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霞尚满天——老年学研究续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复旦大学退休教职工管理委员会等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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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霞尚满天——老年学研究续集试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协会维护退休教职工合法权益的调查报告

长期以来，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协会（以下简称复旦退教协）为维护退休教职工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复旦退教协认为，维护退休教职工的合法权益，是维护和健全法制所必须承担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法》）规定：“国家保护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同时指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应当反映老年人的要求，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为老年人服务。”这些法律条文，体现了以下几个基本精神：

1.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是《老年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内容之一。老年人作为公民的一部分，其合法权益应当受法律保护。同时，老年人又是曾为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弱势群体，理应享受其应有权益。尽管老年人之间因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其权益存在着差异，但他们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国家、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特殊保护。

2.《老年法》所指老年人的权利，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对这些保障措施，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全面落实。

3.进一步改革分配制度。要把老年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使老年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4.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最主要的责任是制定法规和政策，贯彻实施《老年法》。国务院根据《老年法》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政策具有普遍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必须贯彻执行，不能与之相抵触。

5.社会团体也是老年人维权的责任主体，而且是中坚力量。

退教协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其成员是退休的教授、副教授以及行政正、副处级以上的人员，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中，理应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年来，复旦退教协一直按法律所赋予的职责，从关心国家全局利益和退休教职工切身利益出发，以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为目的，合理合法、锲而不舍地维护退休教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权范围包括住房货币化改革、医保改革、老年人家庭赡养、老年人婚姻、财产继承和支持老有所为等等，而养老金的调整和学校“共享”费的发放是维权的主要方面。十多年来，退教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某些成效。现在，继市相关部门释放出了某些利好的消息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同时，改革和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水平。强调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意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这是党中央和政府的重大决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分配收入秩序，构建符合国情、科学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的决定反映了民心民意，这使复旦退教协感到，十多年来所走的维护退休教职工合法权益之路没有错。同时感到温暖的是，广大退休教职工所追求的更加注意公平，“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希望，也许会突破某些制度障碍而有所改进。然而，维权范围是广泛的，退休教职工这个弱势群体的许多合法权益保障，由于法律和政策尚不完善、社会偏见和认识上的模糊，影响着法律的执行和政策的落实。所以，维护退休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不仅是退教协这样的群众组织不可推卸的职责，而且还任重道远。二、维权行动，终见成效

十几年来，复旦大学退教协维护退休教职工合法权益的努力真可以用伟大诗人屈原的诗句来描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1993年开始，他们进行了三次积极的维权行动：第一次是1993年10月，复旦大学93名退离休正、副教授自动签名，联名上书市教委党委，要求市领导设法增加退休教职工的退休金，使他们从贫困的生活中摆脱出来。第二次是2001年7月，复旦大学64名退休正、副教授签名上书市领导和社保局，要求遵照国务院文件精神，按时足额给退休教职工发放应当增发的退休金。第三次是从2004年1月起，复旦大学退教协为退休早、养老金低的正、副教授呼吁，希望为他们单独增发养老金，历时长达3年多。

这几次维权行动，尽管都是关系到退休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养老金发放的问题，尽管有自觉的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意识，但维权行动的触发动因和提出问题的层次是不无区别的。对维权行动的法律意识、社会意义的认识，则在不断深化和提高。

1993年那次，提出的问题是：“物价上涨，退休费依旧，生活水平下降。”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情况下，退休人员的退休费不能与在职人员的工资同步增长，生活质量大大下降，使得这些饱经忧患，与党同心同德、无怨无悔、从不向党和政府伸手的谦谦君子的知识分子，发出了求援的呼喊。这个呼喊，是生存无奈的呼喊。这可以从当时市高教局副局长伍贻康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得到证实。

市教委党委收到签名信后，1993年11月10日，伍贻康副局长到复旦来召开退休教授座谈会，了解退休教职工退休金和生活情况，市退教协理事长鲁巧英、高教局退管会与高教局人事处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座谈会。会上一些老教授的发言，使伍贻康等同志难过得热泪盈眶。德国归国博士、解放初就担任经济系主任的时年87岁的朱伯康老教授说：“在五六十年代，我用1～2个保姆，现在用不起了。”“最近，我过去在浙大经济系的同事从台湾回来，他在台湾大学任教，现在每月工资合美金3000～4000元。我的收入在退休人员中是高的，只有他的1/40。我请他来家中吃饭，他知道我请不起保姆，说要烦师母烧菜，心中过意不去，所以不来。我是德国留学生，是德国博士。有几个德国人要来看我，我家中破破烂烂，不能让人家来，只好请学校想办法，否则太丢脸了，所以感到很压抑。”他说：“经济发展的成果，老教师应有一份，都是过去的积累，希望领导上帮帮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还说：“在上次文科退休教师会议上，我曾提出向黄菊市长反映退休教师的生活水平下降问题，这事我负责。我今年87岁，自问是一贯拥护党的实事求是派，问心无愧。”政治学教授李幼芬说：“我是解放后当教授的，现在生活水平下降，虽不至于饿肚子，但生活比较紧张（1993年退休工资只有400多元）。几十年来，我订三份报纸：一份《文汇报》、一份《参考消息》、一份《新民晚报》。最近订明年的报纸，这三份报的订费要400多元，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只能把《文汇报》停了。作为一个文科教授连订报、买书的钱都没有，说出来要让人笑话。我在50年代月工资90元，1966年月工资116元，生活比现在宽裕得多……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把退休人员一脚踢开是不对的。现在是‘体脑倒挂’、‘青老倒挂’，‘机关收入多，教师收入少’，实在不合理。”

会上，时任校退管会常务副主任的苏咏絮提供了一份复旦退休教职工月收入统计表：

她说，当时有些著名的教授退休金虽已达月700元，但生活仍十分困难。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原哲学系主任胡曲园，生病住华东医院，请一个保姆照顾，每月要花360元，自己吃饭只好算着吃，哪敢吃好一点的东西。复旦大学原副校长、著名思想史家蔡尚思，81岁退休后还经常乘公交车去上海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勤奋著述。问他家庭经济状况，他总是笑笑说：不便说。实际上也很困难。当时复旦有的老讲师，月退休工资只有260元，只相当于华东医院一个护理员的月收入的72%，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为了解决一些退休教职工的生活困难，校退管会只好向有些单位募捐。

听了大家的发言，伍贻康同志说：“了解到我们的著名专家、校级领导，退休以后生活很困难，我感到震惊。在经济发展中，退（离）休同志有过贡献，应共享发展成果。目前当领导的人，应急的事太多。对在职的知识分子提高工资待遇是应该的，可是也不应该忘记已经退休的，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这次维权行动，将退休教职工生存的困难状况，如实地向领导反映，起到了下情上达的作用，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在工资改革时，将退休教职工列入了序列，按在职教工增发的90%增发给退休教职工（教授每月增发324元），缓解了当时突出的矛盾。

第二次维权行动是在2001年，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工资，同时也给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增发退休费，而且明文规定增发从当年的1月1日起实施。可是市社保局抛开中央的规定而自搞一套：一是将2001年全市所有退休职工都增发的退休金从国务院规定增长的退休金中扣除，即所谓“就高不就低”的错误运作；二是将中央规定增发退休费实施时间推迟到当年7月1日。社保局如此做法，引起退休教职工的强烈愤慨。为了缓和矛盾，校退教协的理事们一方面做大家的工作，另一方面接受退休教职工的要求，将64名正、副教授签名的信发给市领导和社保局等相关部门，反映退休教职工的要求。这封信，对市社保局不执行中央规定而自搞一套表达了强烈的质疑，从“为政以德”的角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鉴于外省市千方百计地为退休人员增加退休费，地方给在职人员增发津贴时，也同时给退休人员相应地增加退休费，但在上海，在职人员年年增加岗位津贴（即所谓“黄菊工资”），而退休的教师却一分也得不到，且中央明文规定所增加的，上海还要明克暗扣。信中大声责问：“为政者对我们退休老人仁厚有几分？”信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这封信引起了市委市府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当年年终，信中代表广大退休教职工所提出的要求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个解决，是就事论事的解决，而且仍留下了一个“就高不就低”的尾巴，没有从上海市制定的退休金管理体制和增长机制上解决问题。三、动用政治资源，触动不合理的退休金管理体制和增长机制

总结前两次的维权行动，复旦退教协认识到，过去他们较多地从情感、道德层面上提出问题，即希望领导人多一些关怀老年人的善心和爱心，没有侧重于从分配制度不公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尚未意识到应从制度上提出和解决问题。事实上，主政者不是慈善家，即使是慈善家，他要关心的面也太多，哪有可能一天到晚把少数退休的知识分子放在心上。何况生活实践告诉人们，一百个慈善家也抵不上一个好制度（当然慈善家越多越好）。复旦退教协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学习相关的法律、政策和中央精神，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上海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偏低的问题，必须从调整和改革退休金分配机制上着手。2003年底，中央给退休教职工增发退休金，上海又实行“就高不就低”的规定。所谓“就高不就低”，即是当同一年度本市与中央同时增发退休金时，如果上海发的高于中央的，中央这一头就不发了。反之，只发中央这一头，本市已发放的也要从中扣除。增发退休金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体现，中央统一增发的退休金是全国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上海每年增发的是地方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上海全体退休人员都应享受。“就高不就低”的谬误在于：它使你不能享受中央增发的全部，同时剥夺你共享上海改革发展成果的权利。这当然又引起了退休教职工的强烈不满。再一次维权的职责又一次落到了退教协的肩上。

因为有了上两次维权行动的经验和教训，于是觉得这一次要动用更多的政治资源，全面提升维权的思想、理论层次，争取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退休金分配制度。在做法上三管齐下。首先，给市领导写信，要求纠正错误做法。第二，向我校的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情况，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复旦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维护退休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市人代会和政协会议上，连续3年提出了书面意见，要求在退休金的发放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整退休金分配机制。第三，对机关学校退休人员退休金分配机制进行理论的思考，从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澄清一些糊涂观念。（一）2004年1月5日，复旦退教协给市委市府的领导写了信，针对市社保局等单位发出的《关于2003年增加本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费的实施办法》指出：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的增发上，市领导没有明确的“共享”观念。第一，每遇上海和中央同时增发退休金时，上海总要七折八扣，不是扣中央这头，就是扣上海这一头。第二，更为突出的是，在本市给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增加工资时，很少考虑退下来的老同志、老教师。自己享受了改革发展的成果，而把曾是自己的老师、老领导、老同事完全撇在一边。难道上海的今天不是从昨天走过来的吗？难道上海今天的辉煌没有曾是自己的老师、老领导和老同事的才智和汗水吗？责问是严厉的，目的是要唤起对此问题的反思。在信中提出了三点要求：

1.地方按国务院国办发[2003]93号文件增加退休金的规定增发退休金，把扣除的部分补发给有关的退休人员。

2.本着共享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果的精神，在给在职人员增加地方工资（津贴）的同时，按一定比例给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增加退休金，并从制度上确定下来。

3.目前上海在一个社保大灶里吃饭的体制并不能完全适应现时的形势。建议本着统筹兼顾、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现有的社保体制下，将机关事业单位与其他单位退休金管理和发放实行分灶核算。信中说：退休教职工没有过高的要求，只希望在国家、在上海发展的过程中，按照中央的精神，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希望市领导能真正关心退休人员这个弱势群体，让我们“共享”成果。

很明显，这封信依然想激发领导人的爱心，但主要的已经从制度上提出问题。

与此同时，复旦退教协向本校的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情况，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2004、2005连续两年，复旦大学的市人大代表丁光宏和市政协委员陈天平、葛剑雄在市两会期间，先后两次就退休教师养老金发放问题，提出了书面意见，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市人事局为此作了调查研究，确认问题的存在，并表示要设法研究解决。可是没有想到，在2005年本市增发养老金时，社保局又划了一条封顶线，即养老金到达2000元者，不得享受工龄补贴，而且把原来社保局没有归入社保基本养老金总额的、为落实国务院文件由学校自筹资金发放的补充养老金部分，也归并计算在养老金总数内，使得许多老教授未能得到应得的工龄补贴。对此，退休教职工既吃惊又愤怒。他们气愤地说：“难道我们承受了计划经济时代低工资高积累的奉献，现在又要由我们来承担造成社会其他退休群体养老金过低的责任，来掩盖社会分配不公吗？”同时，市相关部门明知问题的存在，2005年在给在职人员增加地方工资时，仍无视退休教职工的呼吁和要求，把退休人员排除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之外。鉴于此种情况，维权的行动只能继续下去。（二）2005年12月22日，复旦退教协写了《致我校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信》，请求和呼吁他们“为民执言，敦促市领导关心和解决退休教职工退休金过低而陷于相对贫困的问题。”信中指出了分配差距在继续扩大的三种情况：

1.和周边地区城市相比，同职称、同时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相差将近一倍。例如，南京部属高校20世纪90年代中期退休的教授，月退休金在3500～3800元之间，副教授在2700～3000元之间；安徽省1995年退休的教授，退休金每月2700元以上。而我市高校同时期退休的正、副教授退休金一般只有1800～2100元。

2.同在职人员的收入相比，差距拉大到了数倍。同样是教授，20世纪90年代前后退休的，如复旦大学的几位知名教授，每月退休金仅2000元左右。

3.退休先后退休金差距也大。2005年以后退休的教授退休金在4000元左右，副教授退休金一般也在3000元左右，而10年前退休的教授、副教授一般只有2000元上下。

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人均GDP水平也是全国最高的，这里不能否认有退休人员所作的历史贡献，上海的退休金水平也理应是高的。可事实是，上海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已是长三角地区的低谷，甚至低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如安徽、福建等。

信中分析了造成差距的制度性原因：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全国各地在增加在职干部职工工资的同时，都千方百计增加退休干部、教师的养老金。中央决定发的，他们不折不扣地发；省市地方发的，他们也全额或按比例发给退休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干部和教师。而上海呢？由于全国独一无二的超前改革，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发放与企业退休职工捆绑在一起，由社保局统一发放。这种机制，加上无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区别（企业退休人员待遇更低，亟待解决），使得上海地方在给在职干部和教师提高待遇时，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却不能同步增加养老金。而在国务院给他们增加退休费时，上海反而按自订的“就高不就低”的规定，扣除原上海增发的部分，剥夺了本市退休的机关干部和教职工共享上海地方发展成果的权利。10多年下来，差距就这样越拉越大，使得退休教职工无法承受。

因此，信中提出了解决问题、缓和矛盾的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一是改变上海把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捆绑在一起的“超前改革”的体制，同全国一样，将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管理和分配纳入人事部门管理的体系，同时在政策法规上确立退休人员退休金和在职人员增加工资补贴等的同步按比例增长的机制，给退休干部和退休教职工增发退休金。

二是如体制上维持现状，但必须改进，克服其弊端，采取“分灶”核算，参照离休人员离休费发放的办法，将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单列出来，分别建立同步增长机制。即在中央给退休人员增加退休金时，不折不扣地给退休人员增发退休金；在本市给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增加工资时，按比例给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增发退休金。增发的部分由市财政支付，并作出明确规定。（三）此信得到了复旦大学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情呼应和支持。市人大代表丁光宏、贺鹤勇、市政协委员陈天平、葛剑雄等，在2006年的市两会期间，再次分别提出书面意见，要求市领导解决本市退休的干部和教师退休金偏低的问题，市政协的机关报《联合时报》，还为此作了报道。2006年3月下旬，市人事局工资处负责人来我校向丁关宏代表及校退教协负责人通报他们处理代表书面意见的情况。他侧重通报了三点：

1.确认三大差距的存在，问题必须解决。

2.退休金发放的捆绑式机制必须拆开，实行分灶核算，这一点从中央到上海已形成共识，国务院将形成文件下达。

3.市政府正在考虑解决退休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企业单位）退休金偏低的过渡方案，方案已在制订的过程中。

经过努力，从2008年12月起，上海市实施了沪人社养发也2008页1号《关于对本市事业单位退休高级知识分子发放特殊补贴的通知》中的有关方案，使70周岁以上的具有正、副高级职称的退休人员增加了生活补贴。四、进行理论思考，从思想认识上澄清糊涂观念

