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大家自述史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常书鸿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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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大家自述史系列)试读：

我出生在光绪三十年（1904）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午时。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那一天还是惊蛰，你这条午时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最清晰的莫过于母亲和善的面孔和那双蕴藏着生活的艰辛却永远饱含温情的眼睛。龙是什么东西，好兆头又是什么？在一堆问号中，我记下了母亲在我耳边念念叨叨关于“好兆头”的话。

我没有看见过祖父，只见过在除夕夜挂在厅堂正中，头戴红缨帽、身着镶金黄袍、坐在太师椅上的祖父画像。听祖母说，祖父是东北热河头田佐镶黄旗的满族人，姓伊尔根觉罗。他是从热河派到杭州驻防并安家落户的世袭小军官——云骑尉。祖母生有四个男孩子和三个女儿。我父亲排行第一，是长子，他后来是黑龙江省一个八旗工艺厂的录事。二叔死得很早，留下二婶和四个孩子。三叔、四叔因事故不幸致残。三个姑母中，二姑母曾进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读过书。我母亲生有五个男孩子。我是老二，下边还有三个弟弟。大哥书林，三弟书文，四弟书箴，五弟早亡。常书鸿的父亲常庚吉先生。

辛亥革命那年，我才六岁。记得一天夜晚，浙江金库所在地范台衙门起了大火，把西湖碧水映照得通红。当时，我们住在西湖边的旗下营（现在是新市场），见此情景又惊又怕。祖母便带着我从西湖逃到南高峰，躲在一个破庙的大殿里。在清冷的月光下，我看到庙里的神像阴森森地举起双手像要扑过来似的，令人毛骨悚然，可怕极了。联想到沿路听人所说，现在清朝倒了，要杀鞑子，更加不寒而栗。

我向悄悄流泪的祖母说：“我们会被杀吗？”

祖母望着在我们头上举起双手的雷公菩萨说：“这只有菩萨来保佑了！”她念叨着，叫着我的乳名说：“灵官，你睡吧，奶奶在这儿，不怕的！”

在祖母低弱的哭泣声中，我带着一种幼年初次遭遇的极大恐怖渐渐朦胧地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看到庙里已挤满了从城里逃出来的男女老少。祖母向他们询问城里的情况。他们便说起要“杀鞑子”、“剪辫子”等各种传闻。这使我们又是一阵心惊肉跳。祖母不自主地轻轻念着阿弥陀佛。我依着她也不敢多讲话了。躲在庙里，最让我难过的是不知道家里母亲和兄弟们的情况。“是不是都被杀了呀？”祖母一直在隐隐哭泣。但当我问起时，她总是说：“不要紧的，孙儿。我们家中并没有作孽，祖宗会保佑我们常家的……”

我们在南高峰又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一夜。第三天早晨传来消息说，城里一切照常，并没有“杀鞑子”，也没有打仗。我们这才放心了。随着众人，我们怯生生地回到城里，但不敢回到旗下营的老房子去。我们找到汉人聚居区住的亲戚家一打听，才知道全家搬到一个叫“湖墅”的汉人朋友家去了。一家人又团圆了。

辛亥革命以后，男丁们原有的皇恩官饷被取消了。这一来，二十多人的一个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几乎每个人都负有责任。也正是在这谋生的道路上，使我初次接触到了绘画，萌发了对艺术的喜爱与向往。事情还得从我二姑说起。我二姑刚刚定亲，丈夫就死了，因此她便信佛吃长素。生活的逼迫，又使她改信基督教，免费进了南京金陵神学院学习。从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在我家附近的湖山礼拜堂美国浸理会女牧师福姑娘身边做助手。她一直没有出嫁，而且想方设法地为家里人张罗工作。致残的三叔很聪明，从小就爱绘画，可是无情的病魔不但夺走了他那双蹦蹦跳跳的腿，还使他的双手渐渐萎缩，一只手像婴儿在胚胎中一样蜷曲胸前，只能用另一只还能活动的手吃饭。在二姑的鼓励下，他顽强地坚持学画。绘画初始，他的笔下常是一些写实的作品：小孩荡秋千、放爆竹，山水、花鸟。后来，湖山礼拜堂的福姑娘随二姑来到我家。福姑娘身材很高大，已上了年纪，却还穿着很好看的花布长袍，戴着一顶花布太阳帽，夏天还拿着一把花布小伞。虽然她也是一头栗色长发，蓝蓝的眼睛，可是她却和许多洋人不一样，非常和蔼可亲，来时总给我们小孩子每人一块美味的奶油巧克力糖。对三叔的小画片，总是赞不绝口。她建议让三叔画一些中国风味的彩色贺年片或圣诞节、复活节用的画片。因为这些画出于残疾人的手笔，画技还不错，加上福姑娘的宣传，三叔卖得了一定数目的钱，贴补了家中的花销。从这以后，三叔还经常教我们帮他填颜色，摹写画稿。

二姑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不顾祖母的反对，组织我们全家弟兄在家做礼拜，要我们写赞美诗。每个礼拜天下午，由二姑主持，让我们大大小小坐在一块唱赞美诗。她为了鼓励我们坚持下去，还用钱来买动我们，每做一次礼拜给一个铜板，画一张赞美诗的挂图，便多给几个铜板。我母亲和祖母原来对二姑的这些活动总是投以冷眼，但奈于她既给我们钱，又使我们不再吵闹，时间一长，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全家的经济仍是很困难的。我们十个兄弟姐妹都逐渐长大了，光是二十几口人的粮食，每月就需要三四十元。为了增加收入，父亲让我们搬到涌金门外荷花池头（现在的柳浪闻莺）一处闹鬼的房子去住，把自己在新市场闹市的房子出租给别人。我们搬出祖宅时，祖母伤心地哭泣着，抚摸着院子里的老槐树流连难舍。我在搬家之前，特意在墙上嵌了一块石牌，上横款刻着我自己写的“存德堂”，下面两个楷体大字是“常界”，大门上嵌一块匾，上刻“槐荫书屋”。祖产房子颇为宽敞，是一个房舍严整、花木葱茏的院落，可说是我童年的百花园了。记得院前有一棵大槐树，枝繁叶茂，夏天蝉在树上欢鸣，鸟在枝头叫唱。我曾养了一只小鸟，在三叔的帮助下，居然把它训练得可以断线放走，又可叫回来，可按我的话去墙上含一个红绒球，或跟着追一朵绒线花。我不玩的时候，小鸟就在大槐树上玩耍，饿时就来向我叫着要食，十分有趣。在祖房后面小天井里有一口很深的水井，每到夏天，我们用它来冰西瓜，又凉又甜。后园有一棵很大的黄白相间的木香花树，还有桃、樱桃、枇杷等果树。到了春天，尤其是到了祭祖的那天，我们可去后园里吃樱桃，把一串串的木香花采来送亲友。祭祖除了买鸡鱼等好吃的东西外，还要买一只全羊，吃羊汤饭，邀请亲戚来家举行宴会。每到这一日，我母亲就梳起钗子头，头上插着翡翠的钗子，脸上涂粉，抹胭脂，身穿绣花长袍，脚着木屐鞋子，走起路来一步一摇，使我感到既新奇，又有趣。但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一种美好记忆，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就不再举行了。

