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双兵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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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试读：

前言

根据我二十几年来仅对山西省的盂县、阳曲县、沁县、武乡县和原来在山西居住，后来因为搬迁、结婚等原因而辗转到河北等外地的女人调查得到和掌握的数据研究发现，每一个日军据点平时至少有五六个女人，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个女人。例如：在盂县的进圭据点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六七个女人（据侯冬娥、张二妮讲）。在阳曲县南温川据点也是一样。北京档案二馆现存的资料中，日军战犯住冈义一在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交代材料中说，1943年，他在阳曲县南温川据点任分队长时，从北温川村、岔口村一次就抓了刘乃妮等10名女人。受害者刘乃妮也回忆诉说了当年的这一事实。据调查，在那个时候被日本兵抓去的女人，少的关押十来天，多的关押一到两个月，特殊情况也有一两年，就以每一个据点每次抓捕5—6个女人，每20天换一批女人计算，那么一年内在一个据点被抓的女人预计有100多个，按1个县10个据点计算，得到的数据至少是1000。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期间日军占据过我国至少1000个县的区域（仅山西省就被侵占过80多个县），这样计算仅一年在中国就有100多万的无辜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日军侵占东北14年，全面侵华8年，照此计算，强掳慰安妇当以数百万计。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上百万妇女被日军当作性工具，对于这些中国妇女来说，她们不是日语本义上的“慰安妇”，她们对日本兵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吃他们的肉、抽他们的筋、剥他们的皮，怎么会慰问和安抚他们？日本兵不把她们当人待，她们也把日本兵看成是畜生。

战争期间，日军除了从本国带来了慰安妇外，还在朝鲜、中国抓捕大量妇女充做性奴隶，证据确凿，世人共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日本政府都不能逃避历史，推诿责任。但是，战后几十年来，日本政府竟然不能公开承认犯罪事实，不能诚恳认错，向受害者谢罪，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伤害受害者感情的事情，为自己的侵略罪行辩护，掩盖侵略事实，美化侵略行为。

尤其是这些被日本兵糟蹋过的女性，她们当年承受日本军人的残酷迫害，在身体上和心理上受到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去做认真细致的调查，只能知道她们是慰安妇、性奴隶而已，有谁会知道她们在战争中有过死里逃生的劫难。而且在此之后，她们的身体和心理上都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她们有的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一辈子没有经济收入，依靠别人的怜惜和施舍度日；也有的甚至因此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到了老年，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得了大一点的病，就几乎没有康复的希望，只能等死。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在战争年代和战后的几十年里陆续逝去，只有一少部分活到现在。这一少部分中的几位受害者冲破几千年封建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层层枷锁，不顾儿女和亲戚友人们的极力反对，顶住精神和舆论上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指控日军的暴行。只有她们自己知道，恢复名誉对她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在我的调查过程中，受害者因年事已高，对具体时间、地点、人名可能记忆有误，但对当时的受害经过都记得非常清楚。她们要为自己洗刷耻辱，争回属于自己的尊严，讨回公道。但是日本政府连这一起码的慰藉都不能给予她们。

面对日本政府的残酷无情，我作为山沟里的一介百姓，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帮助她们，只能将此调查报告公诸于世，以唤起人们对这一惨痛史实的关注，对日本政府所持态度的愤慨。

盂县 调查实录进圭据点受害者调查报告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1941年9月5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进圭村，修建了据点。进圭村有200多户人家，800多人，祖祖辈辈以来居住在乌河流域拐弯处的北面坡地上。自从被日本侵略军占据之后，日本兵把一个村子从中间分成东西两部分，把东边的老百姓通通赶出村子，辟为战略驻地。建立了日军作战指挥部、电台通讯部、伪军队部、医疗保健部、澡堂、厨房、军马饲养处、兵器库、操场、关押抗日干部和共产党人的牢房、刑讯拷打的房间，以及关押被抓妇女的地方，也就是被日本兵称为“慰安所”的地方。还有更多的是日本军队中队长、小队长和大批士兵的住房。此外，在村子的西边是为日本兵服务的维持会和与维持会有关联的一应设施，还有商会店铺、饭店、小百货店。进圭村的老百姓被挤得没有地方住，想到周围村子的亲戚家去住，又很不安全。因为进圭村是治安村，不怕日本军队的扫荡屠杀和抢劫。也正因为这一点，在进圭村有亲戚的老百姓也愿意到进圭村来暂时居住，以保平安。所以当时进圭村的人口非常多，流动也比较大。不过流动居民要到进圭村居留，需要到日本军队队部和维持会那里办理手续，领取良民证件等，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军占据盂县、阳曲县、沁县的时候，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抓“花姑娘”，强奸女人。但是与在上海和武汉等大城市的调查情况不同，不管是在村子里到处强奸女人，还是把“花姑娘”抓住强行拉到所谓的“慰安所”里为日本兵做慰安妇，这些日本兵都不用或者很少用“套子”之类的东西。因为日本士兵知道这里的女人都是“良家妇女”，受封建思想的束缚，除自家的丈夫之外，再没有别的男人。未出阁的闺女更是不用怀疑。日本人知道，即使不采取任何的措施也不会得性病之类的传染病，他们对这里的女人太放心了。

侯冬娥

1982年2月，我因为工作需要，调到高庄村学校任教。10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侯冬娥，她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苦命的老太太，听说她曾两次被日军抓到据点做慰安妇。她在高庄村找过三个男人做丈夫，第一段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开始她和第一任丈夫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结果就因为知道她被日军逼迫做过慰安妇后，第一任丈夫觉得她“不干净”，战后就领回了一个小老婆，把她抛弃了。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之下，只好又找了村子里的一个光棍。但是第二任丈夫身体不好，不能经常下地劳动，生活也不算太好。尽管如此她别无所求，只盼望着她丈夫的身体好起来。因为日本人把她糟蹋得不能再为丈夫生儿育女，她还抱养了一个儿子，希望能陪伴她一辈子。可是命运偏偏捉弄她，只过了十几年，她的第二任丈夫就去世了，她又过起了单身女人的生活。她非常伤心，本不打算再次嫁人，在农村，一个家庭没有男人撑着，是要经常被邻里欺负和看不起的。侯冬娥只能再次嫁人。