在维权行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与社保局工作人员乃至领导人员对话中，常常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你们已经退出劳动岗位，退休金是党和政府对你们的照顾，不应计较多少。”这可称之为“照顾论”。“你们学校退休教师的退休金已经够高了，比你们低的还多着呢，你们还吵什么？”这可称之为“该知足论”。“社保局只能保证你们的最低生活水平。”这可算是慈善机构“定位论”。如此等等。这些说法都是片面的、错误的。为了澄清这些糊涂观念，复旦退教协组织相关专业教师做了理论的思考：经济系王克忠教授与丁伯金、唐尚明、叶志渊等教授专门撰写了《论高校退休人员退休金的分配机制——兼论“共享”的几个问题》，从事实上和理论上对这些糊涂观念进行分析和驳斥。该文指出，高校较早退休人员（指1996年前退休）收入水平与在职人员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相比不相适应；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不相适应；与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老年人共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果”的要求也不相适应；……这些“不相适应”集中表现为较早退休教授退休金水平偏低，这些较早退休（1996年以前）教授2003年的退休金只相当于2002年上海初中毕业的初级工的工资水平。这对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论文对较早退休教授退休金水平偏低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工资制是一个根本性原因。在这种工资制度下，教授们不仅把剩余劳动给了国家，而且把一部分必要劳动也作为积累献给了国家，到改革开放时期，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时，他们又先后退休了，此其一。同时他们又不能享受上海于1991年开始建立的地方职务（岗位）津贴。到2003年，在职教授的这一津贴每月已达1000多元，这是第二个机制性原因。其三，未享受高校自筹经费所发放的单位职务（岗位）津贴。这项津贴的量很大，现在高校教授一般单位职务津贴每年在2.8万～6万元，副教授每年也有1万～2.8万元，党政干部按相应标准发放，仅此一项就相当甚至超过1996年以前退休教授副教授的退休金。此外，论文还着重指出把具有本身特点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与企业放在一个“锅”内统筹增长是一个体制性原因。事业单位具有本身特点，应建立体现这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但是，上海却把高校等事业单位与企业放在一个“锅”内，实行的是与企业退休人员一样的增长机制。其实，这两者的劳动力结构和劳动特点是不同的。前者是脑力劳动者密集的部门，一般占职工总数的80%以上；后者则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一般占职工总数的80%以上，两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也有很大不同，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自然也不同。这些都决定了高校退休人员退休金水平明显高于企业，根据计算应高1.5～2倍，这是合情合理也是合法的。但是十多年来，一个“锅”内吃饭的结果，把高校退休人员主要是退休教授们的退休金水平拉下来了，该增长的不增长了，该多增长的只能少增长了。这里有两个阻碍退休教授合理增长退休金的“法宝”：一是“封顶线”，几乎每次退休人员增资，都设置了“封顶线”，把高校退休人员合理多增长的路堵死了；二是“就高不就低”，把按中央政策高校退休人员可以享受多增加那部分来个“七折八扣”。实践已经证明，这不是一个好制度。不客气地说，这个制度制造了新的平均主义，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同时还应指出：这种“制度”掩盖了矛盾，似乎上海高校较早退休人员退休金水平偏低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按照一个“锅”里吃饭的计算方法，上海退休职工从2001—2004年每年退休金的增长速度分别为8.66%，9.09%，6.18%和5郾95%。看起来似乎不算太低，并且还在增长。但是，如果把上述增长速度，与不容忽略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价格指数、居住价格指数等结合起来考虑，则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实际的退休金增长速度要低得多。一些早年退休和家庭负担重的，生活水平实际是下降，甚至陷入了贫困。再进一步分析，如果把上海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以及在职人员工资、津贴、奖金（后两者是不透明的，没有数据可查）的快速增长相比较，退休人员每年增长五六十元实在太不公平了（2001—2004年上海退休人员人均每月增加分别为62，70，52，53元）。至于高校退休职工退休金的增长速度，由于其退休金基数比全市职工高一倍多，因此他们每年的增长速度只有2%～3%。

论文还从事实出发进行科学论述，明确指出退休金或养老金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费用，来源于劳动者劳动时期创造的必要价值的一部分，或者说来源于劳动者自己过去劳动的积累，其实质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延期支付。这不是什么“照顾”，更不是什么人的“恩赐”，而是退休人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因此，我们不是简单的要求增加退休金，而是一种维权行为。该文还对法律规定老年人“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进行了理论的阐述。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历史继承性的，现有的生产力是包含了上一代劳动者的贡献。具体说，就是退休人员在劳动时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剩余产品，即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这些积累（在企业）已转化为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和各种基础设施。在高校，除了为国家培养了各条战线上的一代又一代的栋梁之材和各种创新成果外，还一代一代地创造了如联合国官员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教育事业。所以，如果没有前人的这些积累，就没有今天的生产，又怎样进行扩大再生产？很清楚，不仅过去的财富是老一代劳动者创造的，就是新增加的社会财富也离不开老一代人的贡献……今天社会发展了，在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在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迅速提高。在这种条件下，也应该让长期领取低工资（低退休金）的退休人员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相应提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这是合情合理的，也完全合乎经济规律的。怎么能用“照顾论”、“知足论”这些借口来否定“共享”的原则？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我们进行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怎么可以说“我只能保证你的最低生活水平”呢？

该文最后还提出了四项对策和建议，包括：运用地方职务（岗位）津贴来解决退休金计发基数偏低的问题；完全按比例享受高校自筹经费所发放的职务（岗位）津贴或奖金；机关事业应该与企业养老基金“分灶”核算，建立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费与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增资挂钩增长的机制；进一步改革现行高校工资制度，优化工资结构等等。

这些理论思考，既武装了自己，也使维权行动有了更好的理论依据和说服力，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五、胸怀大局，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

这些年来的维权行动是肩负着退休教职工的嘱托，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职责，真实地反映退休教职工的合理要求，为争取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退休金分配机制，缩小分配差距，使一部分退休较早、相对贫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得以改善，使我们党关于老年人“有共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果”这一政策得以落实，从而保持校园的稳定，促进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建设。稳定压倒一切，然而如果没有了社会应有的公平，稳定是难以维持的，和谐更谈不上。如果为了追求公平而不选择合理合法的手段，那也会损害稳定，而没有了稳定也就没有了一切。所以，在维权过程中，大家始终心怀大局，牢记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始终注意以下几点。

重职责、重过程。复旦退教协是由退休教职工自愿参加、自我服务的群众组织，它是学校党组织和行政联系广大退休教职工的桥梁，关心他们的疾苦，向党和政府反映他们的要求，义务地为他们服务，是退教协工作人员的职责。这样的职责，虽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但大家将其看得很神圣，在退休之后还能有一段时间来为他们服务，来充实生活，觉得很光荣。所以，在关系到退休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退休金分配问题上，认真履行职责，努力争取，要有所为。同时，重视有所为和努力争取的过程，比如耐心地、一次次地向市领导反映情况，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情况，反复交流，得到代表和委员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他们与社保局各级领导对话座谈，与人事局的领导交流，每次都认认真真坦诚以对，充分进行信息沟通、思想沟通和感情沟通，同样取得这些职能部门的理解，或者说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和心愿。重视过程，追求较为理想的结果，相信领导是讲道理的，是有基本的党性的，也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只要认识到问题确实存在，领导和有关部门是会设法解决的。

合理合法，积极争取。这是复旦退教协在维权行动中提出的口号，也是始终坚持的原则。这就是说，维权行动要锲而不舍地进行下去，但是不合理的要求不提，不合法的举动不为，有损校园稳定的事不做。这几年里，有关部门的一些举措是很刺激退休教职工情绪的，许多老师提出要登记校园游行以示抗议。在群众情绪激愤的时候，复旦退教协就及时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并表示负责向相关领导反映，要大家相信领导一定会体察下情，逐步解决问题的。并且，及时地将所采取的措施向大家通报，从而缓和群众的情绪，舒解矛盾，充当化解矛盾的稀释剂，充当减少摩擦的润滑剂。

摆事实，讲道理。这也是在维权行动中特别注意的。比如，退休金分配上三大差距的不断扩大的事实，是通过多方了解取得实实在在的事实后摆出来的，人事局和社保局通过调研也确认复旦退教协所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这个问题是应当解决。在给市领导写信时，虽然有时措辞也尖锐，但复旦退教协认为，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是应该提倡的，因此，始终是坚持摆事实、讲道理。

继续努力，锲而不舍。到这篇调查报告将要脱稿之际，尽管中央的相关政策已经出台，尽管市人事局有过积极的回应，但退休教职工养老金偏低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何时能解决，而有关政策落实能否到位，仍然是未知数。复旦退教协仍将继续努力，奋斗不息，要求完整地切实地贯彻中央政策，为此建议：

1.在现有统筹机制下，尽快实现机关事业与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分灶核算；在分灶核算后，机关事业与企业退休人员按照各自的特点确定养老金增长办法；

2.全面贯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原则，建立机关事业退休人员与在职人员增资挂钩的养老金增长机制，改变所谓“就高不就低”的做法，全面实行中央、地方两级同步共享；

3.制定弥补方案，解决本市退休高级知识分子养老金偏低的问题，尽快地使本市退休的干部、教授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养老金达到长三角地区退休金的相应水平。

分配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如果陷入认识误区，问题就会更复杂，矛盾也会越积越多。复旦退教协作为退休高级知识分子的群众组织，他们反映退休教职工的要求，维护其合法权益，实际上是在维护我们党的政策和法制，也是在为党和政府分忧。他们在提出问题的同时，总是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供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时参考，以便及时调整政策，减少偏差和失误，使“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理念得到更好的体现。

关于加强大学生党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研究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决定》完整地规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决定》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决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富于创新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整体国民教育提出的新的历史性要求。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必须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提出的共产党员应当成为一个“模范”、四个“者”，其中心是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显然，接受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党员党性的体现，党的思想建设必须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

党中央一贯重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重视高等学校党的建设。而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抓好学生党组织的思想建设。根据胡总书记十七大报告精神和高校的实际状况，学生党组织思想建设必须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这个总纲，尽可能把这个教育渗透到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去，努力使学生党员真正接受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从而带动全体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二、深入了解大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知状况，是有效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前提

深入了解大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状况，可以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更是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增强说服力，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前提。

大学生是一个对新事物敏感、知识和信息来源较多的群体，接触中西文化、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渠道和机会较多。

我们在2008年秋季学期进行的这项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方式，调研对象为复旦大学本科三年级、一年级全体党员，涵盖了全校29个院系。三年级学生党员有效问卷数为370份，一年级学生党员有效问卷数为200份。在问卷调查结果基础上，辅以座谈形式，就一些问题面对面地与部分对象座谈。参加座谈的除部分三年级、一年级的党员外，还有一些第一线的学生工作干部。

我们对问卷设计做了较多的考虑。鉴于这项调查的特殊性，设计问卷时注意了以下原则。

1.切题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内容（我们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两部分，问卷共分五个部分）都是内涵广泛的重大命题。问卷中的问项必须切题，避免“问”不对题。

2.多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属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范畴，各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知是个体的主观选择。既然要了解调查对象的价值倾向，各部分问卷的问项就应该具有多样性，以便调查对象做出自己的选择。

3.可答性（具体性）。问卷中的问项，不仅要切题，还必须具体、简明并且是调查对象接触过的，不可过于空泛，也不宜学术性过强。

4.贴近实际。问卷中的问项应当来自实际，避免主观随意性。我们搜索和收集了现实生活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与核心价值四个方面相关的价值多样性的素材，加以梳理，找出典型性的论点或事例，这是问卷各问项的来源。有些部分（“改革创新精神”、“荣辱观”）的问项贴近大学生的实际，也避免与其他部分重复。三、大学生党员的思想政治面貌基本面是好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高度认同和接受的

06级（三年级）党员是本科党员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我们的分析研究主要依据三年级（06级）党员问卷调查结果的数据。同时也对三年级党员问卷调查结果按文、理、医科进行交叉分析，对06级和08级（新生）党员问卷调查结果做了对比。

以下是06级党员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

80%～90%，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本点在不同程度上是认同的，其中三分之二左右是高度认同的。

1.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绝大多数肯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没有过时，认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科学性，认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与未来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相联系的。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绝大多数是高度认同的。60%左右认同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解决固有的根本矛盾。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95%以上高度认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90%以上认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关于改革开放，90%左右或90%以上认同中国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量人口摆脱贫困，人民正在走向全面小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关于解放思想，90%以上认同解放思想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3.关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90%以上认同爱国主义是推动中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爱国主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是统一的；热爱祖国，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也应当开拓视野，了解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

关于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抗议西方主流媒体把奥运主题政治化和歪曲报道拉萨暴力事件，调查对象中，90%以上认为这是中国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统一的爱国行动；约四分之三，非常不同意把它说成“中国人的排外情绪”。

4.关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我们在设计问卷时，是从实践角度提出几组问题，请调查对象回答怎样才是体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关于以什么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90%以上认同志存高远，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个人价值，90%以上认同要在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中实现个人价值。

关于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绝大多数高度认同要努力造就自己，提高综合素质（88.4%非常同意），要自觉培养独立思考、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90.9%非常同意）。

关于创新与传统，80%以上不同程度认同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提高政治辨别力；革命传统不能丢，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光大。86.4%非常认同世界和中国在不断变化中，必须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各有44郾2%非常认同或一定程度认同在选择专业和择业问题上要摆脱家庭、社会的功利主义干扰。

在两性、恋爱和婚姻问题上，虽然有22.7%非常认同和42%一定程度认同大胆追求性自由；但更多的（88.9%）是高度认同恋爱婚姻自由应该与健康积极的情操相统一。

5.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问卷集中在与大学生切身利益有关的诚信问题。

关于诚实守信。绝大多数，高达96.5%认同诚实守信是当代大学生的起码品德。

对于考试作弊。85.9%认同考试作弊违背学术公平，是欺骗，可耻。对导致作弊的几个阴暗心理（有机会“捞一把”、“向主考老师求情”），约60%至80%持明确否定态度。

对于就业合同，84.3%非常认同，13.1%一定程度认同（共97.4%）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签了合同就要履行。而且61.1%非常认同，25.3%一定程度认同（共86.4%）“正式签了就业合同而违约，应该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在择业问题上，51.8%非常认同，40.6%一定程度认同（共92.4%）支边、回乡，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哪里都有大学生用武之地。

关于还贷。绝大多数认同还贷是讲诚信（90.9%），是负责任公民应有的法律意识（96.0%），82.8%非常认同“有经济能力，故意不还贷的，应该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对于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来临时有正在上课的中学教师丢弃学生而只顾自己逃生这一引起争议的事件，50.5%非常认同、33.3%一定程度认同（共83.8%）这是师德缺失；58%非常认同、35.9%一定程度认同（共93.9%）危险时刻保护学生是教师应尽的责任。93.4%认同应当发扬震区许多教师、学生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

这次问卷调查的上述结果，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近年来一系列重大事件对大学生党员生动、实际、有效的教育，以及两年多来学校党组织思想建设的成果。使我们从新一代大学生党员身上看到国家的希望，深信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四、大学生党员树立明确、坚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从一部分调查对象对问项的回答来看，往往出现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的情况。这大多出现在对那些带有一定复杂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和改革开放中复杂的实际问题的判断上。

1.对西方流行的价值观缺乏鉴别力。对“资本主义制度符合人的本性”的说法，非常同意的占13.1%，一定程度同意的占48.7%，共61.8%。对“个人自由是最高价值”的说法，非常同意的占16.1%，一定程度同意的占44.7%，共60.8%。

2.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存在某些思想困惑。8.2%非常同意，35.7%一定程度同意（共43.9%）“中国市场化改革是资本主义的改革”；24.1%非常同意，48.2%一定程度同意（共70.3%）“资本主义改革给中国带来繁荣”。

3.在什么是时代精神的问题上，部分调查对象受到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对于“时代变了，该告别革命了”的说法，3.5%非常同意，24.1%一定程度同意，共27.6%。特别是对于“当今是务实的时代，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的说法，32.2%非常同意，39.7%一定程度同意，共计71.9%。