搬到荷花池头后，我发现这座房子比我们祖宅还要宽敞。房前有一个荷花池子，门前还有两棵大梧桐树。那是暮春时节，荷花池中翠绿的荷叶婷婷玉立，洁白、粉红的荷花含苞待放；池子里、荷叶上蹲着不少碧绿的青蛙，看见人来了就扑通一声跳下水去。在清亮的池水里，我们可以见到一群群小鱼在嬉游，小虾在纵跃，螺蛳也在堤边石缝里缓缓移动，有时还可以看到一条大黑鱼带着一群小鱼在荷叶影子里游动。那些小黑鱼黑头黑尾、扁嘴巴，随着母鱼游来窜去，十分招人喜爱。看到这些景致，搬家时的怨恼一下子飞得干干净净，对新家顿时觉得非常满意了。

我跑到后园里，那里有四棵橘子树，正要开花，散发着像代代花一样扑鼻的奇香，此外还有不少玫瑰花、桂花，香气袭人，沁人心脾。在地面上放着成排的花盆，好像是一个花圃。我满意地搬开了一个大花盆，想看看盆底有没有蛐蛐，忽然看到了一条黑身黄足红头的大蜈蚣，被吓了一跳。一个邻居的儿童对我们说，这屋里不但闹鬼，还有大蛇、大蜈蚣精、狐狸精呢！

我接着问邻居的孩子，这里一定有蛐蛐吧？“有，有。”说着，那个小伙伴领着我来到房子后面的围墙外，指着一片开阔地说，“看，在那里，你如果不怕的话，可以去死人棺材里捉蛐蛐，骷髅中的蛐蛐是最好的，有的是！”这个小孩子叫阿五，和我年龄相仿，从此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在对新房子初步适应的一周后，我对妈妈和奶奶说：“这里非常好，比我们原来祖产房子还要好呢！”妈妈累了一天，要我赶紧休息。我却一直在想，这么好的环境，钓鱼、兜螺蛳也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些吃菜问题了。临睡前，我选了几根钓虾的细竹竿子，用缝衣针做了几个钩子，匆匆倒在床上睡着了。忽然，我被玻璃窗外的月光照醒了，朦胧中以为天亮了，看时钟才5点，东方有一点白光。我披衣起床，赶忙跑到大门外荷花池的岸上，看到黑黝黝的河虾都爬在近水面的石头上。我高兴极了，急忙沉下钩子，竟不费力地钓了大半面盆活虾。我在盆上面覆盖了鱼草，悄悄地煮了一锅水泡饭，准备好上学的书包。做好了这一切，已是6时半了。我又悄悄地和妈妈说，泡饭已煮好了，今天中午蒸虾当荤菜，再炒一点咸菜，中午饭解决了。妈妈抚摸着我的头，整整我的衣襟，哭着说：“你真是妈妈的好孩子……上学路上不要跑，好好读书。”常书鸿的母亲常梁氏。

西湖畔新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农历的六月十八日。这一天出嫁到诸暨的小姑母也回娘家来了。全家人除了残废的三叔，老老小小都兴冲冲地去西湖边看荷花灯。这一天是观音菩萨降生的前一天，西湖上要举行荷花灯会，附近的人都要来杭州，彻夜不关城门。整个西子湖热闹极了，十里西湖如镜的湖面上，技艺不等、华陋不一的五彩荷灯，慢悠悠地铺满在粼粼碧波上；豪华的画舫，玲珑的小划子穿梭其间；有时烟火腾空，那时的烟火放上去如一出出戏，漂亮极了。我忘乎所以地拍手跳跃，由于湖边长满青苔的石头很滑，一不小心，自己竟像一个元宝一样跌落到湖里。

这一下可把祖母吓坏了，拿着拐杖直叫：“灵官，好孙儿不怕，拉着拐杖上来。”

但是滑溜溜的石头，我怎么也攀不住。这时，我只听到扑通一声，一个有力的手，像盖叫天举坛子一样，把我一托送到岸上。

祖母看着我浑身湿透的样子，笑着说：“灵官真是个好孩子，掉进水里也不哭，真勇敢！明天是观音菩萨降生日，你这条小龙今晚下水迎观音菩萨，菩萨一定会保佑你大吉大利的。”

我的童年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温情和幻想，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情一景，牵动着我永久的思念之情。二　校园遇知音

童年的嬉笑、玩耍是让人留恋的。尽管那时已家道中衰，但读书识字，望子成龙，仍然是母亲心中不可排遣的意愿。刚刚八岁，我就被送进了亲戚办的梅青书院（私塾）学习，以后又进了杭州涌金门内运河下的时敏小学。校长姓章，是一个对学生非常严厉的教书先生。拜师那天，母亲带着我去学校。我记得当时母亲还给我拿了一包香烛。虽然封建王朝打倒了，但当时的小学课堂中央还挂着一个小木龛，里面有一个“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入学仪式是：先点燃了香和一对蜡烛，对牌位行三个鞠躬礼，再转过来对校长行三鞠躬。行毕礼节，校长指定了我坐的位子，这便是入学了。因为在此之前我已上过私塾，所以进学校后就插班在初小三年级，一年之后又进入惠兰高等小学上五年级。

在高小，结识了一个名叫陈永安的同学。他比我大几岁，不但功课好，而且能画中国山水画。我因为从小就跟着三叔学画画，故此，我俩志趣相投，很合得来。

我喜欢画画，但不像《芥子园画谱》那样，用圆圈画梅花，写个字当竹叶，我不理解这种表达方法。我喜欢能够表现人物光暗的西洋水彩和油画，但不懂水墨画。我跟陈永安画了一段时间国画后，感到国画太抽象，不写实。所以后来就自己找《东方杂志》上印出的彩色泰西名画来学，觉得还有趣味。

有人劝我考上海美专，但父亲不肯，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我想了一想也确是如此。

高小毕业后（大约在1918年），父亲强调要我投考工业学校。我在犹豫不决时，忽然听说中学的一个教员要去考留法勤工俭学，那时我才15岁，怀着一种好胜的心情，悄悄地向老师问明报名的种种办法，便背着父母报上了名。但这次因为不会法文没有被录取。不得已，我只好遵照父亲的旨意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电机科。虽然被录取了，但因为数学考试成绩不好，第二个学期根据我自己的意愿，改选了染织科；在染织科里，有染织图案和染色等课，总算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常书鸿的好友、著名导演沈西苓编导、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剧照。

