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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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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与媒介：移民融合中的传播与社会化问题试读：

庄曦是我的硕士及博士，也是我当下的同事。

我和她的交集，始于1999年，那时她还是南师大的一个本科生，其间加入我的国家项目“苏南农村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调研。参与这一国家项目调研的本科生很多，有200余人。学生们热情很高，然而大多学生旨在完成老师分配的任务，极少学生从中发现可以研究的方向，庄曦是“极少学生”中的一位。如她所说：“渐渐在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博士阶段开始关注流动儿童与媒介的研究问题，并形成了延续性的关注与成果。”可见在做学问方面她是个有心人。

庄曦不仅有心，而且颇具研究力。我的第二个国家项目“传播媒介对‘三农’的作用及指标体系研究”结项并付梓时，在专著的“后记”中，对参与课题的硕士及博士生分别给予过褒奖，对庄曦的评语是：“当指标的设立处于一种‘山重水复’的状态时，庄曦往往会突然提出一个很有创意的概念，令研究进程得以‘柳暗花明’。她的聪[1]颖与研究能力是显见的。”

本专著源于庄曦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流动儿童的媒介使用及其社会融合影响研究”。2016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了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结项评审结果，该项目被同行专家鉴定为“优秀”。这一成绩的获得，显示了她的研究能力。

同时，本专著出版的意义也是必须给予肯定的。

当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由“单身迁移”转向“举家迁移”，由“临时的循环迁移”转向“事实”或“合法的永久性迁移”。迁移模式的结构性变迁使农民工二代问题逐渐凸显。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二代往往会陷于“非整合”的“陌生人”困境，如何加快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进程，使他们在城市语境下真正融入社会之中，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众媒介在流动儿童的生活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化角色，媒介作用的发挥从社会认知的发展、社会网络的构建、身份认同的形成等方面，直接影响着流动儿童群体社会融合的程度。庄曦的研究立足中国的本土化语境，结合移民的社会融合以及大众媒介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这双重视角，就流动儿童这一群体的媒介接触活动及其社会融合情况做出调查与分析，探讨了流动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从主体角度对流动儿童的现实需求做出了集中表达，由此创建出从媒介对个体社会化影响的角度来推进移民二代社会融合的研究路径与框架。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角度的切入均以推进移民二代社会融合为目标，研究的问题及研究目的极具积极意义。

研究成果以动态地调研追踪流动儿童群体认知、社交发展的状态，进而回应微博与微信等社交类媒体相继崛起、互联网在青少年成长中的卷入度越来越高的媒介及使用群体的变迁、发展等问题。专著中，作者指出流动儿童在与城市社会的文化融合、结构融合、心理融合中，主要会遇到三重困难：一是文化资本的累积遭遇现实障碍；二是同伴交流呈现非平衡性特征；三是自我同一性发展需求与社会排斥的碰撞易发危机。为此，专著从社会融合角度出发构建了流动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的三个向度的研究框架：在文化融合的向度上，围绕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榜样学习与自我效能探讨媒介对流动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影响；在结构融合的向度上，考察同伴交往渠道的多寡等现实因素对流动儿童媒介交往热度的影响以及流动儿童的媒介使用行为对其现实社会关系网络发展的作用；在心理融合的向度上，探讨大众媒介的认同赋予与流动儿童自身的认知及表述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从中解读了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困境及其弥合途径。

研究成果突破了原先大众对流动儿童的某些刻板认知，在流动儿童的媒介使用特征、互联网背景下流动儿童交往网络的新格局、社会舆论的“他者”书写与流动儿童的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研究角度及结论。比如：

研究认为，流动儿童在现实媒介的话语实践中并不仅是一个被动的接收与解码者，在流动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媒介并非绝对强势或独立地发挥作用，在媒介使用的过程中，流动儿童积极介入传播话语实践，尝试冲破歧视知觉，建构自我。其中，个体主观向上的驱动、外部的社会干预对于传播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此外，流动儿童群体并非标签式的媒介暴力易染者，在他们身上呈现亲社会、高警惕性以及“第三人效果”的特征。只有当先验式的外赋身份与自我认知之间的张力过大而无法调适时，部分流动儿童才会出现诉诸非主流文化途径的弱者的抵抗。

为此，在涉及流动儿童的媒介素养问题时，应突破关于该群体的刻板定位，正确引导并运用灵活的传播方法，增强自我效能，方能促进该群体的发展与融合。

研究成果最后从儿童发展的健康生态入手，结合政府、社区、媒介、学校、家庭五个层面的考量，为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政策制定、社会干预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实践建议。

专著持论严谨中肯，对研究媒介与农村问题的后继学人而言，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一方向的研究，一定会有可继续深入与拓展之处，所以，在寄希望于这一研究能为各位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的同时，也希望庄曦能以此书的出版为基础、为动力，再攀高峰、更攀险峰。

为学生的专著作序，是件很高兴的事，高兴他们的成长，高兴他们从青涩的学子到成熟学人的华丽转身；也很感慨，感慨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肩负的压力，尤其是女性，为师为生，为妻为母，各个角色都得用尽心力，每个角色即便用尽心力也未必成功，而庄曦在每个角色场景中，似乎都游刃有余。多年与她产生交集的我，深知其中的不易，深知她在其中心血的付出。但，也正是这不易，调动了她的潜能，激活了她极大的应对张力。相信未来一定属于他们这些有应对张力的年轻人。

