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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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一)试读：
引言
周总理在一九五三年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方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求文艺界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对“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这一部《鲁迅研究》，是从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来研究鲁迅的愿望出发的。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受的教育非常之大，一句话，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了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是通过对鲁迅作品作具体的分析然后得出我们的结论，因为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的鲁迅毕竟是伟大的文学家，我们必须掌握他的作品。
我们不敢说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把它发表出来便好得到指正。一九六〇年八月
一 鲁迅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告诉我们：“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句话，毛主席说来是二十年了，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建设社会主义，是高举教育革命的红旗，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日子，我们的工作是积极方面的建立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已经成为历史了。这说明我们进步得快。进步得快，而历史又真是复杂。因而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今天的青年说并不是容易事，首先鲁迅就不容易懂。有下面的三件事实：
1．鲁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鲁迅当时是进化论的思想；
3．反帝的思想在初期鲁迅的思想里还没有明确起来。
我们必须认清这三件事实。认清了这三件事实之后，又必须明白鲁迅为什么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毛主席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主席又说：“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又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主席这一连串的话里面我们提出下面的四个要点：
1．五四以后中国文化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2．五四文化革命是联合同盟军向敌进攻的；
3．五四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运动；
4．当时的运动是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展开。
根据这四个要点，我们就知道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是这个文化新军之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他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树立起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也不很明白社会革命论，他只是要“思想革命”，他自称为是遵革命者的命而行的，就是忠实的同盟军。当时他做得最彻底的工作，就是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中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当时所必须做的工作。是的，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特点，知识分子归根到底是要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二二页）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期在促进中国知识分子觉悟方面尽了他的光荣的使命。
现在我们从鲁迅最早的杂文里举出五篇文章来说明问题，即《坟》里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热风》里《随感录》二十五、四十、四十九。
本来鲁迅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首先是他的《狂人日记》，要分析这一篇划时代的小说我们考虑到应该留到稍后，先把他的最早的这五篇杂文研究清楚，对于鲁迅当时的进化论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阶级根源可能更容易有个明确的了解。
中国的封建道德有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也就是君权、父权、夫权三大封建堡垒。辛亥革命把皇帝打倒了，君权的残余思想在五四时期应该说是死灰不能复燃，独有家庭中老子的地位，以及妇女的节烈问题，以及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在当时思想解放的初期实在成了问题。鲁迅是当时最坚决的最有力量的主张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的一个人，他以中国前此所未有的最有逻辑性、最有形象性、最有感染力的文章把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摆在中国青年的面前，一时读者都欢喜若狂，读罢就有万夫不当之勇似的，革命就要从自己的家庭革起，情形确是如此。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他最初的几篇小说“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实在他最初的杂文也是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青年读者的心。杂文当中《我之节烈观》写得最早，和《狂人日记》同是一九一八年写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我之节烈观》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我们读《我之节烈观》的这一段：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这是鲁迅所反映的中国在一九一八年的情况，说来令人不相信似的。那时还没有“她”这个代名词出世，文中的“他”，就是“她”。把“她”的问题写一万字的大文章，新的白话的美文，这是第一篇。所谓“时下道德家”与“文人学士”，当然都是士大夫阶级，所以鲁迅从他一写文章起，就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但他当时不能有阶级观点，不知道每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下文他说“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他认为他是把问题“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我们总必须注意这一点，鲁迅是在知识分子的读者中反对封建的，尤其是对青年读者发生作用，本着他的爱中国的思想感情，他主观上认为问题是提出于“多数国民之前”，虽然缺乏阶级分析，他的反封建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激动了青年读者的心，很好地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