当我转到染织科的时候，碰到一个和我意趣相投的同学，名字叫沈西苓，是沈兹九先生的弟弟。他的父亲是浙江规模最大的伟成丝织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沈兹九先生已在日本帝国美术大学留学。沈西苓也是非常喜欢绘画的，但他父亲为了让儿子继承父业，一定要他学染织，这样一来我俩在染织科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去看染织图案，对好看的各种染色绸布进行研究、讨论。我们从染织图案的纹样造型和色彩联系到西洋画坛上的各种流派，从绸布浸染的色彩变化，议论到当时法国印象主义画家高更在塔伊底土人服装色彩的启发下创造的象征主义画派。我们还悄悄地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这个画会里有不少青年学生和业余美术工作者。我们每逢星期日或假日一同到西子湖畔去写生，孤山的红梅与平湖秋月的莲花，都是我们画笔写生的对象。我们还把写生作品在茶馆或饭店陈列展览，听取意见，以资改进。我特别爱好人物画，从各种画刊杂志中收集国内外名家的彩色画片，在家临摹。为了减轻日渐衰落的家庭的负担，我还抽出时间用木炭画像。

1923年，我已学完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课程。按照这个学校的制度，每年要收留各专业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在学校里做教学工作。在毕业典礼上，我被宣布留在母校，担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的美术教员。沈西苓则由他父亲决定去日本自费留学。在离别前，我们依依不舍，希望能够共同再走上新的学习岗位。尽管西苓和他父亲愿意资助我去日本学习，但由于我家境困难，还是未能同舟共行。当时，我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望——去法国。我认为学洋画去日本不如去巴黎。

是年秋季，按照母校给我安排的工作岗位，我先去纹工场报到。这个工场原来的管理员叫都锦生，就是后来杭州很有名的都锦生丝织厂的创办人。纹工场是设计制作丝织物纹样图案、意匠的工场，从事制图、意匠、纹板轧制等一系列准备工序，使丝织物通过提花机生产漂亮的杭州特产丝绸和华丝葛之外，还可以制织各种风景、肖像和人物。这个工场里，既有美术的图案绘画，也有机械的工业制造。都锦生是我的老同学，那时他已在自己家中装备了一个小作坊，利用纹工场设备开始生产织锦和西湖风景等。因此他希望早一点离开纹工场，专门从事他家中经营的小工厂，但苦于没有适当的人来接替。当他知道我去纹工场时，便感激地将工场和十余个艺徒都交给我管理，说：“由于你帮助，我可以放手从事都锦生丝织厂的发展，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担任了纹工场管理和学校的美术教员后，当然比起在学习时繁忙多了。我专心致志地要把工场和美术教育工作搞好。开始上美术课时，我怕学生不听话，但经我热心教导后，全班三十几个学生都非常喜欢我。我不但在上课时尽心教他们，连假日都带他们外出写生。有一次，我们在西湖孤山画风景，湖对岸雷峰塔的倩影倒映在水中，那景致如诗似画。可画着画着，忽然耳边轰隆隆一阵闷雷似的，但见对岸灰沙弥漫，一角天都看不清了。及至灰沙散尽，咦，奇怪，雷峰塔不见了。原来千百年来就矗立在这儿的雷峰塔，经不起风磨雨蚀和人工破坏，终于倒掉了。第一个学期终了时，校长告诉我，他了解到我在预科的美术教学很受学生欢迎，所以想把原来由周天初教授担任的美术课也让我兼任。

在第二个学年以后，我的工作分量增加了，但心里很高兴。这期间，我还经常收到西苓从日本寄来的信，令人鼓舞。西苓说，他到日本后深受日本美术界进步思潮的影响，已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他经常寄给我日本刊印的美术画册和美术理论书籍，这一切对我学习的帮助很大。我们在通信中，有时讨论艺术，有时辩论政治，并谈及到厨川白村的名著《出了象牙之塔》。对照名著，我们都感到自己在艺术上知道的和能够干的太少了，远没有登堂入室，更谈不到爬上“象牙之塔”了。因此，我们决心把艺术创作的基本技巧更好地学到手。

西苓到日本后进入东京帝国艺术大学，我也醉心于西欧的美术，立志要到巴黎艺术大学去学习。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早晚随身带了一本袖珍法汉字典，把生字一个一个地用红铅笔画出来，捂着法文念汉字，捂着汉字念法文，死记、硬背，坚持两年，进步很快。常书鸿1930年写给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长的一封信。

1927年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发动对共产党的大规模屠杀。有一天，我和学生正沿着延龄大马路走向湖滨，忽然迎面来了一队穿灰色军衣，肩背大刀的刽子手押着三个五花大绑的青年。我突然发现其中之一是我们西湖画会失踪了三天的成员M君。正在我心里惶急、惋惜的当口，突然人群哗地一下四散奔逃。原来这些丧尽天良的刽子手，就在当街将这三个无辜的青年杀害了。这个遭遇像电流一样，使我全身打了一个寒噤，也促使我下定决心，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白色恐怖的险恶世界。当时我已经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选拔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浙籍公费生的考试，但考完后迟迟未见发榜，盛传这次考试是虚有的空名，实际名额早已由几个大学生私分了。我见公费留学无望，立即决定自费去法国留学。这决定得到了母校的支持，也得到了都锦生、劳尔遥及学生们的支持。第二章留学法国一　巴黎学子

1927年6月16日，我登上了一艘由上海开往马赛的“达达尼亚”大邮船。上邮船的舷梯时，兴奋的情绪就笼罩着我。梦寐以求的西方艺术、罗浮宫的藏画和雕塑将成为我的摹写对象，毫无掩饰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使我激动万分。

船在晨雾中徐徐驶出港口，外滩的高楼大厦渐渐地变小了，模糊了。报时大楼上的钟声，穿破灰濛濛的雨雾，低沉地响着，黄浦江上粗闷的汽笛声也此起彼伏，浑响成一片，一阵阵传入耳中，使我的心情随之又产生了一种抑郁和伤感。当时的中国，充目所见的都是饥饿、流血和豪富的挥霍奢华。祖国的山河虽然秀美，但是艺术——绘画艺术的天地，在这个国家里几乎就像抛弃的垃圾，没有一席可栖存的土地。船尾掀起的浪花声单调地唱着，我突然感到了一阵酸楚，眼眶湿润了。母亲那张和蔼的脸，童年时钓鱼捉虾的湖边小湾，同窗知己沈西苓和一个个朋友熟悉的面容，像一幅幅画，闪现在我一瞬间似乎空白了的头脑里。常书鸿1935年在法国巴黎。

