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阿尔贝·加缪著 徐和瑾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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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鼠疫试读：
Albert CamusL’ÉTRANGER/LA PESTE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局外人；鼠疫/（法）加缪（Camus，A.）著；徐和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374-9
Ⅰ.①局… Ⅱ.①加… ②徐… Ⅲ.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②长篇小说—法国—现代Ⅳ.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23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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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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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263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2011年5月北京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374-9
定价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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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妈妈死了。可能是昨天，我不清楚。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令堂仙逝。明日葬礼。肃此电达。”说得一点也不清楚。也许是昨天。
养老院位于马伦戈，离阿尔及尔有八十公里。我要乘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去，下午即可到达。这样，我能在夜里守灵，并于明晚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借口，他无法拒绝。但他显得不高兴。我甚至对他说：“这不是我的错。”他没有回答。我就想不该对他说这话。总之，我不需要请他原谅。反倒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但到后天，他看到我戴孝，一定会对我表示慰问。现在仿佛妈妈还没死。相反，等下葬之后，这就像归档的案件，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我乘上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在塞莱斯特的饭馆里吃了饭，就像平时那样。他们都非常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母亲只有一个。”我离开时，他们把我送到门口。我有点厌烦，因为我得上楼去埃玛纽埃尔家，去借黑领带和黑纱。他伯父在几个月前去世了。
我跑着去车站，以赶上长途汽车。这样急着奔跑，再加上汽车颠簸和汽油味，还有公路和天空的反光，也许是因为这些，我才觉得昏昏沉沉。一路上差不多都在睡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朝我微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只说“是的”，不想再多说一句。
养老院离村庄有两公里路。我是走着去的。我想马上看到妈妈。但门房对我说，我先得去见院长。当时院长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在这段时期里，门房一直在说话，然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他是个矮小的老头，身上佩戴荣誉勋位勋章。他用明亮的眼睛看了看我。接着，他跟我握手，但时间很长，我不知该如何把手抽出。他看了一份档案，并对我说：“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入院的。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觉得他有点责备我，就开始对他解释。但他打断了我的话：“您不用给自己辩解，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法负担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有护工照料。您工资微薄。不管从哪方面看，她在这儿都更加幸福。”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补充道：“您知道，她有一些朋友，是跟她年纪相同的老人。她跟他们会有同样的兴趣，是另一个时代的一些兴趣。您年轻，她跟您在一起会感到厌烦。”
确实如此。妈妈在家时，总是默不作声地注视着我。进养老院后的前几天，她经常哭泣。但那是因为习惯问题。几个月后，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就会哭泣。这也是习惯问题。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去年几乎没来这儿。但也因为这样要占用我星期天的时间，另外还得花费力气，去赶长途汽车，买车票，路上得走两个小时。
院长又对我说了些话。但我几乎不再去听他说话。然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想看到您的母亲。”我站了起来，但什么话也没说，他带我朝门口走去。在楼梯上，他对我解释说：“我们把她搬到了小陈尸室，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受到惊吓。每当院里有老人去世，其他人在两三天内就会神经过敏。这就使服务工作变得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里有许多老人在三五成群地聊天。我们走过时他们就不吭声了。我们过去后，他们又开始交谈。就像鹦鹉在唧唧喳喳学舌。走到一幢小屋门口，院长跟我告辞。“我失陪了，默尔索先生，我在办公室等您。一般来说，葬礼定在上午十点。我们考虑到，这样您可以给亡母守灵。最后说一句，您母亲似乎经常向院友们表示，希望按宗教仪式下葬。我已对此做好安排。但我想让您知道。”我对他表示感谢。妈妈不是无神论者，但生前从未想到过宗教。
