《黄帝内经》、《难经》等古典医藉的基本理论和学术思想，总结了汉以前广大医家的医学成就，然后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平脉辨证”，大约于公元205年（建安十年），一说公元219年（建安24年）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伟大的临床医学名著。
仲景所处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的战争和广泛流行的瘟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不但经常发生旱、涝、虫、雹等常见的自然灾害，而且还发生地震、海水倒灌等罕见的自然灾害。由于自然灾害十分严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中国大地甚至出现“白骨委积，人相食啖”（见《东汉会要》）的悲惨情景。
在自然灾害严重、人民饥寒交迫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仍然横征暴敛，这就迫使农民不断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发生于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统治阶级一方面对农民起义进行血腥镇压，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则利用镇压农民起义的机会各立私党，争权夺势，割剧一方，这就使得战争连年不断。从公元190年董卓进京到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为止，史学家称这段历史为“豪强混战的十九年”（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张仲景所在的南阳地区是重要的古战场之一，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从艺术上再现了这一时期的战争情景。
饥饿和战争导致人民体质急剧下降，从而使疫病得以广泛地、长期地流行。这就是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大疫”、“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规律。当时疫病流行十分猖獗，甚至连生活、医疗条件较好的贵族阶层亦难幸免。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是在大疫中相继死去的（见曹丕与吴质书）。仲景在自序中也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疫病流行之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合门而殪，或复族而丧”（见曹植《说疫气》）。曹操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人民因战争、饥饿、瘟疫而大量死亡的可怕情景。
面对这种猖獗的瘟疫，当时医界的状况又怎样呢？当时医界的状况一方面是巫觋势力大，一方面是庸医水平低、作风差。仲景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慄，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曹植在《说疫气》中记载当时群众对疫气的认识都认为是鬼神所作而“悬符厌之”。至于当时医生的医疗技术和医疗作风亦很低劣，正如仲景所痛斥的那样：“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彷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上述仲景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医界状况，促使张仲景立志著书活人；同时疫病流行在客观上也为他参加大量的医疗实践活动和收集当时广大医家防治疾病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江山资俊傑，时势造英雄”，医圣张仲景和活人之书《伤寒杂病论》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三）《伤寒杂病论》的流传历史《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由于当时战争频仍和依靠人工抄写流传，故其原本早已散佚不全。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在公元220～256年之间进行了第一次整理修订，他将原著中的伤寒部分整理编次为《伤寒论》，而将杂病中的遗文以及《伤寒论》与脉象有关的内容收入他自己编撰的《脉经》一书中。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被称为十一世纪中期以前的第一个《伤寒论》古传本。，与叔和同时代的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写道：“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
晋以后直至十一世纪中叶以前，《伤寒杂病论》仍然没有广为流传，如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直到晚年他才获得了较为完整的《伤寒论》古传本而收入《千金翼方》中。此外，《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等隋唐时期的重要医学著作也收录了《伤寒杂病论》的遗文，但均不完整，而且原书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都是被拆散而独立成篇的。上述综合性医书中的仲景遗文可视作我国十一世纪中期以前的另一些《伤寒杂病论》古传本。