以上情况说明06级党员虽然绝大多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基本点，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特别是提高思想政治上的鉴别力，才能确立明确、坚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学生党员存在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认识问题，是不足为怪的。这是当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客观现实的复杂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在学生党员思想上的反映。

三年级学生党员绝大部分是80后出生，他们的家庭大多数在改革开放中是受益的，改革开放给自己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党和国家为自己开辟了灿烂的前程。但是，他们对改革开放30年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和经验教训缺乏了解，这方面的真实体验就更少了。

目前大学生党员主要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学业。但是，一些学生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创新理论原著的学习不够，多数知识来自“二手资料”。他们愿意接触和接受新事物，但大多是从网络了解时政、经济、社会等信息，包括反映各种社会思潮的言论。网络信息和言论鱼龙混杂。大学生党员对社会上纷繁复杂的问题一时难以作出准确的评判和解读是可以理解的。五、建议

党中央一贯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高校党的建设。这是因为大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党员的综合素质如何，关系党和国家的未来。而思想政治素质是综合素质之首。思想政治素质是什么？用“学会做人”来回答，未免过于简单。“做负责任的公民”，虽是比较务实的要求，但却是不够的，未免与党员标准距离甚远。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面对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必须用创新的精神进行党的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要求共产党员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这是针对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党的思想建设的新要求，是党章关于党员条件规定的新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应当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总纲。

1.必须深刻认识党的思想建设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情况、新问题之“新”，都是与全球化环境、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深刻变化相联系的。突出表现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过程中新的成就、进步与世情、国情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同时并存；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利益的多样化和博弈；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及其争相扩大对执政党、对青年的影响。这种新局面既为大学生党组织的思想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主动适应这个新局面和用好出现的新机遇，把大学生党组织思想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2.必须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认真研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和态势。在开放的社会里，思想、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价值的多样化是必然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一切文明成果”，无疑也包括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文明成果。因此，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尊重和包容不等于盲目跟从，而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要达到这个目标，前提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各种社会思潮加以比较、分析和鉴别，吸收先进的，舍弃落后的，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才能起到引领和达成共识的作用。

李长春同志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文（《求是》2008年第22期）中提出六个讲清楚“为什么‘必须坚持’”，更讲清楚“为什么‘不能搞’”，认为这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研究和贯彻的。

3.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和有关的人文社科课程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发挥各自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教育是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部分；大学生党员和其他所有大学生一样，这一教育主要依靠学校的这类课程，而首要的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来实行。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学与党的创新理论的教学应当并重而且相互渗透、融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基础，是鉴别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是非、真伪的主要武器。党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是正确认识和指导解决中国新时期各种问题的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一要指导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二要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际，联系国际上新的发展变化；三要让学生适当接触相关的不同思潮的资料或观点。学生不仅要读书、听讲，还要有讨论。从而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学会独立思考，提高鉴别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学开设的各类人文、社科课程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合格人才的使命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类课程在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同样担负着不可替代的责任。这类课程使学生得以开阔视野，活跃思维，丰富知识，接受人类文明，提高专业能力。这类课程的教学，不仅要注重课程的知识性和实用性，同时也要帮助学生学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分析和鉴别不同学术观点和价值观的能力，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4.提高学生党组织生活的思想性，把帮助学生党员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建设的主线。要组织各种帮助党员成长的生动活泼的活动，并注意把思想教育融入活动中去。提高党课的教学质量，培养他们对思想理论问题的兴趣，也可以适当进行一些思想理论问题的学习和探讨。各高校都有一批离退休老党员，他们理想信念比较坚定，了解党的优良传统，又热心学生的思想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可以发挥特有的积极作用。附：06级党员调查结果按文、理、医科的交叉分析、06级与08级党员调查结果的对比（一）为了解06级文、理、医科党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的差异，我们对06级党员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交叉分析。结果显示文、理、医各科党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是“大同小异”。“大同”，即各科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无论基本面还是存在的问题均没有超出对06级党员总体的分析估计。“小异”，即文科、理科、医科党员在不同问项上的认同度各有小幅的高低差异。相对而言，理科学生党员在多数问项上的认同度稍高。（二）06级、08级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的对比。这次问卷调查先后分别在06级和08级全体党员中进行。从各项数据的对比来看，08级新生党员中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点的比率高于06级（三年级）党员。由于不是同一届学生，数据缺乏可比性，难以对其原因做出分析，但仍值得注意。最好是对这一届新生党员进入高年级后进行跟踪调查研究，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本文由课题组调研报告精简而成；本课题调研工作得到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复旦学院和各院、系学生工作干部的支持和帮助）[1]课题组负责人：钱冬生；成员：钱冬生、金邦秋、陈永青、朱思三、秦耕、张永信、周芳明、许平、高舒、韩宗英、宋立文。

关于退休教授关心在校生的工作探讨

我虽已退休，但平时仍喜欢接触一些在校生，并成为关工委的一员。有的学生告诉我，奋斗后考入大学却渐渐露出懈态，心中的信念被一点点肢解，内心过于浮躁；有的说，自己或多或少对未来产生困惑，甚至突然失去人生的目标。凭着退休前对学生工作的热爱，我感到一丝不安，觉得关心在校生健康成长很有必要，也还能在这方面做点工作。于是，对这一课题作了初步探讨，这就成了写作此文的缘由。

高等学校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做好高校关心下一代工作意义重大。教育部关工委高度重视高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多次召开会议推动高校关心下一代工作持续深入发展。作为一支特殊的青少年工作队伍，关工委老同志是当之无愧的革命传统教育宣传员、最具威望的社会风尚监督员和可亲可敬的思想道德教育辅导员。复旦大学关工委同志，大多是离退休的教授，拥有接触在校生的优越条件，在学科专业上有更多共同语言，充分发挥这些优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回顾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有如下收获和体会。一、退休教授关心在校生成长的必要性

对这项工作必要性的认识，是通过学习不断提高的。如何关心在校生的成长，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青少年。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青少年、教育青少年，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青少年，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青少年，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青少年”。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关工委老同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亲历者，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里铸就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和工作作风。组织老同志们向青少年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引导青年学生阅读“经典书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显著优势。

我通过调研发现，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他们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社会发展，充满了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他们比较注重自身素质的完善，对成长成才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愿望。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不同程度地对政治信仰产生迷茫、价值取向扭曲、艰苦奋斗精神淡化等问题；思想上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抬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显现。这些都涉及能否把青年大学生培养成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问题。作为关工委老同志、退休教授，确实有必要利用业余时间给予在校生更多的关心。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总书记的讲话，既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指明努力的方向，提供更为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环境。

从讲话中，我体会到以下三个特点：尊重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自我学习、自我提高；老同志对学生要加以引导和帮助，注意以自己的品德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注重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把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调动大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形成师生互动、共进的一种良好氛围，不断提高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认真学习这些重要讲话，可以提高我们从事关工委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明确退休教授的责任，并以此作为自觉行动。

退休教授以往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有专业基础，都取得了成绩，又有丰富的育人经验，只要继续提高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性认识，将关心在校生的健康成长作为己任，满腔热情投入到平凡的工作中去，工作就会深入开展。我在接触中发现，退休教授通过辅导学生学习《苏步青传》、《谢希德传》，受到很大鼓舞，学生的精神状况振奋起来，表示“每每想懈怠时，不要给自己推托的理由；每每彷徨时，一定要树立起目标和斗志”。退休教授还通过听课，每逢期终考试，主动到考场巡视，发现问题及时向学院领导汇报。每学期结束前，分别向学院分管教学院长递交“教学督导工作小结”和“考场巡视情况汇报”等书面材料，供学院领导参考。退休教授的责任心感动了学生，课堂教学秩序大有改观。实践表明，他们的这些行动受到学生的欢迎，也取得实际效果，退休教授关心在校生成长是有必要的。复旦大学已涌现这样一批自觉先行者，需要不断总结提高，希望高等学校这支队伍能得以更快发展壮大。二、退休教授关心在校生成长的可行性

关心在校生的愿望是好的，那么是否具有可行性呢？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有组织、有措施、有经费，退休教授的身体也还可承受。高等学校领导和师生都很支持，这些为顺利开展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要使这项工作做好，除有良好愿望外，还应有措施和方法，主要采取以下几类方法：第一类，通过参加学生班会，指导语文写作，自然接触学生；第二类，在学校行政、关工委组织安排下，倡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使他们从中接受教育；第三类，作为党建辅导员、教学督导员的身份，直接关心学生的思想、生活、就业。这些方法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首先，要多接触学生，了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和需求，通过学生可以接受的办法，有意识地加以灌输。同时增加社会实践新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锻炼平台，如参加学生班会、党章学习，讲自己的成长史，给学生以启迪。

我校关工委的老同志积极参与了复旦学院组织的“经典读书计划”活动。钱冬生、金邦秋、朱文忠、陈允吉等十位退休的校领导和教授参加这一活动。他们都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和人文修养，也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经典著作，阅读《基督山伯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水浒传》、《Modern Management》等中外文学和学术名著，并结合个人经历为学生作《苏步青传》、《谢希德传》、《复旦的星空》等有关复旦传统精神书籍的阅读辅导，取得很好的效果。

其次，就是在接触中，发挥教师的专业指导作用。指导语文写作，也包括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在工作之余，利用晚上时间，接受新闻与广播社团学生邀请，以“新闻写作与修改技巧”讲座为切入点，关心在校生的思想和业务成长。通过讲座，使他们学到写作技能，教授与学生更亲近了。有的学生说：“伤心时不忘对您说，失望时不忘对您说，开心时喜欢与您分享。”教授为人师表，学生就愿意与老师交心，感情更加融洽，为开展思想工作打下基础。

学生学习《苏步青传》后说：“苏老的上进心，在看书的过程中不停地刺激着我。苏老的一生事迹提醒了我：一个人，一个大学生，他的追求决不能有丝毫模糊，他本身也容不得半分懈怠。”“现在回想起来，都因为内心过于浮躁，而若要接近苏老那心如止水的境界，正需要我重拾起那些来精心陶”了。”学生学习《谢希德传》后说：“谢先生的一番话字字珠玑地敲在我心上，为我的大一第一学期学习生涯开了一张极准确的处方。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这三个字顺序的变化体现的是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调动，我想这正是高中与大学学习最大的区别吧！”“我之所以能参加这个‘经典读书计划’，以直接获得教授的指导与帮助，也该是归功于教育界的前辈们，他们像谢先生这样具有开放的眼光、通融的思想，并为完善下一代知识结构努力奋斗、奉献自我！”

药学院的退休教授，还帮助制订新成立的研究生党支部的新党员发展工作（含预备党员转正）计划。他们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和晚上时间，与学生党支部书记交谈，帮助制订支部发展计划和预备党员转正计划；同时抽出时间帮助查阅入党积极分子材料、入党报告以及预备党员转正材料，并提出看法和意见。研究生支部的党员大都分散在各教研室、各课题组，加上研究生学习、工作和研究实验都非常忙，很难有统一时间，支部大会往往安排在晚上八点以后，直到十点多钟才结束。退休教授不顾夜深和风雨天气，都能准时出席。

第三，要有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严格参与管理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目前，有以下亟待改进的问题：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还不够强，脱离实际的倾向依然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比较单调，学生党团活动创新不够，吸引力不强；党建辅导员队伍数量不足，素质参差不齐，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以上情况表明，退休教授关心在校生的成长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完全可行的。当然，退休教授年龄大了，还需视健康状况，不必投入过多精力，注意做到力所能及。参加这项工作的教授，要能与时俱进，重视学习，了解形势，具有亲和力，工作才会更有效果。三、退休教授关心在校生成长的现实性

退休教授关心在校生成长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高等教育学》指出：在高等教育研究和学习之中，要重视对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观察，必要时参加一些实质性的教育和教学活动，有机会时还要争取参与教育实验或调查活动，从中发现新成果、新问题和有教育价值的新经验与新教训。

1.要很好关心在校生的成长，应不断学习，与时俱进。退休教师要善于发现新成果、新问题和有教育价值的新经验与新教训。老教育家吕型伟先生曾针对许多学校满足于惯常的教育方法与途径，缺乏对教育规律的探索与研究，以及对人才培养与理论总结“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再三要求教育工作者学一点世界教育发展史。这一点对退休教授同样适用。我们提倡学习，并不是要迷信书本，但是，如果根本不了解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那就会如盲人摸象，还要在前人已经探索尝试过的轨道上重新尝试一遍。面对新一轮教育改革，以及就业的严峻性，关心在校生成长尤其需要冲破陈旧观念，有所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2.从事关心在校生工作的教育者，要有解读学生的智慧。这是因为，教育的对象就是学生，只有加强对他们的了解，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人的思想内部的“不可入性”，无论教育学、心理学如何发展，对人的了解还是有很大的困难；而人的思想变化，又具有非突发性；人的思想变化的过程相当复杂。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位教师在一生的教育生涯中，绝对不可能碰到同样的学生。这一真理也告诉我们，教育是很难被定量地实施的。退休教师关心在校生时，必须以学生为主体，学着去研究学生，把学生本身看作是一个个课题，去解读它。

3.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心理沟通的新形式，增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显得十分必要。调查发现，学生最喜欢的就是面对面的沟通。只有做到心灵之间的真情互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才能提高。在阅读经典著作，面对面讨论中，学生听到原汁原味的教导，同时提出自己的疑惑，听后可以记住一辈子，因而特别珍惜。因此，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设计多种心理沟通方式，包括面对面的个体互动、团体心理行为训练、建立短信互动平台、创建网络对话空间、人性化的情感交流等，以提高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在注重发挥教师和辅导员作用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院系生活指导室、班级心理委员制度与朋友式的辅导制度，由受过训练的学生为同龄人提供心理帮助和支持。

4.退休教授与在职教师密切合作，更有利于取得实际效果。事情总不会一帆风顺，除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外，还会因形势的变化，突然产生出新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有耐得住寂寞和坚韧的毅力，想方设法去克服困难，创造奇迹。

为提高学生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在退休教授与在职教师密切合作下，药学院在积极促进学生培养的国际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每逢学院举行大型国际会议，除了有计划地组织本科生、研究生担任会议志愿者以外，还请他们出席有国内外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为他们搭建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莘莘学子一展才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黄蓉琴同学在全球只有300个名额的情况下，成功获得美国药学会（AAPS）和学生发展委员会的资助，成为AAPS的学生会员。三年来，药学院输送了17名品学兼优的本科生、研究生到日本、新加坡、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地区进行交流学习一年，拓宽他们的知识面，锻炼他们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使我国药学事业下一代不但思想上健康成长，而且在学术领域内也成为优秀人才。这些成绩的取得，也蕴含退休教授的心血和汗水。

5.努力适应形势变化，主动关心学生切身利益，帮助解决困难。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来，大学生就业问题凸现。2008年9月和10月，药学院就获取大学毕业生市场需求信息与往年基本相同，一些知名外企也表示招聘应届毕业生人数不会减少。但到了11月，人才市场寒流突降。用人单位需求缩减造成毕业生供需矛盾，影响就业率和就业满意度；各种不确定因素将影响和冲击现有供需格局。如有的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而破产或被并购，即便与毕业生签了约也可能被迫解约。药学院广大教师，包括退休教授，成为一支关心和帮助学生就业的公关队伍。他们当中有与用人单位保持良好工作关系，或仍有科研合作的在职教授，也有的是德高望重、与用人单位有着广泛联系的退休教授，努力帮助学生寻找工作单位，扩大就业门路。由于各级领导和教职工多层面的关心和帮助，药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取得很好的效果。

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着一些困难，高等学校还有许多工作急需要做。学校关工委积极组织退休教授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重要成果，这是十分可喜的。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学校人才优势、理论优势、学科优势，加强调查研究，壮大队伍，进一步关心在校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为培养国家接班人做出应有的贡献。