是为序。方晓红2016年10月18日于书斋

[1] 《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人民出版社，2008。第一章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及数据方法一 研究背景

传统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人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孤立的社[1]会圈子。村庄的生活曾经是封闭、集中且较为平静的。在这里，各类传统与惯习为群体内成员提供了日常所需的指引。人们的交往通常建立在面对面的基础上。地缘、血缘等因素互相交织，逐渐构成了同区域内较为固定的生活习惯、交往途径以及社会关系网络。

近现代阶段，工业化的推进以及城市化的发展逐渐引发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人口的流动亦与之交织在一起。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殖民力量的渗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农村的离心效应凸显，城乡之间的区隔在一定程度上被打开；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局初定，在以农为本、发展工业的格局下，从最初一系列城乡户口登记制的制定，到1958年1月9日我国第一个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2]记条例》的通过，以户籍分割为特征，城乡之间再次呈现二元隔离的状态。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基于市场经济以及城镇化发展的进一步需要，有关流动人口的政策又逐步呈现由紧到松、由排斥到接纳、由无序到渐进规范的趋势。

根据我国流动人口政策的变化，大致可将1979年之后流动人口政策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是控制流动阶段（1979～1983年），这一阶段流动人口的政策在于维持现有的户籍制度，提出就地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让农村户籍人口不得随意流动并进入城市；二是允许流动阶段（1984～1988年），这一阶段人口流动政策开始松动，允许部分农民工在维持原有户籍身份的前提下进城务工；三是再次紧缩流动政策阶段（1988～1991年），这个时期城市中企业改制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工人，同时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城市就业压力陡增，流动人口政策再次紧缩；四是宏观调控流动阶段（1992～2000年），这一阶段政策主旨是鼓励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五是积极引导流动和接纳阶段（2000年至今），对农村户籍人口的务工开始采取积极引导的政策，城市开始以接纳的态度对待农村户籍人口的进入，并[3]逐步引导其向市民化的道路发展。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4]题”。这一提法将流动人口政策推向了另外一个高度。

一边是逐渐松动的政策，一边是在乡村积聚已久的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这股“推拉”力量作用下，大量农村人口快速流入城市，构成省内、省际人口流动的绝对主力。正所谓蓄之愈久，其发必速，“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三普’、‘四普’和‘五普’的我国大陆地区省际流动人口总量分别为0.0657亿、0.2125亿和1.2亿。而‘六普’所处的2010年，省际流动人口数量更是达到了 2.2亿，与‘五[5]普’ 相比增长了82.9%”。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2004年出版的《世界城市化展望》中对中国未来城镇人口进行了预测，根据其预测，2020年中国总人口预计将达到14.3亿人，其中7.66亿为城镇人口，[6]6.64亿为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3.6%。

汹涌的民工潮成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呈现的奇景，其从一开始就隐寓着社会变迁的历史意蕴：既参与社会变迁，又承担变迁的后果。由于大量城市流动人口的出现，社会原有的“二元结构”已无法赋予他们明确的身份定位。身份边缘的模糊与交织构成了民工群体认知的迷思，伴随而来的是茫然、痛苦与安全感的缺失。

诚然，若把城市化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参考指数来考量我国近年来的发展建设，或许能得到很多令人欢欣鼓舞的数字，但发展的代价永远是由人类群体来付出与承受的，流动人口，尤其是本身正经历着关键的发展、形塑的流动二代，他们身上的承受之重，需要抛开现代化的华丽外壳去近身感知与把握。1.进城务工者迁移模式的结构性变迁使流动儿童规模膨胀，且在迁入地的居住时间延长

昨天，有人要问我是谁/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被城里的孩子笑话/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一路鸣着喇叭/不是开着本田就是开着捷达/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一路都不说话/埋头蹬着板车裤腿沾满泥巴……

2007年央视春晚上最让人动容的节目当数诗朗诵《心里话》，当一群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流动儿童用稚嫩的童声轻轻吟诵《心里话》，追问“我是谁”时，他们及其父母的生存现状真实地呈现在亿万电视受众面前。

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经济条件的改善，连同众多复杂的农村与城市推拉力量的共同作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由“单身迁移”转向“举家迁移”，由“临时的循环迁移”转向“事实”或“合法的永久性[7]迁移”。流动人口的“家庭化”倾向催生了流动儿童这一新的社会群体。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在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举家在外务工的劳动力人数达2430万人，其中随父母进入城市的6～[8]14 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约有643万人。苏杨、肖周燕、尹德挺在《中国流动人口管理报告》中提到，2005年，全国14周岁及以下[9]的流动儿童规模达到1833万人。2013年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国内流动儿童数量正大幅度增长，规模为3581万人。多数流动儿童属于长期流动，平均流动时间为3.74年。此外，大龄流动儿童增速最快，规模已达1128万人，[10]比2005年增加429万人，增幅为61.43%”。

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具体探讨流动儿童在迁入地的平均滞留时间，但学者周皓曾从流动儿童在迁入地的居住时间以及在迁入地出生的流动儿童的状况这两个方面综合考察并提出，“在流动儿童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动儿童在迁/流入地居住的时间也随着其父[11]母（流动人口）居住时间的延长而延长”。流动儿童在户口登记地以外地区的流动并不像人们假设的那样是暂时的，而是一种长期流