公元1057年（北宋嘉佑二年），即十一世纪中期，北宋政府设立的校正医书局（以林亿、高保衡等为主），在校勘张仲景医书时，将《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部分（包括脉法部分）的两种不同传本分别整理成《伤寒论》10卷和《金匮玉函经》8卷，并把伤寒以外的内容（包括杂病、妇儿病、食禁等）整理成《金匮要略方论》3卷。至此，《伤寒杂病论》正式分为两书，在国内广泛流传。
公元1065年（北宋治平二年），林亿等人整理的《伤寒论》共10卷，22篇，附加校注，开始镂版印刷，先后刊行了大字本、国子监刊小字本和浙路小字本三种。这三种刊本就是后世所称的宋本《伤寒论》。宋本《伤寒论》在国内已无原刻本，目前所称宋本系明代中期（公元1599年）赵开美氏的影摹复刻本。就是这种赵氏的影印宋本，目前国内所存也不过数本。宋本《伤寒论》10卷22篇，第一篇为辨脉法，第二篇平脉法，第三篇伤寒例，第四篇辨痉湿暍病脉证，接下来共10篇为辨六经病、霍乱病、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最后8篇则为汗、吐、下诸可与不可及汗、吐、下后脉证并治。后有医家考证，认为原椠中的辨脉法、平脉法及伤寒例即开头三篇乃王叔和“采摭诸书，附以己意”；第四篇痉湿暍病则重出《金匮要略》；最后八篇汗吐下诸可与不可及汗吐下后诸证治乃“叔和重集于篇末，比之经中仓卒易检易见也”（见《伤寒论辑义》引明·黄氏《伤寒类证辨惑》） 。1956年重庆市中医学会新辑宋本《伤寒论》便只取辨六经病、霍乱病及阴阳易差后劳复病部分共10篇合三百九十八条，一百一十二方。亦有将论中的351条与352条合为一条，总数则为397条，以符合林亿“三百九十七法”之说。现在一般将新辑宋本《伤寒论》称为节本或洁本《伤寒论》。
和宋本《伤寒论》同时流传的还有另一种古本《伤寒论》——《金匮玉函经》。此书的首次校刊是在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即宋本《伤寒论》刊行后的第二年。全书8卷，29篇，内容与宋本大致相同，而编排次序则有别。此书再次刊行于1086～1094年左右（北宋元佑年间），但流传不广。1717年（康熙丁酉年）本书由陈世杰氏据何焯氏手抄本校勘后刊行。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影印本。日本方面则有1746年复刊本及成美堂刊本等。
宋本《伤寒论》内容只有白文与校注，流传不广，在宋代以后复刻的版本很少，而被由此本衍化出来的各种注解本特别是金·成无己的注本所取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刊行于1414年，是现存《伤寒论》最早的一种全文注释本。成氏《注解伤寒论》内容、编次与宋本《伤寒论》基本一致，也是10卷22篇，但有少量的文字删改。成注本的原椠也早已不存，其第二次刻本（公元1172年左右）曾保存到明宋，其后亦佚。现存的成本主要是明代赵开美的复刻本（1599年），以及其他多种复刻本、影印本和校勘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过赵氏影印本。
现在比较通用的《伤寒论》版本主要是以上三种，即宋本（赵氏复刻）、成本和《金匮玉函经》，至于晚近出现的一些别本如桂林古本、日本康平本等尚未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成本因系全文注释，故便于学习和临床参考；而古今治《伤寒论》学的学者似更乐于采用宋本，因宋本更接近于仲景原著。《金匮玉函经》则常作校勘、研究时的参考之用。
在王叔和撰次《伤寒论》的同时，曾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的大部分内容收入《脉经》的第八卷和第九卷，但未另外编撰成书。直到北宋仁宗年间（102 3～1063），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馆阁所存的残旧书籍中发现了《金匮玉函要略方》，这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全书共有三卷，“上（卷）则辨伤寒，中（卷）则论杂病，下（卷）则载其方并疗妇人”（《金匮要略方论》序）。迨至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复经林亿等对此节略本进行校订，因为《伤寒论》已有比较完整的王叔和编次的单行本。因此删去上卷，而只保留中、下卷论述杂病和妇人病的部分。为了便于临床应用。又把下卷的方剂部分分别列在各证候之下，编为上、中、下三卷。此外，还采集各家方书中转载的仲景治疗杂病的医方及后世医家的部分良方分类附在每篇之末，将书名题作《金匮要略方论》，流传至今，现简称《金匮要略》。
宋刻本《金匮要略方论》已佚，国内能见到的有仿宋元刻本，但流传甚少。明·吴勉学校刊的《古今医统正脉》本及明·赵开美校刊的《仲景全书》本是目前较为通行的原刊善本。《金匮要略方论》共二十五篇，第一篇为全书的总论，第二篇至第十七篇为内科杂病，第十八篇为外科病，第十九篇是几种不便于归类的病，第二十至第二十二篇为妇产科病，第二十三篇为杂疗方，最后两篇为饮食禁忌。前22篇共有原文398条，与洁本《伤寒论》原文数竟不谋而合。二、仲景辨证体系《伤寒杂病论》的医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如病因学、诊断学、方药学等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中最伟大的成就则是确立了中医临床医学的辨证论治原则。
从现存的祖国医学文献资料来看，仲景以前的大量医学著作，或有理法而无方药，如《内经》、《难经》等；或有方药而无理法，如《神农本草经》、《汉书·方技略》所记载的各种医方（包括现代出土的汉代医方）等。真正将理、法、方、药有机地结合起来，乃自《伤寒杂病论》始，故仲景书被称为“方书之祖”。又因为仲景书辨证方法精当，方药疗效可靠，经得住临床实践的重复检验，故又被称为“活人书”。《伤寒杂病论》根据外感病和内伤杂病这两类内科疾病的不同特点，分别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和脏腑经络辨证体系，此外，还全面地运用了八纲辨证方法。（一）六经辨证