发挥退休教育专家在培养青年教师中的作用

近年来，高校有一大批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资深教授和教学管理工作者从他们热爱的教学、科研岗位退下来以后，不甘寂寞，真诚接受组织的聘任，仍然心系昔日潜心耕耘的专业岗位。他们“宝刀不老”，继续发挥着“余热”，用他们的智慧、经验和热情孜孜不倦地为培养祖国教育事业的接班人而传道、授业、解惑，热心参与他们熟悉的工作，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引导高校青年教师的茁壮成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青年教师迫切需要老一代教育专家的指导

目前高校教师队伍中活跃着一批35岁以下青年教师，其主要来源：一是来自本校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有志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青年，二是来自全国高校毕业并具有博士学位有志于高校教师工作的青年，三是来自国外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后回国报效祖国的年轻学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工作热情高、干劲足、相关专业理论知识扎实，积极投身教学和科研的实践，在思想上和业务上奋发向上，虚心好学，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立志把自己锻炼成高等教育事业的骨干和中坚，期盼在教学和科研上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能够在一流大学站稳脚跟。但是，由于他们缺乏教学实践，教学经验不足，在教学环节的衔接和教学技巧方面还缺少积累，有时表现为教学效果不理想。

这些青年教师分布在不同学院和专业，大致占各学院教师人数的25%～35%。以我校药学院为例，该学院现有教师人数（教师系列）为92人，其中青年教师（35岁以下）人数为29人，占全院教师总数的32%。他们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未来，也是各学院师资后备力量。我校各学院、系的党政领导以及各学科、各专业的带头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非常重视，采取许多措施：落实指导老师，制定培养计划和在教学上压担子、科研上重参与并挖掘指导教师的资源。青年教师本人也迫切希望有老教师向他们传授教学经验，帮助指导他们提高教学能力。二、关心指导青年教师成长是退休教育专家的特长

沪委办发[2006]30号文件中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老专家的作用，对于促进人才资源整体性开发、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和人才强市战略、建设创新型城市和社会主义新郊区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老年学研究专家对老年人才“二次开发”的理论，退休教师在他们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这些经验和技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具有使用价值，在重复使用中，一般不需或只需较少的智力投资，便可立即使用。他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人力资源。只要一个人拥有健康的身体、丰富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就可以不受年龄限制归于人力资源之中。

多年来，在我校各学院、系教学科研第一线活跃着一大批从事了数十年教书育人工作、在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的老教师。他们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为国家科技进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过贡献。退休了，他们仍然是高校的一员，对于高校的人才培养、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直接为社会服务这三大任务，他们虽然不能在“主战场”、“第一线”冲锋陷阵，但在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有多方面的优势。他们在指导青年教师教学实践，加强对他们传、帮、带，帮助他们提高教学能力，使他们茁壮成长，早日成为新时代高校合格的青年教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校是一所国家重点大学，重点大学必须十分重视基础教学、基本实验和基本操作的教学和训练，我们的退休教师长期从事基础教学工作，他们通过现身说法，帮助青年教师提高对基础课教学的重视和热爱；大学本科教学是通才教育，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因而在本科教学中给学生以比较广泛的知识，使学生毕业后能够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适应当今科学发展的需求，而退休教师的心愿，就是要把这种认识传授予青年教师，再通过青年教师贯彻到大学本科教学的实践中；树立严格的学风，是高校教书育人的一项重要任务。比如，教育大学生诚实守信、杜绝作弊现象，也是退休教师在多年实践中加强学生人格教育的一项措施，这就需要退休教师指导青年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更加关心学生，更加重视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活跃学术空气、增强学术氛围，使大学生能够在一个浓厚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这也是教学工作的一个方面；有不少退休教师参与、组织了许多学术报告会，诸如，八十年代出国的访问学者与青年教师座谈，如何构建学术氛围、发扬学术自由，使青年教师自觉地以自己的学术道德教育学生。科研工作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内容，大部分退休教师都曾经有独立申报、组织、完成科研课题的经历，积累了不少经验，而大部分青年教师这方面还需要磨练，退休教师就可以为青年教师出谋划策。三、退休教育专家指导青年教师的一些做法

参加指导青年教师的老同志都具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比如，药学院的一位老同志退休后不久被推荐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和学院的从事《药事管理学》教学的两位青年助教开展“结对”活动。他以自身的经历启迪、引导青年教师，以自身的辛勤劳动，不断积累教学经验，领悟授课艺术的真谛，使青年教师懂得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以及“为人、为学、为师”的道理。

为了做好指导工作，老同志们十分重视了解被指导的青年教师的基本情况，这是开展教学“结对”指导工作的必要准备。通过谈心，了解青年教师的思想、工作、学习及心理状况，这有助于双方取得共识，促进青年教师珍惜这一机会。青年教师在谈话中还诚恳地希望老同志严格要求他们，毫无保留地指出他们在教学实践中的缺点、弱点，除了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经验等方面加以指导外，还要求老同志能够在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社会生活经验等方面也给予关心和指导。通过推心置腹的谈话，增强了老同志做好指导青年教师工作的信心，认识到加强青年教师队伍的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促使他们进一步思考和落实培养、指导青年教师的具体工作。为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能力，他们向青年教师提出了做一个合格教师的具体要求：一要崇尚和追求不图虚名、倾心于做学问和教书育人的精神；二要以学生为本，理解、信任和尊重学生，关注学生个性，奉献爱心，循循善诱；三要以身作则，引导学生树立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远大志向；四要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教学能力。同时，向他们灌输“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授人以渔高于授人以鱼”、“三人行必有吾师”、“教学相长”等道理，还向他们介绍和宣传学校许多优秀教师的先进事例，从而启发他们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重视具体教学环节的指导是老同志们共同关注的工作内容。进入具体的教学工作的相关环节后，他们要求青年教师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照规范的程序开展教学工作：首先，上课前的准备要尽量充分、具体和详细，要在熟悉教材和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制订教学方案，即按总学时数和周学时数合理分配教学时数，多少学时用于理论教学，多少学时用于课堂讨论，什么时候期中考试都要成文备案，制订出教学进度表。其次，要认真撰写讲稿，即每堂课传授哪些内容、重点在何处、如何制作多媒体课件、举哪些例子等，上课时要控制好节奏，心态要平和；语音要清晰，注意把握抑扬顿挫；语速要适宜，快慢得当。再次，要求他们在对自己的讲稿反复演练达到滚瓜烂熟的基础上，在教研室试讲1～2次，认真听取教研室主任和教学小组老教师的指导意见，并对教案和讲稿加以修改和补充，讲课时就应脱离讲稿，向他们灌输脱稿讲课是上好一堂课的前提、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是上好一堂课的基本要求的理念。最后，在授完2～3次课后及时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就其合理部分再对讲稿加以修正，要求讲稿要保证质量，精益求精，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增加吸引力，争取做到学生听你讲课能感到是一种享受，这样才算获得了成功。

跟班听课是老教授指导青年教师的主要环节。只有跟班听课，才能了解青年教师是否实践了教学大纲的要求，是否完成了教学内容，是否贯彻了具体教学要求，教学法是否合适，这样才能发现他们的成功和欠缺，课后有针对性地给予技术指导。有的老同志在一学期内分别听了两位青年教师的课，就其共同的优点和不足进行了归纳：（一）值得鼓励和发扬的长处：（1）讲课时热情洋溢、精神饱满，声音响亮。（2）有教案和讲稿，备课充分，讲课投入。他翻阅了他们的教案，浏览过他们的讲稿，认为他们确实是花了工夫：对课时的分配，那些地方详细讲解，哪些地方一笔带过，什么时候需要与学生互动，那些地方点到为止，都有注脚。讲稿写得也很详细。（3）讲课时基本脱离讲稿，因而他们在讲台上神态自若，有感染力，语言流畅，课堂效果比较理想。（4）多媒体投影幻灯简捷明了、图文并茂，能反映课程的主要结构。（5）举例恰当，紧扣主题，能够通过互联网以及各种渠道收集相关例子，增强了课程的生动性和对学生的吸引力。（6）对课堂讨论课的讲评比较具体、客观、针对性强。（二）需要指出的不足：（1）课堂讨论的时数分配未能按教案的要求实施，即非重点教学内容的讨论时间偏长。（2）多媒体课件有时文字部分过多，缺少标题，有时出现错别字。（3）师生互动不够、课堂气氛欠活跃。（4）语速偏快。

每听完青年教师的一堂课后，能及时主动找他们沟通，把听课感受以及对课程的评价用坦诚的语言向青年教师表述。例如，当发现他们注重精心制作多媒体课件而忽视了板书的表达时，就要求他们适当用板书来配合多媒体课件，以便突出重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又如，当发现青年教师在主持课堂讨论时，只考虑鼓励学生发言，追求气氛热烈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有些同学发言离开主题太远，占用时间过长，超出教案预定的时间，于是就要求青年教师注意把握课堂讨论的时间，及时察觉学生发言有跑题倾向时应如何引导学生牢牢扣住主题发言，必要时可以委婉地打断即将跑题的发言，或者从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加以引导，以提高课堂讨论的质量；当发现青年教师的讲课“亮点”时，就不失时机地进一步引导，比如一位青年教师在为学生讲授《国际医药贸易》中“医药产业国际化与外贸战略”章节，讲到全球各地区医药销售额时，联系到我国在全球医药贸易中的落后情况，十分自然地讲述了一番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为改变这一面貌、增强为祖国医药工业而奋斗的志气的话。这样，在业务课讲授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为教书育人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老教师听了很高兴，在下课后的交谈中，肯定了这位青年教师的做法，鼓励他们在必要和关键时，加强对学生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以激励学生为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作贡献。在听课中，若发现学生中有上课迟到、随意进出教室、交头接耳讲闲话，甚至接听手机等违反课堂纪律的情况，而青年教师往往熟视无睹，就要求青年教师要在适当的时候指出并批评学生中这种违反课堂纪律的现象。

青年教师在老同志的指导下，教学技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刚上讲台时的身形呆板、两手无处放的紧张现象逐步消失了，由于熟悉了讲稿内容，现在他们在讲台上已经是身形灵活，轻松自如了；最初他们在讲台上低头看讲稿、照本宣科不敢看学生的尴尬局面也已不复存在了，而代之以富于激情、语速适中、语音清晰、形象生动、脱稿讲授。现在，他们在讲课时与学生互动，在讲授过程中，时不时地向学生发问，有时点名让同学起立回答简短问题，而不专心听讲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以上实践表明，青年教师渴望在老一辈教育专家热情指导和帮助下，通过教学实践，加强教学训练，积累教学经验，提高教学质量，成为大学生们心目中的好老师。退休教育专家热情于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传授给青年教师，在学校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下，搭建一些可供退休教育专家与青年教师之间沟通的平台，提高青年教师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教学能力，为高等学校永恒的主题——教书育人而共同努力，这是一项行之有效、值得推广的措施。

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职工越来越多，有关养老保险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就退休职工退休金的性质、事业单位退休金水平偏低的历史原因及其对策、加大公共财政对养老基金的投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等问题讲一点看法。一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退休职工越来越多，至2007年上海退休职工304万人，全国退休职工4600多万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的身影。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要不要增加，怎样增加，该不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成了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件大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认为：“退休职工已退出劳动岗位，给他们发退休金只是一种照顾，不应计较多少”，甚至认为现在这方面的“负担太重”，“养不起”，等等。这些都是糊涂想法。

第一，许多退休人员还在发挥着“余热”，担负着大量的家务劳动和带教儿孙后代的教育劳动。不说一些退休的知识分子仍然担负着一些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教学任务，积极参与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更多的退休职工仍然担负着大量的家务劳动和教育儿孙后代的教育劳动。无论是家务劳动还是家庭教育劳动，都是重要的有益的社会劳动。这两种劳动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却创造了大量使用价值，间接参与了社会财富和价值的创造。如果没有老一辈的这些艰辛劳动，上班族能安心上班吗？我们的后代能健康成长吗？怎么能把退休职工看成是负担和“包袱”呢？

第二，退休金是退休职工劳动期间劳动报酬的部分延期支付。从人的成长及其劳动就业角度看，人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出生到进入劳动岗位之前，称为成长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加入劳动到退出劳动时期，称为劳动生产阶段；第三阶段从退出劳动岗位到去世时期，称为退休休闲阶段。如果不说第三阶段还有部分劳动生产，则第一、第三阶段属于消费的阶段，而第二阶段属于既生产又消费的阶段。劳动者在生产劳动阶段的每个工作日提供的劳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劳动时间用于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即维持劳动者自己和家庭成员生活的，包括未成年的家庭成员所必要的，所以称必要劳动时间，在这时间内支出的劳动叫必要劳动。工作日中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那一部分劳动时间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在这时间内支出的劳动叫做剩余劳动。这是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用于积累和各项社会需要。从价值形态看，劳动者劳动生产的产品价值分为三部分，即C+V+M，其中C为转移价值，用于补偿已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这部分是不能用于消费的。扣除C以后，即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包括V+M。M是剩余产品价值，这是提供给社会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和其他社会需要。V是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这是必要劳动价值，它又分为V和V。V是劳动者劳动生产阶段消费的产品价值，它会通过工资、121奖金、福利等形式实现为劳动者的消费；V是劳动者进入退休休闲时2期消费的产品价值，它会以养老保险等形式进入社会的保障基金。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就是其劳动生产阶段获得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只是这部分报酬（V）到退休以后支付，所以这是劳动报酬的部分延期支2付。它是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计发标准是劳动者劳动生产阶段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在公有制领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因而它是有高有低的。可见，那种认为给退休人员发退休金是“照顾”或“恩赐”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退休金是退休职工在劳动生产阶段自己生产的，它不包含任何占有他人劳动的因素。因而，不应该把退休人员视为“包袱”，把发给退休人员退休金作为一种负担。

第三，退休职工还有权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现今社会发展成果包含着退休职工过去的劳动贡献。生产力是有历史继承性的，今天的劳动者总是在继承过去的劳动者即退休职工创造的生产力基础上发展的。前面已指出，一个人在劳动生产阶段创造的产品价值中有一部分M，即剩余产品价值是提供给社会的，或用作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或用于其他方面需要的，这些积累已转化为社会新的生产力，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市政工程基础设施等生产资料。这些新的生产力继续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着作用。如果没有前辈劳动者提供的积累，没有由这些积累形成的新生产力，社会就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经济就难以迅速发展。可见，今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包含了过去几代退休职工的贡献。今天经济社会发展了，理所当然不能忘记退休职工所作的贡献。退休职工完全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相应提高退休金的水平。这是党中央强调“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还必须指出，较早退休职工把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当作剩余劳动交给了国家。为了更快摆脱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落后面貌，我国曾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前辈劳动者不仅把剩余劳动（M）交给了国家，而且把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即V的一部分当作剩余劳动交给了国家，为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如1957～1977年整整20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水平从1957年的637元下降为1977年的602元。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开始改变上述状况，特别是1985年和1993年两次工资制度改革，使职工工资有了较快增长；但是，1985～1996年，我国又处于高通胀时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很快，其中上涨8%～10%的有4年，超过15%的有6年，其他两年也高达6.3%，因而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资增长并不多。与上述状况相一致的低工资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工资水平上的“脑体倒挂”现象也一直延续到1995年、1996年甚至更后一些。这样名义工资水平提高了，但实际工资增长受到很大限制，所以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看仍属于低工资制度时期。退休职工中，多数人是在这一时期工作并退休的，从而决定了退休职工特别是较早退休职工退休金水平明显偏低的状况。

上述几个方面都说明应该给退休职工增加退休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我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时期，在职职工工资增长较快，生活质量有了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应该也有条件加快退休职工养老金制度改革，提高养老金水平，让广大退休职工特别是那些长期过着艰苦生活，为今天的较快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的较早退休职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关注民生，“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个“人民”就包含了广大退休职工。对此，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态度，尊重退休职工，尊重他们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合法权益，落实党中央关于关注民生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要消除糊涂思想，尊重退休职工，尊重他们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合法权益。这是贯彻党的十七大关注民生，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二要加快企业和事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养老金随经济发展、在职职工工资增长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相应增长的机制。这里要处理好五个关系：（1）经济发展与退休职工退休金相应增长的关系；（2）在职职工工资增长与退休职工退休金相应增长之间的关系；（3）近期退休职工退休金水平较高与较早退休职工退休金水平偏低之间的关系；（4）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退休金水平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企业单位退休职工退休金水平之间的关系；（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与退休职工退休金保值之间的关系。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重要方面，要下大力气做好。三要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业。一方面鼓励和支持退休职工“老有所为”发挥余热，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多作贡献”；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满足退休职工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爱老的新风尚。二

