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荣泰,王琳涵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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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美文试读：
谈古论今
当汉人面对音乐
高晓松
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老天给全人类的恩赐，跟文明程度、进化论都无关。比如最发达的地区欧洲，最不发达的非洲某一部落，再比如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的某个小岛，还有中国，大家音乐都一样，440赫兹的振动都是A调“哆”，频率都一样，另外都是1234567，然后又1234567。
这说明老天很公平地把这个东西给了大家，无论贫富，也无论社会发展阶段。可是为什么大家都公平地获得了上帝给的美好的东西，不管是非洲的、欧洲的、美洲的，都弄得那么丰富多彩，到咱们这怎么就成这样了？我觉得特别奇怪。不仅音乐，我们的节奏感也极差。你要去西方，体育场里看球，人家可以打这样复杂的节奏：全场十万人可以是齐的，全齐。在北京看球，就剩“中国队，加油”，永远就这一种节奏。我曾经试图指挥大家，说咱能不能空半拍，咱就“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就这节奏，试了三个人都不行，更别说三万人了。
春秋时期，我估计咱们的音乐很好。《诗经》里很多叠字很好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可到最后，整个文化传统和我们的血液里就都没有音乐了，融于血液之中的基因也就没了。我们汉人学乐器，升降号，什么调，算了半天A小调，A小调和C调是这样的，就完全当数学。
我亲眼见过维吾尔族兄弟就抱一把吉他，说这是什么玩意儿，乒乒乓乓过一小时就唱起歌来了。我见到很多黑人乐手，根本就不识谱，根本不知道这个小疙瘩是什么，怎么算算术，他就听了这个音，觉得特好听，就这么弹。汉人拿这个东西当数学学，人家是直接血液里流着这东西，能感受到这个玩意儿。
可是汉人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很强，七步能成诗，即兴能把词填进去，说明我们作词的能力是作曲能力的一万倍，能写出一万首漂亮的词，才能写出一个好听点的曲子，而且曲子还失传了，还不知道怎么唱。所以，我那时候老说，咱们干脆别作曲了，你让一大堆“大手”作词，比如林夕、方文山，在特蹩脚的旋律里写特别优秀的词。邓丽君就唱日本旋律或者欧美旋律，挺好。然后再往里填点中国词，填得也很好。“四大天王”那会儿，一人一年出四张专辑，就直接拿外边的曲子往里填。大家都说，不行啊，我们要原创，要我们民族的文化。这音乐好像不是咱们民族的文化，不然咱们历史课本里为什么不写呢？历史课本为什么写画家呢？为什么写木匠呢？为什么每一个诗人在历史课本里都有写呢？为什么历史课本就从来不教给年轻人我们古代有过伟大的作曲家呢？
很多人觉得什么东西拿钱买都是应该的，电影应该花钱看，书也这样，在网上看会觉得没有墨香，非得花20块钱弄本书。可是音乐，音乐还要花钱？凭什么花钱听音乐？搞音乐的也得生活，作家拿张纸就写了，我们这一乐器好几万呢，录音棚好几百万呢，乐器厂也不白送乐器，那我们怎么生活？别人会说你看你们就是为了钱写音乐。这就没法说了，因为别人觉得作家挣钱天经地义，作家有排行榜、富豪榜之类，觉得音乐家就是应该没有，没成瞎子阿炳就不错了。
整个汉族，从历史教育到现今对音乐的所谓尊重程度，全都没了，所以就不要再提文化了。它是傣族的文化，它是维吾尔族的文化，它是内蒙古来的蒙古族的文化，因为少数民族兄弟用音乐记录了好多伟大的东西，史诗一般的东西。我们汉人已经进化到嗓子没了，节奏也没了。
中国人能歌善舞的很多。我曾经看着中国地图说，如果要按音乐做一个地图的话，就是音乐最好、歌舞最好的地方颜色最深，越不行的地方颜色越浅。整个边疆地区全部能歌善舞，乐器弹得也好，都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风格、自己的乐器、自己的舞蹈，服装也都很有特点，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往中间来，稍微靠近一点的西北，虽然是汉人多，还好一点。东北虽然也是汉人多，但是也还好，还算能歌善舞。越往中间越不行……不能再说了，再说该挨骂了。
不懂音乐并不是大问题，不爱音乐也是民族的小节问题，因为我们地大物博，还是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又有勤劳勇敢、忠孝礼义，所以还是伟大的民族。
奇才难用
冯唐
公孙鞅姓姬，奇才也，古代汉人和近代少数民族类似，以名为重，对姓氏比较随便。公孙鞅不是姓公孙，祖父是侯就叫公孙，父亲是侯就叫公子，常在卫国，故称卫鞅，故称商地，就叫商鞅。
一般的人才有一般的培养套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万卷书，能读进去，充分吸收二手信息，比较、鉴别、总结、归纳前人智慧，形成自己的见识。行万里路，能沉下去，亲尝一手信息，懂事、懂人、懂自己，管事、管人、管自己，修炼自己的成事能力。“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多几个反复，世事通明，人事练达，对自己的欲望和肉身驾轻就熟，仿佛骑了一匹骑了几十年的马，仿佛挥舞一把用了几十年的剑。这样知行合一，如果命运、风水、阴德等人为不可控因素都在正常范围内，事儿就会越做越大，官也会越做越大，直到才德不济。
不可否认奇才的存在，生来就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年纪轻轻，论天下如拨云见日，两把菜刀出门闹革命，满村满镇的姑娘小伙争先恐后跟着赴汤蹈火。不知道公孙鞅那时几岁，但是一定还年少，他在此处记录中对于魏王的判断以及在可能的灾祸面前的淡定，也是奇才存在的佐证。
奇才少见，但也难用。奇才有超人之处，能成奇功，但往往也有可恨之处，常见的包括：张狂、好色、贪财、刻薄、滥杀、不耐烦、没情趣、和正直中和不沾边。世上向来是千里马多，伯乐少。光有伯乐，伯乐影响力不够也没用。最好伯乐就是第一决策人，次好是第一决策人近乎盲目地信任伯乐的判断。
