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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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自己的房间试读：
作者简介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英国著名女作家，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作家与女性主义文学先锋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知名文学组织“布鲁姆茨伯里”的组织者之一。其代表作包括：小说《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以及非虚构作品、女性主义文学宣言《一间自己的房间》等。
译者简介
吴晓雷北京大学中文系对外汉语专业毕业，在多伦多大学深造进修后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翻译研究。译作有《莫迪里阿尼传》等，译文多次发表于《外国文艺》《译文》等杂志。总序深刻而绝望的诗意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英国女作家，现代派及意识流文学的先锋，著名的文艺团体“布鲁姆茨伯里派”的核心人物。《达洛维夫人》《去灯塔》和《海浪》等作品都是其名作。此次“悦经典”之伍尔夫作品系列收入两种，除《达洛维夫人》之外，还有被后世视为女权主义著作范本的《一间自己的房间》。
伍尔夫不算漫长的一生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衰亡、大英帝国的没落和两次世界大战，在思想上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女权主义及同性恋运动的影响，这些经历和思想在她的作品中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伍尔夫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喜爱阅读，而她父亲庞大的藏书库正好满足了她那无底洞般的求知欲。在伍尔夫十三岁时，她挚爱的母亲突然离世，此后父亲也变得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这些导致了伍尔夫一生中的第一次精神崩溃。在治疗期间，她得到了一位女性的悉心照顾，并爱上了这位与自己同性别的人。在《达洛维夫人》一书中有对这种同性恋关系的极为细腻绝妙的描写。而父亲性格的大变也直接导致了她对传统社会的父权的深刻反思，这些都反映在了《一间自己的房间》这本理论性名著中。仅从书名来看，我们就不难看出作者的用意——一个从事文艺创作的女性必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精妙地写出了女性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空间这样一种女权主义思想。
父亲去世后，伍尔夫经历了第二次精神崩溃，之后全家搬迁至布鲁姆茨伯里区居住，并在那里与朋友们渐渐开始了每周四夜晚的固定聚会，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布鲁姆茨伯里文艺圈。在这个圈子里，有当时知名的画家、文学家、哲学家、评论家等等，其中还有后来成为伍尔夫丈夫的作家伦纳德·伍尔夫。这些思想前卫、风流倜傥的才子佳人们聚在一起无所不谈，话题里也包含了许多开放的性内容，甚至还举行了一系列可谓骇世惊俗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1912年，弗吉尼亚·史蒂芬（伍尔夫的婚前名）与伦纳德·伍尔夫成婚。婚后不久，伦纳德就发现妻子极度厌恶房事，更令他苦恼的是，弗吉尼亚还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反复出现自杀倾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伦纳德是一个伟大的男人，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一次又一次地把她从绝望的边缘、死神的手里拉了回来，成为弗吉尼亚生活上的真正依靠。而且，他还是弗吉尼亚的文学知己，对妻子的每一部作品他都会拿出自己诚恳的意见和她一起讨论。后来，夫妇俩还在自家的地下室里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并出版了伍尔夫的所有作品。1913年，伍尔夫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这部作品与其后的意识流小说全然不同，完全采用传统的写作手法，行文流畅明晰，而且伍尔夫的许多思想在这本书里已有所反映。
从1922到1924年，伍尔夫花了两年时间创作了她的杰作《达洛维夫人》。不论是从技法还是从思想性来说，这本书都达到了堪称完美的境地，在意识流小说中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首先是这本书的精妙结构，故事情节设置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天——伦敦市区，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夫人举行宴会的一天。时间以伦敦的标志性建筑大本钟的嘹亮钟声为标志。与这种简洁明了的结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个充满鲜明个性的人物，一大段一大段迂回曲折的心理描写，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丰富情节，这些特色使这本书就像“万花筒”一样，让人阅尽人间百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跟很多名著一样，值得反复阅读，而且常读常新。
主人公达洛维夫人是个养尊处优，在现实生活中如鱼得水的女人，本书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情节就是她举办宴会，而宴会本身就代表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取得的成功，然而这又是一个在内心深处不满现实、渴望高尚，与生活现实矛盾重重的女人。她的旧情人彼得·沃尔什从印度归来，这是一个我行我素，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度理想化的男人，而他对世俗化的达洛维夫人的种种嘲讽更加剧了主人公内心对现实的不满。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战争的幸存者沃伦·史密斯，他得了严重的战争后遗症——弹震症（shell shock），完全处于疯狂与谵妄的状态，在达洛维夫人的宴会正热热闹闹地举行时，他自杀了。他的死意味深长，表面上看是一战残酷的持续效应，却也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对欧洲文明的幻灭感，是写实，也是象征。作者本人的生活中，死亡的阴影也是无处不在，以致于她最终在1941年选择了自沉于家附近的乌斯河中。
本书的语言最为人称道，一个个曲折生致的长句，如一条条深邃美丽的长河，读来时而让人兴奋，时而又让人心生敬畏，这正是伍尔夫意识流的魅力所在。