在我间接地知道了侯冬娥的苦难之后，就决心一定要走进她家，直接采访她。

进门第一印象，她家的日子非常不好过。矮小的街门，院子的北面是三眼石窑洞，从家门走进去，两边是分开的堂屋，右首的一眼是侯冬娥丈夫的哥哥李三小的住处，屋子里没有一件摆设的物品；左首的一眼是侯冬娥和她丈夫李五白的住处。炕上铺着很破很破的一张席片，炕头有很小的两卷铺盖，地上只有一个木头墩子当作小凳子，还有一个木头红柜子，这也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那一年侯冬娥61岁，由于身体的原因她显得比较老，但从秀气的脸廓，可以看出她曾经是一个美貌的女人。丈夫李五白，70岁，大个子。原本应有一米八的身高，但他已严重驼背，头上没有长几根头发，鼻子在战争年代染上梅毒烂掉后形成了一个黑深深的洞，要是不知道的人看见他这副怪样子，真要吓一跳。李五白的哥哥李三小，73岁，也是一个大个子，退伍军人，早已失去劳动能力。这就是她的一家人，3个人加起来超过200岁。

我想问她在战争年代里受害的事情，从家庭生活到邻里亲戚绕着弯子，到了最后，好不容易才绕到正题上。她认真地听完我的来意后，苦笑了一下，对我说：没有用，说出来让人笑话。她把话题也绕到另一方面，拉起了家常。

一周后，我又一次来到侯冬娥家，同她拉起了家常。说着说着又绕到战争年代的话题上，她非常警觉地又把话题扯回到邻里纠纷的问题上面。眼看半天的时间又过去了，快到了中午，她看我非常焦急的样子，苦笑了一下对我说：你的心我明白，但是我自己不能说，不过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不会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她那样说，意思是告诉我，她有许多话不便说，从这几句话里边，我知道了她不敢随便说出来的原因。我的心里虽然感到遗憾，但是同时也感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就能告诉人的事情，我原来想得太简单了。

从此以后，我时常到她家里拉家常，说一些老年人的苦闷。有的时候，谈一些与她无关的战争年代的事情。说其他人的事情，只要不提起她，她会有声有色地全部告诉我。从这一点看来，她的记忆力很好。对几十年前战争中发生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就这样，我一有时间就到她家去闲聊。她对我有了好感。说实在的，我和她交往，不是想探知她的隐私。她不告诉我自有她的道理，我也不便再继续问。那时候我看到她非常的可怜，也尽力而为地为她做一些能做的事情。

就这样，一直过了整整十年，1992年6月，我看到关于战争赔偿的有关报道，立刻想到战争受害人侯冬娥，她终于有了诉苦申冤的好机会。我去她家向她报告了这一消息，她却不相信。又过了二十几天，我拿着北京来信，又一次来到侯冬娥的家，向她说明要为她申冤雪恨，洗刷背负了几十年的耻辱。她听了，依旧不相信。

她说：我十分相信你，就是不敢相信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在20年前，中国和日本和好了。我们这些受尽苦难的人，当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还发表联合公报的时候，心里边实在是难过极了。中日未建交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提起过可以为我报仇雪恨，现在两个国家又好了，倒有人提起这件事了。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人再关心我们这些受过苦难的老百姓了。

我再三地向她解释，这是真的，中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邦交正常化是前提，好关系也要算清账。正是有了外交关系，也才能有机会为她进行索赔。不管我如何向她解释，她还是表示不认同。但是可以看出来，她的思想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死板，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她很可能愿意说出历史真相，为自己讨回公道。

6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妻子（因为我妻子和她是一个村子的人，从小就认识侯冬娥，小的时候一同在她的娘家村居住，后来又同在高庄居住，两家的关系十分要好。）一起到她家里，三个人拉了一通家常，倒是她自己先向我爱人提出了问题：你丈夫说的能为我申冤报仇是不是真的？当我爱人说这一切都是真的的时候，她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停了好久，她才说：我再考虑一下，咱们可以明天再谈这一个问题吗？

我完全可以理解她当时的心情，毕竟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开端，我答应她明天再来就起身离开了她家。临走时，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明天一定要来啊！

第二天，我一个人到了她家。她就告诉我说，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翻来覆去脑子里尽是过去的事情。我给她一些安慰后告诉她：可以把一切埋藏在心底的怨恨慢慢告诉我，不要着急。我会尽快为你写好申诉书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

我刚刚说完，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对我说，我从哪里说起呀，我这可真是很难说的呀！还没有说完一句话，她就泣不成声了。我劝告她不要哭，她说她不哭，她要说。但是还是忍耐不住，越忍越难忍，最后竟然号啕大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忍不住，跟着她流起泪来。大半天过去了，她没有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拿着钢笔，一动也没有动。笔记本上没有写下一个字。我只好对她说，先安定一下情感，明天再谈。

又过了一天，我再到侯冬娥家。

她告诉我，要我放心，昨天哭好了，晚上也睡了一个好觉，今天的感觉很好。这才从头开始一件接着一件地讲起来。我一边听着，一边记录。经过一整天的交谈，后来又经过多次时间上和情节上的回忆，进行了多次核对，整理出她比较详细的受害过程。以下是根据侯冬娥的叙述整理的资料：

1921年3月，我出生在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双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那年，嫁到高庄村一个姓李的庄户人家做媳妇。1939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兵就到我们的村子里来捣乱。背着带有刺刀的长枪，头上戴着铁帽子，两只耳朵还盖着两个黄片片，一身的黄皮，穿着咚咚的牛皮靴子。