历史证明，鞅是奇才，痤也是伯乐，但是魏惠王不是伯乐，对痤这个伯乐不太信任。伯乐一定是个老狐狸，必然知道使用奇才一定会有相当的副作用，常常会破坏体系内的和谐稳定。成功使用奇才的最后一个重要条件是时机。这时机可以是一场威胁政权的内乱，可以是一次危及生存的外族入侵，也可以是第一决策人那份大过金字塔的野心。没有这种时机，伯乐也不会轻用奇才。
这也是为什么在绝大多数的平淡日子里，高层无奇才，二流人才领导奇才，奇才往往怀才不遇的原因。
像痤这样先君而后臣、在生死大事面前也恪守行为规范的人，古时候就不多，所以才被记录。到了现世，这样的人基本灭绝。
后来，鞅跑到秦国，行贿嬖臣见了秦孝公。秦孝公是伯乐，也是第一决策人，又有大过金字塔的野心。于是，秦孝公重用鞅，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
再后来，秦孝公死了，鞅被车裂，上半身和下半身一东一西飞奔，血流一街。对被重用的奇才而言，这也几乎是定数。
常常忘记历史的痛
龙应台
你听说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多年前，他所搭乘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阿巴斯，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巴斯：“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淡淡一笑，回答：“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道他这句“草菅人命”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是，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他反问：“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林纳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出名。你能不能说得出10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10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记者愣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些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因为你是中国人。
日本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道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报纸都刊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赴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
这些电影商设计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道。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与我无关”。《太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陈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几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能记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呢？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道。但是，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为天皇应该谢罪的人物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重；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为什么？在封建社会，路上失控的一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但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几十年前，吉普赛人也是扶老携幼地进了集中营，被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舆论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浪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权势、没有声音。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大陆的情况我不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岛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事变”那样的日子，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从来不见。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傲然筋骨颜真卿
余秋雨
安史之乱突然爆发时，唐玄宗毫无思想准备，朝廷毫无思想准备，整个军事行政系统毫无思想准备。盛世危机，就在于此。大家全都如痴如醉地进入了另一种习惯性准备：准备当夜的诗会，准备明天的乐舞，准备河边的郊宴，准备山间的论道。在这种情况下，当危机轰然降临的时候，猝不及防的大地只能等待着首先挺立起来的人格支柱。这第一个人格支柱，就是颜真卿。
唐朝的三分之一军队都掌握在叛乱者安禄山手里，唐玄宗着急而又凄楚地问道：“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没有一个忠臣吗？”首先回答这个询问的，居然是一个书法家。