[12]动。在这种新的人口迁移结构性变化趋势下，流动儿童问题在有关农民工的问题谱系中开始不断凸显出来。

在当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语境下关注农民工问题，我们不仅要着眼于其当下的生存状况，更应该关注他们的明天——农民工二代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变迁是否导致了家庭和代际变迁？”或者“这种变迁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还应包括“这些变迁产生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些在此刻尚是儿童的男性与女性，其未来的生涯与当下社会变迁的联系何在？”等问题。笔者选择了一种追踪社会变迁对生命历程的影响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取向的基本要点可从托马斯的经典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与F.兹纳涅茨基合著）中管窥一二。托马斯将他的分析目光集中于社会结构和人格之间的关系上，为研究个人与环境之间的断裂或不协调之处确立了令人信服的案例。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系教授G.H.埃尔德非常推崇托马斯对于“生活经历”这一发展性概念（developmental concept）的重视，并对托马斯对于生活记录和生活史的运用表示赞赏。G.H.埃尔德曾以加利福尼亚大学奥克兰个人成长研究机构的档案数据为支撑，以“大萧条的孩子们”为主题，考察了大萧条前出生者家庭生活的变迁及其后果。该项目从1931年启动，到二战时期，战后的40～50年代，再到60年代，一直追踪研究加州奥克兰的“大萧条的孩子们”，并根据“经济受损”“危机或困境”“适应性”“关联和出生组”这几个概念来进行比较。这项研究把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与有关个人经历、取向和行为的详尽的纵向研究数据结合起来，证明了大萧条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孩子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贯穿于其整个生命历程。他以如此强烈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为导向，坚持几十年的精耕细作，让人在心生敬意的同时，不禁心向往之。这也催生了本研究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动态考量流动儿童现实处境的想法。从历史的语境、个人的社会结构位置来记录生命的历程，跟踪展示其认知、社交的状态，方能得到最为扎实的理论积累与响亮的现实回应。2.流动儿童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间遭遇的“移民困境”，不仅是流动儿童的问题或者流动人口的问题，更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与良性发展的重要问题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沃思曾把“人口异质性”列为“城市性状态”重要变量之一。高度的社会流动是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个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接纳能力和流动人口自身融入所处环境的能力大小不仅是衡量现代社会对外来事物是否开放的标准，而且是一个城市发展[13]潜能的体现。

双重文化的适应或整合往往被看作移民心理幸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城市新移民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同时从两种文化中获得资源。有学者将那些能够有效地将“留在移民团体”和[14]“进入主流社会”整合在一起的青年称为二元文化人。但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要达到二元文化的天然融合极其不易，移民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即移民在迁入后一般会有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等生存状态。

在流动儿童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该群体与迁入地的人与社会的接触、认同与融合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儿童的移民文化身份通常具有“混杂性”特征：一方面是为了现实生存对迁入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潜意识中对迁出地文化的记忆和保留、对迁入地文化的抗拒等，甚至始终处于二者相互矛盾的“中间状态”。对身处流动迁徙中的儿童来说，如缺乏有效的指涉架构作为行为指导，就会产生不安全感、无肯定感等不良情绪。

2005年，广州市教委对城区10所中小学校共计1200名流动儿童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流动儿童在广州居住已超过5年，近三成出生在广州，但仍然有33.1%的孩子常常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有20.9%的孩子对自己外地人的身份存有自卑感，患有“城市畏惧[15]症”。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城市生活适应性”课题组对北京市13所学校的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3.7%的流动儿童感到北京人对外来打工人员不[16]友好，40.0%的流动儿童感到北京人歧视外来打工人员。2012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儿童慈善需求研究报告》指出，全国14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的数量达到1833万人，有三成的流动儿童曾感到压抑和被歧视。

上述调查数字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城市移民并不会与原有社区天然融合，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其中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处于青春期的流动儿童，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17]对于作为“边缘人二代”的该群体而言，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自身感知的落差，带来的不仅仅是畏惧心理，更容易形成自闭心理、仇恨心理等。随着这些流动儿童的成长，种种不健康的心理还可能发生特定的“变异”，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未来的稳定与发展格局。

移民二代的社会化困境这一命题不禁让人联想到2005年法国移民聚居区发生的移民后代骚乱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引入了大量移民，并为他们建造了廉租房和廉价房，移民聚居区形成了一个个与主流社会隔离的小社会。人口密度大，移民众多，失业率高，使这些地区逐渐成为贫困、犯罪、吸毒、“被遗忘者”与“被损害者”的代名词。在政府提供的公共移民住宅区内，15岁至25岁青年的失业率高达40%。2005年，移民区的两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在变电站遭到电击死亡。之后，该地区数以百计的青少年焚烧汽车、垃圾桶，[18]打砸店铺，并与警方发生冲突。这次骚乱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这些出生于法国、成长于法国的年轻“法国人”认为自己没有被当成法国人，没有得到作为法国人理应得到的教育、就业等各种机会，[19]甚至没有作为法国人的身份。这次骚乱可以看作法国移民融合问题的一次显性爆发。这一事件对我们处理当下国内流动儿童与社会关系问题具有警示意义。

