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大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哈列维

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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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大传试读：

英译本序

第一章　童幼时光

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出生于一个牧师世家，这个宗教世家的家庭成员都是虔诚的路德教派成员。和他的父亲、祖父以及他妻子的父亲、祖父一样，卡尔·路德维希·尼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从事牧师这一职业的道路。这样的工作决定了卡尔·路德维希·尼采不会像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关注时代潮流的方向，也不会关心身处于时代之中的那些民众的焦虑，他只会在宗教这条传统而又稳重的道路上前进。在这条道路上，上帝能够给予其信徒启示，君主会为其臣民指引。上司们对他赞许有加，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予他王权上的庇护。要是没有头痛症和神经质的毛病，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应该会有一个锦绣的前程。但是由于病痛的折磨，他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休息上面，从而耽误了自己的晋升。尼采的父亲卡尔在尼采5岁时去世，是普鲁士国王庇护下的一位新教牧师。他对幼小的尼采造成终身的影响，是尼采心中的“神”，也是后来尼采变得忧郁、孤独和喜欢一个人思考的重要因素，是尼采一生挥不去的苦痛。

卡尔·路德维希·尼采提出了申请，要求去负责一个乡村教区，因此他被任命去了洛肯。洛肯是一个位于普鲁士和萨克森边境的辽阔平原上的贫穷乡村。这里的地势十分荒凉，村里都是些低矮的小房子，但是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对这里的孤独幽暗还算满意，因为对于他羸弱的身体来说，这很适合。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在洛肯表现出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天分。每当黄昏时分，他就把自己关在教堂里，在粗糙的风琴上即兴演奏。他弹奏的音乐总会吸引他所属教区里的村民，他们会站在教堂外，静静地倾听，脸上满是羡慕的神情。尼采的母亲是乡村神职人员的女儿。当举止高雅，服饰考究，且弹得一手好钢琴的卡尔出现时，奥勒尔就陷入了爱河。父母的关系给尼采留下的印象就是默契。

在卡尔·路德维希·尼采牧师婚后的第四年，他的年轻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男孩，出生于1844年10月15日。获得儿子本来就让父亲十分愉悦，但更为特殊的是，孩子出生的日子恰巧与国王生日是同一天。这种巧合令这个备受国王关照的牧师父亲更加高兴，他在教区的登记簿上记录下了自己初为人父的喜悦。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写道：“哦，十月，受到祝福的十月，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沉浸在你带给我的无尽欢乐当中，但是在你带来的所有欢乐中，最深沉最重要的莫过于我为我的头胎子洗礼……我的儿子，我给予你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名字，并以此来纪念和你同日诞生的我们高贵的恩主。”

不久以后，卡尔·路德维希·尼采牧师的妻子生下了他们夫妻的第二个儿子。很快，弗里德里希·威廉又有了一个妹妹。此时，弗里德里希·威廉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学说话很慢，直到两岁半的时候才说出了第一句话，同时，他是个沉默的孩子，总是用严肃的目光安静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小威廉的这些特点并没有影响到父亲对他的疼爱，牧师深爱着这个沉默安静的儿子，每当出去散步时，他总要把小威廉带在身边。虽然那时的威廉年纪还很小，但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牵着他的手散步的情景总是清晰而又深刻。他和父亲走在村外广阔的平原上，平原上有很多的小池塘，钟声从远处飘来，在平原上回荡，此时，威廉总是紧紧地握着父亲那双强有力的大手，这让他感觉到了温暖。

那些幸福的日子，小威廉没有经历太久，很快，不幸便降临在了这个家庭。1848年8月，卡尔·路德维希·尼采从自家门口的石阶顶上重重地摔了下去，在倒下的过程中，他的头部猛烈地撞到了其中一级石阶的边缘上。这次撞击并没有立刻夺取卡尔·路德维希·尼采的生命，但是它却招致了一场可怕的疾病，头部严重的撞击加剧了他的头痛症和神经质的毛病，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完全失去了理智，而随之而来的体力衰竭的并发症终于在一年之后夺去了卡尔·路德维希·尼采的生命。父亲去世时，威廉还年幼，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父亲的生病和去世，而这其中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深夜中突然响起的报警声、房子里传来的哭泣声，还是密室里的恐怖、死样的寂静、尽情宣泄的悲伤，甚至是教堂的丧钟声、赞美诗以及葬礼上的布道、深深埋在教堂石板底下的灵柩，这些都深深地刻在了这个五岁孩子的心头。虽然让一个五岁的孩子来面对这些实在是有些残忍，但是命运的车轮还是将威廉推到了这场悲剧的前面。从此之后，威廉总是从梦中惊醒，他总能在梦中预感到某些灾难，这是威廉在十四岁的时候记录的一个梦：“当一棵树的树冠被毁坏，树上的鸟儿就会离开树枝，而树木最终也会枯萎。现在，我们家的树冠已经遭到了毁坏，欢乐像鸟儿一样离开了我们的心灵，只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悲哀。然而，就在我们的伤口快要愈合的时候，痛苦再次来临，将伤口重新撕裂。大约就在这个万分痛苦的时期，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听到忧伤的风琴声从远处飘来，这和我在父亲葬礼上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我四处张望着，想打探到这声音的来源，这时，一座坟墓突然间裂开了，我看到父亲从坟墓里面走了出来，他穿着下葬时的那件寿衣，向教堂走了过去，等到他穿过教堂重新走回来时，我看到他的怀中抱着一个小孩，紧接着坟墓再一次裂开，父亲走了进去，在我面前消失了，随后墓石又重新挪回了原处，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此时，哀伤的风琴声也停了下来。我从梦中惊醒了。第二天早上，我把这个梦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亲爱的母亲。紧接着没过多久，我的小弟弟约瑟夫就生病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他最终还是死了。弟弟的死让我们全家悲伤至极，我的梦完全应验了，因为小弟弟的尸体就被安埋在父亲的怀里，这和我梦中看到的情景基本一样。在经历了父亲和弟弟的死亡之后，我们对生活不抱任何期待，天父和天堂成了我们唯一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希望。这件事发生在1850年1月底。”

在威廉弟弟死去的这年春天，卡尔·路德维希·尼采的遗孀带着全家人离开了肯洛，移居到萨勒河畔瑙姆堡附近的小镇上，这个可怜的女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亲戚们就住在相邻的乡间，在这里她可以和她们离得近一些，互相有个照应。没过多久，她的婆婆和丈夫的姐姐也搬过来跟她一起住在一幢小房子里，亲戚们的到来使孩子们渐渐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并且习惯了一大家人的生活。

临近的瑙姆堡的统治阶级由官僚和牧师组成，他们受到霍亨索伦王室的眷顾，因此虔诚地效忠于他们的王朝。这些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成员都住在高大的城墙内，城墙上长满了绿草并设有五道城门，一到夜晚城门就紧紧关闭。统治阶级和整个瑙姆堡居民的生活都是刻板严谨、井井有条的。都市教堂里的钟声洪亮辽远，响彻整个小镇，控制着居民的生活作息，它或将人们从睡梦中叫醒或者催促人们入眠，甚至还可以召集人们去参加国家和宗教的节日典礼。尼采作为居民中的一员，他的生活同所有人一样。虽然他还只是一个孩子，但他的生活也是刻板严谨、井井有条的，尼采生命中的特质与瑙姆堡十分契合，这让他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节奏，同时孩子天性中的好奇也让尼采不断发现新生活里的美好。这里有肯洛没有的雄壮的阅兵仪式，还有风琴伴奏和合唱的宗教典礼，周年庆典是如此的盛大，这让从小村庄来的尼采赞叹不已，最打动尼采的便是每年一度的圣诞节的来临。相较之下，他自己的生日虽然不能像圣诞节那样深深地打动他，但仍然能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他在纸上这样写道：“我和我们敬爱的国王同一天生日，每到那一天的早上，军乐声总是能将我从睡梦中唤醒，庆祝国王生日的仪式就在这会儿开始，我也把这个仪式看做是庆祝我自己生日的集会，因此整个仪式中的各个活动也便是我的生日礼物。庆祝仪式很短，等到它一结束，我们一家就会一块儿去教堂。我知道教堂里牧师念的布道词是献给国王的，并不是给我一个人的特别祝福，但我却喜欢把其中最好的句子挑出来献给我自己，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随后我要和我的同学们聚集在学校来庆祝这个重大的日子……集会在一首优美的爱国歌曲中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我的朋友们将陪伴我度过快乐的一天。”

在尼采的心中，父亲的形象依然深刻，他将父亲的形象牢牢地记在了心中，并且把父亲当做自己前进的榜样。很小他就立下志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像父亲及家族中的其他叔叔一样，成为一名牧师，来向信徒们传达上帝的讯息。在这个孩子的心里，还没有更为崇高的职业存在，他甚至也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尽管他还很年轻，但在他的身上却显示出了严谨的作风，他做事高度严格、一丝不苟，即使只是受到了些许的责备，他的自尊心都会受到强烈的打击。尼采喜欢自己一个人做事，从不接受别人的帮助，当他焦虑不安时，他会将自己隐藏起来，躲避在某个偏僻的角落内审查自己的行为，这个时候的他不会再跟妹妹一块儿玩耍，直到他通过深思熟虑，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对错的判断之后。有一天，他像平常一样从学校迈着缓慢的步伐回到了家中，此时天空正下着倾盆大雨，他母亲看到他虽然没有带雨伞或斗篷，却丝毫没有慌乱的样子，因此便将他叫住了。尼采不慌不忙地稳步走到了她的面前，母亲问他为什么下大雨还不赶快回家，尼采答道：“老师总是教导我们，不要在街道上随便奔跑。”他还告诉母亲，他的伙伴们给他取了个“小牧师”的外号，因此每当他大声地给同学们朗读《圣经》里的某一章节时，同学们就会安静下来，带着敬意去倾听。“只有当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才能成为世界的主人。”这是尼采经常讲给妹妹听的话，因为他在对待自己的声誉时从不马虎，他骨子里有着天生的骄傲，并且深信尼采家族拥有非常高贵的血统。年迈的祖母总是热衷于给他讲述家族的传奇历史，这让尼采和妹妹伊丽莎白对家族的过去充满幻想。家族的远祖住在波兰，名叫尼兹克，他拥有伯爵的封号。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先人们反抗宗教迫害，并与天主教会断绝了关系，从此之后，他们就开始了悲惨的流浪生活。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他们无家可归，只能从一个村落被驱逐到另一个村落。在流亡前夕，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先人们只能带着这个新生儿一块儿踏上了流浪的旅程。在流浪的过程中，虽然这个孩子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但是由于母亲全心全意、始终不懈的看护，这个孩子终于奇迹般地长大了，并拥有健康的身体。这个孩子成为了家族的传承人，他活了一大把年纪，最终将自己的强健和长寿传给了自己的后代，令这个家族最终欣欣向荣起来。

虽然这个优美的传奇已经被自己听过很多次了，但是尼采从来都没有感到过厌倦，他还经常主动要求别人给他讲述波兰民族的历史。说故事的人告诉他，当年贵族们聚集在辽阔的平原中央选举国王，这是一个平等的选举，因为即使是那些地位最低下的人也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投上一票。尼采为他听到的这一切而感动，他十分羡慕当时的生活。这些故事让他深深地相信，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种族。尼采总是向妹妹宣称：“一个尼兹克伯爵决不会撒谎。”

童年的这些故事深深地刻在了尼采的心里，他做事虎虎生风，和他的祖先毫无分别，即使在三四十年之后，这些故事和传奇依然是尼采工作中强有力的激情和愿望的鼓动之源。但另一方面，每当他在家里时，他总是被家中那几个相依为命的妇人抱入怀中，百般爱抚。

等尼采长到九岁的时候，他的兴趣便扩大了。教堂里听到的汉德尔的合唱曲音乐向这个孩子打开了另一扇通往音乐世界的窗户，他开始学习弹奏钢琴，并且可以即兴演奏，他甚至可以和着《圣经》的朗诵来进行伴奏。尼采这些过人的能力并没有让他的母亲感到高兴，反而使其不安。她在儿子的进步中回忆起了丈夫的命运，他和尼采一样喜欢弹奏风琴，在肯洛时他也常常即兴演奏。

此时的尼采已经被身体中的天性紧紧地抓住，这种天性开始表现为某种专横和残暴。尼采开始尝试去创作优美的旋律，他谱写了狂想曲及许多马祖卡舞曲，他把他的这些作品献给他伟大的波兰祖先。同时他也写作诗歌，每当纪念日来临时，他便将他的配乐诗作献给自己的祖母、母亲、姑姑和妹妹。他还起草了包括各种原则和建议的说教性的论文，并将这些作品分发给伙伴们看。一开始，尼采教伙伴们建筑学，1854年，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尼采在被困期间研究了弹道学和设防地的防御。而等到塞瓦斯托波尔被占领以后，尼采难过地哭了。他在心里深深地热爱着所有斯拉夫人，他打心眼里憎恨革命中的法兰西。在被围困期间，他还和两个朋友共同创办了一个艺术剧院，剧院里上演着古代戏剧和早期文明剧，他自己还为剧院创作了《奥林匹斯山诸神》和《奥卡达尔》两个剧目。

小学毕业后，尼采去瑙姆堡上了中学。一进中学，他那惊人的天赋和才华就显示了出来。由于尼采具有超乎常人的智商，中学老师们便向他的母亲提议，让她把她聪明的孩子送到质量更高的学校去学习。这个可怜的妇女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母亲的本性让她更愿意让孩子离自己近一点，因此她拒绝了老师们的建议。

此时已经是1858年。尼采在这一年度过的假期注定会不同寻常。他在布莱的乡间度假，那里绿树成荫、群山起伏，而村庄坐落在萨勒河畔。萨勒河缓缓流淌，河水清冽，每天早上，尼采都要到清澈的河里去洗澡。此时，尼采和他的外公外婆以及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住在一起，他对这种充实丰富的生活感到十分满意，但他的内心却在为未知的前途暗暗担忧。

尼采渐渐地长大了，很快他便要到外面去闯荡，也许他就要离开自己的亲人，住在另外的地方，去结交新的朋友了。面对未知的人生道路，他有些许的焦虑。他总是回忆自己整个漫长的童年以及自己的孩子气。在他看来，没有人可以对此报之以嘲笑。在那渐渐远去的十三个年头里，有父亲的慈爱及家人去世的悲伤，也有对家族传奇的骄傲和深深的向往，还有对音乐和诗歌的卓绝的发现。这些情景统统涌上了尼采的心头。它们栩栩如生、扣人心弦。突然间，尼采沉醉于自己所经历的丰富人生当中了，他拿出钢笔，在短短十二天的时间中写出了一部自己的童年史。当这部回忆录写完之后，他高兴极了。他这样写道：“此刻，我已经恰到好处地结束了我的笔记，对于我过去的工作，我感到满意。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巨大的喜悦充满了我的心间，这让我丝毫不感到疲倦。我认为，对早年的生活历程和灵魂的发展轨迹进行回顾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已经如实地记述了所有的事实，不带诗意，不加修饰，还原了生活的本貌。但愿我以后还能再多写一些像这样的东西。”

这段话之后是尼采自己写的一首四行小诗：生活如镜，首当其冲，便是认识自己，千万要努力求索。

位于萨勒河畔的普尔塔学校距离瑙姆堡有五英里远，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自德国存在之日起，普尔塔就被建立起来了。

早在12世纪的时候，西多教团僧侣从拉丁西部来到了这片斯拉夫人聚居的土地，他们试图改变斯拉夫人的宗教信仰。他们获得了河岸两边土地的所有权，并开始在土地上修建房子和教堂，在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他们还在此地建立起了一套传统，这套传统历经风霜，传承至今。

僧侣们的好日子只持续到了16世纪，很快他们就被萨克森君王驱逐出境，路德派教的信徒们定居在他们修建的教堂和房子里。信徒们保留了僧侣们创办的学校，一同被保留的还有僧侣们那一整套的教学方法。1540年，学校的管理者在学校的教育指导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要培养孩子们，让他们适应去过宗教生活。他们要接受为期六年的文学知识和道德戒律的训练。”在这所学校中，学生们必须住校，同老师们呆在一起。学校一直坚持禁止任何带有安闲逸乐行为方式的规章制度。学校中还有一套明确的等级制度：每个老师指导二十名学生，最大的学生要照管最小的学生。学校开设了宗教、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课程。

在这所古老的修道院式的学校里，新教的伦理和德国民族所特有的一丝不苟、人道主义精神水乳交融，形成学校里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格。这里培养出了许多非凡卓绝的人物：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以及兼哲学家、教育家为一身，被学校引以为荣的费希特。长久以来，尼采就被普尔塔深深吸引，渴望能够获得去普尔塔学习的机会。

1858年10月，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被授予了一份奖学金，从此离开家进入了这所历史悠久的名校。

自从进入学校起，尼采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做出惊人的事情，唯一一件轶事发生在第一学年，事件的过程极富英雄色彩和孩子[1]气。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尼采的同学们都不相信穆奇乌斯的故事。他们认为“没有一个人会有勇气把手放进火里”。因此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面对这些年轻批评家们的言论，尼采不屑于争辩，他只是伸手从炉中抓出一块燃烧的煤，把它放在了自己的手掌里。最后的结果便是，这个烧灼的疤痕跟随了尼采终生，为了让这块荣耀的疤痕历久如新，更加显眼，尼采甚至让熔化的蜡流过伤疤。对于尼采来说，接受这种新生活很困难，他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来学会忍受。他很少把时间花在玩乐之上，同时，他还特立独行，不轻易地和学校里的陌生人接触。再者，从很小开始，尼采就是整个家庭中唯一的男性，因此他身上具有在女性环境中形成的温柔气质，这种气质让他很难适应普尔塔的清规戒律。每个星期天下午，他的母亲、妹妹和他在瑙姆堡的两个朋友都会到校门口接他，这时他才会外出，与家人和朋友们在学校附近的小酒馆里消磨掉剩下的时光。

1859年7月，尼采获得普尔塔学校提供给学生最长的假期——一个月。在这难得的自由时间中，他重访了自己喜爱的故人旧地，还到耶拿和魏玛匆匆旅行了一趟。在学校里那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功课剥夺了他大量的时间，使他没办法发挥自己写作的才能。可是现在，写作的灵感和乐趣又重新在他身上得以展现了，于是他把自己旅行的夏日印象写成了一篇略带悲怀的抒情散文。