六经辨证是仲景论治伤寒的辨证方法。古代伤寒有广义狭义之分，仲景所论伤寒乃是广义伤寒，又称外感热病，即《素问·热论》所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进一步指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但综观《伤寒论》，其太阳病篇虽有中风、伤寒、温病之述，而实以风寒外感病为主。仲景根据外感热病具有起病急、发展快、变化大、病程短的特点，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础上结合六经所系经络、脏腑、气化等理论，创立了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1.六经正名
六经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简称。《伤寒论》并无“六经”这一名称。这一名称最先见于《内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便有“六经为川”的字样。正式将《伤寒论》三阴三阳称之为“六经”的首推宋·朱肱，他在《类证活人书》中写道：“古人治伤寒有法，非杂病之比，五种不同，六经各异。”朱氏是经络学的倡导者，他的所谓“六经”主要是指经络。后世历代医家，随着对《伤寒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对三阳三阴内涵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三阳三阴决非只指经络一端，但他们大多仍沿用“六经”这一名称。如清代柯琴极力主张三阳三阴“非经络之经”，可是他在《伤寒论翼》中仍以“六经正义”名篇。程郊倩认为“经者犹言界也”，但他并未将“六经”改称“六界”。可见此术语已经约定俗成。现代有部分学者主张将“六经”改称“三阳三阴”或“六病”，以恢复六经的本来面目，同时亦可避免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不过，任何术语都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学者只要能明确其真实含义，不以辞害意便可。2.六经正义
六经的真实含义一般称之为六经实质或六经的理论基础，这是学习和研究六经辨证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民初学者恽铁樵曾经说过：“《伤寒论》第一重要处为六经，而第一难解处亦为六经，凡读《伤寒论》者无不于此致力，凡注《伤寒论》者亦无不于此致力……此处不解，全书皆模糊影响。”那么，六经的实质（即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呢？古今许多治《伤寒论》学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出现了不少学派，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约有以下几说。
经络说。以宋·朱肱为代表。他在《类证活人书》第一卷开宗明义地指出：“此一卷论经络。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往往病在太阳、反攻少阴，证是厥阴，乃和少阳，寒邪未除，真气受斃。”很显然，他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认为六经主要是指经络。
脏腑说。古代单纯从脏腑去认识六经的学者并不多见，多数是在研究部位、气化、经络等时连类述及，其中以方有执较有影响。他认为风寒之著人，有在皮肤、在肌肉、在躯壳之内脏腑之外，以及在脏在腑的不同。近代章丙麟虽然专主脏腑说，但他不是以六经所系脏腑为释，而是掺合了西说，认为“少阴病者，心病也。心脏弱，故脉微细，血行懈，故不能排逐客邪而为厥冷，偶有热证所谓心虚者，热收于内也。若太阳病则对少阴病为言，心脏不弱，血行有力，故能排其客邪，外抵孙络肌肤而为发热，此不必为膀胱、小肠也。”余如胃肠实者为阳明，弱者为太阴；少阳为三焦，厥阴则为少阳之甚者。上述章氏的脏腑说与祖国医学理论颇多龃龉。
气化说。此说由刘河间、张子和倡导于前，张志聪、张令韶发挥于后，并在清代形成了认识六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学派，相从者有陆九芝、陈修园、黄元御、唐宗海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根据“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在研究《内经》运气学说的基础上，认为六经的实质是六经气化。如金元时期的刘河间说：“脏腑之气应乎三阴三阳。”张志聪说：“三阴三阳者，人之六气也。以人身而合天地之阴阳，原属乎气。”陆九芝说：“六经提纲皆主气化。太阳之为病，寒水之气为病也。寒为病故宜温散，水为病故宜利水。”气化说的最大特点是一反从形质论六经之旧，而力主从无形之气论六经。
部位说。前面脏腑说中提到的方有执其实是主张部位说的，此外，以部位论六经的学者中最有名的当推柯韵伯。他以地理作喻，将六经比作列国，创立所谓六区地面说。他认为：“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方氏和柯氏虽然都持部位说，但方氏以皮肤、肌肉、躯壳之内、脏腑等浅深层次论部位，而柯氏则以人体上下分区划界标部位。此外日人喜多村亦持部位说，他认为“本论所谓三阴三阳，所以标病位也”，即太阳主表，阳明主里，少阳半表半里。又邪在表而虚寒者少阴也，邪在半表半里而虚寒者厥阴也，邪入胃而虚寒者太阴也。
阶段说。此说首见于陆渊雷。他说：“伤寒六经，不过就病变上分作六个阶段。”此外，近年有人提倡的阴阳消长胜复说，认为六经的理论基础是阴阳消长胜复，即三阳皆以阳为胜，其中太阳为阳气初盛阶段，阳明为阳气极盛阶段，少阳则为阳气渐衰阶段；三阴皆以阴为胜，太阴为阴气初盛阶段，少阴为阴气极盛阶段，厥阴为两阴交尽，一阳始生。此说除与气化说中的“三阴三阳为标”有联系外，亦含有阶段之意义。
症候群说。症候群是现代医学的名称，因此，此说出现于近代。如恽铁樵说：“六经者，就人体所著之病状为之界说者也，是故病然后有六经可定，不病直无其物。”陈帮贤则明确表示六经是六个症候群。此外，古代许叔微、程郊清等也主要是从证候来认识六经的，许氏主要从八纲辨证研究六经，而程氏则认为“凡一部书，谆谆辨脉辨证”，“仲景之分太阳、阳明等，亦是画限之意，所以辖病也”。
古今有关六经实质的见解主要有以上几端。他们各从一个侧面认识六经，均有一定道理，但也均不够全面，因此，我们应综合诸说而融会贯通之。因为三阴三阳在《内经》中本来就是一个多涵义的名称，可以言经络，可以言脏腑，可以言气化，可以言部位，可以言证候。近来越来越多的医家愿意接受这种观点，姑称之为“综合说”。3.六经证候