颜真卿当时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和哥哥颜杲卿都是安禄山管辖下的太守。颜真卿的所在地平原，即现在的山东德州，颜杲卿的所在地即现在的河北正定。颜真卿首先起兵，发表了讨伐安禄山的檄文，并且在一天之内募集了1万多士兵，由于他的号召力，黄河以北的反安禄山力量都纷纷靠近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集中了20万军队，颜真卿被推举为主帅。
颜真卿领导的军队很快和安禄山的部队交锋了，身在山东德州的颜真卿要与身在河北正定的哥哥互通信息，距离比较远，需要有专人联络。谁是联络人呢？就是颜杲卿的儿子，一个年轻人颜季明。他来来往往骑马坐车，什么时候起义，什么时候发表檄文，什么时候组织队伍，现在安禄山的部队在哪——这些信息都是颜季明在传递。通过颜季明的联络，颜杲卿也举旗平叛。
安禄山攻下了颜杲卿所在的城市常山，逮捕了颜杲卿，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把他的手剁下来，用最残酷的刑罚对付这位了不起的英雄。随后，颜家三十几口人全部被杀害，颜季明被砍头。
在全家几乎喋血的情况下，颜真卿仍然坚持领导队伍攻打叛军。这个仗很难打，因为临时召集起来的人，缺少战斗力。而且当时唐王朝的战略有误，所以只能边打边走，慢慢向当时正在陕西扶风的唐肃宗靠拢。最后，终于会合了。
对于颜家的巨大牺牲，皇帝当然有高度评价，但朝廷总是打败战，也顾不上去纪念这个家族了。
两年后，颜真卿自己用文章来祭祀牺牲的家人，其中最震撼的，是那份祭祀侄子颜季明的《祭侄稿》。由于后来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法帖，又称为《祭侄帖》。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一个艺术作品，即使不了解它产生的背景，一上眼就被它淋漓的墨迹、痛苦的线条、倔犟的笔触所感动。满篇的汉字，都在长叹和哭泣，而在长叹和哭泣声中，傲然筋骨又毕现无遗，足以顶天立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唯一用生命符号勾勒最伟大人格的一幅作品。这种最伟大的人格，刻画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的家庭、英雄的文人。幸好有它，让盛唐即使破碎也铿锵有声。
御膳房的“阴谋”
押沙龙
在我手上，有一份明朝万历年间御膳房的食料清单。皇上一天要享用如下食物：126斤猪肉，5只鹅，33只鸡，60个鹌鹑，10只鸽子，20斤香油，22斤面。此外，还有杂七杂八的各色物品：从16斤核桃到8斤白糖等，皇帝都要一天之内消受掉。
折算下来，皇帝每天的伙食标准大约是16两银子，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大约是几千块钱的样子。钱数虽然听着不大，但落实到猪肉、香油上面，那数目听了就让人倒胃口。这些钱要是买成双头鲍之类的东西，列成菜单就会让人看着舒服得多。
这个情况到了清朝，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清朝的宣统皇帝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了自己的食物清单，按他的说法，他在5岁的时候，一年就已经要对付大约10000斤猪肉、将近3000只鸡鸭。
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因为御膳房有自己的考虑。
除了列在清单里的常规食物外，皇帝想吃什么新鲜东西，当然也可以自己张嘴要。但是皇帝一张嘴要个什么东西，就会带来无穷的麻烦。
比如万历的父亲隆庆皇帝，特别喜欢吃驴肠，张嘴要了几次。虽说皇帝也不是天天吃驴肠，但御膳房还是每天要杀掉一只驴准备着，怕万一皇帝张嘴吃不着热乎的，谁能担此责任？所以，从此北京的驴子一年要少掉300多头。
这还是驴子，要是皇帝哪天吃中了一块鲸里脊，又该如何应对？夏天要冬笋，冬天要新鲜蚕豆，大家何以自处？所以最深谋远虑的办法，就是不让皇帝吃到鲸里脊，最好让他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吃一些寻常的肉类，比如猪肉。
鉴于皇上的伙食标准又不能定得太低，所以合理的结果就是：万历皇帝一年要对付掉40000多斤猪肉。御膳房的最佳生存策略，就是让皇帝、皇后陷入猪肉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御膳房的这种策略在历史上就有非常成功的案例。五代十国期间，在长沙有一个叫做楚国的小朝廷。马希声是这个小朝廷的最高领导。这位地区性的小领导人有自己的一位偶像，就是国家级别的大领导人——后梁皇帝朱温。
马希声不知从哪里得知，朱温很喜欢吃鸡。似乎以前马希声并不特别爱吃鸡，但这个信息使马希声的饮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开始坚信，吃鸡就像开劳斯莱斯一样，是成功人士的不二象征。他作为成功人士，也有义务追随朱偶像，努力吃鸡。
于是他下令，宫廷食堂一天要给他准备50只鸡以供享用。马希声这位鸡肉的狂热爱好者，基本上做到了非鸡不欢，参加老爸葬礼之前都不忘抓紧时间吃掉几盘鸡。
我很怀疑这是楚国御膳房搞的一个阴谋。他们和现在的广告公司一样，用文化时尚的名义推销商品，以达到他们偷工减料、搜刮钱财的目的。
马王爷天天盯着鸡猛吃，御膳房倒是省事了，但是长此以往，马王爷营养不平衡，身体健康谁来保证？果然，马王爷执政没几年就溘然辞世。他的英年早逝，我总觉得跟每天吃那50只鸡有关。
书生与江湖
朱国勇
有两条线，始终贯穿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一条明线，叫书生气；一条暗线，叫江湖气。随便哪一本史书，一眼看去，都是书生；细思之下，又全是江湖。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书生都是演员，所有的导演都是江湖。这些导演一般不登台亮相，就算登台了，他们也只会展示自己书生的一面。他们潜藏于历史的暗处，不经意中显露的一鳞半爪，便已经左右了历史的局势。
