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智广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医院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试读：
前言
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谁也离不开，被称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所以，文化建设被看作塑造灵魂的工程，是世间最光辉的事业之一，极其重要，也极为艰巨。
就其重要性来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国家、民族如此，对于一家医院来说也是如此。医院文化不仅事关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美誉度，而且在凝聚人心、激发动力、规范行为、成风化人、科学管理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
就其艰巨性而言，文化包罗万象，有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而医院医疗、护理、教学、科研、管理文化，以及各科室、各团队的文化有同有异。如何让这些亚文化统一于医院文化、职业精神之下，建好共同的精神家园，靠先天继承、自然生成，更要靠后天习得、主动养成，但这绝非一蹴而就、朝夕可成，需要长期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索。
正是基于对文化重要性和艰巨性的认识，脱胎于百年湘雅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自1958年建院以来，便十分重视医院文化建设。百年湘雅，枝繁叶茂，与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密不可分。112年前，湘雅的前身——雅礼医院在长沙创办。从美国医生胡美，到颜福庆，再到张孝骞、汤飞凡、李振翩，一代又一代湘雅人从这里出发，创造了中国医学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医院一直秉承和传承着湘雅文化基因，在弘扬湖湘文化、湘雅精神的同时，积极发扬中南大学“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校训，“向善、求真、唯美、有容”的校风，塑造医院之魂。
从建院时“救死扶伤，牺牲个人利益，勤俭办院，减轻病人负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初心，到以“团结、严谨、求实、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院训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象征健康、温馨和友好的院徽图案，敢于担当、追求质量、关爱病人、爱院如家的文化内涵等，都是始终被强调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基调。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积淀，尤其是近年来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凝练成了“四位一体”的医院文化。“四位一体”医院文化包括责任、质量、仁爱和员工四个维度，其主要理念是“担当重若山、技术硬如钢、服务柔似水、医院亲如家”。这一理念的提出，得到了全院职工的普通认同和身体力行，全院职工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职业素养显著增强，朝气蓬勃、力争上游的势头日趋强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无论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湖湘文化，还是中西文化兼容的湘雅文化，抑或是“四位一体”的湘雅二医院文化，它们都具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包容性”。我个人始终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或行业文化。这种脱胎于母体的文化，既具有民族性、传统性，又具有时代性和可传承性。它将成为一家医院的灵魂，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成为职工自觉的行为规范，最终成为医院可持续发展中无法替代的软实力。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进一步强化医院“四位一体”文化理念，展示成绩，总结经验，也为现代一流医院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医院组织编写了《医院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并在“文化建设年”面世，向建院60周年献礼。全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共八章，前两章为医院文化及文化建设方面的理论阐述，第三至第七章为“四位一体”医院文化的总述及分述，第八章为展望。
就如医院文化建设是一场实践中的探索一样，本书的编写是漫长探索中的一次实践，也是一次新的探索，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通过此书的面世，抛砖引玉，引来业界专家的批评和指正，从而推动医院文化建设继续前行。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日渐成为现实。这就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建设好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并让我们的文化浸润到每个职工心中，成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构成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文以化人，文以载道”，在文化的引领下，为医院改革发展、学校“双一流”和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最后，请允许我向历届奋斗者和所有为本书撰写、出版而付出心血、智慧的人们致以诚挚的谢意！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党委书记 周智广2018年3月于长沙第一章 医院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文以化人，川流不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是推动人类摆脱蒙昧、孤立与隔绝，走向理性、团结与融通的不竭动力，也是世界上每一个单独的个人找寻到心灵家园、实现价值认同的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海纳百川，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现代医院文化的繁荣无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第一节 中华文化的起源与特质一、中华文化内涵的演变——从“以己为中”到“民族认同”“中华”是“中国”与“华夏”复合词的简称。中者，内也，中国之人，谓以别于北方狄，东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僬侥，东方夷也。“华”通“花”，意谓文化灿烂，所谓中国“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夏，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从臼；臼，两手，夊，两足也”。因此，华夏意为文化发达的种族和人群。华夏先民建国黄河中游，自认中央，且又文化发达，故称“中华”。