六经证候是六经辨证的主要内容。所谓六经辨证，就是根据六经的理论基础，结合人体抗病力的强弱，病因的属性，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因素，对外感热病进行分析、综合，最后归纳为六经证候。其基本内容是：
太阳病证。太阳主表，风寒之邪外袭，首犯太阳。太阳表病的主要脉证为“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1条，宋本《伤寒论》号码，下同）。由于病人体质和感邪性质的不同，太阳病有中风、伤寒之分。太阳伤寒证的临床表现是恶寒，发热，头痛身痛，无汗而喘，脉浮紧；太阳中风证的临床表现是发热，恶风寒，头痛，汗出，脉浮缓。二者的主要区别在有汗无汗、脉缓脉紧。此外，太阳表邪循经入腑，尚可出现太阳腑证。太阳腑证有蓄水、蓄血之分，不过现代多将其视作太阳病的传变证候。
阳明病证。阳明病多见于外感热病邪热炽盛的极期阶段，属里热实证，仲景以“胃家实”（180）为提纲，临床分经、腑二证。阳明经证又称阳明热证，乃无形邪热充斥阳明之经，临床以壮热，烦渴引饮，大汗出，舌苔黄燥，脉象洪大为主要表现；阳明腑证又称阳明实证，此时邪热已与肠中宿食结为燥屎，临床以日晡潮热，谵语，濈然汗出，大便秘结，腹满而痛，脉沉实为主要表现。
少阳病证。少阳主火，故少阳病以“口苦，咽干，目眩”（263）为提纲，但少阳又位居半表半里，主一身之枢机运转，故少阳病尚多半表半里证，其主要症状为“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96），其主脉为“弦细”（265）。
太阴病证。“太阴之上，湿气主之”，伤寒太阴病主要表现为脾虚湿盛之证，仲景以“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273）为提纲。
少阴病证。少阴病是六经病发展过程中最危重的阶段，属全身性里虚寒证，“脉微细，但欲寐”（281）是主脉主证。由于少阴内属心肾，统水火二气，故证有寒化、热化之分。少阴寒化证的基本病理是阴盛阳衰，病人无热恶寒、四肢厥冷、踡卧、呕吐、下利清谷；少阴热化证的基本病理为阴虚阳亢、心肾不交，病人心中烦、不得卧、咽痛、舌红、脉细数。
厥阴病证。厥阴病为六经病的最后阶段，病情复杂，多寒热错杂之证，故仲景以“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326）的上热下寒证为提纲。此外，厥阴尚有厥热胜复证及厥、利、呕、哕四大类证。
仲景六经辨证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发展而成的。《素问·热论》有关外感热病的六经分证，其证候特点是以六经所系经络之病理变化为主，其证候性质皆系热证、实证，其治疗只有汗、下两法，其传变则按六经顺序依次相传、计日传经。而《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较之《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在内容上有了相当大的充实与提高，使之符合临床实际、能指导临床实践的一种辨证方法。在证候表现方面，《伤寒论》六经证候不仅包括六经所系经络的病理变化，而且包括六经所系脏腑、气化、部位、阶段等的病理变化。在证候性质方面，《伤寒论》三阳病属阳证、热证、实证，而三阴病则属阴证、寒证、虚证。在治法上，《伤寒论》不拘于汗、下两途而是各法具备，并且配备了许多有效方药。至于热病的传变，《伤寒论》虽依《素问·热论》之序，但仲景一再强调，六经的传变与否应以脉证为凭，不可拘于日数。由此可见，《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对《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既有继承的一面，更有发展的一面，唯其如此，六经辨证才真正成为外感热病的辨证体系。（二）脏腑经络辨证
和外感热病相比，内伤杂病一般具有起病较缓、病程较长、常发生于一脏一腑、变化较少的特点，比较适用于脏腑经络辨证。
祖国医学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早在《黄帝内经》中对某些内科杂病便已运用了脏腑经络分证的方法。如《素问·咳论》：“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歧伯对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接着便详细地阐述了五脏六腑咳的病状，如肺咳“咳而喘急有音，甚则唾血”，心咳“咳则心痛”，肝咳“咳则两胁下痛”，肾咳“咳则腰背相引而痛”，胃咳“咳而呕”，胆咳“咳呕胆汁”，大肠咳“咳而遗矢”，小肠咳“咳而失气”，膀胱咳“咳而遗尿”，三焦咳“咳而腹满，不欲饮食”等。其他诸如痹证、痿证、胀证、疟疾等也都采用了类似的脏腑分证。对一些肢体肌肉疾病《内经》则采用经络分证，如头痛、腰痛、厥证等。仲景继承《内经》脏腑经络分证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内伤杂病的发病特点和临床实际，在《伤寒杂病论》中对内伤杂病部分运用脏腑经络辨证，并与治法方药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脏腑经络辨证论治体系。《金匮要略》首篇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名篇，实为全书的总论部分。仲景在此篇确立了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疾病证候的产生，都是人体整体功能失调、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应。从这一基本论点出发，确立了脏腑经络辨证为内伤杂病的主要辨证方法。本篇在讨论内伤杂病的病因病机、诊法、预防、治则、预后等问题时莫不贯穿了这一精神。如首篇第2条提出的“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这里虽然是在讨论疾病的发生原因，但它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诸般疾病除了外伤、虫兽伤等意外伤害之外，其余都可落实到脏腑经络、气血营卫的病变上。又如首篇首条论述“上工治未病”时提出了有名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内伤杂病脏腑相传理论，它与外感热病的六经传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于疾病的治疗，仲景提出“五脏病各有所得者即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1-16，即《金匮要略》第一篇第十六条，下同），强调医生对脏腑病证应根据脏腑的生理病理进行治疗护理。就是疾病的预后，亦不能脱离脏腑辨证，篇中举卒厥为例，指出“入脏即死，入腑即愈”。