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太阳下山之后，我们离开了暗黑的围场。此时，我们背后的天空沐浴在金色的霞光里，而在我们头顶的上空，云彩闪耀着玫瑰色的光芒。夜晚的和风轻轻吹拂着，静静的城市在我们眼前。啊，威廉，我对我的朋友说，还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结伴漫游全世界更令人感到快乐呢？哦，快乐的友谊，忠诚的友谊！呵，呼吸一下这夏夜里美丽的气息吧，这花香，还有这绯红的晚霞！难道你没有感觉到你的思潮正在翻越飞升吗？它就像纵情欢唱的云雀，栖息在金光璀璨的云端。看看这夜晚中的胜景！我自己的人生展现在自己的面前。我自己的命运如此安排：暗黑的阴影里一部分被封锁其中，其余的则飞升于自由的空中！就在那一刻，路旁的疯人院内传出了一声尖锐的叫喊，将我们的耳朵都撕裂了。我们感到好像有某个恶魔正在扇动着邪恶的翅膀触及我们的皮肤，因此我们把手握得更紧。滚开，你这邪恶的势力！即使是在如此美丽的世界里，依然还存在着痛苦的灵魂！但是痛苦究竟是什么呢？”16岁的尼采——尼采在王室兴建的普尔塔学校读了6年时间。对于敏感而内向的他来说，严格的管理与沉静气氛是非常令人抵触的。

8月初，尼采短暂的假期结束了，他重新回到普尔塔，此刻他心感悲哀，和初到那里时的感觉一样。他开始连续记载详细的日记，日记中记叙了他无法接受学校对学生粗暴约束的心情，还有他对自身的反省。这些日记告诉我们他如何支配自己的时间以及每一天他的情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日记以他改写的老师们所说的鼓舞士气的格言警句开始，这些是用来对抗尼采的厌倦无聊的，接下来他记叙了自己的学习、娱乐、阅读和令人沮丧的病痛。他充满童真，时而反抗学校的清规戒律，时而痛苦地服从规定。每当内心的情感澎湃激涌时，他便放弃写散文。在他看来，只有音乐才能够宣泄自己内心的忧郁，而散文却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因此在灵感的驱使下他便写一些韵文、四行诗或是六行诗。尼采从不主动寻求这种充满诗情的时刻，他总是处之泰然，等到它出现时才去跟随它，一旦发现诗情减弱，他就会选择散文来替代，用莎士比亚戏剧对白一般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然而，普尔塔并不总是充满了刻板的条约，学校有时也会拥有片刻的快乐。比如说学生们可以外出散步、合唱、洗澡。尼采参加了这些愉快的活动，并详细地记录了过程。每当天气过于炎热时，学生们都会走出书斋，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水中生活里面。学校里两百多个学生齐声唱着歌，踏着拍子来到河边站好队，然后跳入水中。学生们经常顺流而下，兴高采烈地游着，直至游得筋疲力尽，当老师的口哨声传来时，孩子们便爬上岸，一只尾随其后的渡船给孩子们送来校服，这些孩子穿好校服，又唱着歌，秩序井然地回到学校，继续各自的功课。尼采很喜欢这种活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实在是棒极了。”莎士比亚是尼采心中仅有的两位充满强力意志的艺术英雄之一。他欣赏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粗俗和自然主义，曾赞誉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野蛮人”。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就到了8月底。尼采的日记开始中断，先是中断了八天，接着是六天，后来又是整整的一个月。等他又重新开始记日记的时候，他的这本日记已经快要结束了。自从开始写这本日记以来，我的心境就已经和从前完全不同了。那个时候还是夏末，世界一片葱茏，而现在，唉！我们已经来到了深秋。那时我还是一个只会疯玩的小孩子，而转眼间我已经快要变成大人了……我的生日来了又去，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变老——匆匆的时光就好像是春日的玫瑰，绽放着美丽却又像山涧里的泡沫一般容易流失。此时此刻，强烈的求知欲抓住了我，让我对知识、对世界文明燃起了无尽的渴望。这种冲动源自洪堡的书，我刚刚在读。我希望这种对知识的渴求能够像我对诗歌的热爱那样持久不衰。

在这一新的时期，尼采着手制订了庞大的学习计划。他计划把地质学、植物学、天文学与拉丁语读物、希伯来文、军事科学以及各种技能的学习结合在一块儿。他说：“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是宗教，因为它是所有知识的基础。知识的领域无比巨大，而对真理的追求则永无止境。”

在孜孜不倦的研读过程中，冬天和春天转瞬而逝，尼采的第二个假期来临了，短暂的假期后是第三次返校。此时秋天来临，普尔塔校园里巨大的橡树褪去了绿装。此时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已经十七岁了，他感到自己内心凄凉。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强迫自己对生活采取唯命是从的态度，这让他感到万分痛苦，而此时的他已经阅读了席勒、荷尔德林、拜伦的作品，他梦想着古希腊的神祗，尤其是那个阴沉的法力无边的魔术师曼弗雷德。魔术师对自己的万能感到厌倦，试图从死亡中寻求安宁，但死亡早已被他自己的艺术所征服。尼采究竟对什么课程有兴趣呢？他深入思考了几行浪漫主义诗人的句子：痛苦就是知识，只有最深地体味了痛苦的人，才能透悟致命的真理，知识之树并不等同于生命之树。

尼采最终厌倦了学校里的一切。他强烈渴望着能从日常课程和功课中解脱出来，这些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他常常独自聆听那发自灵魂的独白，并以此为基础，理解自己大脑里那天马行空的幻想。他向母亲和妹妹吐露了自己的想法，宣布他将改变原来对人生的规划，他不再想做教授，因为一想到大学他就厌烦，他想做音乐家。母亲对尼采晓之以理，平复了他激动的心情，但这次平复的效果没有持续太久，尼采喜爱的一个老师逝世了，这悲惨的事件彻底结束了他内心混乱的状态。尼采开始逃避功课，与人隔绝，终日沉浸在冥想之中。

尼采经常写作。从孩提时代起，他就表现出了驾驭语言和清楚表达思想的天赋。他接连不断地书写，记录下了自己内心所有不安的阴影。他考察了庞大的浪漫主义体系和阴沉、纷乱、冰冷无情的科学体系。他沉浸在自己广阔的阅读视野中，但同时阅读又使他惊恐。童年时代养成的虔诚的生活方式仍然深深刻在他的灵魂里，虽然他常常对宗教提出胆大妄为的否定论断，但没过多久他又会谴责自己刚才的罪恶，他极力维持着自身的宗教信仰，但他明白宗教信仰正在他身上逐渐减弱，他选择缓慢、心有余悸地离开，而不是法国人或天主教徒那种尖锐的摆脱方式。毕竟，宗教代表着他的过去，宗教的存在意味着他对整个家庭和父亲的教义及信条依然怀有敬意。他处在矛盾之中，他清楚如果弃绝了宗教就意味着失掉了安全感，他感到惊恐，因为他担心自己找不到新的信仰来取而代之，这种局面只会让他措手不及。这个权衡如此重要，以至于尼采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停地辗转思量。解决这个事业不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情，而是关乎终生。仅仅依据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的思索就摧毁两千年来被世界最深邃的思想家论证过的权威，这可能吗？仅仅根据这个小子的不经论证的幻想和尚未成型的思想雏形就将深深嵌入历史的宗教的痛苦和祝福一把推开，有人会冒这个险吗？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思想中几千年来被无休止论证的哲学问题，要革命性地推翻被人类中最高权威所接受的本质性的终极信仰，如果只是对哲学或者自然科学所带来的一般性后果知之甚少而就把二者结合起来，或者只是在理智还没有掌握全部历史和那些最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就从自然科学里推衍出一套体系，那么这些行为都只能算作鲁莽轻率。那么人类究竟是什么呢？是整体中的一个阶段，还是大化流行中的一段时间，上帝随心所欲的创造物？在历经植物界和动物界过渡性的漫长进化以后，人类在所有方面都比石头更为优越吗？此后它将向终极完美前进吗？换句话说，历史到底为它准备了什么结局？是否基本的时间永无止境，人类将永远处在去成为的过程中？是什么驱动了这个巨大生命之钟的发条？所有这一切都还是个谜。然而无论历史的浩瀚时间延续多久，它的每一分钟又都运行于当下。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就都存在于钟面之上，因为时针永在走动，而到达十二点的时候，它又开始新的一轮旋转，就好比人类开创新的时期一样。没有向导，没有指南，在疑问重重的汪洋大海中，大多数的年轻大脑都只能面对迷失或者发疯的结局，冒险者都被风暴打垮了，没有人可以在风雨之后发现新大陆……我们的全部哲学像谜一般的巴别塔呈现在我面前……其无法指引大众，只会无休止地干扰大众的思考。当大众发现整个基督教思想是建立在虚妄之上时，一次巨大的变革将铺天盖地而来。上帝的真实性、永生、《圣经》的权威、启示，这些永远带着谜团。我试图否定这一切，但是，唉！摧毁是极其容易的，但想要创造新的信仰却很难。

尼采将自己令人惊叹的天才在这些字里行间显露了出来！弗里德里希·尼采明确地提出了他对宗教的疑问，并且预见了他将作出的带有变革性的有力答案。这些答案就是：人类就是虚无，是上帝随心所欲的创造物；一次荒唐的开始把人类推向永无休歇的无穷开端，驱向永恒轮回；一切权威最后都可归因于盲目的仅服从于机会的力量……

弗里德里希·尼采从不轻易肯定什么，他不喜欢在重大问题上仓促地下结论。只要还有可回旋的余地，他都会选择回避。然而一旦他投身于其中，就必定会全力以赴。那时，他还试图掩饰自己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却情不自禁地从他的笔下流露了出来。他写道：“我们往往在本应直面我们命运的当口软弱，服从于上帝的意志或是服从于谦卑的态度，这不是信仰，只是懦弱和胆小的借口。”尼采全部的伦理观和英雄观就浓缩为这不多的几句话。

在这段时期，尼采钟爱席勒、拜伦、荷尔德林等人的习作，而他最爱的便是荷尔德林。当时荷尔德林毫不出名，而尼采慧眼识珠，就像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朋友一般相中了荷尔德林。这是非常伟大的的相遇，此刻这位还未走向世界的少年的人生与这位刚刚逝世的诗人极为相同。荷尔德林也出生在牧师家庭，同样怀揣着子承父业的志向。他从书本中熟悉了卢梭、歌德、席勒，并深深陶醉在浪漫主义中。神秘的大自然和清澈的希腊心灵深深吸引了荷尔德林，让他产生了要将这两者完美结合在一部德语作品里的愿望。像大多数诗人那样，荷尔德林的生活极其窘迫。他到富人家里去做家庭教师，忍受着那里的无聊和白眼，唯一一次得到的尊重让他备受鼓舞，狂热地工作，但这种日子极其短暂，最终以他的失望告终了。故乡的空气和人民吸引着荷尔德林，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在工作的间隙写作，但他无法忍受自己这种靠家庭资助的生活方式，于是再次离开了故乡。荷尔德林将自己的诗作发表出来。这些诗篇十分优美，他通过自己天才般的想象将奥林匹斯山诸神召唤至苏比亚茂密的森林和莱茵河地区，然而公众对这种诗作不感兴趣。创作的受挫让荷尔德林郁郁寡欢，他梦想着更为广阔的创作，但那只是一场梦：德国和古希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就需要用歌德似的灵感，在永恒的文字中融入浮士德的胜利和海伦的被劫掠。荷尔德林用散文诗的笔法描写了几个片断：他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希腊英雄，他的祖先查拉图斯特拉在战斗中不堪一击，很快覆灭，因此他对自己的民族有着深深的悲悯并倡导一种勇敢人性的再生。荷尔德林创作了一个三幕悲剧，主人公是阿格里真图的暴君、诗人、哲学家、傲慢的民众煽动家、英雄恩培多克勒，他出众的才华让他与其他希腊人格格不入，悲剧讲述至高无上的恩培多克勒厌倦富足的生活，隐退到埃特纳山巅，他拒绝了家人和朋友的苦苦哀求，他把群众打发走后，在落日的余晖中纵身跳进了火山口。这部作品充满了力量，可是荷尔德林最终却把它放弃了。郁郁寡欢造成了他身体的衰弱和情绪的高昂。他希望能够离开德国，以此来摆脱磨难，同时减少对亲戚的拖累。当他在法国的波尔多找到工作后，便消失了。六个月后，他又皮肤黝黑、衣衫褴褛地回到了家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经历。之后有人通过艰难的调查才发现他是在8月的骄阳下徒步穿越边境去了法国。从法国回来后，荷尔德林开始神智涣散，在余下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身心麻痹的状态，最终于1843年去世。荷尔德林去世的时间和尼采出生的时间只差几个月。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也许愿意认为，这是荷尔德林天才般的灵魂转世投胎到了尼采的躯壳之上。现实看起来果然如此，因为他们拥有如此多的相同点：他们的身上都带有德国灵魂深处的浪漫主义，对待宗教都雄心勃勃、充满生气，而最终的结局都相同——被自己的野心击倒。这两位天才相似的生活历程不得不让后人对这个民族盲目的生育感到惊叹，孩子们的生活相似且充满磨难，这和德国单调乏味的民族性毫无区别。

这一年的春末，尼采患上了严重的头痛和眼疾，医生无法诊断出病因，只能揣测病症是由神经性病变引起的。由于生病，尼采的假期被彻底毁掉了，不过他设法争取到了两个月的假期，在瑙姆堡住到了8月底，假期的延长使得生病的苦恼被一扫而光，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在两个月的假期中，尼采对自己思想中的疑问做了深入的探索。尽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微小的进展足够令他精神饱满地重返普尔塔。在一尝夙愿的前提下，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一名勤奋的学生了。他依然继续博览群书，坚持创作，每个月按时给瑙姆堡的两个朋友寄去诗歌、歌曲、舞曲、评论和哲学论文。这些创作并没有耽误他的学业，反而令他在一些出色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古代语言和古代文学。尼采愉快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毕业前夕，此时，他将不得不面对选择职业的困扰。面对着未知的前途，尼采显得很迷惘。

1862年5月，尼采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经常想到自己的前途问题，外界环境和我自己的因素使这个问题显得麻烦并且难以定夺。毫无疑问，我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在我所从事的职业上取得成功，但我放不下这些充满趣味、形形色色的问题。我知道这是必须由我自己来权衡定夺的事情，可对于将要研究什么的问题，我脑海里真的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观念。不可否认的是，无论面对什么，我都会充满激情地一干到底，这样一来却让选择变得更为艰难，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希望正在欺骗我们，而我们却无法发现一个能够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职业。一个暂时的偏好、某种家庭传统、一个愿望都有可能让人走上错误的道路！选择职业犹如让一个人去抽奖，其间大多数人都铩羽而归，中奖者却寥寥无几！此时此刻，我不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乐观，我对很多的领域都颇有兴趣，如果我能满足自己广泛的兴趣，那么我必然能在很多领域深有成就，但这些成就对我的职业而言却毫无用处。我明白自己当前的任务——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但这就意味着我要摒弃自己现有的许多爱好，同时去增加新的爱好。但我应该抛弃哪些呢？如果被我抛弃的那些恰好又正是我最钟爱的呢？”

最后一个假期悄悄地过去了，尼采的学习生涯只剩下最后一个学年。尼采即将毕业，无忧无虑地重返学校。此时学校对即将毕业的学生的管束变得松懈了，并向学生提供了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屋子。尼采获得了某些自由，总有些老师会邀请他出去吃饭，在这些娱乐活动中，尼采首次在修道院般的学校里感受到世俗的乐趣。有一次，在一个老师家里，尼采见到了一个迷人的姑娘。当他再次见到她时，便陷入了对这个姑娘深深的爱恋之中。有好几天，他总是梦见这位姑娘，幻想着能将书借给她并和她一起演奏音乐。当尼采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内心的情感时，这个姑娘却离开了普尔塔。姑娘的离开让尼采重新回到了自己正常的人生轨迹。他认真阅读了柏拉图的《会饮篇》、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然后埋头学习正规课程。有时候，在吃晚饭之前，他会坐在钢琴边弹奏，他经常选择贝多芬或者舒曼的曲子，甚至是自己的即兴创作。他的两个同学——格斯道夫和保尔·杜森成为了他固定的听众，而他们后来也和尼采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尼采陷入到了狂热的诗歌创作之中，只要稍有空闲，只要作业可以拖延几个小时，他就会再次成为抒情诗人。一个复活节的早晨，他离开学校返回了家中，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他独自呆在那里，如同沉入梦呓一般，飞速运转的思维包围了他，给予了他强烈的乐趣，他随即将自己的感觉记录了下来。以下抄录的一页难道配不上查拉图斯特拉吗？复活节之夜，窗外飘着毛毛细雨，一片静谧。我独自一人，裹着晨衣，坐在火边。桌上躺着一张白纸。我凝视着它，陷入了深思。我转动着钢笔，为蜂拥而至的无法摆脱的问题、感觉和想法所困扰。它们向我逼来，嚷着要付诸笔端。喧嚣吵闹制造出了巨大的骚动：它们像年轻人一般渴望获取生活的思想，有的打着手势，奋力抗争；它们像老绅士一般谨慎而清醒，用不愉快的目光注视着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思想的混战。我们的情绪被这种新旧的交战决定着，战争的结果，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是我们的心境和情绪……我经常窥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带着虔诚的心紧紧地研究它们——在剧烈磨擦所带来的忙碌和骚动中，空气震颤着被撕裂了，就像是某个思想或是某只鹰长啸一声，直射太阳，这样的过程让我无法忘怀。灵魂从斗争中汲取了力量，并在斗争中取得了甜蜜和辉煌成就。甜蜜在前方诱惑它，让它燃起对新鲜养料的欲望，于是它被驱使着奋力作战，大肆破坏，但是当它把猎物诱捕到手并吞入腹中时，它脸上的表情又何其的温柔。此刻的欢乐和痛苦都会瞬息消逝，它们仅仅是作为更深广感觉的帷幕而存在着，当那些更为成熟、更为高级的感觉出现之时，它们就会消失。正因为此，那些曾经独一无二、无与伦比、迅捷而又无法形容的感觉才会越来越深地铭刻于我们的记忆之中。此刻，我正想着我曾经爱过的一些人，他们的名字、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我相信，我的想念并没有让他们的性格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完美。但是不能忽略的是，不论是这些回忆中的哪个片断被重新想起时，它们都会唤醒我心中那些更为敏锐的感觉，因为精神不能容忍它的原地踏步，它需要被不断地扩充，向着更高的高度进发。亲爱的感觉，我拜倒在你的脚下，你代表着灵魂骚动之下那绝妙的悸动。你和大自然一样丰富，却比大自然更为壮观，因为你永远在斗争，为着达到更高的高度，而植物们却在原地不动，它们在今天发出的香味与初生时发出的香味毫无区别。我现在的爱迥异于我几周前的爱，而且此刻我的心境也与我提笔之初的完全不同。