有人认为现在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高了，要“大幅度降低”。这是不符合党的十七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要求的。这样做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搞清楚。

第一，中国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本来并不高。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绝大多数是1997年前退休的，他们的养老金水平是明显偏低的。从2005年的养老金水平看，明显偏低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与1997年后特别是新世纪退休的职工养老金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二是与在职职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相比，明显偏低；三是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以及医疗、学费、房价上涨相比，明显偏低；四是与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相比，明显偏低。这些都有大量数据可以证明。造成这种“偏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工资制度。这是一个根本原因。这种低工资制度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里有一个佐证就是“脑体倒挂”现象一直延续到1996、1997年甚至更后一些。退休职工中大多数人是这一时期退休的。某著名高校三个院系2006年有退休人员382人，1997年前退休的占66%，其中教授98人，占退休教授总数70%，副教授58人，占退休副教授总数61%。这些较早退休的职工不仅把自己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交给了国家，而且把一部分必要产品价值当作剩余产品价值，即作为积累也交给了国家。加上由于住房制度改革的滞后，住房消费未纳入养老金计发基数，这些都使养老金形成基数偏低。再有，较早退休人员也往往不能分享地方职务（岗位）津贴以及单位自筹经费设置的职务（岗位）津贴。上海就是这样。这两块在一些事业单位，如高校教师收入总量中占很大的比重。上述因素决定了较早退休的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形成基数明显偏低，进而决定了其养老金水平的偏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有的学者举近几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养老金水平较高与内地一些困难企业养老金每月三四百元为例，来论证整个事业单位养老金水平偏高是不科学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高于企业单位也是正常的。这是由两个部门劳动力结构、劳动性质及其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不同决定的。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劳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前者是脑力劳动者密集的部门，一般占职工总数85%以上，劳动者提供的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劳动；后者则是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一般占职工总数80%以上，这里提供的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劳动。马克思指出，[1]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这个原理现在仍然有效，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事业单位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也高，它“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2]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毫无疑问，这些决定了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从总体上要高于企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花了很大精力在分配领域消除“脑体倒挂”，即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工资低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工资的不合理现象。这是分配领域的一个历史性进步，现在难道要倒退回去吗？！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种误解，[3]即“退休金不再是劳动报酬”。错了，养老金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劳动报酬，但千真万确是退休人员劳动报酬的延期支付，是“工资的延续”，而不是任何人一到年龄可以无条件领取的。它的计发标准，除考虑“统筹”因素外，很重要的就是依据劳动时期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因而是有高有低的。对公有制单位来说，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而对非公单位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退休人员劳动时期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这说明养老金是不能平均发放的，平均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平等或公平。其实，事业单位和机关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比企业高，不仅在中国这样，在国外也如此。当然，那种同一职务、岗位或工作，如果同时退休，“就因为企业与事业的身份差异，退休金相差三四倍甚至更多”，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必须通过改革消除掉。

第三，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低，有欠账、“空账”，不是事业单位“掠夺”造成的。从现实来看，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水平确实低了。其原因，一是与事业单位较早退休人员一样，企业退休人员大多数也是在我国低工资时期退休的，因而养老金形成基数偏低。二是企业养老金计发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很明显，这不能归罪于事业单位，不能说企业单位养老金低是因为给事业单位“掠夺”了，更不能认为企业单位个人账户空账8000亿元，是因为给事业单位“掠夺”了。这种“掠夺”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

第四，解决企业职工养老金偏低，宜选择更有效合理的方法和途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养老金这类分配问题是有刚性的，而且涉及千百万甚至上亿人的切身利益，不宜采用“大幅度减少一块和增加另一块”的方法来解决。在这里暂且假定事业单位养老金偏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不宜采用这种方法。何况用几百万名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降下来的钱也弥补不了4000多万人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提高所需的大笔资金。解决企业职工养老金偏低问题，可以着手以下五个方面。一要深化机关、事业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广覆盖、多层次、有差别、可持续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要“统筹”，保基本，这是公平；同时，要与劳动时期提供的劳动数量、质量，即贡献挂钩，这样才能激励人们更好地劳动，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这些决定了在制度设计上既要缩小不必要的差别，又要承认地区差别、行业差别和脑体差别。二要全力以赴应对危机，保企业、保就业、保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效益提高。这是根本。三要节省政府开支。如每年公车上三千亿元的耗费，公款请客吃喝的几千亿元耗费，还有大量不必要的名为出差和出国考察实为旅游的耗费，等等，只要稍微抓紧一点和审批严格一点就能节省大量资金。再如国企高管的高薪也应适度降下来。四要通过立法，规定每年国企上缴利润的一定百分比和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一定百分比例归社会保障基金。五要扩大财政预算支持社保基金的力度。有学者说，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偏高，使财政“不堪重负”。应该说，近年来国家财政对社保的支持力度是提高了，但我国经济总规模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总额居世界第一，GDP和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2005年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分别只有3%、2.9%和2%。除了少数国家比我国低外，绝大多数国家都高于我国。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但仍然不够。许多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三分之一强。我国则低了很多，怎么能说财政“不堪重负”呢？目前，我国消费率只有40%左右，这种结构是落后的脆弱的，不可持续的。一般国家在50%～60%，甚至更高。我国要利用这次金融危机的机会，加快结构调整，其中扩大内需，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就是一个重要举措。

党的十七大决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就要扩大内需，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民生事业。这是改革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关注民生问题的根本方法，这是使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的根本举措，这也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强化科技创新，保证社会安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方针。三

我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庞大，而且仍处于飞速扩张之中。2001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等省市开始的个人账户“做实”试点也步履维艰，进展缓慢。当前，必须抓紧时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做实”个人账户，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我国养老保险是实行现收现付和部分积累相结合的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由用人单位或雇主每月按员工工资的20%缴纳的部分，这是社会统筹部分资金；二是参保员工每月按每人工资的8%上缴的部分，这部分记入个人账户；三是政府补助部分。一般情况下，社会统筹部分用于当期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存于个人账户的那部分养老金用于缓解未来养老金压力。

我国1997年养老金制度改革时，由于没有设立专项的转制成本，仅靠社会统筹部分资金发放已退休人员养老金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还要“动用”个人账户的资金发放养老金，从而造成个人账户的“空账”。到2004年年底，空账为7400亿元，2008年底“空账”上升为1.4万亿元。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空账”还将迅速扩大，按四年翻近一番的速度计算，到2016年有可能扩大为3万多亿元。这将产生严重的问题。一是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个人账户是这个制度的重要特点和优点，“空账”等于取消了这一特点和优点。二是个人账户“空账”实际上就是养老基金的“空账”，即是养老基金存在巨大的“缺口”，从而影响其正常运行，包括养老金水平的适时提高。三是由于社保资金未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解决“空账”的协调成本很高，不易做好。四是“空账”做实后形成的庞大资金积累还有一个保值和增值的问题。这些都将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影响内需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怎么办？应该十分重视这一“空账”问题。除了继续推进并扩大2001年开始的“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外，主要从理论上和法律上明确一个问题，即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并正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而不是将其看作为“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的临时性“补助”。这是由以下原因决定的：一是我国已进入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退休人员将迅速增加；二是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还刚建立，养老基金的“积累”部分几乎还不存在；三是职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偏低，1978年至1983年劳动所得由42%上升为56.5%，但此后不断下降，2005年只占37%，这就是说，职工工资水平较低，因而职工缴费部分不能提高太快。同时，由于其收入水平低，对社会保障的要求相对较高。这些都决定了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养老基金的投入，并把这种投入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要通过人大立法程序加以制度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都将财政对社会保障基金其中主要部分是养老基金的拨款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参保者即职工个人的缴费部分；二是用人单位或雇主的缴费部分；三是政府财政拨款；四是其他收益包括投资收益或其他渠道收入。其中，国家财政拨款是一个主要来源。这里有1989年西方17个发达国家的一组数据可以参考。在这些国家，财政拨款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18.29%～29.18%的有荷兰、法国、日本、奥地利、西班牙、美国、瑞士、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九国；财政拨款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32.3%～46郾58%的有卢森堡、芬兰、挪威等三国；财政拨款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50.78%～88.25%的有瑞典、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和丹麦等五国。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拨款占社会保障资金的比重则明显偏低。2005年全国征缴养老保险基金4312亿元，各级财政补助养老保险基金651亿元，合计4963亿元，财政拨款占全部养老基金的13.12%；2008年征缴养老保险基金9740亿元，各级财政补助1437亿元，合计11177亿元，财政拨款占全部养老基金的12.85%。再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已经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国家财政收入也大幅度提高。这些都说明我国已经具备了给社会保障基金增加拨款的物质条件，应该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当然也可以从每年国企利润中和各地出让土地的收益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划拨给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四

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也就是抓住了目前我国经济领域生产与消费这一主要矛盾。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会转换，如今天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消费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国已参加WTO，经济正融入全球化过程，并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缺陷，这种影响还相当严重。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1998年为18%，2007年上升为38%左右。（2）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目前只占GDP的41%，而世界平均水平是59%，发达国家超过70%；工业占GDP的比重偏高，不仅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而且也高于发达国家当时的水平。（3）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份额偏低。1997年占GDP的53%，2007年则下降为41.4%。（4）与第三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是消费率偏低。消费占GDP的比重1995年为50%左右，2005～2007年则分别快速下降为38郾2%、36.4%和36.1%。在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条件下，国民经济易受外部经济变动的影响，造成重大的负面冲击：一是资源过度流入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工业部门，全社会利润/工资比例上升，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二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特别对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就业、社会保障、环保和社会公用事业等投入不足，就业机会减少，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难以迅速提高；三是易受外部世界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冲击。如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美欧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而内需市场又迟迟未能很好启动，加上前两个因素，使我国经济遭受到严重的影响，导致产品滞销，库存增加，产能过剩，消费不足，许多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生产与消费矛盾突出，消费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需求，包括国外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就影响了生产的正常发展。很清楚，实践已经反复证明，没有消费，或者消费不足，生产就难以为继，甚至无法正常进行。正是这样，党中央、国务院在大规模增加投资（中央4万亿元，地方18万亿元）计划并开始实施之后，又不失时机地果断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在努力稳定外需的同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一项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这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我国有条件也有可能这样做，并做得更好。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包括提高住房保障、公共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水平。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民生的改善。

第一，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本身将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社会保障包括：（1）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社会福利、救济、抚恤；（2）公共教育；（3）公共科技研究和技术服务；（4）文化和体育类公共服务；（5）环保和公用事业类公共服务，还要加上住房保障等方面。它涉及全国十三亿人和以万亿元计的资金，从而将大幅度扩大消费需求并形成庞大的市场。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2%，而日本社会保障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3郾7%，美国为16.8%，瑞典为32.14%。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但随着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三项比重都将会迅速提高，从而将大大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第二，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带动其他相关的和配套的消费，提高消费的需求层次。上述社会保障消费的满足及其水平的提高，必然引发一系列相关的和配套的消费，还会引发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满足，将带动保健、美容等方面的需要，公共教育需求的满足将引发人们对教育的更高要求，包括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更高需求，等等。

第三，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有利于稳定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敢于消费，放心消费。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既包括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也包括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从而消除人们对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水平将下降的担心，以及为了应对未来收入水平下降而不敢消费的心理。这样，由于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保障，而且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从而有利于稳定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就有可能把目前准备将来用于养老、看病、子女念书等积蓄的钱用于即期消费，也有利于把钱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甚至改变消费观念，更多地尝试信用消费。

第四，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大大强化分配的激励功能。养老金是退休职工劳动时期工资的延期支付，从而决定于劳动者劳动时期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你劳动时期提供的劳动数量越多，质量越高，缴费贡献越大，则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越多，因而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仅对退休职工是一项巨大的利好，而且将大大激励在职职工，使他们更加勤奋地学文化，学技术，提高自己人力资本的技术含量，自觉投入自主创新活动，为单位、为企业和国家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劳动。这是有利于人力资本成长和科技创新的重大举措。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我国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于人、人才的培养及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人力资本的成长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必将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回过头来又会推动内需的扩大，特别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如旅游休闲、保健美容、更好的教育和艺术享受、更优良的环境，等等。

第五，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加快农业、消费品工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换，从而将直接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并带动更多的消费需求。如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人均服务性消费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将大幅度提高。2004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1.9%，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2013元，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8%；36个中大城市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平均比重为29%，其中深圳、广州、长沙、哈尔滨、上海分别为37.9%、35.5%、32.8%、32.6%和32.3%。而美国和韩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70%，因而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也很高，美国2005[4]年服务性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9.0%，韩国为56.6%。这从侧面证明了我国扩大内需的空间很大，只要加快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换，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并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就能大大增强抗危机能力，大大提高国际竞争力，大大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性需求。[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3页。[3]周俊生：《端平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这碗水》，《上海商报》2009年2月4日。[4]引自陈宪、殷凤：《大中城市形成服务经济结构的若干问题》，载《发展·效率·公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提高老人健康保障水平的有效途径

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人均寿命普遍延长，老年人口不断增长。然而，长寿不等于健康，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医疗保障、生活照料等与健康相关的问题，给家庭、社会、国家造成很大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医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延长生命，还应给生命以活力和质量。因此，提高我国老年人的健康保障水平，对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社会有着积极的重要意义。一、老人健康保障的现状分析

1.老人健康保障的需求巨大

受人类生理机制的约束，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躯体功能则不断下降，日常独立生活的能力日益减弱。躯体功能障碍不仅给老人带来生活上的困难，还对老人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常常伴有孤独、空虚、寂寞、忧伤、焦虑、害怕、烦恼等心理障碍。根据2006[1]年对上海静安区和浦东新区部分老人的调查数据，受访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患病率、心理健康状况如表一、表二、表三。

如表所示，老人的健康一般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自然引起老人们的高度重视，有关健康保障的支出构成了老人消费需求中的最主要内容，并将不断扩大。

2.老人健康保障的供给不足

虽然老人健康保障的需求巨大，但供给相对不足。目前，老人健康保障主要由政府救助、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个人储蓄等渠道提供。其中，政府救助面对的是少数孤寡老人和低收入老人，数量极其有限；社会保险面对的是老人最基本的健康保障，远远不能满足老人们对健康保障的需求；商业保险一方面受保险公司缺乏相关保险产品的约束，一方面受老人经济条件的限制，陷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有关老人健康保障的供给表面上看似乎由多渠道构成，形成一张比较完美的保障网，实质上主要由老人自己的个人积蓄或子女的赡养构成，有效供给渠道比较单一；而仅仅依靠老人自己的个人积蓄或子女的赡养，对大多数老人来说，其健康保障水平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内需不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储蓄愿望强烈，储蓄率居高不下；而这背后则是人们对年老后的健康保障费用的担忧。由于老人的健康保障支出是一种刚性的硬约束，在其他渠道不明朗的情况下，只能靠个人储蓄来维持。因此，即使从宏观层面考虑，寻找一条提高老人健康保障水平的有效途径，也值得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这是全面提高老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二、微型保险的广阔前景

近年来，一种名为“微型保险”的保险产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并逐渐升温。微型保险是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是减轻贫困人群脆弱性，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微型保险以其公益性特征区别于传统保险，并逐渐成为一种扶贫开发手段，其目的并不是谋取纯粹的利润，而是不断开发较低保费的保险产品。它选择了传统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都没有完全覆盖到的低收入人群作为保障对象，将更多的低收入者纳入保障体系，为他们提供可以保障基本生存安全的保险服务，从而实现保障低收入群体和自我发展的双重目标。大多数老年人已退出工作岗位，经济收入明显下降，基本上被纳入低收入群体。因此，通过微型保险来提高老人的健康保障水平，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1.微型保险的定义及特征