烧杀抢掠，还在村子里到处抓花姑娘。女人们东躲西藏，就怕见到日本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全村的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做军鞋支援前线；藏粮食，不让日本兵找到。同时也提醒姐妹们，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落到日本兵的手里。日本兵扫荡的时候，女人们夜里睡山洞，白天也不敢回家，脸上还要抹上锅底灰。就是这样，还是没有躲过日本兵魔爪。我有个绰号叫“盖山西”，也不知哪个开玩笑帮我起的，意为我的美丽在山西是挂得上号的，可是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真的以为是盖了山西呢。这一下没有躲避的地方了，到了哪里都觉得不安全。还是党组织的力量大，给我指导藏身的地点，好几次都是组织上的同志掩护了我。可是后来还是有人出卖了我。1942年农历八月初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日本侵略军驻进圭部队在伊藤（当地人叫他红脸）队长的带领下包围了高庄村（进圭村距离高庄村只有20多里的路程，很近。）首先来到伪村长的家里，向他交待任务，要他立即把“盖山西”叫来。这个伪村长一听说要抓走我，心里也不情愿，嘴里一边答应一边找了一个理由，出了大门避开日本人，找了一个村子里的人，让他赶快告诉我躲起来。然后他回到家里，给日本兵做他们非常爱吃的黄米糕，（后来据很多人说，当时日本兵每一次到高庄村，都要吃伪村长做的黄米煮油糕。）以拖延时间。

伪村长一边做糕一边告诉伊藤说，侯冬娥出门不在家里。但这个红脸队长根本不理伪村长的话，他命令他的部下把伪村长年仅15岁的小女儿抓过来，伸手就扒去了小女儿的上衣，吓得小姑娘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干着嗓子叫着她的爸爸，这个伪村长一下子明白了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要在他的面前干什么。他不知所措，一下子横在红脸队长和女儿中间，伸手抱住红脸队长的腰，最后跪在他的脚前央求，让他们饶过他的女儿，他答应帮助日本兵去抓我。在日本兵的威逼下，他只好把我的住处和隐藏的地点都告诉了红脸队长，日本兵得意地笑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这个伪村长的小女儿还是没有躲过红脸队长的魔爪，被他强奸了。伪村长又恨又气，险些上吊自杀。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大门外不平常的响声，知道自己家被日本兵包围了，我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大着胆子悄悄地溜出屋，沿着墙根慢慢地往外移，用手抓住墙头，翻身跳进邻居家。落地后，掀开窖盖，躲进一个土豆窖里藏了起来。日本兵冲进我的家里，看到我两个月的女儿还在炕头上哭，知道我没有走远，便四处查看。他们在院子里找不到我，沿着墙，就向邻居家里来，到这邻居的院落里找，还是没有。他们闯进邻居李老太太的屋里，问老太太见到我没有。又把老太太推到院子里，问我藏在什么地方。其实老人也没有看到我藏进她们家的土豆窖，她说不知道，立刻被日本兵打得躺倒在地上，他们还把老太太的衣服扒掉，故意羞辱老太太。

正在几个日本兵折磨李老太太的时候，另一个日本兵看到了土豆窖被动过的痕迹，边上还有我的小脚新鞋底印子，他们掀开盖子，叽哩哇啦地叫喊着让我爬上来。我硬是不说话，也不往外走，一声不哼地躲在土豆窖里。日本兵折腾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从土豆窖里弄出来，他们又不敢自己下到土豆窖里去，怕我有防身的武器，和他们拼命。他们不想把我打死或者打伤，要的是活生生的一个女人。我在下面也非常害怕，同时也知道，如果上去就落到了日本兵的手里，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决不能上去，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日本兵突然搬起两块大石头向土豆窖里“卟咚卟咚”地扔了下来，紧接着有两个日本兵就跳下土豆窖，站在我的面前。他们不由分说，一下来就把我的手抓住，往高处一举，上面的日本兵就抓住了我的头发，一下子就把我扔在院子里。此时此刻，我一点想法也没有了，只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害怕，浑身发抖，站也站不住，牙“哒、哒、哒”地上下直打架，在日本兵的拉扯下好不容易才站立起来。日本兵的刺刀就在脊背上，逼迫着我走出邻居家的院子。我5岁的儿子从家里哭喊着跑过来，但是看到日本兵那明晃晃的刺刀顶在我背上的时候，他被吓得站在那里不动了，嘴里一直喊着“妈妈、妈妈”。我的心里一阵说不清的难过，忽然想到，这一次真的要离开儿子，离开我的家了。一时间甚至想到今天被日本兵抓走以后，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到亲人，就不顾一切地挣脱日本兵的手，向儿子站立的方向奔去。儿子看到我向他跑去，他也又一次地迈开小腿，向我跑来。但是没有人性的日本兵横端着刺刀逼近我刚满5岁的儿子，一时间，刚刚往前跑的儿子又一动也不敢动了，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直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副非常害怕和可怜的样子。我看到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也不敢再往前跑了，赶紧喊着我的儿子，让他赶快回家，在家里等妈妈回来。

儿子听了妈妈的话，还是看着那一把对着他眼睛的明晃晃的刺刀，一步一步向家里后退。我当时心里好像有几把刀子在剜着。

眼巴巴地看着儿子走回去了，又想到，我还没有来得及给那还在炕头睡觉刚满两个月的小女儿喂一口奶，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逼迫、用枪托打着，从家门前的大坡上一步一步地拖下来。我不想走，就故意放慢脚步，日本兵在后面又是推又是拉，鞋早就掉了，我也没有发觉，裹脚布也散了，疼得动也不能动一下，日本兵只好架着抬到河槽里。脚没有了裹脚布就不能走动，坐在河槽里的石头上哭。几个伪军到大坡上捡来裹脚布和鞋子，为了拖延时间，我慢悠悠地裹着我的脚。红脸队长等得不耐烦了，抽出军刀叫了一声，还没有等我完全穿好，就把我推上早先准备好的毛驴，并且用绳子绑在毛驴的背上，向进圭据点走去。