我们再读这一段：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这是说历史上中国屡遭侵略，屡被征服，统治阶级无能无耻，所以多的是“烈女”传。
再读这一段：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这一段里有一个形象，是小说所描写不出，鲁迅用散文写出来了，就是“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的“几卷‘烈女’”，今天的青年读者读了鲁迅的文章，有机会甚至就把“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的原物拿来对照一下，未必能知道这是如何的冤状，因为幸福时代的人的眼光未曾见过这许许多多的曾经是活人的女子！那个“从来无人翻读”的东西，记在鲁迅的心里，出在鲁迅的笔下，却是激动了五四时期的青年，要打倒封建！
我们再读《热风》里的《随感录》四十，它在当时真是“血的蒸气”，在婚姻问题上使得男女青年非要求解放不可，当然，限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封建桎梏解放了，有出息的知识分子从而容易走上革命的道路。“随感录”是当时《新青年》杂志的一栏，发表的都是对社会和时事的短文章，最初每篇都没有题目，在总题目“随感录”之下用数目字标以次序。鲁迅的随感录最有吸引力量，“先睹为快”四个字足以形容当时读者的心理。他写的这种短文章的第一篇就是《新青年》杂志上的《随感录》二十五，收在《热风》里是首篇。我们因为先讲了《我之节烈观》，故接着讲《随感录》四十，它关于男女婚姻问题。这一篇的全文是：
终日在家里坐，至多也不过看见窗外四角形惨黄色的天，还有甚么感？只有几封信，说道，“久违芝宇，时切葭思；”有几个客，说道，“今天天气很好”：都是祖传老店的文字、语言。写的说的，既然有口无心，看的听的，也便毫无所感了。
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鲁迅说他所引的这一首《爱情》的诗是“血的蒸气”，这四个字在他写的这篇短文章上面用得着，它在当时真是使得青年知识分子们热血沸腾。
这是一九一九年的作品，“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这话里面当然有鲁迅的局限性，应该是十月革命的炮响了，无产阶级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类的解放。然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向敌人进攻的号角是无产阶级所欢迎的，是它把“中国道德第一”的封建招牌粉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五四当时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一篇标准文章。这一篇的篇幅比《我之节烈观》还要长一些，在写法上较之《我之节烈观》显得幽默些，主题思想同样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我们看它的开首：“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这样的写法，极有宣传的力量，能够给读者以活泼的空气，同时就心悦诚服，老子的命到今天是要革一革的！对父权的攻击，本来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化个人解放的内容，鲁迅的文章这样做最为适合，家庭革命罢了，可以和平讲道理的。主题思想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这都充分表现了鲁迅的幽默，而且显得幽默的文章极其“正经”，比一切圣经贤传要正经得多，比中国的老子要正经得多，因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读者们都知道父亲是怎么一回事的。所说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那一样是什么，鲁迅故意不说出，仿佛替老子遮羞似的，说出来恐怕就是说老子都有姨太太！（这在《我之节烈观》里已经说了的。）总之有希望的青年读者们都知道自己的家庭，鲁迅的文章还没有读下去，所有的父亲们在青年面前都已不成其为父亲了，鲁迅的幽默实有这么大的效果。“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青年读者也只是首肯，老子是这样子，鲁迅替老子画出一副可笑的脸孔。“我们便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其实这就是《狂人日记》的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虽然是幽默，圣人之徒听了是一样的害怕的，或者害怕得更利害，因为青年们再也“无须客气”。鲁迅在这里说着“我辈和读者”，恰好说出当时他写文章的客观和主观情况，就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当中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到说出第二个理由时，便不再幽默了，“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便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解放思想在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以盛大的感情传布的声音。在知识分子当中当然很有效。
题目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说出的两个理由是“我们怎样做父亲”，九个字的题目还有“现在”两个字没有交代，作者乃写着这样的话：“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在这里应该附带地说明一件事情，鲁迅总是不敢绝对地相信自己的，也就是不敢相信个人是真理的发见者，而他个人又相信真理。他相信“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道理，旧道德是黑暗的，自己确实应该“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但孩子们是不是因此就真正到了“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真正的做人”呢？从感情说，鲁迅希望如此。从理智说，他又并没有把握，他认为“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这不完全是鲁迅个人主观的谦虚，因为客观的中国社会现实在那里摆着，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自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必须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道路。我们研究鲁迅，总要注意鲁迅性格中极其宝贵的因素，在真理面前、在人民面前的谦虚，是鲁迅性格的宝贵因素之一，关于这方面我们以后还要讲。