回到普尔塔之后，尼采参加毕业考试，他差点没能通过。事实上，是他的数学成绩没有达到毕业所需的及格线，不过老师们依然将毕业证书颁给了他。他满腹悲伤地离开了母校。他的心灵总是容易融入所处的环境，并恪守着相同分量的愉快和忧伤。

毕业典礼是每个学校都要举行的仪式，毕业生们聚集在一起做最后一次祈祷，接着向他们的老师致书面感谢词。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感谢信哀婉庄重，动人心弦。他在感谢词中首先向上帝致意：“我首先感谢上帝，他赐予我一切。对于他的慷慨，我只能向他奉献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谢意和对其爱的信任。他给予了我在此地度过一生中最欢乐的时光的机会。祈愿他，仁慈的万物之主，继续把我置于其庇护之下。”接着尼采在文中感谢国王：“由于国王的仁慈，我才有机会来到……我决心有一天自己能够为他和我的祖国增光添彩。”接着是向尊敬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们致辞：“亲爱的同学们，我深知，移植一棵树很困难，它需要在新的土壤环境中慢慢生根。我很怀疑在离开你们的日子里我能否习惯。再见吧，亲爱的同学们！”

似乎这篇长文还不足以宣泄他心中的感情，于是他又在文章后为自己写了几行抒情诗，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人生之路就在脚下，就是这样，让生命像普照他人一般普照我，他们出发了，生命击碎了他们的轻舟，他们沉入海底，消失无影，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在哪儿。再见了，再见！汽笛已经发出了起航的召唤，船长的催促击退了我的徘徊，从今往后，劈波斩棘，千帆竞发。再见，再见吧！[1]穆奇乌斯：传说中的罗马英雄，在伊托鲁里亚的克鲁西姆王波尔杉纳亲征罗马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去行刺波尔杉纳，并在行动失败后被捕。在波尔杉纳面前时，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无畏精神，将右手放进了燃烧的火堆里，并亲眼注视着火焰把手烧焦而没有缩回。波尔杉纳为其勇气所动，将他放回了罗马。后来穆奇乌斯的右手残废，他也因此被市民尊称为“左撇子穆奇乌斯”。

第二章　年轻时代

1864年10月中旬，尼采离开了瑙姆堡，他和同学保尔·杜森及杜森的一个表兄弟前往波恩大学。三个年轻人在路上慢慢走着，尽情享受那自由的时光，他们在莱茵河边短暂地停留了一阵，快乐得忘记了所有烦恼。后来，保尔·杜森已经成为基尔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具有中产阶级人士特有的善良。他回忆起了他们那充满欢笑的旅行，那些落入尘埃中的记忆被翻了出来，让保尔·杜森感受到了久违的兴奋。

当时，三个年轻人选择了马匹作为交通工具，他们骑着马在乡间漫游，还在乡村的小酒店内喝了很多啤酒，尼采看起来有些醉，相对于周围的美景，尼采似乎对自己那长着长耳朵的坐骑更感兴趣，他俯下身仔细观察测量了一下那对长耳朵，断言道：“这是一头驴。”杜森和他的表弟立刻回答道：“不，这是一匹马。”尼采再次测量了一下耳朵，说道：“这是一头驴。”语气中丝毫没有要改变想法的意思，他们就在路上闲逛，直到傍晚时分才回去。三个人一路上高谈阔论，吵吵嚷嚷的声音令镇上的居民很反感。尼采柔和地唱着情歌，吸引了好多女孩在床边倾听，她们都躲在窗帘后面，小心地从缝隙中窥探着这三个年轻人。最后，一位正直的居民忍无可忍，不得不从屋里出来喝斥这三个喧闹者，用恐吓的语气将他们赶回了旅店。

到达波恩后，三个朋友安顿了下来。在当时的环境中，只有一些大学还保持着自由，因此它们都享有非同一般的声誉。而当时的德国正处在四分五裂的境地，大学依靠着一个衰弱的国家，却依然能够保持住自身的活力，过着强有力的生活，这是同这些大学光荣的历史和荣耀的传说密不可分的。人们都知道在莱比锡、柏林、耶拿、海德堡和波恩大学，老师们鼓励青年学子勇敢地武装起来，为拯救德国民族去与拿破仑作斗争。人们还知道，为了反对暴君和僧侣们对德国自由原则的践踏，这些勇敢的学生们曾经愤然反抗，并且现在还仍然进行着战斗。德意志民族热爱这些严肃的老师和斗志昂扬的青年，他们是祖国尊严的象征，替那些为劳动而武装起来的勤劳的祖国人民指引了方向。少年们都把自己学生时代的梦想视作人生的顶峰，温柔的姑娘也将纯洁高尚的学生作为自己暗恋的对象，尤其是对富于梦想的德国人来说，没有什么会比大学的梦想更具吸引力了。整个国家都为这些充满知识、勇气、美德和欢乐的杰出学校感到骄傲。到达波恩后，尼采和伙伴们都为自己的所见所闻而激动。尼采详细记录了自己的生活，其中一句是这样写的：“我到达了波恩，看到无限美妙的前景，我为这一切感到骄傲。”尼采非常了解自己的能力，因此他急于结识新朋友，希望同他们共同学习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

波恩大学的学习风气是集体学习，大多数学生都习惯于结成社团，共同进步。在这样的风气面前，尼采有些迟疑，但他很快便意识到了如果不加入社团，自己就会孤僻离群、落落寡合，因此他加入了其中的一个学生协会。在给朋友格斯道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走这一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我放弃个性是因为我知道放弃之后会收获更多。”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尼采尽量让自己融进新生活中，但是他依然保持了自己一贯的严谨作风。他不沾烟酒，但是却淋漓尽致地享受学术讨论和水上泛舟带来的简单乐趣。他喜欢去河畔的饭馆吃饭，黄昏时和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即兴合唱，他沉浸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学生，他甚至进行决斗，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同学作为对手，他对那个同学说：“我是新生，想进行一次决斗，你是我最好的对手，让我们开始吧。”对于尼采的要求，那位同学给予了“非常乐意”的答复，这让尼采倍感兴奋。美丽的莎乐美与尼采的恋情持续了好几年。生性羞涩、敏感，经常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热烈感情的尼采在妹妹对莎乐美的抵触等不利因素之下，终于断绝了与莎乐美的来往。但尼采发病后，她成为他的传记作者。

很快，尼采就对这样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快乐的情绪也随之烟消云散了。12月初，他的娱乐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他又开始重新回到了从前的状态，不安的情绪再次袭来，而亲人的远离让他倍感孤独。随着圣诞节和新年的到来，他内心的伤感愈加明显，从他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当时的心情：我喜欢的节日有周年纪念日、圣·西尔维斯特节和生日。正是这些节日的存在，我们的灵魂才能得到暂时的休息，也只有在这些时候，我们才能发现自身的问题，获得快乐的时光。毫无疑问，经常经历这种时光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而且它们也能促成一些关键决定的作出。但是我们却很少给予自己这样的机会。在这些时刻里，我总是习惯重新翻出从前那些手稿和信件，全身心为自己记下一些感想。在这短暂的一两个小时里，一个人似乎可以超越时间和自己。过去能给前进带来力量，因为当一个人在对过去进行了言简意赅的回顾时，他就会对前面的人生道路怀着更多的勇气，坚定自己前行的决心。而美好的愿望和家人的祝福更像细雨一般，当它们温柔地洒落心间时，那便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

我们可以从这个年轻学生“仅仅为自己”的感想中掌握一些关于他的蛛丝马迹。他对自己浪费时间的行为感到不满，决定采取一种更为严格、更为专注的方式来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就决定了尼采必须和他的同伴们断绝关系，面对这个结果，尼采犹豫了。虽然他的伙伴同他一样年轻勇敢，但显得有些粗野，他该不该跟他们断绝关系呢？一缕游丝般的忧虑令他苦恼万分。尼采也许可以通过长期的放纵生活来适应他们粗俗的生存方式，这样一来，他就不至于过于敏感了。“习惯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他在给格斯道夫的信中说道，“当一个人对出现于眼前的邪恶没有了源自本能的反感，那么他就走得太远了。”

尼采选修了一门难度很大的课程，这是他选修的第三门课。他决定跟他的朋友们坦率地谈谈，以便使他们的生活脱离粗俗低级而朝着高尚的方向发展。这样，他就可以开始履行自己为宗教而定下的使命，他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把履行这种使命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德国。因此，他呼吁禁止或减少抽烟喝酒会，因为这种协会是令他反感的。

建议没有被采纳。作为倡议者，尼采受到了冷落，被孤立到了一边。协会成员对他进行了无情的讽刺，这使他感到愤怒。他用激烈的语言进行了回击，但这样一来就使他失去了所有的友情与关爱。这时，他体会到了孤独，就是那种被打败者的痛苦的孤独。最终结果是尼采被他们请出了协会。

尼采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要他继续呆在波恩是很难做到的。他刻苦钻研索然无味的语言学，想要借此锻炼自己的心智，纠正自己的神秘主义倾向和有些混乱的思维。同时他也能通过直觉感受到古希腊文那令人吃惊的美感，但在进行条分缕析的时候，他却丧失了兴趣。他的语言学老师里奇尔劝他不要进行其他科目的研究：“假如你想成为一个强者，就要取得某一方面的专长。”尼采接受了这个忠告。他放弃了自己要对神学进行深度钻研的念头。在12月份的时候，他写过一些优美的旋律，现在的他却作出决定，一年之内不再去享受这些徒劳无益的乐趣。所以有时他居然希望顺从生活以习惯这种无聊的状态。

他的痛苦在随后就得到了补偿，因为他已经能够写出受到里奇尔褒奖的论证严谨、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文了。尼采经常聆听同学们的议论。他们中有些人毫无信念、不带感情地一遍遍重复着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的各种理论，可是那些伟大的体系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那原本令人振奋的力量。另一些喜爱实证科学的人则阅读沃格特、毕希纳的唯物主义论文。尼采读过这些论文就不愿再读第二遍了。因为他是一个诗人，需要的是抒情、直觉和神秘，冰冷清晰的科学世界是不能令他感到满意的。那些自称是唯物主义者的年轻人也自称为民主主义者，他们鼓吹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而尼采太具有诗人气质了，而且不论从教育方面还是从天性方面而言，他都太具有贵族气了，这注定他不会对平民政治感兴趣。他把美、善、力量、英雄主义看做理想目标，并且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它们。他从未打算要过一种幸福安逸的舒适生活，所以他对一般人的幸福都不感兴趣。

当他对同时代人的种种倾向都不满意时，他还能感到快乐吗？当他对一种低俗的政治、一种苍白的形而上学、一种狭隘的科学感到反感时，他能为自己的心灵指出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当然，他有自己明确的爱好，他对自己的这种趣味毫不怀疑。他热爱古希腊诗人，喜欢巴赫、贝多芬和拜伦。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倾向又是什么呢？

他还没能回答人生提出的问题。现在已经二十一岁的他跟从前那个十七岁的喜欢对不确定的意见表示沉默的他还是一样的。他的朋友杜森认为祈祷没有实际的效力，只是给祈祷者的心灵以虚幻的自信而已。“那是费尔巴哈式的蠢话。”尼采尖锐地回答他说。杜森在别的场合还提起过施特劳斯刚刚再版的《耶稣传》，并对书中的意见表示了赞同的观点。但尼采拒绝在这个话题上发表看法。“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他说，“要是你信奉耶稣，那么你同时也必须供奉上帝。”这些对话似乎反映了尼采对基督教还有所依恋。但是他写给妹妹的一封信却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那时，尼采的妹妹还是基督教的信仰者，她写信对尼采说：“人们必须从事情的最痛苦的一面中寻求真理。就目前而言，要去相信基督教的玄妙教义而妄想不费劲儿是不可能的，由此推断，基督教义是真实的。”她立即收到了尼采的回信。这封信措辞激烈，表露出了他内心的不快。你认为要接受并承认这些信仰真的很困难吗？我们是在这种信仰的熏陶下长大的，它已经一寸寸深入地扎根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的亲朋好友及他人都把它视作了真理。而且无论真实与否，它确实给予了安慰并提高了人性的品质。你认为承认这种信仰比与一个人的习惯作斗争更为艰难吗？那是一种疑虑重重的孤独的斗争，并会因为各种精神上的消沉和悔恨而变得更为阴沉。这种斗争常使一个人深陷于绝望当中，但却忠实于他的永恒追求，即对通往真、善、美的新道路的发现。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呢？我们会重新找回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关于上帝、现世与赎罪的种种观念吗？对真正的探求者来说，他探求的结果就不能显示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吗？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是安宁和幸福吗？不，除了真理，什么也不是，不管它会有多么的邪恶和恐怖。这就是已经明确划分好了的生活的道路，如果你想要得到灵魂的安宁和幸福，那么你就要相信；如果你想做真理的信徒，那么你就要探索……

尼采尽力忍受着这种痛苦的生活。他去乡间散步，把自己关在屋里研究艺术史，还包括贝多芬的生活。但是这些努力都是徒劳无用的，他无法忘记波恩的人们。他曾两次去科隆参加音乐节，但是每一次回去都会增加他的忧郁。最后，他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像亡命之徒一样离开了波恩。夜半时分，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站在莱茵河的码头上。我们在等从科隆开出的轮船。在即将离开这繁华美丽的地方和那些青年同学的时候，我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痛苦。事实正好相反，我是从他们身边逃离的。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们进行一番不恰当的评价。但是因为我的天性与他们格格不入，我是如此腼腆内敛，而且在如此多的作用力面前我没有能力去坚持自己的角色。一切都强加于我身上，我无法成功地控制自己所处的环境。我感到自己对科学和生活都将无所作为，却让各种谬误填满了自己的大脑，想到这里，我便感到心情沉重。轮船来了，把我带走了。我在潮湿阴冷的夜里呆在驾驶台上，看见那勾勒出波恩河畔轮廓的小灯逐渐熄灭，此情此景使我倍添逃亡之感。

尼采和一个同学在柏林住了两个星期，那人的父亲是个动辄指责别人、事后又后悔的富商。“普鲁士完了。”老人肯定地说道，“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用他们的胡言乱语毁掉了一切。他们摧毁了传统、自信和思想本身。”年轻的尼采喜欢听这一类尖酸刻薄的话，并以波恩大学学生为依据来评价德国。他对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看不顺眼。听音乐会时，和下层听众产生共鸣也会使他不自在。无论被主人邀请去哪个咖啡馆小坐，他都既不抽烟喝酒，又不搭理主人介绍给他的其他人。

他决定不再回波恩，而是去莱比锡完成学业。一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他就立即去大学报到注册。这天是个节日，校长正在向全体学生训话。校长告诉他们说，一百年前的同一天，歌德曾经和他的长辈们一起在这儿注册。“天才有他自己的道路。”这位谨慎的校长立即补充道，“跟随天才们的道路是危险的。歌德不是一个好学生，你们学习期间切不可以他为榜样。”“哦，哦！”青年们大笑着，高呼着。被众人淹没了的尼采对于命运之神在此时把他带到这里感到欣慰。

他烧掉了一些还夹在他的作业本里的诗稿，又重新投入到了学习中，他训练自己用最严谨的方法研究语言学。然而对语言学的厌倦感很快又卷土重来。他害怕与在波恩的那一年相同的情形再次重演，于是他又长篇累牍地在书信和笔记里发着牢骚。幸亏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出现了一桩解救他心灵的大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书摊上看到了亚瑟·叔本华写的一本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作者本人在当时对尼采而言还是很陌生的。他翻了几页，书中遣词造句所表现出的气势、传神和天赋当场就将他震住了。尼采后来写道：“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灵在我耳边低语，‘带上这本书回家吧’。我就这样获得了它。一走进房间，我就打开了我的宝贝，并听凭自己去接受这本力量充沛而又严肃阴郁的天才著作的影响。”

叔本华这本书的序言极其丰富，包括了这位被忽视的作家为三个版本写的三篇序言，而三篇序言发表的间隔又很长。它们分别写于1818年、1844年和1859年。这些序言傲慢尖刻，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安。相反，深邃的思想和尖锐的讽刺在书中比比皆是。它们具有歌德的抒情性和俾斯麦一针见血的现实性，具有德国文学罕见的典雅优美和从容不迫。弗里德里希·尼采被书中散发出来的高贵气质、艺术情感和完全自由的精神征服了。叔本华写道：“我认为一个人所发现的真理，或者他投射到某个幽暗地方的光芒，总有一天会打动另一个思考者，令他感动、欣喜，给他安慰。似乎他所说的一切全都是为了这个人，这正如那些和我们相近的灵魂在人生的荒漠里曾经对我们诉说、安慰过我们一样。”尼采被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因为这个天才的话深深地触到了他的心灵。

在叔本华的描写中，世界是恐怖的。世界不是由万能的神掌控，而是被链条般的法律牵引着，但是世界的永恒本质是驱使人们投入生活的盲目意志，这就决定了世界对法律和理智分析的漠视。这种盲目性促成了宇宙中的一切现象，正如太阳促成一年中所有的白天一样，而空间则受到这种意识的分割和制约。“它是一种饥饿的意志，在自身基础上成长，因为除它之外，再无其他。”所以，它只能陷入对自己的痛苦折磨当中，生活中有着无限的欲望，而欲望带来无尽的折磨。19世纪的伟人信仰人的力量，但没有掩盖他们在潜意志中对人类的蔑视，蔑视这些“最后来到地球，大多只有三十岁的生物”。在大众的煽动下，哲学家们将“发展”这一愚蠢的发明提了出来，这个观点与理性的意志相对抗，反驳理性意志的无生无死是一种荒唐的谬论，而在发展的前提下，宇宙是客观的，没有意识的……这就是尼采在这两千多页的形而上学的小册子上读到的内容。在19世纪，这个观念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它冲击了人们长久以来天真的信念，击碎了人们大脑中幼稚的美梦。尼采在书中体验到了叔本华那令人惊讶的激情，虽然他谴责生命，但是他在自己的作品里灌注了强烈的生命力，这样的矛盾让人们吃惊，人们在叔本华进行的声讨里发现的和敬畏的却依然是生命。少女时代的伊丽莎白（尼采的妹妹，1865年）