对于微型保险，目前国内保险界还没有中国版本的明确界定，国际上的权威定义有两种：一是根据贫困扶助协商组织（CGAP）的界定，微型保险主要是面向中低收入人群，依照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及其所涉及成本按比例定期收取一定的微型保费，旨在帮助中低收入人群规避某些风险的保险。二是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界定，微型保险是依据公认的保险惯例（包括保险核心原则）运营的，由多种不同实体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保险。这意味着微型保险单下的风险仍需依照保险原则进行管理，并由保费提供资金。上述两种定义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关于微型保险的核心含义是统一的，即微型保险是一种在成本、期限、承保范围和供应机制方面适用于中低收入市场的风险分担性产品。它仍然需要按照保险原则进行管理，是一种保险衍生产品。

微型保险具有六个特征。一是价格低廉。与传统保险相比，价格低廉是微型保险最突出的一个特征，这也是微型保险能够打入低收入市场并且长期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二是保障对象具有特殊性。微型保险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的中低收入群体，但不包括无法负担较低保费的赤贫阶层。三是产品供给主体具有多样性。微型保险的供给主体包括各种社会经济组织，其中不仅包括商业保险组织、互助保险组织、自保组织，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互助组织等。四是保障风险的针对性。事实上，传统保险所保障的范围中，有些风险发生概率非常低，对低收入人群来说并不是优先关注的风险。因此，微型保险定位于低收入人群发生概率较高的风险，而且是一旦发生将会给低收入家庭带来毁灭性后果的风险，例如，疾病、死亡、残疾等。五是经营流程具有简单化特征。微型保险保险期限短，保障对象特殊，条款表述浅显易懂，核保简便，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使尽可能多的低收入人群买得起保险。六是最大限度的覆盖。由于保险额小、保费低，微型保险只能通过覆盖尽可能多的被保险人来有效地分散风险，通过规模创造效益。可见，微型保险作为一种新型的保险衍生产品，既有传统保险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也有着区别于传统保险的特色。

2.微型保险的理论基础（1）利基策略（niche strategy）理论。利基策略是一种边缘策略，即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确定产品发展空间。许多机构经过市场调研发现，中低收入群体对基本保障型保险服务的需求是现实存在的。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被排斥在传统的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他们刚刚脱贫或者处在贫困的边缘，缺乏抵御风险的经济手段和技术手段，很容易陷入贫困而成为赤贫者，急需某种生存保障机制。但是，传统的商业保险项目主要是针对社会中上收入阶层，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保险主要是针对从事稳定职业、有固定收入的社会“中间群体”，社会救助主要针对几乎无法维持生活的失业、伤残、核心赤贫群体，因而低收入群体对保障保险的潜在需求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无法完全获得满足。另一方面，微型信贷的快速发展催生微型信用保险的市场需求。随着农村金融的逐渐兴起，微型信贷项目蓬勃发展，配合微型信贷开展的信用保险成为规避贷款风险的有效方式，这类微型信用保险产品在孟加拉国推广十分迅速，保障了微型信贷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微型信贷可以帮助人们改善生活，微型保险则可以帮助人们保护所得利益。（2）金字塔底层（Bottom of the pyramid）战略理论。发展微型保险是部分保险公司发掘潜在市场、培养潜在客户的市场拓展战略。这个理论认为，虽然社会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很少，但积少成多，他们代表了一个拥有巨大利润空间的潜在市场。今天的中低收入群体有可能会在“明天”就走上康庄大道，消费惯性和感恩意识会使得他们成为更高级保险产品的购买者。保险公司通过产品和营销技术的创新、培养和发掘潜在的客户、塑造愿意承担责任的社会形象加强老客户的忠诚度，进而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企业利润，这正是每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企业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理念促使一些金融机构参与到微型保险的研究和推广之中，而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表明，微型保险的确为保险机构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特别是意外伤残、信用寿险和养老保障项目。

3.微型保险的经营模式

目前，国际上微型保险经营模式以“合作—代理”模式为主流。“合作—代理”模式包括一家专业的保险公司（如商业保险、互助保险机构等）和一家代理机构（如微型信贷机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中介销售渠道等）。专业保险公司负责计提准备金、开发产品、定价及满足官方监管要求，而代理方则负责销售、损失清算及促进风险、资源和专业技能从非正规渠道向正规渠道进行合理转移。在该模式中，微型保险的生产管理和市场交易管理分别由两类不同的市场主体来承担，代理人与合作方之间是按照合约安排建立拓展微型保险的合作关系。在这种专业分工条件下，合作方主要通过小组保单的形式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微型保险服务，而代理人则是微型保险产品的重要分销渠道。

其优点表现在：微型保险所兼具的公益性和商业性特征决定了它的持久经营既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也不能只交由商业保险组织来运作。“合作—代理”模式下，既有商业保险组织的专业技术支撑，又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和非政府组织发达的现有网络，降低了产品成本，产生了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减轻政府负担、创建保险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等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其缺点则有：首先，代理方一般缺乏相关的保险、甚至销售知识和技能，合作方需要进行一些基础的培训；其次，代理方同样是营利组织的情况下（如银行、微型信贷组织等），合作方需要向其支付佣金，这就增加了保险产品的成本；第三，由于该模式中有多方主体参与运作，代理环节过多，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如效率低下、信息传递缓慢、沟通不足、程序繁琐等问题，与微型保险的简便性要求不符。三、有效开展微型保险的三大原则

老年人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大部分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单一，主要来自于养老金，基本上是根据养老金数额来安排日常支出；而健康保障是一种消费幅度很大的支出，完全由老人自己承担是困难的，甚至会影响其日后的正常生活。政府对这部分支出应该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要政府完全承担也是不现实的。由企业、社会团体、慈善机构来承担这部分费用更是不着边际，他们只有道义上的关心，没有法律上的责任。因此，本文认为：老人健康保障的处理费用由任何一方独立承担都是不适宜的，应该走分散化的道路，由各方以保费的形式共同投入，并由保险公司来具体运作，分散风险，实施保障，也就是要大力推行微型保险。上海的“银发无忧”工程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充分说明了要有效开展微型保险，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原则。

1.保障性质上的公益化原则“银发无忧”工程是上海市民政及老龄工作实事项目之一，是由市老龄办牵头，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联合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共同为上海所有老年人提供健康保险的一项爱心工程。2005年一经推出，即深受广大老年人的欢迎。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保监会对这项创新型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为积极构建老人健康保障体系做了有益的探索。

长期以来，我国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到养老、医疗、社会救助、慈善帮困等保障，但有关老人的人身健康保险却是一个空白。保险公司出于风险控制等原因，设计和推出的人身健康保障险一般都把年龄限制在65周岁以下，即便以前有个别保险公司曾推出过针对老人的健康险，但由于参保费用高、理赔条件苛刻、参保老人少、保障范围小等原因，不能被广大老年人所接受，很快就从市场上消失了。保险公司作为风险经营单位，投保人的年龄越大就意味着出险率越高、风险越大，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发展历史短，经验及数据收集上还有所欠缺，体现在精算上就是不得不更加谨慎，这也是造成老人健康保险产品缺乏的重要原因。即使市场上有极少数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保险，但由于高风险和推广成本大，保险公司就不得不提高保险费标准，而绝大多数老年人很难接受高额保险费，结果造成参保人数越少、参保费用越高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这也是目前在老年群体中难以开展商业性的健康保险的关键所在。因此，纯商业性的老人健康保险在我国目前阶段，条件还很不成熟。“银发无忧”工程虽然由商业保险公司具体运作，但它是一项爱心工程，其实质是公益化的；而要达到公益化的目标，本文认为：（1）政府要积极提供服务。面对保险这种市场化运作的产品，政府的作用应该仅限于宏观管理，不应该参与其中，完全由市场去调节。但过去的实践表明，相对于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所开发的公益性特点明显的产品，如果完全由企业去实施、市场去调节，其结果往往是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手段，不断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来解决一些企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引入保险机制参与社会管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推进公共服务创新，对完善社会化经济补偿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银发无忧”工程的成功实施就是由上海市老龄办牵头、为企业搭建平台、提供服务而实现的。今后，政府的作用不但不能削弱，还必须进一步加强。（2）企业要突出品牌建设。按照现代营销理念，企业不仅应该而且有义务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但从过去的实践经验看，要么因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遭到市场和消费者的排斥；要么因找不准切入点，使得企业运行成本过高，结果难以为继。这次新华人寿上海分公司在推进“银发无忧”工程中，首先给该工程作了准确定位：它就是一项企业让利回馈社会，为老年人办好事、办实事的工程。要通过这样的举措，来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形象，营造先进的企业文化，并主动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借助于政府、社会的有效监督和管理，进一步规范服务。从事老人健康保险的公司一定要放眼长远，站得高，看得远，突出品牌建设，绝不要拘泥于经营利润上，而要争取多赢的结局。事实上，新华人寿的品牌效应已经有所体现，如果要让上海的老年人例举5家保险公司，那么大部分老年人必然会提到新华人寿。尽管“银发无忧”工程的赔付率远高于同类型险，但新华人寿的形象得到了提升，从中也实现了社会效益。（3）老年人要获得有效保障。“银发无忧”工程开展后，很大程度上帮助老年人及其家庭解决了实际问题；在老年人不幸发生健康保障事故后，新华人寿将理赔金及时给付了老年人或其受益人，给受到伤害的老年人及其家庭送去了所急需治疗或处理后事的钱款，同时也为他们带去一份社会关爱。对家境不好、无固定收入，以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及其家庭来说，这样一份保障显得弥足珍贵。老人健康保险要体现公益性，就必须在保险的各个环节满足老人们的意愿，尤其是在理赔这一环，除了恶意骗保的情况外，在条款的掌握上尽量宽松点，向老年人提供切切实实的经济补偿。上海的“银发无忧”工程之所以能成功实施，并能进一步发展，就因为在上海市老龄办的关心和支持下，新华人寿在理赔上全面贯彻了这一精神，让很多老年人及其家庭深刻体会到保险的风险转移功能：当老年人发生了健康保障事故后，能及时、方便地获得保险公司提供的经济补偿，在一定程度上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弥补了损失，较好地解决了实际问题。

2.保费投入上的分散化原则

老年人发生健康保障事故后，必须及时实施救助、治疗，但无论是救助，还是治疗都会形成相应的费用，因而如何筹集这部分费用是能否及时处理老人健康保障的关键所在。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老年人健康保障的处理费用由任何一方独立承担都是不适宜的，应该走分散化的道路，由各方共同投入，并由保险公司来具体运作；也就是说，由社会各方以保费的形式投入保险公司，组成保险基金，再由保险公司来具体运作，承担对健康保障费用的补偿责任。这样，老年人健康保障费用的分散化就具体化为保费投入的分散化。（1）政府的投入。政府对老年事业的发展负有完全的责任，当然也包括对老人健康保障的责任，因而要求政府投入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根据上海目前的情况，政府至少可以在以下两方面有所考虑。一方面可以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孤寡伤残老年人直接投保，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部分老人是老年人中的困难群体，虽然一直受到政府的关心与帮助，但仍然最经受不住意外的冲击，生活能力最差，也就最需要保障，政府为他们直接投保，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都比较明显，性价比极高。另一方面可以在适当时机为更多的老年人投保，比如在发放老年人春节补贴时，增加一份健康保险；虽然这一方法的保障力度较低，但社会影响极大，也是对保险公司的有力支持，无论对政府形象，还是企业形象的提升都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2）个人的投入。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保险费用理应以个人投入为主，花钱买保险，是保障其个人的利益。虽然老人健康保险具有较多的公益性，但仍然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因而仍然要坚持个人投入为主的原则。保费要为大部分老年人所承受也就成为我们设计保险产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哪个产品大部分老年人都无法承受，那这个产品必然要被淘汰，无法在市场上立足。个人投入也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由老年人自己投保，只要安排得当，从中拿出几十元去投健康保险是完全能够承受的，基本上不会影响其日常生活，上海“银发无忧”工程的成功实施，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完全能形成一种以个人投入为主的投保格局；另一方面由老年人的小辈们投保，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人们判断一个人品质的重要方面，因而作为小辈一般都愿意为老年人做些什么，而投保老人健康保险是一种既实惠、又时尚的消费行为，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这可是个人投入的重要渠道。（3）企业的投入。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已经从单纯追求经营利润转向企业形象建设、品牌建设上来，也就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强调社会效益，而老年事业又极具社会效应。一般讲，企业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都愿意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上海的“银发无忧”工程每份保费20元，其中由新华人寿上海分公司赞助10元，老年人仅需支付10元，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除了保险公司，老年人退休前的所在单位，或者是全市的退管系统也应有所作为，为老年人的健康保险作点贡献。（4）社团的投入。社会团体、慈善机构等都应该为老人健康保险作点贡献，尤其是慈善机构更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地为老年人投保。上海老年基金会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在“银发无忧”工程的第一年就为上海的孤寡伤残老年人投保，第二年又扩大了投保范围，为老年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虽然社团投入是辅助性、赞助性的，但只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并拿出实际行动，那老年人健康保险的投保费用就会大为改观，进而为老人健康保障奠定坚实的财力基础。

3.经营运作上的商业化原则

老人健康保险虽然要突出公益性、强调社会效应，但它是由商业保险公司来具体运作，而商业保险公司是经营性企业，它不可能仅仅从社会效应上考虑，因而坚持老人健康保险的商业化运作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从中也能看到，突出和坚持老人健康保险在性质上的公益化和运作上的商业化是保证老人健康保险，也就是微型保险成功实施的两个支撑点，缺一不可，上海的“银发无忧”工程的成功实施，就是较好地保持和平衡了这两个支撑点。因此，坚持经营运作上的商业化，是为老人健康保障提供补偿费用的基础性措施。（1）产品要更加对路。企业要卖出产品，产品是卖给消费者的，只有消费者接受了产品，产品才能实现价值，企业才能获取利润；而要消费者接受产品，产品必须符合消费者的意愿与要求。保险产品也是如此，因而如何使保险产品符合老人们的意愿与要求是保险公司进行产品设计时最为关键的要求。保险公司需要从以下方面考虑。第一是市场的细分。至2009年底，上海的老年人有300万之巨，这么多老年人不可能只有一种意愿与要求，因而必须按一定的标准把老人们分成若干个群体，形成若干个子市场；在每个子市场中，老人们的意愿与要求比较一致而得到凸现，企业才能设计出有针对性的产品来满足老人们不同的意愿与要求。因此，必须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再设计出有针对性的不同产品来由老年人自主选择投保。第二是利益的满足。消费者发生购买行为，表面上得到的是产品，实质上要的是利益；老人们投保后，要的绝不仅是一张保单，更是一份保障利益。上海“银发无忧”工程所体现的保障利益目前还比较单一，虽然在第二年增加了骨折津贴，但仍无法满足老人们的利益要求，比如对护理的要求。因此，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老人投保的利益所在，并在最大限度上满足这种对利益的要求。第三是服务的体现。现代产品的概念是广义的，它不仅指产品的本体，还包括大量的延伸服务，而这些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又构成了产品的价值，成为市场竞争的焦点。因此，老人投保后，保险公司在老人出险后进行理赔的基础上，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服务工作，如咨询、访问、宣讲等，让老人们觉得这一投保值得，是货真价实的，能体现全方位的服务。（2）宣传要更加到位。宣传是企业营销组合中的重要一环，产品不经过广泛的宣传，消费者连知道都不知道，谈何了解；如果对产品不了解，又怎么发生兴趣、产生偏好；如果没有兴趣与偏好，又怎么让消费者去接受它；因而产品宣传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老人健康保险虽然有政府的极力推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保险公司要紧紧抓住这一优势，全力配合政府，积极投入产品宣传。为了让宣传更加到位，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观念的转变。中国的老年人一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对商业活动比较鄙视，尤其是商业保险。前段时间，保险业出现一些不良事件，这使老年人感到惧怕，避之不及。因此，更需要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来让老人们真正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养老单纯依赖政府和社会的观念，在当前多种保障体制并存、现有保障体系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老年人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自己主动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进而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是一项不错的选择。参加商业保险，尤其是政府倡导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微型保险，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老年人的利益，从而提高老年人参加健康保险的积极性。第二是力度的加强。虽然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社区服务热线等作了宣传，还特意将活动的意义、投保流程和理赔说明等内容制作成一张DVD，专供具体操作人员学习和掌握，但力度还不够，覆盖面还不广。保险公司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一步加强宣传的力度，要让社会公众都能了解，提高社会关注度。第三是对象的拓展。既然我们坚持老人健康保险的保费投入分散化，那宣传对象也应该分散化，不能仅仅局限在老年群体中。比如向政府进行公关，让政府直接为老年人投保；又比如向年轻人进行宣传，为长辈投保。这是一条极其有效的途径，只要措施得当，应当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3）渠道要更加畅通。渠道是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路线，对老人健康保险这种小额投保，渠道必须畅通。要让人们能方便、快捷地实现投保，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举措，而上海“银发无忧”工程在这方面还大有改善的余地。第一是范围的拓展。目前“银发无忧”工程的投保主要通过社区和退管系统，其实在这基础上还可大大拓宽，完全可以借助银行、邮局、便利店等平台来开展这项活动，也可以利用保险代理人主动到社区开展工作。总之，要让人们能就近、方便地实现投保。第二是手续的简便。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愈来愈普及，完全可以做到手续的最简化。保险界也有这方面的先例，如中国人寿保险的出境旅游意外险，就是买卡在网上注册就行了，那老人健康保险也可仿效。第三是期限的灵活。目前上海的“银发无忧”工程实行的是一年一保，而且是一个期限，从10月到次年的9月。还可以再灵活点，比如，中秋、春节都是小辈看望老年人的大好时刻，能让小辈买卡为老人投保既实惠，又时尚；又如，政府在春节期间要发放节日补贴，也是为老年人投保的时机。因此，投保的期限要尽量灵活点，如果做到随时随地都能投保，那必将有力地推动老人健康保险的快速发展。[1]引自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2006年度课题报告文集》的《纯老家庭老年人的生存状况和身心适应》。

