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珍妮弗·克莱门特（著）,孙璐（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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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汽车里的女孩试读：
PAPT 1 第一部分
自从妈妈把整个世界的真相解释给我听，我意识到世上的每个人都在背负着秘密、破碎的骨头和伤人的话语行走，哪怕用肥皂也无法洗净。第一章
我的妈妈是一杯调味的蔗糖，任人索取，谁都可以把她借走。
我的妈妈甜美芬芳，她的手像捧过生日蛋糕，她的呼吸混杂着五彩缤纷的“救生员”软糖的味道。
她熟知所有来自“爱情大学”的情歌，譬如《慢慢走近我》《昨夜你在何处安眠》《生来命苦》，和那些“如果你离开我，我就杀了你”之类的歌。
然而甜蜜女士总想着去找糟糕先生，糟糕先生更是能在人群中轻而易举地发现甜蜜女士。
我妈妈张开嘴巴，摆成一个大大的“O”形，把糟糕先生吸进了身体里。
我想不明白：既然那些情歌中所讲的道理，我的妈妈全都一清二楚，她为什么还要跟这个男人纠缠不清呢？
听见他说他叫伊莱的时候，我妈妈立刻跪倒在地，向他俯首称臣。
他的声音一下子俘虏了她，他说的第一句话也正是她想听的。他对她轻语吟唱：“我是你的解药，甜蜜的宝贝，我的宝贝，哦哦哦，你的名字永远写在我的心里。”
从那以后，他只要吹一声口哨，就能把她召唤到身边。
第二章
你问我是什么人？好吧，我是在一辆汽车里长大的。住在汽车里的时候，你不用担心风雨和雷电，唯一需要害怕的是拖车开过来，把你的汽车拖走。
我妈妈和我搬进那辆福特“水星”汽车的时候，她只有十七岁，而我是个新生儿。我们的车长期驻扎在佛罗里达州中部的一座房车露营公园，就停在公园的最边上，那里是我记忆中唯一的家。我们过着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从不过多地考虑未来会怎么样。
那辆旧福特车是我妈妈收到的十六岁生日礼物。
这是一辆1994年款的福特水星托帕兹，自动挡，曾经是红色的，但我妈妈每隔几年就要给它喷一层白漆，仿佛把它当成了真正的房子，不过，你依然可以在车身上那些星星点点的刮痕部位看到原来的红色喷漆。透过车前窗，房车露营公园的全景一览无余，还能看到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印第安水域”房车公园。
搬进汽车里住的第一天，妈妈把车停在了一块写着“访客停车处”的标志牌前，她以为我们最多在那里待两个月，没想到一待就是十四年。
偶尔会有人问我妈妈住在车里是什么感觉，她回答：总是在找洗澡的地方。
话虽这样讲，其实我们唯一真正担心的是CPS——儿童保护服务处——找上门来，我妈妈也害怕我的学校或者她工作的地方有人给虐待行为举报中心打电话举报她，然后社区来人把我带走，送到别人家里寄养。
她知道，对我们而言，那些缩略词——CPSL(《儿童保护服务法》)、FCP(看护寄养中心)和FF(孤独儿童帮助中心)——与墓碑上刻的RIP(安息)含义并无二致，唯一的作用就是令人绝望。
我妈妈说，我们不能四处闲逛，更不能交太多朋友，因为总有人喜欢单方面大发圣母心扮演上帝，做出自认为是在帮助我们的事情。所谓的“朋友”，到头来很可能会把我们送上法庭。“从什么时候开始，让孩子住在车里也成了虐待行为？”妈妈有时会这样问我，但她并不期望听到我的回答。
房车露营公园坐落在普特南县，这里是一片清理出来的空地，至少能够容纳十五辆房车，但实际上只停了四辆，我的朋友艾普尔·梅和她的父母(“鲍勃中士”和罗丝)就住在其中一辆房车里，还有一辆车上独自住着雷克斯牧师，罗伯塔·杨和她成年的女儿诺埃尔住在牧师旁边的车上，紧靠着破旧的休闲区，最后一辆车上住了一对墨西哥夫妇雷伊和科拉松，他们家的车靠近公园背面，离公园入口和我们的车最远。
我们所处的位置并非毗邻温暖海滩和墨西哥湾的南佛罗里达，也不在橘园或者美国最古老的城市圣奥古斯丁周围，与蚊群如云、随处可见受到厚重藤蔓荫护的精致兰花的佛罗里达湿地也有相当远的距离。假如想去大街小巷回荡着古巴音乐、满是敞篷车的迈阿密逛逛，更是要开上很长时间的车。佛罗里达著名的“动物王国”和“神奇王国”同样远在数英里之外。总而言之，我们这里是个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荒郊僻壤。
这儿只有两条高速公路和一条溪流，我们用“河”来称呼这条小溪，尽管它不过是源自圣约翰山、环绕房车公园的一线细小的水流。穿过房车公园后方的小树林，就是本地的垃圾堆放场，垃圾的气味时时在我们的鼻孔周围萦绕，比如腐蚀的烂电池、变质的食物、有毒的医疗垃圾、药物和化学清洁剂散发出来的锈味、臭味、刺鼻气味和怪味。
我妈妈说，什么人竟敢在神圣的印第安领地上开辟房车公园和垃[1]圾场呢？这片土地属于古老的蒂慕夸部落，他们的精神无处不在，渗透到土壤之中。假如你种下一颗种子，土里会长出别的东西：种下玫瑰，长出康乃馨；种下柠檬，长出棕榈；种下白橡木，长出高个子男人。这是一片扭曲错乱的土地。
我妈妈说得没错。我们所在的佛罗里达州的这个部分，一切都处于扭曲错乱之中，这里的生活就像鞋子穿错了脚。
当地商店的柜台上常年摆着一排报纸，就在口香糖和糖果旁边，我习惯走进商店浏览这些报纸的标题，从而知道生活在佛罗里达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拨打911不如买枪》《重新安置的野熊返回城市》《墨西哥海洛因致四人死亡》，以及《飓风预计不会出现，未来几日持续阴天》。
有一年夏天，我们这儿的那条“河”附近出现了一对连体双胞胎短吻鳄，这两个小东西共用一个身体，一共有四条腿、两个头。
最先发现它的是我的朋友艾普尔·梅。当时她正沿着河边散步，在木质小码头那边的沙地上看见一对小鳄鱼，它们布满绿色鳞片的脊背上还粘着几块白色的蛋壳。
艾普尔·梅没有在原地逗留，她知道众所皆知的一条道理：假如发现了鳄鱼蛋，附近一定还有一条愤怒的母鳄鱼。
那天下午，消息传遍了整个房车公园，大家纷纷前往河边，看看小鳄鱼是不是还在，结果发现两只小鳄鱼依然留在它们破壳而出的地方，周围散落着许多细小的蛋壳碎片，但并没有见到母鳄鱼出没，这对连体小鳄鱼只比小鸡大了一点点。
第二天早上，第一批本地记者抵达现场。中午刚过，国家电视台的记者们就随同装载着各式拍摄设备的卡车赶到了。天还没黑的时候，就有人用一根细长的蓝色缝纫线把连体鳄鱼的一条腿绑在了棕榈树上，防止它们逃脱。
整整两天的时间里，房车公园外面那个平时悄无声息的“访客停车场”停满了小汽车和新闻卡车，拍摄和播出设备摆得到处都是。我们这儿的连体双胞胎鳄鱼宝宝——生于扭曲错乱之地——上了全国新闻。
只有一位记者对我们的汽车住所感兴趣。她是个身材高挑的黑人，浅绿色的眼睛，戴着印有“CNN新闻”字样的棒球帽。我们的相遇纯属偶然：当时这位记者正沿着河边朝前走，无意中往我们敞开的车窗里瞥了一眼。