我走进小屋。只见大厅十分明亮，墙壁用石灰粉刷过，顶上是玻璃天棚。厅里放有椅子和呈X形的支架。大厅中央两个支架上放有一口棺材，已盖上盖子。棺材上只看到螺丝钉闪闪发亮，并未拧紧，在刷成褐色的棺木上十分醒目。棺材旁边，有个阿拉伯女护士，身穿白大褂，头戴颜色鲜艳的方巾。
这时，门房从我后面进来。他想必是跑来的。他说话有点儿结巴：“棺材已给盖上，但我得把盖上的螺丝旋出，让您能看到她。”他要走近棺材，但我把他拦住。他对我说：“您不想看？”我回答说：“是的。”他不再说话，但我感到尴尬，觉得我不该这么说。片刻之后，他看了看我，然后问我：“为什么？”但并无责备之意，仿佛想了解其中的原因。我说：“我不知道。”于是，他捻捻白色的小胡子，说话时没看着我：“我理解。”他眼睛漂亮，颜色淡蓝，脸色略显红润。他拿来一把椅子给我坐，自己在我靠后一点的地方坐下。女护士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有梅毒下疳。”我听不明白，就朝女护士看了一眼，看到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绕头一圈。在鼻子处，绷带是平的。在她脸上看到的只有白色绷带。
她走了以后，门房说：“我失陪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手势，但他留了下来，站在我背后。后面有人使我感到拘束。大厅里充满着傍晚的艳丽阳光。两只大胡蜂在玻璃顶棚上嗡嗡作响。我感到十分困倦。我对门房说话，但并未把头转向他：“你在这儿已有很长时间了吧？”他立即回答说：“五年了。”仿佛他一直在等我问他。
接着，他说了许多话。在他看来，如果有人对他说，他将终身在马伦戈养老院当门房，他会感到十分惊讶。他六十四岁，又是巴黎人。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啊，您不是本地人？”我随即想起，他在带我到院长办公室以前，就曾对我说起我妈妈。他对我说，必须尽快把我妈妈下葬，因为在平原天气很热，而这个地方尤其炎热。正是在那时，他告诉我他曾在巴黎生活，很难遗忘那个城市。在巴黎，有时能在遗体旁守灵三四天之久。在这儿可不能待这么久，想到已经要跟在殡车后面跑了，就感到不舒服。当时他妻子对他说：“别说了，这种事不该告诉先生。”老头脸红了，并表示道歉。我调解般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觉得他说得对，也说得有趣。
在小陈尸室里，他告诉我，他是因为贫穷才进养老院的。他感到自己身强体壮，就毛遂自荐当了门房。我对他指出，其实他是养老院收养的人。他对我说不是这样。此前我听到他说话的方式，已经感到惊讶，因为他说到院里收养的人，总是说 “他们”、“其他人”，有时候也说“老人们”，而在这些人中，有些人年纪并不比他大。当然啰，这不是一回事儿。他是门房，在某种程度上，他有权管理他们。
那女护士在这时进来。夜幕突然降临。夜色很快在玻璃顶棚上变得漆黑。门房开了灯，我因突然出现的亮光而感到刺眼。他请我到食堂去吃晚饭。但我肚子不饿。于是他提出要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就表示同意，片刻之后，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我喝了。我于是想抽烟。但我犹豫不决，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能在妈妈的遗体前抽烟。我思考之后，觉得这毫无关系。我递给门房一支烟，我们就抽了起来。
有一个时候，他对我说：“您知道，您母亲大人的朋友们也要来守灵。这是院里的习俗。我得去搬些椅子、弄些清咖啡来。”我问他是否可以关掉其中一盏灯。灯光照在白墙上，使我感到疲倦。他对我说关不掉。开关是这样装的：灯要么全开，要么全关。我不再去对他多加注意。他出去后又回来，把椅子都摆好。其中一把椅子上，他叠放着一圈杯子，中间放着咖啡壶。然后，他在我对面坐下，是在我妈妈的另一边。女护士也坐在大厅里面，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在做什么事。但从她手臂的动作来看，我可以猜出她在织毛线。大厅里很舒服，咖啡使我感到暖和，通过开着的大门，飘进来一股夜晚和花卉的气味。我觉得自己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一阵窸窣声把我吵醒。我闭上眼睛之后，觉得这厅里更加白得发亮。我前面没有丝毫阴影，每件物体、每个角落和所有的曲线都清楚地勾画出来，但十分刺眼。就在这时，妈妈的朋友们走了进来。他们一共有十来个人，在耀眼的灯光下静静地移动。他们坐下时，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嘎吱的声响。我看着他们，如同从未看到过人那样。他们的脸部和衣着的细节，我是尽收眼底。然而，我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很难相信他们确实存在于世。女人几乎全都系着围裙，腰束带子，使肚子鼓得更高。我还从未注意过，老太太的肚子能鼓得多高。老头几乎个个干瘪，而且都拄着拐杖。在他们的脸上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看不到他们的眼睛，只是见到一堆皱纹中有一点暗淡的亮光。他们坐下之后，大多朝我观看，拘谨地点了点头，嘴唇都被吃到无齿的嘴里，我弄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上肌肉在抽搐。我还是觉得他们在跟我打招呼。这时，我发现他们都坐在我对面，是在门房周围，并摇晃着脑袋。我一时间产生奇特的印象，认为他们是来对我进行审判。
不久之后，一个女人哭了起来。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一个女院友挡住，我无法看清。她低声哭泣，哭得很有节奏：我觉得她会哭个不停。其他人好像都没有听到她哭。他们心灰意懒，闷闷不乐，默不作声。他们看着棺材或他们的手杖，或是随便看着什么东西，但他们只盯着一样东西看。那女人还在哭。我十分奇怪，因为我不认识她。我真希望不再听到她哭。但我不敢对她这样说。门房朝她俯下身子，跟她说了话，但她摇摇头，含糊不清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按原来的节奏继续哭。于是，门房来到我身边。他在我旁边坐下。过了很久，他对我说时没看着我：“她跟您母亲大人很要好。她说这是她在这儿唯一的朋友，并说她现在已没有朋友。”
我们就这样待了很长时间。那女人的叹息和抽噎声越来越稀少。但她时常用鼻子吸气。最后她不做声了。我已不再困倦，但感到疲劳和腰疼。这时，我感到难受的是所有这些人默默无语。我只是有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但弄不清是什么声音。时间一长，我终于猜出是几个老人在咂嘴，发出这种奇特的啧啧声。他们在专心思考，因此没有察觉这事。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即躺在他们中央的死者，在他们眼里毫无意义可言。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种错误的感觉。