1928年，伍尔夫分别在剑桥大学的纽纳姆学院和哥顿学院做了两次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女性与小说》，在此基础上，伍尔夫于1929年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一间自己的房间》。这是一本理论杰作，在这本书里，伍尔夫用风趣幽默的语言、清晰流畅的论述，强有力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她在本书中阐述了女性在社会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遭受着种种的不公与偏见，提出了女性要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与思想空间，要强调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要发挥出女性的最大优势，来完成属于自己的宏伟事业。正是这样鲜明的观点，使这本书向来被视为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品。论述当中，伍尔夫化身为一个名叫玛丽的女人，在一个晴朗的十月上午坐在河岸出神发呆。玛丽神思所及，河，河岸上的灌木丛，河面划船的大学生及河中倒影，牛津或剑桥大学校园里的草皮，与学院及图书馆相关的那些文稿与学者，所谓信仰与理性的金本位基石，浇了奶油的鳎鱼，带土豆片、调味汁和凉拌菜的烤山鹑……联想所及，包容内容之广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写作领域。不是论文，也不是散文，表面的杂沓无序却有一股内在的诗意。
当初接到《达洛维夫人》的翻译约稿，我既开心又惶恐。开心的是有机会能够翻译如此著名的一位大作家的作品，惶恐的是伍尔夫的文章素来以晦涩难懂、复杂精深著称。出版方要求尽量用通俗流畅的语言翻出当代人能够读懂、理解与欣赏的伍尔夫来。历经了半年咬文嚼字的生活，终于完成，却如同掉了一层皮。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与上海雅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能够邀请我参与翻译“悦经典”系列丛书的作品，能够重新演绎“作家中的作家，经典中的经典”。译作疏漏之处，还请读者们批评指正。如今又勉力写就了这样一篇不成样子的译序，只能是贻笑大方了。姜向明2013年12月选篇一普通读者
约翰生博士的《格雷小传》中有一句话，大可以写在所有那些远称不上图书馆，却也装满了书以供私人阅读的房间里。“……我很高兴与普通读者意见一致，因为读者的常识，并无沾染文学偏见，才能在雕饰而成的品味与学识造就的教条之外，为诗坛桂冠的归属，做出最终的评判。”这句话明白地说出了普通读者的素养，也让他们的目的看起来更为高尚。如此，这样一种费时颇多却又难有任何实在成效的消遣，也终于赢得了这么一位伟人的赞许。
约翰生博士的言外之意是，普通读者不同于评论家或是学者。他没受过什么像样的教育，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天分。读书在他而言，只是为了乐趣，不为授人知识，也不为正人言论。就这样，这位普通读者出于某种本能，从他所能接触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材料里，为自己创造出了某种完整的东西：一幅肖像，某个年代的轮廓，有关写作之道的一套看法。他一边读书，一边不停地搭建出某种东倒西歪、摇摇欲坠的结构来，看上去倒也实实在在。惹人疼爱也罢，引人开怀也罢，遭人非议也罢，这一切都给了他片刻的满足。他就这样匆匆忙忙、不求精确、不去深究，一会儿读上首诗，一会儿翻上两页旧书，只要能满足他的需要，能让他搭建的结构像模像样，他才不会在意这材料是从何而来、是什么质地。若是作为评论家，他的缺点自然一目了然，无需多言。但若是真如约翰生博士所言，他对诗坛的荣誉所属也有一些发言权，那么，也许，写下些许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只言片语，对得到如此重大的一个结果也会有所贡献。选篇二现代小说
对于现代小说，进行任何一番考察，即使是随便看上两眼而不做深究，都难免不会想当然地以为，这门艺术到了现代多少都要比以往有一些进步。可以说，仅凭着简单的工具和原始的材料，菲尔丁的小说就已经称得上十分出色，而简·奥斯汀还要更胜一筹，但他们的机会岂能与我们相比！他们的杰作，风格朴素得让人惊奇，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把文学，打个比方来说，与汽车制造的过程相提并论，虽然经不起推敲，但乍一看也差强可比。让人怀疑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尽管我们对制造机器有了长足的认识，对于创作文学，我们是否也曾学到了一星半点儿的知识。我们并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只能说，我们继续时而朝着这个方向，时而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了稍许，但若站在足够高的山顶去观察这整条轨迹，应该就会发现这大体上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圆形。实际上，我们从来也不曾站在那样一个有利的高处，连片刻也不曾有过。我们只是站在平地上，淹没在拥挤的人群中，任由飞扬的尘土迷离了双眼，心怀嫉妒地回顾那些远较我们幸福的战士。他们已经凯旋而归，战利品无声地言说着自己的辉煌，让我们怎能不感叹他们的战斗远非我们这般激烈。这一切要由文学史家去定夺，由他来下个论断，我们是在开启还是在终结，抑或是正站在一个伟大的散文体小说的时代中间，因为我们身处山下平原，眼界有限。我们只知道，有一些善意、也有一些敌意激励着我们；知道有一些道路似乎可以通往富饶的土地，另一些则通向尘埃和荒漠。而对此做一番探讨，也许是值得一试的。
那么，我们的矛头就不必指向古典作家，而若是说我们与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还有高尔斯华绥先生针锋相对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尚且在世，他们的作品也就还活生生地显露着自己的不足之处，不由得我们不去斗胆冒昧说上几句。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他们的累累硕果我们也心存谢意，只是还是把自己无条件的感激之情留给了哈代先生和康拉德先生。而对那位写下了《紫红色的土地》、《绿舍》以及《那时远方》的哈得孙先生，我们也略表感谢。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都曾让我们满怀希望，却又让我们一次一次地落了空，因而我们的谢意大都不过是感谢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他们原本可能却不曾达到之处，还有那些我们确实不能，不过，也许正是我们确实不愿做的事情。对他们那些大部头的作品，如此卷帙浩繁，内容庞杂而又良莠不齐，只用只言片语是无法概括我们心中的指责与不满的。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只能说，这三位作家都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关注的并非心灵而是肉体，因此让我们失望，还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只消留意一点礼节，英国小说越早与他们背道而驰，哪怕是一脚踏入荒漠，对于她的灵魂而言，也要有益得多。