不容我多想，一个船员已吆喝着向我招手了。我这次远渡重洋，是得到一位同学父亲的帮助。他花了一百大洋搞到了一张统舱船位的证。住统舱是不能走出底舱到甲板上去的，要整日缩在船底。为了能看一看沿途的风土人情，并且挣点钱解决初到法国时的困难，我找到了在船上伙房里打杂的工作。洗碗盏、洗菜、削洋芋、杀鱼宰鸡等下手活，都由我一人承担。最让人难受的，就是从上海到马赛要在下舱底闷一个月的时间。经过地中海等海洋时，又正值7月炎暑，下舱密不透风，那闷热实在令人难熬。

在途经西贡、红海、亚丁、印度洋时，天气炎热加上锅炉的温度，真是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尤其是在经过印度洋时，大风大浪，剧烈的颠簸使得不少工人头晕呕吐，一两天吃不下饭，饮不得水。我虽然也感到不舒服，但欣慰的是，临行前母亲替我准备了一罐雪里蕻咸菜，实在吃不下饭时，便吃一点咸菜；加上从小喜欢走浪桥浪木，在大风大浪中经过一两天的锻炼，已慢慢地习惯了在摇摆中工作和劳动。

结束了一个月的航海旅行，到达马赛，改换火车，直接到达梦寐以求的人间“艺术天堂”巴黎。

那时，我认识一个杭州老乡郎鲁逊。他是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半工半读学雕刻的同学。他为我介绍到一个巴黎拉丁区中国饭店，当半日做工半日学习的临时工。我把全部业余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因为拉丁区是艺术中心蒙巴拿斯的所在地，那里有小型展览的画廊和供业余练习速写和绘画的格朗旭米埃画室。这个画室分人体速写素描、油画习作和静物画室，白天夜里都为业余或专业的美术工作者开放，只要购入门票，就可以进去画画。画室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学生和业余爱好者，入场券有月票或周票，每次用票一张。模特儿的姿势和位置由模特儿自己安排。我住在科技学校路中国饭店对面的一个小旅馆的最上层阁楼中。房中一张小床，一个小窗户，一进门就要弯腰，只有到窗户口才可以直立。这是旅馆中最廉价的房间。为了节省开支，这是老乡郎鲁逊为我想方设法租到的。

我到巴黎的第二天，热情友好的郎鲁逊带我参观了伟大的罗浮宫。从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印象主义，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达维的《拿破仑加冕》、德拉克洛瓦的《西岛大屠杀》、库尔贝的《画室中》，直到马奈的《林中之野餐》等伟大的艺术杰作。这样系统的、完整的展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中。它使我明白，绘画艺术通过各时代作家的努力，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在大自然和历史中的思维和创造。而且它们在演变发展中、在追求真善美的创作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感到我到法国来的动机是正确的。我要努力钻研西洋美术史，我要认真学习西洋绘画。

时值20年代后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弥补，欧洲已逐渐从痛苦的回忆中苏醒过来。只有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富有的画商成为这个艺术之都最受欢迎的贵客，成为这一时期世界艺术家集中的蒙巴拿斯和蒙玛脱的动力，加上巴黎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美术馆，各种流派作品的沙龙……这一切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艺术中心！当时，对于我这个盲目崇拜西洋艺术的中国人来说，每天沉沦在西洋现代“五花八门”的艺术流派的海洋中，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但是受如饥似渴的求知欲的驱使，想到这样远涉重洋来到异乡的不易，想到艺术的学习不是朝夕用功可以解决的，我决心认真地长期地攻读下去。但家庭的困难和母校补助又都不允许我专门学习。

正在踌躇中，来了转机。1927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宿舍作画，突然郎鲁逊兴冲冲地来到我房间。他差一点把我抱起来。他说我已被录取为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公费生。这意外的喜讯，使我不敢相信。他拿出刚收到的《申报》。我在报上看到了浙江留法录取名单中有我的名字。不久，里昂中法大学的通知也到了。

接到通知后，我随即到里昂中法大学报到。里昂中法大学是利用“庚子赔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中国留学生大学。校长名义上由中国人担任，实权掌握在里昂大学法籍校长手中，他是庚子款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各项事务。当时国内军阀当权，为了安插私人，严密控制里昂中法大学留学生名额。1923年，陈毅、李富春等一批留法学生曾要求享受公费待遇。他们严词责问驻法公使陈禄，并围困里昂中法大学。此事在国内也引起广泛的反响。国民党当局被迫改变选送办法，自1927年起由各省选派。

我适逢其时，由于浙江大学的据理要求，得以参加考试并被录取。根据我选择的专业，我被分配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及染织图案两项。我因为没有国内专业美术学校的证书，所以不能投考插班，不得不从一年级开始。当时我已23岁，而投考这个学校的法国人，年龄没有超过16岁的。他们都是穿着短裤的小学生。我在他们中间学习的确很不好意思。但作为基础课，我情愿忍受着难堪，和他们一道从石膏素描开始学起。在学习中，真是如鱼得水似的，我的成绩很快赶上了二年级的学生。第二年，教师们让我跳班参加三年级的人体素描考试，结果也不错。那时候，由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转来的吕斯百、王临乙两位同学已升入分专业的三年级油画班、雕塑班了。吕、王两同学都以出色的成绩震动里昂美专。我也不甘落后，很快地在人体素描方面名列前茅。1930年，我参加了全校以“木王”为题的素描康德考试，获得第一名奖金，从而提前升入油画班。

油画班的主任教授是窦古特先生。他原来是专门制作教堂彩色玻璃画的老画家，忠实地接受并且维护了达维以来的画院教学传统。当我第一次进入他的画室时，他冷冰冰地对我说：“对于你，我不否认你曾画了许多不坏的素描，这是好的。但到我的画室来，你不要再背上‘素描’的包袱，因为在某种意义来说，到我这里来要重新搞一个用色浆涂抹的油画。”用色彩及光暗的块和面织成的造型的总体，它既有色彩的运用，也有光暗远近的总体塑造。古代大画师，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丹多来都、提香，德意志的霍尔本，弗拉蒙的吕本斯，荷兰的伦勃朗，法国从达维、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库尔贝、米罗、塞尚、马纳、莫奈、雷诺阿、西斯莱、马蒂斯，一直到毕加索，他们刻画严谨生动的形象，给我们的印象是存在于大自然的一个完整的构图，永隽的纪念碑。