当时我妈妈还没下班，她在退伍军人医院当清洁工。我则刚刚放学回来，正把汽车仪表板当成案板，做花生果酱三明治。
记者趴在我们的车上，脑袋探进福特水星的窗户，四下打量。“你住在这里吗？”她问我，眼睛扫视着后座。
我点点头。“那是你的吗？是你画的吗？”她指着一张画着太阳系的蜡笔画问我，那张画用透明胶带贴在驾驶座的靠背后面。
她的手指上戴着纯金结婚戒指和镶着大钻石的订婚戒指。
我总喜欢打量女人的手，看看她们是不是结婚了。我妈妈说，戒指相当于爱情的护照或者驾驶执照。
我点点头，把涂了厚厚一层蓝莓酱的面包片搁在盘子上。“不，不要让我打扰你做午饭，请继续。”她说，“我想问问你关于鳄鱼宝宝的事，好吗？但首先我需要问几个基本的问题，你多大啦？”“我九岁。”
我无法把视线从她手上那两枚代表“永恒的爱”的戒指上移开。
我那时只有九岁，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小短吻鳄是在我十岁生日的前一周出现的。我还把自己住在汽车里的生活分成两个阶段——我妈妈遇见伊莱·雷德蒙之前和遇见他之后。“之前”和“之后”这两个词有着严格的时间界限。“你住在这辆车里吗？”记者问。她凝视着车内，脑袋几乎完全伸了进来，“你叫什么名字？”“珀尔。”“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从出生就住在这里了。”“可上厕所和洗澡怎么办呢？”她问。“我们用公园里的卫生间，就在休闲区旁边，有时候卫生间里也会停水，因为后面有座垃圾场，水有股怪味，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麦当劳的厕所，在那里刷牙。”“水为什么会有怪味？”“大家都知道，水被垃圾污染了，垃圾对水不好。”“你吃饭的这只盘子很漂亮。”记者说。
我看了看白色的陶瓷盘子，上面点缀着精美的粉色花朵和绿色树叶。[2]“是利摩日的，”我说，“法国货。”
记者安静了几秒钟，又问：“你喜欢住在车里吗？”“遇到灾难的时候，你可以跑得比谁都快。我妈妈经常这么说。”我回答。
记者微笑着走开了。她始终没问我关于鳄鱼的问题。
短短三天不到，所有记者都离开了，因为发现短吻鳄之后的第三天早晨，短吻鳄死了。
记者们跳上小汽车和卡车，朝右边的路口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争先恐后离开此地，速度飞快，仿佛走个过场、草草了事的送葬队伍。“他们走得真着急，都不回头看看是不是落下了东西。”我妈妈说。
我们知道，这些记者受不了垃圾场的臭味，垃圾味和他们身上的香水味犯冲。
记者们离开后，我妈妈踩上她的运动鞋，抓起她的旧草帽，就往车外跑。“我们去看看鳄鱼宝宝吧。”她说。
我们朝河边走去，她拉着我的手。我们两人的身材差不多，如果有人从远处看过来，很可能会觉得我俩是一对八九岁的小女孩，手拉着手去荡秋千。
妈妈和我穿过公园，沿着两旁种着柏树和锯齿草的小径来到河边。一大群蓝色和黄色的蜻蜓从前方的路上飞来，将我们两人分开。
无云的天空中，午后的太阳又大又圆地挂在头顶，在我们身前投下两道细长的影子，像是一对朋友，领着我们到河边去。“住在车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问。“我来告诉你，最大的好处是：车里没有带燃气灶的炉子。我从小到大都害怕会忘了关燃气，讨厌炉灶上飘过来的炖菜味。”我妈妈说，“车里也没有房子里的那种电线，没有电源插座，你要知道，总有些人想要拿发夹子或者叉子往插座里面戳。所以，住在车里，我不用担心这些事。”
从我们的车到“河”之间那片土地很软，地面乱糟糟的，净是垃圾。小径沿路的草地被人踩得不成样子，丢着几个塑料水瓶、一些压扁了的罐头和白色口香糖，一棵柏树底下还有一段盘绕的黑色电缆。
妈妈和我想看看死去的短吻鳄，可来到河边时，它们已经不见了。
两只小鳄鱼一天前曾经待过的地方，白色的沙子已经变成了红色，那根蓝色的缝纫线上挂着一块小小的鳞片和一缕红色的嫩肉。
是子弹将新生儿撕成了碎片。
开枪射杀鳄鱼的人在旁边的地面上留下了一些子弹壳。
我们从未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有的人永远在找靶子练枪。总有手指发痒、想要扣动扳机的人在附近游荡。于是小鳄鱼在劫难逃。
我们甚至在车上发现过一个弹孔。子弹穿进引擎盖，不知卡在了发动机的什么地方，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子弹，也没发现别的地方有穿出的弹孔。“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在金属车身上发现弹孔的那一天，妈妈问。弹孔周围还有一圈深色的火药残渣。
我俩对此完全没有察觉。“这段时间，有人开始瞄准汽车练枪，”她说，“也许是开玩笑，也许只是个别流浪汉干的。”
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我们所处的佛罗里达州的这个部分，经常有无论如何都不该挨枪子的东西挨了枪子。
第三章
阴雨天的早晨，车窗外蒙上了一层水雾。凝视着模糊的窗玻璃，我从来不敢想象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个梦想太大，我只敢想象拥有自己的家具，比如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
夜里，我在手刹上搭了一个枕头，这样两个前排座位就成了一张床。在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周围的黑暗空间里，我放了一双网球鞋和一双凉鞋。
我的书和漫画册分成一个个小堆，沿着仪表板摆成一排，日复一日的阳光直射让它们的外观微微有些卷曲变形。
我们把食物存放在后备厢里，只吃不需要冷藏的东西。
我们的衣服是叠好放在超市的塑料购物袋里的。
我们把牙刷、牙膏和肥皂放在储物箱里，我妈妈还在里面放了一罐雷达杀虫剂。每天晚上临睡前，我们会关紧门窗，在车里喷杀虫剂。每天早晨醒来伸懒腰打哈欠时，满嘴都是雷达杀虫剂的味道，还混合着早餐吃的麦片味和冲好的奶粉味。
我妈妈教我如何在车里摆桌子和上茶，给我演示怎样用一本裹着抹布的书整理床铺、刮平床单。
而我妈妈之所以知道怎么做这些事，是因为她是在一座带阳台、游泳池和五间浴室的大房子里长大的，她有自己的仆人和游戏室，游戏室里放着她所有的玩具。她会弹钢琴、讲法语，因为她小时候有一位法国老师来给她上课，每周两次。我妈妈心情好的时候，说话时总[3]会带上几个法语单词。她七岁时收到过一匹设得兰小马作为生日礼物。
我妈妈叫玛格特，是根据伟大的芭蕾舞演员玛格特·芳廷的名字命名的。我妈妈本人的身形也如同芭蕾舞演员一般纤细优雅，脖颈像她们那样又长又细，四肢瘦削，手指修长，金色的头发蓬松柔软，好似一团环绕头顶的金色云彩。