书生讲究的是节。“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论哪一句，都昭示着响当当的气节。江湖讲究的是义。“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些话，听着豪气，但仔细一想，却都透着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关键时候，能为我所用，这才是江湖的本质。
书生的“节”是真的，而江湖上的“义”多半是假的。所以，田横一死，五百壮士都自刎追随。而宋江，兄弟们都死了三分之二了，他还有心思要衣锦还乡。“人在人情在，人去人情败”是江湖上最真实冷酷的注脚。
书生要的是虚名，江湖图的是实利。
所以，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所以，项羽说：“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你看，都什么时候了，项羽还放不下一张脸。要是换成江湖，则一定会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书生说：“十八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江湖则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书生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江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书生认死理，江湖知变通。所以，书生若是当个幕僚，也许还能出谋划策决胜千里，真要是自己做了大当家，多半是以悲剧收场。比如光绪皇帝临死时，还要大叫一声，慰亭（袁世凯）误我！其实，误他的哪里是袁世凯。只要光绪皇帝的书生气不改，他就永远斗不过慈禧这个老江湖。
书生以为别人都是书生，而江湖，一眼就能看穿谁是书生谁是江湖！所以，书生是万万斗不过江湖的。明朝的“东林惨案”就是明证。
当时，东林党盛极一时。首辅刘一（相当于宰相）、叶向高（副宰相），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而魏忠贤只是东厂总管，势力并不大，他被称为“九千岁”是东林党倒台以后的事。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朝中七十多名东林党要人上疏声援。
战斗就这样打响了。可是这些书生只知道上疏，哪里懂得江湖上的手段。魏忠贤先是假传圣旨，然后指使锦衣卫给这些东林党人罗织罪名。没几个月时间，这些东林党人，要么被罢官，要么被杀害。受此案牵连被杀害的共一万多人。战斗顺利得连魏忠贤自己都感到意外，这些书生咋就不会反抗呢？这些书生咋就只会写奏章呢？
位极人臣的都是书生，而开国君王都谙于江湖。诸葛亮是书生，刘备是江湖，所以刘备死后，仍然能驾驭诸葛亮，让他鞠躬尽瘁十多年。
书生敬重书生，而即便是江湖客，也不喜欢别人太江湖！所以皇帝打下了江山，总要杀戮功臣，换一批书生来治天下。只有书生才好用，用了心里才踏实。当初打天下的一班老兄弟绝不能用，太江湖了！
社会需要书生，但是书生多半落魄。
最可怕的人，是书生突然热衷于江湖。最可敬的人，是江湖客幡然看破了世事，避居山野，捧起了圣贤书。
愿所有的书生，都能读懂江湖；愿所有的江湖客，都能浪子归来，做一名青衣书生……
可笑的忠诚
阿忆
不知是谁的规定，小说必须忠实于历史，影视剧必须忠实于小说。
历史其实与新闻同宗，都是关乎真相，历史结论荒谬，究其故，多因为新闻报道不实，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稿。小说和影视剧是另一个族类，历史和新闻启发了它们，却无从约束它们的演义，新闻和历史被改编成什么样子，全在艺术家的兴致。只是在当代中国，这些毫不相干的产品，必须此忠诚于彼。
2009年6月，中日联手制作的五十二集动画大片《三国演义》杀青，内地议论纷纷，对其是否忠实于原著做出种种预判。记忆中，任何一部热播历史剧，都会引发这种质疑，这一次，不过是因为日本动漫介入，议论更激烈一些。前不久，动画片《三国演义》在卡酷频道一天数集匆忙播尽，仿佛不想让国人看见。即使看见，也抓不住什么把柄，其画技精湛俊逸，没有任何故事细节超出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范畴，完全是亦步亦趋的图解。所以，看过的人很舒坦，免了拼死效忠经典的表现。
2010年6月，高希希执导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播出过半，国人无的放矢的忠诚终于得到释放。《三国》中：貂蝉嫁给了吕布，吕布被曹操乱箭射死后，貂蝉为免遭曹操蹂躏而挥刀自刎；孙权出场时，是一小娃娃，但道性奇高，语出惊人，十八岁时，孙策被暗杀，孙权假意要周瑜继承王位，颇似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之态；司马懿更是精于权谋，识破诸葛亮的空城计，却放他一马，如果干掉他，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魏帝便不再需要自己，曹真会把自己除掉。这种改编，没什么不合理，但国人不干了。实际上，《三国》真正的缺陷是演员有型而无神韵，国人却对情节逻辑大张挞伐。
在国人看来，对《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所谓“改编”，只能是形象复原，故事翻拍，没资格改动情节。道理很简单，今人没古人有文化，不可能比古人更高明。这种厚古薄今的现实虚无主义，一直制约着当代艺术创新，是精神枷锁，而且全无道理。
遥想晋朝，陈寿写《三国志》，是曰正史，却尊魏为正。晋亡后，裴松之作注，增补大量史料，一改《三国志》记事过简的缺陷，他不推崇曹操，还在三顾茅庐处补充了诸葛亮求拜刘备之说。到了宋朝，你司马光编你的《资治通鉴》，汉纪、魏纪、晋纪，洋洋洒洒，我说书人说我的百家讲坛，刘关张，赵马黄，引人入胜，历史与文艺，你知道我，我知道你，但各走各的路。
此后五百年，一代代说书艺人不拘泥于史，展开充分想象。
及至明朝，张尚德辑录历代评书成果，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这便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他虚构了曹操刺董卓，把误杀吕伯奢改编为故意杀人，但对曹操的溢美之词，再次超过了对他的批判。他不知道该忠实于哪一位史家，也不全然推崇某一位评书艺人，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见解去取舍，却得到古代国人的认可。