在我们开始画油画之前，窦教授再三叮咛，要我们先研究了解油画颜色的制作方法和各种油色的相生相克、调和与配合。他不让我们购置放在锡管中现成的油色，而要我们自己研究颜色本身的植物或矿物原料的化学成分与研制，调进油类和甘油的成分、剂量等。我们到一家绘画原料公司购置油色的粉状原料，然后进行试验和制造，学习过去大画家的用色习惯和调色的配合方法等。这段时间需要占两周左右。然后开始画布的制作，笔的选择，及出外写生必备工具的制备，比如画箱、画凳等。这一切都完成了之后，就开始绘画。第一天的油画课是从一个老模特儿开始的。意外的事情是窦教授向新生宣布，只能用黑白两种油画颜色，一个星期内完成这幅肖像画。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意外的考试。用黑白两色画油画肖像，仿佛要一个长跑选手练开步走一样，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用油画画过不少人像、静物和风景画。但这幅两色油画创作过程使我了解到，作为一个初学油画的人，应该如何从木炭素描人像晋升到油画人像的表现过程，这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学习在国内是没有的。第二星期习作的课题，是用土红、黑、白三色油画人体的练习。这幅三色油画人体练习持续了两星期。这个练习使我对于土红在黑白两色之间所起的作用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第三次是使用全色油画绘制一幅色彩非常鲜艳的花果静物写生。这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加上解剖学、西洋美术史、美术馆参观和幻灯教学（因为里昂美术馆就在里昂美术学校里，所以结合参观进行绘画是非常合适的），比之我参加蒙巴拿斯自由画室的学习，真有天壤之别。

在巴黎时，冼星海来信曾劝我去里昂学习。我深深地感到这个建议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加强学习，我每天中午带了面包和简单的冷菜，在美术馆里边参观边吃。下午，我还去美术和染织图案系选课学习。这个系除绘制染织图案外，还重点设计应用于客厅、餐厅、寝室，以及火车站、旅馆、剧场的各种壁纸。我夜间还在里昂市立业余丝织学校学习，真是到了废寝忘食、如醉如迷的程度。很快地过了两年，我在业务上有了长足进步。这时在同校学习的吕斯百、王临乙已转到巴黎去了，沈西苓也在日本学习完毕，回到上海从事电影导演方面的工作。沈西苓告诉我，他认为绘画的局限性比较大，目前应该用戏剧和电影的综合艺术来唤醒醉生梦死的社会。同时，里昂美专的教授也鼓励我画几幅创作，参加里昂美术协会的沙龙展出。

1931年秋，法国报纸刊载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日本军队的铁蹄蹂躏了东北整片辽阔肥沃的土地，接着又向关内步步紧逼，中华民族的命运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莫不忧心如焚，都决心回国投身于迫在眉睫的抗战救国工作。窦古特教授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安慰我说：“当然日本人的侵略是不能容忍的，但你们是一个有4亿人民的大国，连年军阀横行，各自为政，当今救亡工作主要在于唤起人民一致抗日。你作为一个画家，应该用你在绘画上的才能，搞一点反映现时爱国思想的作品，这正是你们英雄用武的时候呀！”老师的启发，使我鼓起勇气，画了一幅《乡愁曲》的油画。一个穿中国服装坐着的少妇，面带愁容，正在吹奏竹笛。这是我第一次画人像创作，这也是我进入油画班第二年的一幅油画。老师认为这是一幅有中国风格的绘画。他鼓励我拿这幅画参加里昂沙龙展出，为此我获得优秀画奖状。1933年，常书鸿和妻子陈芝秀、女儿常沙娜在巴黎。

1932年夏，我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同年，我参加里昂全市油画家赴巴黎深造公费奖金选拔考试，以《梳妆》油画获得第一名中选。这个奖由里昂已故名画家捐赠基金委员会主持，每年进行全市选拔考试，得奖者享受公费选派赴巴黎深造。我以一个中国人也是中法大学学生得到这个奖金，所以还是按照公费奖金待遇赴巴黎深造。我选择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劳朗斯三世以严谨的画风著称法国画坛二百余年。他们都以画历史人物画为独步。劳朗斯善肖像人物，又精静物，以简练精到的新古典主义著称。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与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来到了离别四年的巴黎，旧地重游，这个古老城市的一切都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对我来说，已不像初来时那样孤独了，身边有了从国内来的妻子陈芝秀和在里昂出生的女儿沙娜。更难得的是在巴黎又和吕斯百、王临乙、曾竹韶、唐一禾、秦宣夫、陈士文、刘开渠、王子云、余炳烈、程鸿寿等一些老同学和朋友见面。他们都是从事建筑、雕塑、绘画各专业的能手。吕斯百和王临乙是在里昂毕业后先我们来到巴黎的。同学们热情地帮助我们建立工作室和家庭住宅。为了大家今后共同学习和生活，我们选择了巴黎第16区巴丁南路一个画家住宅区安家。以后，以我家为中心，每当工作和学习之余，每一个周末或过年过节，我家就成为聚会聚餐的地方。后来我搬到塔格尔路，并于1934年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唐一禾、廖新学、曾竹韶、陈士文、滑田友、周轻鼎、张贤范、马霁玉、陈芝秀、黄显之、胡善余、秦宣夫、陈依范、王子云、余炳烈、程鸿寿等人。徐悲鸿、蒋碧微夫妇来巴黎举办《中国绘画展览》时，也到我们这里来过。这位老一代的艺术教育家和画家，对我们在巴黎学习也做了宝贵的指教。1933年，常书鸿全家在法国巴黎。1934年，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聚会时在一起（各有签名）。

悲鸿先生还参观了那时我在巴黎举行的个人画展。他对我画的《病妇》、《裸女》，以及油画静物《葡萄》给以表扬。《葡萄》后来被法国著名美术评论家认为，是一幅具有老子哲理耐人寻味的佳作。这幅画由法国教育部次长于依斯曼亲自选定收归法国国有。《沙娜画像》油画由现代美术馆馆长窦沙罗阿亲自来我个人画展会场，代表法国国家购去，收藏在巴黎近代美术馆（现藏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1934年在里昂春季沙龙展出的《裸妇》，是1934年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劳朗斯画室中获得第一名的作品，得到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也已由法国国家收购，现藏里昂国立美术馆。我的油画作品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先后获金质奖三枚、银质奖二枚、荣誉奖一枚，我因此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协会会员。常书鸿作品《沙娜画像》常书鸿1934年、1935年获得法国里昂、巴黎美术家协会的金质奖章。1939年2月4日，寓居贵阳的常书鸿住处遭日机轰炸后奖章又被从灰烬中找出。1934年，常书鸿夫妇在巴黎家中与同学好友王临乙（右五）、周思聪（右二）、吕斯百（右三）等人在一起。1935年，常书鸿夫妇及女儿与好友李娜（右三）、陈士文（右一）在巴黎郊区。

自1933年至1935年，我跟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教授劳朗斯学习期间，受到他的教导很多。劳朗斯老师从来不把他正在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但他却对我例外，给我看，并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先画什么，边画边思考，按自己的意图画，直到完成一幅作品。画完以后再放放，看看，直至完善。我真是受益匪浅。劳朗斯教授不幸于1935年病逝。参加葬礼时，劳朗斯夫人含泪对我说：“教授在世时经常对我说，‘常’是他所有学生中最听话、最用功、最有成就的一个！希望你继续努力，不要辜负教授对你的希望！”