我十一岁的时候身量就长得和妈妈差不多了，但我再也没有长得更高。“你是我的苹果树上结的果子。”她说。[4]
我妈妈给我取名珀尔，她说这是因为，“你的皮肤那么白，一点也不像那些在医院或者诊所之类的寻常处所出生的小孩”。
她说：“我独自一人生下了你，没有别的人知道，那一天非常安静，我没有又哭又叫，你也没哭。”“你是在我卧室隔壁的浴室里出生的，因为那边有一只很长的大浴缸，横跨两面墙壁。”她说，“我得事先做好所有能想到的准备。我像躺在床上那样躺进这只浴缸，里面提前铺好了几块毛巾和一条毯子。”
我的妈妈身材瘦小，浴缸可以完美地容纳她。“我躺在那里，等着你出来，”她说，“我不停地吸气又呼气。”
从浴缸里，她能看到窗外，透过她家花园里的棕榈树的枝干望向天空。“等你出来的时候，我就念《玫瑰经》祷告，”她说，“祷告的时候，时间就静止了。”
她望着窗外的日落，一直等到太阳初升。“你和早晨的鸟儿一起来到我的身边，”她说，“你出生时，我听到它们在窗外啾啾地叫。”
清理干净自己的身体，她又用一块雅芳香皂在水池里给我洗澡，然后拿面巾纸轻轻拍干我身上的水。
她说：“你是那么小，一块手巾就能完全把你包起来，你是那么白，皮肤像珍珠，像冰雪和白云，像蛋白酥皮。我几乎能透过这层白色的外皮看进你的身体里面。我看着你淡蓝色宝石一样的眼睛，给你取了名字。就这么简单。”
我是一颗珍珠，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吸引别人的目光。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不知道出门时没人注意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无论觉得我是美是丑，每个人都会盯着我看，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想要触碰我银色的头发和涂了白釉般的脸颊。“你光彩四射，”我妈妈说，“和你在一起，就像戴着漂亮的耳环，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
生下我以后，我妈妈在她父亲的房子里又住了两个月，没有人发现我的存在。
她说：“当我不得不去学校或者离开你做别的事的时候，我会把你放进我房间的衣橱，让包得严严实实的你待在黑暗里面。我在鞋架上为你铺了一张床，用毛巾和我的毛衣，像照顾小猫一样把你放在小床上，拿厨房纸巾给你当尿布。房子太大了，没人能听到你的哭声。”“你是在童话故事的场景里出生的。”我妈妈说。
怀着我的时候，我妈妈就开着车四处搜寻，想找一个能停车的小地方先带我住下，然后她再找份工作，租个小房子，结果发现了那个距离她父亲的房子只有四十分钟车程的房车露营公园。“想要藏得好，就得藏得近。”我妈妈说，“没人想到你会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个国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踪，既然他们连这些人都找不到，又怎么能找到我们？”
我妈妈选中了房车露营公园，是因为这里有带卫生间的公共休闲区，况且她总觉得我们在这里住不了几个月就会离开。“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共同生活的地方。”我妈妈说，“我把这儿清理了一下，然后等了几个月，等到你出生。这段时间里，我从父母家偷了所有我们可能需要的生活用品。”
我出生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我们搬出她父母的房子，当时我妈妈还有两个月就要考试，还有两天才满十七岁。她开车离开了家，再也没回去。“我没有回头看，”她说，“永远别回头看，因为你会想回去。千万不能扭着脖子往后看，这样做也许会把你整个人拗成两半。假如我离家出走之后确实有人找过我，那么他们一定找得不认真，因为他们从来没能找到我。”
我没有出生证明。我妈妈从网上下载模板，给我伪造了一个，这样我就能凭着假证明进入本地的公立学校念书，但我的出生信息从未在当局登记过。“别为自己担心，”我妈妈说，“永远不会有人来找你，因为你从来不是失踪人口。”
每当谈起我的出生，她总会说：“那个铺着绿色瓷砖的浴室，那[5]个有着马桶、浴缸和水池的小房间，就是我的马槽。”
连体双胞胎短吻鳄死去几个星期之后，一天夜里临睡前，我妈妈和我像往常一样在黑暗中聊天。
我们几乎总在临睡前告诉对方自己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我给她讲学校里的事。学校位于市区，我每天都要沿着高速路步行四十五分钟去上学。妈妈则告诉我她上班的那家退伍军人医院发生了什么。
她说，那些退伍兵虽然身体伤病、情绪愤怒，但依然很爱国。珀尔，你应该了解世界地理，因为退伍兵不喜欢那些不知道他们是为了哪片土地而战的人。
我知道“解决过几个”的意思是他们杀死过敌人。
妈妈给我讲她从退伍兵那里听来的故事，把遥远的战场搬进了我们的汽车。
我在学校的日子却从来没那么有趣，同学之间经常打架，有些小孩还会把香烟或者枪支藏进书包带到学校，然后被人发现。除了同样住在房车露营公园的艾普尔·梅，我没有什么亲近朋友。
搬进房车公园没多久，我妈妈就明白了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我则是在入学后的头几天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假如你住在一辆车里，这意味着你不过是在假装自己有家可归，其实和睡在桥洞里的流浪汉根本没区别。而大家往往认为无家可归是一种传染病。
即使福特“水星”的车门紧闭、车窗高高升起，只在玻璃顶端留一条通风的小缝隙，我们仍然能听到外面的蟋蟀叫、小河中嘶哑的蛙鸣和上下高速公路的车流声。
妈妈把手伸向我，穿过车门和车座当中的小空间，轻轻地揉着我的头。
我透过前窗往外看，妈妈透过后窗往外看。“你看见星星了吗？”沉默了一会儿，她问。“没有，你呢？”
车窗开始起雾。“没有。今晚没有星星，一颗都没有。但我能感觉到它们，它们来了。”“你感觉到什么了，妈妈？谁来了？”“你感觉不到吗？印第安人的鬼魂会在晚上出来晃悠。”“我什么都听不见。”
妈妈不再揉我的头。“用心去感觉，”她说，“闭上眼睛。”“不，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感觉不到呢？它们穿过了树林，是从垃圾场那边来的。”她说。“好吧，也许有，也可能没有。”“有两个，没错，两个鬼魂，是的。”“你确定吗？”“是的，我确定，它们飘下来了。”“什么？”“它们飘下来了，来带走那两只小鳄鱼的灵魂。每次这块土地上的什么东西出了岔子，它们就会出现，是上帝派它们来的。”“你怎么知道的？”“用心去感觉。”
我闭上眼睛，只听到妈妈在后座挪动的沙沙声和她低沉的呼气声，就像轻柔的喘息，吸气声却微不可察。