侯冬娥当年就被关在右边的窑洞里（青木茂摄于2009年秋）

到了进圭村，日本兵把我放在维持会的院子里，大部分吃饭去了，只剩下两个看守我。这两个日本兵把我推到一间房子里，松开捆绑我的绳子，手忙脚乱地剥了我的衣服裤子，我吓得话也不会说，叫也不敢叫，任凭两人轮番强奸。这是我刚刚被抓到进圭据点的头一天，晚饭前两个日本兵就这样把我欺负了，以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晚饭后，有一个日本兵来叫我，说是要送到一个地方，走到半路又被那个接送的日本兵推到一间房子里再一次欺负了。

从维持会的院子里出来，下了坡，又上了坡。走了一段很长的街道。把我送到一间比较干净的房子里，房子里点着红蜡烛，比家里的大油灯亮。一眼看见那个红脸队长坐在椅子上，他冲我笑嘻嘻地说了很多话，我听不懂，不敢说话插嘴，也不敢抬头看他，胆怯地站立在一张桌子跟前，红脸站起身把我拉到他的身边，我的心里气愤极了，但是也不敢反抗，任凭红脸摆布。他伸手在我的身上乱摸，要解开我的衣服的时候，不远的地方忽然响起了哨声，红脸一阵紧张，就快步跑了出去。我想那哨声是他们集合的信号，可以看到红脸非常紧张的样子。但是他马上又返回来，我又害怕起来，看到他只是在我住的门上了一把锁，又派了一个伪军哨兵在门前看住我，就又快步跑走了。

后来听说日军那天晚上刚刚得到情报，盂阳县(盂县和阳曲县的合并县)一个共产党的县委干部，带着通信员在距离进圭村据点五公里的宋庄村活动，不幸被日军的坐地密探知道，马上报告给日军，就在红脸把我关进窑洞的时候，日军集合队伍到宋庄村，正好与刚刚在宋庄村做完工作的共产党县委干部遇到一起。这个干部发现日本人，赶紧转身往山头上跑，日军也发现了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在山顶上双方开火。结果寡不敌众，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当场就牺牲在那座山头上。他的通信员被俘，押回进圭据点，后来经不起日本兵的严刑拷打和威迫利诱，当了叛徒，在进圭据点当了一名汉奸，跟着日本人干了很多的坏事。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被人民政府镇压。

红脸队长走后，我一个人被锁在房子里，心里还是非常害怕，一点睡意也没有。呆呆地坐着想白天发生的事，又气又恨，心里只想哭，又不敢哭出声，只是悄悄地抹眼泪。在那时以前，已经被三个日本鬼子强奸。身上难过得很。要是那个红脸队长再回来，肯定还要下手强奸。到了日本兵的手里，就是身不由己，没有一点办法，受尽日本兵的野蛮欺侮，也没有地方申冤。越想越怕，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心里想，趁红脸还没有回来，寻死自杀还来得及。但是又一想，这是日本人的地方，死了也说不清，也不一定能有好的名声。心里想就是死也不能死在日本人的房子里，怕人们笑话。再说，还有不懂事的儿子和刚刚两个月的小女儿，如果死了没有人来养活他们。还有年迈的母亲和远在前方打仗的丈夫（侯冬娥的丈夫在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当兵），我也不能抛下他们，自己去死。为了他们，也得委屈地活下去吧。想了前面想后面，想了许多许多，尤其对我的小女儿是最最不能放心的，已经一天的时间，没有给女儿喂奶，奶水已经把两个乳房胀得鼓了起来，撑得钻心地痛，可怜饿坏了我的小女儿。我一整天没有吃一口饭，肚子饿得厉害，又怕又饿又担心，想睡觉也睡不着。坐上一阵，又歪下身子躺上一阵。一直到天快要亮的时候，红脸队长回来了，打开门，闯进来，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笑了一下就把我掀翻到床上，撕扯掉衣服裤子，野兽般地把我压在他的身体底下。就这样，在红脸住的那个房子里呆了三个夜晚。每天晚上让小兵送过去，很晚的时间红脸才回到房里，第二天早上再送回维持会的院子里。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有人把饭送过来。白天也还有别的日本兵欺负我。在此期间，李庄村李生海家的闺女李秀梅，也被抓到那里。在一次被带出去的时候，还见到羊泉村李五小老婆刘林鱼（后来叫万爱花）被红脸队长用牛皮靴踢。还听说有一个石家庄村的邢三妮，不过没有见过面。还见过南峪村的路变林等受害者。三天以后，红脸队长不要我了，我被放到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一共有五六个女人，睡在一个大炕上。有东头村的张小妮，李庄村的张二妮，还有侯庄村的侯双秀和我自己，白天和晚上都不让我们这些女人穿衣服和裤子，光着身体睡在日本兵抢回来的被褥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日本兵都会任意从一个被窝里揪出一个女人来，供他们欺辱。有的时候同时跟着进来几个日本兵，他们也没有什么忌讳，在大庭广众之下，畜生似的一起糟蹋我们姐妹们。几乎每天都是这个样子。他们不让我们随便出门，门被反锁着，平常派一两个伪军来站岗放哨，怕我们逃跑。

我被抓走以后，我的公公和瞎眼的婆婆搬到我的家里来住，照管只有5岁的孙子和两个月的孙女。两位老人在家里看着5岁的孙子，炕头上只有两个月的小孙女儿蹬着两条小腿在哭闹。两位老人抱起不懂事的孙子和孙女，除了哭泣没有一点别的办法。到了下午，孙女已饿得哇哇大叫了，他们到处为孙女找奶。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奶粉之类的东西，唯一可以喂养孩子的就是妈妈的乳汁。稍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喂一点烤土豆和白面调成的糊糊，而我的女儿太小什么也不能吃，只好满村子找，好给孩子喂一点奶。村上有奶水的女人都有孩子，喂完自己孩子剩余的奶水已经不多，甚至她们自己的孩子还不够吃，所以我女儿的喂养成了大问题。过了仅仅十来天，孩子由于吃不好、吃不饱等原因开始发病，又没有好的医生给孩子看病，三天后就死了。两位老人只好含泪把我的女儿给埋了。

