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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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作战试读：
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与新疆和平解放
第一中央高度关注新疆周恩来说：“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
毛泽说：“关于新疆和平解决的事情，希望你能帮帮我们啊。”
斯大林说：“不应当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1、毛泽东令王震做好进军新疆的两手准备
新疆和平解放之前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新疆各族人民不仅遭受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而且遭受了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不仅受汉族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而且受新疆本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
而新疆各族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一直都在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努力着。而毛泽东也时刻关注着新疆的解放事业。
1949年，是中国革命在全范围内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新疆各族人民渴盼解放，如大旱之望甘霖。毛泽东深切了解新疆各族人民的心愿，他运筹帷幄，英明决策，希望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
1949年3月，中央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驻地，召开了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在会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发出了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和统一全中国的伟大号召！
就在这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参加会议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要他马上去见毛泽东。
王震将军（1908~1993），瘦长挺拔，直鼻梁，厚嘴唇，大嘴巴。为人耿直，有着善良和淳朴的胸怀，怒时血气方刚，乐时如同孩子般天真，喜欢穿深灰色的中山装，是一位战功卓越的将领。
王震将军凡受领任务，必蓄须，不达之不净面。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戏呼其为“王胡子”。
这位在战场上威震敌胆的将军，急急忙忙的来到办公厅，他只见会议室内三位中央最高领导人早已等候着他了，王震感到一定有重要军事任务等着他了。
毛泽东笑着走上前去，紧紧握着王震将军的手说：“你好啊！王胡子——”。“主席好！主席好！”王震不好意思地笑道。
王震将军又转向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连忙说到：“总司令、周副主席好！”
王震将军连忙给三位中央领导分别敬礼。
朱德总司令连忙说：“王胡子！不用了，不用了！咱们说正事吧！”
周恩来也说道：“来来来，快坐下，王震同志，还得辛苦你了。”说着起身给王震倒了一杯开水。整个屋子里变得热气腾腾的。
朱德总司令问：“王胡子，你知道我们请你来干什么吗？”“报告总司令，还不知道！”王震起身连忙回答。多少年的战争岁月，他早已养成了风风火火的性格，他很想尽快知道有什么重要任务。往往他在接受重要任务时，他都显得非常激动与坚定，今天也不例外。
毛泽东吸着烟，显得胸有成足的样子，他挥手招呼王震坐下来，说道：“快说说你那支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呢？”
王震一听，他赶忙仔细地向中央三位领导汇报一兵团近来的各方面情况，并回答着周恩来和朱德的插话提问。周恩来在本上记录着，不时向王震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毛泽东和朱德的话都不多，只是不时微微地点着头。三位领导人显然听得很满意，不时相互会意地交换眼色。“就这样吧！”周恩来听完王震的汇报，非常严肃地看了看王震，说道：“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你看如何呢？”“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王震高兴地站起身来，习惯地敬了一个军礼，激动地说：“我们一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平静地说道：“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呀，新疆问题我们要力争做好两手准备，能和平解决最好，因此进军新疆是一个政治仗，只能打好。”
朱德站起来，就有关进军新疆的一些具体问题，向王震做了指示，并告诉王震，有关的行动计划要向一野司令员彭德怀请示，由彭德怀统一指挥进军大西北的战斗。当然，新疆的问题，还得由王震直接负责。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一定要继续发扬英勇奋战、不怕艰苦的革命精神，准备带领部队进军新疆，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
在临走前，周恩来又对王震嘱咐道：“希望你们在一兵团中开展进军新疆的宣传教育，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从思想上物质上各个方面做好进军新疆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旦中央命令下达，就立即行动。”
王震激动不已，他赶紧回到部队，立即在全军进行了宣传动员工作。广大指战员对进军新疆充满了信心，大家纷纷向一野首长、兵团首长请战表决心，随时准备奔赴新疆！
在中国的广漠大西北，一场伟大的军事行动，就要开始了。2、周恩来叫屈武回新疆策动部队起义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火之苦，中共中央特别制订了对于解决新疆的政策，那就是“力争起义，和平解决”。