我闭上眼睛，汽车发出的短促吱呀声和叹息般的怪声偶尔传进耳朵，外面的空气变得黏稠而寒冷。“尽管如此，也不会有什么吸血鬼猎人带着银子弹来结束我们的生命，结束这种一文不名的生活方式，”我妈妈说，“明天别忘了去买一注彩票，我已经等不及了。”“好的。”我说。“你知道，”几分钟后，我妈妈说，“有时候我真的希望能重新开始，再一次爱上我的未来。”
我的妈妈眼前仿佛总是摆着一个插满蜡烛的生日蛋糕，可以随时对着它许下愿望。
第四章
伊莱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有一次，我发现妈妈独自坐在汽车后座，那时我刚刚放学，而她本应出门上班。
我妈妈穿着浅蓝色的棉布裙子，脚上还穿着鞋，平时在车里她从不穿鞋，我们上车前总会把鞋脱掉。“你怎么了？”我问，“你为什么不上班？”“只有真话才有意义，”我妈妈说，“我觉得伊莱对我说了谎。他从来不谈论他的生活，每次我问起这方面，他都会转移话题，我看不透他。”
我妈妈通常能够看透一个人的内心，看到里面的碎玻璃和泪水满盈的瓶子。“我能看见人身体里面的破窗户，”她说，“还有浴缸里的污渍、地毯上烟头烧的洞和他们吞下的所有止疼片。”
我妈妈说，她每过完一个生日，这种感觉都会更清晰一点。“我想起了小时候的钢琴课。”她说。
她六岁开始在一所私人音乐学校学钢琴，直到十五岁那年学校关门，然后又在家里跟着罗德里戈先生学琴，直到我们驱车离开的那一刻。
罗德里戈先生是一位来自古巴的音乐家，在维也纳和伦敦学习过，本应成为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他还引导我妈妈爱上了布鲁斯和爵士乐。“当然，他从来没出过名，”妈妈说，“只能当个老师，因为他必须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但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为了督促学生，罗德里戈先生喜欢体罚，比如扇巴掌、打屁股和抽鞭子。每当看到他敲打节拍器，我就知道当天的晚饭没的吃了。我能从他成年的皮肤上看出他童年时代的瘀伤和骨折的痕迹。每次上钢琴课，弹完热身的那几段之后，房间里就开始飘出消毒水的味道。”“你想念你的钢琴吗？”我问。“是的，我也想念罗德里戈先生。他知道不管什么人，假如想学音乐，只需要听一首歌，跟着旋律摇摆就够了。”
因为能看穿一个人的皮肤和脑壳，识破表象之下的本质，所以我妈妈总是会不顾表象，和看上去不该靠近的人待在一起。
有一次，她让一个十八岁的搭车客在我们的车里待了两天。我搬到后座和妈妈一起睡，他占了我在前排的老位置。这家伙瘦得出奇，牛仔裤上的几个腰带环被一根皱巴巴的皮带捆得几乎凑到了一起，裤腰快要滑到屁股上，皮带扣是银色的，中间有一只金鹰。
年轻人手臂上青筋凸起，好像一条一条的树枝。“你能看到他的身体里有一棵树。”我妈妈说。
他皮肤苍白，眼睛深蓝，睫毛很长，几乎跟我俩一样瘦小，来自加利福尼亚，善良有礼貌。他说自己的父母是学校老师。
他是离家出走的。当他把这个打算告诉父母时，他们笑出了声，还说，要是你走了，那就别回来。他们不相信他，以为他在开玩笑。
我妈妈叫他“别回来先生”。“我也是离家出走的，”我妈妈告诉他，“离家出走的人需要互相照顾。”“不过，”她补充道，“我能看出你是个从来没有梦的男孩，从来没想着躺下来睡一觉，好好做个梦，所以你的人生只活了一半，还没有体验过另一半。生命结束，死亡来临，死亡是无梦的睡眠，可你在活着的时候也不习惯做梦，因而缺乏对梦的警觉，不在意它是否出现。”
我妈妈说得对，这个离家出走的年轻人从不睡觉，总是睁着眼睛。“你犯了一个错误，”她告诉他，“你需要休息。假如有人问我爱好什么运动的话，我会回答‘睡觉’。”
正是因为“别回来先生”，我才对我妈妈的父亲有所了解，并且知道了她当年离家出走的原因。“别回来先生”和我们一起待了两天。我们站在车外，靠在后备厢上，看着高速路上来来往往的小汽车和卡车。我妈妈剥开一个橙子，挖出甜美多汁的果肉，递给“别回来先生”。她已经认定他遭遇了人生的“海难”，而且患上了“坏血病”，急需橙子补充维生素，因为她相信一个人即使没有漂浮在海上也会遇到海难。
我嚼着口香糖，想着妈妈还会让“别回来先生”在这里逗留多久，反正我是已经准备好和他道别了。“夫人，”年轻人问，“你为什么要和女儿住在这辆车里呢？”
我妈妈没回答。“而且你瞧，”他站直身体，向前走了一步，指着轮胎周围高高的杂草，“这辆旧车已经很多年没开了，轮胎早就瘪了。”“我知道，我知道。”我妈妈说，“我真的没有什么要开车去的地方，真的没有。”“那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答案很简单。我父亲在我家的每个房间里都搁了一把苍蝇拍。”我妈妈说，“这就是我离开的原因。”
听到她说出这些话时，我一下子安静下来，屏住了呼吸，嘴巴里的口香糖也停止了咀嚼。“我家里的那些苍蝇拍，有些挂在钩子上，有些平放在窗台下。我父亲有很多苍蝇拍，他喜欢拿着它们拍来拍去，直到被他拍打的东西死了为止。”我妈妈解释道，“他连蝴蝶都不放过，所以也喜欢用苍蝇拍打我。他还喜欢踩东西，把甲虫或者蚂蚁什么的碾死，他脚上的鞋就是用来碾东西、压东西和踢东西的，那些小家伙都在劫难逃。他从来不上班，没有工作。我给他留过一张字条，告诉他我离家出走是因为他绝对不会出去找我。我父亲认为，等我花光了钱，迟早会回去，所以他现在肯定还在等着我。”“你从来没跟他要过钱吗，夫人？”年轻人问。接着他又自我纠正道：“你肯定从来没跟他要过钱，你甚至不需要回答我的蠢问题。人们总以为离家出走的人没有自尊，但我们的自尊泛滥，多到能开银行。”“珀尔，”妈妈对我说，“我把你从苍蝇拍底下救了出来。我从小就想知道一件事，这个问题一直装在我心里：别的人会不会洗自己家的苍蝇拍呢？”“离开你爸爸是件好事，夫人，”年轻人说，“不能让一个老头子打你的女儿。这是我听说过的最糟糕的事。”
这番话让我妈妈满心欢喜，仿佛眼前这个年轻人刚刚给她颁发了“好妈妈”证书。通常我妈妈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有人反对，好像不住在一座像样的房子里，就没资格找工作、不配交朋友或者跟人家借东西。不知多少人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大摇其头。
我妈妈从未忘记“别回来先生”，说他有一双天生用来鼓掌敬拜上帝的手。他俩彼此理解，惺惺相惜。他的“只活了一半的人生”让她担心，所以她总是一次次提起。“没错，他是一根爆竹，可能会炸伤你的手指头，”她说，“他还是童话里恶毒残酷的小矮子。如果你不在夜里做梦，那么唯一重要的只有现实人生，除此之外无处可去。我才不会惦念他那活像一袋子碎骨头的身体。”
自从妈妈把整个世界的真相解释给我听，我意识到世上的每个人都在背负着秘密、破碎的骨头和伤人的话语行走，哪怕用肥皂也无法洗净。
上教堂做礼拜时，她扫视着坐在长凳上一排又一排的人，弯下腰来对我低语：“珀尔，亲爱的，这里的所有人都害怕总有一天必然到来的死亡。”