因此，“中华”之得名，最初带有很强的地域色彩。中华之中，意谓四方之中，又有“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相对应。“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以指代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如《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然而，随着疆域的拓展，民族融合范围日广，中国境内各族之间的联系纽带日益强化，民族共同体诸要素渐趋完备，“中华”的地域色彩日益减弱，文化色彩日益凸显。如《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此处所论“中华”，已淡化地理方位的中心性，突出文化属性。
文化作为“文治教化”的缩写，在传统的观念中，是德行、智慧、绝地天通的总称。
当“中华”所代表的华夏民族的文化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优于四方民族的时候，这种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如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当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往往会逐步“汉化”。如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推行改革官制、禁用胡语等一系列改革，甚至将鲜卑族人的姓氏，包括皇族拓跋氏在内，一律改为汉姓。又如契丹族建立大辽政权之后，第一代统治者开始就进入“汉化”；到了辽道宗耶律洪基，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
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徐达北伐讨元，其檄文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著名口号。这种与“胡虏”对称的“中华”，便基本上消除了地域的含义而专指汉族及汉文化传统。
到了近代，当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侵入，中国境内诸族更增进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意识，进一步形成自觉的民族观念。于是，20世纪初叶，中华民族渐渐演变为全体中国人的诸族总称，中华逐渐成为指认全中国的一种民族认同和文化符号。如1907年，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对中华做出了新的诠释：“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梁启超先生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这就明确地点明了在近代世界环境里，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产生的机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四》中提到：“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文化内涵的演变，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有必要打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固陋和偏见。
一个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历史渊源的民族，其内部固然存在着繁复多样的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及个人教养和性格的差别，同时也深藏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就是“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以巨大的向心力吸引着该民族的各类成员。因而，文化认同构成了民族认同的核心。二、中华文化的主要特质——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
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道：“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
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经过漫长的发展、扩充，在幅员辽阔的大地上“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蔚为大观。这种庞大的整体文明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精神来支撑。如梁启超先生所说，这些“风”“俗”仅是一国之“形质”，需要有更高级的“精神”去提领。这个“精神”，便是贯穿于一国、一民族之中的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支撑其生命的坚强支柱。
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包括很多方面，阴阳观念、崇德尚群、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中和之境、整体思维等。这些文化的特质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
在人类社会从原始进入文明阶段，生产方式极其落后，科学知识极其匮乏，先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大自然所带来的生命威胁。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先民们一方面团结聚集，逐步形成部落组织和国家；另一方面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不断积累知识经验，形成了朴素哲学的基础。《易·贲卦》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明以止，就是“止物不以威武，而以礼乐教化。”观天文，形成了以阴阳观念为基础的天人相通观念；观人文，突出了对人为“天地之性最贵者”的尊崇。前者逐渐发展为“天人合一”的理念，后者逐渐完善为“以人为本”的精神。
首先来看阴阳观念。阴阳的本意是阳光的向背，即所谓山南水北为阳。引申开来，物体的正反、对立、消长两方面，乃至天地、日月、寒暑、昼夜、男女、夫妇、君臣、律吕、刚柔、奇偶、开合、动静等莫不可以阴阳概括之。这一观念在《诗经》《道德经》等先秦典籍中比比皆是。如《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
同时，阴阳是有变化的、是交替变动的。因此，阴阳有序而调和就是吉，反之则为凶。如《国语·周语上》：“阳伏而不能出，阴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自然而然的，阴阳观念会将自然的状况与政治的得失联系起来。如《潜夫论·本政》：“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