我们都把门房拿来的咖啡喝掉。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夜晚过去。我现在想起，我当时曾在一时间睁开眼睛，看到老人们都在蜷缩着睡觉，只有一个老人没睡，他下巴支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盯着我看，仿佛只是在等我醒来。过后，我又睡着了。我醒来是因为腰越来越疼。晨光渐渐在玻璃顶棚上显露。片刻之后，有个老人醒来后老是咳嗽。他把痰吐在一块方格大手帕上，每吐一口如同拔树那样吃力。他把其他人都给吵醒了，门房说他们应该走了。他们站了起来。这次守灵累得他们面如土色。他们出去时，使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他们都跟我握了手，仿佛这一夜我们虽然没说过一句话，却在感情上更加亲近。
我感到疲倦。门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我进行了简单的漱洗。我又喝了牛奶咖啡，味道很好。我走出房间时，天已大亮。在马伦戈和大海之间的山丘上，天空一片红色。海风越过山丘，把一股咸味带到这儿。这一天看来天气晴好。我去乡下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感到，如果没有妈妈这件事，我去那儿散步会有多么快乐。
我在院子里等待，待在一棵法国梧桐下面。我呼吸着泥土的清香，不再感到困倦。我想起办公室里的那些同事。在这个时候，他们起床要去上班：对我来说，这一直是最为难熬的时刻。我又对这些事略加思考，但这时一幢幢楼里响起铃声，使我不由分神。窗子里传出一阵乱哄哄的声音，不久就平静下来。太阳在天上微微升高：我的脚开始被晒得发热。门房穿过院子后对我说，院长要见我。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让我在几张纸上签名。我看到他身穿黑色上装，下面穿条纹长裤。他拿起电话听，然后对我说：“殡仪馆职员来了已有一会儿了。我去请他们来盖棺。在盖棺前，您是否要再看您妈妈一眼？”我说不用了。他在电话里压低声音命令道：“费雅克，您告诉他们，可以去盖棺了。”
然后他对我说，他将参加葬礼，我对他表示感谢。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把双腿交叉。他告诉我，送葬的只有我和他两人，以及值班的女护士。一般来说，院友们都不应参加葬礼。他让他们守灵。他指出：“这是人道的问题。”但这一次，他已准许我妈妈的一位老友“托马·佩雷兹”跟随出殡队伍一起去。说到这里，院长微微一笑。他对我说：“您要知道，这是一种略带孩子气的感情。但他和您母亲几乎是寸步不离。在院里，大家都跟他们开玩笑，并对佩雷兹说：‘她是您的未婚妻。’他听了就笑。这种玩笑让他们高兴。确实，默尔索太太去世，他十分难受。我觉得不应该不准他去。但是，根据保健医生的建议，我昨天不准他守灵。”
我们默默无语，一起待了很长时间。院长站了起来，朝办公室窗外观望。有时，他进行观察：“马伦戈的本堂神甫已到。他提前到了。”他告诉我，要走到村里的教堂，至少得走三刻钟。我们走到楼下。本堂神甫和两个侍童待在屋前。一个侍童手拿香炉，神甫朝他俯下身子，以调节银链的长短。我们来了之后，神甫直起身来。他称我为“我的孩子”，并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进了屋，我跟随其后。
我忽然看到，棺材盖上螺丝钉已经拧紧，并看到厅里有四个黑衣人。我同时听到院长对我说，殡车已停在大路上等候，并听到神甫开始祈祷。从这时起，事情都进行得十分迅速。那四个人拿着柩衣朝棺材走去。神甫、侍童、院长和我走了出去。门前有一位女士，我并不认识。院长对她介绍说：“默尔索先生。”我没有听清这位女士的名字，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面无笑容，点了点瘦长的头。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遗体过去。我们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走出了养老院。门前停着殡车。殡车呈长方形，漆得发亮，活像文具盒。殡车旁站着殡葬司仪，此人个子矮小，穿得滑稽可笑，还有一个举止做作的老头。我看出他是佩雷兹先生。他头戴圆顶宽檐软毡帽（棺材抬出门时，他把帽子脱下），身穿一套西服，长裤呈螺旋形落在鞋面上，戴着小小的黑领结，而衬衫的白领却很大。他嘴唇颤抖，鼻子上全是黑点。他纤细的白发下露出奇特的耳朵，耳朵摇晃，如有粗糙折边，呈血红色，而脸色却十分苍白，使我印象深刻。殡葬司仪让我们各就各位。神甫走在前面，然后是殡车。殡车周围是四个黑衣人。后面是院长和我，最后则是护士代表和佩雷兹先生。
天上已充满阳光。天空开始使大地感到沉重，气温迅速升高。我不知道我们为何等待很长时间后才出发。我穿着深色衣服，感到很热。那矮老头原来戴着帽子，这时又把帽子脱下。我稍稍朝他转过头去，看着他，院长就跟我谈起了他。院长对我说，我母亲和佩雷兹先生经常在傍晚去散步，一直走到村子，由一名护士陪同。我环顾田野。一排排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山丘，透过柏树，只见这块土地红棕色和绿色相间，稀疏的房屋点缀其中，显得十分漂亮，我立刻理解妈妈当时的心情。在这个地方，傍晚想必是忧伤的休憩。而今天，漫溢的阳光照得这景色颤抖，使其变得毫无人情，令人沮丧。
我们开始上路。这时，我发现佩雷兹的腿有点瘸。殡车渐渐加速，这老头就落到后面。殡车周围有一人也给落下，现跟我并排走着。我感到意外的是，太阳竟升高得如此之快。我发现田野里早已响起昆虫的鸣叫声和草丛的簌簌声。汗水在我面颊上流淌。我没戴帽子，就用手帕扇风。这时，殡仪馆职员对我说了句话，但我没有听清。与此同时，他右手把鸭舌帽帽檐微微抬起，用左手拿着的手帕擦了擦头顶。我对他说：“怎么样？”他指着天连声说道：“晒得真厉害。”我说：“是的。”片刻之后，他问我：“那里面是您母亲？”我又说：“是的。”“她年纪老吗？”我回答说“就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她确切的年龄。后来他就不做声了。我转过头去，看到佩雷兹老头落在我们后面五十来米远的地方。他急忙往前赶，手里拿着毡帽摇晃。我也看了看院长。他走路的样子十分端庄，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他额头上渗出几滴汗水，但他没有去擦。
我感到出殡队伍的行进速度有所加快。我周围的田野依然明亮，沐浴在阳光之中。天空亮得刺眼。有时，我们走在一段新修好的公路上。太阳把柏油路面晒得裂开。脚踩下后就陷进去，留下了果肉般光亮的裂口。在殡车上方，车夫戴的煮硬的牛皮帽，仿佛曾在这黑泥般的柏油里鞣过。我感到有点头晕，只见天空是蓝白相间，周围则全是黑色，有裂开口子的柏油路黏糊糊的黑色，有身上穿的衣服暗淡的黑色，还有殡车漆成的黑色。烈日当空，殡车的皮革和马粪的气味，油漆的气味和焚香的气味，以及彻夜未眠的疲倦，使我的视觉和思想都模糊不清。我再次回头望去：我感到佩雷兹似乎已十分遥远，隐没在一片热气之中，后来我无法再看到他。我用目光寻找他，看到他已离开公路，并穿越田野。我也发现，公路在我前面转弯。我看出佩雷兹对地形熟悉，正在抄近路走，以赶上我们。他在转弯处追上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把他给丢了。他还是穿越田野，就这样反复走了多次。而我则感到热血在太阳穴里奔腾。