在对各种具体疾病的“脉证并治”中，仲景根据每种病的病变特点和具体情况，采用以脏腑经络辨证为主并结合辨病的正确方法，因而非常切合实际，并为后来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中风病，“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在于腑，即不识人；邪在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7-2）这种以中经络、中脏腑作为中风的辨证纲领，至今仍被临床采用。又如虚劳病，仲景从五脏气血虚损立论，将复杂的虚劳病证概括为气虚、血虚、阴虚、阳虚、阴阳两虚，以及虚中挟实等类型，在治疗时重在补益脾肾以治其本，直到今天，中医辨治虚劳仍未超出这个范围。再如水气病，虽有风水、皮水、正水，石水、黄汗五种类型，但其发病均与肺脾肾以及三焦、膀胱等脏腑密切相关，故五类水肿之外，又有“五脏水”之辨，这里的“五脏水”，类似《内经》的脏腑分证，旨在强调对水气病要进行脏腑辨证，不可单俟发汗、利小便之法。后人受此启发，创温脾利水、温肾利水之法，进一步完善了水气病的辨证论治。无独有偶，在痰饮病篇亦有“水（饮）在五脏”的论述，用意与此类似。在《五脏风寒积聚病篇》，仲景还论述了五脏风证、寒证、真脏脉（有脱简），以及三焦各部病证，这里的风寒是两种常见而性质不同的病邪，它们作用于五脏后，便会出现各脏不同的特殊病变。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朴素的五脏辨证方法。
经络脏腑是人体的基本组织结构，也是《伤寒论》六经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六经辨证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经络脏腑证候。以经络病理变化而论，足太阳经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下项挟脊抵腰至足，循行于人身之背部，故太阳经受邪，头项痛，腰脊强，身痛腰痛；足阳明经起于鼻之交中，络于目，并从缺盆下行经胸腹，循行于人体前部，故阳明经受邪，可见目痛、目干、面色缘缘正赤等候；足少阳经起于目外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入耳中，并从缺盆下循胸胁，循行于人身之侧，故少阳经受邪，可见耳聋、目赤、胸胁苦满等证。三阴病属里证，其经络病变不象三阳病那么显著，但在三阴病中仍有反映，如太阴病的腹满痛，少阴病的咽痛，厥阴病的“痛引少腹入阴经”以及巅顶痛等。至于六经病中的脏腑病证，内容更是丰富，如太阳外邪循经入腑，影响膀胱气化功能，致水气内停，可出现小便不利、微热消渴的膀胱蓄水证；阳明胃肠燥热，腑气不通，可见阳明腑实证；胆为少阳之腑，胆火上炎，则有口苦、咽干、目眩之证，胆腑内实，可见心下满痛、呕不止、郁郁微烦之少阳腑证。三阴病以脏病为主，如太阴脾虚湿盛、少阴心肾阳衰或心肾不交、厥阴肝郁犯胃等。此外，论中许多变证如邪热壅肺证、肠热下利证、心阳虚证。肾阳虚证、脾虚水停证、肝寒犯胃证、肠胃不和证等等，均是典型的脏腑病证。
总之，脏腑经络辨证是仲景常用的辨证方法之一，尤多用于杂病。但由于杂病病种多，加之病同证异，或证同病异，因而仲景书中的脏腑经络证候不如六经证候那么明朗、系统。不过，如果加以整理和归纳，便不难发现，仲景脏腑经络证候仍是比较完善的。以心脏证候为例，有心阳虚的桂枝甘草汤证，有心（肺）阴虚的百合地黄汤证，有心阴阳两虚的炙甘草汤证，有心（脾）气虚的甘麦大枣汤证，有心（肝）血虚的酸枣仁汤证，有心阳虚痰阻心窍的桂枝去芍加蜀漆龙牡救逆汤证，有寒痰凝滞心脉痹阻的瓜蒌薤白桂枝汤证等，现代常用的心脏证候几乎包罗无遗。再如胃腑证候，有胃阴虚的竹叶石膏汤证，有胃阳虚水气内停的茯苓甘草汤证，有大黄黄连泻心汤主治的胃热证，有吴茱萸汤主治的胃寒证，有痰热停滞于胃的小陷胸汤证，有痰食停滞于胃的瓜蒂散证，还有半夏等三泻心汤主治的胃肠不和证，有黄连汤、乌梅丸等主治的胃热肠寒（上热下寒）证等，与现代常用胃腑证候相比更为详细，也更为实用。其他脏腑也莫不如此。（三）八纲辨证“八纲”这一概念是由清·程钟龄最先明确提出的。他在《医学心悟》中说：“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但在程氏之前，宋·许叔微、明·张景岳也都论及到八纲。而八纲来源实出于《内经》，八纲辨证的具体内容则在《伤寒杂病论》中已有了充分地论述。如“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7），这是以阴阳作为外感伤寒的辨证总纲；“阳病十八”、“阴病十八”（1-13），这是以阴阳作为杂病的分类纲领。“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11），本条阐明寒热真假之辨，同时也强调了辨疾病寒热的重要意义。“师曰：热在上焦者，因咳而肺痞；热在中焦者，则为坚；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秘不通。大肠有寒者，多鹜溏；有热者，便肠垢。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热者，必痔”（11-19），本条论述三焦热证和大小肠寒证、热证，说明了脏腑病证必须辨明寒热性质。“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70），“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1-1），此两条为虚实对举的例子，说明无论外感、内伤均要辨别邪正盛衰。至于表里病位，无论伤寒、杂病也都应分清，如《伤寒论》中的91条：“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此条重出《金匮要略》首篇第14条，被写成：“问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谓也？师曰：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