她能感知到一切生命都是如此脆弱，因此决不会埋怨任何人。她是蔗糖。她总是随身带一盒多米诺方糖，而非糖果。当我亲吻她的脸颊，可以尝到那些糖粒的味道。假如我为了某件事伤心，她会给我一块方糖放到嘴里吸吮。
所以，事实就是这样：就像我妈妈常说的，她哪怕遇到了杀人犯，也会因为对方穿了一双挤脚的鞋子而同情他。
她也能看穿我的心思。有一次她说：“宝贝，珀尔，不要那么爱我。我不值得你爱。”
第五章
福特“水星”里到处都是我妈妈离家出走时偷拿的东西。“在你出生前的九个月里，我仔细地考虑过应该带走什么。我知道我不得不拿走那些我永远买不起的东西。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的出身，这辆车不是你得到的唯一遗产。”
我喜欢站在车外，看着她把钥匙插进福特“水星”的锁孔里转动，后备厢应声打开，盖子缓缓抬起，让我看到堆放在食物下面的那些金灿灿、银闪闪的好东西。其中有几只闪闪发光的漂亮纸板盒子，白纸衬里，还有一些木头和皮革材质的盒子，配有精美的金色闩锁。
有一个长条形的绿色毛毡袋子，袋口系着一条红色的丝绸束带，里面装着一艘来自中国的手工雕刻象牙船，船的桅杆和帆是用同一根象牙雕出来的，这根牙齿足有我的胳膊那么长。象牙船上还雕刻着一群水手，有的划桨，有的靠在桅杆上。这件工艺品曾经属于我妈妈的曾祖父。
一个桃花心木制成的古董音乐盒包裹在纸巾里，盒子上镶嵌着贝壳，其中一面是玻璃的，每当音乐盒奏响《蓝色多瑙河》，透过这块玻璃，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盒子里的杠杆和机簧是如何拨动音齿的。
还有一个黑色皮革小提琴盒，装着我曾外公的小提琴。[6]
我妈妈说：“虽然它明显不是斯特拉迪瓦里琴，但确实是一把非常精美的意大利小提琴。”
后备厢的最里面有个又长又扁的箱子，外壳包着浅黄色的生丝，还缠绕着一条深黄色的缎带，我们从来没打开过它，因为里面装着我外婆的丝绸雪纺婚纱，我妈妈不想把它弄脏。
我妈妈有两只王室利摩日瓷盘，一对巴卡拉马塞纳水晶高脚杯，还有两套五件一组的纯银餐具。
她教给我如何对着光源举起杯盘之类的器皿，鉴定它们的质地是不是陶瓷，真正的瓷器在光照下是半透明乃至几乎完全透明的。
我了解到玻璃和水晶的区别，以及它们发出的声音有何不同。我学会了欣赏高脚杯的长柄、杯沿和杯体的制作工艺。
我妈妈会时不时地把后备厢里的东西全都取出来，拿出一只装满珠宝的丝绸袋子，其中有一枚镶嵌着一圈红宝石的戒指，曾属于她的法国曾祖母，袋子里还有一大串“结绳型”珍珠项链，恐怕是世上能[7]够买到的最长的珠串。她告诉我珍珠项链的度量单位是英寸，按照珠串的长度不同，由短到长分为“衣领型”“短项链型”“公主型”“马天尼型”“歌剧型”和“结绳型”。
我还在汽车后座上学会了鉴别珍珠的真伪，只要轻轻地搁在上下牙之间蹭一下，就知道珠子是不是塑料的。
除了这些宝贝，我妈妈还保留了她出生时医院给的塑料婴儿手环，粉色的手环上用黑色墨水潦草地写着她的姓氏和性别：弗朗斯，女孩。
但我妈妈从来不戴这些首饰，她每天都戴的唯一的饰物是一枚小银指环，上面镶嵌着一颗小小的圆形蓝色蛋白石，这是钢琴老师罗德里戈先生送给她的，因为古巴流传着一种迷信的说法：假如你佩戴着一块蛋白石，它会对钢琴产生魔法般的影响。
她始终怀念自己的钢琴。
我妈妈喜欢跪在副驾驶座，身体前倾，在仪表板上假装弹钢琴，从位于后视镜下方的中央C开始，她的双手在脏污的灰色塑料板上游走，手指穿梭来回，两个大拇指时而探到手掌下方，同时敲击升半音和降半音，一只手偶尔越过另一只手，抬到半空中停留片刻之后回落，继续上下起伏地追逐。“这是莫扎特，”她说，“你喜欢吗？”
或者：“这是指法练习。”
我却无法区分其中的不同。她听到的是音槌敲击琴弦声，我听到的只有手指敲在仪表板上发出的单调的“嗒、嗒、嗒、嗒”声。
我们喜欢坐在车里假装公路旅行，我会煞有介事地表演，仿佛真的要开车到什么地方去，妈妈则会配合我玩这个游戏。
我扮演司机，虽然驾驶座已经向前调过，但我的腿还是太短，踩不到前面的踏板。我双手把着方向盘，假装开车。
这时我妈妈会坐在副驾驶，对着后视镜涂口红、戴上太阳镜，打开收音机。她总是会确保车上的电瓶有电，隔几年我们就会换新电瓶，检修电瓶是她对这辆车仅有的维护。
我们还会系上安全带。“好了，我们出发去旅行吧。”我妈妈会这样说。用力踩刹车，留下刹车印。超过限速。飙快车。吃罚单。“你想去哪里？”我问。
在这些装模作样的“公路旅行”中，我妈妈会谈论她的人生经历。
我抱着方向盘假装扭来扭去，她则坐在一旁，给我描绘她长大的地方——圣奥古斯丁。
我在学校的历史课上了解到，圣奥古斯丁是西班牙人1565年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那里的原住民是蒂慕夸印第安人。“我们的房子是一座被橡树环绕的大宅子，”妈妈说，“我有满满两大衣橱的衣服，所有的衣架上都衬着粉红色的绸缎。”
她说话的时候，经常会伸过手来，用手背轻轻地蹭我的脸，仿佛比起手掌，手背的触摸更加温柔慈爱似的。
我的眼睛会一直凝视前方，盯着想象中的路面。“我不敢相信我们仍然住在这辆车里，”她说，“我总以为我们最多在这里待几个月，然后我就找个收入能租得起一套小房子的工作。对不起，珀尔。”
在那座满是仆人的大宅子里，她是主人家唯一的孩子。
妈妈有时候会蹲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把脚放在仪表板上，给自己的脚指甲和手指甲涂上亮红色的指甲油，这种颜色的名字叫“在繁星渡轮上与我相见”，她正是根据这些印在瓶子底部的名字选择指甲油的，比如“特洛伊甜瓜”“冲浪男孩”和“我蛋糕上的二十支蜡烛”。“为了举办我的十岁生日派对，我父亲租下一整套旋转木马，安置在我家的前草坪上，”我妈妈说，“给草皮留下了永久性的损伤。安装旋转木马的人在草坪上踩来踩去，四处打洞，还让旋转木马上的机油流得到处都是。他们为什么要毁掉那些草？为什么？他们原本可以把硬纸板或者塑料什么的铺在草地上保护它们的。”她说，“那些草真是受罪。”“你怎么知道的？”“珀尔，你可以感觉到。总有一天，科学家们会听懂植物说的每一句话，树木会告诉我们，当它们的枝条被锯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那一天终将到来，让全世界的人体会到什么叫作震惊。”
在这些过家家的“公路旅行”中，我的胳膊即使再累也会紧紧抱住方向盘，因为这样妈妈才不会停止说话。“你外婆死于车祸，”她说，“一辆百事可乐的卡车撞倒了她，到处都是百事可乐的碎瓶子和满是可乐的大小水坑，我的白袜子也被染成了棕色，黏糊糊的，我的鞋粘在了人行道上。”“你们那时要去哪里？”“我们去看医生，儿科。我坐在后座，只有五岁，我生病了，发着烧。”“后来呢？”“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我那么小，什么都不记得了。”