其后的事情都进行得极其迅速、确实而又自然，因此我现在对那时的记忆已荡然无存。只记得一件事：在村子的入口处，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说话声音奇特，跟她的脸并不相称，这声音悦耳，却在颤抖。她对我说：“要是走得慢，就会中暑。但如走得太快，又会汗流浃背，进了教堂就会着凉。”她说得对。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我还留有那天的几个印象，如佩雷兹的那张脸，就是他最后一次在村子附近追上我们的时候。他既紧张又难受，大滴眼泪落在面颊之上。但由于脸上皱纹条条，眼泪竟流不下来，有时扩散开来，有时聚在一起，在这张变形的脸上形成一片水光。还有教堂以及人行道上的村民，公墓的一座座坟墓上老鹳草的红花，佩雷兹晕倒了（他活像散了架的木偶），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泥土，以及混在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说话的声音，村庄，在一家咖啡馆前等待，马达不停的隆隆声，以及长途汽车进入阿尔及尔灯火通明的街区时我心里的喜悦，因为我想到，我即将上床睡觉，可以睡上十二个小时。二
我醒来时才明白，我向老板请两天假时，他为什么显得不高兴：今天是星期六。我当时可把这事给忘了，但在起床时想了起来。我的老板自然想到，加上星期天，我就有四天假期，这样的话，他当然不会高兴。但是，一方面，妈妈下葬是在昨天而不是今天，并不是我的错，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星期六与星期天都是我的休息天。当然啰，尽管如此，我仍然理解我老板的心情。
我勉强起床，因为昨天确实很累。我刮脸时在想，今天要干什么，我决定去洗海水浴。我乘有轨电车前往港口海水浴场。在那里，我跳入航道。有许多年轻人。我在水里看到了玛丽·卡多纳，她以前在我的办公室里当打字员，我当时曾想打她的主意。我现在觉得她当时也对我有意。但她不久后辞职了，我们就没能亲近。我帮她爬上一个浮筒，并顺手摸了她胸部。我还在水里，可她已俯卧在浮筒上。她朝我转过头来。她头发盖住眼睛，在那里笑。我也爬上浮筒，待在她旁边。天气很舒服，我像开玩笑那样让头往后仰，枕在她肚子上。她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躺着。我眼望天空，只见蓝天金光。我感到玛丽的肚子在我颈背下微微起伏。我们似睡似醒，在浮筒上待了很久。当太阳晒得太热时，她跳进水里，我则跟随其后。我追上了她，用手搂住她的腰，我们就一起游泳。她总是在笑。在码头上，我们把身上擦干时，她对我说：“我晒得比您黑。”我问她晚上是否想去看电影。她又笑[1]了，并对我说，她想去看费尔南代尔的一部影片。我们穿好衣服后，她看到我系黑领带，显得十分惊讶，问我是否在戴孝。我对她说，我妈妈死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就回答说：“是在昨天。”她稍稍往后一退，但并未发表任何看法。我想对她说，这不是我的错，但我没说出来，因为我想到，我已对老板说过这话。这话毫无意义。不管怎样，人总是会有点错。
晚上，玛丽已把这些事全都忘记。这部影片有时滑稽可笑，而且也实在太蠢。她的腿靠在我腿上。我抚摩她的乳房。电影快结束时，我拥吻了她，但没有尽兴。出去后，她来到我家。
我醒来时，玛丽已经走了。她跟我说过，她要去姨妈家。我想到今天是星期天，我感到厌倦：我不喜欢星期天。于是，我在床上翻了个身，在长枕头上闻玛丽的头发留下的咸味，我一直睡到十点钟才醒。然后，我抽了几支烟，但仍躺在床上，一直躺到中午十二点。我不愿像平时那样到塞莱斯特的饭馆去吃饭，因为他们肯定会对我提出问题，而我不喜欢这样。我煮了几个鸡蛋，就在这盘子里吃了，没吃面包，因为我已经吃完，也不愿下楼去买。
午饭后，我感到有点无聊，就在套间里转悠。妈妈在这儿时，这套间十分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显得太大，我只好把餐厅里的桌子搬到我卧室里来。我只是在这个房间里过日子，里面有几把草垫有所塌陷的椅子、一个镜子发黄的大立柜、一张梳妆台，以及一张铜床。其他房间都弃而不用。过了一会儿，为了做点事，我拿起一张旧报纸来看。我把克鲁申盐业公司的一则广告剪了下来，贴在一本旧练习簿上，我感兴趣的剪报都贴在这本子上。我也洗了洗手，最后，我走到阳台上。
我的卧室朝向这郊区的大街。下午天气晴朗。但路面泥泞，行人稀少，却仍然匆忙。先是看到几家人在散步，两个小男孩穿着海魂衫和过膝的短裤，衣服笔挺，样子有点拘谨，还有一个小女孩，头戴粉红色大蝴蝶结，脚穿擦得锃亮的黑皮鞋。母亲走在孩子后面，她身材高大，穿着栗色真丝连衣裙，父亲个子矮小，又弱不禁风，我看到过。他头戴扁平狭边草帽，戴蝴蝶领结，拿着手杖。我看到他跟妻子在一起，知道街区里为何说他优雅。不久之后，郊区的一个个年轻人走过，他们头发油光锃亮，系大红领带，穿奇装异服，上衣小口袋上绣花，脚穿方头皮鞋。我觉得他们是去市中心看电影，因此这么早就出来。他们急忙去乘电车，还大声笑着。
他们过去后，街上行人渐渐稀少。我觉得，各个剧场的演出均已开始。街上只剩下了一个个店铺老板和一只只猫。街道两边的榕树上方，天空无云，但并非光彩夺目。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香烟店老板搬出一把椅子，放在门口，跨坐其上，双臂搁在椅背上。刚才满载乘客的一辆辆电车，现在几乎空无一人。香烟店旁是“皮埃罗之家”小咖啡馆，侍者正在空荡荡的厅里，用木屑把地板擦干净。这确实是星期天的景象。
我把椅子倒转过来，像香烟店老板那样放着，因为我觉得这样坐更舒服。我抽了两支香烟，回屋拿了一块巧克力，又回到窗口吃了起来。不久之后，天色变得阴暗，我以为夏天暴雨将临。不过天气渐渐转晴。但一片片乌云飘过时，如同下雨的预兆，使街道变得阴暗。我仰望天空，待了很长时间。
五点钟，有几辆电车在嘈杂声中驶来。电车把一群群观众从郊区的体育场送回来，他们有的站在踏板上，有的扶着栏杆。后面几辆电车则载着运动员，我是从他们的小手提箱看出来的。他们大声喊叫、歌唱，说他们的俱乐部会永世长存。好几个运动员跟我打招呼。其中一个还对我叫喊：“我们战胜了他们。”我也说“对”，并点了点头。从这时起，小汽车开始蜂拥而至。
天色又稍有变化。屋顶上的天空变成淡红色，黄昏开始降临，条条街道热闹起来。出游者陆续回来。我在其他人中认出了那位优雅的先生。他家的孩子们哭着或是让父母拖着走。街区的那些电影院，几乎立即把观众的人流倾泻到街上。在观众中，年轻人的手势比平时更加坚决，我想他们是看了一部惊险片。从城里的电影院回来的观众到得稍晚。他们似乎更加严肃。他们也不时笑笑，但显得疲倦，像在遐想。他们待在街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街区的姑娘们都不戴帽子，她们相互挽着胳臂。小伙子们设法跟她们迎面而过，他们开起了玩笑，姑娘们听了转过头去直笑。有好几个姑娘我认得，她们跟我打了招呼。