总的来看，流动儿童面对的真正困境是因文化差异和缺乏平等机会而形成的弱势效应。他们随父母来到城市，部分脱离了原有的社会角色、支援系统和社会网络，此时重新界定自我角色，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完成阶段性的社会化进程对他们而言尤为重要。如何加快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进程，使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真正融入社会之中，是个亟待解决的社会议题。而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对该问题进行解读与分析或许将为我们提供一条有效的路径。3.探究流动儿童的媒介使用情况以及媒介在流动儿童社会融合过程中的角色担当成为当务之急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过程本身也是这些儿童的一个早期社会化发展的过程。流动儿童是儿童中的一个亚群体，尽管其生存环境存在特[20]异性，但其发展仍遵循一般儿童的发展规律。随着认知发展理论的兴起，儿童发展理论在其研究路径上经历了由单向决定论向交互决定论的转变。从交互决定论的角度来看，个体的发展是其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人会不断成长并积极主动地对环境进行试探，然后自我调适以达到适应的状态，其间，环境的特性也是不断变化的，个体与其所处环境形成一个总体系统共同作用于儿童的发展。当下，流动儿童所处现实环境主要由学校、家庭、同伴群体构成。除此以外，还有一重看不见的“拟态环境”同样弥漫在他们的周围，近乎全程地介入他们的社会化进程。这就是由传统的大众媒介以及赛博空间所搭建的环境。

当流动儿童行走在城乡边缘时，社会构型的场域落差对其在城市生活中所经历的社会融合造成了多重影响，而其中大众传播网络架构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个人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习惯的过程中，大众媒介参与了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塑造。在媒介接触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农民工子女媒介素养研究”课题组曾于2008年发布了调研报告《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媒介素养差异比较》。调查得出，当被问到业余时间做什么时，大多数孩子的第一反应都是“看电视”。每周上网达到3次以上的流动儿童占18.1%，而每次上网时间超[21]过4个小时的流动儿童占到15.9%。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亦显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以及各类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推出，网络在青少年社会化中的卷入度越来越高。

大众媒介对于流动儿童社会化的意义首先是通过电视、书籍、报纸、网络等媒介内容的表现，为儿童提供了一幅现实生活的图画，帮助儿童构筑一个“现实”和“完整”的世界；其次，大众媒介为儿童提供了一种社会规范或规则，儿童从中观察、感受和学习到共同信仰、传统生活方式、语言、道德生活规则等，从而明确了社会规范、角色和等级的利害关系，理解了自己的地位和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儿童逐渐建立了关于现实世界的概念和信仰；最后，大众媒介传播，尤其是新媒体，拓展了儿童的交往渠道以及交往经验，尽管其中部分经验最初只存在于虚拟之中，但其最终有可能影响儿童的现实行为。

把握流动儿童对媒介信息的接触、认知特征，将其与城市儿童的状态加以比较，从拟合与差异中来解读流动儿童的群体特征、传播网络特性等问题，这将为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政策制定、社会干预等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二 相关文献综述1.主要概念界定（1）流动儿童

关于“流动儿童”这一由社会变迁而衍生出的新群体，目前尚无完备、统一的定义，国内被引用较多的界定方式为以下几种。

①“所谓流动儿童即城市流动人员的子女、打工者的‘第二[22]代’。”

②“所谓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移居城市上学的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子女，它与父母进城务工就业而将子女留在家乡的‘留守儿童’相[23]对应。”

③“所谓‘流动儿童’，是指那些在家乡或者在父母打工的城市出生，不具有所在地城市户口，而被留在父母打工的城市生活、学习的农民工子女，是与那些因父母进城务工就业而被留在家乡的所谓[24]‘留守儿童’相对应而言的。”

④“流动儿童少年是指6至14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25]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

随着“流动儿童”的研究逐渐增多，人们试图在各种定义中寻求共识。综合各种概念的诠释以及对客观现实的观照，可以看到，国内有关“流动儿童”的定义大致落在这样一个界定范围内：在家乡或者在父母打工的城市出生，不具有所在地城市户口，而被留在父母打工的城市生活、学习的农民工子女，他们属于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年龄在6周岁至14周岁之间，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

截至2013年底，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文献研究中，除“流动儿童”这一称谓外，“外地民工子弟”“流动儿童少年”“打工族子女”“进城农民工子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流动人口子女”“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子女”“流动民工子女”“农民工城居子女”“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等名称都曾被用来指代这一群体。但“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子女”“打工族子女”这些说法的指代都略显宽泛或模糊，或是没能把随父母迁徙至城市的“流动儿童”与身处老家的“留守儿童”加以区别，或是将“二代民工”与“民工二代”的概念未加区分地加以应用；而“外地民工子弟”“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流动民工子女”“流动人口子女”“进城农民工子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流动儿童少年”“农民工城居子女”等说法在学者研究中被采用的频率不高（如图1-1所示）。因此，在本书中仍将以“流动儿童”的称谓来统称这一群体。图1-1 “流动儿童”各种表述方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截至2013年底）“高级检索”-“篇名检索”中呈现的结果（2）社会融合“大多数移民在家乡是农民。在他们那个小而封闭的村庄，生活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固定而平静的。习惯和传统提供了日常生活应急所需的一切。行为建立在面对面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谈话和邻里间的闲话。……而这里（城市）人们关系疏远，缺乏传统，人[26]口流动快，所有事情都在变动之中。”外来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适应环境的动态变迁，实现与城市社会生活整合，一直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