无论妈妈给我讲过多少遍，我都想再听一次外婆是怎么去世的，我不讨厌悲剧故事。“救护车开来之前，”妈妈说，“我能听见她临死时的想法，也能听见我们那辆被撞碎的车发出的声音，我猜那是发动机的噪音，吱吱呀呀的，好像有蒸汽什么的喷出来。不过，警车和救护车到达的时候，一切都安静了。”“你们困在车里多长时间？”“我也不很清楚，但他们至少花了一个小时才把我们的破车和那辆卡车分开，把我们弄出来。”“她说了什么？你妈妈说了什么？”
虽然我早就知道答案，但总会再问她一遍。“她没大声说出来，她当然不会大声说出来，但我听见了。没人相信我。我只有五岁，没人相信五岁的小孩。”“我相信你。”我说。
我妈妈举起双手，吹了吹还没干透的红色指甲油。“虽然我觉得她没有说出声来，”我妈妈说，“但我听见了她想说[8]的话：羔羊生命册上就是这么写的吗？”“她只说了这个？只有这句话？”“没错，她就是这么说的。‘羔羊生命册上就是这么写的吗？’只有这句话。”
房车露营公园的访客停车区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什么公路旅行的汽车，我们的车静静地面对着同一堵墙和同一片树木。“你还记得她吗？”“是的。”
我看着妈妈犹如芭蕾舞女演员的脸。她看着窗外的高速公路。
我妈妈说：“我知道那段记忆是爱的唯一替代品。”
伊莱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我妈妈不再假装弹钢琴，不再给我讲述她的童年往事，现在她只给伊莱讲这些故事，因为我见他给她买过一瓶百事可乐，她说他只想开个玩笑，可她觉得这并不好笑。
第六章
艾普尔·梅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她住在房车公园后部的一辆银色的大型房车里，靠近垃圾场。虽然她比我大两岁，但我们在同一个班，她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朋友。
我们读书的那所小公立学校总喊着联邦政府要断掉给学校的拨款，让它关门，因为当地有孩子的家庭很少。过去的三十年中，大多数人已经从小城镇搬到城市，因为城里更容易找到工作。许多乡下的学校已经关闭，我们知道自己的学校早晚也会关门。
我们班只有六个学生，所有科目的课程都由一个老师来教。除了艾普尔·梅，我妈妈不让我和别人待在一起，她不想让陌生人问我任何问题，她始终担心我会被人带走，送到寄养中心去。“总有人想大发善心。”我妈妈说。
事实却是，没人来敲我们的车门找我交朋友、和我分享糖果。
艾普尔·梅的父母让我妈妈用他们的房车作为家庭住址给我办理入学手续。填写各种文件的时候，我妈妈也会使用这个地址。
艾普尔·梅的家庭作业几乎都是我代劳的，她没有学习的脑子，但也并非傻瓜。我不介意帮她写作业，因为作业题目对我来说都很简单，我妈妈提前教了我很多东西，比老师讲得早多了。
艾普尔·梅一头红发，脸上有许多雀斑，所以她的皮肤看上去是红褐色的，我妈妈叫我们俩“冰与火”。
艾普尔·梅专横霸道，我喜欢她这种性格，因为这恰好是我妈妈欠缺的。除了确保我睡觉时必须做梦之外，我妈妈从来不会对我颐指气使，命令我做这做那。
妈妈说，她和我都是梦幻部落的族人。“不需要多久你就能意识到，比起现实，梦境要好得多。”我妈妈说。
艾普尔·梅蛮横得说一不二，我给她起了许多外号——比如“咳嗽时请捂嘴”警察小姐、“不许和我顶嘴”警察小姐，还有“吃饭时闭上嘴”警察小姐。她之所以如此蛮横，是因为她父亲曾经是个军人，把她当成士兵来训练。
我同样不介意她的专横，因为她喜欢挑衅我做各种事，而我偏偏又很喜欢被人挑衅。
假如艾普尔·梅说“我们去河边散步吧”，我会说“好的”。
假如她说“我们去糖果店，你去偷点口香糖”，我也会说“好的”。
我妈妈说，我是在“危险之星”的照耀下出生的。“如果你不小心一点，”她说，“总有一天你会试着爬火车道，被火车碾过去。要是我们家有屋顶的话，你会从屋顶上蹦下来。”
假如艾普尔·梅说“我们去垃圾场探险，你应该有胆量打开那些黑塑料袋吧”，我会说“当然，当然，当然”。
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在那种袋子里发现一具尸体，那恐怖的一幕始终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已经在黑塑料袋里翻出过死狗和死猫了。
那座位于房车公园后面的垃圾场是当地社区的垃圾堆放处，占地不大，为了遮挡视线，场地外面种了一排沙松，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垃圾的气味和垃圾车的声音。卡车后斗掀起和放下来的时候，生锈的铰链会发出刺耳的尖叫，混合着风声和雨声，卡车卸垃圾的声音仿佛也成了自然界的一部分。
大人告诉我们不能靠近垃圾场，因为那里很脏，满是腐烂的东西，会让人生病。艾普尔·梅的妈妈罗丝甚至说垃圾场里有来自退伍军人医院的有毒废料和医疗垃圾，她和我妈妈都在那里工作。但我们依然会去。
垃圾场的栅栏外面绑着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危险，勿入”，然而并没有大门和门锁，也没有人看守。
入口的一侧有一棵高大的树，这棵树一直被人当作练枪的靶子，满是弹孔，透过橙褐色的树皮能看到树干内部的许多地方。
堆放的垃圾大都已经腐烂，但垃圾场的外观并非一无是处：各种塑料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碎玻璃像是绿色和蓝色的水晶。这儿有塑料盘子、勺子、叉子、袋子、盒子、瓶子和玩具娃娃的零件。好几个失去了身体的芭比娃娃脑袋，顶着黄色、橙色或者红色的乱发，散落在破碎的蛋壳和牛奶盒之间；成对的粉色娃娃腿；一条单独的塑料腿从红色的“幸运符”麦片盒子里戳出来；还有粉色的胳膊和带肚脐的粉色娃娃躯干。
艾普尔·梅找到过一条旧牛仔裤，裤子后袋里有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那时起，我们总会把垃圾场里找来的破旧衣服口袋都翻一遍。
在其中一次捡破烂之旅中，我在一个小盒子里发现了一支破损的温度计，里面的水银漏了出来，凝聚成一颗一颗的小球，我玩弄着这些亮闪闪的小银球，让它们在我的手掌表面滚来滚去，看它们时而组成一颗大球，时而分散成许多小球，最后让这些液态的金属颗粒从我的手掌滚进牛仔裤口袋。
回到车上，我把水银放进一只小袋子，袋子藏到前排座位底下。这个袋子里装着我从垃圾场里找回来的所有小玩意儿，比如几颗弹珠、一只黄金耳环、四个黄铜纽扣，每一个扣子上都有船锚的图案。
有一次，艾普尔·梅在一个纸板箱里发现了满满一箱子黑色和棕色的蛾子，其中一只蛾子乍一看非常大，我还以为它是一只鸟。这些蛾子层层叠叠地摞在箱子里，两两之间用白色的薄棉纸隔开。
箱子里还有一张纸，用墨水写着蛾子的物种名称：阿特拉斯蛾、黑女巫、彗星蛾、月形天蚕蛾、鬼面天蛾和皱地夜蛾。
我们想把这些蛾子拿出来，但小心翼翼地尝试了半天，最后只能放弃，因为它们非常脆弱，手指一碰就变成了粉末。“这箱蛾子肯定是谁收藏的。”艾普尔·梅说，“我要拿走它。我不能把这些死蛾子留在这儿，它们会给我们下咒的，把它们留在这里就会发生不好的事。”