到了清朝，毛纶、毛宗岗大规模整改《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这就是今天看到的《三国演义》，署名“罗贯中”。对曹操出场亮相，它仅用数语，“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但在明朝版本中，这段话是“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由此可见，毛氏父子尊刘贬曹，昭彰纸上。这个版本，一样得到了认可。
是什么，让古代中国人如此宽容，一次次接受历史学家、说书艺人、辑录者的编撰和颠覆；又是什么，让今天的中国人觉得，清版《三国演义》是尽头和顶峰，改无可改，加注一点点新解，改变一点点情节，都要上纲上线。假使盲目崇拜民族经典到了迷信的地步，一定会误以为《三国演义》毫无瑕疵。其实该书硬伤不少。假使蔑视同代艺术家几近全盘否认，一定会阻止他们创造，呼吁他们膜拜或复制。对于传统，这是一种可笑的忠诚。对于创新，这是一种致命的围剿。
真正的历史是有趣的
阿忆
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亲近历史，主要是通过戏曲和评书。后经媒介革命，通过话剧、电影、报刊，一样可以培养历史情趣。不过，当历史从这些媒介中渐渐消退，中国人该从何处去了解祖国和世界的过去？
从简单化和严重概念化的中学历史课本吗？或者是越来越烦琐艰涩的大学论文集？实际上，中国人开始不喜欢历史，恰是因为这两种东西在盛行！
中学历史课本剔除了历史细节，把历史脉络搞成数学定律，没有李自成一定会有张自成，纷繁曲折的历史故事蜕变成一连串儿难于背诵的年份。
大学历史专著旁征博引，不知所云。有道是，“我们走得太远，忘记了出发的目的”。这种历史钻研，以远离红尘为骄傲，成为极少数人孤芳自赏的古玩。秘而不宣，谁要是去《百家讲坛》讲了些老百姓听得懂的故事，谁就会遭到围剿。
这是一种离奇的文化氛围，反对细节，反对通俗，认为只有枯燥和深涩才够得上客观和经典。这种把学术神圣化殿堂化的变态情结，几乎要了历史的命，它使大多数国人从上了中学开始便厌恶历史，最后因为忍受不了故纸堆里散发的腐朽气味儿，放弃了最后一丝期盼。
其实，我们厌恶的不是历史，是关于时间的流水账，我们抛弃的也不是历史，只是死气沉沉的中国式的史学研究。
真实的历史是生机盎然的，如同它被称为“新闻”时一样，五彩斑斓，因为充满各种关于成功和胜利的可能性而弥漫着喜悦，也因为充满遗憾和失落而具有悲剧之美。
真正的历史没有定论，它总是在新的发掘中接近着真相。于是，历史不应该是一组组年代和数字，而应该是一场场有意思的讨论，找出其中失败的缘由，分析哪些成果未能实现。
真正的历史是有趣的，因为真历史总是充满细节，一如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既然历史用无数鲜活的细节编织出它的发展方向，复原这些细节，历史便会赢得人民的喜爱。
真正的历史一定是通俗的，至少没有现阶段历史论文表述得那么烦琐。
今天，中国人能否亲近历史，取决于我们怎样描述往事。
李逵眼中的法律
十年砍柴“黑旋风”李逵天真烂漫，因为他将杀人当成游戏，所以读《水浒》的人，有些很不喜欢这位铁牛哥哥。
你以为铁牛哥哥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人吗？非也，在“李逵打死段天锡”一回中，铁牛哥哥一句话如有穿云裂帛之力。他是这样说的：“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
原来柴进的叔叔柴皇城，住在高唐州，家里的花园被知府的小舅子段天锡看上，要强行拆迁，限这位柴皇城几天内搬走。
这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是权臣高俅的堂兄弟，而他的小舅子又仗着高廉的权势鱼肉乡民。可这柴家不比寻常百姓家，他们是大周皇帝世宗的后代，赵家的江山是柴家“禅让”的。赵匡胤因此给了柴家誓书铁券。这誓书铁券以成文法的形式将柴家后人的特权固定下来了。柴家子孙不但有诸多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还有司法豁免权——即使犯杀人罪也可以免死，不受大宋法律的制裁。
但当段天锡又来强迫柴家拆迁时，叫嚣：“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火爆脾气的铁牛哥哥便让这厮见了阎王。知府的小舅子被打死后，铁牛逃走柴进被抓，柴进还迷信太祖颁发的铁券，以为知府不能把他怎样。
且看这官府的人如何操纵法律的。李逵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能力，作为柴进的庄客，他打死人，该负一定连带责任的柴进也罪不至死。可高知府对柴进这位大周皇帝后代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之下，柴进只能招供：“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段天锡。”变成了主犯，关进了死牢，等待杀头。于是梁山众人救出了柴进一起上了梁山。
可在阎婆惜被杀一案中，宋江杀人动机具有，犯罪事实清楚。只是阎婆惜一个风尘女子，没人给她说话，而宋江黑白两道都通。最后，弄出来这样一个供招：“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最终依照宋江自己的供述，判了个刺配，服刑地还是鱼米之乡江州（今九江）。
对照段天锡和阎婆惜两人被杀的案子，可以看到，在宋代，有罪可变成无罪，无罪可变有罪。重罪可变成轻罪，轻罪可变成重罪。
中国的官家，自古没有遵循法律的传统，铁牛哥哥所说的“条例”只是他们治人的工具而已。
故国之思
孟宪实
国破家亡之后才想起故国的种种好处，魂牵梦萦，这样的文学主题经常会举证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之君，必有可恨之处，没有荒政害民，怎么会有如此下场。但是，李煜用自己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故国之思的主题创作，赢来了赎罪的效果，以至于王国维先生认为李煜的词作中，充满了佛祖的慈悲。人间已经没有欢乐，纵然是春花春水，触目皆是哀愁。人生已经如此这般，后来又因此而死，后人如何还能不原谅？