在社会学语境中，人们通常以“社会适应”或“社会整合”这两个概念来讨论流动人口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但逐渐有学者质疑，这两个概念，前者难免线性论与单向论的思维，后者难免宏大叙事的理论倾向。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式的关系，城市以其特有的架构维持着相应的行为指涉，流动儿童则以一种主体的姿态在城市空间中存在并发展，并为城市的建构增添新的内容。流动儿童不是单向、被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城市也不是简单地排拒或接纳，双方都在不断调整各自的行为与观念。若使用“社会适应”的说法，容易忽视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成员这两个能动主体的主体间性。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践”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27]所规定的行动者。“社会整合”的概念对应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在功能主义的发展中，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功能学说颇具代表性。帕森斯曾在研究中努力回应一个问题：社会系统是怎样解决自身的整合问题的？在最抽象的层次上，帕森斯定义了人格系统整合到社会系统的两种机制：一为社会化机制；二为社会控制机制。社会化机制是将文化模式（价值观、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内化到人格系统，从而制约其需求结构。通过这个过程，行动者愿意把动机的能量施加于角色中（因而愿意信守规范），并给予角色必需的互动技能和其他技能。社会控制机制则涉及地位-角色在社会系统中被组织起来以减少紧张和越轨的方式，包括许多特定的控制机制，如制度化、仪式活动、安全阀结[28]构、再整合结构等。“社会整合”在功能框架下主要指的是社会组织运用各种方式以及手段来促进社会一体化的进程，这与“社会适应”中的个体单向、线性的努力形成了互补，有助于理解社会成员与社会系统间的主体间互动。但亦有学者对“社会整合”背后宏大话语的理论倾向做出批评，如赖特·米尔斯认为“整个系统性的东西并没有被用于更准确完整地表述有重要性的（可为人们认识到的）新问题。它并不是出于如下需要而发展，即飞到高处片刻来更清楚地观察社会世界中的某个东西，以解决某个问题——这个问题可根据历史现实得到陈述，在这一历[29]史现实中，人与制度有他（它）们具体的存在”；“宏大理论家实际上是在构造一个概念王国，这个概念王国排除了人类社会的许多结构性方面，排除了被人们长期以来正确认识为理解人类社会必不可少[30]的方面”。

国内长期专注于流动儿童研究的社会学者王毅杰提出，由于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具有双向互动性以及分层性的特征，用“社会融合”一词来表达流动儿童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既可以克服“社会适应”视角下线性、单向理解的矛盾，又不至于失之“社会整合”[31]类的宏大趋向。

1921年，帕克和伯格斯对“社会融合”的概念做出了界定，在他们看来融合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群体逐渐形成对其他群体的记忆、情感和态度，通过共享（不同群体）经[32]历和历史，各个群体最终融汇到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就帕克而言，“社会融合”是将少数族裔带入美国主流社会生活的社会过程，[33]这一过程是种族关系的最后一个阶段。帕克对于种族关系的发展周期做出了接触、竞争、适应、融合这四个环节的划分：首先，迁移使得移民和迁入地社会的居民发生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各种力量的矛盾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中凸显并激化，竞争随之发生；接下来，随着力量的此消彼长，种族关系进入相对稳定的调适期，此时，外部宏观社会架构作用于关系的平衡之上，各种族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及各自对于种族关系的共识逐渐成形；但最后，种族间的个人联系有可能突破既有框架的限制，促使种族关系进入融合的阶段。

帕克之后的学者大多强调社会融合中互动、多维、动态的成分。施科瓦兹维勒（Schwarzweller）提出，“社会融合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与某个群体的内聚性，表征的是个体在某个群体中的参与程度和认同[34]程度及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佩里（Perry）把“社会融合”解释为一个多维度的、动态的和结构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是融合的整体驱动力量和状态，中观层面是指城市的反映，微观层面指的是个体生活在社会整[35]合中的效率和效果。斯科特（Scott）从情感融合和行为融合两个方面来具体阐释社会融合，指出社会融合包含情感、行为两个维度，情感融合包括个体在组织内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及其实现；而行为融[36]合则强调人际交往频率和强度。

学界对于“社会融合”的界定多由社会系统及行动个体的动态互动入手，而政界的解读则透露了更强烈的实用主义立场。欧盟在2003年的一份联合报告中，从决策层面对“社会融合”做出了更类似对策式的界定：“社会融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被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并享受正常的生活，以及在他们居住的社会被认为应该享受的正常社会福利。社会融合要确[37]保他们有更多的参与生活和获得基本权利的决策机会。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移徙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较为具体的移民社会融合路径：“移徙的成功在于移徙者和东道社会的相互适应。为了完成这一适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尽早促进移徙者在居留的目的地国融入当地社会，符合移徙者和东道社会的最大利益。融入社会的基石是平等待遇和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融入社会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有能力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准入劳工市场和就业、熟悉风俗习惯、接受东道社会的社会价值、有可能与直系亲属相伴或团聚和有可[38]能入籍。”

国外学者在谈及社会融合时，多是以种族关系为前提展开。国内学者则倾向于结合中国国情特色，从城市外来新移民的角度，从城乡分隔中解读“社会融合”的含义。王桂新、王利民提出，“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以及户籍制度的影响，数量巨大的城市外来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上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职业从农业到非农的转变，但是身份上还是农民，存在难以融入城市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困难。因此对中国城市化程度的衡量，既要考虑数量，也要考虑质量，更不能忽视数量巨大的城市流动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只有把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作为城市化率衡量指标的有效补充，才能更为准确[39]地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但国内外关于社会融合的研究及论证之间亦存在相通性，正如张文宏、雷开春所言，“社会融合的概念是作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学关怀而提出的，无论是对那些远走异国的国际移民来说，还是对我国特有的社会底层劳动力流动大军和有制度保障的政策移民而言，相对于本地居民，他们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弱势群