为了贯彻中央的方针，使新疆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在1949年4月16日凌晨4时，周恩来秘密接见了中共地下党员屈武。
屈武（1898~1992）字经文，陕西渭南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1927年毕业于前苏联中山大学，1930年毕业于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曾参加“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6年到前苏联学习。1938年后，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陆军大学教官，立法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
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周恩来亲切地招呼屈武坐下，并倒了一杯茶，于是他们马上就进入了话题。
屈武先向周恩来汇报了他所知道的情况，他说：“张治中昨天跟我说，国民政府恐怕很难批准那个和平协定。他觉得只有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打下去，才能早日实现和平解放。所以张治中让我回新疆转告陶峙岳，说蒋介石还想打下去，但新疆人民需要和平安定，新疆不能出现战火和枪声。”
听完了屈武的汇报，周恩来坐在那里显得面色凝重，他低头静静思考着。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旁边的屈武，态度坚定地说道：“是的，看来实现国内和平的希望变得渺茫了，如果谈判失败，你必须马上回新疆去，策动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尽量减少战争对新疆人民的伤害。”
周恩来又向屈武询问了新疆国民党部队一些将领的情况，包括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对他作了详细的了解，而且探寻了陶峙岳的政治态度。
屈武告诉周恩来，陶峙岳将军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并富有正义感，在国民党内部是一位进步的将领，如果对他多做些思想工作，使他接受和平解放建议，肯定十分有利于新疆问题的解决。
陶峙岳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参加过国民党的北伐战争，一直从团长、旅长、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升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和新疆警备总司令。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属的整编42师、78师、骑兵1师共7万余人。
屈武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都一一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很认真地听着，时不时地说出自己的建议和嘱咐，屈武都记在了心里。
当回答陶峙岳的政治态度时，屈武看上去很有把握地说道：“周副主席，您不用担心，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我相信，他一定能分清形势的，能够接受和平起义的建议！”
周恩来于是笑了笑，看来他很欣慰，然后自语道：“文白（即张治中）先生是有名的‘和平将军’嘛！”
之后，周恩来就新疆问题以及如何劝说陶峙岳等优秀爱国人士实行和平起义等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和部署，然后又和屈武讨论了很多细节上的问题。
带着周恩来的重要嘱托，屈武就火速赶回了新疆，准备秘密执行和平起义的艰巨任务。他想自己不会让周副主席失望的，一定要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自己的努力。
屈武回到新疆后，马上拜访了他的朋友、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屈武向刘孟纯详细介绍了北平和谈的经过，透露了周恩来、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起义的意见。
屈武说：“虽然全国范围很难实现和平解放，但新疆可以根据和平协定，争取实现局部的和平解决。”
听到屈武的介绍后，刘孟纯紧紧握住他的手，很有感触地说道：“我赞同你的看法，那我们就行动吧！但现在关键在陶峙岳，我们还是先找他谈谈，看看他的态度后再准备我们的行动。”
陶峙岳当时是国民党驻新疆的最高领导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张治中邀请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西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所以这个人很关键。
屈武、刘孟纯秘密约见了陶峙岳，向他转达了张治中的意见，又向他透露了两人对新疆和平解放的意愿。陶峙岳当时显得很平静，话语也不多，也没有作出表态，但在屈武、刘孟纯即将离开的时候，他忽然说道：“等等看，看发展。”
屈武、刘孟纯从陶峙岳这一“看”字中看到了希望，觉得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带着这种喜悦，他们告别了陶峙岳。3、毛泽东请张治中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
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特别是解放军军已经在西北战场的长驱直入，大败了国民党军队，使10万解放军集结与酒泉，进而逼近新疆大门。
为了争取和平解决新疆问题，9月8日，在北平中南海，毛泽东约见了张治中将军，准备劝说他接受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当时张治中是同中共谈判的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所以毛泽东对他很尊重，总是以礼相待。
张治中是一位性格豪爽之人，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以诚待友不仅是他个人的高贵品质，而且也是他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道德。