这时，路灯突然点亮，夜空中初升的星星为之黯然失色。看着人行道上行人和灯光的变化，我感到眼睛疲倦。路灯把潮湿的路面照得发亮，而定时驶过的电车，则把反光映照在发亮的头发、微笑的面容或银手镯上。过了一会儿，电车更加稀少，树木和路灯上方已是漆黑一片，街区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空无一人，直至第一只猫慢慢地穿过再次空旷的街道。我于是想到该吃晚饭了。我长久地靠在椅背上，感到脖子有点疼。我上街去买了面包和果酱，做了菜，站着吃饭。我想在窗口抽支烟，但空气已变凉，我感到有点冷。我把窗全都关上，回来时在镜子里看到桌子的一端，上面放着我的酒精灯和几片面包。我想到，这星期天依然过得疲劳，想到妈妈现已安葬，我将要重新开始工作，总之，生活并未有任何变化。三
今天，我在办公室做了很多事。老板对我和蔼可亲。他问我是否太累，还想知道我妈妈有多大年纪。我说“有六十来岁”，是为了不出错，我不知道他为何显出宽慰的样子，并认为事情已经了结。
我桌上放着一大堆提货单，都要我来处理。在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前，我洗了手。中午，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时刻。晚上，我在这种时刻就不大喜欢，因为能转动的公用毛巾已经湿透。我曾在有一天跟老板指出。他对我回答说，他也感到遗憾，但这毕竟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我在十二点半跟埃玛纽埃尔一起出去了一会儿，他在发货部工作。办公室朝向大海，我们一时间观看了港口里的货轮，太阳把港口照得火烫。这时，一辆卡车开来，发出链条的哗啦声和马达的轰隆声。埃玛纽埃尔问我“要不要去”，我就跑了起来。卡车超过了我们，我们在后面直追。我被淹没在噪声和灰尘之中。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感到是在拼命奔跑，周围是绞车、机器，以及在地平线上晃动的桅杆和我们沿路看到的一个个船体。我首先抓住卡车，并一跃而上。然后，我帮埃玛纽埃尔上车坐下。我们俩都气喘吁吁。卡车在码头高低不平的路面上颠簸，沉浸在尘土和阳光之中。埃玛纽埃尔笑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来到塞莱斯特的饭店时汗流浃背。他一直在那儿，大腹便便，腰系围裙，蓄着白色小胡子。他问我是否“过得还可以”。我对他说是的，并说我饿了。我很快吃完饭，还喝了咖啡。然后我回到家里，睡了一会儿，因为我酒喝得太多，醒来时想要抽烟。时间已晚，我跑着去赶一辆电车。我整个下午都在干活。办公室里很热，傍晚出来时，我愉快地回家，沿着码头慢慢地走着。天空呈绿色，我感到高兴。不过，我还是直接回家，因为我想煮土豆吃。
上楼时，我在阴暗的楼梯上撞到萨拉马诺老头，他跟我住在同一[2]层楼。他牵着狗。他跟狗一起生活已有八年。这猎犬有皮肤病，我觉得是原虫性肠肝炎使它的毛几乎脱得精光，皮肤上布满棕色的痂盖和硬皮。萨拉马诺老头长期跟狗一起生活，同住一个小房间，最终变得跟狗很相像。他脸上有淡红色痂盖，黄毛稀少。而那条狗则像主人那样驼背曲腰，口鼻前伸，脖子伸长。他们似乎属于同一种类，但却相互厌恶。每天两次，上午十一点和下午六点，老头都要出去遛狗。八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改变散步的路线。可以看到他们沿着里昂街[3]走，那狗拖着老头走，最后萨拉马诺老头绊了一跤。他于是就对狗又打又骂。狗吓得趴在地上，让人拖着走。这时，由老头来拖着狗走。过一会儿，狗忘掉之后，再次拖着主人走，并再次挨打挨骂。于是，他们俩都待在人行道上，四目对视，狗是怕，人是恨。天天如此。狗要撒尿，老头不让它撒完就拉它走，这猎犬就边走边在地上撒下一滴滴尿液。狗偶然在屋里撒尿，就又要挨打。就这样过了八年。塞莱斯特总是说“真不幸”，但实际上，谁也弄不清楚。我在楼梯上遇到萨拉马诺时，他对狗说：“坏蛋！脏货！”狗则在呻吟。我说了声“晚安”，但老头仍然在骂。我就问他，狗对他干了什么。他没有回答我。他只是说：“坏蛋！脏货！”我见他朝狗俯下身子，猜出他正在对狗的颈圈进行调整。我提高嗓门又问了一遍。他没有把头转过来，只是强忍怒火对我回答说：“它老是这样。”然后，他就拖着狗走了，那狗趴在地上被拖着走，一面发出呻吟般的叫声。
正在这时，跟我住在同一层楼的另一位邻居走了进来。街区里都说他是吃软饭的。然而，有人问起他的职业，他就说是“仓库管理员”。总的说来，他不大讨人喜欢，但他常跟我说话，有时他到我家里来坐一会儿，因为我愿意听他说话。我觉得他说的事情很有趣。另外，我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跟他说话。他名叫雷蒙·森泰斯。他长得相当矮小，肩膀宽阔，鼻子像拳击手那样塌陷。他总是穿着得体。他在谈到萨拉马诺时也对我说：“如果不是这样不幸就好了！”他问我，这事我是否感到厌烦，我回答说没有。
我们走到楼上，我要跟他离别时，他对我说：“我家里有香肠和葡萄酒。您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吃点喝点？……”我想到这样我就不用自己做饭，就同意了。他也只有一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但没有窗子。他床的上方有个白色和粉红色的仿大理石天使塑像，以及一些体育冠军照片和两三张裸女画片。房间很脏，床没铺好。他先点上煤油灯，然后从口袋里拿出肮脏的纱布，开始包扎右手。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跟我说，他跟一个家伙打了一架，那家伙想找他麻烦。“您知道，默尔索先生，”他对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凶狠，而是我火气大。那个人对我说：‘你要是男人，就从电车里下来。’我对他说：‘你别闹。’他就说我不是男人。于是，我就下了电车，并对他说：‘够了，最好到此为止，要不我就把你打得稀巴烂。’他对我回答说：‘凭什么？’于是，我就揍了他一顿。他倒在地上。我要把他扶起来。他却在地上踢我几脚。我就用膝盖把他压住，打了他两记耳光。他脸上都是血。我问他是否受够了。他对我说：‘够了。’”
森泰斯一面说，一面用纱布包扎。我坐在床上。他对我说：“您看，不是我去找他。是他来惹我。”确实如此，这我承认。于是，他告诉我，他想就这件事征求我的意见，他说我是一条汉子，见过世面，能给他帮忙，并说以后他会成为我的朋友。我什么也没说，他又问我，我是否愿意做他的朋友。我说无所谓，他显出高兴的样子。他取出香肠，在炉子上煮好，接着摆好酒杯、盘子、刀叉和两瓶葡萄酒。做这些事时，他都默不作声。然后我们坐了下来。吃饭时，他给我讲了他的事。他先是犹豫片刻。“我认识了一位女士……可以说是我的情妇。”跟他打架的那个人，是这个女人的弟弟。他对我说，他曾包养这个女人。我什么也没说，但他立刻作了补充，说他知道街区里的流言飞语，但他问心无愧，他是仓库保管员。“说到我这个事，”他对我说，“我发现有欺骗行为。”他给她的钱恰好够她维持生活。他自己替她付了房钱，每天给她二十法郎伙食费。“三百法郎房钱，六百法郎伙食费，不时送一双袜子，这样就要花费一千法郎。这位女士又不工作。但她老是说我太抠，说我给她的钱不够用。可我总是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去打个半天工？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我来替你操心这些小事了。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给你二十法郎，替你付了房钱，而你呢，每天下午都跟你的女友们一起喝咖啡。你用咖啡和糖招待她们。我呢，我给你钱。我待你不薄，可你却以怨报德。’但她不去工作，她老是说钱不够用，于是我就发现她在骗我。”