要用一个词，既要一语中的，又要一石三鸟，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在威尔斯先生那里，这个词就明显落在了靶心之外。但即便如此，这个词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他的天才之中所融入的致命杂质，那一大块掺杂在他那纯净灵感中的泥巴。而贝内特先生大概在这三人中算得上是罪魁祸首，因为他的技艺最为精湛。他写起小说来，结构严谨、滴水不漏，就算是再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也会觉得无懈可击。就连窗框间也密不透风，板壁上也天衣无缝。然而——倘若生命拒绝栖身于此，那又当作何论呢？写出了《老妇谭》，创造出了乔治·坎农、艾德文·克莱汉格以及各色人等的贝内特先生，大可以声称已经排除了这种风险。他笔下的人物丰衣足食，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但他们如何生活、又是为了什么而生活，这依然值得一问。他们只让我们看到了花在火车头等包厢中软席上的时光，看到他们无休无止地摇响铃铛、按下按钮，却把五镇上精心建造的别墅日渐抛诸身后。而他们奢华之旅的目的，也日渐明确，是要在布赖顿的顶级酒店里永享清福。就威尔斯先生而言，他倒没有把兴趣都花在布局谋篇上，在这方面，他还称不上是个物质主义者。他为人过于慷慨，满腔的同情让他来不及把事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坚实可靠。他的物质主义纯粹来自于他的古道热肠，本应是政府官员的工作也被他揽到了自己肩上，他心里又塞满了各种念头和事实，根本无暇去顾及笔下的人物是否生硬粗糙，或是压根就不记得要去将人物角色一一考虑停当。可是，对他笔下的尘世与天堂，如果要说如今及日后住在其中的便是这样的琼和彼得们，那么，还会有什么比这还严厉的批评吗？纵然他们的创造者慷慨地为他们建筑宅邸、树立理想，可还不是被他们卑劣的天性弄得黯然失色？同样，尽管我们敬仰高尔斯华绥先生的正直与仁爱，在他的字里行间也找不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
那么，要是我们在他们的那些书上统统都挂上个标签，写上物质主义者这几个字，我们的意思就是：他们的书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把高超的技艺与非凡的精力都用错了地方，那些鸡毛蒜皮、转眼云烟的小事，在他们的努力下，倒好像是真实不虚、可以流芳百世的了。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吹毛求疵，而且还得进一步承认，要想把我们所苛求的东西解释得一清二楚，好让我们的不满合情合理，实属难题。我们的疑问在不同的时候，形式也都不同。但每逢我们读完了一本小说，掩卷长叹之际，这种疑惑必然会卷土重来——这值得一写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会不会就因为出了那么一点点差池，就像人类心灵偶一为之的那样，贝内特先生那用来捕捉生活的天罗地网就失之毫厘，撒错了方向，生活便溜走了？而除去生活之外，也许就再没有什么值得一谈了。不得不依赖于打比方来说明问题，无异于承认自己观念不清，但若像评论家喜欢的那样平铺直叙，也是无济于事。但凡有关小说的批评，都免不了有含糊其辞的困扰，那就姑且承认这一点，让我们鼓足勇气把自己的观点说明：目前大为流行的小说形式，在我们看来，往往是让我们错失，而非抓住了我们所要寻求的东西。且不管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生活还是心灵，真理或是现实，这一关键之物，已然走开了，或是远走高飞了，它可不愿意再被我们塞进这么一套不合身的衣服里。可是我们却还在循规蹈矩地照着一个旧模子，不依不饶、勤勤恳恳地炮制着我们那长达三十二章的鸿篇巨制，全然不顾这旧模子已离我们心里的景象相去甚远，越来越不相像了。挖空心思地刻画情节以求逼真、忠于生活，不单是白白浪费了精力，还把精力用错了地方，反倒遮住了思想的光芒，让其晦暗不明。作家似乎由不得自己，而是被某个强横有力、蛮不讲理的暴君牵住了鼻子，沦为了奴隶，为他来编造情节，写上一出喜剧或是悲剧，播下几粒爱的种子，再为这一切营造出一种近乎确凿的气氛，涂上经久不坏的香料，让其看似完美无瑕，要是他笔下那班人物活了过来，那一个个准会发现自己衣冠楚楚、穿着入时，甚至每一粒纽扣都是当下流行的款式。暴君的意旨实现了，小说也拿捏得恰到好处。但有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偶一为之，到常常如此，看着满页满页如蹈旧辙一样写就的文字，我们心下也会生出须臾的怀疑，涌出反叛的念头。难道生活果真如此？小说也必须如此吗？
审视内心，生活看起来远非“如此”。仔细观察一个普通人在寻常的一天中某一瞬间的内心活动。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碎的、奇异的，有些稍纵即逝，有些如钢铁般锋利，在心底深深刻下印记。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好似数不清的原子如雨落下般无休无止。当它们纷至沓来时，当它们化作了周一或是周二的生活时，那重点也和以往不同；这一瞬间的重要性并不在此，而在彼处。因此，如果一位作家是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出于自己的意愿来写作而不必听命于人，如果他可以依据亲身感受，而不必因循守旧，那就不会再有约定俗成的那种情节、喜剧悲剧、爱的种子或是什么悲剧式的结局，或许连一粒按照邦德大街上的裁缝们那种式样钉上的纽扣也都再也找不到了。生活并非是一串对称排放的马车灯，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是一个伴随我们意识始终、将我们包裹在内的半透明封套。而小说家的任务难道不就是要将这种变幻莫测、不为所知却毫无拘束的心灵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异乎寻常或是错综复杂，还要尽可能地减少外部杂质的混淆吗？我们并非单单为勇气和真诚而声辩，我们还要指明的是，真正恰当的小说题材，并非是习惯教与我们信服的东西。
至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希望可以将几位年轻作家所共有的品质说明白，说明他们的作品与前辈们的相比，何以会如此不同。而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又可以算得上这些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力求更加接近生活，更真诚也更准确地将吸引他们、感动他们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甚至不惜将连小说家通常所奉行的传统也大都弃之不顾。让我们将那些落在心灵上的原子如实记下，依照它们纷纷落下的顺序，依照它们留给心灵的模样，每种情形、每桩小事，也都原原本本地记下，且不管看上去是多么支离破碎、不相协调。切不可想当然地以为，通常所谓的大事较通常所谓的小事之中，会蕴含更为丰富而圆满的生活。无论是谁，但凡读过《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或是那部正在《小评论》上刊出，要有趣得多的作品——《尤利西斯》，都不免会大胆地提出诸如此类的理论，来揣测乔伊斯先生的意图。在我们而言，仅凭眼前这些未竟的章节就妄下结论，未免是有些冒昧，并无十足的把握。