但是故国主题的开创人却不是李后主。我认为，这个主题的创始人应该是箕子。
箕子是殷末三大忠臣之一，此外两位是微子启和比干。微子启是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兄弟，见纣王暴政害民，多次进谏不听，微子启只好逃亡。箕子是纣王的亲戚，也是多次进谏，纣王依然不听，箕子披发装疯，成为别人的奴隶，以躲避可能遭遇的危险。比干也是纣王亲戚，性格最强悍，他认为逃亡和扮奴都于事无补，只有以死相争，才能影响纣王，才能拯救百姓。没有想到，纣王更凶猛，说你这样的圣人应该有一颗不同寻常的心，让我们领略一下吧，结果比干被剖心而死。
周武王灭商，给殷商旧部划了一块地方居住，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统领。没有想到，武王逝世，成王继位，周朝的管叔、蔡叔联合武庚造反，被周公击败。武庚和管叔被诛杀，蔡叔也被流放，周公请出微子启继续统领殷商旧部，这就是宋国。
武王灭商完成，曾经面见箕子，而箕子给武王狠狠地上了一堂政治课，告诉他如何治国安民。武王好像很受用，决定不让箕子成为自己的臣下，特别分封他到了朝鲜。这就是后来史书一提朝鲜，就说是箕子之后的缘故。
箕子被分封，也要朝见周朝。一次箕子来中原朝见周天子，路过殷墟（《史记》写作“殷虚”），看到原来宫殿颓废毁坏，连禾苗都长了出来，故国之思油然而生。《史记》说，箕子触景心伤，不能自已，想大哭，不符合身份，想偷偷流泪，又太像女人，于是作诗一首抒怀。
箕子的诗题目是《麦秀之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狡童，意思是美少年。《史记》解释道，所谓狡童，意指商纣王。麦苗茁壮，谷苗悠悠，那位美少年，却与我分道扬镳。纣王已经死了，商朝不复存在，往日宫殿旧址，长满绿油油的庄稼。过去的主人呢？更是无影无踪。
比起李后主“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诗句来，箕子所面对的场景更加凄惨。李后主的“朱颜改”表达物是人非的感受，而箕子这里是物非人亡。对于已经死去的故人，即使生前有千种恩怨，死亡都会对此打上决然句号。所以在箕子的眼中，仿佛又看到风度翩翩的美少年——那是早年的商纣王。对于亡故，不会再有怨恨，因为他为此已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箕子再次想起了纣王曾经有过的好处，比如美少年的形象，不再提起他的过错。而历史的事实，正是因为纣王的独断专横、一意孤行才导致了商朝的灭亡，才导致了箕子面对的景象：旧日宫殿，残垣断壁。对于自己与商纣王的分歧——商朝灭亡的原因，箕子不愿多说，甚至刻意回避，他用少年友谊的断裂来描写这个问题，两个要好的少年不再保持友谊，对于饱经风霜的过来人，谁还会去认真追究？哪里还有追究的价值呢？
箕子的轻描淡写，进一步折射出内心的巨大痛苦。太多的往事，太多的情感，都压抑在故国的意念之中，无法多说，没有必要深说，然而又不能不说。箕子的这首诗歌，流传很广，殷商的遗民听了，无不泪流满面。
历史不可更改，故国已然不再，这仅仅是一种怀旧情绪，并不代表复辟行动。周天子对于箕子没有采取行动，而宋太宗却对李煜下了手。时间流逝如故，政治家的胸怀并没有因此变得宽广。
宋朝的雨
陈富强
雨中的西湖要比平日耐看一些。
雨中的西湖除了耐看，还更多了一层需用心体验的味道。这个时候，你需要撑一把雨伞，去堤上走走。白堤热闹一些，与唐朝的鼎盛相吻合，而苏堤要幽静得多，甚至稍稍有些冷寂。
我建议你去苏堤。
雨在树梢上、在伞顶上、在草叶上、在亭檐上、在湖面上、在一切无遮无拦的去处跳着欢快的舞蹈。伞是丝绸做成的，你为自己撑开一片无雨的天空。而一个遥远的背景，正渐渐向你推进，撑着绸伞的你便和雨帘里淡淡的灯光一起变成这个背景的过客。宋朝正悄悄向你走来。你跨过第一座拱桥，就走进了宋朝的雨里。
呈现在你眼前的是1090年仲春的苏堤。犹如一条绿色的飘带，堤桥相接，横卧湖上，南端系住南屏山，北端挽起栖霞岭。柳丝舒展婀娜的身姿，翩翩起舞。一堤的翠绿烟似的漫洇开来，细细看去，绿雾似的堤上桃花盛开了，不耐寂寞的是枝头的黄鹂。
你与苏东坡在堤上相遇了。刚刚完成长堤修筑的苏知州，心情正佳，他临风而立，面对烟水淼淼，诗情满溢，一首千古绝唱脱口而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苏知州为后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它的价值不亚于苏堤春晓。
苏东坡决意整治西湖的念头始于1071年。这一年他第一次来到杭州，官至通判。他在巡视西湖时，看到葑草已淤塞了西湖的十之二三，他虽有心治理，但通判的官位尚无决策权，欲有作为而无作为，苏通判满腔抱负都化作了天才的诗意。倘若苏东坡仕途顺利，而不是屡遭贬谪，一路坎坷，他流芳百世的名篇佳作大概要大打折扣了。
机会终于在时隔18年后降临到苏东坡身上。1089年，苏东坡再次赴任杭州，任知州。到任的次日，苏东坡重游了西湖，西湖湖面已有一半成了葑田，他的忧虑之情油然而生。回到府上，他挥笔写下了“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调疏”的感叹。叹毕，苏东坡组织人力调查踏勘，于次年4月，向当朝皇帝哲宗呈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的奏议。
苏东坡在上书中从养鱼、饮水、灌溉、助航、酿酒等方面列举了西湖不可荒废的五条理由。其中讲道：城中饮水来自湖水，如果西湖都变成葑田，则举城饮水断源，城中运河赖西湖挹注，若湖水不足，必取借钱塘江之水。而江潮多沙，河道淤塞，数年淘河一次，官吏借此欺民，为民大患。杭州产名酒，每年酒税为全国第一，如果西湖浅涸，酿酒必大受影响。
苏东坡的这篇奏议，时隔九百年，再来分析，依旧充满一位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我们现在看到的也许只是一条如诗如画的长堤，当年的苏东坡却从民生大计出发，改变了西湖的命运。