他于是告诉我，他看到她手提包里有一张彩票，她无法向他解释是怎么买来的。不久之后，他在她那儿看到“一张当票”，证明她在当铺里当了两只手镯。在此之前，他不知道她有这两只手镯。“我清楚地看出她在骗我。于是，我就跟她分手。但我先打了她一顿。然后我才戳穿她。我对她说，她一心只想玩物取乐。您可以理解，默尔索先生，我是这样对她说的：‘你没看到世上的人都在羡慕我给予你的幸福。你以后自会知道，你现在是多么幸福。’”
他把她一直打到出血。以前他不打她。“以前我打她，可说是轻手轻脚。她稍稍叫喊。我就关上百叶窗，然后罢手，总是这样。但现在，我可是动了真格。我觉得对她惩罚得还不够。”
他于是跟我解释，说是因为这事，他需要别人给他出个主意。他停止说话，去调节即将烧完的灯心。我一直在听他说。我喝的酒将近有一公升，觉得太阳穴发烫。我抽着雷蒙的香烟，因为我的香烟已经抽完。最后几辆电车驶过，带走了郊区现已遥远的嘈杂声。雷蒙继续在说。他感到烦恼，“是因为他对他的姘头还有感情”。但他想惩罚她。最初，他想把她带到一家旅馆，把“风化警察”叫来，制造一件丑闻，让她像妓女那样在警察局登记入册。后来，他向几个黑社会的朋友讨教。他们没想出任何办法。但正如雷蒙向我指出的那样，参加黑社会还是十分值得。他把情况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就建议在她脸上“留个记号”。但是，他不想这样做，他要考虑一下。在此之前，他想问我有什么主意。不过，在问我之前，他想知道我对这件事有何看法。我回答说，我没有任何看法，但我觉得这事有趣。他问我是否认为她在骗他，而我呢，我确实感到她在骗他，至于我是否认为应该惩罚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会怎么做，我就对他说，这永远无法知道，但我理解他为何要惩罚她。我又喝了点酒。他点了一支香烟，跟我说出他的想法。他想给她写一封信，“像用脚踢她一样狠，同时又要说得她后悔”。然后，如果她回来，他就跟她睡觉，并在“刚要完事时”把唾沫吐在她脸上，并把她赶出门外。我认为，用这种办法，她确实将受到惩罚。但雷蒙对我说，他觉得自己写不好这封信，想请我代笔，由于我没有吭声，他就问我是否觉得马上写有难处，我回答说没有。
他喝完一杯酒，就站了起来。他把盘子和我们吃剩的少许冷香肠推开。他仔细擦干净桌上的漆布。他从床头柜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张方格纸、一只黄信封、一支红木杆蘸水笔和一瓶方形紫墨水。他把那女人的姓名告诉我，我从而看出，她是个摩尔人。我把信写好。信写得有点随意，但我尽量让雷蒙满意，因为我没有理由让他不满意。然后，我把信大声念给他听。他听我念，一面抽烟一面点头，然后，他请我再念一遍。他十分满意。他对我说：“我知道你见过世面。”我起先并未发现他在用“你”来称呼我。他说出“现在，你是我真正的朋友”这句话时，这样的称呼才使我印象深刻。这话他又说了一遍，我就说：“是的。”做不做他的朋友，对我来说无所谓，而他似乎确实想交我这个朋友。他把信封好，我们把酒喝完。然后，我们抽了一会儿烟，一句话也没说。外面十分安静，我们听到一辆汽车驶过。我说：“时间不早了。”雷蒙也这样认为。他发现时间过得很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如此。我困得想睡，但又难以站起身来。我想必显得疲倦，因为雷蒙对我说不该泄气。起初我没听明白。他就对我解释说，他听说我妈妈死了，但这事迟早都会发生。这也是我的看法。
我站了起来，雷蒙跟我紧紧地握了握手，并对我说，男人之间，总会相互理解。我走出他家，把门关上，在漆黑的楼梯平台上逗留片刻。屋子里一片寂静，从楼梯井深处传来阴暗、潮湿的气息。我只听见自己的血液在耳边击打的嗡嗡声。我纹丝不动地站着。但在萨拉马诺老头的房间里，那条狗在低沉呻吟。四
这个星期，我工作一直很好。雷蒙来过，并对我说，他已把信寄出。我跟埃玛纽埃尔一起去看了两次电影，他总是看不懂影片里发生的事。于是就得给他解释。昨天是星期六，玛丽来了，我们是事先说好的。我见到她，很想跟她发生关系，因为她身穿红白两色条纹的漂亮连衣裙，脚穿皮凉鞋。可以看出她乳房坚挺，皮肤被太阳晒成棕色，那张脸就像一朵鲜花。我们乘上一辆公共汽车，前往离阿尔及尔几公里远的海滩，海滩处于悬崖峭壁的环抱之中，岸边是一排芦苇。下午四点的太阳不是太热，但海水暖和，微波在懒散而又长久地荡漾。玛丽教我一种游戏。在游泳时，迎着浪尖喝足水含在嘴里，然后转过身来，把水朝天吐出。于是就形成一条泡沫构成的花边，在空中逐渐消失，或者像温热的雨水般重又落到我的脸上。但片刻之后，我的嘴就被咸味的海水弄得发烫。玛丽于是游到我的身边，在水里跟我紧紧地贴在一起，她把嘴贴在我的嘴上。她的舌头舔得我的嘴唇感到清凉，于是，我们抱着在水里翻滚了一会儿。
我们在海滩上穿好衣服，玛丽用发亮的眼睛看着我。我拥吻了她。从这时起，我们不再说话。我搂着她，我们急忙去乘公共汽车，回到我家，双双跳到我的床上。我让窗开着，感到夏夜在我们棕色的皮肤上游动，真是舒服。
那天上午，玛丽待着没走，我对她说，我们共进午餐。我到街上去买了肉。回到楼上时，我听到雷蒙的房间里有女人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萨拉马诺老头开始骂狗，我们听到木楼梯上响起鞋底声和爪子的声音，还有“坏蛋！脏货！”的骂狗声，他们走到了街上。我跟玛丽说了老头的事，她笑了。她穿着我的一套睡衣，把袖子都卷了起来。她笑起来后，我又想跟她发生关系。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是否爱她。我对她回答说，这毫无意义，但我觉得不爱。她显出难受的样子。但在做饭时，谈到一些小事，她又笑了起来，笑得我又拥吻了她。正在这时，雷蒙的房间里传来争吵的声音。
起先听到女人刺耳的说话声，接着雷蒙在说：“你对我做了错事，你对我做了错事，我要教你怎么对我做错事。”响起几个沉闷的声音，那女人尖叫起来，叫得十分可怕，楼梯平台上立刻挤满了人。玛丽和我也走了出去。那女人仍然在叫，雷蒙也仍然在打。玛丽对我说真可怕，我没有回答。她要我去叫警察，但我跟她说，我不喜欢警察。然而，一个警察跟三楼的一个房客一起来了，那房客是管子工。警察敲了房门，里面就没有声音了。他敲得更响，过了一会儿，那娘儿们哭了起来，而雷蒙则把门打开。他嘴上叼着一支香烟，显出嬉皮笑脸的样子。那娘儿们冲到门口，对警察说雷蒙打了她。警察问她：“你叫什么名字？”雷蒙作了回答。警察说：“你跟我说话时，把香烟从嘴里拿掉。”雷蒙犹豫不决，看了我一眼，又抽了一口。这时，警察使劲打了他一记耳光，出手很重。那支香烟顿时落到几米远的地方。雷蒙脸色骤变，但他什么也没说，然后他谦恭地问，是否能把烟头拾起来。警察说可以，并作了补充：“下一次你得记住，警察可不是布袋木偶。”在此期间，那娘儿们一直在哭，并反反复复地说：“他打了我。他是姑爷仔。”雷蒙就问：“警察先生，说一个男人是姑爷仔，这是否合法？”但警察命令他“闭嘴”。于是，雷蒙朝那娘儿们转过身去，并对她说：“你等着，贱人，咱们后会有期。”警察叫他住口，说那娘儿们应该离开，而他要待在家里，等待警察局的传讯。他还说，雷蒙醉得浑身发抖，应该感到羞耻。这时，雷蒙对他解释说：“我没有喝醉，警察先生。我只是在您面前发抖，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他关上门，大家就都走了。玛丽和我做好了午饭。但她不饿，几乎全给我吃了。她是一点钟走的，我就睡了一会儿。