[40]体”。

任远、邬民乐是国内学者中较早对“社会融合”做出界定的两位，他们给出的“社会融合”的定义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41]会为目标”。任远在2010年与乔楠合著的《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一文中，将“社会融合”进一步具化为“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对城市未来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相互作用和构建相[42]互关系的过程”。

北京人口研究所的学者嘎日达和黄匡时在对“社会融合”概念进行归纳的时候，指出有关融合的下列观点得到更多社会融合研究者的赞同：①融入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它是一个对现状一直进行挑战的动态过程；②社会融合既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③没有人可以通过强制力量达到社会融合，社会融合不仅是制度性的，同时也是主观性的融入；④社会融合是多维度的，包括经济融合、政治融合、社会融合、制度融合、文化融合以及心理融合；⑤社会融合是多层面的，既有全国范围的社会融合和城市范围的社会融合，又有跨国家的区域社会融合；既有宏观层面的社会融合和中观层面的社会融合，也有微观[43]层面的社会融合。

综合前人对于“社会融合”概念的诠释，可以得出：“社会融合”是基于社会学关怀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抑或不同文化之间互动、适应的过程，其表征的是个体在某个群体中的参与程度、认同程度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概念的具体表述各有侧重，但他们在“社会融合”的界定中都颇为一致地强调了融合的互动性、多维性、动态性以及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实践可能。这样的理解免去了“社会适应”之单向效应以及“社会整合”之宏大话语的嫌疑。故本书将使用“社会融合”的概念，来对流动儿童这一移民二代的状况做出具体的解读。2.流动儿童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近20年的研究中累积了不少成果。本书尝试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其他相关著作的考察，来把握前人研究的脉络。

正如前文所述，在现有文献资料中，除“流动儿童”这一称谓外，“流动儿童少年”“流动人口子女”“进城农民工子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农民工子女”“流动民工子女”“农民工城居子女”“外地民工子弟”“打工族子女”“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等名称都曾被用来指代这一群体。因此，本研究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截至2013年底）“高级检索”之下的“篇名检索”一栏中分别用上述语词进行了多次文献搜索（利用“高级检索”中的“篇名”来进行检索是为了避免利用“主题”或“关键词”等方法检索造成的结果间的重复性累加）。最终检索得到相关文章5619篇，其年度分布如图1-2所示。图1-2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截至2013年底）“高级检索”-“篇名检索”文献检索结果

由上述研究篇数的年度分布可见，有关流动儿童这一群体的理论探讨逐年增加，且近期较为集中。从具体文献来看，1994年之前，有关“流动儿童”的学术文章很少，且多涉及公共卫生门类，主要探讨的是流动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的管理。从1994年开始，逐渐有学者文章开始关注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较早涉及流动儿童问题的报刊[44]文章包括《飘流的花朵——打工族子女教育备忘录》《招收流动[45]人员子女入学，全面普及义务教育》《流动的孩子哪上学——流[46]动人口子女教育探讨》等，这些文章多从流动儿童入学难问题入手，探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对策。

1996年至2006年期间，中央先后颁布了9项关于解决流动儿童就[47]学问题的政策或措施。其中，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发布，明确指出，“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首次明确提出“两为主”政策，为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48]这一期间，有关“流动儿童”的学术研究逐渐铺开，但仍是主要集中在人口学以及教育学领域。

2001年4月，以“我们拥有自己的权利”为主题的第一届中国儿童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将“流动儿童”归于困境儿童系列，并就其失学、辍学、社会安置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学者们逐渐达成共识：流动儿童问题虽是我国农民工问题的派生问题，但流动儿童在移民环境下的成长以及发展态势有着独特之处。2001年底，邹艳娟在《中国青年报》发文指出：要注意流动儿童的社会心理素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可能会趋于“激进”化，进而对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影响。此后，来自更多学术领域的学者开始把研究目光投向该群体，有关流动儿童的学术文章数量呈明显上扬趋势，且2003年之后，有关流动儿童的研究，已经从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逐步扩展到了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合等多个流动儿童发展方面的问题。目前，国内关于流动儿童发展问题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心理以及社会融合这三个方面。当然这里对于三类研究的划分是较为宽泛的，事实上这些研究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理论以及行文论说中亦常有交叠。此处划分的用意主要是为了概括地呈现。

一是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

这类研究最初主要围绕教育公平和教育权利的问题展开，以保障儿童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为出发点。1994年，来自天津河北区教育系统的华耀龙撰文提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区流动人口不断增多。其中，全家来津打工经商的占有一定的比例。如何解决这样的家庭子女的入学问题，从全国角度看，这就给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提出了不可回避而又必须解决的新问题。”[49]同年，龙腾华在个案调查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在宣传和提倡救助老少边穷地区的穷困孩子时，是否也低下头来就近看一看那四处流荡的‘准城市小居民’。打工族在用他们最宝贵的青春期艰难地创造着城市的现代化，推动着城市的向前发展。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城市或者[50]在农村都有权利接受教育，新一代的文盲再也不能产生了。”这类文章开启了有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

2000年，学者韩嘉玲在区域性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北京市[51]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这是国内第一个较为详细、完整的关于流动儿童受教育情况的报告。2003年，张秋凌等学者在北京、深圳、绍兴和咸阳四个城市对流动儿童、家长和学校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结果表明，城市环境给这些流动儿童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有利因素，但流动儿童入学难、升学难、受歧视现象普遍存在，大城[52]市流动儿童的处境令人担忧。从边缘人角色的转变以及社会流动向上渠道的疏通等角度分析，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利应受到重