且不去管终篇之后的整体用意究竟为何，毋庸置疑的是，这是出于作者最大的诚意，而最终的结果，虽然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艰深难读、令人不快，但其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乔伊斯先生，与那几位被我们叫做物质主义者的作家正相反，他是精神主义的。他不惜一切，也要将我们心灵深处闪烁的火光呈现出来，无数的信息都借由这团从我们心底燃起的火焰，在我们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为了能将这火光保存下来，乔伊斯先生鼓足了勇气，只要在他看来是属于外部世界的，不管那是能添上几分真实，还是可以增加些连贯，或是诸如此类，曾让一代一代的读者在他看不到、摸不着、需要发挥想象力之时，辨明了方向的航标，都被他一概抛弃。譬如，在公墓内的那个场景，如此光芒四射又粗陋不堪，看似语无伦次，但在电光火石的一闪中，又是如此意味深长。毫无疑问，这正接近了心灵的本质。不管怎样，初次读到这样的描写，很难让人不为这样一部杰作而喝彩。如果我们想得到生活的本来面目，那么这确实就是它了。倘若我们还想再说上几句，说一说如此新颖独到的作品为什么还是比不上《青春》或是《卡斯特桥市长》，我们也会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之所以拿这两部作品来做比较，是因为必须和高明之作放在一起才知道短长，而之所以比不上，是因为作者的思想相较而言还略显贫乏。我们当然可以就这么说说便敷衍了事，但也还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下去，这就好比待在一个明亮却狭窄的房间里，让人只觉得门窗紧闭、空间局促，施展不开拳脚、没有行动的自由，我们是不是不应只归结为思想上受到了束缚，也要问一问是否也是因为方法造成了局限呢？是不是方法束住了创造力的手脚？是不是因为方法不当，我们才失去了欢乐，觉得心胸狭隘，只以自我为中心？尽管这个自我感觉敏锐，以至于浑身颤抖，可对于超出自身之外的世界，他却不理不睬，更不用说去描写刻画了。是不是出于教诲的目的，把重点放在了粗鄙下流的事情上，所以这才显得多了些锋芒、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还是仅仅因为但凡这样独辟蹊径的努力都更容易，尤其是在同时代的人眼里，挑得出缺点而非发现她的长处？不管怎样，置身事外而空谈“方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如果是作家，那么任何方法，只要可以用来表达我们所想要表达的东西，便都是对的；我们若是读者，那么只要可以让我们更为接近作者的意图也都不错。而这种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可以让我们更接近我们打算称之为生活的那样东西。打开《尤利西斯》不是才让人明白，原来生活中有那么多东西一直被排除在外、视而不见吗？而翻开《项狄传》，或者是《潘登尼斯》，不也是让人大吃一惊，并且心悦诚服，相信了生活尚有其他方面，而且还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不管怎样，小说家现在所要面对的问题，且要让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古已有之，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得心应手地写出他要写的东西。他一定要有勇气大声宣布，现在他的兴趣已经不在“这儿”，而在“那儿”了：他的作品，必须完全来自“那儿”。对于现代人来说，“那儿”，也就是兴趣之所在，极为可能是在心灵的幽深昏暗之处。这么一来，重点便立刻落在了别处，落在了某些长久以来被忽视了的地方，那就有必要马上勾勒出这种新的形式来，虽然这对我们而言，尚且难以捉摸，而对于我们的前辈来说，就已经无法理解了。除了一个现代人，或者说，除了一个俄国人之外，就再没有人能体会得到契诃夫在他的短篇小说《古塞夫》里所描写情形的趣味了。几个生了病的俄国士兵躺在船上被送回家乡。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零星的谈话和片断的思绪，然后其中一个死了，被抬了出去。谈话又继续了一阵，直到古塞夫自己也死了，看上去就“像一根胡萝卜或者白萝卜”，被扔下了海。小说的重心放在了让人出乎意料之处，以至于乍一看还以为根本就没有重心。而接下来，等到双眼渐渐适应了微弱的灯光，认出这间屋子里都放了些什么东西，我们才明白过来，这个故事是如此地完整，如此地意味深长，而契诃夫又是如此忠实于自己的眼界，他把自己看到的这个、那个，以及其他的一些，凑在了一起，写出了一种新的东西。但却不能说，“这是幕喜剧”，或者“那是场悲剧”，因为短篇小说就我们的所学来说理应简练，还要有个结论，而我们并不能确定，这篇既不明确又不下任何结论的作品是否还应称之为短篇小说。
即使是对于现代英国小说最初步的评论，也很难对俄国的影响避而不谈，但一谈到俄国人，就难免会让人觉得，写文章评论小说，而不谈他们的小说，简直是在浪费时间。要想对灵魂与内心有任何的了解，不从他们那里，又从哪里可以找得到如此深刻的描写呢？倘若我们对自己的物质主义心生腻烦，他们中哪怕是最不足道的小说家，也天生就对人类的精神怀着自然的崇敬。“学会让自己与人为亲……但莫让同情出自思考——因为思考同情自然简单——要让它发自内心，以爱待他们。”似乎每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都让我们看到了圣徒的身影，如果说同情他人的疾苦、爱他们、努力去达到那值得心灵孜孜以求的目标便可以成就圣徒的话。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种品质，让我们深感自己由于缺乏信仰而浅薄无聊，也让我们的不少名著都成了华而不实、花哨的点缀。俄国人的心胸，如此宽广而富于同情，所以他们的结论，大概难免会走向莫大的悲伤。其实，我们大可以更确切地说，俄国人的心胸，并不适合得出结论。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没有答案。如果老老实实地观察人生，就会发现，生活的问题接二连三，在我们无望的追问中，直至故事结束，这些问题依然在我们心中回荡，并生出最后会让我们深恶痛疾的绝望来。或许他们是对的，毫无疑问他们看得比我们远，眼前也并没有我们那样重重的障碍。但或许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的东西，不然的话，何以他们抗议的声音能与我们的忧心忡忡相共鸣呢？这抗议的声音来自另一个古老的文明，看来它在我们身上培养出的，是享受和好斗的天性，而不是容忍和理解。英国的小说从斯特恩到梅瑞狄斯，都见证了我们生来便对幽默和喜剧、对山河的壮丽、对运用才智以及肉体之美情有独钟。而将这样两种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小说放在一起，想要比较出什么结果来，是徒劳无益的。只不过，他们的确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他们的观点：小说这一门艺术面对的是无限的可能，并且提醒了我们，世界是广袤无垠的，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什么“方法”，没有什么尝试，哪怕是最疯狂的尝试——是被禁止的，除了虚情与假意。“小说的恰当题材”并不存在，每样东西都是小说的恰当题材，每一种感觉，每一个念头，我们头脑和心灵中的每一种品质，没有哪一种印象和知觉是不恰当的。而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小说的艺术活生生地站到了我们当中，那么不用说，她一定也会命令我们对她不仅要爱要敬仰，也同样要对她声色俱厉、拳脚相向，因为只有这样，她才会重焕青春、威仪永驻。选篇三一间自己的房间一