大约在三点钟时，有人来敲我的门，是雷蒙走了进来。我仍躺在床上。他在我床边坐下。他一时间没有吭声，我就问他，他的事是怎么闹起来的。他对我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但她打了他一记耳光，于是他就揍了她。其余的事，我都看到了。我对他说，我觉得现在她已受到惩罚，他应该感到满意。这也是他的看法，而且他看到，警察这样做是白费力气，丝毫不能改变她挨打这一事实。他还说，他对那些警察十分了解，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他于是问我，当时警察打了他耳光，我是否曾期待他还手。我回答说，我当时无所期待，不过我并不喜欢警察。雷蒙显得十分高兴。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出去。我就下了床，并开始梳头。他对我说，我得给他作证。我觉得无所谓，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据雷蒙说，只要说那娘儿们对他做了错事。我就同意给他作证。
我们来到街上，雷蒙请我喝了杯白兰地。后来，他想打一盘台球，我输得很可惜。然后他想去逛妓院，但我说不去，因为我不喜欢。于是，我们慢吞吞地走回去，他对我说，他十分高兴，能对情妇进行惩罚。我觉得他对我很热情，并觉得这段时间过得愉快。
我在远处看到，萨拉马诺老头待在门口，显得烦躁不安。我们走到近前时，我看到狗不在他身边。他四处观望，在原地转来转去，企图看清黑暗的走廊里的东西，含含糊糊地说出毫不连贯的话，又开始用红色的小眼睛朝街上搜索。雷蒙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没有立即回答。我模糊地听到他低声在骂“坏蛋，肮货”，并依然烦躁不安。我问他狗在哪里，他粗声粗气地对我回答说狗跑掉了。然后，他突然口若悬河般说了起来：“我把它带到旧校场，就像平时那样。有许多人，是在集市的木棚周围。我停下来看《逃生之王》。我要离开时，狗就不在了。当然啰，我早就想给它买个较小的颈圈。但我从未想到，这脏货会这样走掉。”
于是，雷蒙对他解释说，狗可能迷了路，它会回来的。他给老头举了几条狗的例子，说它们走了几十公里，只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主人。尽管如此，老头显然更加烦躁不安。“但他们会把它抓走，你们要知道。如果有人把它收养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它有痂盖，人人讨厌。警察会把它抓走，肯定会这样。”我于是对他说，他应该到警察局招领处去看看，狗在的话付点钱就会还给他。他问我付钱多不多。我不知道。于是，他勃然大怒：“要为这脏货付钱。啊！让它去死吧！”接着，他开始对它咒骂。雷蒙笑着走进屋子。我跟着他进去，我们在楼梯平台上分手。片刻之后，我听见老头的脚步声，他敲了我的门。我把门打开后，他在门口待了一会儿，并对我说：“请您原谅，请您原谅。”我请他进来，但他不愿意进来。他看着自己的鞋尖，他两只布满痂盖的手在颤抖。他问我时没有看我：“您说说，默尔索先生，他们不会把我的狗抓走吧？他们会把它还给我的。不然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我对他说，警察局招领处保管丢失的狗的时间为三天，过了这时间就由他们自行处理。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他跟我说：“晚安。”他关上自己的房门，我听到他在里面走来走去。他的床嘎吱响了一下。一种奇特而又轻微的声音从隔墙传来，我听出是他在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起了妈妈。但明天早上我得早起。我肚子不饿，因此没吃晚饭就躺下睡觉了。五
雷蒙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他对我说，他的一个朋友（他曾跟这个朋友说起我）邀请我到阿尔及尔附近的海滨木屋去过星期天。我回答说我很想去，但我已答应那天跟一个女友一起过。雷蒙立即说，他也请我女友去。因为他朋友的妻子会很高兴在一群男人中找到女伴。
我想立刻把电话挂上，因为我知道老板不喜欢有人从城里给我们打电话。但雷蒙要我过一会儿再挂，并对我说，他原可以在晚上向我转达这邀请，但他还想告诉我其他事情。他曾整天被一群阿拉伯人盯梢，其中有他以前的情妇的弟弟。“你今晚回家时，如果在住房附近看到他，请你告诉我。”我对他说一言为定。
片刻之后，老板让人来叫我，我当时觉得有点烦，因为我以为他会叫我少打电话多干活。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对我说，他要跟我谈一个计划，但只是初步的想法。他只是想了解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计划在巴黎设立办事处，处理当地的业务，直接跟大公司做生意，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去那里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在巴黎生活，每年又有部分时间可以外出旅行，“您年轻，我觉得您应该会喜欢这种生活。”我说是的，但我心里觉得无所谓。他就问我是否有兴趣改变生活，我回答说生活永远无法改变，不管怎样，各种生活全都一样，在这里生活，我也觉得不错。老板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并对我说，我总是答非所问，说我没有雄心壮志，这样做生意就会失败。我于是就回去工作。我不想扫他的兴，但我觉得没有理由要改变我的生活。我仔细考虑下来，觉得自己并非不幸。我在读大学时，有许多雄心壮志。但在辍学之后，我很快就懂得，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我无所谓，如果她想结婚，我们可以结婚。她于是想要知道我是否爱她。我又像上次那样回答了她，说这事毫无意义，但我也许并不爱她。她就问：“那你为什么要娶我为妻？”我对她解释说，这事无关紧要，说如果她想要结婚，我们就可以结婚。另外，这要求是她提出的，我只是说同意而已。她于是指出，结婚是一件大事，我回答说：“不是。”她沉默片刻，默默地看了看我。然后她又开始说话。她只想知道，如果另一个女人跟我有着同样的关系，也提出同样的建议，我是否会表示同意。我说：“当然会同意。”于是她心里在想，她是否爱我，而我却无法对此有所了解。她再次沉默片刻，然后低声说我这个人怪，说她也许是因为这点才爱上我的，但我可能会在有朝一日因同样的原因而使她感到厌倦。我无话可说，没有做声，她就微笑着挽起我的手，说她想跟我结婚。我回答说，她什么时候想结婚，我们就马上结婚。我于是把老板的建议跟她说了，玛丽对我说，她很想到巴黎去看看。我告诉她，我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她就问我巴黎怎样。我对她说：“很脏。有鸽子和阴暗的院子。那里的人都皮肤洁白。”