阴阳二分是对宇宙万事万物的概括，阴阳的调和是对宇宙秩序，包括人间政治秩序在内的认识和追求。人作为“阴阳之精”，其愁苦、安乐不仅维系着政治的得失，而且决定着天心的顺逆。这就把天、地、人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如《周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就是“三才之道”，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有着普遍联系的整体。同时要求，无论是处理小事情还是治理国家，都必须“允执其中”，以求得中和之境。
中和、中庸绝非是首鼠两端、畏葸不前的意思。中的本意为中间、中央，引申为持正、均衡、恰当；和的本意为声音的相应、相和，引申为和谐、和顺、和畅。因此，中和的意思就是要把握住平衡点，不走极端，平正通达，从而达到和谐共生、无往而不利的效果。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何晏集解：“言为政，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也。”也就是说，为政者如果能够持正公允、不偏不倚，那么一定会四海归服、国祚绵长。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与“同”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和”强调的是可否相济，“同”强调的是有无同欲。因此，何晏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注解是：君子心和，然后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因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和之境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在《中庸》中得到极致发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立焉，万物育焉。”
综上可知，古人所强调的“阴阳和合”，是指平衡阴阳，达到阴阳相济的目的。“天人合一”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中和之境”。如《潜夫论·本训》：“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诸异，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在这里，中和已经上升为人之本，对人的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作为“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的主体，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而且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因此，中华文化的另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文精神，一个是崇德修身。《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可见古人对于“人”的重视、对“人”地位和价值的尊崇。因此，在中华文化的起源阶段，先贤达人就已经开始摆脱天命、鬼神之类对人的束缚，转向对人的重视和关怀。如《左传·昭公元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孔子也说过“敬鬼神而远之”之类的话，甚至对陪葬俑制度发出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强烈批判。这种以人为中心、主体的文化，使中国虽然有宗教和神学，但它们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导地位，甚至连“天”也被古人道德化，形成了圣人崇拜和道德崇拜的传统。这种极致的人格崇拜，必然导致对“崇德修身”的重视。崇德修身就是重视人的节操和修养，重视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禽兽的道德素质，进而追求人格的完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成为君子道德完善的标准。在君子看来，道德节操重于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如王守仁《与王宪制书》：“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苟忠信礼义之不存，虽禄之万钟，爵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
只要认真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为了达到圣贤的目标，需要社会实践，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和磨炼。如《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种“崇德修身”的精神渗透到各个行业，就有了各自的具体要求和目标。如执政者要公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臣者要忠心谋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将者要舍身保疆：智、信、仁、勇、严；一介草民也要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种道德约束下，有多少志士仁人甘于寂寞、先人后己、忧国忧民，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值得我们由衷地敬佩！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史》中说道：“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归功于庄周、周敦颐、朱熹等人，他们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今天，包括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一日千里。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拒绝近代西方文明的长处；更不能妄自菲薄，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毕竟那是我们的根。而应该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进一步探究医学和医院文化的发展进程。第二节 医学的起源与中西方医学的比较一、巫医不分，医学的蹒跚起步
人类医学的发展深深植根于各自所在区域的历史和文化中，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知识和经验的缺乏，人类对于疾病的认知笼罩着浓重的神学色彩，医学往往与巫术混杂在一起，甚至寄身于巫术，形成“巫医不分”的局面。如《广雅·释诂》：“医，巫也。”王念孙疏证：“巫与医皆所以除疾，故医字或从巫作毉。”这说明，在我国早期，“巫”“医”在概念上是不分的，乃至其功能都是同一类人肩负着的。