不过，你们或许会问，我们请你来谈谈妇女与小说——可是，这与自己的房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会与大家说一说这其中的究竟。在我收到邀请，要我来谈谈妇女与小说这个主题后，我坐在河边，开始琢磨这几个字眼的确切含意。或许，这几个字就是说，我可以点评一番范妮·伯尼的小说，多说上几句简·奥斯汀，再称颂一下勃朗特姐妹，简单描述一下冰天雪地里的霍沃斯故居。如若可能，再打趣一下米特福德小姐，充满敬意地引上几句乔治·艾略特，还要提一下盖斯凯尔夫人，这样，大概就可以收场了。可转念一想，这几个字似乎又另有深意。妇女与小说这个主题，大概是要谈一谈妇女和她们的形象——也许这才是你们的本意；不然，就大致是要说说妇女和她们所写的小说；或者，是妇女和那些描写妇女的小说。又或是，这三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而你们就是想请我从这一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种方式似乎最为有趣，可一旦开始从这个角度思考，我很快便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我永远无法得出结论。我也无法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在我看来，站在这儿为你们做演讲，让你们在一个小时之后，能在笔记中记下方寸的真知，可以放在壁炉台上留作永久的纪念，才是我首要的责任。我所能做的，只是对一个次要问题跟大家谈谈我的看法：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而这种看法，正如你们会看到的一样，并未解决何谓妇女、何谓小说的重大问题。所以，我并不打算就这两个问题得出什么结论，在我看来，妇女与小说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不过为了稍作补偿，我打算尽己所能，向大家说明关于房间和钱的观点，我是从何得来的。我会把自己的思绪如何归结于此，原原本本、毫不掩饰地向诸位讲明。或许，只要我把这种说法背后的种种观点，或者说种种偏见，向大家一一道破，你们就会发现，这和妇女和小说都不无关系。不管怎么说，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但凡一个问题牵扯到性别便会如此——很难指望有谁能道出些真理来。我们能做的只是把自己何以得出某种观点，且不管这种观点是什么，如实地说出来。我们只能让我们的听众，在领略了演讲者的局限、偏见或是癖好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跟事实相比，倒有可能包含更多的真理。所以，我打算充分发挥自己身为作家的自由和特权来跟大家谈谈，在我来这儿之前的两天里发生的故事——谈谈我自己，在知道了你们所赐的这个主题之后，是如何地不堪重负，如何地绞尽脑汁。在我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都在为此伤脑筋。显而易见，我将要说的一切纯属虚构：牛桥大学只是杜撰，芬汉姆学院也是如此，而所谓的“我”也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的称谓，并非实有其人。我也会信口开河，但其中并非没有些许的真理，这就要你们来细心甄别、去伪存真，要你们来决定，是否也有些话值得牢记在心。倘若没有，你们大可把这些统统丢进废纸篓，把今天的一切统统抛在脑后。
接下来就说说一两周前的事，那是在十月的一个好天气里，我（姑且叫我玛丽·伯顿，玛丽·希顿，玛丽·卡米克尔，或是随便什么你们中意的名字——这无关紧要）坐在河边，陷入了沉思。刚刚说到我肩上的重负，就是妇女与小说这个主题，还要为这个一说起来就会引出各种成见和偏爱的主题下一个结论，这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在我的两旁，生长着一丛丛不知名的灌木，金黄与绯红的色彩，斑驳而闪亮，看上去仿佛燃烧跳跃的火焰。对岸，杨柳垂绦，随风拂动，在永恒的哀婉中轻声啜泣。河水随心所欲地将天空、桥，还有河边那燃烧的树丛映在自己的怀中。那位大学学子划船而过，倒影成了碎影，又合拢起来，一切如初，好像他从未经过。人们似乎可以从早到晚地坐在那儿，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思考——让我们不妨冠之以一个更加堂皇的名字——像鱼线投入到这涓涓的溪流之中，一分钟又一分钟，在倒影和水草间晃动，随波逐流，随之沉浮，直到——你们知道，就这么一拉——猛然间，线的另一头一沉，一团思想便上了钩。接下来，便要小心翼翼地收线，还要小心翼翼地将之理清排顺。哎呀，原来放在草地上，我的这么个思想，看上去不过是条无足轻重的小鱼，小到精明的渔夫会把它丢回河里，好让它长得更大些，直到有一天，可以下锅上菜，让人大快朵颐。现在，我还不会拿这个思想来让你们伤脑筋，不过，如果你们留心，还是可以从我接下来的说辞中，察觉到它的存在。
但不管它有多小，都仍和它的同类一样，充满了神秘：一把它放回到脑海里，就变得那么令人激动，而且意义非凡了起来；它时而猛地一头扎进水底，时而东游西窜，搅起一阵阵思想的湍流，让人坐也坐不安宁。所以，我才不知不觉中就健步如飞地踏进了一块草坪。顷刻之间，一个男人的身影便站到了我的面前，截住了我的去路。一开始我也没能明白，这个身上套着件白天穿的燕尾服，里面搭了件配晚礼服穿的白衬衫，看上去稀奇古怪的家伙，原来是在冲我指手画脚。他一脸的恐慌和愤怒。幸亏直觉而不是理性提醒了我，他是个学监，我是个女人。这儿是草坪，而路在那边。只有研究员和学者可以踏上这里，碎石小路才是留给我的。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等我回到了那条小路上，学监的手才放了下来，脸色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草地是要比碎石小路好走得多，但在我也没有什么大碍。不管这里的研究员或是学者来自哪所学院，我唯一能对他们提出控诉的，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草皮，这片被踏在脚下有三百年之久的草皮，他们把我的小鱼吓得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竟让我如此大胆地擅闯禁地，现在我是记不起来了。心灵的安详就像云朵从天而落，要是这心灵的安详会落到什么地方去的话，那准是在十月的这个美好清晨，落到了牛桥那边的庭院和方形广场中。徜徉在几所学院里那一条条古老的走廊上，眼前的不快似乎也烟消云散。身体内仿佛藏着一个神奇的玻璃橱窗，没有声音能传进来，而心灵，也摆脱了事实的纠葛（除非你又闯入了那片草地），可以沉静下来，陷入到与此时此刻正相宜的任何一种沉思里去。不经意间，偶然记起的某篇旧文中提到的假日重游牛桥的经历，又让我想起了查尔斯·兰姆——萨克雷把兰姆的一封信放在了额头上，称其为圣查尔斯。确实，在死去的先人中（我想到哪儿，就跟你们说到哪儿），兰姆是最和蔼可亲的一位，会让人想要对他说，“那么，告诉我你是如何写随笔的吧？”因为在我看来，他的随笔比马克斯·比尔博姆写得还要好，虽然比尔博姆的随笔，每一篇也已尽善尽美，但他那狂野的想象力、行文之中时而迸发出的天才的灵光，为它们又添上了瑕疵与缺陷，不过，倒也处处闪现出诗意。兰姆大概是在一百年前来到了牛桥。当然，他写下了一篇随笔——名字我记不得了——记下他在这里看到了弥尔顿一首诗的手稿。那首诗大概是《黎西达斯》，而兰姆写道，当他想到《黎西达斯》中的每一个字原本都可能并非像现在这样，不禁大吃了一惊。弥尔顿对这首诗进行了改动，在兰姆看来，这样的事情连想一想都是一种亵渎。