六经辨证、脏腑经络辨证和八纲辨证都是各自独立的辨证方法，仲景用六经辨治伤寒，用脏腑经络辨治杂病，而八纲辨证则是对一切病证的病位、病性、邪正消长和属性的概括，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体”与“用”的关系，即以六经辨证、脏腑经络辨证为“体”，以八纲辨证为“用”。
例如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一般说来，三阳病多属阳证、热证、实证，三阴病多属阴证、寒证、虚证。就表里而言，太阳主表，其他各经属里，但表里的概念是相对的，如太阳与少阴、阳明与太阴、少阳与厥阴互为表里，即三阳属表，三阴属里。太阳经证属表，太阳腑证则属里。以上是六经与八纲大致的对应关系。但六经病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在每一经的辨证过程中，也必须运用八纲辨证。例如太阳病恶寒发热、头项强痛、脉浮为风寒表证，但仅据此表证尚不能处方用药，须进一步根据汗之有无、脉之紧缓而辨为表实证或表虚证方能决定具体的治法方药。又如少阴病“脉微细，但欲寐”，属于里虚证，但仅据此脉此证亦不能处方用药，还必须进一步分析其阴阳的偏盛偏衰，如果表现为无热恶寒、四肢厥逆、下利清谷、脉沉微等阳衰阴盛者，则为少阴虚寒证：如表现为心烦不寐、咽干或痛、舌红、脉细数等阴虚阳亢之候，则属少阴虚热证，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运用扶阳抑阴或育阴清热的治疗方法。其他各经也无不存在着八纲之辨。
在运用脏腑经络辨证方法对各种杂病进行具体辨证时，也始终贯穿着八纲辨证。如同一百合病，有“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有“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3-9），同一疟疾，有“无寒但热”之温疟，治以白虎加桂枝汤；有“多寒”之牝疟，治以蜀漆散（4-4，4-5）。同一虚劳，有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等多种虚证，亦有干血所致之实证，还有薯蓣丸之虚实夹杂证。同一肺痿，有虚寒、虚热之辨。同一咳嗽，“咳而脉浮者”病在表，“脉沉者”病在里，前者治以厚朴麻黄汤，后者治以泽漆汤。同一“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有用“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之实证，亦有“人参汤亦主之”之虚证（9-5）。同一腹满，“按之不痛者为虚，痛者为实”，有“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须下之，宜大承气汤”（10-13）之里实热证，有“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10-3）之里虚寒证。同一实证腹满，又有用大承气汤的热实内结，也有用大黄附子汤的寒实内结。水气病，“腰以下肿”，病偏于里，治“当利小便”；“腰以上肿”，病偏于表，“当发汗乃愈”（14-18）。其他诸病如黄疸疸、呕吐、下利、哕逆等，在运用脏腑经络辨证时，也无不结合八纲之辨。
总之，八纲辨证可以认识到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八个主要方面，是辨证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如果只辨到八纲为止，不落实到六经和脏腑经络，则这种辨证尚难以指导具体治疗；同样地，在运用六经辨证和脏腑经络辨证过程中，也必须结合八纲辨证，否则这种辨证也难以反映疾病的本质，于治疗也是无济于事的。三、仲景辨证原则
在《伤寒杂病论》中，仲景不仅创立了六经辨证、脏腑经络辨证等具体的辨证方法，而且对运用这些辨证方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作了全面的阐述。仲景辨证方法的应用原则主要有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原则、脉证合参的原则、整体性原则等。这些辨证原则迄今仍被广大医家奉为圭臬，指导着各种辨证方法的临床运用。（一）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原则
病与证的概念不同。在仲景当年，有不少病是以主要症状命名的，如呕吐、腹满、水气、下利等，也有不少病是综合了该病的原因及全部病理过程而确定的，如百合病、痰饮、疟疾、痢疾、肺痈、肺痿、消渴、蛔虫、肠痈等。其中许多疾病，不仅有其固定的临床表现，而且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仲景很注意辨病，有不少治疗大法因病而立，如太阳病用汗法，太阴病宜温之，“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等。但是，中医对疾病的具体治疗，最后都是要落实到具体证候上的，这就决定了辨证尤为重要。同时，辨证又应是在辨病的前提下进行的，即辨证要与辨病相结合，只有这样，辨证才能更准确，治疗也更有针对性。