苏东坡在堤上消失了，雨依然在密密地下，你用无比敬慕的目光送别苏东坡，独步缓行。此时你已知道苏东坡将离开杭州，他在知州任上只有两年，却为杭州留下了如此宏大的手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苏东坡在杭州所作的诗文中却很少提及，直到去扬州任上，才在答友人的诗中回顾治湖的经历。可见这位旷世奇才的博大胸怀。有史以来与西湖相关的，能与苏东坡与苏堤相媲美的，是唐朝的白居易和白堤。固然是白堤在先苏堤在后，但他们都是一代文豪，他们都懂得珍惜大自然。他们在杭州的时间都十分短暂，但他们却都留下了一世英名。
你在堤上流连。倘若你回头望望，你会发现，随着南宋的到来，苏堤的北端耸立起一座庄严的庙宇，红墙重檐，松树翠柏掩映着一代名将岳飞。你惊喜地看到，一个宋朝、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与这条长堤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人杰，他们的智慧和生命化作绵绵不绝的雨丝，滋润着堤上的绿树红花。
你撑开的是一把丝绸做的雨伞，以丝绸命名的道路曾经横贯东西。而现在，令你乐此不疲的是，走在雨中回想从前，你看见东坡居士迎面而立，千余年站成了一座雕像。
瘦马
冯磊
瘦马，是吴中土语。
许指严撰《新华秘记》，借袁世凯的口说：“吾闻吴中村妪，有蓄雏女于家，比长，饰而售之者，谚称‘瘦马’。”
袁世凯的这段话背后，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背景。清末，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光绪的弟弟载沣做了摄政王，载沣的儿子溥仪做了皇帝，就是后来的宣统皇帝。
载沣一家，一直痛恨袁世凯。原因在于，百日维新期间，袁曾到荣禄面前告密，导致光绪帝被囚禁致死。这段往事，于载沣一家而言，虽然是猜测的成分居多，但袁世凯先前备受光绪皇帝信任，关键时刻倒向太后那边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溥仪即位后，载沣一族人咬牙切齿，非找机会惩办袁世凯不可。
袁世凯是一个官场的老油子，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于是谎称足疾，回老家待了3年。这3年里，他并没有闲着。
许指严说，当时的日本留学生，大凡归国，没有不到袁世凯那里去拜谒的。袁世凯分别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予推荐。缺钱的给钱，没位子的给位子。此外，他又安排一个姓金的归国留学生，拿着钱四处收买和拉拢人才。尤其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袁世凯拿着大笔的钱，去资助了革命党。
因为袁世凯的资助，“故宣统纪元后二年间，无月不有革命党揭竿之举，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
许指严说，有革命党人为钱发愁，其密友告诉他说，可以去找袁世凯帮忙。于是，此人在朋友的引荐下见到了袁。面对革命党人，袁非常诚恳。面谈之后，不仅资助他700块银元私用，更赞助15000块银元作为革命党的经费。
袁世凯赞助革命党，自有其目的。他说：“苏长公论战国养士，谓智勇辨力，苟有人收养之，则天下靖也。今革命党气焰方张，吾将用此术剪其羽翼，是或借弭将来之乱，未可知也。”
许指严记载的这些事情，未必全都属实。说到底，《新华秘记》不过是一本野史，不一定字字是真。不过，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声望非常之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年孙中山先生将大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一方面，革命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另一方面，袁世凯通过权术让清室和平退位，确实有一定的功劳。至于袁是否大力资助革命党，固然因没有确切的证据而难以知晓，但政客们素来喜欢狡兔三窟的把戏。这种事情，也未必就一点影子都没有。
袁世凯蓄养瘦马、招揽人才，表现出的是一种谋略。做官犹如购买证券，真正的高手，总能左右逢源，成为不倒翁。袁世凯难道不明白政治投机的道理吗？关键时刻不站错队固然重要，及早留下退路同样重要。《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前去攻打东平府，九纹龙史进想起了以前的一个相好。这个相好，是个妓女。史进见了妓女，告诉她自己是潜伏的间谍，等胜利以后要将其带到梁山上做夫人。这女子闻说以后，便把秘密告诉了自己的母亲。让史进没有想到的是，丈母娘大人经过推敲，认为做贼是没有前途的，马上揭发了他。史进因此被下了大牢。
梁山好汉攻打东平府，救出了史进。史进一怒之下，杀了旧情人一家老小。那位没眼光的老太太，因为自己的愚蠢而丢了性命。
她把瘦马，看成了瘦驴。
“无能”之能
十年砍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虽非一人所作，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书中统帅群雄的几位老大——宋江、刘备、唐僧，都是平常人看来的窝囊废，没有什么人格魅力，更无一丝英雄气度。宋江武艺不如一寻常的地煞星，计谋不如吴用等人，却为一百单八将之首；民间奚落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一遇到危险就痛哭流涕，演一曲“悲情秀”；而唐僧呢，身陷险境时，唯一能做的是念救苦救难观世音的法号或者叫“徒儿快来救我”。
宋江以群盗之首招安拜将；刘备三分天下；唐僧取得真经，功德圆满。三个“无能”的窝囊废最终成就大业，究竟是造化厚他，命该如此？还是别的原因？
其实我们仔细一分析，三人都具备“无能”之能，即个人的文武之资质未必出众，但有驾驭群雄、审时度势、借力打力、合纵连横的出众才能，更掌握一种要登堂入室、脱离草莽而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而这些才能和资源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背景下，往往能克服自身的文才武略之不足，脱颖而出。