巫医不分源于人类早期的神灵崇拜，把自然界的打雷、闪电、下雨、火山喷发、地震等现象误以为是某个神仙在发怒。《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人眼里，世间的一切都是由神灵在支配着。巫作为“绝地天通”的人物，是沟通天地、对话神灵、驱灾避祸、治病医人的唯一代表。如《尚书·孔氏传》：“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在这种情形下，“巫”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不是任何人随便跳跳大神就可以成为“巫”的。
巫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医，而必须是一个兼具精爽不携贰的体格、齐肃衷正的做派、上下比义的智慧、光远宣朗的圣德，且受到神明眷顾，能够上可达天听、下可知万物、中可燮阴阳的人。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神化的职业，在这种强大的神学崇拜社会氛围里面，行医治病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强烈的仪式化、神秘化色彩。换而言之，“巫医”为了强化世人对自身的敬畏心理，确保自身的绝地天通，也会有意无意地在治病过程中添加些许神秘的仪式。如《韩诗外传》：“吾闻上古有茅父。茅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这种巫医不分的情形，在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约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已有了相当发达的文化。但他们依然认为一切归神主宰，因此僧侣兼管为人除灾祛病，宗教与非宗教的经验医学互相混杂在一起。此外，埃及的权贵和富人们，因为迷信将死者遗体永久保存，约自公元前3000年已实行尸体干化法，用香料药品涂抹尸体，成为鼎鼎有名的木乃伊。
印度在公元前4000年末至公元前3000年初，形成了奴隶制社会。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统治，另一方面出于认知的局限，古印度的社会意识形态依然是神学。直到今天，以僧侣为主的婆罗门依然是印度的第一种姓，地位最高。直到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阿输吠陀》才专门辟出章节，讲述医药和卫生。
巴比伦文明及其稍后的亚述文明中，占星术占据主导地位。古巴比伦人认为身体构造，符合于天体的运行，人体就是个小宇宙。巴比伦人尤其重视肝脏，认为肝脏是身体的主要器官。但这个认识并不是由于解剖医学，而是用于占卜（肝卜）。此外，巴比伦和埃及一样，有两种医生：一种为僧侣，治病方法是咒文、祈祷；一种是有实际经验的医生，由平民担任。
综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早期都是巫医不分的，甚至可以说，医学是依附于巫术而发展。经过漫长的认知发展和社会进步，医学才逐步开始摆脱巫术的控制，形成“巫医并存”的局面。这种进步，一方面源于知识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源于社会的进步。约公元前1046年，周人通过武王伐纣，推翻了殷商的统治，建立了周朝。周人从今陕西西安附近出兵，攻克朝歌（今河南安阳），灭掉了商朝。在冷兵器时代，行军六百余公里，一路杀伐，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灭掉了一个强大的、受到神灵保护的殷商王朝。这给周人强烈的震撼，也让周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天命靡常”，神学崇拜逐渐弱化，人的价值逐渐凸显。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祸福无门，为人所招。”神不再是高高在上、掌控一切的主宰，祸福疾患不再是神灵操控的结果。诊病问药用不着再去找沟通天地的巫祝，而应该去找专业的大夫。
至此，周朝在官职设置上面，设立了“医师”一职，以“掌医之政令”。《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叙官》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中包括：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各自职责：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这就在国家制度层面，将“巫”与“医”分割开来。
当然，医学的真正独立还有一段路要走，比如《汉书》就将医者归类为“方士”，《后汉书》直接把医者列入到了《方士列传》中。医者真正在意识上自觉同方技之流切割开来，建立起相对独立、科学的医学体系，达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谓“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还有待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二、《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医学的独立
医学摆脱巫术而取得独立的地位，需要建立起独立于巫术的、相对科学的医学体系，医者要有摆脱巫术的自觉。无论是建立体系还是形成自觉，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在近代以前，无论是中国数千年的“奉天承运”帝制社会，还是西方“君权神授”的家族政体，在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笼罩下，医学发展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科学和理性。
尽管受制于神学，在先民们的不懈努力下，医学还是在稳步发展，尤其是《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西方医学的独立。《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学说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时间上来看，《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实际成书大约在战国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后人不断传承、增补。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为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师，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黄帝内经》最早的成书年代和希波克拉底生活的年代大抵相同。西方学者昻斯丘尔德甚至提出，希波克拉底的英文发音Hippo与岐伯类似，是同一个人。从内容上来看，《黄帝内经》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提出，认为人体是由气、血、精、津液有机组合而成；而希波克拉底汲取了四元素学说的成分，提出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有机组合而成，何其相似。