足足两个星期，尼采终日将自己泡在这本书和钢琴里面。他的睡眠时间很短，他总是在凌晨两点睡觉，然后六点又起床，阅读之后他常常沉思，并在深思的间隙将自己的感想写成一篇《启应祷告文》。他的灵魂充实了：他看到了自身可怕的真相，但他自己却并不畏惧，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的本能就不断提醒他，让他提前做好了接受这个真相的准备。在很早的时候，他写信给妹妹说：“我们是在寻求宁静与快乐吗？不，我们寻求的只是真理，尽管它很邪恶。”尼采对叔本华书中那阴郁的世界表示承认。童年的沉思，埃斯库罗斯、拜伦和歌德作品的阅读已经给了尼采这样的预感，他甚至在基督教的象征中瞥见过它。这一邪恶的意志、欲望的奴隶。尼采曾经担惊受怕，恐惧自己由于年轻和轻率而坠入这样的无间地狱，可现如今他敢于正视它，不再感到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再是孤独一人，叔本华是和自己并肩而战的。尼采折服于叔本华的智慧，并实现了自己多年来想要找到一个导师的深切愿望，对此，他感到心满意足。由于童年丧父，他甚至将叔本华称为了自己的父亲，这种表现虽然有点过分，但父亲早年的去世已经让他将“父亲”这个称呼看得神圣而又温柔。他万分欣喜，但随即却又感到了深深的遗憾，因为叔本华刚去世不久。六年前，叔本华还活着，那时尼采还有接近他，甚至亲耳倾听他的教诲，向他表达自己最崇高的敬意的机会。但是命运之神残酷地把他们分开了，这种得到导师的欣喜和失去导师的悲哀交织在一起，将尼采完全淹没了。尼采开始变得神经质，想要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就必须要有一种强有力的努力才行。

年轻人对爱的崇拜是爱的一种形式。崇拜和爱带来的兴奋和喜悦，能够减轻生活中一切苦役的痛苦。尼采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因为有了叔本华这个导师，他不再厌烦语言学，甚至参加了由里奇尔的学生成立的研究会。1866年1月18日，在阅读叔本华作品的几个星期后，尼采在研究会上向会员们展示了自己的成果，他详尽阐发了自己对西奥格尼斯的一些手稿及其《诗歌选集》的研究。他的讲演挥洒自如，充满激情，受到了会员的一致好评。尼采从来就是一个带着虚荣心的人，他喜欢成功，因此演讲收到的良好效果令他感到愉快。随后，他把这篇论文交给了里奇尔，里奇尔对这篇文章表示赞赏并且热烈地祝贺尼采，这使得尼采更加高兴了。自此之后，无论是尼采希望的还是在事实上，他都成为了老师最看重的学生。

事实上，尼采从来都把学习语言学视作自己的次要任务，在他的眼中，语言学只是训练智力和谋生的手段。他的灵魂和所有深邃的灵魂一样饥渴，同时，和所有年轻的热烈的灵魂一样，在结束一天的枯燥工作后，他常常陷入忧伤的状态。现在他的悲哀已经不再是对虚度时间的哀悼，他总是在书信的开始抱怨，可最终却变为热烈的情绪，这种奇怪的转变不代表情绪的痛苦，而是代表着过度充分。以下摘录的一封写于1866年4月的信即是其中之一：有三件事在安慰我的情绪，它们实在十分难得——叔本华、舒曼的音乐和孤独的散步。昨天，天气阴沉，一场大暴雨转眼即到，我快步走向邻近的小山，（谁能给我解释下它的名字——洛伊施——的意思？）往上攀登。山顶上有一个棚屋和一个男人，男人正在屠宰两只羔羊，他的孩子则站在一边观看。一会儿，暴雨夹杂着轰隆的雷声和冰雹倾盆而下。暴雨让我全身畅快，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而且我完全明白，只有远离一切忧虑重负，才能像我一样了解自然，在自然中获得解脱。当物我合一时，那些尘世纷繁与我何干？永恒的能动与使动又与我有何瓜葛？闪电、暴雨和冰雹与这一切迥然有别，伦理无法约束它们，因此它们自由自在！这种状态让它们如此幸福并且万分强大，它们即是不受心智扰乱的纯粹意志！

1866年夏，尼采泡在莱比锡的图书馆里，他手里有一些深奥难懂的拜占庭时期的手稿，他将为它们作出解释。突然，他的注意力被一幕类似奇观的事件吸引了：普鲁士韬光养晦五十年，等到重出江湖时便扮演了一个好战者的角色。俾斯麦成为腓特烈大帝王国的一个新领袖，他是一个感情热烈、性情暴躁、精明圆滑的贵族，他统一天下，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实现所有德国人的梦想。在一次和奥地利发生争执的时候，俾斯麦命令毛奇领兵奋战二十天，打败奥地利。而就在这一时期，尼采在一份备忘录里写道：“这个星期是萨多瓦节，我刚刚为莱茵博物馆完成了撰写《西奥格尼斯》的工作。”虽然尼采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但这些政治大事件却让他印象深刻，他自认为是普鲁士的一员，他热爱祖国并为民族的胜利感到骄傲，但是他在快乐之后依然冷静：“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快乐，我们胜利在望，可是只要巴黎仍是欧洲的中心，那我们的努力就都是徒劳的，我们必须做的是努力打破这种平衡，就算不成，我们也要尽量去打破它。如果我们的斗争失败了，那么就让我们大家一起为国家而死。”这是尼采对胜利的反思，他洞见了胜利的后果，并把它清楚地表达了出来。

对未来的展望并没有扰乱尼采的心智，这种展望正好契合他那忧郁悲观的趣味。他精神抖擞，赞美之情喷薄欲出。“有时候，”他这样写道，“我努力让自己清醒，不让自己因为一时的情绪和对普鲁士的情感冲昏了头。在我所看到的，这种完全由某个政府、某个领导主导的事情，是被历史的前进所推动的行动。我很清楚，这种行动一点都不道德，但是对那些期待着它的人来说，这种结果充满了美感，并引人奋进。”在锡尔斯-玛利亚的房子。尼采在这里度过了很多个夏天。

这种感情，和尼采在那个暴雨天里站在洛伊施山顶上平静地看那位农民宰杀两只羔羊时几乎一样。“不受心智扰乱的纯粹意志！它们是如此幸福又是如此强大，它们就是不受心智扰乱的纯粹意志！”

在莱比锡度过的第二年，也许是尼采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导师叔本华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安全感，这让他享受其中。他在给朋友杜森的信中写道：“你要我证明叔本华的正确，打个简单的比方，导师就像我脚下的土壤，让我扎根其中，有了他我才能怀着勇气和自由平静地看待生命。形象地说来，导师就像我脚下的阶梯，让忧郁的潮水无法淹过我的头顶，不能将我冲出路边。因为有了导师，即使在那些人迹罕至的领域，我依然能够感到像是在家中那样悠闲自得。”

这一年平静而又充满了友爱，公共事务并不让尼采发愁。普鲁士在取得短暂的胜利之后，重新走回到了平庸的正常的日常道路中，而此时评论界和新闻界依然对普鲁士官方的行动喋喋不休，对此，尼采一概置之不理。他写道：“现下没有多少人在忙那些具有真正重要性和真正意义的事情，他们大多智识庸常，这种思潮值得人们警觉。”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因尼采为自己参与了这场戏剧性事件而后悔，至少导师叔本华就教导他历史和政治都是虚幻的游戏，这一点尼采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但是他的评论是为了肯定导师叔本华的思想，解释平庸、激情的意义和价值。历史就是一个人们为了数不胜数的利益而进行永无尽头的生存斗争的过程。许多人自认为有信仰，这样他们就能从中找到斗争的直接动力，但实际上，这所谓的信仰，不过是在历史汹涌澎湃的海面上一闪即过的反光罢了。对于大海来说，它们微不足道，但人们放大了它的作用，认为它修饰了海浪，这是很常见的情况，但人们没有注意这束光是从月亮或是太阳或是某个灯塔上照过来的。真正的结果是海浪只会在这束光掠过之际忽明忽暗而已。

尼采对艺术、思考和古代语言学本质特征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这几个方面上。他喜欢里奇尔老师，认为他是他的科学良知。尼采积极参加研究会举行的各种晚会，这些晚会气氛融洽，他参加了研究会演讲和讨论，并制订出了工作计划，虽然实行这些计划需要大量的时间，但他依然将这些计划推荐给了他的朋友们。他选择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原始文献作为研究课题，而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为后人编辑保存了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珍贵信息。尼采期待自己能够写一篇具有远见卓识的研究报告，在他的设想中，这个报道要论证严谨却又行文优美。他写信给杜森说：“你一定也已觉察到，一切重大作品都具有精神层面的影响。那种全心全意为材料寻找和谐形式的努力和石子投入水中的效果相同，它泛出的波纹由小逐渐扩大，并不断产生着更大的波纹。”

4月份，尼采将全部的笔记集中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他沉浸于文章的美感之中。他不喜欢学究们的写作方式，因为那些文字失去了词的韵味，而句子的过分匀称让文章看起来显得很空洞。他期望着深奥优雅的语言。“所有限制都从我眼前消失了。”他写道，“这个国家不讲究文体风格，我在这种恶习中浸淫已久。但我在‘你应当写作，你必须写作’这一无条件的命令中惊醒。我曾经试图出色地写作，但离开普尔塔后我完全忘掉了这件事，长久的生疏让钢笔在我指间突然变得生硬。我感到绝望，情绪失控。我听见莱辛、利希腾伯格、叔本华说过的原则在我的耳边回响，斥责着我的懒惰。不过我还记得这三位作家都认为优秀的写作是件很难的事。在写作上没有天才，文风的获得要求持之以恒，像砍伐坚硬的树木一样……首先，我希望我的文字流淌出一种欢快的情绪，我会将留恋弹琴的毅力运用于此。我希望我最后弹奏出来的不仅是乐谱本身所记载的曲调，还是充满自由奔放情感的幻想曲，它要尽可能自由，但同时又要合乎逻辑和美感。”

尼采发现了一个朋友，这样的喜事让尼采感情上的欢乐变得更加圆满。尼采忠于与童年玩伴间的友谊，但此时，他的那些朋友中的一个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则由于生活和职业的关系已经与尼采分别了十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尼采觉得生疏了。在普尔塔的时候，尼采又结识了好学的杜森和忠诚的格斯道夫，如今他们中的一个在蒂宾根读书，另一个远在柏林。尼采怀着巨大的热情，一直保持着和朋友们的通信，但是通信远不能满足朋友之间对问题的交流和对感情的倾诉的需要，因此尼采十分渴望友情。最后，尼采结识了欧文·罗德，此人精力旺盛，聪明颖悟。尼采一眼就喜欢上了对方，并对欧文极其崇拜。尼采的友谊建立在崇拜之上，他用高尚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新朋友，并钟爱着对方。每晚结束了紧张的工作之后，这两个年轻人就聚在一块儿，他们喜欢在一起散步或者骑马，时刻都保持着交谈。“这种建立在精神交流和哲学基础上的友谊令人感到非常愉快。”尼采这样写道，“我们的很多观点都不一致，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这样的辩论会使我们双方的思想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争论之后，我们互相抵触的思想静默了下来，洋溢着静穆的情绪。我们在互相包容。”尼采在Sils Maria的写作间

尼采和他的朋友定了一个约定，他们决定假期的前几个星期要一起度过。等到暑假来临，他们离开了莱比锡，前往人烟稀少的波希米亚边区作徒步旅行。波希米亚边区是高原地带，林木丛生，景色和法国的孚日山脉非常相似，只是没有那么壮观。尼采和罗德带着极其简便的行装，终日漫游，他们连书都没有带。从一个旅馆走到另一个旅馆，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旅途中，他们以叔本华、贝多芬、德国和希腊为话题，带着年轻人的机敏对各种问题作出了评价。

他们对于科学都有着相同的排斥，“啊，愚蠢的博学。”他们说，“诗人歌德发现了古希腊的民族精神。他用梦幻的色彩规范了这种精神，并将它作为丰富而又清晰的美的典范，向德国人展示了出来。后来的学者们便追随他，对古代社会作出了各种诠释。可是他们鼠目寸光，将这奇妙的艺术工作变成了科学命题，并将所有的问题都挖了个透——泰西塔斯、离格、动名词在非洲的拉丁文作品中的演变，就连《伊利亚特》语言上的小问题也没有被放过，他们甚至挖掘出这些小问题与雅利安语的关系。可是这些研究成果又有什么意义呢？歌德早就注意到《伊利亚特》那独一无二的美，但他们却忽略了这一点。我们要制止这种无聊的游戏，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回到歌德的道路上，不是分析解剖古希腊精神，而是要让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并将这种精神传播到人民之中。学者们纠缠于细枝末节的探究已经太久了，现在该让这种探究停止下来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是要参与到辉煌遗产的继承中，而不是冷眼旁观。”

经过一个月的旅行和交流，两个年轻人离开了波希米亚边区，来到一个叫迈宁根的地方。此时，悲观主义哲学家们正在这座小城举行一系列音乐会。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一封信里详细记录了这次演出：“乐队指挥是李斯特神父，在音乐会上，乐队演奏了汉斯·冯·布娄的交响乐诗《涅槃》，主办方在节目单上用叔本华的格言对这首诗的含义作了解释，不过这无法掩盖音乐的糟糕。但是李斯特在他自己擅长的如《祝福》的宗教性作品中表现甚佳，在探索《涅槃》的印度文化特征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音乐节结束的第二天，尼采和罗德结束了一个暑假的共同旅程，各自回到了家中。

尼采一个人呆在瑙姆堡，在这期间，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并广泛地进行了阅读。他阅读了哈特曼、杜林、朗格、巴恩森这些年轻的德国哲学家们的著作，并做了仔细的研究。他深深敬仰着这些哲学家，并把他们看做是自己在思想上的亲密战友，他渴望同他们结识，和他们并肩创办一份评论刊物，并在上面发表自己和他们合作创作的文论。他计划了一篇关于叔本华的宣言，在这篇短文中，他想将叔本华的思想发扬光大，并且以此使叔本华成为同时代人的导师。文章是这样写的：“在所有的哲学家中，叔本华是最真诚的。”虚假的感觉从来不曾束缚叔本华的心智，这样的坦诚和勇敢使得叔本华具有成为领导者的潜质。尼采还写道：“叔本华统领我们的时代：他的悲观主义建立于理智之上；睿智却又无法不严肃，他是复兴古典主义和德国希腊精神的哲学家……”

正当尼采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眼睛的高度近视，尼采一直不用去服兵役。然而到了1867年，普鲁士在政治上的扩张导致军队急需大量士兵，于是尼采被招入了驻扎在瑙姆堡的炮兵团。

在旁人看来，入伍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但尼采却充分利用了它。生活中总是有各种机会，面对这些机会，人们应当像艺术家一样，从众多元素中提取出命运所需要的元素，这始终是尼采的一条生存原则，并且他也在忠实地践行。因此，当尼采一进入兵营，他就决定全力以赴服好兵役。此时正当战争时期，履行军事义务为的是保家卫国，服兵役被人们看做是神圣的事业，而尼采也认为投笔从戎是一件对健康有益的事情，因此他认真地去做一名炮兵，而且立志要做一名出色的炮兵，为祖国效劳。他用夹杂着希腊文的德语这样写道：这种生活让我很不习惯，但是它却是有益的，就好像正餐之外的点心一样，虽然不能填饱肚子，但是却可以补充营养。短短的时间里我的感受非常深刻，服兵役对人的精神活力有着持久的影响。一进入兵营，从前软弱无能的怀疑主义就会完全消失，从这一点来说，服兵役具有至高的价值。我们都知道怀疑主义会带来的后果。在营地中，各种训练和行动可以让人不断看清自己身上的天性和它带来的好处与坏处。兵营里都是些陌生人，大部分人的行为粗野……但是首长和士兵都对我和蔼可亲，他们赞赏我对每一件事都表现出热情和兴趣。试想一下，一个新兵在三十个人的骑行比赛中出类拔萃，引人注目，这难道不会让这个新兵感到万分骄傲吗？在我看来，同一张语言学文凭比起来，这样的荣誉要有价值得多。

紧接着，尼采全文引用了老师里奇尔为赞扬他那篇学术论文所写的推荐信，这封推荐信行文优美，具有西塞罗风格。尼采想以此来表达他内心的快乐，他还这样写道：“我们就是这样一种不善于掩饰情绪的人。我们深刻地了解了这种表扬的价值，因此脸上惬意的笑容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的。”

这种乐观情绪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尼采就意识到，一个沉浸于文学，并且整日思考德谟克利特哲学问题的人，投笔从戎做了一个马背上的炮兵实在是件不幸的事情。

尼采对自己受奴役的处境感到悲哀，但他最终从这种痛苦的生活中挣脱了出来。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肋部受了伤。虽然伤痛折磨着他，但他却因祸得福，又有了闲暇，可以进行一生中最喜欢的研究和思考。他连续卧床一个月，一直躺到了美丽的五朔节，节日的来临使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了，他甚至开始怀念起操练时的自由生活。他给格斯道夫写信时这样说：“我以前可是经常在险峻的道路上骑行啊！”为了减轻自己的烦躁，他开始研究西蒙尼德斯的诗作《达那厄的哀诉》，在短期的工作中，他修正了原文中带有疑问的词语，并且将研究成果以信件的形式寄给了里奇尔。信是这样写的：“从学生时代起，这首描写达那厄的美丽诗歌就深深埋在了我的心里，这些旋律令人难以忘怀。五朔节的到来，会使一个人变得抒情，更像诗人，这难道不是被很多人认同的观点吗？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至少这次你在我的论文中看不到‘抒情性’的结论。”

尼采的脑子里满是达那厄，这位可怜的女神和她的孩子一起被抛弃在了变幻莫测的汹涌波涛当中。在尼采的信里，他和女神的哀诉交织缠绵，此时的尼采正受着病痛的折磨，伤口迟迟未能愈合。一天，他的伤口化脓了，一块骨头的碎片从伤口处露了出来。“这一情景令我产生了奇怪的印象，”他这样写道，“我开始明白，我的计划、考试、去巴黎旅行统统都要泡汤了。只有当一个人看到他自己的一小片骨骼时，人类的脆弱才会彻底暴露无遗。”

上文提到的巴黎之行是他最新的一个想法。他很重视这个计划，同时尼采又是一个从来都不会独享欢乐的人，因此他必然要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们，格斯道夫、罗德、克莱默保尔和罗门特。他对他们写道：“当我们毕业时，我们一块儿去巴黎过冬吧。在那里，我们可以忘掉学业，我们也可以不再卖弄我们的学问。让我们见识一下康康舞和绿色的苦艾酒吧，我们可以好好品味。让我们去巴黎像兄弟一样地生活，漫步在林阴大道上吧。让我们作为德国青年的代表到那里去吧，我们不会虚度光阴，我们会不时地给报纸投点小短文，向世界披露巴黎的轶闻趣事。经过一年半载或是两年（他将这段时光设想得很长），我们将再次回来参加毕业考试。”罗德答应了尼采的请求，这大大地减轻了尼采一直以来的急躁，他忍受着病痛，直到夏天后才进入到了虚弱的恢复期，最后他终于痊愈了。