我在法国已度过了九年零十个月的光阴。在这里一草一木的兴衰和时序变化中，在紧张的学习阶段，多少个日日夜夜，艺术大师们和他们那些杰出作品，都使我激动，促我思索，给我灵感和力量。那许多个带着面包点心在美术馆边参观边吃地度过的午休时间中，我站在里昂画家卑维司脱巨幅《林中仙人们》的杰作前面，享受作品中充满了性格和地方色彩的美妙和芳香，犹如欣赏19世纪法国文学家都德的《小物件》那样；站在德拉克洛瓦的《西岛的大屠杀》前面，伟大创作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和感受。我由衷地感到，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只是忙于开个人展览，个人称誉。所以中国的新艺术运动始终是没有中心思想、中心动力，像一个没有轴心的游轮，空对空的，动而无功”（见《中国新艺术运动过去的错误与今后的展望》，1934年8月1日第2卷第8期《艺风月刊》）。我们应当将自己的艺术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来。二　艺术上的彷徨

对于中国新艺术运动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我在去法国前后和沈西苓、冼星海、王以仁等有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和商讨。十余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我们走过的道路各不相同。沈西苓从日本回来之后，放弃了绘画，在上海编导了电影《十字街头》，冼星海回国后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王以仁却以突然失踪告终，这都是他们对文艺工作实践的结果。而我，十余年来，虽经刻苦学习，1942年还踯躅在巴黎蒙巴拿斯街头。正如徐悲鸿先生在1942年为我重庆个人画展所写序文中所指出，“在留学国目睹艺事之兴替”；也正如一本由当代法国艺术评论家尚彼隆针对欧洲画坛写的《今日艺坛的惶惑》的论文集里所揭示的那样：五花八门的艺术倾向，直截了当地提出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一些几乎要崩溃的危殆的现象。欧洲艺术由于资本家和画商的直接操纵，已使巴黎画坛在20世纪30年代中，从立方主义，经过超现实主义到完全胡闹的“涂鸦主义”，彻底反映了丑化、恶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文化的崩溃。他们否定了造型规律，使艺术成为可以用符号代替的唯心主义抽象的东西。

我一方面既厌恶文学艺术上形式主义的没落与颓废的现象，另一方面对于学院派一些陈陈相因、趑趄不前的绘画理论与实践也感到失望。我的老师劳朗斯的教导使我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一点进步，但所谓“新现实主义”，不过是老现实主义较为简练的改良而已！巴黎这个笼罩着美的神秘面纱的大都市，曾经是，现在还是我历尽艰险争取得来的心目中人类文明的中心、世界艺术的高峰，为什么如今在意识形态上贫乏到这种地步！

在近代法国绘画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不满于欧洲死气沉沉资本主义现实的画家。他们为了追求真理，要求离开繁华的巴黎，去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印度及东南亚等另一个世界去吸取养料，从事创作。其中最突出的是象征派的先驱者高更。他离开巴黎蒙玛脱到非洲塔西堤岛去从事创作。高更因为不满于绘画上形形色色的陋习，在1881年的一天晚上，将所有的亲戚朋友邀集在巴黎一家咖啡店中，发表了一篇向巴黎人告别的戏剧性的演说之后，次日就束装去塔西堤，在那里安家落户，终生从事艺术的探索。今天我设身处地，从自己这几年来巴黎的亲身感受，以及对于艺术创作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苦闷心情，我完全理解高更出走非洲的原因，甚至于也设想着有一天，很快的有一天，我也要向巴黎告别。常书鸿1935年与曾竹诏、马霁立等一起参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代艺术展》时在门前合影。

但是另一方面，我确实也存在对巴黎留恋不舍的矛盾心理。回忆近十年来在法国学习体会的经验，我觉得对于法国政府组织、保护、陈列得那么井井有条、内容丰富的现代博物馆、美术馆，必须再一次进行一番认真的巡礼，细致地参观、欣赏、学习那些自己一直喜爱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及18世纪、19世纪前后一直到近代的艺术杰作，尤其是包罗万象的罗浮宫，那里珍藏着从希腊的《胜利之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盛世的《蒙娜丽莎》等驰名世界的杰作，它们使我毕生难忘。而那些代表法兰西大画家达维的《拿破仑加冕》和19世纪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德拉克洛瓦的《西岛大屠杀》、马纳的《林中之宴》和以黑人作背景的《裸卧女》、莫奈的《睡莲》、德加的《舞女》、米勒的《晚祷》等等，已经成为世界名画的杰作，都是人世间不朽的创造，它们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目中，给我以美的熏陶与教育。1935年，常书鸿在巴黎与朋友王临乙（右四）、吕斯百（右二）、李有行（右一）在一起。

但是，我最喜爱的还是法国浪漫派巨子德拉克洛瓦那描写19世纪50年代战争时期，殖民主义者对无辜的非洲人残杀暴行的作品。这是一幅曾经无数次使我感情激动的伟大的杰作。在这幅杰出作品中，画家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怀中还抱着乳奶小孩的中年妇女，在她那被一个骑马的殖民主义者强盗用马刀砍得血肉淋漓的胸前，婴孩正在吮着母乳，惨不忍睹的瞬间描绘的惊人技巧和表现能力，在我心灵深处铭记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回忆1931年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我作为正在异乡的留学生，即兴创作的一幅描写一个坐在中国式家园中的少妇，在吹奏横笛的《怀乡曲》油画，对比之下，实在太不够了。常书鸿在巴黎的家中与好友聚会。

提到这一段，主要说明法国艺术对我创作上的鼓舞与促进。的确，最后一次在这座庄严伟大的罗浮宫古代艺术历史博物馆的几天连续的参观巡视，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我比较希腊、罗马、埃及、印度、波斯古代的文物和艺术名作，它们各自具备着强烈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每一件艺术作品无论从主题内容或艺术表现手法，都显示了鲜明独特的艺术才华和各自的特点。如希腊艺术的优美、罗马艺术的朴实、埃及艺术的庄严、波斯艺术的金碧辉煌。这些艺术杰作给我以世界美术史系统的、感性的认识，在我记忆中组成了一个色彩陆离的美的世界。三　新奇的发现——《敦煌图录》