而揣测一番哪个词大概被弥尔顿更改了，又是出于什么道理，在我却是乐趣，所以我也在脑海中回忆着这首诗。然后我便想到，那份兰姆看过的手稿近在几步之遥，倒可以追随着兰姆的足迹，穿过方形广场，到那座有名的图书馆，便可以一睹珍藏在那里的那件宝贝。而且，在我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就在这座著名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萨克雷的《艾斯芒德》。评论家们常把《艾斯芒德》誉为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可在我的记忆里，这本书矫饰的文风，加上其对十八世纪写作风格的模仿，只会让人束手束脚，除非在萨克雷看来，十八世纪的风格真算得上自然——这要看一看手稿，看看萨克雷是修饰了文风、还是丰满了文意，也许就可以得到证实。可那要分得清什么是文风、什么是文意才可以，这个问题——不过，想到这儿，我已经站到了通往图书馆的大门前了。我一定是打开了那扇门，因为立刻便有一位银发苍苍、看似和善的先生不以为然地拦住了我，就像是一位守护天使堵住了我的去路，只是他张开的并非一双白翼，而是一袭黑袍。这位先生冲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回去，并且语带遗憾、声音低沉地告诉我，女士不得入内，除非有学院的研究员陪同或是能提供介绍信。
一个女人的诅咒，对一座有名气的图书馆来说，自然是无足轻重。它把宝贝全都紧紧锁在怀里，一副德高望重、若无其事的样子，志满意得地睡去了，而且对我而言，还将永远这么沉睡下去。我一边怒气冲冲地走下台阶，一边赌咒发誓，我永远不会来打扰它的清梦，永远不会再请求它的款待了。还要一个小时才该吃午饭，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在草地上散散步？到河边去坐坐？这当然是个秋高气爽的早晨，红叶飘落满地，散步或是坐坐，都不是什么苦事。不过一阵音乐声恰好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是在做礼拜或是正在举行什么庆典。当我走至门边，小教堂里的管风琴哀怨地奏响了恢宏的曲目。那基督门徒的哀悼，从如此安宁静谧中传来，更像来自记忆，而不是哀悼本身了。甚至那古老管风琴的哀鸣，也融入了这片恬静。我并不想推开门走进去，即使我有这样的权利，教堂的执事恐怕也会来把我拒之门外，向我索要受洗证明或是地方主教开具的介绍信了。不过这些宏伟建筑的外观之美与其内观相比，通常毫不逊色。何况，教众的集会看上去就够可笑，他们从小教堂的大门进进出出、忙个不停，就像一群蜜蜂拥在蜂巢的洞口。他们多数身披长袍、头戴方帽，一些肩上披着毛皮制成的穗带，另一些被用轮椅推了进去。还有些，虽然人还未过中年，但脸上已起了褶子，为压力所迫，变成奇形怪状的一团，让人想起水族馆的沙滩上费尽力气爬上爬下的那一只只硕大的螃蟹和龙虾。我斜倚在墙上，眼中的大学确实像处庇护所，稀有物种尽在其中，要是把他们全丢在了斯特兰德大街的人行道上任他们物竞天择，恐怕不久就全都要一命呜呼了。我又想起了那些老学究的陈年旧事，在我鼓起勇气吹响口哨之前——过去听人说，只消口哨一响，那些老教授立刻就会撒腿飞奔——这些可敬的教众早已进了教堂，只留下小教堂的外墙以供观瞻。你们也知道，那高高的穹顶和尖塔，每逢夜晚点亮了灯盏，几英里之外都可以看得分明，甚至连高山也挡不住，就像远处行驶着一艘航船，却从不靠岸。不妨设想一下，曾几何时，这块草坪齐整的方形广场，连同其宏伟的建筑和那座小教堂一起，不过是片沼泽地，也曾荒草萋萋，任由猪儿拱土刨食。我以为，想必有一队队的牛马从遥远的乡村拉来一车车的石头，然后又费了千辛万苦，自下而上一块挨一块地砌就，我才得以倚在这灰色的长石旁遮荫纳凉。还有画师携来玻璃装窗，泥瓦匠几百年来在穹顶上忙碌，带着泥刀铁铲，涂抹油灰水泥。每逢周六，必定有人从皮制的钱袋里把金币、银币倒进那些工匠们攥紧的手里，好让他们也能在酒水和九柱戏中换得一夜的快活。我想，那金币银币必定如流水般源源不断涌进这庭院里来，好让石头一车车运来，泥瓦工人一天天忙碌，平地、挖沟、掘地，还要凿渠。但那时还是信仰的年代，万贯的钱财滚滚而来，让这些石头根基深厚，而当长石砌成了石墙，又有银两从国王、王后以及王公贵族的腰包里流淌出来，以确保这里颂歌长传、诲人不倦。土地有人赏赐，俸禄有人供给。而当理性的时代来临，信仰的时代一去不返，金币银币依然长流不息，既增设了研究员的位子，又添加了讲师一职，只是那掏腰包的，不再是国王，换作了商人和厂主，换作了，嗯，靠着工厂赚了大钱的人，他们立下遗嘱，分出大笔的钱财，添置了座椅、请来更多的讲师和研究员，当作对大学的回报，毕竟，他们是在这儿学到了本事。于是，便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便有了天文台，便有了昂贵而精密的部件组装成的优良设备，如今正放在玻璃架上。而这里，几百年前，也曾荒草萋萋，任由猪儿拱土刨食。我绕着这庭院信步走去，毋庸置疑，脚下金币与银币夯实的地基似乎已足够深厚，供人行走的路面也已结结实实地铺在了那荒草之上。头顶盘子的男人们匆匆忙忙地从一个楼梯走上另一个楼梯。窗口的花坛里，艳丽的花朵正在绽放。屋内传来留声机刺耳响亮的旋律。一切都不容得你不去沉思——且不管想到了什么，也只能到此为止了。钟声响了。到了该去吃午饭的时间了。
让人好奇的是，小说家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午餐会让人回味，想必是有人在餐桌上说了什么俏皮话、做了什么高明的举动。但对于吃了些什么，他们却只字不提。避而不谈鲜汤、鲑鱼和乳鸭，已经成了小说家的祖传家训之一了，就好像鲜汤、鲑鱼和乳鸭根本就无关紧要一样，就好像从没有人吸上过一口雪茄、或是喝过一杯红酒一样。不过，我要在这里不客气地挑战一下这些祖传家训，要跟你们说一说，这一顿午餐先上的是比目鱼，盛在一口深沿儿大碗里，学院的厨师在上头浇上了雪白的奶油，只零星露出些褐色，像雌鹿两肋的斑点。随后上来的是鹧鸪，但你们要是以为这道菜不外乎一两只褪了毛、黑糊糊的飞禽，那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一道菜上了这么多只鹧鸪，色泽各异，口味也不同，一并端上的，还有酱料和沙拉，辛辣搭配了香甜，各有各的次序。配菜里的土豆，薄如分币，不过自然没那么硬。而球芽甘蓝的叶子，好像玫瑰的花苞，不过要鲜嫩多汁得多。我们的烤鹧鸪和配菜刚刚用完，那位静候一旁的男仆，或许就是学监本人，只是面目表情和颜悦色了许多，便将餐后的甜点端了上来，餐巾点缀在四周，宛若浪花簇拥着白糖。把它叫做布丁，免不了让人想到大米和淀粉，这未免失之不敬。而一餐之间，玻璃杯中的酒，空了又满上，杯中的酒色，交错在淡淡的黄与浓烈的红之间。小酌几杯之后，从我们灵魂的栖息之地——脊柱中央，燃起了一团火焰，不是那种刺眼的、电光火石般的灵光，那只在我们谈吐的唇舌间闪现，而是一种更深邃、更晦暗也更隐秘的理性之火，在人与人的交流中，燃起熊熊的金色火焰。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我们都会升天，而范戴克也会与我们一起——换句话说，生活是多么美好，而其回报又是多么甘甜，东埋西怨太过微不足道，唯有友谊相伴、志同道合才令人艳羡不已，就像现在，点上一支好烟，靠在软垫上，坐在窗边。