先说驾驭群雄、审时度势的才能。宋江广收天下英雄，积累了雄厚的人脉关系，最后因为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终于决心上梁山。此时上梁山正是恰到火候。如果杀了阎婆惜就避祸上山，虽然有大恩于晁盖，但终不免有寄人篱下的味道。等到白龙庙小聚义时，再上梁山，自己搜罗的新人马已经超过晁盖的旧部，此时上山不再是投奔，而是两支部队在江西的九江胜利会师。宋江被晁盖等人救出后，对晁盖的表白：“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首先撇清自己的功劳，并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于梁山，其次再撕掉当初满口忠孝、不反官府、不违父命、不从草寇的面纱，表达了铁心从寇的决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卢俊义那样，梁山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他就有投机的嫌疑，而且无尺寸之功，甭说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众人都不会服气。
刘备从一个卖草席的破落皇族起家，本钱没法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文武都有盖世之能的曹孟德相比，就是和守父兄之业、多谋善断的孙权比，似乎也不是一个级别的。刘备选择的策略完全是基于自身条件，套用一句流行语：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先不断地依附群雄，他曾依附过刘焉、卢植、刘表等人，在此期间不断网罗关、张、赵、诸葛等武将谋士，最后时机一到，自领益州牧，玩了个空手道，骗取了天府之地。
唐僧能驾驭群雄的东西最具有物化的特征。其实现实生活中老大驾驭众兄弟的手段，和这个和尚管教一班杀人放火出身的徒儿的办法差不多：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恩惠，唐僧把悟空从五指山下救了出来，接着用悟空之力收编了八戒、沙僧，自此在徒儿面前，唐僧一直有种道德的优势，即师傅是你们的恩人。但降服这些魔鬼出身、本领高强的徒弟仅仅靠恩情显然不够，他还有观世音给的最厉害的一样东西——紧箍咒。俗世间的老大驾驭众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紧箍咒：或宗教教义、或利益、或胁迫。
宋江、刘备、唐僧做老大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本钱就是其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在皇权社会里包括道德、礼法甚至谶言等。
先说宋江，刚刚上梁山，他就申明了自己作为造反头子的“天然资源”。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所应的就是我宋公明，上天叫我作造反头子，这便是天然合法性。中国造反者都喜欢这套神秘的愚人把戏，从“陈胜王”，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直到洪秀全装上帝次子的鬼把戏，都是如此。宋江具有造反头子的合法性，但他不愿意在造反这条路上走到黑，必须漂白自己，最终修成正果，那么只有两条路——打下东京当皇帝，梁山还不具备这个势力；那就只有接受招安，当大官了。此时的道德资源就是“忠义”——而且忠必须在义之前。
刘备最大的资源就是他的DNA和汉高祖刘邦之间的联系。你看刘备和张飞、关羽刚见面，就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三人合伙做生意，组成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公司，虽然关羽、张飞武艺比刘备高得多，但比起杀猪的翼德，推车的云长，汉宗室旁支的旁支的旁支刘备，其无形资产依然使他最具备做董事长的资格。
唐僧的道德资源便是奉旨取经。虽然历史上的唐玄奘去天竺取经是非组织行为，在边关九死一生才得以偷渡出国。但到了小说家的笔下，不能不做一改变，否则凭什么唐僧有资格做老大？于是在《西游记》中，唐僧成了状元陈光蕊的遗孤——以显示血统高贵。唐太宗为回报从阴曹地府的还阳，选拔了大德高僧玄奘。得到皇帝的恩准取经，那么唐僧就具备借用一切力量的合法性。
抒情写意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杨 绛
1935年7月，钟书不足25岁，我24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行，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人做伴，可相依为命。
牛津大学在十月前后开学，我们下船后在伦敦观光小住。钟书的堂弟钟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钟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有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一些同学。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
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钟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5月12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所后，真的全都修好。
1941年暑假，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回到上海。当时辣斐德路（按：今复兴中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我和圆圆在钟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
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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