医学发展史研究学者将二者并举，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但是将二者标举为医学独立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二者分别建立起了中、西医学相对科学的体系，并有意识地将医学同巫术分割开来。《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在对医学内容方面的表述中，涉及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体系。（一）解剖学《黄帝内经·灵枢·肠胃》：“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回肠当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傅脊，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正如《黄帝内经·灵枢·经水》篇所云：“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说明在《黄帝内经》所产生的年代，中医应该从事过解剖，以产生如此准确、详细的描述。《希波克拉底文集》在其《外科论》《头部外伤论》《骨科论》《溃疡论》《古代医学论》等篇章中都有关于解剖的论述，甚至还涉及癫痫等神经系统疾病。（二）神经学《黄帝内经》认为“心主神志”，也就是说人的面色、眼神、语言、应答、肢体运作等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或状态都是由心来支配。《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此外，《黄帝内经》还认为“脑为髓之海”，感官功能的失常与“脑”功能不足有关。希波克拉底则认为“脑是意识的使者”，眼、耳、舌、手、脚的运动，都是按脑的认识进行的。（三）诊断学《黄帝内经》确立了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观念，其中“切”还分为脉诊和按诊两个方面。脉诊还分为三部九候诊脉法、人迎寸口诊脉法、独取寸口诊脉法三种；按诊又分为按胸腹和按尺肤两种。
希波克拉底认为，检查是为了发现何为正常，何为不正常，应从最明显、最容易辨认的地方入手，运用惬意感官，通过视、触、听、嗅、尝和理解力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我们的才智所能够了解的一切。（四）药学《黄帝内经》用药坚持“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总原则，同时兼顾气候、地理、体质因素，注意“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此外还强调“因势利导”，注重药物组合的君臣配伍。
希波克拉底药物治疗总原则分为“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两种。顺势疗法如用可以导致呕吐、腹泻的药物来治疗霍乱等，对抗疗法则与“虚则实之”原理相通。（五）养生《黄帝内经》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通过动静结合、形神共养、顺乎自然、饮食有节、谨和五味等途径，达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境界。希波克拉底则鼓励运动，主张顺时，推崇蜂蜜、葡萄酒的功效，同时兼顾蔬菜、水果、肉蛋类食品的作用。在医疗辅助手段方面，《黄帝内经》主要使用针灸、艾灸等；希波克拉底则谈及绷带、夹板、钳子乃至烙铁等，还对人的体质、气质、外感等进行了论述。
从宏观角度来讲，《黄帝内经》本于阴阳五行学说，将人体和宇宙联系起来，同时也将人体看作是一个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的整体，并将其用于医疗实践。尤其要注意的是，“五行”和“五材”并非同一概念。五行在中医理论中是指“气”的运动方式：木曰曲直，代表气的展放；火曰炎上，代表气的上升；土爰稼穑，代表气的平稳；金曰从革，代表气的内收；水曰润下，代表了气的下降。在阴阳变化中，人体内的气会随之变化，才产生了相生相克的特点，根据这种变化和特点，将人体的五脏六腑和皮骨毛发等归类为阴阳五行。在临床实践中，根据阴阳的失调和五行的不平衡变化，或补或泻。由此，《黄帝内经》衍发出气理论、藏象论和经络学说等一套完善的中医理论。
希波克拉底建立起“四体液理论”，认为人的身体内有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这些元素构成了人的体质，通过这些元素，人便有痛苦的感觉或享有健康。
综上，《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均构建了各自相对完整的医学体系，二者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整体观念基础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这些认知还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已经趋于科学和理性。此外，将《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视为医学独立标志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二者皆反对迷信、排斥巫术。《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希波克拉底文集·论圣病》：“被人们称为神圣的疾病，在我看来，一点儿也不比其他病症更神、更圣，它们和其他疾病一样，起源于自然的原因。只因这些疾病的症状奇异，而人们对它们又一无所知、充满疑惑，故而将其原因和性质归于神灵。”《黄帝内经》奠定了传统中医的理论基础，此后，中医便在《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上稳步发展，直到张仲景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辨证论治”的观点。希波克拉底医学体系建立之后，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盖伦提出了“实证论”的医学观点。这种医学观点上的分歧，改变了《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所确立的建立在整体观念之上的、类似的医学发展方向，中西医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三、张仲景与盖伦，辨证施治与实证论的中西医之路
张仲景（约150—219年）总结了中国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写成了《伤寒杂病论》等著作，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医“六经辨证”的辨证论治体系，形成了理、法、方、药在内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医药学体系，为后世中医临床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盖伦（约129—199年）与张仲景生活的年代大抵相同，他在继承、发展希波克拉底所创立的医学体系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解剖学，成为西方实验生理学的奠基人。（一）解剖学
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以医学为目的的人体实例解剖记录是出现在公元11年。王莽篡汉之后，将捕获的翟义党徒王孙度用于解剖。《后汉书·王莽传》：“莾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剥之，量度五脏，以竹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所以，我们大致推测可知，中医解剖学所得到的知识主要是通过猎获动物结构与人体的类比、部落战争后杀戮俘虏得来的认识、祭祀和人殉中所施行的肢解等酷刑所得来的知识。即便是上文《后汉书》的记载，也是属于对俘虏的杀戮。因此，中国古代基本没有以医学为目的的主动人体解剖。《孝经·开宗明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这种根深蒂固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基本上不可能走向实证的医学道路。因此，张仲景等医学家在前人认识基础上，通过了解各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以及相互关系，逐渐形成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的诊治理论。