艾普尔·梅十分迷信，迷信到当场就能编出新的迷信说法。“还是放在这里吧，”我说，“它们都碎成粉末了。”“好吧，”艾普尔·梅说，“可要是发生了不好的事，那就是你的错。”
我们还找到过一摞又一摞的杂志，尤其以《时代》过刊和色情杂志居多。我们的性教育是在垃圾场里完成的，我们在那些杂志上看到过不少匪夷所思的奇闻异事。
垃圾堆里还散落着各种婴儿鞋，有些鞋子依然是成对的，左右两只的鞋带绑在一起。
我妈妈说：“我总觉得那些垃圾的气味最后会飘到大海里，美国发出的一切气味最终都会被风吹进大西洋，所以冰岛和爱尔兰能闻见纽约的味道。抬头望望天空，想想那里都有些什么吧，说不定能看见准备从美国飘到法国去的派对气球，美国国庆日燃放的烟花爆竹气味或许能越过高山和大洋，飘到英格兰。”
艾普尔·梅的父亲是退伍老兵，大家都叫他“鲍勃中士”。他曾经去过阿富汗，是第一批被派到阿富汗的士兵，也是第一批回来的。
鲍勃中士个子很高，剃了个光头，只在下巴上留着一点短髭，他会时不时地把手指按在这层胡茬上又摸又拽，似乎要把它们拔出来。他的一只耳朵被地雷炸没了，同一颗地雷还炸掉了他的腿。
鲍勃中士经常愤慨地告诉大家，当年他踩在了一颗天杀的前苏联地雷上，好像加上这些形容词就能显得地雷更可怕似的。
地雷爆炸也让他几乎失聪，所以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必须大喊大叫才行。
鲍勃中士说他现在只剩一条腿，什么也听不见，只能看看书，他通过退伍军人图书馆的目录借阅书籍，这家图书馆是全国连锁的。
他偶尔会穿戴假腿，但大部分时候只是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空荡荡的一侧裤腿向上卷好，用大号的尿布安全别针固定起来。鲍勃中士很少穿衬衫，习惯光着膀子。他的上半身布满文身，那是在他的两个朋友死在阿富汗之后文上去的。
鲍勃中士说，在肋骨部位文身的时候感觉最疼。
他的腰部左侧和上方文了一行字：纪念倒下的兄弟。腰部右侧文着：我们相信上帝。“我从小就是基督徒，”鲍勃中士说，“但去阿富汗之后我才真正开始相信上帝。谁都有可能死在那个战场上，但我活了下来，每天对着镜子看到我的文身，我都会想到自己是多么幸运。我现在相信上帝，因为到了这个年纪，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鲍勃中士的背上文了七颗子弹，子弹上分别写着他在战争中失去的七个朋友的名字。每一次靠近他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读那些名字：肖恩、米特、卡洛斯、卢克、彼得、曼尼、何塞。
艾普尔·梅的妈妈罗丝是镇上那家小小的退伍军人医院的护士助理。鲍勃中士是在医院里认识罗丝的，她曾经是他的护士。
每当需要创可贴或者抗过敏药的时候，房车露营公园里的每个人都会去找罗丝，这些东西她都有。罗丝还擅长给人打针、清洁伤口和缠绷带，事实证明，每个人都有需要她帮忙的时候。
有一天，艾普尔·梅、罗丝和我坐在她们家房车外面的草地上，这一天的天气在七月里很难得，微风吹走了湿气，让我们得以舒舒服服地坐到房车外面，连垃圾场的气味都被风吹得不知去了哪里，很可能早就到了瑞典。
每逢这样的晴朗天气，我妈妈会说：“今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水汽被堪萨斯州的花粉颗粒、宾夕法尼亚的煤尘和佛蒙特州的蜘蛛网挽留在了当地。”
罗丝坐在草坪椅上，大腿之间放着一只大号的粉红色透明塑料杯，杯子里装满了柠檬水，她正在吃多力多滋薯片，每吃进嘴里一块之后，都要舔干净手指缝里的咸味辣椒面和切达干酪粉。艾普尔·梅和我坐在离罗丝很近的地方，我们能听到三角形的多力多滋被她的牙齿碾碎的嘎嘣声。可她一块都没给我们吃。吃完整袋薯片，她把食指塞进嘴里吮了吮，然后把蘸了口水的手指塞进薯片袋，在袋子底部抹来抹去，把最后一点薯片渣粘出来舔掉。那根食指的指头尖总是亮红色的。
她旁边的地上搁着一罐百事可乐。
罗丝的右脚踝上有个Hello Kitty文身。为了向我展示她妈妈是Hello Kitty的铁杆粉丝，艾普尔·梅曾经让我看过一眼她妈妈印着Hello Kitty的美国银行支票簿和Visa卡。
我妈妈对罗丝格外友好。她们不是真正的朋友，但在同一家医院工作，对彼此抱有一种诚恳却疏离的尊重。“她不是雾天，也不是雨天，但罗丝身上确实有股氨水味，”我妈妈说，“就好像刚刚从一团云雾里走出来似的。”“为什么？”“罗丝十几岁的时候，她父母租了一套房子，那里曾经是个制毒窝点。”“罗丝对我说过这件事，”我妈妈说，“住在那个房子里，她三天两头生病，心情糟糕透顶，她父母也是这样，直到那些瘾君子总来找货，他们才明白过来。那座房子原来是个毒品工厂，还在制毒的时候发生过爆炸，所以房子里到处都是毒品的残留物，连空调通风口里都有。所以罗丝让那些冰毒给弄得疯疯癫癫的。”
佛罗里达的每个人都知道制毒窝点意味着什么，它们是警察时刻搜寻的头号目标，总是在新闻里出现，几乎人人都能讲出一个关于“某某人制毒”的传闻。佛罗里达的每个人也都知道，墨西哥海洛因正在接替冰毒的统治地位。
我们学校里就有一个叫拉斯蒂的男孩，他身材瘦高，总是在磨牙，因为父母参与制售毒品，他被社工送进了寄养中心。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完全是由于他们时运不济，因为当时他家房子后面的树林突发火灾，有人打电话报了警，消防员赶到后顺带发现了他家的毒品作坊和172克液体冰毒。“拉斯蒂来学校和我们说再见，”我告诉妈妈，“他说，他要到迈阿密郊区的一家寄养中心去。我很难过，我觉得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很难过。”“没错，当然，”我妈妈说，“你难过的原因是，在你忘记他之前，甚至早在他关上车门一去不回之前，你就知道自己迟早会忘记他。”
在退伍军人医院工作让我妈妈意识到人是多么容易被其他人遗忘，她不知道被人忘记和死亡两种结局哪一个更悲惨些，太多的退伍军人在住院时从来没有家人或者朋友来探望他们。
罗丝吃她的多力多滋的时候，跟我们谈到了爱情。她担心艾普尔·梅对男孩没兴趣，对做女孩也没兴趣。艾普尔·梅不喜欢Hello Kitty，讨厌粉红色，还拿厨房里的剪刀把自己的头发剪短了。
那天上午罗丝舔手指上的橙色多力多滋粉末、喝百事可乐的时候，决定给我们两个一些关于爱情的指导。“有时候触碰男人比和他们说话更有效，”她说，“不用说话。我从来没想过，鲍勃中士这样的男人会爱上我。瞪大你们的眼睛，姑娘们，去寻找那个懂你的男人，那个明白女人就是天堂的男人。只有他才配得上你的亲吻和关心。话不要太多，别唠叨些有的没的。如果你有话要说，那就把你想说的变成动作，比如碰他一下、拧他一把。不用说早安，你只需要碰碰他的肩膀，别问他爱不爱你，吸吸他的手指头。你得给他留下一点特别的记忆，明白吗？我说得对不对？你们告诉我。”