试以《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中的呕吐为例，这是一个以主要症状命名的病，同时，呕吐又是某些疾病的重要症状。篇中首揭“夫呕家有痈脓，不可治呕，脓尽则愈”，示人联系内痈，遇呕吐为主的病人，应仔细辨证，并注意辨病。第二条以渴呕之先后辨饮邪之去留，进一步给人以辨证的启示。三、四、五条论胃反病，这是一种以呕吐为主要表现的疾病，故从病因、病机、脉证、预后等方面论述其固有规律。第六条：“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第七条：“哕（当包括呕吐）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这两条一可一不可，贵在知常达变。以下第八至第二十三条具体论述呕吐的辨证论治，归纳起来大致有实热、虚寒、虚热、寒热错杂以及水饮内停等五种证候类型，其中包括胃反病的辨证在内。所选方剂如生姜半夏汤、大黄甘草汤、吴茱萸汤、大半夏汤、半夏泻心汤、小柴胡汤等均为历验不爽之效方。热治呕之法虽多，要以胃气为本，故在承上启下的第二十四条郑重指出不要使“六腑气”绝于外。以上告诉我们，临床对呕吐这个常见的以主要症状命名的病，当以辨证为主，同时也应想到与呕吐关系密切的胃痈、胃反等病，庶几才可以成竹在胸而应变无穷。
仲景对那些名副其实的中医疾病，除了揭示其因、机、证、治上的特点以外，重点仍在辨证。例如痰饮病，是《金匮要略》中的重点大篇，篇中第一条胪列四饮之名，实际是痰饮病的四大类型；以下五条叙述水（饮）在五脏，告诉人们虽有四饮之别，仍不可忘记脏腑辨证；再以下四条论述留饮和伏饮，这并非四饮之外又有两饮，而是说明痰饮的形成和病程会因饮邪留伏而经年累月。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叙述痰饮的脉证和成因，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确立痰饮病的治疗大法和治本方剂，从第十八条起论述四饮的具体辨证论治，但多为治标之设。第三十四条谈预后，第三十五条至第四十一条乃一完整的病案讨论，以之殿于痰饮之后，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示人以随机活法。今人治痰饮，总无出其右。以上告诉我们，对痰饮一类疾病，也要以辨证为主，不要为病名印定眼目，但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又要时刻注意该病特点及治本之法，这样，既不使辨证漫无边际，而论治又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杂病如此，伤寒也不例外。在《伤寒论》中，仲景首先确立六经之为“病”（即所谓提纲证），然后在六病的前提下再进行具体的然证论治。为此，有人建议将“六经”改称“六病”。六病皆有自己的因、机、证、治特点。如太阳病，主要病因为风寒之邪外袭，主要病机为太阳卫外功能失常、营卫失调、经气不利，主要脉证是“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主要治法是发汗解表。在辨病的基础上，有中风表虚证、伤寒表实证、表郁轻证之分。除经证外，还有腑证，腑证又有蓄水、蓄血之别。再如阳明病，主要病因为外邪化热入里，主要病机为“胃家实”，主要脉证为“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脉大”，主要治法为清、下二法。在此基础上，阳明病有经证、腑证两大类型，在阳明经证中具体分为阳明热盛证、阳明热盛津伤证以及阳明热扰胸膈和阳明津伤水热互结证，阳明腑证又有大、小、调胃三个承气汤证以及脾约证、肠燥津枯证之分。其他各经病也都是这样。
总之，《伤寒杂病论》所采用的以辨证为主，把辨证与辨病结合起来的辨证原则，是在《内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比较科学的诊治疾病的方法，一直为广大中医临床家所遵奉，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二）脉证合参的原则
辨证的主要依据是脉证。这黑的“证”是指通过四诊收集到的病人的异常感觉或某些病态改变，现在多称之为症状和体征。脉指脉象。脉象本来也是一种体征，只是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诊法，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故仲景将其与证等同视之。他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写道：“……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该书的主要篇目也都是“脉证”并提。在《伤寒论》中，他还一再强调“观其脉证，随证治之”。可见，脉与证在辨证辨病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有人统计过，洁本《伤寒论》约有135条涉及到脉象，《金匮要略》前22篇约有145条原文涉及到脉象，在这些涉及到脉象的原文中，绝大部分是脉证合论的。因此，脉证合参是应用仲景辨证方法的另一条重要原则。
一般说来，各种病证常有其相应脉象，如太阳病“脉浮”（1）、阳明病“脉大”（186）、少阳病“脉弦细”（265）、太阴病“脉弱”（280）、少阴病“脉微细”（281）、百合病“其脉微数”（3-1）、“疟脉自弦”（6-1）、“脉数虚者为肺痿、数实者为肺痈“（9-1）、“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6-3），他如“风水其脉自浮”、“皮水其脉亦浮”、“石水其脉自沉”、“正水其脉沉迟”（16—1）、“脉偏弦者饮也”（14-12）等。由于不少病证有其相应之脉，故仲景著作中常有详证略脉、详脉略证，甚至以脉代证的文法，如“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51）、“伤寒差以后，更发热……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394）、“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7-8）、“脉沉者，泽漆汤主之”（7-9）等，其中的脉浮、脉沉便是分别代表表证和里证的。
但是，由于同一种脉象可见于多种不同病证，而同一病证也可出现多种不同的脉象，因此，脉之于证，密切相关，不可离开证去论脉，也不可离开脉去论证，只有脉证合参，知常达变，方可辨证无误。例如，同一浮脉，与“头项强痛而恶寒”（1）并见为太阳表病，与“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223）并见，则属阳明热盛津伤水热互结之里证，若与“男子面色薄……亡血、卒喘悸”（8-4）并见，又主阴血不足、阳气外浮之里虚证。再如同一大脉，既是里实热证的主脉，即所谓“伤寒三日，阳明脉大”（186），亦可见于虚劳，即所谓“男子平人，脉大为劳”（6-3）。而同一痰饮病，既可见弦脉，亦可见“浮而细滑”（14-19）、或“脉沉”（14-10）、“脉伏”（14-18）等；同一阳明热盛证，既可见“脉洪大”（26），亦可见“脉浮滑”（176）等。