有一天我从罗浮宫出来，经过卢森堡公园，根据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总要经过圣杰曼大道，顺便遛到塞纳河畔旧书摊去浏览一下内容丰富的书籍。今天为了留一点参观罗浮宫的古代美术杰作的纪念，我特意去美术图片之部找寻……忽然发现了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图录》。我打开了盒装的书壳，看到里面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三百余幅，那是我陌生的东西。目录、序言说明这些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这是从4世纪到14世纪前后一千多年中的创作。这些壁画和雕塑的图片虽然没有颜色，但那大幅大幅的佛教画，尤其是5世纪北魏早期的壁画，气势雄伟的构图像西方拜占庭基督教绘画那样，人物刻画生动有力，其笔触的奔放甚至于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壮。这距今近1500年的古画，使我十分惊异，甚至不能相信。我爱不释手地翻着、看着那两三百幅壁画的照片及各种藏文和蒙文的题字。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呀！半个钟点、一个钟点过去了，这时巴黎晚秋傍晚的夜色已徐徐降临，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也慢慢浓起来了，是收拾旧书摊的时候了！

书摊的主人看我手不释卷的样子，便问：“是不是想买这部书？”

我说：“我是中国人，这本书就是一本介绍中国敦煌石窟古代壁画和塑像的照相图册。我很想买它，但不知要多少钱？”

他回答说：“要100个法郎。”1935年在常书鸿巴黎家中，徐悲鸿与中法艺术家学会成员会面后合影。

那时我身边没有这许多钱，正在犹豫着。卖书的人看我舍不得离开的样子，就说：“还有许多敦煌彩色的绢画资料，都存在离此地不远的吉美博物馆。你不必买它了，还是亲自去看看再说吧！”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出着许多伯希和于1907年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有一幅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时代早于文艺复兴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者乔托700年，早于油画的创始者文艺复兴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长期侨居于意大利的法国学院派祖师波生1000年。这一事实使我看到，拿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我们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的技术水平。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自己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上面的比较，使我惊奇地发现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如此不同的差距，看到了我国光辉灿烂的过去。我默默思忖着：对待祖国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实在是数典忘祖。回忆在艰难困苦中漂洋过海来到巴黎这个世界艺术中心，十年来差不多都沉浸在希腊、罗马美术历史理论与实践中，竟成长发展到如此的地步。在这一事实前面，我对巴黎艺坛的现状深感不满，决心离开巴黎，而等待着我的，当然不是塔西堤，而是蕴藏着4世纪到14世纪民族艺术的敦煌宝库。

就在我打算要离开巴黎之前．接到了南京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聘请我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并要我从速返国任职。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四　在巴黎——北平的国际列车上

1936年，一个秋雨濛濛的日子里，我把妻子陈芝秀和女儿沙娜留在巴黎，只身搭上了从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

我是抱着“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到巴黎的，在巴黎期间，曾经碰到过国民党人，也碰到过共产党人，我都拒绝入党。这一次从巴黎回国，途经德国、波兰、俄罗斯，历时十五六天。旅途的见闻和亲身的经历，使我那种“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受到强烈的震动。

在车厢里，我认识了一个日本人、一个法国人，还有一个苏联人。因为他们都讲法语，也是准备去中国的，大家很谈得来，约定一路同行，沿途一起下车访问。这几个外国人过去都曾到过中国，谈起北平来，都非常熟悉。

列车经过德国柏林的时候，我们一起下车访问。我去看望一位在法国相识的德国老太太。她本人是钢琴家，有个女儿是学画画的，那时正想把女儿嫁给一位在法国留学的中国画家。老太太早就写信叫我到德国柏林去看望她。这一次见了面，她非常高兴。她带我参观了柏林的街道，还带我参观了柏林博物馆。在博物馆里，我第一次看到新疆吐鲁番的壁画，我的心又为之一震。我国的稀世之珍不仅被法国的盗徒窃去了，而且也被德国的盗徒掠夺了。

在巴黎看到敦煌的绢画，在柏林又看到吐鲁番的壁画，我从心底里感到，祖国艺术无疑在世界艺术史中拥有崇高的地位。我决心回国后一定要很好地吸取祖国古典艺术的精华，并且发扬光大，使它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辉！

列车路过波兰华沙的时候，我们几个同伴在友人虞和瑞家过了一夜。华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城市，许多建筑物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在这里，时间好像是停滞的。离开虞和瑞家以后，列车经过莫斯科，我们没有在那里久待，只匆匆地去瞻仰了红场和列宁墓。

列车驶进满洲里，心情非常激动，我想高声喊：“祖国啊，你的儿子回来了！”列车在满洲里停车时，和我同行的日本人、法国人、苏联人都下车进站游览去了，我却被困在车厢里。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围着我，要检查我的行装。当他们发现我带有一幅法国地图和一本世界地图时，立即查问我说：“你带地图干什么用？”“旅行用。”我回答说。

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满意。相反，他们倒起了疑心，把我随身带的书都翻了一遍，检查得十分仔细。过去，我一直以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与政治两者是不搭界的，可是，一踏上沦陷了的满洲里，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就来干预艺术了。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外国人可以到处横行，可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回到祖国的中国人，却被困在车上不让我下去。一股民族尊严受到侵犯的怒火，在我心中燃烧起来。同时，“为艺术而艺术”这一长期以来耸立在心中的金字塔，从此开始坍塌了！

后来，我再也不去理睬那些同行的外国人。到达哈尔滨时，我独个儿上街吃饭，看到人们在秋天就戴着大口罩扫地，感到很疑惑。到底为什么呢？人们只顾自己干活，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沉默着，沉默着，好像整个世界都死去了似的寂静。我转进一家饭馆，看到这里用餐的筷子是日本式的。人们也都低着头在吃饭，昔日的繁华看不到了，大家都像机器人似的。我问同桌一个工人装束的人，出现这种情景究竟是为什么？他轻声细语地告诉我，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还有不少汉奸为虎作伥，谁还敢多说话呢？就连扫地的工人都戴上了大口罩，以免因为多说话而招来是非啊！

这时，我才意识到当亡国奴的耻辱。我们的国家哪像国家啊！我心里忽然着急起来，想尽快地回到祖国的北平去，回到我的同行中间去，回到苦难深重的母亲怀抱中去！第三章西行前记一　回国后的遭遇

经过十五六天的旅行，我终于来到了北平。我的同行们在车站欢迎我，已记不清当时他们欢迎我的热情话语，但还清楚地记得耳畔响着的车轮轰隆声。

到了北平，所见所闻让我大失所望。这个古老的故都，到处都是傲慢的日本人。在故宫、景山公园等游览胜地，经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在嬉闹，听到他们的挑逗声。收音机和播音器里传播着各种不堪入耳的小调。我厌倦了！我对同行们说：“我要尽快去敦煌。”同行们说：“现在不能去，西北政局不稳定，乱得很呐。而且敦煌地处戈壁大沙漠，那里是满目黄沙，旅途也不方便。”他们欢迎我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我想，也好，干一段再看看吧。回到祖国没画卖了，要是不工作，连饭也吃不上，还怎么能去敦煌呢？于是我接受北平艺专的教学工作，当西画系主任、教授。很快，我觉察到不少学生经常不来上课，而是在从事各种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歌咏、绘画、演出街头剧等等。