10月初，尼采在瑙姆堡无法享受到音乐、社交、交谈、剧院等文化活动，文化生活的极度缺乏使他重返了莱比锡。老师和同学们都在热烈地欢迎着他的回归，对此他感到很快乐。此时的尼采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但是他的前途却已经一片光明了，柏林一家重要的评论杂志向他约稿，他们想要一些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尼采接受了邀请。同时，莱比锡一家音乐评论杂志发出了邀请，想聘请尼采做编辑，但是尼采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们的再三请求。在此期间尼采给罗德写信说：“我先是推辞，而后便是断然拒绝。”尼采爱好广泛，但爱好中却不包括政治，他讨厌公共集会上的嘈杂。他说：“我坚决不做一个愚蠢的政治家。”格斯道夫告知尼采一些有关议会在柏林的阴谋，对此，尼采立即回信道：我十分震惊，对于这些事情，我既不能很好地理解，也完全不能够接受。除非我不再属于人民这个阶层，可以分别考虑某个当权者所做的事情。俾斯麦总是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满足。他的论文就像是高度酒，能带来强烈的快感，每次我总是把酒含在嘴里，尽量让自己不要咽得太快，从而尽可能地延长酒所带来的快感。对于你告诉我的他的对手们的阴谋，那实在是太容易猜到了，因为任何低级、狭隘、偏执和有限的事物都必然会反对这样高昂的天性并同它做殊死的斗争。

此时的尼采沉浸在众多的欢乐当中，随后，一桩巨大的喜悦又不期而来。尼采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天才：理查·瓦格纳。几乎与他同时，整个德国都看到了这个人所散发的光芒，虽然也发现了这个人性格当中的暴烈，但德国人对这个集诗人、作曲家、政论家、哲学家于一身的男人却赞赏有加。他在德累斯顿是个激进的革命者，在巴黎是个不被政府欢迎的作家，在慕尼黑又是宫廷的宠儿。德国学术界讨论他的作品，嘲笑他的债务缠身和那件猩红色的长袍。总之，瓦格纳的生活夹杂着真诚和虚伪、伟大和卑贱，要对他这种有时强大有力却又经常废话连篇的思想作定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查·瓦格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不安的灵魂？一个天才？人们很难了解，尼采也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下定论。理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深深地打动了尼采，但他的其他作品却令他感到不安。1866年10月，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刚读完《女武神》，我的感觉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我无法下结论。里面巨大的美和善与缺陷和不足数量相等，因此相互抵消。0+a+（-a）=0，结果就是这样的。”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瓦格纳是个无法令人轻易搞明白的人。”他当时更喜欢的是音乐家舒曼。

瓦格纳可以让这个世界给予他无穷的荣誉。1868年7月，他在慕尼黑上演了诗剧《音乐协会》。在这出壮丽通俗的诗剧当中，充斥着雄辩、娱乐、劳动和爱以及被自我美化了的艺术和音乐，德国大众和作战英雄成为了主角。当时的德国正处于上升时期，因此具有自我膨胀的需要，而这出诗剧中洋溢着自信和热忱，因此创作者瓦格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186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瓦格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他越过了荣耀那条无形的界线，进入到了不朽的伟人殿堂。瓦格纳是当时音乐界乃至思想界的精神领袖，他用音乐来解释叔本华的哲学，而尼采致力于复兴欧洲文化，曾寄予瓦格纳极大的希望，将其看做“德国的救世主”，但后期瓦格纳的浮夸庸俗风格使尼采深深的失望。

尼采也听了《音乐协会》，剧中不可思议的美让他素来吹毛求疵的喜好也消失不见了。“一个人要想走近瓦格纳，那么整个人就必须有点激情才行。”他在信中对罗德写道：“在听他的音乐时，我试图保持冷静，可是我的一切努力却都只是徒劳。他的音乐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体内的每根神经都在震颤。”尼采的心被这种奇特的艺术牢牢地抓住了，他希望与自己的朋友们来共享这新的激情，他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对瓦格纳的印象，他这样写道：“在昨晚的音乐会上，《音乐协会》的序曲给我带来了持久的震撼，我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此时，瓦格纳的妹妹布罗克豪斯夫人正好住在莱比锡。和其他妇女相比，她非同寻常，而她的朋友们说她和她的哥哥在特质上极为相似。尼采被这位夫人吸引了，想要接近她，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并且很快就得以实现了。

他写信告诉朋友罗德：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回到家后，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一张便条，指明要我亲自开启，信上写的是：“如果你想见到理查·瓦格纳，请在三点三刻去剧场咖啡厅——温德西。”我真的是被这条消息搞得晕头转向，就好像一股旋风向我冲击过来，击中了我那样。当然，我立即出门去找温德西，因为我知道他会给我更多的信息。后来，温德西告诉我，瓦格纳现在正隐居在莱比锡的妹妹家里，这个消息极为隐秘，甚至连新闻界对他的到来也一无所知。布罗克豪斯家的仆人们对这个消息都守口如瓶，就像过世的人保守着自己的秘密一样。瓦格纳的妹妹布罗克豪斯夫人只向哥哥推荐了一位客人——里奇尔夫人。这位夫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你是知道的。如此一来，布罗克豪斯夫人获得了双赢，她既可以在哥哥面前展现自己那令人骄傲的朋友，又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哥哥的伟大，她非常享受这其中的乐趣，并为此感到了快乐。当里奇尔夫人去做客时，瓦格纳演奏了自己《音乐协会》中的抒情曲，我相信你对这抒情曲也是十分熟悉的，这位优秀的女士告诉瓦格纳，在我的影响下，她对这出音乐已经非常熟悉了。对于里奇尔夫人的话，瓦格纳感到既骄傲又惊讶，于是他急切地想要私自会见我。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在星期五晚上邀请我前去拜访。温德西也向他们转达了我的意思，但是很遗憾，由于职务、工作和其他的限制，我无法在那天前往，因此我建议他们将会见时间改在星期天下午。那天，温德西和我一起去了那幢房子，教授一家都在那里，可独独就缺了理查·瓦格纳：他化了妆，用某种巨大的头饰盖住自己的脸出门去了。里奇尔夫人将我介绍给了这个杰出非凡的家庭，我接受了他们一家要求我于星期天晚上到访的诚挚的邀请。你可以想象得到，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会有多么的激动。你得承认，在我新加入的这个社交圈内，肯定有着某些类似传奇的东西围绕在这位难以接近的英雄周围。我将要出席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场合，对此我十分重视，因此我要好好地修饰一下。凑巧的是，我的裁缝答应在星期天给我送过来一件新做好的黑色燕尾服，真是万事顺利啊！星期天那天，天气恶劣，雨雪交加。一般人都不会想出门，因此罗默特下午的来访让我万分感动，我非常兴奋，没有感到一点懊恼。他和我喋喋不休地谈了一大堆诸如埃里亚哲学及其哲学中上帝之本质等问题。他是学校奖学金的候选人，正在着手准备一篇由亚伯伦斯命题的《亚里士多德之前上帝思想的发展》的论文，而他当时真正的工作是在解决有关意志的问题。夜幕降临之时，罗默特起身告辞了，可此时裁缝却并没有赴约。我陪着他出门，一直走到了裁缝店门口。一跨进店门，我便看到裁缝的伙计正在缝制我的衣服，而他们再次向我保证一定会在三个小时之内把衣服送到。我离开了裁缝店，对事情的一切进展都深感满意。在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份《风言风语》，报纸上的一条新闻让我颇为满意，文章大意是说瓦格纳正在瑞士，政府正在为他建一所漂亮的房子。这条新闻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知道自己马上就可以见到他，我甚至知道昨天他收到了那个年轻国王的来信，国王在信封上写道：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收。我回到了家里，可是裁缝却依然没有到来。我坐了下来，开始惬意地读着一篇研究欧多西亚的论文，远处不时传来令人讨厌的噪音，这极大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最后，我听到了那道关闭了的古旧的铁格栅被敲击的声音……

敲门的人是裁缝，他给尼采带来了新的燕尾服，尼采试了衣服，觉得非常合身。他向这位巧手艺人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可是裁缝却站在原地，要尼采当即将报酬付给他。当时尼采正处在经济窘迫的时候，只好提出了另外一种支付意见，可是裁缝却拒绝了。面对裁缝的意见，尼采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裁缝见尼采并不付钱，便又拿着衣服离开了，只留下尴尬的尼采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他垂头丧气的，却突然地想起了自己的另外一件黑色礼服，在尼采眼里，这件衣服似乎无法被穿着“合适地去见理查”，但最后他还是把那件衣服穿上了。此时已经是八点一刻了，门外还下着倾盆大雨。再过一刻钟我就要和温德西在剧院咖啡馆见面了。我冲进了这黑漆漆的雨夜，此时的我是个穷光蛋，穿着一身黑，连件像样的燕尾服也没有，但这并不妨碍我激动的情绪。命运女神眷顾了我，在这个寒冷的雪夜里，我觉得平日里普通的街道被罩上了神秘和不同寻常的气氛。当我们走进了布罗克豪斯家舒适的客厅时，客厅里坐着几个他们家的近亲，除此之外，别无他人。他们将我介绍给了理查，面对他，我只是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向他表达了我的敬意。他对我成为了他的音乐的忠实信徒这一件事非常感兴趣，一边不厌其详地问我整件事的情况，一边高声诅咒他自己创作的所有作品，当然这些被诅咒的作品不包括他在慕尼黑写的那些令人称赞的作品。他滔滔不绝地嘲笑了弦乐队的指挥们，他认为那帮家伙总觉得自己很懂音乐，老是作出忠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先生们，再多一点激情。来吧，情绪再饱满一些，朋友们。”他操着惟妙惟肖的莱比锡口音说。我是多么想与你共享那晚的欢乐，它是如此的生动、如此的特别，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以至于到如今我都无法恢复原有的平静，我也无法用优美的语言向你叙述这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在晚饭之前，瓦格纳亲自演奏了《音乐协会》中的所有主题音乐，并自己模仿了全部的声音，这个过程我无法描述，只能留待你自己去想象了。瓦格纳说话时思路异常敏捷，表述生动活泼，他那充沛的感情和幽默可以打动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其间，我还花了很长时间和他聊了叔本华，他深情款款地将他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归功于叔本华，他对我说，叔本华是所有哲学家中唯一可以理解到音乐精髓的人。天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听到他这么说时，我是何等的高兴。接下来，他又问我目前哲学界对叔本华的看法是什么，并且尽情嘲笑布拉格的哲学协会，后来他还谈到了哲学家的家庭生活。在谈论了哲学之后，他又为我们朗读了他正在写的回忆录中的片断。回忆录中所写的是他在莱比锡的学生时代，那个场景十分有趣，即使是现在，我一想到他的描述也会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他思路的敏捷、语言的幽默，简直令人惊异。最后，温德西和我准备告辞时，他热情地同我握了手，并非常友好地邀请我下次再去跟他畅谈音乐和哲学。他委托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向他的妹妹和双亲讲解他的音乐，这是一个让我十分满意的任务，我相信我会满腔热忱地去完成任务。当我在不久的将来，心情能够完全平静下来时，我会更为客观地回忆这个夜晚，在信中详细地给你讲述今晚的事情。最后，真诚地问候你，并衷心地祝你健康。

尼采并没有等到内心沉静以便可以好好回味的那一天。他结识了一个圣人，内心受到这个天才的强烈冲击，而震撼的感觉则一直都在他的心里没有消失。他详细地研读了以前被他忽略了的瓦格纳的作品，并认真思考了其艺术作品里所表达的理念，瓦格纳采用了一种方法，可以把诗歌、造型艺术以及和声的分散美融于一体。通过瓦格纳的理想，他看到了德国精神复兴的方向，从此，他那敏感的心灵也开始朝着那个方向奔驰。

一天，里奇尔对他说：“我有一个让你大吃一惊的消息，你愿意成为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吗？”这个消息确实让尼采感到极为惊讶，因为那时他才二十四岁，资历尚浅，甚至还没有获得毕业文凭。里奇尔不得不把这个令人震惊的提议再次重复了一遍。他解释道，巴塞尔大学向他寄来一封信，在信中他们向他询问发表在《莱茵博物馆》上那篇出色论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尼采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否能够胜任大学语言学课程教授的职务。里奇尔在回信中向他们解释，弗里德里希·尼采先生非常年轻，但他确实已经具备了去做任何他自己选择的工作的能力。他甚至在信中这样写，说尼采先生是一个极富天分的年轻人。尼采应聘大学教授这件事虽然没有最后敲定，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巴塞尔大学对他很满意，应该很快就会发来聘书。

对于这个消息，尼采深感不安，一方面他为这件事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难过，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最后一年自由的时光即将消失了，而他为最后一年制订的学习计划、广泛阅读和旅行的设想也都统统泡汤了。眼看着种种幸福生活在眨眼间就要化为泡影，尼采深感悲伤，但是他又怎么能够拒绝这样一个令人倍感荣幸的建议呢？在里奇尔眼中，此时的尼采对即将到来的工作感觉良好，反而对未来有着种种的疑虑，因此他必须要先打消尼采内心的疑虑。这位年长的学者真心诚意地喜欢着他这个天才学生，里奇尔先生兼见解独到的语言学家、形而上学家和诗人几种身份为一身。但他依然喜欢尼采这个年轻的弟子，他喜欢并且信任他。但是里奇尔先生内心深处却有着一丝忧虑，他怕尼采迷失在自己过多过好的天性之下，兴趣广泛却浪费了天赋。因此在尼采学习的四年时间里，他不断地向尼采重复着同样的告诫：要强大自身就必须约束自身。现在这个时候，他更为迫切地给尼采重复着这个理念。尼采理解老师的苦心，所以做了让步。他立即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欧文·罗德，他在信中这样说道：“不要再想我们的巴黎之行了！我肯定要去巴塞尔大学任语言学教授，因此我不能去了。我这个人兴趣广泛，甚至想过要研究化学呢！从今以后，我必须得学会放弃。去到巴塞尔，我会多么孤独啊，我没有朋友，没有一个人能跟我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就像音乐中的三度音调、小调或长调那样的共鸣。”

考虑到尼采一直以来的优异表现和眼下特殊的情况，莱比锡大学同意他没有经过考试就毕业，莱比锡大学的教授们可不愿刁难他们的巴塞尔大学的同行。

之后，尼采回到了瑙姆堡，他花了几个星期跟家人们呆在一起，对于这个结果，全家都倍感欢乐和骄傲，在他们看来，尼采如此年轻就已经获得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可是尼采总是不耐烦地驳斥她们：“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教书匠而已。”4月13日，他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这是我在家里度过的最后的假期，最后一个夜晚。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家庭，去投身于这个大世界了。从此之后，我要开始承担责任和义务，我全新的职业生涯即将在沉闷的气氛中开始。我不得不再对我的过去说声再见：永别了，我那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每分每秒都纯属于我一个人。从此之后，艺术和世界就只是纯粹的图景，只存在于我的精神之中——这一时代将永不复返。现在，冷酷的责任女神开始主宰我的生活，而我悲伤的时代自此也拉开了序幕。你还记得那首忧伤的学生之歌吧？是的，是的，现在我已经和歌词里所说的一样，变成了一个庸人。无论何时何地，谚语总是会得到应验。要想得到回报就必须要付出。但是必须要明白，束缚自己的东西是阻止你前进的铁链还是帮助你向上的绳索。面对生活中的未知环节，我仍然有勇气去打破它，我愿意冒着这样或是那样堕落的危险去尝试新的生活。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在我身上看到任何可以胜任教授这一职位的特质。宙斯和缪斯垂青于我，让我有机会与众不同，免去流于平庸的命运。我无法想象出自己成为我所不齿的人的场景。除此之外，我更害怕自己落入成为职业动物的庸俗之中，但只要投入于工作当中，堕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每日工作，持续专注于整件事和某个问题，这种生活状态就像秤砣一样压迫着我的心灵，让我无法感受到自由的感觉，我相信这种感觉完全能够毁掉我心中那哲学感的根基。尽管如此，相比大多数哲学家而言，我相信自己能够更为平静地面对这种危险，因为我心中有着哲学家所特有的严肃，伟大的神秘教义者叔本华已经清晰地向我揭示了生命和思想之真实和基本的问题，以至于我决不允许自己可耻地背叛自己的思想。我的愿望很简单：我想用这种新鲜血液使我的科学研究重焕青春，并向我的听众宣讲叔本华的真诚，让这位高尚的思想家的前额焕发出异彩。这样的期望很大胆，因为我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老师。我一直在对我们这个时代老师的职责进行思考，我急切地关心着我们的下一代，这使我十分向往老师这个职业。我们无法逃避人生，因此我们必须忍受然后竭尽全力地去利用它。当我们解脱之日，我们至少还能够告诉别人我们生命中的价值。

弗里德里希·尼采简直是在杞人忧天，要是他能够预知未来的生活的话，他的心情就一定不会如此悲伤，反而会十分兴奋。理查·瓦格纳，他所崇拜的伟人，住在离巴塞尔不远的地方，并且即将成为他的朋友。

第三章　尼采和隐居于特里伯森时期的瓦格纳

尼采到巴塞尔大学入职了，他搬进了自己选定的住所，认识并拜访了同事们。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抹去瓦格纳在他脑海中留下的影子。到巴塞尔三个星期后，他和一些朋友们去四郡湖远足。一天早晨，尼采离开了朋友们，一个人徒步走在河边，瓦格纳的隐居处特里伯森正在这条河边。瓦格纳的住处在湖中之上，那个小岬深入湖中，一座宁静的别墅和花园静静地矗立在它的上面，即使站在远处，都能看见庄园里那高高的白杨，它们绵延成了一片。

此时大门紧闭着，瓦格纳的住所掩映在树木之中，尼采站在外面按响了门铃。在等待开门的过程中，尼采环顾四周进行了认真的倾听，一阵和声传了过来，随即一阵脚步声也传了过来，将和声掩盖了。很快，一个仆人走出来打开了大门，尼采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他，仆人将尼采留在门外，接着尼采又听到了相同的和声，这和声哀而不伤，在院子里回环往复着。迟迟未现身的主人停止了演奏，但几乎同时又开始了他的练习，忽高忽低的调子从庄园里飘了出来，直到再一次变调，重新又回到了原先的和声。仆人再一次从屋子中走了出来。他说瓦格纳先生想知道来访者是否是他那天晚上在莱比锡见到的那个尼采先生。尼采说是的，仆人接着说：“那么尼采先生不介意午餐时再来吧？”但是尼采考虑到自己的朋友们还等着他，于是不得不拒绝了这一提议，仆人再一次离开了，等到他再来时，他带回了瓦格纳新的一条口信：“那么尼采先生是否愿意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在特里伯森度过？”尼采喜欢这个邀请，于是他也就接受了。