[53]视。

之后，部分研究文章开始转向流动儿童整体学习状态的分析。这部分研究既有宏观述评，又包含了区域性的调查。有学者从宏观统计数字入手展开研究，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2002年全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资料，揭示了我国流动儿童的总量规模及其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状况，分析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提出与一般学龄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入学率、在[54]学率明显偏低。有学者发现，学习的不连贯性以及地点的不稳定导致部分流动儿童成绩滑坡、丧失学习兴趣，入学延迟、辍学等问题[55]相当突出，且农民工家庭对其子女的教育功能明显弱化。有学者从教育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角度入手，结合对于北京部分学校的区域性调查，对流动儿童的学习状态展开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得出流动儿童就其整体而言学习成绩较差、学习成就不高的结论。尽管影响儿童学业成绩的主要原因在于儿童自身的各种特征及其家庭背景，特别是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但是学校特征，如学校平均SES和班级规模等将通过儿童自身及家庭的特征，间接地影响到学生的学业成绩，并改变儿童特征对于学业成绩的作用强度。这意味着教育资源在学校[56]之间的不均匀分配也会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一种生产机制。

另有一类研究则是从流动儿童学校的办学模式及其发展入手来做相关探讨。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流动儿童学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二是同质化教育与融合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三是教育制度与政策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流动儿童学校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论说上，有学者指出，“在现行制度安排下，流动儿童学校为弥补公立学校教育资源的不足，解决[57]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起到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学者认为，“民工子弟学校以及随之而出现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市场化，使得这个群体的教育的义务性业已丧失，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经营行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致学校的教育水平被压到最低水平，不[58]少学校甚至低到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地步”。在论点的争议中，有的学者呼吁更富有弹性和面对现实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创新，并提出应该明确承认打工子弟学校存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给其留出制度[59]化发展的空间，允许不同教育方式之间的竞争。有的学者从办学者的角度审视民工学校的发展困境，认为本来就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民工子弟学校，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而激化了已有问题或产生了新问题。他们敦促政府加大对流动儿童学校的投入，给予更多的政策[60]扶持和一定的资金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但也有学者更倾向于把论说重点放在融合教育进程的推进上，希望有关部门尽快降低和取消城市公立学校的准入门槛，给流动儿童提供公平的教育环境。[61]对专门的流动儿童学校和公办学校中的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等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研究的结果可以为教育安置[62]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

二是流动儿童心理问题研究。

流动儿童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大多数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流动儿童来说，现下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以往差别很大。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他们受到了哪些影响，又如何应对，以及这种应对方式造成了什么后果，是关注流动儿[63]童心理问题的研究者所普遍讨论的。

这些研究有的单从流动儿童群体内展开，揭示了流动儿童存在程[64]度不同的社交焦虑与孤独感；有的通过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之间，以及就读公立学校与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之间的比较来展现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劣于本地学生，民工子女在学习焦虑、孤独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五个[65]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本地学生。流动儿童在学校、社会等场合[66]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歧视，近1/4的流动儿童因受歧视而自卑。而高水平的歧视知觉不仅会降低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价值感，也会增[67]加其消极情感体验。歧视知觉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显著负向预测性，在歧视知觉与社会文化适应的负向预测关系中，社会支持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受到城市认同、老家认同的调节。[68]家庭外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流动儿童三类自尊都有显著的影响。流动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维持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69]同时，父母文化水平也是流动儿童自尊的重要影响因素。缪建东在专著《同一片蓝天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探索与建议》中，从学习适应、自尊感分析、同伴交往、性格发展等方面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做出评估，并检测了家庭、学校、社会诸因素在其中的影响。研究最后针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设计了具体的教育干预方案，设计主要围绕儿童的自我意识、学习适应、人际交往、情绪情感、意志[70]品质这五个维度展开。

三是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问题。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过程也是其早期社会化的过程。由于城乡社会化环境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化过程既不同于城市儿童，也不同于老家农村的孩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融合危机、干扰因素分析到对策讨论，就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论说。从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等方面来看，流动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会遭遇一些问题，如正常交往困难、缺乏团体归属感、[71]对社会的信任感不强、社会价值观和生活目标发生偏差等。与非[72]流动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性较差。流动儿[73]童比本地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流动儿童的同伴交流呈现不平衡的特征，其自我同一性的发展需求与社会排斥的碰撞易引发危

[74]机。

流动儿童群体内部整合较好，但流动儿童与其居住的社区之间的融合并不理想。尽管时间在融合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其他方面，[75]如生活背景、家庭背景等都对这种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流动儿[76]童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歧视知觉作为危险性因素，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群体可渗透性在流动儿童受歧视知觉和社会融入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歧视知觉既对社会融入产生直接负面影响，也通过群体可渗透性对社会融入产生间接影响。[77]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性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适应问题与障碍。不论主观的自我身份认同，还是客观的社会定位，都表明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其根源在于城乡户籍制度所造[78]成的身份分类与文化隔阂，需进行相关制度及措施调整。在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中，因环境资源供给的不足，产生了适应性困难，影响了流动儿童的自我发展。帮助流动儿童适应，应认识到他们与本地儿童在生命历程及自我发展上的差异，了解流动儿童对环境变化和压力的反应，确认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在与环境互动时形成自主感[79]和愉悦感。促进城市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当前尤其需要国家、政府以及流动儿童家庭、学校与社会等多方面协同参与，从制度、[80]文化层面形成流动儿童社会适应与融合的良性发展机制。而当地[81]市民也应对流动人口采取更为包容的态度。