我被抓到进圭据点的这个时期，正是日本驻军比较多的时候。据当时日军在进圭据点的通讯员张敬业老人回忆（他从1941年日军进驻进圭据点，就跟随日军当通讯兵，负责信鸽，到了1944年又随进圭的日军撤退到西烟据点，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他起义当了八路军），进圭据点的日本驻军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中队的编制，大概100人左右，后来发展比较快，最多的时期驻有500多人。那段时期，进圭村到处都是日本人。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节节败退，1944年下半年撤退的时候只有8个日本兵。

他们人多，都来糟蹋我们女人，不分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没有出发扫荡，没有战斗。有一次，我记得来的日本兵非常多，一个夜晚几乎就没有休息，据在我身旁的张小妮事后告诉我说，那一天晚上，在我和她身上过去的有50多个日本兵。这样不多的时日，我的身体就已经完全垮了下来，再加上我刚生了女儿，身体还没有得到完全恢复，就被日本兵没日没夜地一个接一个地欺辱，实在是受不了。40多天以后，身体无休止地大量出血，体质越来越差。但是，那些毫无人性的日本兵依然不放过我，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求快点死去。日本兵不放我们走出院门，伪军为日军效劳，把我们看得紧紧的，没有一个能逃出去。一次随日本兵出去的时候我看到离我们住地不远的道路下边有一处很高的大堐，从那个地方跳下去，保管就不会再受罪了。一直等了好几天，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在一个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日本兵扫荡回来得晚，没有到我们的房子里来，我趁伪军换岗哨的时候，悄悄地溜了出来。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天气阴得很厉害，云层很厚，我摸黑出去找不到白天看到的路了。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中瞎撞瞎碰，终于在一个崖边上失了脚摔下了崖底，可是这段崖不太高，也不过两米多，只是重重地摔了一下，滚下了崖底。虽然没有伤到什么，但是衣服撕破了，皮肉也被石头碰了好几个口子。我想趁此机会逃回家就好了。于是试着站起来。还能走，心里非常高兴，也许是老天爷有意不让我死，让我逃出来，回家和孩子们团聚呢。但是走了一段路就被日本哨兵发现了。我躲在黑暗里不敢动，怕日本兵开枪打死我。你说奇怪不奇怪，这时候我反倒不愿意让日本兵打死。日本兵沿着村子边找，终于在山崖下面找到我。在手电筒的光亮下，我还是被日本兵押回了原来的住处。

因为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再加上摔了一下，虽然没有重伤，但全身疼痛，动一下都很不容易，我想日本兵一定饶不了我。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过了几天，也没有人提到这件事情，一切还是原样。日本兵还照样不肯放过我，时常来欺负。从那一天晚上过来以后想了很多，想到我的儿女，想到可怜的母亲，还有瞎眼的婆婆。我如果真的死了，谁来照管我的儿女？母亲该怎样难过啊！从此以后，再没有想去死，要活下去，为了我的孩子们，为了我的家庭。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勇敢地活下去。一直到后来的岁月中，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勇敢地挺了过去。

我在1939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工作了好多年。自从被日本人抓走以后，村子里的党组织想了好多办法，进行援救，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便攻打据点解救我。因为当时日本兵并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们不放我走的原因也只是因为听说我漂亮，是“盖山西”。当组织上的同志听到我半夜逃走又跳崖寻死的事情以后，就有点着急。又通过内线知道日本兵每天都不放过我，我身体大出血，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组织知道了这些情况以后，就通知在日军内部做地下工作的李四银，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伪军小官，在日军中也能说上几句话。李四银拿了一些生鸦片，到我住的地方，趁人不注意，把我叫到门外的一个角落里，简单地告诉了一下组织上救护我的办法。让我服下一点儿生鸦片，然后我就回到住的地方躺下，告诉旁边的女人们说，我不活了，吃下了生鸦片。李四银走出去见人就说，“盖山西”侯冬娥吃了鸦片自杀，李四银也是高庄村的人，而且他和我住得也不远，还是邻居，所以在旁人看来，多关照一些我的事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特别请日军的随队医生做了一下检查，证明我确实吃了生鸦片，这个日本医生还给了几片据说是可以解毒的日本小白药片给我吃。生命攸关的时刻，李四银又向日本红脸队长报告，才得到准许放人回家。李四银在进圭村雇用了四个民工，把我抬回家里。回到家一看，我的女儿已经在一个多月前被活活地饿死在炕头上，早就让人埋掉了。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能不伤心吗？白天晚上哭得死去活来，无人可以劝慰，只有我的儿子过来了，我才能稍稍得到一点安慰。本来身体就已经支持不住，再加上女儿被饿死的打击，我瘫在炕头上，动也不能动一下。妈妈从娘家赶来侍候我，一住就是好几个月，父亲又从远方请来了好医生给我治病。没有钱，只好把家里的耕地卖掉，换钱买药治病。通过半年多的精心治疗和保养，慢慢地恢复过来，能下地做事，勉强维持家里的生计。后来我恢复了组织关系，又挑起了领导全村妇女积极抗日的重担。因为日本兵险些把我折磨死，是党组织把我从魔鬼手里救了出来，我真恨不能亲手去杀死那些日本强盗，因此要努力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所以不分白天晚上，都在为抗日工作奔波。

不幸的是，红脸队长在我家周边放了密探，时刻监视我的行踪。那个密探看到我能出来活动，有时又能到地里去劳动，行动自如了，就向红脸队长作了汇报。红脸立刻派出几个日本兵又到我家里，把我第二次抓到进圭据点，关进房子里让日本兵糟蹋。再次被抓进慰安所，我心中的痛苦无法表达，第一次因为党组织的营救才能活着出去，这一次怕是出不去了。

由于战事的进展，进圭据点的不少日本兵被调到其他战场打仗去了，这里的兵比前一年少了很多。有时候，在哨兵的监督之下，可以出来走动一下，也可以到其他的房间串一下门。在这期间，也结识了一些同我一样让日本兵抓进据点的同病相怜的姐妹们，其中有李秀梅、

陈林桃

我们很多人都结成干姐妹，在生活上互相帮助。我和陈林桃、张小妮就在那个慰安所里结成了患难与共的干姐妹，我和她们俩有难同当，一直处得很好。即使到了解放以后，也经常一起谈心说话。年纪大了，走不动了，也要通过其他人互通信息，相互祝福，寄托思念。