以上所述脉之于证，或典型，或不典型，均属脉证相应之范畴，临床尚有脉证不相应者，此时更应脉证合参，辨明脉证的真假以决定孰从孰舍。清·何梦瑶《医碥》说：“凡脉证不相合，必有一真一假，需细辨之。”后人有“舍证从脉、舍脉从证”之说。（1）舍证从脉：在大寒、大热之证出现假热、假寒现象时，多需凭脉以决其真假。如“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350），病人四肢厥冷，酷似寒证，但滑为阳脉主热，再结合“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335），以及其他里热表现，知为真热假寒之证。再如“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317），对此里真寒外假热之证，脉象亦为重要辨证依据。（2）舍脉从证：例如太阳病误用吐法，损伤脾胃阳气，出现自汗出、腹中饥、口不能食、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此证的数脉乃假热所致，故仲景在122条郑重解释：“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
总之，在寒热虚实的真假之辨中，脉的作用不容忽视，清·程文囿《医述》说：“从来证之疑似难决者，须于脉决之。昔贤虽亦有从脉不从证、从证不从脉之论，抑知所谓不从者，正深于从也。”正因为脉象能比较真实地反映病证的寒热虚实本质以及胃气的强弱有无，故仲景在证情危重时常以脉来决其预后之顺逆。如“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315），在阴寒极盛、阳气极衰的情况下，服破阴回阳之剂，脉暴出是阴竭阳越，有如残灯复明，故为死候；脉微续是阴液未竭，阳气渐复，故为顺兆。又如“伤寒，若吐若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212），在阳明腑实重证发展到热极津竭的危重阶段，如果脉见弦长，说明阴液未至全竭，正气尚存，尚有生机；若脉见短涩，则示正虚邪实，热极津竭，预后不良。又如杂病中的水气病，“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 死”（14-10），水气病出现浮而无根之脉，当属正气涣散之征，故预后险恶。又如“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9-3），喘息面浮肿而脉浮大无根，乃肾气虚衰，摄纳无权，阳气外越之候，故病情危重。此外，在病情较重时，脉证相应预后多良，若脉证不相应，则预后较差，如“伤寒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358），“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今自愈”（360）。
除脉证之外，仲景还重视舌诊、腹诊等能比较客观地反映病证本质的诊断方法，特别是仲景腹诊，经过日本汉医的不断实践与发展，已成为仲景辨证治疗学的重要内容。（三）整体性原则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在发生疾病的时候，即使是一经一脏腑的病变，也常常影响到他经他脏腑，同时，气候节令、自然环境等外部因素对疾病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辨证的时候，必须重视整体观念，树立动态变化的观点，这就是整体性原则。
外感热病是全身性疾病，发展快，变化大，掌握整体性原则尤为重要。其实，“六经”和六经辨证本身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后人创立的六经气化学说从理论上较好地阐明了这一点。
六经气化说主要是根据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借用《内经》六气本标中气理论，认为六经之为病，乃六经气化之病。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大规律，即六经本标中气分配规律和六经本标中气从化规律。
风、寒、暑（热）、湿、燥、火六气为本，揭示了六经的整体功能和病理特点。例如，“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是说太阳在正常生理情况下，膀胱所藏寒水在中见少阴阳热之气的作用下，蒸腾成为温煦卫外作用的“太阳之气”。若人身感受风寒之邪，外寒与内寒相应，寒气淫胜，于是出现以恶寒重、发热、头痛、脉浮为主要表现的太阳病，或外邪循经入腑，出现以发热、口渴、小便不利为特征的太阳蓄水证。太阳如此，他经亦然。如阳明主燥化，病则“胃家实”；少阳主火化，少阳提纲证为一派火热上炎之象；太阴主湿化，太阴病是脾虚湿盛病；少阴主热化，心中烦、不得卧、咽痛等是少阴热化证；厥阴主风化，以木郁克土为主要病理特点。后人常根据六经病的六气特征，用以辨别外感病的感邪性质及六经归属，并用以指导治疗。如《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便有春温“入春发于少阳……昔贤以黄芩汤为主方”，以及“夏暑发自阳明，古人以白虎汤为主方”之说。而《薛生白湿热病篇》则有“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之论。
三阳三阴为标，它揭示了六经的阴阳消长胜复规律。前面说过，外感热病乃全身性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阴阳消长胜复变化，这种变化反应在证候上主要以体温、脉象等作为客观指标。例如三阳病皆以阳气胜，太阳为阳气初盛阶段，证见发热恶寒，脉浮；阳明为阳气极盛时期，但热不寒而脉大；少阳则阳气渐衰，证见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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