我在艺专上第一堂课的印象，至今还鲜明地留在记忆中。学生们知道我是刚从巴黎归国的人，便纷纷提问沿途的观感。当我讲述到乘巴黎通往北平的国际列车到达满洲里，受到日寇便衣警察和汉奸狗腿子的刁难及侮辱时，课堂上群情激奋。许多人争先发言讲述自己类似的经历，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卖国政府。接着，大家义愤填膺地唱起了抗日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常书鸿1935年访问荷兰时留影。

我的心也被这愤怒的洪流所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我说，我们搞艺术的人，一定要把国家振奋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说，我过去认为艺术家是可以不问政治的，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国家受外国侵略都成这个样子了，艺术家不能只搞艺术。我们一定要振兴中华，挺起我们民族的脊梁。这件事后来传到了艺术专科学校的训导处，这个受国民党控制的训导处，曾暗中调查我的历史，准备对我和一些进步学生加以迫害。然而，他们没有成功。

在北平艺专执教一段时间后，大约在1936年底，国民党教育部次长张道藩通知我参加次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并且让我担任北平方面的筹委会委员，做一些筹备工作。我把我的画和一些学生的画都寄去了。不久，张道藩就打电报叫我到南京参加美展筹备工作，我和刘海粟任全国美展评审委员。

为什么张道藩看上了我呢？开始，我不大清楚。我当时只知道他的老婆是法国人，他同我一样过去也学美术，所以看中了我。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想利用我。那时，我国美术界有三派，南京徐悲鸿、上海刘海粟、杭州林风眠，三派都有一定力量。他想独树一帜，但没有人肯跟他，于是他就想利用我刚从国外回来，拉出一派人马来为他工作。我这个人不会那一套，我同三派画家都联系得很好，根本就不存在另立帮派的念头。

看画展的除国内各界群众外，还有不少外国人。有个德国大使陶德曼，当场买了我的两张静物画。他还叫我到大使馆去，为他和他的夫人画两幅肖像。这次画展之后，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杭州，见到了年迈的老祖母。当时由于父母都已去世，我特地为两老扫墓、做坟，同时还清了家里的旧债，然后又回到北平艺专任教。

1937年7月7日那天，我照例和几个学生去北海公园画画，忽然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有人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向我们开火了！我们全都一惊，赶紧收拾画具往家走。卢沟桥事变以后，全市大乱，几位画界的同人一起议论，北平待不住了，还是往南走吧！

我也匆匆忙忙收拾简单的行李、画具，精心挑选了自己的五十多幅作品随身带走。这些作品，是我在巴黎留学十年的精华，是妻子陈芝秀新从巴黎装箱运来的。我把家具、书籍等全交托给了当时学校的秘书长赵某，但后来全散失了。1937年7月14日，我乘由北平开往南京的火车，好不容易到了南京。在南京，得知陈芝秀在我一再去信催促下，不久就要带女儿回国的消息，于是我准备到上海去接她们。我还特地去拜访德国大使陶德曼。陶大使很欣赏我的画，说我的作品十分像16世纪德国肖像画家霍尔本的作品。他一见我就问：“你准备到哪里去？”

我说：“不久妻子女儿要从法国回来，我要带家眷到杭州老家去。”

他又问我对中日打仗的看法。

我说：“看样子打不长吧！”

他笑笑，不大赞成我的看法，说：“尊敬的先生，你可不要太天真了，战争是无情的。这仗，我看不仅要打起来，而且可能要打很长时间哩！”他看到我随身带着一大卷画，便对我说：“你这样带着它方便吗？你要是放心的话，这些画可搁在这里，我替你保存。”

我当时就把画交给他了。从此这些画就像泥牛入海，再也没有消息了。

事隔14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我们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行《敦煌文物展览》时，当时的外交部举办了一次招待外国驻华使节的专场，要我用法语做接待工作。在场的瑞典公使阿马斯顿先生问我：“法国最近出版了一本《沿着玄奘的足迹》的书，你看见过吗？”我回答没有看见此书，公使先生表示他回去后可以将此书寄给我。他记下了我的地址。《沿着玄奘的足迹》这本书寄给我不久，我接到瑞典公使给我的来信，邀我全家到瑞典驻华使馆去做客。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邀请不知如何办。我把这个情况请示了郑振铎局长。他同意我按时赴约。我到瑞典驻华使馆后，公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微笑着问我有没有丢失什么自己最心爱、最宝贵的东西？我想了半天，歉然地说我想不起来了。这时公使先生就拉开客厅的长沙发。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奇迹，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见了1937年7月14日我在北平匆匆用床上的花床单包裹的那一卷画，即我寄存在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那里的一卷油画。我激动地用颤抖的声音问：“公使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公使先生立即叫一位王先生出来见面。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公使先生说：“那天参观敦煌文物展览以后，我要王秘书将《沿着玄奘的足迹》一书寄给你。王秘书看到你的名字后，他说您正是他多年要找的人。原来王秘书在南京德国驻华使馆工作，1937年日本占领南京，德国使馆撤退时，王秘书把这卷画带到苏州老家藏起来了。一转眼14年过去了，他一直找不到常先生您。现在他知道您在北京，他希望物归原主。于是我就促成此事，要王秘书到苏州老家取来这卷画，现在是物归原主了。”

公使先生要我亲自打开画卷清点画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摊开了五十多幅油画。我说：“公使先生和王秘书，我太感激你们了。你们喜欢哪几幅，请留下做纪念吧！”

公使先生恳切地说：“您的好意我领受了。我认为画就是画家的生命，我不能要。我很快慰，这是我生平做的第二件好事。第一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给一个孤儿找到了他的亲生母亲；第二件好事，就是使您找到了失而复得的这些如同生命一样宝贵的画。因为这两件事都是通过我而成人之美的，这是我非常欣慰的。”真的，公使先生这种助人为乐的善举使我永远怀念他。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后退，北平艺专向后方迁移。9月，我在杭州接到赵太侔来电，要我立即到江西庐山牯岭办学。我把妻女安顿在上海以后，只身赶往江西南昌，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逃难生活。

临别时，女儿沙娜给我一块马蹄铁。这是我去长城的路上拾到的，她要我随身带着。因为在欧洲，马蹄铁是幸福的象征。但是，在中国，这块象征幸福的马蹄铁，却差点要了我的命。

列车一到南昌火车站，警察见我西装革履，就涌上来检查我的皮包，他们发现一张我在法国留学时的学生证。在学生证上，我的名字写得很草，像“常青川”似的。据说这个常青川，是当时江西地下党的一位同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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