在盖伦之前，西方已经有希波克拉底、赫罗菲卢斯和埃拉希斯特拉图斯等一批卓越的解剖学学者，对人体的内脏、大脑、神经系统等都有了非常科学而细致的论述，并已经制作了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进行系统的解剖教学。盖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注重解剖的方法，通过生理实验，演示了呼吸和发声机制，纠正了前人的很多错误认识。比如，盖伦通过实验否认了埃拉希斯特拉图斯认为动脉中只含气体的主张；通过在不同水平切断骨髓来观察其对动物运动和感觉的影响，从而否认了亚里士多德的“心脏中心说”等。（二）诊断学
张仲景所创立的六经辨证，“六经”指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条经脉。六经病症就是六经所属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反映于临床的各种征候。六经辨证非常注重整体诊断。由于正气强弱、感邪轻重、体质差异等，六经病存在传变规律，表现为合病和并病。同时，在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中提出，要根据脏腑经络病机与四诊八纲进行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即“脏腑经络辨证”。
盖伦的诊断思想，受教条主义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的影响，强调掌握病史对疾病诊断的重要性，尤其关注对受损伤的器官及其表现的诊断。（三）治疗
六经病症的治疗包括两个方面：祛邪与扶正。其中，三阳病多为邪盛正气未衰治疗以祛邪为主，三阴病多为正气虚衰治疗以扶正为主。治疗手段包括方剂、针灸和饮食调养。
盖伦遵循顺应疾病发生、发展的趋势，采取确立治则后再用药的思想，即“趋势疗法”。由于盖伦重视实证，在用药上面，盖伦强调“验证法”，在《论单味药的性质和功能》中说道：“对经验进行验证，被视为检测药物功能的重要工具。”
在二者之后，西医愈加追求实证。中世纪过后，西方科学家继续发扬盖伦的实验生理学，在实验室观察到了细胞，建立了微生物学，开启了西医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医则在固有哲学理论基础上经过《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本草纲目》《温病学》等的不断完善和补充，逐渐形成了包括诊断、治疗、组方、用药等相对完备的医药学体系。四、西学东渐，西医的传入与医院的形成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明清时期，社会文化领域出现了两个极其显著的特点：一方面是总结性巨著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就是西学东渐。西学东渐的“渐”（ji ā n）意为流入、进入。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写过一本自传，这本书译为《西学东渐》后，“西学东渐”的提法得到广泛认可。后世将“西学东渐”专门用来指代明末至清末民初时期，西方学术文化输入中国的传播过程。在从明末到民国初年近500年的时间，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统治阶层开始效法变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迫使中国开启了追步西方的进程。
在此期间，中国人对医学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恐惧西医到逐渐接纳，乃至“维新变法”中提出要开办医院，再到完全接受西医、甚至在民国初年提出废止中医的过程。西医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并不是具体医道或者医学实践的传播，而是以介绍西方医学的基础生理学知识为主。如西方耶稣会士和传教士翻译的《人体的构造》、利玛窦编写的西方心理学专著《西国记法》、汤若望编纂的《主题群征》、艾儒略的《性学觕述》、毕方济的《灵言蠡勺》等。19世纪之后，西医著作逐渐开始增多，也预示着更多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医学，如《合信氏医书五种》《丁氏医丛书》等。此外，介绍西医的医学专刊开始出现，如1880年嘉约翰创办的《西医新报》。
此时，西方人开始尝试在中国建诊所。1569年耶稣会主教加内罗最早在澳门成立西医院，1835年伯驾在广州开设新豆栏医局，1844年雒魏林在上海开设的雒氏诊所，1906年胡美在长沙创立雅礼医院，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创立协和医院。
中国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也开始向西方学习。1865年同文馆附设医学科，其后又有北洋医学堂、北洋军医学堂等医学的专门学校。维新派在光绪皇帝支持下，提出“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西方医学正式由政府推向了前台。
随着国内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可度不断提升，一批留学归国人才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介绍推广，西医在社会上层逐渐占据上风。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成为废止中医的滥觞。随着清朝的灭亡、袁世凯复辟闹剧的上演，国内反古思潮日趋强烈，而中医的基础阴阳五行观念被认为是封建残余。有学者认为，1910～1911年东北鼠疫大爆发是西方医学在中国被认可的标志，中医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于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未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年，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随后，《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至此，中医彻底沦为从属地位，西医占据医学主流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西学东渐导致的西医在中华大地上的勃兴，是当代中国医学的一场伟大变革。中医药因现代化水平低、评价体系不完善、成分不确切等因素在国际、国内遭遇发展瓶颈。但是，西医与中医两大医学体系，终究是各有千秋，从医学发展的历史观出发，废中或废西都是不可取的偏见。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提出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制定，中西结合，中西并举，中西兼容，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第三节 医院文化的起源与国内外医院文化的比较