我第二次被日本兵抓进慰安所里呆了三个多月，身心又一次受到严重摧残，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当时李四银已经不在进圭据点，奉命参加八路军到抗日战场打日本人去了。村子里的党组织又遭到日伪军的破坏，支部书记李三银被日本兵抓住打死在河滩里，因此我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心里非常着急不安。曾经好几次试图找党的组织，但是都没有找到。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得通过在进圭据点给日本兵做苦力的本村人给家里人捎口信，让家里人想办法营救。在家里、娘家和亲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凑集了150块大洋送到日本兵手里，才总算又一次从牢房里出来。但想不到的是这时候我竟然怀孕了，也就是说在进圭据点怀上了日本兵的孩子。当我回到家里，看到老公公已经病得不能起床，瞎眼的婆婆只能在院落中来回走动。本来我们家就只有很少的地，又没有人劳动，没有收到粮食，家里没有一点儿吃的东西。丈夫在前方打仗，一切重担全部压在我一个身心遭受摧残的女人身上。我呆呆地坐在炕边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怀里抱着自己的儿子，只能哭，再没有其他办法。过了一个多月死了公公，三个多月后又死了婆婆，两位老人早已准备好的棺材被日本兵抢去给他们战死的同伴用了。我含着眼泪给两位老人办了丧事，没有棺木，只好用席片和木板裹了两位老人的尸体。

在此期间，令我最不安的是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这件事情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也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因为他是日本兵的种，只好憋在自己的心里。白天想办法搬大石头、担水、上山割柴，做最苦最累的活儿，想把肚子里的小杂种打掉。晚上一夜一夜的睡不着，都是愁的肚子里的小东西。

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拖着带病的身子到地里劳动，好不容易才把小东西从肚子里打下来。因为大量出血，我晕倒了。就这样，我的身体再一次受到伤害，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怀上一个孩子。因为身体大量出血，不能做一点家务，只好再次把母亲叫来陪伴侍候我，为我请医买药。半年以后才能勉强下地劳动，拖着十分虚弱的身体操持自己和儿子的生活。就这样，我们母子艰难地生活了好几年。好不容易盼着把日本侵略军打败了，把那些不是人的畜生赶出了中国，但是想不到的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是接连几年的内战。等到1949年全国解放，丈夫还是没有回来。到了1951年，左盼右盼的丈夫终于回来了，可是想不到的是，苦苦等待的丈夫早已把我抛弃了。丈夫的身边早几年就有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里苦苦相等，不通信息，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把我抛弃了。丈夫带着他的小老婆回到家里，住在我原来住的房子里，把我挤出来了，没有一点办法，真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谁能理解我那个时候的悲愤心情呀！

我无奈回到娘家双表村住了下来，但是住娘家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最使我痛苦、不能容忍的是我含辛茹苦拉扯到十几岁的儿子也被丈夫夺去了。我的心好痛啊！我的命好苦啊！为了能时常见到自己的儿子，我决定还是回高庄，在高庄村找一个男人。等了几个月后，在别人的帮助撮合下，在高庄村找了第二个丈夫。可是由于日本兵的残酷糟蹋，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人本来的生育能力，不能再为第二个丈夫生孩子了，我认为很对不起这个丈夫，所以为他抱养了一个男孩，为他们家接续香火。作为女人，我还能做什么呢？

1952年冬天，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一个冬天。在这次整党运动中，因为日本人两次抓我的问题，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又早已被日本人打死，无人能为我证明，所以我被开除了党籍，回想起入党时的宣誓，回想起入党前后为党、为抗日所做的工作，到头来，一切都没有了。是谁害得我这么苦？是日本兵，是可恨的日本强盗！我恨透了日本强盗，是日本强盗毁坏了我的身体，玷污了我的名声。党组织因此不能信任我，可以说，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日本强盗毁了我的一生！好歹第二个丈夫对我比较好，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还能过得去，而且还抱养了一个孩子，在孩子身上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希望孩子长大后能给我们养老送终。但是想不到的是在1967年，第二个丈夫又得了重病，时间很短，没有来得及医治就死了。丈夫一去世，家庭马上就破裂，苦心喂养、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到十来岁大的孩子归家族抚养，不让我再跟孩子生活在一起。又一个孩子再一次和我分开,我再一次从自己的家里被人分离出来。再一次没有了生活着落，孤立无援，没有一点的主张，这时候，我已经是将近50岁的女人，已经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打击了，整天想着心事，咽不下一口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生活下去。我照了镜子，看到自己面容憔悴，不成人形。这个时候，有一个男人时常来接济我，有时借点米和面，有时买一点生活用品，在没有生路的情况下，难得有人肯帮助我，没有他，我就会饿死、冻死，无人管。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人送来的东西。这种有意的帮助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明白，我是没有办法还清他对我的恩情了。他的用意很明白，是想要我这个女人。我一个老婆子，没有儿女，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又拿不出东西来还人家。就这样，迫于生存需要，委身了这个非常丑陋而且又说不清楚话的没有鼻子的男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两个都先后得了脑血管病，身体活动不方便，已经不能再劳动。再到90年代，又发展成了脑血栓后遗症（半边偏瘫），拄着拐杖，活动更加不方便。又穷又老又难看，几乎不能出去见人。

就在这样的聊天中，侯冬娥讲完了她悲惨的经历。后来又在我们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下，她成了第一个站出来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中国女性受害者。我为她写好了向日本政府索赔的申请书。1992年7月，侯冬娥、刘面换、