鲁迅当时所相信的道理，用他自己的话叫做“生物学的真理”。“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为什么要保存生命呢？“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命何以必须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这就是鲁迅从生物进化的观点认定父亲应该怎样做。本着社会科学的阶级斗争论，这当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照这种进化论的观点看来，人所处的社会里仿佛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似的，只要“父亲”做对了就行，不知这个“父亲”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成份。我们从此就可以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而鲁迅在客观上是替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因为他本着生物进化的道理，大声疾呼未来应该是少年人的，“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就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这都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没有人说过的话，虽然它不是社会革命论，鲁迅自认为是“生物学的真理”，但革命确是革到老子身上来了，在当时知识分子青年的思想当中起了极大的鼓动作用。在鲁迅的思想里，不是反对社会革命而抱住什么自然变化的进化论的庸俗观点，进化论对他说是一种武器，拿生物界的规则来攻击封建的“伦常”，这应该说是很利害的武器，所以客观上就收了革命的效果。我们对这一点必须有明确的认识。要像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如胡适口口声声讲进化论，其目的是阻碍人民革命的。
我们再把《热风》里《随感录》二十五和四十九两篇拿来互相参证。读《随感录》二十五的这一段：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这些话都清楚地说明作者思想的阶级根源，即作者必是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贫苦的工人和农民是没有这个“福气”的。“送进学堂”，贫苦的工人和农民的孩子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没有这个可能的。
再读这一段：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这又是鲁迅的幽默的写法。这篇《随感录》写得最早，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当时的读者佩服他的道理新鲜而正确，为之激动，也佩服他的文章新鲜而正确，为之说服。《随感录》四十九，我们抄它的一半：
凡有高等动物，倘没有遇着意外的变故，总是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
我们从幼到壮，既然毫不为奇的过去了；自此以后，自然也该毫不为奇的过去。
可惜有一种人，从幼到壮，居然也毫不为奇的过去了；从壮到老，便有点古怪；从老到死，却更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
少年在这时候，只能先行萎黄，且待将来老了，神经血管一切变质以后，再来活动。所以社会上的状态，先是“少年老成”；直待弯腰曲背时期，才更加“逸兴遄飞”，似乎从此以后，才上了做人的路。
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所以想求神仙。大约别的都可以老，只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总该推中国老先生算一甲一名。
万一当真成了神仙，那便永远请他主持，不必再有后进，原也是极好的事。可惜他又究竟不成，终于个个死去，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教少年驼着吃苦。
这真是生物界的怪现象！
这种老而想成仙的怪现象，当然是剥削阶级的怪现象。旧中国首先必须由知识分子觉悟，首先又必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抱有推翻教人“驼着吃苦”的“老天地”的思想，这又是必然之势。所以鲁迅的“生物界的怪现象”的呼声发生了启蒙作用。我们现在明白，鲁迅当时所感得的切身之痛、教人驼着吃苦的东西，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他所谓的“生物学的真理”，不是科学的提法，直到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他才明确地知道“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
我们首先是要具体地认识一般所说的鲁迅早期的进行论的思想是什么，在五四初期鲁迅本着它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之一。
二 鲁迅是最早对写普通话最有贡献的人
今天党和政府提出汉语规范化，写普通话是其主要内容之一，青年们对于这个幸福可能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实在这是党和政府对祖国语文历史所作的科学的总结，给我们中国人民指出一条作文的康庄大道，叫做“写普通话”。鲁迅是对写普通话最早的最有贡献的人。
中国的做文章，做到五四文学革命以前，是一个什么局面呢？我们可以拿当时文学革命者喊出的八个字来概括，叫做“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是大快人心的八个字。今天的青年要懂得这八个字的祸害，恐怕不容易，因为他们没有吃过那个苦。这就叫做幸福。懂得这八个字又实在很有必要，对于发扬祖国语言文学有不迷失方向的指导作用。“选学妖孽”是指做文章的一派，他们捧着《文选》这部书大讲其“选学”，写起文章来乌烟瘴气，就凭不通的典故、难认的字。“桐城谬种”是指当时的古文家，好比“意表之外”，“乌托之邦”，都出在他们的笔下，因为他们做文章完全靠腔调，缺乏意义，一味的哼唱，就没有想到“意表”就是“意外”而哼出“意表之外”四个字的声音来；“乌托邦”本来是一个外国名词的音译，三个字念起来不够腔调，就哼出“乌托之邦”四个字来。这些现象都给当时的新文学家揭发出来了。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古文的腔调作用为害极大，就如韩愈的《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只能说是凭腔调哼出来的。又如《送孟东野序》的句子：“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在这里面，“草木之无声”、“水之无声”的“之”字有何语法根据吗？只是凭腔调作用。古文的流弊到了八股，就完全是腔调。到了五四时代，文章之道当然非革命不可。《热风》里有一篇《估学衡》，是鲁迅当时对新时代里所做的不通的文章作的一点具体的分析。到了一九三〇年，鲁迅还写了一篇《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一九三三年还写了一篇《作文秘诀》，是一个老医生对“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所作的正确的诊断，今天的青年最好是把这两篇“秘诀”拿来参考一番。
我们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的这两段：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
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譬如说，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罢，从正面说，发挥“其器不利，则工事不善”固可，即从反面说，偏以为“工以技为先，技不纯，则器虽利，而事亦不善”也无不可。就是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