漠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和边缘化，尤其是漠视流动人口子女的边缘化问题，必然引发新的抗拒形式，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整个社会从身份制向市民社会的转变、城乡壁垒的拆除，有赖于人们从根本上重视这些流动[82]儿童的受教育权利，让他们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2010年之后，国内出现了一批有关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问题研究的综合性专著，这些论著结合现实材料或实证调研结果，从跨学科的角度介入问题的讨论，赋予研究丰富的理论观照。王毅杰、高燕在“社会融合”的概念之下，提出描述和分析流动儿童与城市主体社会间关系的基本概念与分析思路，从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两个维度对其测量。研究发现，这一融合并非单向、静态的，而是双向的、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动态过程。城市社会中的社区、学校及家庭中的各种因素，都会作用于作为行动[83]者的流动儿童的生活实践，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融合的进程。刘杨等在群体比较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流动儿童所面临的社会处境、发展状况及影响机制的分析，其描述呈现系统性的特点，并自下而上地[84]建构了流动儿童群体的城市适应及心理需求理论。周皓的研究强调了对样本的动态追踪，通过对人口迁移与流动儿童发展数据的三轮跟踪研究，对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及社会融合状况做出了综合评析。[85]此外，在《实践为本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研究》《中国弱势儿童群体：问题与对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三辑：媒介素养专辑》等中亦收录了有关流动儿童的部分文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范式、视角和框架出发，研究流动儿童问题，形成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早期研究成果多注重一时一事的研究与对策探讨，而随着研究成果由人口学、学校教育层面逐渐拓展至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对于流动儿童问题的把握亦由表象逐步走向深入。学者更多地开始把流动儿童视为主动的行动者，就其个体发展做出理性思考。但从目前来看，专门针对流动儿童这一群体展开的传播学研究仍不多见。从传统媒介到新兴媒介，流动儿童对媒介的采纳及运用具有哪些特征，身处不同教育情境下的流动儿童与媒介的互动有何不同，媒介传播活动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媒介运用让流动儿童与城市走得更近了还是更疏离了，这些问题开启了本研究的思路。3.社会融合研究的维度分析

早期针对移民同化问题进行典型考察的代表当数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等构成的芝加哥学派。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族群间关系可谓长期困扰美国社会的阿喀琉斯之踵。芝加哥学派从19世纪90年代起对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的工作和生活适应进行研究。1840年，芝加哥还是个仅有4000多人的小镇；1890年，它的人口达到100多万，1930年则超过了300万。城市人口的剧增极大地改变了先前的社会结构，并带来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在帕克等人的推动下，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结构以及群体的融合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帕克在研究移民融合问题的时候，曾重点考察过传媒在社会认同及社会区隔等方面的作用。在其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学术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帕克曾提出，移民报刊在种族关系发展的周期中有着积极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它可以将敌对和冲突保持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移民报刊帮助移民形成维系着他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减少了他们的焦虑；另一方面，它可以像催化剂一样推动移民的适应与同化，它既保持着移民们旧的记忆，又是通[86]往新经验的入口。这一研究为我们从传播学角度介入“社会融合”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除芝加哥学派外，美国学者埃克托、弗雷德里克和鲁比等对社会融合问题亦有所关注。综合西方学者关于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主要呈现从适应性的“同化论”向“多元论”的转型。1782年，法裔美国学者埃克托提出了“熔炉论”，这是对以美国为实证基础的同化模式的形象表述。之后，该理论研究被不断延伸，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弗雷德里克于19 世纪中叶提出的“边疆熔炉论”，该理论指出，伴随着美国西部边疆的拓展进程，各移民族群终将“美国化”；社会学家鲁比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三重熔炉论”，认为美国存在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座熔炉”；乔治·斯图尔特提出的“变形炉论”，认为各民族文化在美国“熔炉”中被变形为美国文化；等等。

然而，真的存在能够锻铁铸钢的“民族熔炉”吗？1915年，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发表系列文章批评“熔炉论”。1924年，卡伦提出了“文化多元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欧美民权运动兴起，关于“文化多元”的争论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探讨“多元文化论”在移民学界成为时尚。“多元文化论”认为，“移民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重新塑造其生活的地点，并有助于建构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之后，两极冷战格局终结，民族矛盾激化，这使外来移民族群的社会融合问题更加尖锐，由此，“西方理论界仍在‘同化’与‘多元’之间上下求[87]索”。

社会融合在当下全球化以及城市化的语境下是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问题。目前，中国国内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合困境亦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吴新慧指出流动儿童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三个层面的排斥，制度的排斥导致流动儿童基础教育面临着边缘化的问题；经济的排斥导致流动人口子女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文化的排斥导致流动儿童产生“边缘化的归属感”，即生发出更多的被歧视感和[88]被剥夺感以及对城市的敌对态度。此外，郭良春等对北京市一所[89]打工子弟学校的个案调查，田恬对16个北京流动儿童的个案研究[90][91]，唐有财对北京、广州、成都三市流动儿童融入状况的调查亦分别解析了流动儿童的融入难度。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影响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问题的症结所在，本研究尝试参照前人对社会融合研究的指标建构来厘清分析框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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