在瓦格纳一生最鼎盛的时期，尼采开始与他交往。这个伟人离群索居，远离公众场合、记者、大众，独自一个人生活。他刚刚与李斯特与德古特夫人的女儿、已经离婚的汉斯·冯·布娄夫人结婚。瓦格纳的新夫人是个令人艳羡的女子，她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天赋。但是抱残守缺的德国法利塞教徒们对这次挑战世俗的婚姻感到大为不满。瓦格纳此时正在隐居中完成他的作品：这部作品极其宏大，由连续四幕的庞大歌剧组成。瓦格纳创作这部作品不是为了人们的享乐，而是为了扰乱和拯救他们的灵魂。这部作品超乎寻常的宏伟壮观，因此在瓦格纳的眼中，没有一个观众配听它，没有一个歌唱队配演唱它，没有一个足够宽阔、足够辉煌的舞台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它。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作品，它必定会让全世界都拜倒在理查·瓦格纳的脚下。此时，瓦格纳已经完成的作品有《莱茵河的金子》、《女武神》，而[1]《齐格弗里德》也在创作中，并已经接近完稿了。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他慢慢找到了大师的感觉，因为他能够主宰自己的作品并且把整个作品视为一体。

但是瓦格纳却并不是完全的快乐，他的欢乐中混杂着不安和愤怒，他不是那种得到社会精英褒奖就会沾沾自喜的人。他是个博爱的人，他为人类的所有梦想感动着，同时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关照到所有的人。他需要听众，想要听众听他的作品，理解他的作品，他总是期许德国人民能够跟上他的脚步，即使他们步子缓慢也没有关系。他在自己的书中高声呼唤：“帮助我，你们已经渐渐有了力量，但是不要因为你们的逐渐强大而忽略了那些曾是你们精神导师的人们：路德、康德、席勒和贝多芬。我是这些大师的继承人，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给我一个可以让我自由表达的舞台！我需要愿意倾听并且理解我的听众，去做那样的听众吧！帮助我，这是你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给予你们荣光作为你们支持我的回报。”

我们可以想象到尼采的第一次拜访。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举止温和，眼神炽烈深沉，虽然他说话紧张，但他的脸上留着长须，满是青春的模样，而此时五十九岁的瓦格纳老当益壮、精力充沛、容光焕发，充满直觉、经验、愿望和期待。他们的第一次会谈是什么样的呢？历史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但是毫无疑问，瓦格纳在会谈中重复了他作品里的思想，并且满怀希望地对尼采说：“年轻人，你也必须帮助我。”

那晚气氛融洽，二人之间相谈甚欢。等到尼采该告辞离开时，瓦格纳决定陪伴他年轻的客人沿着河畔散步。他们一起出了门，对此尼采感到异常兴奋。他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的希望，这个希望使他备受煎熬，夜夜辗转反侧。他一直想找到一个人去热爱、去崇拜、去倾听，最后，这个配做他老师的人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而且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无论尼采用怎样崇拜的方式去热爱他都不会显得过分。尼采彻头彻尾地拜倒在了瓦格纳的脚下，他决定全身心地服务于这个孤独而又富于灵感的人，他愿意为了他去与麻木的群众战斗，甚至是和德国的学院、教堂、议会和宫廷战斗。那么瓦格纳对尼采的印象又是怎么样的呢？毫无疑问，得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支持，瓦格纳感到非常开心。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个年轻的来访者的天赋异禀。他能够跟他进行交谈，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不仅仅给予了尼采非凡的思想，他甚至还能够从尼采那里得到回馈，几乎没有人能够给予他这种乐趣。

几天后，瓦格纳的几个关系很近的朋友从德国来到了特里伯森，他们是来庆祝他们老师的六十大寿的。尼采同样受到了邀请，但由于这时他正在准备自己在巴塞尔大学的首次演讲，因此他不得不拒绝了这份盛情。此时的尼采急切地想把他业已形成的教育观念表达出来，为此，他选择了荷马的风格问题作为自己在讲学期间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的内容是分析古代学者和喜爱荷马作品的艺术家之间的分歧，而尼采的观点是，艺术家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学者必须以接受艺术家的判断来对这场分歧进行解决。学者们大量引用了历史成果，他们通过考证的方法试图恢复这两部史诗，使得现在流传的文本尽可能地接近原来的内容，但这样的考证丝毫没有解决问题，也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不管怎样，现在流传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歌德选择这样说：“这两部史诗是同一个诗人的作品。”那么学者们也无话可说。语言学家的工作十分狭窄，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是有用的和值得尊敬的。让我们记住尼采在就职演说结束时所说的话：仅仅在几年前，这些绝妙的希腊杰作还被埋在一大堆偏见里面，正是这些学者们孜孜的劳动拯救了它们，为我们保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语言学既非缪斯也非美惠三女神，他们既没有创造这个诱人的世界，也没有谱写不朽的音乐。但是他们保存了这些艺术，我们必须感谢他们，是他们让这些被人们遗忘、几乎不可辨识的音调再次在人们的耳边响起，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正如从前缪斯们降临在那些愚民中间一样，如今这些使者独自走进了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并且通过艰辛的努力唤醒了沉睡中的诸神，让我们看到他们那美丽光辉的形象，并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神奇遥远、幸福安康的蔚蓝色家园，以此来安慰我们的灵魂……

巴塞尔的中产阶级们十分赞赏尼采的演讲，听众大批涌来，聆听这个声名远播的年轻天才教授的演讲。这样轰动的成功令尼采陶醉了，他的思想甚至传播到了另外一片奇异、遥远的蔚蓝色土地——特里伯森。6月4日，尼采收到了一张便条：“请来我家呆上两天吧。”瓦格纳写道，“我们想知道你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我还从未在我的德国同胞那里获得过这般的欢欣。赶紧过来拯救我仍然不肯放弃的永久信仰吧。和歌德他们一样，我把这信仰称作是德国自由里面的信仰。”

尼采这个时候正好有两天时间的空闲，而且从此以后他就成了这位大师家里的常客。他写信对朋友们说道：“瓦格纳符合我们的所有想象。他具有一颗富有、伟大、高尚的灵魂，他个性强烈，富有魅力，热爱一切知识，他的人品值得所有人向他给予爱戴……但是我必须就此打住，不然我会被视作王婆卖瓜的……”“我求你，”他又写道，“不要被那些新闻记者和音乐评论者们所写的关于瓦格纳的任何评论所骗，没有人理解他的思想，没有人有资格评判他，因为他不是以这个世界为基础而生存并且获取成就的，反过来，世界会迷失在他的艺术氛围里。瓦格纳被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深深支配着，以至于我觉得自己是在跟一位神打交道。”

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曾经邀请瓦格纳写过一篇关于社会形而上学的短文。但最终这篇独特的论文被视作是在蛊惑年轻浪漫的国王而被官员们禁止出版，瓦格纳让这篇文章在亲朋好友间流传开来。瓦格纳也将它给了尼采，尼采回家之后十分专注地阅读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深深地影响了尼采，以至于在尼采以后所有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这篇文章的性质。

1848年，瓦格纳是个社会主义者，文章就从解释自己从前这个错误开始。在瓦格纳看来，自己的错误并不是他曾经拥护人人平等的思想，他的内心渴望美与秩序，换言之，如果渴望优越，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接受平等的思想。但是瓦格纳却希望人性能够从较低级的奴役状态中获得自由，并且可以在上升后轻易地理解艺术的高度。而现在瓦格纳认识到他在这一点上犯错了。

他写道：“尽管我的朋友们有着非凡的勇气去探求，但是最终却都失败了，这种徒劳让我明白，他们都成了一个基本错误的牺牲品，他们都没明白，这个世界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也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东西。”

瓦格纳的观点很明确，他承认群众的力量，但却认为他们付出的热情是徒劳的，而他们的合作也是心口不一的。他曾经相信群众能够推动文化的进步，如今却发现他们甚至都不能够齐心协力地保持已有的文化。他们心中所牵挂的只是那些世俗的、基本的、暂时的需要。对他们而言，所有高尚的目标都让他们无法企及，因此也与他们无关。现实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敦促我们让群众心怀热情与爱，让他们为超越自己理解力的文化而去努力奉献？其实所有政治问题的本质都在这里。其实大自然就是这样的，没有人会知道它的结局，但是所有的人都在无偿地为它服务着。大自然究竟有何魔力，获得了群众如此的执著？其实它欺骗了它的子民，它把他们置于对一种永恒的幸福保持希望的状态中，但是这种永恒似乎永远都无法到来。它赋予了他们执着和忍受的天性，这种天性令最卑微的动物自愿承受着长期的牺牲和痛苦。所有的生物都被幻觉笼罩着，它们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去挣扎和受难，追求着永远无法到手的幸福。

瓦格纳认为，管理社会可以用与此相同的技艺。想要社会得以延续，就必须要利用这种幻觉，而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要保持和扩大现有的幻觉。爱国主义是这其中最基本的，因为君王是祖国的活的象征，人民的每一个孩子都应被置于对君王的热爱当中，让他们在这种情感中长大，让这种热爱发展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并将其训练强大，直到他们可以轻易地放弃最极端的信念。

爱国主义可以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却不足以保证这个国家能够产生高级的文化。它割裂人性，导致残忍、仇恨和狭隘的思想。它控制着国家君王的权力。因此，在爱国主义的第一幻觉之外，第二重幻觉，即宗教幻觉，也是必需的，其教义象征着博爱和广泛联合。君王必须要保证这种幻觉在其臣民中的维持。普通人被这种双重幻觉洗脑之后，就会产生一种自己的人生道路变得清楚，获得拯救的感觉，从而过上一种幸福和值得过的生活。但同时君王和贵族的生活则比较沉重和危险，因为他们是幻觉的源头，因此他们也必须去评判幻觉。生活对他们来说毫无遮掩，他们将人生看得清楚，并明白人生是怎样一出悲剧。瓦格纳写道：“伟人和才俊发现他们事实上的情况和百姓相同，每天都处在万念俱灰、试图自杀的境况之下。”君王及其周围的贵族都勇敢地抵抗着这种怯懦的诱惑。不过他们有一种“背对世界”的急切需要，他们创造了宁静并且自己也需要这样一种宁静的幻想。因此艺术要介入，来拯救他们，其出现不是为了提高普通百姓的质朴热情，而是为了缓解贵族生活的痛苦并增加他们的勇气。瓦格纳在给路易二世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艺术是温和的希望之乡，我要将它献给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假如艺术不能真正完全地带领我们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那么它至少也要把我们提高到生活本身的至高点。它赋予生活轻松的状态，它使我们放松身心，脱离苦海，让我们在迷醉中得到了安慰。”

1869年8月4日，尼采给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昨天我读了《国家与宗教论》，这是瓦格纳交给我的一份手稿。这篇宏文大论的中心是向他的‘年轻朋友’——巴伐利亚的年轻国王解释他对国家和宗教的独具一格的理解。瓦格纳应该是空前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用如此可敬和更富于哲学味的口吻对自己的国王说话。我感到自己被振奋了，这种振奋源自他心中流露出的叔本华精神。和其他人相比，国王更应当理解生命的悲剧本质。”

9月份，尼采在德国小住后，重新回到了巴塞尔，在这里，他依然重复着巴塞尔和特里伯森两地的生活。在巴塞尔，他全心全意地工作，学生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课，同事们也和他相处得很友好。他的才智、音乐天赋、与瓦格纳的友谊、优雅的外表和举止为他赢得了某种声望。这里的上流阶层都乐意跟他交往，他从不拒绝这些家庭友好的邀请。但在他的心里，最单纯的友谊要比社交的所有乐趣都有意思得多。在这个可敬的中产阶级城市里，尼采没有朋友，只有在特里伯森他才能真正感受到内心的满足。

他给居住在罗马的欧文·罗德写信说道：“现而今，我也有了自己的神殿。不过我只能在周六和周日去。我的神殿就是特里伯森，那里就像是我的家一般让我感到惬意。我最近接连去了那儿四次，除此以外，我每周都要往那里寄一封信。我亲爱的朋友，我发现要我在信中把自己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和所学到的东西统统告诉你是不可能的。相信我，叔本华和歌德，品达和埃斯库罗斯这些让我们精神振奋的人是仍然活着的。”

从特里伯森回到巴塞尔后，尼采倍感忧伤。孤独的感觉压迫着他。这种情绪在写给欧文·罗德的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同时尼采也表达了自己对工作仍然抱有希望。“唉，我亲爱的朋友，我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感到称心，我一遍遍地品尝着孤独的味道。啊，如果我生一场大病，就能得到和你交谈一个晚上的机会的话，我想我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写信根本不能抒发我内心的情感！人们总是需要别人的推助，而几乎每个人都会在各个地方被引领。但是当我们充满了灵感之时，却没有人在那里帮助我们，在将灵感付诸现实的艰难时刻，没有一个人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这是阴沉的时刻，我们只能将那沉重的还未成形的思想放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而它却得不到友谊阳光的照耀。”

他又写道：“我正在成为艺术爱好者中的孤独漫步者，我的友谊有着某种病态的东西。”虽然尼采的话语中满含着痛苦，可他的内心却依然是幸福的，一天，他终于对自己这样说道，并告诫他的朋友罗德当心他自己所写的信：“通信总有着挥之不去的弊病。人们总是愿意向别人表达出他身上最好的东西，但事实上，在文字中显露出来的又只是暂时的东西，这并不能够代表一个人的全部。每次坐下来给你写信时，我就会想起荷尔德林（我学生时代最爱的作家）所说的话，‘因为爱，一个人在死前总会付出他最好的东西’。我还记得，我在给你的上一封信中表达了什么。虚无、矛盾、古怪、孤独。然而，宙斯和秋天神圣的天空懂得它。我总是被一股强大的激流左右着，最终奔向那确定不移的思想。每天，我都沉浸在快乐的时光里，因为我的生活充满了丰富的感觉和真实的思想，在这些激荡澎湃的时刻，我总是抓住自己的感觉给你写一封充满思想和誓约的长信。我将它投递出去，让它横跨蔚蓝的长空，向你而来，将我灵魂中与你心有灵犀的电流交托给你。”

我们可以大致浏览尼采那些明确的思想、珍贵的感觉和错误的见解，此时的年轻尼采正在获取力量，我们可以在他全部的笔记中一探究竟。

在给里奇尔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对我而言，我的学生时代是什么？是在语言学和艺术天空中的畅游。因此我对你怀着异常强烈的感激之情，现在你仍然是我生活中无法迈过的‘命运’。你的帮助非常及时和有用，它让我从天空中的一颗彷徨的星星变为一颗固定的恒星，它让我改掉了自己的自由散漫，在繁琐正规的工作和确实不变的研究对象中尝到了乐趣，这种乐趣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让我沉醉其中。能够得到自己同行神圣的帮助，一个人的付出就会具有与众不同的含义，他可以享受安宁的睡眠，而在醒来之后，明确地知道每日工作中所需的知识。这个领域不存在庸俗和无聊，我感觉像是正在收集着散乱的知识，并将其最终编订成册。”

尼采编订成册的书即是《悲剧的诞生》，尼采在信中阐述的一些观念即是该书里的主要思想。他一直以古希腊思想为重心，并以一种极富前瞻性、挑战性的方式对古希腊历史进行了沉思。他认为，只有拥有敏锐的观察力，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才能把整个历史视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尼采还在笔记里这样写道：“语言学方面所有的巨大进展，源自独具创造性的观察的结果。”歌德为我们发现了一个清晰宁静的古希腊，至今我们仍然在探索他留给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应当为自己去进行探索和发现。歌德的研究重点在亚历山大时代的文化上，但尼采则对野蛮的原始时代更有兴趣。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就选择了希腊贵族中的一员，麦加拉的泰奥格尼斯，将他的对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那以后，他就凭借本能的指引往那个方向前进。他从那个方向吸取了思考、行动、忍耐和承受痛苦的力量，他还吸取了使其灵魂充满喜悦的活泼的诗情和梦幻。

最后，在这同一个古希腊，他认为从中发现了他的老师瓦格纳的精神。瓦格纳希望复兴悲剧，他将剧院当做重新唤醒了人类心灵诗意的工具。带着“悲剧性”天性的希腊人也有着相似的雄心大志，他们希望通过对神话的复兴来引人注意，来达到再次提升和拔高他们的民族的目的。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崇高的，但这些抒情艺术无法调动皮雷埃夫斯的商人、各个城镇里的民主政治家、集市和港口里的粗俗大众的兴趣，因此这个计划最终失败了。这种艺术的方式要求参与者必须要有高尚的思想方式和过于贵族气的行为方式，因此平民大众无法参与进来，而贵族却已经被征服了，因此悲剧的精神不再存在。此时，那些民主主义者、枯燥无味的思想家和生活优越平静的卑贱的预言家给理查·瓦格纳制造了同样的麻烦。

尼采在给格斯道夫的信中说道：“我们的世界正日趋犹太化，大众沉湎于政治和喋喋不休之中，因此他们不能容忍瓦格纳富于理想主义的深刻艺术。在大众中间，瓦格纳就像骑士一样，他与他们格格不入。难道瓦格纳的艺术也会像埃斯库罗斯的艺术那样遭遇失败吗？”类似这样的思想斗争总是盘旋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脑海中。

尼采向他的老师表达了他在巴塞尔新生的观念。我们必须复兴希腊文化的思想。我们一直都在老生常谈，但这些被我们经常谈论的东西却都是虚假的。我们常把“古希腊的欢乐”、“古希腊的宁静”挂在嘴边，仿佛这是世间最美的东西，可是这种欢乐宁静却已经老旧乏味了。在我看来，我们追逐的这些缺少奴隶制时代的迷人魅力。苏格拉底的精明，柏拉图的甜美已经衰退。相较之下，我们应当去研究那些更为久远的年代，如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历史质朴的力量和原始的活力。从幼年时期的《荷马史诗》到成年时期的埃斯库罗斯的剧作，古希腊在长期的探索之后终于获得了它自己的直觉和纪律。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应是这段时期，因为它和我们如今的年代何其相同。当时的他们和今天的我们一样，相信自然力中宿命的存在，他们也同样相信人类必须要规范自己的德性并创造信仰。他们感受到了悲剧情感，但这种悲观主义却并不会让他们失掉面对生活的勇气，他们和我们几乎相同：悲观主义的生存观、生活下去的勇气及建立崭新的美的意志……