事实表明，罗丝正是按照她说的那一套来做的。她从来不和鲍勃中士说话，我们只看到她抚摸他的头顶或者亲吻他的脖子后面，有时候她会伸出手指描摹他的文身，好像打算重新画一遍或者在研究印在他身体上的路线图。在她的触碰下，鲍勃中士会闭上眼睛，或者掏出他的钱包，给她一张十块或者二十块的钞票。“这是真的，‘肉泥’真的很爱她，”有一天，我们在河边闲逛，艾普尔·梅对我说，“虽然他们是我的父母，可想到自己的父母相爱什么的有点恶心。”
艾普尔·梅给每个人都起了外号，她父亲是“肉泥”，她妈妈是“脆饼”。
有一年情人节，鲍勃中士送给罗丝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假如一个男人给他的女人一把枪，说明他真的很信任她，”鲍勃中士说，“那把枪也不会成为寡妇制造者。也许某些枪确实是寡妇制造者，但这把肯定不是，它比一盒糖果有用得多。回到家里的时候，比起看到我老婆为我烤了一个苹果派，我宁愿发现她刚刚拿枪崩了一个骚扰她的强奸犯。没错，千真万确，假如一个男人给他的女人一把枪，说明他真的很信任她。”
鲍勃中士分门别类地给各种枪起了绰号，有“寡妇制造者”“孤儿制造者”，还有“和事佬”。假如劫匪经常用某种枪来抢劫汽车，他就叫它“汽车制造商”，假如某种枪打得不准，就叫它“祈雨巫师”，打得准的枪则叫作“立法者”。
他送给罗丝的手枪是粉红色的，还为它配了一只特别的粉红色枪套，这样她就能把枪挂在胳膊底下随身携带。然而她实在太胖，肥肉把枪从胳膊底下挤到了上衣前襟和乳房之间。待在房车附近的时候，她就这样把枪放在乳沟前的衬衫下，出门时则装进包里。
罗丝说：“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因为他希望我安全。”
其实鲍勃中士最初不想让她拿着一把粉红色的枪，他说，假如她遇到麻烦，没人会把这种颜色的枪当回事，然而罗丝仅仅靠着摸他的头发和捏他一边的耳垂就彻底将他说服。“遇见我丈夫之前我就喜欢枪，”罗丝说，“所以在枪的事情上他糊弄不了我。我小时候家里就有枪，我父亲用它们打猎，枪能给我自由，我很清楚这一点。反正，我的愿望清单上的下一把枪得是沃尔特PPQ点40，他知道了也会很高兴的。”
但我妈妈认为罗丝不应该把枪藏在上衣底下。“这就像把点着的蜡烛放在窗帘边上，或者在煤气炉上烘干衣服，”她说，“总归会烧着什么东西的。”
罗丝说：“一旦有了枪，你的体温会永远保持正常温度。但我有种很强烈的预感，我觉得他下次会送我一只戒指。”
我妈妈说罗丝是个好人。“她对所有病号一视同仁，”我妈妈说，“她是个好护士，哪怕有人快要死了，她也会说他们会活下去。她没法告诉别人坏消息。”
谈到我的妈妈，罗丝说：“老天只给了你亲爱的妈妈四十八张扑克牌，不够一整副，也许是上帝数错了，也许是有人偷走了六张。你妈妈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但她是个好人。你妈妈证明了‘有钱人也可以做个好人’，她从来不炫耀她那些漂亮的鞋，也不会自吹自擂。”
人人都喜欢我妈妈。我相信这是因为她能看透他们的内心，弄清楚他们受过什么伤害，她就像一个包纳万物的口袋，每个人都能在她心里找到安稳的容身之处。
罗丝还说：“你妈妈的问题是，她对每个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对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人来说可不好。同情心过度也是病。”
我妈妈在退伍军人医院做清洁工，罗丝在同一家医院当护士。在我们所在的佛罗里达的这个地区，一个人能找到的工作种类屈指可数。我妈妈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只能在医院的清洁部门工作。
我的芭蕾舞演员妈妈擦地板、铺床、刷便盆、倒垃圾、扫走廊。她在衣服外面套了一件工作外套，戴着橡胶手套，鞋子外面套着塑料袋，头上包了一个发网，把乱蓬蓬的金发兜在里面。
我妈妈和艾普尔·梅的妈妈都抱怨退伍老兵没有得到应得的治疗，医生们看诊不及时，老兵们常常要等几个月才能获得医治，连医院的清洁部门都总是缺少必要的物资，甚至包括卫生纸和清洁剂之类的基本用品。“医院是介于天堂和人世之间的地方，”我妈妈说，“我该怎么描述这个地方呢？在这里，一个成年男人可能因为失去了手臂而哭得像个孩子，人们可能像个纸娃娃一样被撕得四分五裂。他们知道自己没法保护任何人，可要是你谁都不能保护，生而为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罗丝说，她在工作中最见不得的惨剧就是病人自杀。“那些老兵，没有死在战场上，却用刮胡刀和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说。
一年一度的“全国护士周”期间，当地的教会牧师雷克斯·伍德先生——他也住在房车露营公园——会到医院去，主持一个他自己发明的叫作“祝福之手”的仪式，他喜欢创造一些新颖的宗教仪式，以“宗教创新者”自居。
举行“祝福之手”仪式当天，护士们会抽出二十分钟，暂时离开病人，放下手中的工作，到医院外面的停车场去，排成一队，举起双手接受祝福，雷克斯牧师会走到每个人面前，边祷告边往她们的掌心洒一点圣水。
总有一两个嗑冰毒或者海洛因的瘾君子在停车场附近晃悠，旁观牧师的祝福仪式。大多数人都能看出嗑冰毒和嗑海洛因的人的区别：冰毒成瘾者脸上有溃疡，挂着吸食冰毒后特有的微笑，他们有的已经没了牙齿，有的就算还有几颗牙，也不过是嘴里的摆设，完全失去了用处。海洛因成瘾者在医院周围游荡的原因是希望个把护士能偷偷塞给他们一支注射器或者一盒泻药，他们总是靠在汽车上打瞌睡，甚至为了躲避夏天的炎炎日光而钻到车底下睡觉。
每个人都知道，为了一年中仅有的这一天，全体护士都会跑到当地的美妆店做美甲。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妈妈会在观看祝福仪式的时候紧紧握住拖把，其他清洁女工则会把手放在口袋里，清洁工的双手得不到祝福的原因是没人认为她们的手有资格接受祝福。
雷克斯牧师喜欢把他的讲道内容和祷告词打印出来，分发给教会成员。“全国护士周”结束后的那个星期天，他会先把“祝福之手”仪式上使用过的布道词发给教堂会众，然后站在布道台前大声朗读：上帝保佑关怀他人和辛勤劳作之人的双手；上帝保佑帮助他人行走之人的双手；上帝保佑拿注射器和端水杯之人的双手；保佑清洁他人身体之人的双手；保佑承担世间苦痛之人的双手。阿门。
我妈妈说，你永远不知道魔鬼藏在哪里，说谎者总喜欢假扮祭司或者诗人，他们往往躲在最干净纯粹的地方。
放学后，艾普尔·梅和我喜欢沿着河边散步，那里有个小码头，我们可以坐在上面眺望水面。
我们聊聊这个或者那个吧。坐下来之后，艾普尔·梅会这样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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