这里鲁迅所揭露的是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做古文的真实情况，到了“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做法，就已经是八股了。古文这个东西，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恢复了《左传》、《史记》一类的白描写法，其实不是的。《左传》、《史记》的好处是有什么写什么，事情多少就写多少，其中所有的句子都经得起汉语语法的分析。古文则如鲁迅所说的，“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它专门来一套正面说说，反面说说，并非为得反复讲道理，它就是这么个习惯，这么个调子。好比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向来很有名，我们倒应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这就是鲁迅说的“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鲁迅在他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后面还有一个后记，后记里更说：“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做古文的情况是如此。
鲁迅的《作文秘诀》，又揭穿了“选学妖孽”的底子。他说，“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接着是下面的三段，我们应该完全抄下来：
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 声，余分闰位”，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杨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自说意思，是儿妇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联较费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子连花和罐一起打坏了。这算是对于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实是和杨、班并无不合的，错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这一个所谓“错”，就使《文选》之类在遗老遗少们的心眼里保住了威灵。
做得蒙胧，这便是所谓“好”么？答曰：也不尽然，其实是不过掩了丑。但是，“知耻近乎勇”，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头发，中年妇人罩上面纱，就都是蒙胧术。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这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因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藉此掩掩丑的。从修辞学的立场上看起来，我赞成后一说。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牠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
不懂当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虑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说好丑，所以还不如做得牠“难懂”：有一点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后，所懂的也比较的多起来。我们是向来很有崇拜“难”的脾气的，每餐吃三碗饭，谁也不以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郑重其事的写在笔记上；用手穿针没有人看，用脚穿针就可以搭帐篷卖钱；一幅画片，平淡无奇，装在匣子里，挖一个洞，化为西洋镜，人们就张着嘴热心的要看了。况且同是一事，费了苦功而达到的，也比并不费力而达到的的可贵。譬如到什么庙里去烧香罢，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贵；三步一拜才到庙里的庙，和坐了轿子一径抬到的庙，即使同是这庙，在到达者的心里的可贵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贵乎难懂，就是要使读者三步一拜，这才能够达到一点目的的妙法。
以上说的就是“选学妖孽”。
五四当时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之所以大快人心，就是切切实实地把“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打倒了，在前进的新时代里再也不能容忍这种障碍。鲁迅在《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的后记里提起它来还是憎恶极了，“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在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同时，新文学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好文章，鲁迅的小说和杂感是最显著的，把中国的有希望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叫醒了，吸引住了。鲁迅当时的文章，就是写普通话。我们作文，必须是写普通话，鲁迅是中国文章开始写普通话的大师。“写普通话”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在《花边文学》里有一篇《做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说道：“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写普通话”就是大众语的加工。我们所谓大众语，指的是北方的方言。鲁迅写的文章就是北方方言的加工。
为得说明问题起见，我们举出我们今天的一篇标准的“写普通话”的文章来，看“写普通话”的文章有哪些特点。我们举的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一篇。这一篇约二万字的长文章，内容不用说，单就文章看也是中国历代文章所万万不能有的，它集中了五四以来新的文章的长处，同时证明了语言继承性方面的许多事情。五四以来新的文章有哪些长处呢？首先是它改进了旧日的文体，它用了提行分段的体裁。这是中国文章的欧化。从欧化来的这样的体裁，完全没有移动汉语原来的结构，只是文体变了。这个文体变化，关系非常之大，以便于我们写文章能够发大议论，反映复杂的生活。旧日的文章一篇就只有一段，好比《古文观止》的第一篇是《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它起首是“初，郑武公娶于申，……”末句是“遂为母子如初。”讲文章作法的人就批它是“‘初’字起，‘初’字结。”所以《左传》这一篇文章实在就是这个形式：“初——初。”它像一根绳子。它所牵扯的事情并不少。向来的人佩服《左传》的文章，是应该佩服的，首先它的一条绳子的牵扯工夫很大。古人本来是一条绳子，你如把它分起段来，就斩断它的作用了，好比《红楼梦》第一句“此开卷第一回也”，照我们今天写文章的习惯，这一句应该就是一段，冒起全篇，然而曹雪芹不是，它是一根线牵下去，令我们割它不断。《水浒》里遇到不同时间的事情就插一句“一宿无话”，遇到不同地点的事情就插一句“一路无话”，无非是在一条绳子之中打一个结，接得很巧妙罢了。我们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如果照旧日的文体，写起来恐怕很困难，哪怕它是一条龙，首尾也难得照顾，节节难得照顾。现在它挥写得非常之自由，用了长短不等的二十八段（中间插了引的尼赫鲁的三段话），比起古代的《左传》、《史记》以及一切有名的长篇巨制来，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阵式。在这个新的阵式里，不怕内容多，它能够多多益善，秩序井然。这是五四文学革命对中国文章所起的一个大作用，就是把文体变了。
其次是用新式标点符号。这也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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