理查·瓦格纳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想法很有意思，与尼采的友谊也越来越密切。一天，尼采正和瓦格纳呆在一起，瓦格纳接到了来自德国的消息，由于背离了瓦格纳的建议和指导，《莱茵河的金子》和《女武神》都演砸了，这重大的失败强烈地打击了瓦格纳，他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早就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为一般的观众所接受，他也在心里为自己那宏大的作品设想出了一个不存在的剧院和极为理想的观众，但最终的失败还是使这些努力灰飞烟灭了，作品不受欢迎这一事实深深地打击了瓦格纳，令他万分痛苦。他那高贵的痛苦感动了尼采。

尼采加入了老师的创作工作。那时，瓦格纳正忙着为《众神的黄昏》谱曲。他不紧不慢，缓缓地进行着，灵感好像是从看不见的源泉里有规律地涌动出来的一样，永远都不会枯竭。就在这些天里，他还为自己写了一部自传，他将这部自传的手稿交给尼采，并且嘱托尼采进行监督，将这份手稿秘密付印十二本。同时，他甚至还向尼采提出了更为亲密的请求。圣诞节要到了，瓦格纳要为他的孩子们准备一出[2]木偶戏《庞奇和朱迪》。瓦格纳夫人请求尼采在巴塞尔帮他们购买一些制作精美的魔鬼和天使的小塑像以备演剧的需要。她和蔼地说：“在我心里你不是个教授、学者和语言学家，你只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接受了请求之后，尼采把巴塞尔的各种小塑像都挑剔地观察了一遍，他对巴塞尔市场上的小塑像都感到不满意，因此他写信到巴黎订购了最可怕的魔鬼和最美丽的天使。圣诞节时，弗里德里希·尼采受邀观看了隆重演出的《庞奇和朱迪》，他与瓦格纳、瓦格纳夫人及他们全家一起度过了圣诞节，当时的气氛亲近而又甜蜜。瓦格纳夫人为了答谢他，送给了他一本法文版的蒙田集作为圣诞礼物。当时，尼采对蒙田并不熟悉，但不久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作家。那天瓦格纳夫人在送礼物时显得不够谨慎，因为对一个信徒而言，蒙田的著作是危险的。

9月份左右，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这个冬天，我将作两场演讲，演讲的内容是古希腊悲剧的审美艺术，瓦格纳会专程从特里伯森过来听讲。”结果演讲那天瓦格纳并没有去，但到场的听众还是听到了尼采精彩的演讲。

尼采在演讲中描述了一个被狄奥尼修斯的神秘和狂迷所烦恼的古希腊。他似乎想定义古希腊精神中那永恒的浪漫主义。在他眼里，这种精神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传承到了公元13世纪的欧洲，从未改变过。毫无疑问，尼采也在特里伯森隐居的瓦格纳身上感受到了同样的精神。不过，尼采在演讲中尽量回避着直接提到瓦格纳的名字。在出席观看伟大的狄奥尼修斯悲剧时，雅典人心中迸发出了自然力的火花，悲剧就是从这种自然力中诞生出来的。在万物生长的春季，这种感情的爆发难以抑制，在这个时节，所有人单纯的灵魂和整个大自然的生命都被狂暴和谵妄的复杂感情冲击着。众所周知，春天的节日里蔓生出了复活节和狂欢节，但是这一切都被基督教教会给歪曲了。富有狄奥尼修斯精神的热烈民众在古希腊的原始土壤中生长了出来。而在中世纪，群众们也喜欢圣约翰节和圣维塔斯节的歌舞，他们在节日到来时欢呼跳跃、载歌载舞，从一个城镇赶到另外一个城镇，狂欢的人越来越多，不断有人从各个城镇加入进来。这种狂欢性的事件都产生于人那根深蒂固的天性。当然，医生们将这种天性看做是病症，并对其进行了研究，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古代戏剧正是从这种病态生出的恶之花，而且假如现代艺术不是从这个神秘的源头里喷涌出来的话，那么这就是艺术的不幸。[1]齐格弗里德：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2]庞奇和朱迪：英国传统滑稽木偶戏中的人物。

在尼采的第二个讲座里，他考察了希腊悲剧艺术的终结。这个现象很奇特，在时间的过程中，古希腊的其他艺术都缓慢而又突兀地消亡了下去，只有悲剧没有衰退的迹象。奇怪的是，在索福克勒斯之后，它就像是经历了一场灾难一般突然消失了，尼采详细讲述并分析了这场灾难，指出整件事的罪魁祸首就是苏格拉底。

尼采大胆地指责了苏格拉底这个在众人心中最受尊敬的人。尼采声称这个贫穷的雅典群众中的一员，对古代诗歌发出嘲笑并且抑制了古代诗歌。苏格拉底既不像一个艺术家那样著书立书，也不像哲学家一般发表意见。他只是坐在公共场合，给过往行人讲解他那有趣的逻辑，他用自己的理论震惊了他们，说服他们去面对自己的无知和荒唐，并对他们报以嘲笑，强迫他们来嘲笑自己。他对这个民族祖先建立起来的信仰以及支撑道德的神话报以冷嘲热讽。他公开地表达了自己对悲剧的蔑视。因为苏格拉底的蔑视，欧里庇得斯开始心神不宁，他的灵感被压抑住了。此时年轻的柏拉图听从了他的新老师的建议，这个本能超越索福克勒斯的年轻人烧掉了自己的诗作，从此放弃了艺术。苏格拉底将古希腊人天性中的抒情完全破坏掉了，他蛊惑了柏拉图，并借年轻的柏拉图之口，将大自然的幻觉当作是一种人类理智可以理解的观念强加给了普通人。当时希腊人完全处在幻觉之中，他们安居乐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十分满意。尼采将这些篇章写进了他的作品《悲剧的诞生》。

尼采对苏格拉底的公然指责让巴塞尔所有的听众都感到震惊。瓦格纳在知道这件事后，在1870年9月给尼采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却又极其敏锐的信：就我而言，我要大声地赞扬你的行为，好极了！你已经找到了真理，并用极其准确的语言切中了要害。对于你这一系列的作品，我怀着满腔敬意在等待着，在这些作品里，你要面对的对手是普遍流行的教条主义谬误。但是我依然对你有些担心，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你不要一败涂地。我还要给你一个建议，不要将你惊世骇俗的思想放在你那篇幅短小的小册子中，人们一定不能接受这些思想。我觉得你已经完全摸清了自己的思想，你一定得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用一部规模较大的著作来论述。到那个时候，你会最恰如其分地为我们描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神圣的谬误。这是两个奇妙的创造者，因此我们在坚决否认他们的时候也必须要带着敬慕之情！亲爱的朋友，这些本质对于世人来说难以理解，当我们考虑这些时，我们平庸的言辞就会膨胀成为赞歌！而当我们平静下来进行思考时，我们可以看清自己的本身，心中产生我们能够且应当写出一部甚至超越那些大师们的作品的强烈而又清楚的想法，这将是怎样的一种骄傲和期待啊！

尼采写给瓦格纳的信从来都没有被公开过。这些信究竟是遗失了还是被毁掉了？还是因为心怀怨怒的瓦格纳夫人拒绝将其公开？没有人知道真相。但是从后来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得知，尼采请求瓦格纳帮助自己澄清他思想里最困难的部分。瓦格纳是这样答复的：我亲爱的朋友，和你进行这样的通信真是让我感到万分愉快！你是第一个可以和我严肃交谈的人。如果没有你这个朋友，天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我推脱了其他诱人的计划，因此可以拥有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来和你一同与苏格拉底进行战斗，我对这件事感到愉快，并且放弃了所有创造性的工作。我相信在这件事上，分工合作是件好事。你可以帮助到我，你将我整整一半的工作都承担了下来，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也许可以获得你自己的整个命运。就像我在语言学研究方面从未取得过重大成功一样，你在音乐作品方面业绩平平，所以我们都最好顺其自然。我们最好都坚持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越俎代庖。不过，语言学指引着我投身于音乐工作，而你就继续做一个语言学的研究者吧，不过我想提醒你在进行语言学工作的同时，保持对音乐的热爱。我讲这些话是很严肃的，因为你曾经告诉过我，当今人们都希望一个专业语言学家墨守成规，在前人的基础上老老实实地做好研究工作，而我也曾经向你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一个天才的“十足”的音乐家必须在巨大的限制中荒废自己。请你告诉我成为一个语言学家的标准，指引我找到那个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吧，在那里，柏拉图和荷马不断交融；在那里，荷马受到了柏拉图理念的浸染，成为了超凡入圣的荷马。

此时，尼采已经在准备作品的创作，他计划在短时间里将其写出来。2月，在写给罗德的信中他这样说：“我和科学、艺术、哲学的距离越来越近，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

然而教授的各种工作打断了他的创作。3月，尼采被正式授予教授职称，他为这个荣誉感到高兴，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与此同时，学校还委派他开设了一门高年级的修辞学课，接着他又接受了一份写演讲稿的任务，这篇演讲稿是为了祝贺弗里堡大学的鲍姆布拉赫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并且要用拉丁文起草。因此，尼采有了两个任务，他没有逃避责任，一心致力于备课和演讲稿的写作。而4月到来的时候，尼采的工作任务更重了。里奇尔创办了一份名为《莱比锡社会语言学论坛》的杂志，他怀着强烈的期待希望自己的得意门生能为它写一篇论文。尼采接受了老师要求撰稿的请求，并请求罗德与他一起合作。

他在邀请信中这样写道：“就我自己而言，我对自己这份新的任务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虽然这项工作会让我在时间分配上穷于应付，但我仍然会全力以赴。这是创刊号，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你很清楚，读者总是会怀着好奇或者恶意去阅读它，所以它必须要做得十分优秀。我已向我的老师承诺要真诚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我期待着你的答复。”

很快，5月和6月接踵而至。在此期间，尼采的事务非常繁忙，尤其是论坛的事情。圣灵降临节期间，罗德从意大利回到了德国，归家期间，罗德中途在巴塞尔停留。这件事让尼采极为兴奋，他想将自己的朋友介绍给瓦格纳，并将罗德带到了特里伯森。他们在特里伯森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处在深渊的边缘。接着，罗德离开了巴塞尔，继续自己回家的旅途，尼采独自一人留在了巴塞尔，成为了一件蠢事的牺牲品。此时过分的劳累拖垮了尼采的身体，他被迫放下工作，躺倒休息了。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当时任巴塞尔大学教授的尼采请长假，他想作为一名看护兵服役。此图是尼采成为军人时的珍贵照片。

1870年，那场使欧洲陷入混乱的战争的传闻似乎并没有引起尼采的兴趣。他几乎对新闻毫无兴趣，他不关心时事，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关心自己的祖国，而是因为他的想法和歌德的想法一致，德国一直都是艺术和道德的伟大源泉。他的唯一一种因为大众舆论而产生的不安被他记录了下来：“不要战争，否则政府会因此而变得过于强大。”当然，如果把这个想法看做是尼采的态度，那还不如将这个视作尼采和瓦格纳在特里伯森谈话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在路易二世统治着的巴伐利亚地区，尤其是德国南部、莱茵河地区，瓦格纳声名远播，受人欢迎；然而在德国北部，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却并不欣赏他，所以瓦格纳不希望有任何战争危机，因为他清楚战争必将会导致德国北政权普鲁士的权威进一步增加。在这里提一下，尼采在他的简短的笔记中指的就是普鲁士政府。尼采预见到老师心中的担忧，在他看来可鄙的柏林，这个由官僚、银行家、记者和犹太人组成的柏林，最终会取得德国的霸权。

7月14日，康复中的尼采躺在长椅上给欧文·罗德写信。他向罗德谈起瓦格纳和汉斯·冯·布娄，谈起艺术和友谊之间的种种问题。这封信并没有完成，当他写到一半时，便中断了写作，只留下一行空格代表他的思路中断的痕迹。

他这样写道：这个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普鲁士和法国公开宣战了，战争像魔鬼一样降临，我们的文化早已变得庸俗无聊，战争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呢？朋友，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见过面了，那会儿还是和平的黄昏。如今，战争来临，我们所有的抱负都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意味着走向终结，天啊，这是多么阴沉的景象啊！大量修道院必将被修建，而我们将放弃自己的信仰成为第一批修士。

尼采在信末写上了“忠诚的瑞士人”的署名。这个名字实在是出乎人的意料，但是从字面上可以进行解释。在获得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资格的同时，尼采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国籍。但是这个名字却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尼采在这个名字中宣告了自己那超脱的心态：他已经决定去做一个沉思者了。

尼采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误解啊！不过此时的他太年轻、太勇敢、太喜欢自己的民族，因此他不可能对这场战争冷眼旁观。作为一个“忠诚的瑞士人”，他因瑞士人的国籍而免除了兵役，于是他和妹妹伊丽莎白便一起安静地住进了一个山中客店里。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论述古希腊、抒情性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地对狄奥尼修斯和阿波罗精神下了定义。也就是在此时，德国军队正在穿越莱茵河并且首战告捷，尼采面对这个消息并没能保持绝对的平静，一想到这次自己没有为这份丰功伟绩去尽一份力，一想到自己幽居在山中远离战争的威胁，尼采便思绪万千。

7月20日，尼采给里奇尔夫人写了信，在信中他倾泻了占据自己内心的孤独之情。他首先对文明表露出了一种担心，这种担心源自斯巴达和雅典的冲突摧毁了古希腊的历史。“很不幸，历史总是在相似的轨迹中前行，自这些轨迹，我们看到同一种文化传统被诸如此类的民族战争的灾难所摧毁。”紧接着，他吐露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我对我自己的碌碌无为感到惭愧，我在炮兵团里所学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正派得上用场，而我也已经为一场激烈的战斗作好了准备，以防战势出现逆转。你知道吗，基尔的学生全都踊跃地报名参军了。”

8月7日早晨，尼采从报上读到从沃尔特发出的电讯：德国战捷，伤亡惨重。这个消息让尼采再也坐不住了，他离开隐居地，返回了巴塞尔。在征得瑞士当局的同意以后，他参加了战地医疗队，并前往德国参与战地治疗，尼采急切地想参与到那场吸引他的战争。他穿越了占领地阿尔萨斯，看到了维桑堡和沃尔特的停尸房。8月29日，他露宿在离施特拉斯堡不远的地方，那里的战火照亮了漆黑的夜晚，照彻了地平线。接着他开始向南边的乡间进发，此时德国在那里设了一个巨大的野战医院，来自马斯拉图尔、格拉沃洛特、圣·普里瓦特的伤员都汇聚于此。由于人数众多，很多伤员都难以得到及时的护理，只得等着死于伤痛和传染病。负责人将一些不幸的伤员分给了尼采进行护理，他和蔼而勇敢地工作着。他在工作中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情感，他对这种救死扶伤的工作产生了神圣的感觉，同时他也因这种战时的状态而战栗。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带反感地去看待这些普通的大众。这众多的人，有的被击倒了，迎接死亡的命运，有的正等待着冲向战场。尼采敬重这些英勇的战士，他细心地照顾他们，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在战争的威胁下，这些人的心中都带有捐躯的神圣情感。他们忘掉了自己的想法，冲锋、唱歌、服从上司、战死。尼采因无法上阵杀敌而导致的痛苦得到了补偿，他从这些人的身上找到了兄弟般的情谊，这种感情冲动使他激情高涨，让他找到了感情的共鸣，“我的作战热情完全觉醒了，但我却没法满足它。此时，不管我是主动上阵还是被逼上阵，我都应当在战场上。可是瑞士却始终保持中立，这束缚着我的手脚”。

尼采很快便穿过了法兰西。他接到一个护送伤员前往卡尔斯鲁医院的命令。

为了躲避车外的寒冷和阴雨，他和另外十一个人一起被锁在了一辆货车里，他们在里面整整呆了三天三夜。这些伤员中，两名伤员得了白喉，剩下的人都患了痢疾。尼采在车上回忆起了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德国的神秘主义者的格言，“要到达真理必须要先走最险峻的路途”。在这趟艰难的旅途中，尼采考验了自己的勇气，检验了自己的思想。他给伤员们包扎伤口，聆听他们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战争的呼吁。在此期间，他坚持自己的思考。他意识到，在经历战争之前，自己脑子里面只有书，而现在他却懂得了生活。他在细细品味着这种痛苦的磨练，从中发现了某种遥远的美。他写道：“我也有自己的愿望，多亏了他们，我才能够继续自己的思考，现在我处于极端恐怖的环境之中……我回忆起自己和那些伤员们躺在货车上的日子，夜晚很寂寞，我就在这寂寞的夜中探究着悲剧的三个深渊——幻想、意志、苦恼。我是如何得到这个自信的结论的？”

尼采带着疾病和伤员到了卡尔斯鲁，他被他们传染了，患上了痢疾和白喉。野战医院一个不知名的同事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护理。等到病情一好转，尼采就立即回到了在瑙姆堡的家。他回家并不是要休息，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思考当中。

他给正在法兰西作战的朋友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是啊，战火改变了我们共同持有的对事物的观念。我和你一样，有了上战场的经历。你和我一样，这几个星期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新纪元。在此期间，我坚定了自己的原则，我将保留它们，直到我死去……我已经返回到了瑙姆堡，目前的问题是身体康复状况不佳。曾经的生活气氛已经被战争带走，像天边的乌云一样遥不可及，我能听到到处都是无尽的哀悼声。”

1866年7月，萨多瓦战役让尼采了解了战争，他从中亲历了战争的魅力。尼采被心中涌出的简单素朴、伟大崇高的愿望所深深吸引，因为他从中感觉到自己与民族之间那深深的联系。他写道：“我感受到了一种爱国之情，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他牢牢地抓住了内心这种突发的感情，并将它培养壮大起来。

事实上，尼采的内心已经因为战争而有所改变了。他不再是从前那个不谙世事的“忠诚的瑞士人”，转而成为了大众的一员，他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这场战争改变了他，他对战争怀有无限的崇敬。战争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生命力，让他们的灵魂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它迫使人们在理想的秩序中去寻找一种美和责任的秩序，迫使他们去寻找一种新的结局，虽然这个结局过于残忍。和平时期那些遭人误解的抒情诗人和智者，在战争年代却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那时，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他们，因此便洗耳恭听。此时的他们需要领袖，同时又将眼光投向了天才。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人性得到了锻造，成为了真正勇敢和崇高的人性。