近代以来，中国的医院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所形成的文化，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固有的人文情怀，又汲取了西方的价值理念和西医精神。一、大医精诚，医者的自我砥砺与道德升华
医学既是一门延续千年、艰深复杂的自然科学，需要广大医务工作者传承创新、日求精进；又是一门人与人之间、直面生死的人文科学，需要广大医务工作者一视同仁、仁爱为本。因此，它一方面要求医者要不断进行自我砥砺，改进自己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它要求医者要持续提升自身道德修养，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医学独立之初，中西方的医者就已经开始进行自觉的自我砥砺与道德约束。其中，《希波克拉底誓言》在西方医学界奉行数千年而不衰；《备急千金要方》将“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独立在全书之首，千余年来，中医无不奉之为圭臬。二者虽然植根于各自的历史和文化，内容各有侧重，但其基本精神是相通的。（一）传承精神《希波克拉底誓言》云：“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兄弟，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与吾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备急千金要方·卷一》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希波克拉底誓言》所云传承，侧重于过程；《备急千金要方》所云传承，侧重于内容。从内容上来看，中西医学都要求医者精研医术、博采众长。但传统中医的要求更为严格，因为除了医学专著之外，要达到更高的境界，医者必须博览群书。（二）进无止境《备急千金要方》：“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浓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医学是至精至微的科学，医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复杂、精密的人体系统，还要兼顾患者个体体质和地域的差异。因此，学医一定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三）举公辟私《韩非子·五蠹》云：“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厶即私，本意为自营、留给自己的粮食，是排他的。公则相反，分其厶以与人。因此，公的本意不是今天所谓大公无私之公，不是指社会、国家等这样的集体观念；只要是以己之私惠及他人都可以称作是为公、举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医者之举公辟私就是要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希波克拉底誓言》：“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这要求医生坚持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决不允许因一己之私而对病人有任何的妨害。（四）精诚为医《希波克拉底誓言》云：“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备急千金要方·卷一》云：“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在科学技术尚未达到一定高度的古代社会，古人对于死亡的认知停留在是天命如此或者回归天堂。在这种情形下，医者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对于患者的真挚与仁爱、对于医术神圣和崇高的认知、对于行医实践的谨慎和恭敬、对于提高道德水平的自主和自觉几乎全部维系于医者自身。因此，古今中外的大医至者无不谨言慎行，将医学推尊至“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上医医国，下医医民”的崇高地位。（五）止于至善《大学》言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郑玄注：止，犹自处也。”孔颖达疏：“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朱熹《大学章句》云：“止者，必至于是而不牵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亲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
这几处讨论各有侧重，但相同点都在于“止”，意谓修身、治国，要臻于或者是达到至善的境界而不动摇。一方面，在未达到至善之境时，要努力前行；另一方面，修身至至善之境，要不动摇。这种止于至善的精神，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追求目标，更是直面生死的医者所追求的境界。《备急千金要方·卷一》云：“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
1948年，世界医协大会对《希波克拉底誓言》加以修改，形成今日医学界共同遵守和推崇的《日内瓦宣言》：“值此就医生职业之际，我庄严宣誓为服务于人类而献身。我对施我以教的师友衷心感佩。我在行医中一定要保持端庄和良心。我一定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一切的首位，病人吐露的一切秘密，我一定严加信守，决不泄露。我一定要保持医生职业的荣誉和高尚的传统。我待同事亲如弟兄。我决不让我对病人的义务受到种族、宗教、国籍、政党和政治或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考虑的干扰。对于人的生命，自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度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之下，我也决不用我的知识作逆于人道法规的事情。我出自内心以荣誉保证履行以上诺言。”这一宣言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坚持的“仁”和“医乃仁术”是相通的。
清代医学家叶天士说过：“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毕生奋斗目标，医者坚守医道、活人无数，实可谓三不朽。二、兼收并蓄，丰富医院文化内涵
在中西方医学发展的进程中，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追求，如不断进取、求真求确、敬畏生命、平等视人等。但在不同历史文化和不同国情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西方医院文化，也有各自不同的价值侧重点。
在西方资本主义环境下发展壮大起来的顶尖级医院大多是私立医院，因此，为了更好适应市场竞争，西方医院文化在普遍强调“patients centered”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各自鲜明的文化品牌。如梅奥诊所的“my brother and I”，麻省总医院的“excellence everyday”，克利夫兰诊所的“every life deserves world class care”，英国惠灵顿医院的“care without compromise”，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的“optimal care of patients”“science for patients and imparting medical knowledge”等。这些顶级医院的优秀品牌文化，在内容上涵盖了团队合作、技术分享、员工激励和患者照护等各个方面，正是我们应该善加汲取的。