然后，我们出去散步，从条条大街穿过城市。街上的女人都很漂亮，我问玛丽是否注意到了。她对我说是的，说她对我有了解。一时间，我们不再说话。但我希望她跟我待在一起，我对她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塞莱斯特的饭馆吃晚饭，她说很想去，但她有事。我们走到我住房附近，我跟她道别。她看了看我说：“你就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情？”我很想知道，但我没有想到这点，她因此显出责怪我的样子。这时，她看到我尴尬的样子，就又笑了起来，并把身子朝我靠了过来，给我送上她的吻。
我在塞莱斯特的饭馆吃了晚饭。我开始吃饭后，进来一个奇特的矮小女子，她问我是否可以坐在我的餐桌旁。当然可以。她手势急促，又不连贯，眼睛雪亮，小脸宛如苹果。她脱掉收腰上装，坐了下来，急躁地看了菜单。她叫唤塞莱斯特，立刻用清晰而又急促的声音把菜都点好。在等待冷盆端来时，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方形小纸和一支铅笔，先把饭钱算好，然后拿出小钱包，加上小费，把钱放在面前。这时端来冷盆，她当即迅速吃完。在等下一道菜端来时，她又从提包里拿出一支蓝铅笔和一本介绍本周广播节目的杂志，她十分仔细，几乎把所有的节目都做了记号。那本杂志有十几页，因此在吃饭期间，她继续细心地做着这件事。我吃完饭后，她仍在认真地做记号。然后，她站起身来，穿上收腰上装就走了，动作仍像机器那样准确无误。我无事可干，也走出饭馆，跟在她后面走了一会儿。她走在人行道边上，走得极其迅速而又稳当，使人难以置信，她笔直往前走，没有回头。我最后无法看到她，就往回走。我觉得她这个人很怪，但很快就把她置之脑后。
我看到萨拉马诺老头在我家门口。我请他进去坐坐，他告诉我，他的狗丢了，因为在警察局招领处没有。那里的职员对他说，狗也许被车给轧死了。他当时问，在各个警察分局能否查到此事。他们对他回答说，这种事不会记录在案，因为每天都会发生。我对萨拉马诺老头说，他可以再养一条狗，但他不无道理地向我指出，他已习惯跟那条狗一起生活。
我蹲在床上，萨拉马诺则坐在桌前的一把椅子上。他面孔对着我，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他戴着那顶旧毡帽。在他发黄的小胡子下面的嘴里，一点点说出含含糊糊的话。我感到有点厌烦，但我无事可做，也不想睡觉。为了找话说，我就问起他的狗。他对我说，他是在妻子去世后养那条狗的。他很晚才结婚。年轻时，他想要搞戏剧：在团里，他是部队轻喜剧团的演员。他最终却进了铁路部门，但他并不后悔，因为他现在有一小笔退休金。他跟妻子在一起并不幸福，但总的来说，他跟她一起过已经非常习惯。他妻子死后，他感到十分孤独。于是，他便问车间里的一个同事要了一条狗，那条狗当时还很小。他得用奶瓶喂它。但狗的寿命比人短，因此他们最终一起衰老。“它脾气不好，”萨拉马诺对我说，“我们常常吵嘴。但它仍然是一条好狗。”我说是良种犬，萨拉马诺就显出高兴的样子。他又说：“它患病之前，您还没有见到过它呢。它最漂亮的是全身的皮毛。”狗得了这种皮肤病之后，每天晚上和早上，萨拉马诺都要给它涂药膏。但在他看来，狗真正的疾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无法治好的。
这时，我打了个哈欠，老头对我说他要走了。我对他说，他可以再待一会儿，并说我为他丢失狗的事感到烦恼：他因此对我表示感谢。他对我说，我妈妈很喜欢他的狗。在谈到她时，他称之为“您可怜的母亲”。 他在想，我在母亲去世后想必十分难过，但我没有回答。他于是告诉我，说得很快，脸色尴尬，说他知道街区里对我评价不好，因为我把妈妈送进了养老院，但他对我了解，知道我很爱妈妈。我回答说，但我现在仍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这样回答，我说我在此之前，一直不知道别人在这方面对我评价不好，但我觉得送她进养老院理所当然，因为我没钱请人照顾妈妈。“另外，”我还说，“她早就跟我无话可说，独自待着也很无聊。”“不错，”他对我说“在养老院，至少可以找到朋友。”然后，他起身告辞。他想去睡觉。现在，他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这时他悄悄向我伸出了手，我认识他之后他是第一次这样做，我感到他皮肤上有痂盖。他莞尔一笑，在走之前对我说：“我希望今天夜里那些狗别叫。我总是以为是我的狗在叫。”六
星期天，我沉睡难醒，得要玛丽叫我、推我才会醒来。我们没吃早饭，因为我们想早点儿去洗海水浴。我感到茫然若失，脑袋也有点疼。我的香烟有一股苦味。玛丽嘲笑我，因为她说我“哭丧着脸”。她身穿白布连衣裙，披着头发。我对她说，她很漂亮，她高兴地笑了。
要下楼时，我们敲了雷蒙的门。他对我们回答说，他正要下去。走到街上，我由于疲倦，也因为我们没有打开百叶窗，充满阳光的白昼朝我袭来，如同打了我一记耳光。玛丽高兴得蹦蹦跳跳，不断说天气多好。我感到舒服了一点，发现自己肚子饿了。我跟玛丽说了，她对我指了指她的漆布手提包，里面放着我们俩的游泳衣和一条毛巾。我只好等待，我们听到雷蒙关门的声音。他穿着蓝色长裤和白色短袖衬衫。但他戴了顶扁平狭边草帽，玛丽看到后笑了起来，他的前臂雪白，上面长着黑色汗毛。我见了有点讨厌。他下楼时吹着口哨，样子十分得意。他对我说“你好，老弟”，并称玛丽为“小姐”。
前一天，我们去了警察分局，我证明那娘儿们对雷蒙“做了错事”。他受到一次警告，就完事了。他们没有对我的证词加以核实。在门口，我跟雷蒙谈了这件事，然后我们决定去乘公共汽车。海滩不是很远，但乘车去到得更快。雷蒙认为，他的朋友看到我们到得早会感到高兴。我们正要走，雷蒙突然对我做了个手势，要我看看对面。我看到一群阿拉伯人背靠在香烟店的橱窗上。他们默默地看着我们，但以他们的方式看，仿佛我们是石头或枯树。雷蒙对我说，左起第二人就是他说的那个家伙，并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又说，不过现在事情已经了结。玛丽听不大懂，就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对她说，一些阿拉伯人对雷蒙有怨气。她希望我们立刻离开。雷蒙挺直身子，并笑着说，得赶快走。
我们朝车站走去，车站有点远，雷蒙告诉我，那些阿拉伯人没有跟着我们。我回头观看。他们仍在原来的地方，仍然无动于衷地看着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我们乘上车。雷蒙看来已完全放心，他不断对玛丽开玩笑。我感到他喜欢她，但她几乎没有搭腔。有时，她笑着看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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