此时的尼采身体还很虚弱，饱受着病痛之苦，但他却重新拿起了笔。他在笔记上记下了自己的新思想。他认为，古希腊的艺术是在斗争中锻造出来的，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情况。无论是奴隶们工作的工场，还是自由人持枪弄剑的健身房和广场，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成就摩得斯岛的女神那展翅翱翔的形象，而她为了她的同伴去追逐一艘血染的战船。

战争给予了古希腊人天赋。他们歌颂战争，把战争视作不可或缺的伙伴。“正是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悲剧性人物，将波斯人打得落花流水，反过来，这些勇敢的人们也只能在悲剧中汲取战斗所需的勇气。”尼采这样说。在他的笔记里，我们可以感知到他心灵的跳动，他那渴望未知的古希腊，从而抓住悲剧之本质的夙愿。“悲剧的”这个词语不断出现，仿佛是尼采思维的原点，这个年轻的思想家此时就像一个试图学会新词的小孩，他不断在让自己重复着这个词语——“悲剧的希腊人征服了波斯人……从至高的创造力和理解力层面来看，悲剧人物就是大自然本身，他在耍弄悲哀……”。尼采的研究暂时可以归结为三个层次：悲剧的艺术作品——悲剧人——悲剧国家。这三个层次也构成了他作品中的三个基本部分，他想以《悲剧人物》作为此书的总标题。

我们不能因为此书的标题就误解了他沉思的真正对象，虽然他只是在字里行间中对历史进行辨识，但他实际是想从历史的层面上升到社会的层面，从而为自己的国家找到理想的形式。一方面，他看到欧洲的拉丁民族被功利主义和舒适的生活所削弱；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富于诗人、战士、神话和胜利的德国民族。它必将成为那些逐渐衰落的民族的宗主国。它又该如何去行使这种宗主权呢？从德国的复兴中，人们难道不能看到一个好战而又悲剧、勇敢而又抒情的新时代吗？人们能够想象到这一时代，因此尼采应当憧憬这一时代，并将这当做自己的责任。德国该何其荣耀啊，它拥有领袖俾斯麦、战士毛奇和诗人瓦格纳，除此之外，还拥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从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笔端，但他的内心却存在着这种信念，因为他从来都不怀疑自己的天赋。

尼采没有因为自己的得意走上歧途，他为自己的祖国设计了一幅理想的图景，但他却从没有忽略祖国实际上还存在着人性，甚至过于人性的东西。

10月和11月初这段时间里，尼采和家人住在瑙姆堡。这里狭隘的风土人情让尼采感到很不舒服，他也不喜欢这里的平民百姓和官僚们的粗俗之气。瑙姆堡位于普鲁士，尼采打心眼里不喜欢普鲁士人。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普法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梅斯投了降，这便意味着法国最出色的军队被俘虏了。德国人为这个消息而感到激动，一种极度兴奋、骄傲自负的情绪在德国民众中蔓延了开来。尼采并没有从众，但这一次他似乎对民众太严厉了，他不知道，此时胜利的消息对沉于战争泥沼的人民来说是一种心理安慰。但是，尼采对这个消息感到厌恶和惊惧。

他给朋友格斯道夫写信说：“我担心我们将不得不为我们民族的辉煌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对于这种情况，我是万万不愿见到和同意的。我敢打赌，普鲁士绝对是一个对文化威胁极大的强国……想要成就伟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们在面对任何还未弄清的事情时都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这样我们的胜利果实才不会为任何暴乱之徒所窃夺，依我之见，这些成果才是最重要最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就连最英勇的军事行动和我们民族的振兴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随后，一份宣言深深地震撼了尼采。当时正是贝多芬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但德国人由于沉浸于战争当中，忘记了举行纪念活动。对此，瓦格纳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它十分强大，以至于唤起了德国民众对另外一种荣耀的回忆，瓦格纳在宣言中疾呼：“德国人，你们是勇敢的，但请你们在和平中也保持这种勇敢……现在是1870年，没有什么比纪念伟大的贝多芬更配得上你们作为勇敢者的骄傲。让我们纪念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先驱和开拓者吧，我们必须要用足够配得上他的成就的仪式来纪念他。此仪式不能逊于庆祝勇敢的国民之胜利的仪式，因为像贝多芬这种伟人，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这样的贡献要比征服者们的贡献更为崇高。”“德国人，你们生性勇敢，但请你们在和平中继续保持勇敢吧！”——尼采被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对老师的思念再次涌上了心头，因此他拖着还未完全康复的身子，离开了瑙姆堡。

他又见到了瓦格纳，但是这次见面却并没有使尼采称心如意。此时的瓦格纳似乎失去了身处逆境时的精神高度。他的快乐里面加入了一种庸俗的东西。德国人的胜利使得他改变了自己从前对普鲁士人的看法，现在他正以巨大的胃口心安理得、津津有味地“咀嚼法国人”。但是他还是坚持了自己最后的原则，他还是拒绝前往柏林去接受高官厚禄的提议，他不愿意接受普鲁士帝国桂冠诗人的身份。对他的这种做法，他的信徒们满怀敬意。

在巴塞尔，尼采又找到了一个知己——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这个知己倾听着他的牢骚，并与他惺惺相惜。布克哈特在人文学科和文化方面成就卓著，但他却性情忧郁，憎恨一切野蛮行为、战争以及由此造成的破坏。布克哈特居住的巴塞尔是欧洲最后一个保持独立和古老风俗的城市。对此，布克哈特深感骄傲，布克哈特不喜欢那些拥有三四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照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城市的构想，“这样安排的话，市民的人数就不会越过一万，这样，他们就能一起在广场上聚会”。

布克哈特研究了雅典、威尼斯、弗洛伦斯和西恩纳。他推崇古代和拉丁语族的风纪，而德国的强权政治让他感到害怕，因此他对德国风纪保持着一种适度的尊敬。布克哈特和尼采成为了同事，他们经常在课间会面，一起交谈。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在那个用红沙石砌成的大教堂和莱茵河之间的平台上散步，各式各样的游客总是俯靠在那个平台之上。莱茵河在平台之下潺潺流过，看起来年轻而又充满生命力。风格简洁的巴塞尔大学就坐落在莱茵河与博物馆之间，离两者都很近。

这两个学者总是在思想上进行交锋。由阿蒂卡和塔斯卡尼这两个小城邦遗留给我们的那种脆弱的经常破裂的文化和美的传统如何才能继续？法国在文化保护方面做得很好，它知道怎样去保持各种审美方式和审美教育。但是普鲁士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否具有同样的素质呢？尼采依然怀揣着希望，他说：“也许，这场战争将改变我们古老的德国，我想经历过战争之后，它会更有气魄，并拥有更加高雅的趣味。”雅各布·布克哈特聆听着，“不，你总把现在的人们看做古希腊人，对希腊人而言，战争确实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现代战争和以前不同。它是肤浅的，它们不会影响、纠正资产阶级及其放任自流的生活作风。现代战争极少发生，它们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并被人们遗忘。因此它们并不会起到训练大众思想的作用”。对此，尼采是如何作答的呢？尼采也不太自信，从他在给欧文·罗德的信中流露出了这种情绪：“我非常着急，只要一想到不远的将来，我就觉得我们要回到中世纪……你要当心，当普鲁士从不相容的文化中解放出来时。奴才和教士们会像雨后林中的蘑菇一样从土壤里钻出来，他们将把整个德国带往深渊。”

布克哈特长期隐遁于自己的记忆和书本当中，他身上有种忧郁的气质，而他在研究中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忧郁。他在巴塞尔大学做了一次题为《历史性的伟大》讲座，以示对同代人热情的谨慎抗议。“军事胜利和这样那样的民族扩张不是真正的伟大，历史上有多少国家强大过，但最终他们都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他们活该。真正的伟大是历史性的伟大，伟人的作品中继续了它。使用‘伟大’这种含义模糊的词语，是因为它实在是高深莫测，让我们无法真正探测。一些默默无闻的天才为我们留下了《巴黎圣母院》，歌德写出了《浮士德》，牛顿发现了太阳系定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也只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才能被称作伟大。”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听完这个精彩的演讲后，给予了布克哈特热烈的掌声。他这样写道：“布克哈特正在变成一个叔本华主义者。”虽然尼采准确地看到了布克哈特的见识，但这几句有见地的话还不足以将他的激情抒发出来。他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希望，他渴望用实际的行动把自己的祖国从道德灾难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这个灾难足以威胁他的祖国。但是他要怎样行动？在他面前的是一群不易唤醒、麻木、懒散的大众，他们受民主主义的毒害而发育畸形，排斥那些有崇高抱负的人。想要在这群人中坚持危险的理想以及对英雄主义和崇高事物的爱，需要怎样的手段呢？在长期思索之后，尼采形成了一个方案，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这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是如此的大胆超前。此时，瓦格纳正在筹建拜鲁特剧院，他希望这个剧院能够完全成为自己自由的舞台，在这里他可以用自己的形式如实表现自己的史诗般的艺术创造。而尼采这一次和瓦格纳又是心有灵犀，他的大胆设想与瓦格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神学院。它可以提供给年轻的哲学家们一个聚会、生活的空间，他的朋友们，罗德、格斯道夫、杜森、欧维贝克、罗门特在这里可以获得自由。他们可以不用应对各种责任，也不会被行政监督束缚。这里还有大师对这些年轻人进行指导，对当前的问题进行沉思。这样，他这天才一般的设想，他这把艺术和思想二者集于一身的精神乐园，就可以在德国的心脏地带，将德国的精神持续传承下去。这样的学院超越了普罗大众的认知，远离了政府的限制。7月，他在写给欧文·罗德的信中这样写道：“修道院是传承精神所必需的。”如今，战争中所经历的六个月让他这个念头再次出现，“此次战争和胜利给我带来新的东西，我想做一个现代隐士，过一种与这个民族完全不同的生活。”

尼采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梦想之中，以至于他无法看到其实这个梦想遥不可及。他想象着与波斯特罗亚尔田园修道院的隐居者相似的隐居者的重新联合。虽然他知道这与当下的时代风俗和趣味格格不入，可他却认为这是必需的，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够创建或是促成它的建成。深思中的尼采

他心中的本能冲动在激励着他，给予他前进的方向。从前他呆过的普尔塔学校就像是修道院，它的起源、历史、建筑和独特的围墙都给予人们这种印象，而它的那些持久、庄严、井井有条的规章制度更加彰显了它的修道院色彩。因此，尼采的生命力很早就烙下了宗教的印记，这种印记一直伴随着尼采的成长。同时埋藏在尼采心中的还有乡愁情怀。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尼采总是通过结交朋友来排斥其他的交际。他从自己研究的古希腊的古老智慧中获得了滋养。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是他的偶像，在他看来，毕达哥拉斯是创造者，而柏拉图则是诗人，毕达哥拉斯创造出由武装哲人和沉思骑士组成的完全彻底的至高无上的贵族执政，这是人类能够设想出来的最美好的社会，而柏拉图则歌颂了这个社会。正是在这之中，尼采的思想和抱负带着基督教人性和异教徒人性出现了。

他想写一封信给认识或是不认识的朋友，不过现在他却宁愿保守着这个秘密，因为时机还尚未成熟。他给格斯道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激情洋溢，却又神秘费解，他说：“两年之后，你就会看到一种古代的新观念的出现，而它的出现则意味着科学道德教育的更新。”12月中旬的时候，尼采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此时，罗德正好给尼采写了一封信，尼采看出了罗德发自内心地赞成这一行动。

12月22日，他离开了卢塞恩，没有再收到罗德的回信。瓦格纳夫人送给尼采一本《巴马修道院》，而尼采则送给瓦格纳一副《骑士、狗与死亡》的木刻，后来，瓦格纳曾为此写了《悲剧的诞生》的评论，他认为，“丢勒的骑士就是我们的叔本华，他了无希望却在寻求真理”。在等待罗德回信的过程中，尼采感到非常焦虑，尼采和瓦格纳都非常乐意谈论拜鲁特以及瓦格纳的巨大计划，但是，罗德的赞许信却迟迟未到，也没有任何人谈到相关的话题。直到尼采到达巴塞尔，他才收到了罗德的回信，罗德说：建立修道院存在着很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并且他自身也不具备能令他可以配得上尼采召唤他去隐居地的创造力，他所期待着的是与尼采完全不同的生活。罗德拒绝追随尼采，并暗示尼采的计划不会得到任何支持。尼采放弃了写倡议书，也没有向瓦格纳提起过这件事。

尼采开始比以前更加努力地进行工作。他详细地阐述了那些革命性的真理，他对公元前7世纪到6世纪的古希腊城邦重新进行了思考。他总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带到那里，古希腊人总是把一种近乎残酷的美丽付诸于实践，尼采热爱这种力量，他能够感受到古希腊人那种潜于内心的力量和本能。

尼采说：“如果天才与艺术是希腊文化的终极目标，那么希腊所有的社会形式都必须要做出通达此终极目标的机制和台阶，并且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认为手段之一便是奴隶制，他坚持这一点。尽管它是残酷的，但却满足了尼采浪漫主义的趣味。

他写道：“因此，让我们来坦率地承认这个堂而皇之的真理。奴隶制对文化是必要的，对生存的绝对价值而言，是毫无疑问的真理。”

但是这种奴隶制的起源是什么呢？又如何让奴隶的服从得到保证呢？尼采认为，没有一种权利在本质上不是由暴力赋予的。这样一来，尼采又开始思考他最初的对象，他在战争中又发现了那个答案，在痛苦和悲剧中人们创造了美，也唯有在痛苦和悲剧中，美感才能保存下来。尼采在很多章节中都赞美和祈求战争：要不是国家精神，被这种投机精神所贬低，我们必然会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战争——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为了保护与极恶的战争相对的利己主义。恰恰相反，这是要让人们热爱国家、忠于君主，借以激起象征着更高的道德冲动，在其所收获的全部赞誉中，这一点已经不言自明。所以，我在此高唱赞歌，不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不断提高人类的战争。这是个孤独者的呐喊。尼采应该放下笔，看一看他周围的世界，当他看到帝国的腐败，就不会继续保持自己的幻觉。尼采认为，最古老的严肃是由战争开启的，同时，这也是艺术的时代。他的思维变得越清晰，同时也就会越忧郁。

罗马使尼采心烦意乱，他把罗马视作古代的污点，这个好战庸俗的城市让他充满了忧郁的预感。他写道：“罗马是典型的野蛮之国，在这儿，意志不能达到崇高的目的。其组织越强大有力，其道德就越让人难以忍受，谁会喜欢这种庞然大物呢？”尼采对古希腊的梦幻念念不忘，他认为古希腊的文化精神一旦被唤醒，就会转化为一场反对当今文化的战斗。

尼采的梦想总是遭受来自生活的打击，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欧维贝克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是尼采忠实的倾听者。但他却并不追随尼采。作为一个生在德国、学在法国的人，他分担着尼采的忧虑和梦想，但却还不能与尼采相提并论。布克哈特才智超群，个性鲜明，但他对尼采满怀激情的渴望却从不抱希望。瓦格纳的激情与希望是无可挑剔的，但他刚刚针对被征服的巴黎人发表了一出滑稽剧，尼采读后大加指责。这些朋友，尼采没有一个是信任的。巴塞尔大学空出了一个哲学教授的位置，尼采告诉罗德，让他去申请这一职位，这样他们就可以再次见面，但罗德却没有被录用，尼采开始变得越来越忧郁。

尼采一直都没有从战争的磨难中恢复过来，睡眠也不再听从他的召唤了。二月，他神经方面的控制力开始彻底崩溃，而且这种失调呈现出了急性症状，剧烈的神经痛、失眠、眼病、胃病、黄疸整整折磨了他五个月。尼采把伊丽莎白叫了回来，接着便启程去了卢加诺。

尼采的旅伴健谈幽默，极不寻常，他就是马志尼，这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马志尼引用了一句格言：“弃绝中道，坚定地活在整体、全部和美之中。”尼采此后一直都没有忘记这个格言的传诵者，也没有忘记那天健康而又短暂的旅行。

愉快的旅行对尼采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到达卢加诺时，他已完全康复了。尼采的性情依然温和而又年轻，他开始变得容光焕发，快乐的激情也被再次燃起来了。一位普鲁士军官与尼采住在同一家旅馆内，他将自己作品的手稿寄给尼采看，并常常向尼采谈起德意志帝国的命运赋予贵族战士们的使命，这对于尼采来说无异于一个美好的春天。二月来临时，战争结束了，欢乐的人们从焦虑中解脱了出来，沉浸在喜悦之中，尼采加入了他们，共同欢庆。

尼采给罗德写信说，他常常为一种沉重抑郁的情绪所困扰。灵感使他的手稿获益，他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入哲学领域，但他无从知道命运将会把他引向何方。他每一次反诸自身，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最和谐的状态之中，随即一些纷乱的想法纷至沓来，在他搞不清楚真相之前，这些想法是无法安顿的，这便让尼采无法平静，令他处于精神上的失眠状态。

四月十日，尼采回到了巴塞尔，他重新整理了笔记，把文章主题限制到了古代悲剧当中，据说这也是瓦格纳的希望。尼采似乎被太多的念头所缠绕着，他已经开始在美学、历史和政治之间信步徜徉，他需要限制自己，瓦格纳在这一点上帮助了他——尼采完成了唯一一本真正的学术著作。

尼采打算对古希腊人抒情精神的起源进行分析，他用彼此斗争的希腊方式，展示了两个冲突的德国，一个是民主主义者和专家学者的德国，另一个是战士和诗人的德国，人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尼采宣布了自己的选择：他把瓦格纳作为象征指示给了自己的同胞。当和平条约在法兰克福签署时，在内心深处建立了和平的尼采也完成了他的初稿，在他看来，他内心的冲突和外界的民族革命具有同等的重量。

但法兰克福合约并没有终止所有的纷争，法国内战的震撼开始变得更为深广。尼采听到卢浮宫被烧的消息时，心情非常沮丧，那些最美的作品都遭到了毁坏，尼采所有的恐惧都得到了证明，他写道，没有等级秩序，文化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只有奴隶制才能给社会以力量，社会才能以优雅、仁慈和美作为回报。

他突然想起了布克哈特，并且十分想见他。他去了布克哈特的家，但是布克哈特却已经出了门，尼采就像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徘徊在路上，最后回到家时，他却发现布克哈特正在书房里等他。这两个人长久地呆在一起，独自在隔壁的伊丽莎白透过关闭的房门听到了他们的啜泣声。尼采在给格斯道夫的信中说道：“要是我们带着平和的自负来看待一场反文化战争的爆发，要是我们仅仅把这种错误归咎于那些做出这些行为的不幸者，那我们就错了……当我看到最优秀的艺术作品竟然毁于一旦，生活便在我面前呈现出一片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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