要是手边正巧放着一个烟灰缸，要是不必随手把烟灰弹出窗外，要是事事都稍有不同，我又怎么会看到，譬如说，一只没了尾巴的猫。看着这闯入我眼中、短了一截的小东西轻柔地穿过那方形广场，一时间触动了我的心弦，心境也变得不同，就像有人投下了影子，改变了光线的明弱。或许那美酒已让我不胜酒力。我看着那只曼岛猫停在了草坪的中央，似乎它也在思索万物，的确，是少了些什么，有了些不同。但少的是什么，不同的又是什么，我一边听着旁人的交谈，一边问自己。为了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想象着自己离开了这个房间，回到了过去，确切地说，是回到了战前，来到了另一场午餐会，就在离这儿不远处的几间屋子里，但那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了，全都变了样。这时，交谈正在宾客间继续，来客不少，都很年轻，有女人，也有男人。一切都很如意，融洽的交谈，轻松而风趣。与此同时，我把那另一场谈话做了参考，将眼前的交谈与之对照，两相比较，我便毫不怀疑这其中的一个是另一个的后裔，是其合法的继承人。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不同，除了我站在这里竖起了耳朵，但我却不是去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而是在听那交谈之外的低沉声音，或是说，气流而已。没错，就是这个——不同就在这里。在战前这样的午餐会上，人们聊的话题和如今并无二致，可他们说起话来，语气却大不相同，因为那时，他们的腔调里有一种低沉的共鸣，并非吐词清晰，而是略带些吟唱，听上去就连那些词句都变了味道，让人兴奋。难道我可以给字句配上共鸣吗？或许这要借助于诗人的力量。在我身旁放着一本书，我信手翻开，不经意翻到了丁尼生。这里，我听到丁尼生在吟唱：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下
是那门前怒放的西番莲花。
她来了，我的白鸽，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生命，我的年华；
红玫瑰叫得响亮，“她近了，她近了”；
白玫瑰在啜泣，“她来迟了”；
飞燕草在倾听，“听到了，听到了”；
还有百合，细语轻轻，“我在等待”。
那就是战前男人们在午餐会上的吟唱吗？那女人呢？
我的心房，像歌唱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挂满露水的新枝；
我的心房，像一株苹果树
弯下的枝上缀着累累的果实；
我的心房，像七彩的贝壳
静谧的海湾曾是我嬉水的地方
我心中的欢乐胜过这所有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已走近身旁。
那就是战前女人们在午餐会上的歌唱吗？
一想到人们沉吟着这样的字句，甚至是在战前的午餐会上，男男女女还在喃喃作唱，我不禁觉得滑稽可笑，便忍不住笑出了声来，只好指着草坪中间的那只曼岛猫来托词自己的笑声，那可怜的小东西没了尾巴，看上去确实有点不合情理。是它生就这副模样，还是事出意外才掉了尾巴？虽然有人说，曼岛上就有这种无尾猫，可其实要比想象中少得多。这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与其说它美，倒不如说是新奇。一条尾巴就可以有如此不同，真让人匪夷所思——你们也知道，那不过是等到午餐会曲终人散，大家各自去取大衣、帽子时所说的一类话。
这顿午餐，因为主人的盛情款待，一直吃到了将近黄昏。十月的艳阳已经西沉，我走在林荫道上，秋叶从树上纷纷落下。一扇接着一扇的大门似乎都在我的身后关闭，虽然轻柔但也坚定。无数个学监将无数把钥匙塞进油润的锁眼里，宝库又将安然无恙地睡过一夜。林荫道外是一条大街，——我忘记了它的名字——只要你不曾转错弯，就会一直通往芬汉姆学院。不过，时间还尚早。晚餐要到七点半后。而刚刚吃过这样一顿午餐，大可不用再吃晚饭了。奇怪的是，依稀记得的几句诗行，也让双脚踩着诗歌的行板一路走下来。那些字句——
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下
是那门前怒放的西番莲花。
她来了，我的白鸽，我的爱人——
在我的血液中歌唱，而那时，我正快步朝着海丁利走去。然后，在河水拍上了堤堰的地方，我的脚下换了不同的音步，唱道：
我的心房，像歌唱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挂满露水的新枝；
我的心房，像一株苹果树……
多么伟大的诗人啊，我放声呼喊，像人们在夕阳将尽的时候会做的那样，他们是多么伟大的诗人啊！
或许，在我的赞美之中，也夹杂着些许的嫉妒，那是为我们自己的时代。尽管这样比较愚蠢和可笑，可我还是想知道，平心而论，真有人能说出两位在世诗人的名字，一如那时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那般伟大？河水在我面前泛起浪花来，显而易见，在我的心里，他们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诗歌可以让人心醉、让人痴狂，就在于它所唱诵的，是那些我们也曾拥有的情感（也许是在战前的午餐会上），如此熟悉，如此轻易，不必再三琢磨，不用与此时此刻的任何心情相比，我们的心弦便被拨动了。而如今诗人的歌谣里，却只是唱着那在我们心底生造出来、又生生剥去，转瞬即逝的感情，让人难于一眼认出，出于某种原因，也让人心生畏惧，不愿面对。每每读到，也迫切地将之与熟悉的往日情怀一一对照，又不免心生妒忌而疑虑重重。这就是现代诗读来难懂的原因，也正是出于这种困难，谁还记得住两行以上的诗句，即使那也出自一位大诗人。因此——我的记忆力也有所不及——拿不出什么材料来佐证我的说词。但又是为何，我一面继续朝着海丁利走去，一面问自己，我们的午餐会上，再没有人低声沉吟了呢？为何阿尔弗雷德不再吟唱：
她来了，我的白鸽，我的爱人。
为何克里斯蒂娜不再应和：
我心中的欢乐胜过这所有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已走近身旁？
我们是否可以将之归咎于那场战争？当1914年8月的枪声响起，难道男人和女人的面庞就在彼此的眼中变得索然无味，而将浪漫从此扼杀？在炮火中看到我们的那些统治者们的嘴脸，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尤其是对那些心存幻想，希望能读书受教凡此等等的妇女而言）。那副嘴脸真是丑陋——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真是愚蠢。但不管我们将之归咎于哪里，归咎于谁，那曾燃起了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热忱，让他们为爱人的到来如此忘情歌唱的幻象，跟那时比，已所剩无几。我们只能去阅读，去观察，去倾听，去回忆。但为什么要说“归咎”呢？如果那是幻象，为何不去称颂那场浩劫？且不去管他是什么，因为幻象破灭了，真相才会取而代之。因为真相……这些省略号记下的，是我在寻找真相时，在哪里错过了通往芬汉姆的岔道。是的，没错，我问自己，究竟什么才是真相，什么又是幻象呢？譬如说，关于这些房屋，什么才是真相，是此刻，薄暮映红窗、朦胧而喜庆，还是上午九点钟的时候，散落的甜点、乱丢的鞋带，粗砖红墙一片肮脏呢？还有那柳树、长河、沿岸的花园，此刻正隐约在雾色的缭绕中，但若艳阳普照，便会满目金灿灿、红彤彤——它们的真相和幻象又是什么呢？我不用你们为我心底的纠结辗转而大伤脑筋，因为向着海丁利一路走来，我也并没能得出什么结论，只是要请大家相信。很快我便发现自己转错了弯，就又回到通往芬汉姆的正道上了。
我已经说过，这是十月的一天，我还不敢更换了季节，去把花园墙头上垂下的丁香描写一番，又或是番红花、郁金香或是其它春日盛开的鲜花，生怕自己辱没了小说的美名，让你们也大失所望。小说务必忠于事实，越是真实，小说就越好——我们听到的都是这种说法。因此，就仍是秋天，树叶也依然枯黄、飘落如旧，要是有任何的不同，譬如比以往落得更快，那也是因为夜色已至（确切来说，是7点23分），微风拂起（确切地说，是一阵西南风）。但虽说如此，总有些什么不妥之处：
我的心房，像歌唱的鸟儿
它的巢筑在挂满露水的新枝；
我的心房，像一株苹果树
弯下的枝上缀着累累的果实——