古老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医院文化建设取之不竭的源泉。即便是取法中华文明的日本，其最知名的顺天堂大学医学部附属顺天堂医院，文化理念就在于“仁”之精神，甚至其院标、药袋标志都是“仁”字。作为中华文化正源的我们，先辈留下来的还有关心国计民生的家国情怀、勇于担当的大丈夫精神、与子同袍的平等相待、华夏一体的开放博大等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也能够在先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中受到启迪和滋养。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数字化医院和智慧医疗已经成为时代的需求。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科学分工的深入，现代医学的发展，专科精细化程度日益加深。单个医务人员，穷其一生也不可能全部掌握所有的专科诊疗技能。因此，不同专科之间、医护之间、医患之间的团结与协作，才能够发挥治疗的最大作用。紧跟时代潮流、把握时代风气，是包括医生在内所有高技术职业的必修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有人用这样四句话表达了文化的含义。对于医院来说，医院文化建设就是创造出得到广泛认可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精义是：修养、自觉、自由和善良。面对丰富的中华文化传统、国家和人民的现实需求、现代医学实践的启迪和时代交付的任务，中国医院文化的建立与创新，需要兼容并包，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三、继往开来，国内医院文化的特色发展
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公立医院占据主体地位，坚持大型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医院文化之一。在这种公益文化的影响下，要求始终坚持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医务人员尤其强调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我国医院文化的内核集中体现在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原卫生部2012年在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开展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大讨论活动。最终形成的当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集中包括了以下内容：一是恪守宗旨、救死扶伤，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秉承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把呵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最高使命，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尊重生命、崇尚医德，就是尊重患者，将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仅提供最佳的治疗技术，还要给予高度的人文关怀，对患者满腔热情、认真负责，视事业如生命，待患者如亲人。三是尊重科学、精益求精，这是医学最基本的职业素养，要求医务人员不断更新医学知识和理念，不断挑战医学科学难题和未知领域，努力提高医学水平和医疗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卫生计生工作者恪守宗旨、辛勤工作，以实际行动培育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计生工作实践的高度凝练。长期以来，广大卫生计生工作者始终牢记党和人民重托，坚守信念、恪尽职守，爱岗敬业、默默耕耘，这种职业精神根植于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实践中。“敬佑生命”是卫生计生工作者的初心本色，对生命的尊敬和护佑，是广大医务人员的天职。悬壶济世，医者仁心。中华传统医学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体现的正是对生命的大爱。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救死扶伤”是卫生计生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为群众解除病患的痛苦，是卫生计生工作者最根本的职责。《中国医学生誓言》里说：“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为了健康和生命，第一时间忘我投入、全力以赴，是卫生计生工作者的群体写照。“甘于奉献”是卫生计生工作者的无私品质，始终把解除健康威胁和病患痛苦放在工作首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健康需求迅速增长并呈现多层次、多样性特征。卫生计生工作者经常需要投入到高强度、大负荷工作之中，格外需要奉献精神，格外需要坚定执着。“大爱无疆”是卫生计生工作者的博爱情怀。作为卫生计生工作者，敬佑生命的大爱没有国界，肩负着“兼济天下”的责任。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医院文化，即以中华民族文化为历史背景的、以社会主义医院为特色的一种行业文化，是一个以时代文化为主导，由我国传统医学文化和现代医学文化及相关门类文化交流、渗透所衍生。具体说，医院文化是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革命人道主义，毫不利己、先人后己的精神，技术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爱院爱岗、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精神为内涵，以医院精神、道德文化、心理文化、服务文化、科技文化、管理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组织文化和相关设施等为外延的文化。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陈登原.民国丛书第一编中国文化史（影印本）.上海：世界书局，1937.
3.袁行霈，严文明，楼宇烈，等.中华文明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王冰注.黄帝内经.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
5.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文集.赵洪钧，译.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6. 杨国斌，夏合金 .医院文化的定义和特征 .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1999（4）：256-258.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