冯壮香

终于等到这一天，山西省外事办的车到高庄村接侯冬娥去日本，当时她正在生病输液，是带病上车的，但车子开到了岭南的一个坡地上时突然坏了。又无法及时雇到其他车辆，侯冬娥于是转到西烟休息。我赶忙跑到盂县东梁汽车站雇汽车，但也是一辆车也没能租到，当地所有汽车都跑长途去了。等我晚上返回西烟镇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他们一行人早已雇到车离开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无法及时联系）。于是我在第二天乘坐早班车到了太原市火车站。到了太原才知道万爱花、何清等人早已在5个小时前乘坐火车到了北京。但侯冬娥却没有来，原来因为通讯不畅，她还在西烟镇没有启程。这个时候再返回接她，早已来不及了。两个多月为她的准备等于白费力气。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听证会上，不是缺少了她一个人，而是少了一份重要的证据。至于是什么原因使她没有能走出西烟镇，我实在想不出来。假如当时我在她身边，做一做思想工作，这位70多岁的老太太即使身体有病，也可能要走出西烟镇，到日本去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12月底，万爱花从日本回来以后，专程到高庄村看望她，还带来了热心的人们对她的问候，又给她讲了大会的具体情况。她仔仔细细地听着，不住地点头。

后来我又到她的家里。她说，我没有能参加这个在日本举行的大会，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对于书面提出的申诉，她希望日本政府给予一个答复。但是等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年又一年，始终没有一点消息。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到她家去，去和她说一说话。我问她，如果办不成，你后悔不后悔？她摇摇头，慢慢地用她那特有的低沉的声音说，不后悔，总算借这个机会让我把埋在心里的怨恨吐了出来，让人们知道日本侵略者的无耻行径，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人们总算知道“盖山西”不是愿意跟随日本兵的，是日本侵略军把我抓到他们的据点，用刺刀和大枪逼迫我屈从的。

她等啊等，她不愿意死，她要知道日本政府对她们是一个什么态度。但是就在1994年4月，她最终没能等到日本政府一个字的回答，带着一腔的怨恨离开了人世。冯壮香（调查时间：1983年1月至1995年7月）

由于我和冯壮香的娘家同村，所以从小就知道一些关于冯壮香的一些事情，她同

刘面换

我于1926年6月12日生于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附近，离羊泉村还有2公里，是一片散落的自然村。日本兵来了以后，把我所在的自然村划成了无人区，我们家被迫搬到羊泉村居住。

有一个叫林士德的家伙，从前在八路军里担任小干部，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日本人的枪打掉了他的一颗睾丸，盂县县委安排他在羊泉村养伤，他在羊泉人民的保护和接济下，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开始的时候，他的身体还不能允许到处乱跑。后来身体好了，没有事情干，就走街串巷到处游逛。山里老百姓是非常善良的，无论他逛到谁家，大家都留他吃上一顿饭。因为他是一个八路军干部，在抗日前线受过伤，所以村民时时处处都给予他方便。

林士德在羊泉村把伤养好之后，不愿意再回去过那种游击生活，不愿意为了躲避日本鬼子，整天都睡在山洞里受苦。于是他竟然在一天夜里，躲过村子里的岗哨，在一个汉奸的引导下，偷偷地跑到进圭据点，找到日军的队长自首投靠了日军，当了一名铁杆的汉奸。

林士德对羊泉村的情况太熟悉了，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他的叛变给当时羊泉村的党组织和抗日群众造成很大损失。林士德把羊泉村的几万斤公粮的藏匿地点告诉了日军，于是粮食被一下子抢劫完了。共产党区委办公地点受到了包围和打击，牺牲了几个八路军战士。

没想到不仅如此，他还要对村子里的女人下手，把这些姐妹们献给日军。

我的家庭比较富有，家中有兄弟姐妹七八个，我是老大。从小担负着家里的劳动和教育弟妹的义务。我15岁嫁到另一个村庄。我从小性情温顺，不爱多说话，但是模样儿长得很好看，平常也不轻易出门，一旦出门，脸上都要抹上锅底灰。这一切都被林士德看在眼里，告诉了日本兵。

日本兵抓抢羊泉村女人的行动，是趁我在春播时帮助娘家劳动的时候动手的。人们刚刚吃过早饭，日本兵在林士德的带领下，把羊泉村包围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分兵三路，一路到刘面换的家里抓刘面换，一路去抓我，另一路去抓刘二荷。林士德不敢到刘面换和刘二荷的家里，他平常看到我家人老实好说话，就自己带着日本兵到了我家。

那一天，刚刚吃过早饭，我爸爸手里拿了一把镢头，牵着我们家的一头骡子才走出门，家里其他的人都还在，我和妈妈在炕头上坐着，正准备做些针线活。忽然就听到院子里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日本兵就闯进了我的家里。

家里姐妹五六个，看见日本兵进了我们家，都知道准没有好事情，吓得一个个爬上了我和妈妈在的炕头上，挤成一团。我是老大，看见日本兵进来，最先躲到母亲的身后，可是看到小的都围过来，我就让开，把我的小弟妹们推到母亲的背后，母亲张开一双胳膊把大家都护在一起。一家人在一起话不敢说，大气都不敢出。小弟妹们有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开。他们知道，日本兵进家就是灾祸到了，但是又能怎么样呢？谁也不敢说一句话，动上一动。日本兵进到门里就在整个屋子里寻找花姑娘。

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兵是人人都惧怕的，我们家除了我和妈妈两个大人外，其余的都还是不懂事的小孩子。

林士德对坐在炕头上的我妈妈说：今天皇军来你们家，主要就是要你大女儿到进圭村为皇军们做些杂务，例如洗洗衣服扫扫地。他是想用这个办法把我骗出家门。可我老实的妈妈竟然不知道这是骗人的把戏，但也不愿意就这么让我过去，于是说了一些不能让我去进圭村的理由。但是林士德说这是日本太君点名要我去的，如果不去，惹火了日本太君，就不好办了。我妈妈听了也就不由得相信了他的话。

我没有相信他的鬼话，我对妈妈说，是林士德骗人。但是妈妈说，不这样也没有办法，现在的世道是这样，在日本人面前，没有道理可以讲。如果有什么不测，全家人的性命可是最重要的。可怜的妈妈只好半信半疑地将女儿交出去了。不过她向林士德说，让她的女儿到那里做杂务劳动，她的女儿不怕劳动。但是如果到了进圭村出了其他的问题，她会和他没有完。