或许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句，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被幻象蒙蔽了双眼——这一切当然不过只是幻象——花园的墙头丁香摇曳，黄粉蝶飞来飞去、翩翩起舞，还有漫天的花粉一同飘扬。一阵风不知从哪里吹来，却掀起了新嫩的叶子，于是，那漫空中便闪闪地亮起了银灰色的光芒。正是夕阳沉下、夜色初起的时分，色彩更近浓郁，每一扇窗上紫色的火焰与金色的火光交织在一起，就像激动的心房，跳动不已。不知为何，世间的美一时间喷涌而出，却又倏忽而逝（这时，我推开花园的大门径直走了进去，一定是有人大意了，门没有上锁，而学监也不在附近），那即将逝去的世间之美，有如利刃的两面，一面惹人笑，一面惹人怒，把心切成了碎片。芬汉姆学院的花园沐浴着春天的暮光，在我面前一览无余，那里荒芜空旷，萋萋长草间，星星点点的黄水仙和蓝铃花肆意地生长，或许，即便是最美的花期它们也依旧纷乱如此，何况现在疾风吹拂，它们更是摇曳多姿，似乎与地下的根在一较劲力。那建筑上的窗子，错落有致，仿佛是轮船上的窗，浮沉在红砖卷起的浪花间，春天的浮云匆匆掠过，不时在窗上投下影子，让它一会儿映着辉煌，一会儿蒙了灰妆。有人正睡在吊床上，还有人，在这昏暗的光线中，那都是些朦胧的影子，我似乎是看到了，又像是幻觉，从草坪上匆匆跑过——没有人把她拦下吗？——接下来从阳台上探出了一个身影，像是出来透口气，顺带看一眼花园，衣衫那么朴素，前额如此饱满，为人谦卑，也让人敬畏——那会不会就是那位著名的学者，会不会就是J-H本人为伍尔夫所仰慕。？一切都那么暗淡，却也如此强烈，似乎黄昏为花园笼上的薄纱已被星辰或是利刃划成了碎片——那是可怕的真相露出的锋芒，它从春天的心田里一跃而出。因为青春——
我的汤上来了。晚餐就设在大餐厅。其实，这是十月的夜晚，离春天还尚远。大家都集中在大餐厅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汤端上来了。就是那种清淡的肉汤。看上去平淡无奇，毫无诱人之处。汤清得可以见底，若是盘子底儿绘了什么图案，那也看得一清二楚。可惜连盘子也那么平淡无奇，什么图案都没有。接着端上来的是牛肉，配了青菜土豆——家常菜里最常见的三样搭配，让人想起周一的早晨，妇女们提着编织袋，走进满地泥泞的菜市场，在挂着的后臀肉前，或是对着叶边儿卷曲带着些枯黄的卷心菜，讨价还价直到便宜了几分。既然供应充足，没有理由去抱怨我们日常的三餐，不用说，煤矿工人吃的还不如这些。梅子和蛋奶糕随后也上来了。若是有人抱怨，梅子即便是和蛋奶糕一同下咽，也还是没营养的蔬菜（它们算不得水果），它们像守财奴的心脏一样多筋，渗出的汁液也像来自守财奴的血管，他们一辈子也舍不得喝酒、舍不得穿暖，更舍不得拿去接济穷人，这抱怨的人也该想到，毕竟还有些人慈悲为怀，连梅子也能接纳。下面上来的是饼干和乳酪，水罐便开始频繁地在人们之间传来传去，因为饼干本来就是干的，何况这饼干又干到了骨子里。这就是全部了。晚餐到此结束。每个人都支支扭扭地把椅子从桌旁推开，旋转门来来回回地转个不停，不消一会儿，大厅里就收拾一空，再也找不到一丝饭菜的影子，毫无疑问，明天的早饭已经准备就绪了。走廊里、台阶上都可以看到英格兰的青年们，一边打打闹闹，一边放声歌唱。而一位客人，一个外人（因为我在这儿，芬汉姆学院，和三一学院、萨默维尔、格顿、纽汉姆或是基督堂学院相比，也并无权利可言），能不能说上一句，“晚餐一点儿也不好”，或是说（我们现在，我和玛丽·席顿，正在她家的客厅里），“我们不是能在这里单独享用晚餐吗？”因为要是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就已经是在暗中打听，想弄明白这间房子里人家的经济情况了，在外人看来，这房子如此美丽，充满了欢笑和勇气。不，这样的话可不能说出来。说真的，谈话一时间变得索然无味了。人体结构就是如此，心脏、身体还有大脑浑然一体，并非一个个分开来装在不同的地方。毫无疑问，即使再过上千百万年也还是这样，所以，若要交谈得愉快，吃得好坏至关重要。一个人要想头脑清醒、爱情甜蜜、睡眠酣畅，若是吃不好，决然办不到。牛肉和梅子点不亮那心灵栖所的灯光。我们大概都会升天，而范戴克，我们希望，就在下一个街角等着我们。这就是一日辛劳后，靠着牛肉和梅子滋养出来的心灵：将信将疑，还有诸多限制。让人高兴的是，我这位传授科学的朋友，橱柜里还有一坛酒，几盏小巧的杯子——（可惜没有了鲑鱼和鹧鸪来开胃）——我们才得以围坐在炉火旁，让一天生活里所受的伤害也有所慰藉。没要两分钟，我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你一句我一句，左不过是那没来的人激起的好奇和关心，再次相聚也无非如此——怎么有人结了婚，另一个却还没；这个人这么想，那个人那么想；谁也想不到有人会飞黄腾达，有人却每况愈下——话一开了头，就难免会落到揣测人性并对我们所处的大千世界评头论足上去。虽然嘴上还在对这些议论纷纷，我已经暗自羞愧起来，因为心里的念头早已另起了炉灶，任由着自己的思绪飘向了另一个方向。你可能提到了西班牙或是葡萄牙、在谈论书籍或是赛马，但不管说了些什么，其实都并非你的兴趣所在。吸引你的，是五百年前，泥瓦匠们在高耸的屋顶上忙碌的画面。国王和贵族带了大袋大袋的钱财倾倒在土地上。这样一幅画面总会生动地浮现在我的心中，而在这画面之外，我还看到了皮包骨头的母牛、泥泞的菜市场、干枯的青菜还有老人那满是筋络的心——这样两幅画面，既不相关也无联系，看上去都有些荒诞可笑，却总是一道出现、争先恐后，无可奈何之下，我也只得听之任之。最好的做法，只要不会让交谈变了味，莫过于把我心里的画面和盘托出，要是运气好，就会像先王的头骨，它们在温莎古堡的棺墓打开时，便褪色、破裂了。于是，我便三言两语地告诉了席顿小姐，那些年来泥瓦匠们一直在小教堂的屋顶忙碌，还告诉她，国王、王后还有王公贵族们扛了整袋的金币银币在肩上，又一铲一铲的把它们埋进了土地；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那些金融大亨又是如何把支票和债券，我是这样以为的，投进了别人曾经藏金埋银的地方。而这些，我告诉她，全都长眠于那几所学院之下。但是，我们身处其间的这所学院，她那雄伟的红砖和花园中未经修刈的野草下，又埋藏着什么呢？在我们餐桌上那平淡无奇的瓷盘后面，还有（我还没来得及停下，就已经脱口而出了）那牛肉、蛋奶糕、梅子的后面，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呢？
对，玛丽·席顿说，那大概是1860年吧——哦，这事儿你也知道，她这样说，大概是说的次数多了，听上去有些不耐烦。然后她告诉了我——房间原本是租来的。委员会碰了面，信封上写了几个地址，公告就贴了出来。会议接踵而至，一封封信被宣读，某某人许下了重诺。而相反，某先生连一个子儿也没给。《星期六评论》口下可不留情。我们去哪里筹笔钱来租下办公室？我们要不要搞个义卖？就不能找个漂亮姑娘来撑撑门面吗？去看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这事儿是怎么说的吧？有没有人能说服某报的编辑把这一封信刊登出来？我们能不能找来某夫人为这封信落款签名？某夫人出城去了。六十年前，事情就是这样办成的，付出的汗水非比寻常，耗费的时间也如此之长。长期斗争、几经周折才筹来了三万英镑。显而易见，她说，我们喝不上美酒，吃不上鹧鸪，没有头顶托盘的男仆，也没有沙发和单独的房间。“安逸舒适，”她从某本书上引述了这么一句话，“还是再等等吧。”
一想到那些妇女，年复一年辛勤劳作也难以赚到两千英镑，却竭尽所能地筹来了三万镑，我们忍不住要义愤填膺地疾声呐喊，来谴责女性的贫困处境。我们的母亲们那时都做什么去了，一笔钱也没给我们留下？忙着涂脂抹粉吗？是在盯着商店的橱窗吗？还是在蒙特卡罗的艳阳下招摇过市？壁炉台上挂着几张照片，玛丽的妈妈——要是那就是她的话——也许有了些闲余，便用去享乐了（她和教堂里的一位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可真要是这样，那些铺张享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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