发展中国老龄产业的理性思考

按照现今国际社会较为通用的三次产业分类标准，老龄产业的称谓非常特殊。它以人口年龄为划分依据，界定了一个具有为老服务共同特征的跨行业、跨部门的综合产业群。由于国外并没有老龄产业的提法，只有“银发产业”或“健康产业”等概念，所以国内理论界对老龄产业的界定尚存歧义。要发展老龄产业，首先要认识老龄产业。一、老龄产业的经济学阐释

老龄产业是老龄事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它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借助社会资金参与老龄事业，满足老年人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改革行为。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都以老年群体为对象，为老年群体提供与生活保障相关的各种制度、设施、物品、服务等。当这些内容由政府承担时，我们称之为老龄事业；当这些内容通过市场提供时，我们称之为老龄产业。老龄事业是公共管理的政府行为活动，老龄产业是经济单位的市场交易活动。

老龄产业不同于老龄事业，福利性不是唯一特征。从总体看，老年人群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老龄产业是一个带有公共性、福利性特征的领域，福利性和微利性应是老龄产业的显著特征，是老龄产业和其他产业的主要区别。既然是产业，就要依赖市场，就不能过度强调福利性而忽视其盈利性。实际上，老年群体是个消费需求多样化、多层次的异质消费群。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的老年人口，在老年产品的需求和消费能力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沿海等发达地区，部分老人有消费能力，部分孝敬老人的年轻人更有消费能力。近几年来，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积极参与老龄产业领域的现象，并且已经出现不少成功经营老年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实践证明，有些行业完全可以走市场化运作模式。只将优惠政策和法规给予本质上属于老龄事业范畴的福利性的、非盈利的老龄产业，排斥那些以纯粹民间资本涉入老龄产业（包括老年产品、老年住宅、老年旅游、老年服务等）的企业的做法值得商榷。

我们建议，从竞争性和非竞争性角度研究并引导老龄产业发展。目前，人们对老龄产业的分类一般都从老龄产业所涉及的行业来划分，通常划分为健康服务业、家政服务业、日常生活用品业、保险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和娱乐业、教育产业、咨询服务业和其他特殊行业等各个方面。这种划分虽然能看到老龄产业涉及的具体行业，但对深化理论研究、制定发展战略、实现政策指导意义不大。我们认为，不妨根据老年产品的市场属性将之划分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如果是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直接提供，至少也是市场提供政府购买，通过民政等部门免费给老年人提供，纳入老龄事业范畴；如果是私人物品，应该由市场提供，老年人按照市场价格获得相应产品和服务；如果是准公共物品，既带有公共性又带有私人性，老年人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获得的由特定组织或团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都可以进入市场。发展老龄产业应当是指政府从“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两个领域退出，让位于市场。由此，我们可以把老龄产业分为两大类，即老龄产业非竞争性行业和老龄产业竞争性行业。非竞争性行业提供的老年产品和服务属于准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市场机制在该行业容易“失灵”，该行业不容易在市场上得到充分的经济补偿和完全的价值实现，企业参与处于“无利”或“微利”状态，如老年公益服务设施、社会养老机构等，它们偏重于社会利益，具有较多的正外部性。此时，可以由政府直接提供，也可以让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照顾等公共财政措施引导市场提供，以满足市场的有效供给。竞争性行业提供的老年产品和服务则类同于一般产品和服务，它以盈利为目的，所提供的老年产品或老年服务能在市场上得到完全的价值实现，只要经营有方，很可能获得正常利润，如老年日常生活用品、老年家政服务、老年娱乐活动、老年保健服务等。现在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愿意投入老龄产业，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政府妥善转变了政府职能，更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政府是在通过老龄产业的发展来解决原本应该由政府出面解决、而又无力解决的中国老龄问题，而是该行业本质上属于竞争性行业。只要引导得当，完全可以纳入正常的市场交易活动。

基于对老龄产业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老龄产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它涉及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是一个依据消费人群年龄特征来划分的综合性产业部门。当今，推动老龄产业发展的现实意义表现在：

第一，人口老龄化挑战迫切需要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之所以会兴起，并引发广泛研究兴趣，关键在于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根据《上海市2005年老年人口信息》，截至2005年末，上海市户籍总人口为1360.2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6.37万人，比上年增加5.59万人，占总人口的19.5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3.67万人，占总人口14.97%。比较保守的测算，如果每人年均收入为1万元，总和就有266郾37亿元的市场需求规模；如果以2/3的收入用于即期消费，上海一年的老年需求就有178亿元之多。只要存在庞大的老年需求，老龄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第二，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亟须发展老龄产业。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一是依赖物质消费方面，如老年人需要的食品、服装、住宅、运动等市场；二是依赖为老服务的各种劳务市场，包括旅游娱乐、托老所、敬老院、居家老人的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劳务服务。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前，低水平的市场均衡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全面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要求，只有实现与社会经济全局发展同步适应的高层次市场均衡才是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也才能满足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所提出的新的更高的市场要求。因此，老龄产业发展面临的实质问题是：如何将老龄产业从低水平的市场均衡向更高层次的市场均衡方向推进；如何瞄准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这个终极目标。

第三，应对经济全球化亟须发展中国自己的老龄产业。

银发产业在国外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他们国家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然而，在中国老龄产业虽然面对着巨大的潜在老年需求，但发展十分缓慢，缺乏投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谈不上创业的激情。面对国外发达的老年市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我们可以推知外商也将会盯准中国这块“蛋糕”，竞相来中国投资。如果中国的老年市场上出现国外厂商的大规模进入，则初期的高利润必然会流入他们的腰包，那时中国厂商只能望洋兴叹或尾随其后赚取微薄利润；如果中国的老年人一旦消费外商产品形成习惯后，外商将拥有一大批忠实的消费者，那时中国厂商再去赢得老年人青睐就会变得艰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亟须发展中国的老龄产业。现在，已有经济学家认为，“老年经济”将继“假日经济”之后成为中国又一个新经济增长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巨大的老年需求存在，企业终究将踏上开发之路，为自己寻找新的经营空间；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旦国内老年市场成熟，中国商家也可以以物美价廉的优势进军国际市场，从而建立国外信赖的品牌，促进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二、阻碍老龄产业发展的症结所在

目前，中国老龄产业发展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老龄产业的认识缺位和支持错位并存。

长期以来，政府认为解决困难老年人问题是自己的分内事，采取既管又办的全包全揽的方式。在决策中，一提到老年人往往就局限于提倡尊老爱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救济、帮困、献爱心”等概念，较少意识到市场供和求本身，没有清晰看到老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误认为政府不应该参与和介入企业的市场运作，实际上停留在吸引企业参与老年人慈善活动的态度对待涉老产品和服务的企业的无所作为阶段。不难发现，一些关于老年产品的展销会、博览会之类的活动，往往都是由非政府机构主办，政府的经济主管部门较少牵头，更乏有对扶持政策和导向服务的深入研究。比如：上海某区在区内某商业街举办过几次老年节活动，希望将此路办成集购物、休闲、保健、咨询于一体的老人一条街，给老人们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理念。由于没有相关职能部门的实质性政策的大力支持，活动重点只好停留在单纯的助老献爱心活动上，最终因缺乏市场内动力致使老人一条街的计划流产，最后演变为建材装饰一条街。对老龄产业认识的缺位导致对老龄产业的支持错位。这表现在过多地支持老龄产业非竞争性行业，过多地看重于社会效益，过多地担当了市场供给的角色，而忽视了对老年市场的引导和培育。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更不排斥政府对老龄产业在经济上的资助，反而认为经济资助是老龄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只是反对把它作为唯一的支持因素。

第二，供给方的市场意识薄弱与获利心态浮躁并存。

市场意识薄弱、营销观念滞后是中国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传统体制的惯性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所至。他们更热衷于追逐已经形成的、看得见的市场，而不善于、更不精于去引导和开发潜在的、还看不见的市场。比如，在老年保健品上，投资决策“一窝蜂”，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不少企业，尤其是本身就在市场经济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正在努力地向市场经济的要求靠拢，适应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但从总体上说，还是远远不够，仍是我国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一种主要障碍。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的我国消费品市场在改革开放后，主要由需求拉动而得到振兴，客观上存在较多的获取较高利润的机会，从而助长了企业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这种心态对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既扼杀了企业的市场开发能力，又减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而对老龄产业发展的阻碍更为严重。中国老年人除了稳重、保守、固执、理智外，还具有勤俭、节约的消费心理特征。这种心理轻易不会改变，并顽强地在他们的消费行为中得到体现。由于老年市场一般不存在高利、更不存在暴利的机会，因而为急功近利的企业所不顾，从根本上缺乏发展老龄产业的动力。这也正是目前我国企业很少进入老龄产业，即使有少量企业进入，也很快退出的根本原因。由此造成了老年市场上一种独特的现象，供需双方都在抱怨，需方抱怨买不到称心的商品，供方抱怨找不到如意的市场，构成了老年市场的一个“怪圈”、一个“死结”。

第三，需求方的消费观念落后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

老年需求的特征表现在：老年消费的支付能力相对较弱，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老年消费的控制力相对较强，俭朴自持、知足常乐消费观念普遍；老年消费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大，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得老年人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提高；老年消费的需求弹性相对较高，如果寻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商品宁可减少消费。仅以养老机构需求和供给为例，根据《2005年上海老年服务需求专题调查》报告，从需求上看，上海老年人口迅速增加导致“人比床多”，但受传统观念、经济条件等限制，对养老机构的有效需求不足。在受访的1096名被访者中，42.7%的受访老人选择居家养老的原因之一就是养老机构收费太高，有61%的老人希望每月养老机构收费低于800元，能够接受1600元以上费用的老人不到2%；有9.7%的老人表示愿意到机构养老，但在未来五年中能够将这种意愿转变成现实的老人仅占其中22%，也就是说受访老年人中仅有2.1%的老人是真正有明确意愿进入机构养老的。三、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对策思考

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为中国老龄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和外在条件，但是如何把握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商机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议题之一。不少学者认为，作为中国最早步入老龄社会的城市，上海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实践和探索，可以为全国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示范模本。鉴于此，我们结合上海老龄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分析发展老龄产业的相关对策。

第一，积极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缩小老年群体贫富差距。

长期以来，上海市政府对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高度重视。特别注重总体人群和特殊人群收入水平的调整。如：2006年8月24日宣布从7月1日起，2005年底以前已按城镇社会保险相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照企业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将按规定增加养老金。增加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有普加和特加两个方面。首先是普加养老金，普加养老金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和往年一样，每位企业退休人员每月增加养老金55元；另一部分是再按照本人连续工龄（以下简称工龄），每满1年增加1元，上海退休人员的平均工龄为30年，平均增加额为30元。在普加养老金的基础上，继续实施养老金的特加政策。也就是说，继续对年满7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实施养老金特殊增长办法。具体办法是：70至74周岁的人员，按照本人工龄每满1年增加1元；75至79周岁的人员，按照本人工龄每满1年增加2元；80周岁及其以上的人员，按照本人工龄每满1年增加3元。这种做法正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力求缩小老年群体的贫富差距。

第二，积极调整老龄产业结构，引导非竞争行业快速发展。

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已不再仅仅以高速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满足人们需求的不断变化。老龄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应当以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1）要调整“重有形、轻无形”的市场结构，鼓励市场多提供为老服务产品。鼓励发展老年特殊家政服务、老年家庭医疗、老年家庭护理等无形服务产业；鼓励老年人对高科技消费的向往，通过无偿提供培训、实习等手段，提高老年人对高科技产品的消费能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从2001年至2005年，中国60岁以上网民数量及其占全体网民数量连年上升。2005年，全国老年网民达到了121.8万。上海的“老小孩”网站就是看中了这样的市场，大胆开辟国内老年网络经营新模式。该网站的创始人吴含章摸索了一套适用于老年人的网络教材，当他发现老年人对“博客”也感兴趣时，马上又在老小孩网站上推出了“博客”。（2）要调整“重低档、轻高档”的市场结构，鼓励市场多提供“质价比”高的产品。老年产品的升级换代需要一定的支持，尤其是政府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政府可采取政策性优惠贷款方式或税前还贷等方式，对专门从事老年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在技术支持方面，采取由政府低价提供技术或专利的方法，支持老年相关企业产品的升级换代。2006年4月，一个以居家养老为概念的房地产项目“亲和源”康桥老年公寓在上海南汇开工，该项目是上海建桥集团和康桥镇政府联合投资的，为上海首个大规模高标准老年公寓。它的建成使用已得到政府、社会各方面的全力支持。（3）要调整“重实用，轻专用”的市场结构，鼓励市场多提供老年专用的产品。发布政府相关科研机构对老年问题的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对老年用品的科研活动给予有效支持，采取政府有偿购买社会研究机构的有价值成果，然后免费向社会广为公布的做法，鼓励企业在获取技术的条件下，积极投资老年产品的生产。（4）要调整“重治疗、轻防护”的市场结构，鼓励各级医疗机构专门开设“外延医疗”项目。广泛开设专科门诊，开展针对老年人的送医上门服务；或对有条件的老人实行专职家庭医生制度；或利用社会已有的公共服务设施，适当投资建设特殊医疗设施，将医疗机构与老年人家庭连接起来，最大限度为部分经济条件优越的高龄老人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全天候家庭式医疗照顾。上海实施的“安康通”、“阳光”紧急救助网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老年人只要在家里按一下紧急呼叫装置，就会有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服务或代购商品，让老年人能极其便利、快速地实现消费。（5）要调整“重保健、轻文化”的市场结构，鼓励市场提供多层次的老年文化服务。有调查显示，上海市近266.7万的老年人，只要人均用于文化娱乐（茶馆、电影、戏院等）的消费量达到月均10元钱（普通老人均可承受的支出水平），每年就能创造出90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第三，积极承担信息中介职能，消除供求信息不对称。