我妈妈是一个家庭妇女，无事不出门半步。对林士德的坏人行为知道得很少很少，只是听丈夫说林士德不是一个好东西，跑到日本人那里干事去了。而在此之前，林士德在羊泉村养伤的时候还经常到我们家串门，还吃过几次派饭。那时候，轮到我家吃饭的时候，妈妈也会尽力给他做一些好吃的东西，让他尽快把伤养好。今天他带着日本兵到我们家，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我们娘儿几个惹不起，只好先让他一下，过了今天，再设法救出女儿。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先保住一家人的生命财产再说。

话还没有说完，林士德就催促着我跟着他们走，我听了浑身一阵发冷，出了一身的冷汗。这时候，一个日本兵跳上炕来，一把将我从母亲的身后拉扯出来。另一个站在地上的日本兵就势把我扛到他的肩膀上，我又怕又急，在那个日本兵的肩膀上又踢又打。另一个日本兵看到了，眼睛一瞪，走过来操起他手中的枪托，照准我的腿就打。我一下就感到一条腿疼得不听使唤，动也不能动一下。我只能任凭那个日本兵把我扛到了大门外。把我放到地上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瘫软在地上，那一条腿开始剧烈疼痛起来。我想我那一条腿被打坏了。

我妈妈还没有从家里赶出来，日本兵和伪军就推打着把我拉到大街上。我实在不能走了，一条腿又疼又麻,我死死地蹲在地上不愿意走。还是那个前面打我腿的日本兵过来对着我的脸打了两记耳光，又把我捆绑起来，两个伪军把我抬到了我家下边的一家屋子里，那家的人已经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屋子里空荡荡的，那两个伪军把我放在炕上，就走了出去。

紧接着进来两个日本兵，一个走到我的身边，伸手就脱我的裤子。我意识到他要干什么，立刻大声喊叫起来。另一个日本鬼子过来，用一个大毛巾把我的嘴塞住。我顿时感到完了，一切都完了。从此以后我还怎么做人？怎么在别人面前立足？于是着急地拽着裤头，但是日本兵只是拉了一下，裤子就全部被拉了下来，又被扔到一边。我的整个下半身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两个日本兵的面前。我羞涩地用两只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同时用力紧紧地把腿夹紧，并想办法把整个身体翻过去。但是两个日本兵不让我动一下，并且嘴巴里一直在说着我听不懂的日本话。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停止了说话，一个人便扑到我的身上。另一个日本人便拉我的大腿，我感觉刚刚受伤的腿在他的大力拉扯下又是一阵钻心的疼痛。等他们把我的腿放开以后，我就伸腿动了动，感觉到腿可以活动了。后来才知道，我的腿当时是被那个日本兵用枪托把骨头打得错了位。那两个日本兵在腿上的压力正好把腿骨头压回了原来的位置。腿虽然不疼了，但我身上没有一点力气。只能让那两个日本兵在我的身上胡来。

这个时候，大街上响起了好几声哨声。两个日本兵连忙起来，我也赶忙把裤子穿好。等到了村子边上，我看到同村的刘面换和刘二荷也被抓住站在那里，好像在等我。站了一会儿，有人从村里拉来了毛驴。日本兵第一个把我扶到了毛驴背上。因为林士德看见日本兵把我的腿打拐了，我又是小脚不能走路，于是他叫人拉来了小毛驴。我骑在毛驴的背上，林士德又用细绳子把我的腿和毛驴的鞍架捆绑在一起，这是防备我在半路上寻短见。

进了进圭据点以后，三个日军队长站在我们面前。后来一个看准了刘面换，一个看准了我，另一个獠牙的日本人看上了刘二荷。看上我的这个叫木板，他伸出手拉了我就走。我一路上吃够了日本兵的苦头，所以不敢再跟日本人使歪劲。况且此时此刻大腿还在疼痛。

木板队长拉着我从那一个院子出来，就放了手，示意让我跟在他的后边。我只好这样跟着走到另一个小院子。打开正面的窑洞走进去。里面有一盘土炕，炕上铺着一张新的苇席。炕头上有一卷铺盖，在铺盖的另一边放着一个两尺多长的大枕头。屋子里的光线很暗，大白天的，一走进去，眼前黑洞洞的，半天才缓过来，看到屋子里的一切。

我靠着炕边站定，那个木板打了个手势，示意我上到炕头上，我没有动。木板又向外打手势，我以为是木板不高兴了，不上炕就让我出去。我也不示弱，出去就出去，抬腿就向外走去。木板过来立刻把我拦住，笑了起来。他的意思是他自己要出去，不是让我走。木板两只手把我扶到了炕头上，又做了一个手势，就自己走出去了，出了房门就把房门关好，并且在外边将门锁上。我的腿已经受了伤，走路都非常吃力。已经没有那一份逃跑的心思了。

我感到十分累，等到木板走出门，我就慢慢爬上炕头，拉正枕头躺下去，不大一会儿就睡着了。

太阳下了山，我还在睡觉。一个老人按照木板队长的吩咐，端来了一碗小米粥，老人放下碗才把我叫醒。

我端起饭碗，问老人，我是不是还能活着回去？老人说，不要往坏处想，要想得好一点，在这个地方尽量不要惹日本人生气，哄着他。熬过一段时间，让你的家里给日本太君送上一些钱，就可以回去了。等你走了，他们还会到其他村里再抓女人来，反正这里天天有女人，他们日本人离不开女人。

我一边吃一边听老人讲话，知道还有一线生的希望，就想无论怎样要等到家人来救我。

吃完饭以后，老人就拿上饭碗走了，屋子里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我仍旧睡在那一个枕头上，想起了爸爸，一早上，日本兵抓我的时候，爸爸刚刚到地里劳动去了，等他从地里劳动回来，少了一个女儿，心里该怎么想？爸爸知道后，应该及早来救我回家。

我又想起白天我们三个女人站着让几个日本人挑选，分别送到不同的房子里。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她们两个在那里呢？就这么想来想去，又迷迷糊糊地要睡着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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