竞争性行业发展必须以市场的完善为基础，政府应从供求两方面加强引导，严格市场管理，从单纯提高老年福利总水平为目标的“终端支持”模式转移到以提高老年市场活力为目标的“中间支持”模式，促进老年市场的自我完善和繁荣，最终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直接完成老年福利总水平提高的任务。政府应积极承担老年市场的信息中介职能，提供充分信息，消除供需双方之间的相互误解，解决老年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1）要为需求方提供信息服务。政府和相关权威部门应积极充当市场供求的中介角色，能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为老年消费者提供相关产品信息，诱导潜在消费能力的提高。从需求方面看，不少老年人信息闭塞。他们的消费信息多来源于熟识老年群体内部的信息交流，且信息认知度较高。所以，由政府或相关权威部门充当“信息发布员”的角色，不仅使信息传播面更广，而且更有利于引导出更大的消费量，推动老年市场的发展。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有一个“老年广场”的栏目，很受老年朋友的欢迎，它成为帮助老年人获取消费知识和商品信息的一个良好平台。由于媒体的行业特点，这样的节目运作成本不会太高，成本主要集中发生在信息搜集和验证上，而这些工作又可以与政府有关机构（如质量技术监督局、老龄委、老年科研中心等政府机构）联合开展，经费不足部分可以由广电事业费适当补助。除了媒体以外，还可以利用其他多种形式，如到社区召开信息发布会；通过宣传纸、宣传册进行信息传递等。比如：上海交大的迷你型的“昂立一号”以其外观小巧、容量适中而粘住了外出旅游的老年顾客，但就是因为宣传不够而影响不广，难见销售热潮。上塑十七厂有一个“免蹲盆”，能解老年人上厕的不便，很有针对性，同样也是因为企业对产品的宣传不力而迟迟打不开市场，紧锁深闺之中。后来还是上海老年用品商店获此信息，带产品上社区进行宣传，才迎来了一天销售七八十只的可喜场面。（2）要为供应方提供信息服务。政府和相关权威部门应当为老龄产业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合理鼓励和引导企业投资老年市场，并对企业生产方向和规模给予信息指导。从供应方来看，一般而言，市场中绝大多数企业没有看到老年用品市场的巨大潜力，认为老年人收入低，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低，不看好老年用品市场；有些企业虽然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但认为市场条件尚不具备，风险过大，因而普遍持观望等待的态度，希望政府牵头动作起来，然后他们才来跟进；商家普遍持有“老年相关产品的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等错误观念，误认为老年市场发展只是政府公益方面的事，商家介入必然无利可图，等等。因此，政府在老龄产业发展的启动阶段，可以适当增加一部分政府投资，以利于投资“乘数效应”的发挥，或由政府给予企业适当的优惠政策，对社会投资方向作必要的引导；也可以在老年市场信息提供和交流方面发挥必要的纠正作用，增强企业投资老年市场的信心和耐心。政府可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大宣传力度，让市场充分了解政府积极鼓励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倾向，间接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比如，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定期组织较大规模的老年商品交易会或贸易洽谈会；委托有关政府科研机构经常进行老年消费市场调查，将调查结果广为公布；对企业进入社区专门进行老年用品和服务的宣传活动提供便利并取消行政性收费；继续坚持定期召开老龄产业全国研讨会，在与会代表的安排上，除邀请有关专家学者之外，还可以邀请一些企业家到会，会后应将有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通过有关媒体向社会广为公布，在舆论宣传上作好基础工作，为有意投资老龄产业的企业家提供较为充分的市场研究资料，从而为社会资本介入老年市场作好辅助工作。（3）扶持和培育专业中介信息经纪人机构。老年市场的供需双方都有消除供需双方之间的相互误解，解决老年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需求，政府除利用公共资源为双方提供直接的信息服务之外，也可以参照演出、体育、美术等行业的经纪人功能，扶持和培育老年市场的专业中介信息经纪人机构。上海市老年学学会所属的上海为老健康俱乐部成功介入社区老年活动室的管理，运用市场运作方法，构建诚信准入机制，将企业涉老产品和服务引进社区，在供需双方之间搭起“绿色”通道，实际上担当了一个专业中介信息服务经纪人的功能。这个经验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消除老年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责任，不仅是政府要承担，也可以扶持新兴的市场运作机构来承担。

第四，积极提高管理水平，严格整顿市场秩序。（1）加强资格认证，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对进入老年相关行业的企业资质等条件作出明确规定，符合条件者才允许从事老年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经营，并定期检查和考核，不合格者被逐出。（2）加强价格管理，对少数老年专用的特殊必需用品实行严格的价格控制。一方面，老年人的消费习惯非常谨慎，收入低但对“质价比”要求特别高，普遍对商家持“提防”态度；另一方面，老年人的消费鉴别能力非常有限，很容易受价格欺诈，为此，由政府应对一部分商品实施价格管制，以保护老年消费者利益。（3）加强质量管理，实行规范严格的质量检查或抽查制度。严格市场秩序，净化消费市场环境，杜绝商业欺诈，释放老年消费群体购买力，以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4）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政府要退出垄断地位，不能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对不同经济成分的为老服务和产品实行“国民待遇”，形成“不求所有，只求所用”的良性竞争机制。

第五，积极倡导竞争机制，为企业搭建良好平台。（1）变直接管理为间接引导，倡导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政府对老龄产业发展的管理方式可改直接干预为间接引导，改帮助为服务，改直接给予为间接推动。首先，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可搞活养老产业的投资。政府要支持各种投资的养老机构，让老年人在家庭养老、异地养老、旅游养老等多样化的选择中感觉到幸福。上海市民政局领衔的“十一五”期间养老机构发展研究课题已明确指出：“老年公寓的基本定位则可以是产业化的”，这意味着养老产业的市场会越来越大。其次，政府可以采取将多年无偿投资建设起来的公益性设施和公益活动场所低价提供给老年用品专业化经营企业，支持老龄产业的发展；也可以鼓励预算单位（行政事业单位为主）将闲置场所低价提供给本单位下岗或离退休人员，实现企业化运营。将公益设施建设和管理运作与支持老龄产业发展联系起来，让“公益”与“私益”结合运作，以此促进政府老龄公益事业发展的具体化、生活化和产业化，使老年公益场所真正成为老年人的生活文化娱乐中心。（2）变单一经营为专业经营，倡导连锁化的发展模式。连锁化经营模式是比较适合老龄产业“微利”现状的一种较好的市场运作模式。首先，随着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将逐步提高，这对企业具有较强的诱惑力；其次，连锁化经营对企业经营成本的下降以及经济效益的增长有直接的推动；最后，从老年消费者来说，极为便利的购物条件（品种齐全的专业商店、近距离到达、有竞争力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他们的购物热情。因此，应鼓励老年专用品和服务的市场专业化、连锁化供应方式，改变“散”而“少”的局面。政府对专业从事老年用品的专业生产企业和专业销售企业可以在工商、税务等方面给予适当的优先或鼓励措施。（3）变独家生产为共同开发，倡导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鼓励老年用品生产企业积极研制和开发老年用品，并使相关企业在保证现有产品质量的基础上从政府部门获得提高产品质量的诱发动力和相应回报，对外部性强的老年用品的科研开发给予政策支持和保护。利用现有基层政府机构、社团、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福利设施和人员条件，充分发挥其贴近老年人、了解老年市场的优势，将启动老年市场的具体工作下放。鼓励基层政府（如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社团、社区、社会组织和单位利用已有的公益条件或单位福利设施、机构和人员，组织老年人的集体消费，充分利用并发挥现有相关社会组织或机构（如工会、退管会）的功能与作用，从基层启动老年市场。比如，在旅游淡季组织价格相对较低但质量标准相同的老年旅游团；鼓励老年人利用自身特长，为其他老年人提供有偿服务，如邻里内部的家政服务；鼓励单位自行举办小规模离退休人员集体消费活动，不仅可以获得相对较低的价格优惠，还能享受商家供货到家或供货到单位的服务等。

保障我国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偿付的审计策略

养老保险基金是一项用以对老年人提供物质补偿的专项基金，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它为构建和谐社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但资金筹措、保值增值和监管机制三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本文基于监管机制出发，以审计作为养老保险基金安全运行保障的必要手段为起点，通过分析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现状与审计缺位问题，提出了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今后的发展策略。

2010年1月29日，全国老龄办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据报道，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郾5%。10年来，我国高龄人口增加了近一倍，跨过中度老龄化门槛的地区进一步增多。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21.6%，部分大中城市核心区和部分地市老龄化程度也相继超过20%。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陈传书表示，在过去的2009年，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有新的突破；然而，在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面前，我国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任务依然艰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战略还缺乏全面准备等问题。陈书记的话意味深长。众所周知，我国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的一项改革是将现收现付制向预筹积累制养老保险模式转变，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也随之开始显现化，我国改革前积累的资产远远低于应支付的当前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之和，两者之间的差距构成了我国养老基金巨大的隐性债务。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字显示，至2008年底“空账”已经达到1.4万亿元。这一令人震撼的数字表明我国已经面临了巨大的隐性养老保险债务，需要社会各界积极探索养老保障的途径和方式，竭尽全力从多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危机。一、审计是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基金制模式，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建设，对人民老有所养以及稳定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与改革都有积极意义。

作为一种金融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的建设需要解决三方面的核心问题：资金筹措、保值增值和监管机制。审计就是监管机制中一种强有力的监管手段，能够监督资金的收缴、管理和运营，保证资金筹措的安全有序，为资金的保值增值提供适当的建议，维持和促进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健康发展，防范隐性债务危机。重视养老保险基金的审计，就等于重视基金本身的建设。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国家和企业按照现收现付模式筹资。1997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定额决定》，最终形成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式确立了养老保险金制度由现收现付向基金积累的转轨。

随着养老保险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预筹积累制的转变，所形成的隐性债务具有静态和动态两种特征：从静态看，隐性债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老人”（新制度实施前已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二是“中人”（新制度实施前的在岗职工）个人账户“视同缴费年[2]限”的养老保险基金债务。由于转轨前实施的是现收现付制，“老人”的个人账户内没有基金积累，“中人”个人账户内的基金积累严重不足，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的规模极为庞大，光靠“新人”和未退休“中人”缴纳的资金不足以支付“老人”和已退休“中人”的养老金，只能从社会统筹基金向个人账户透支。从动态看，隐性债务还要面临一系列货币性风险，包括随通货膨胀和工资增长而增加的养老[3]金。

无论是从静态隐性债务规模还是从动态货币风险，都可以看到，养老金当前支出和未来支付都存在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养老保险基金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隐性债务的静态特征要求基金的收缴、管理与使用必须保证安全，不得发生挤占挪用的状况。隐形债务的动态特征要求基金除了安全保存，还要实现保值增值，以适应货币性的增长需求。在这样迫切的形势下，保障隐性债务偿付的审计应当成为当前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建设的一个重点。审计运用鉴证、监督和评价三大功能来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

从安全性来讲，由于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会计制度很不完善，需要审计对财务信息予以鉴证和监督。此外，有关养老保险基金的法制建设尚且薄弱，现实中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问题不断，挪用挤占基金的现象层出不穷，在缺乏法制监督的情况下，需要财务审计这类监管手段予以干涉。从流动性来讲，由于养老保险基金需要实现保值增值，必须进行投资。但是，一旦投资的资产配置不合理，如投资证券却“套牢”，养老金的流动性就会大大下降，由此增加了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偿付风险。因此，需要经由审计手段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进行监督，以防止出现威胁流动性的盲目投资。从盈利性来讲，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不仅要实现保值，还要实现一定规模的增值。如果投资的项目盈利性太小，即使流动性不受威胁，也无法面对隐性债务的货币性风险。一旦发生大规模通胀或工资增长，就会导致未来支付危机。因此，通过审计及时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项目进行评价，能够保证养老金的增值规模，克服隐性债务未来支付风险。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现状与审计缺位（一）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对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做到专款专用。但是，养老保险基金所属的管理中心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直属事业单位，承担着很多行政职能，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基金常常会被当作“准政府资金”支配使用。

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保部所属的承担多项行政职能的管理中心兼职[4]管理，这种管理存在着三个具体问题：第一，由于是兼职管理，缺乏专业素质，各地区的社保管理工作重心都往往放在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上，对于相应的审查、核算、合理的分配投资比例都不够重视，疏忽基金的增值需求。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行政管理和投资管理是合二为一的情况下，由于管理人大多为政府主管机构，缺乏专业的投资人员，没有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养老基金，投资效率和收益水平必然都比较低下。2001年7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首次投资中石化股票，就在账面上出现了2.4亿元的亏损。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基金营运的经验已经证明，由专业性机构负责管理的养老保险基金，其效益要远远高于由政府机构负责管理的养老保险基金。来自世界银行1997年的报告可以佐证，在1980～1990年的10年间，私营管理的英国、美国、荷兰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收益率分别为8郾8%、8.0%、6.7%；而公营经营的美国老年遗嘱保险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肯尼亚、厄瓜多尔、埃及、委内瑞拉、赞比亚、土耳其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收益率分别为4郾8%、4.6%、3.0%、0.3%、-3.8%、-10.0%、-11.7%、-15.3%、-23.4%、-23.6%。因而，在公共养老保障体系中，政府职能应该由直接包办养老基金投资运作转为投资运作的监督和管理。第二，各个社保管理中心各自为政，养老保险基金缺乏统筹管理，无法协调地完成宣传、登记、征缴、管理、投资运营、信息公开、发放等互相连接的工作。第三，由于国家政策的疏忽，行政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有时甚至明知故犯。因为承担了多项行政职能，往往还借助职务之便挪用挤占资金，发生养老保险基金违纪现象。（二）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中的违纪现象

我们国家养老保险政策1997年是个分界点，当时国务院出台了26号令《退休福利计划的会计和报告》，全国各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及缴费比例归于统一。虽然各地不规范使用、挤占挪用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有几个轰动社会的养老保险基金挪用、违规使用的大案。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共同起草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但并没有对投资方式进行严格的法律监管的细则，而且社保管理中心在实际管理中存在普遍失职，养老保险基金在运营中出现了许多挪用、挤占现象与不合规则、钻空子的投资，存在的违纪问题比较多，许多问题还比较严重，在社[5]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以下列举一部分经由审计查出的违纪案例。

1.挤占挪用现象

1990年，辽宁省大连市财政局借用养老保险基金5500万元用于吃水工程，到1997年为止，仅还款2000万元，仍有3500万元未还。

1992年，陕西省咸阳市统筹办注册成立“咸阳市统筹办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实际动用养老保险基金850万元。

1994年，海南省社会保障局从各市县筹集养老保险基金3000万元，用于三亚凤凰机场建设。

1993年至1995年，上海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利用管理下属社会保险机构管理费之便，从养老保险基金中挤占管理费820万元。

2006年9月，上海爆出社保基金挪用案，涉案官员数十人，挪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及失业保险基金等约32亿元。

2007年2月，广州市政府承认超过10亿元的社保基金被挪用。案件爆出后，6.6亿元的养老保险基金和2700万元的工伤保险基金至今没有收回。

2.不规范投资现象

1991年，天津市劳动局动用养老保险基金2500万元入股交通银行，1992年天津市社会保险公司成立后，先后动用养老保险基金2905万元投资入股。

1991年至1995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劳动保险事业局用基金购买地方债券2520万元。

1993年，辽宁省劳动保险公司从8个地市筹集养老保险基金470万元，专门成立运营科搞投资。

2004年3月至10月，河北省劳动保障厅两官员将本处管理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4000万元分六笔委托亚洲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国债，并擅自与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允许该公司使用上述资金用于证券交易，导致该巨额基金至今无法追回，使国家财产和民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2006年10月，上海市继陈良宇贪污案之后，上海国际赛车场的总经理郁知非非法挪用养老资金投资房地产和高速公路建设，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34亿元。

2007年6月间，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先后立案查处了一起某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李某挪用农保基金炒股案，其中李某挪用本村的农民养老保险费达104万余元，因炒股累计亏空40万余元。

层出不穷的养老保险基金使用、投资的违纪现象，进一步说明了各地区社保管理中心的失职，也说明审计监管对于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运行与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三）审计的缺位问题

对于养老保险基金审计，目前我国以查漏补缺的财务审计为主。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近年来，这种传统的财务审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协助查处了大量养老保险基金的挪用挤占个案，其中不乏涉案金额上千万、上亿的案例。然而，传统审计是以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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