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力主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基础。因此，在他与中国共产党交往过程中，无论政治形势多么险恶，他都能一如既往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和职权内，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和平的好事，在客观上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诚意自然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许。
而新疆要和平解放，关键人物是陶峙岳，他是张治中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在胡宗南手下多年，根深蒂固。
在新疆驻军中，除了马步芳一个军的骑兵部队和盛世才属下的两个旅外，名义上都归陶峙岳领导。陶峙岳本人一直受蒋介石嫡系所排挤，张治中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兼新疆省主席后，把陶峙岳调入新疆，成为张治中的最信赖的部下，为张治中稳定新疆复杂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由张治中出面与他沟通，是再合适不过了，事情的成功率自然会大大提高。
张治中来到后，毛泽东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像见了老朋友一样同张治中亲切地握手问候，令张治中很感动。
在一阵寒暄之后，他们坐下来，毛泽东对张治中笑着说道：“大家都知道，将军曾经在国民党中担任过西北行营主任和新疆省主席，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且很多人都是你的老部下，所以关于新疆和平解决的事情，希望你能帮帮我们啊，我党和全国人民会感谢你的！”
看到中共和毛泽东主席这么信任自己，令张治中感激不尽，并在他的心里流淌着一股暖流。其实，张治中很愿意为全国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诚恳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请求。
带着对国家和平的期盼以及对中共的感激，张治中态度坚定地说道：“请问主席需要我做什么，如果是我能够做到的，我很愿意去帮助你们。”
毛泽东吸了口烟，热切地看着张治中，说：“我党想让将军能以个人的名义，给新疆军政当局发一份电报，希望以你在西北和新疆多年的威望，劝说他们接受和平解放的主张，实行和平起义。”
毛泽东说完自己的建议后，张治中显得有些兴奋，他说：“主席，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了，只是我现在已经和陶峙岳、包尔汉失去了联系，我无法在收到他们的电报，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毛泽东笑着说道：“将军请放心！我军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可以把电报先发到伊宁再转到陶峙岳、包尔汉的手中，我党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会帮助你送达的。”“太好了，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的，也请你放心！”张治中诚恳地说。
于是张治中就回去督办这件事了，首先给陶峙岳、包尔汉发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劝说他们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之后又做了其他对新疆解放有利的事情，张治中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其实早在1948年秋，陶峙岳在赴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时，就曾专门绕道兰州拜会西北军政厅宫公署长官张治中。
当时在张治中的私宅里，他跟陶峙岳促膝长谈，并出示自己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函件和谈话记录。
张治中给陶峙岳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张治中说：新疆局势稳定的关键，在于取得前苏联的理解与合作，尤其要注重疏通前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这不仅在政治上十分有利于我们，而且还可以扩大新疆对前苏联的贸易。
当时，解放军的红旗已经飘遍了神州大地，胜利的歌声响彻全国，国民党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
新疆位于我国的西北边陲，早晚要面临或战或和的抉择。张治中和陶峙岳审时度势，都认为新疆人民需要和平安定，新疆不能出现战火和枪声，不然局面就会变得很乱。
在这次交谈中，张治中和陶峙岳都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两人像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样，肝胆相照，对以后新疆的和平起义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那以后，陶峙岳的脑子里总是萦绕着和平的念头。他在“看”中观察着形势的发展。
在4月2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宣告。
1949年5月，张治中在北平给陶峙岳发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张治中希望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一定要维护新疆的稳定局面，根据形势变化确定对策，争取和平起义，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战争。
看道电报后，令对陶峙岳很兴奋，仿佛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且他很赞同张治中的建议。陶峙岳对包尔汉激动地说：“看来张治中的电报是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打来的，这中共对我们的劝告和信任啊，更是是中共方面对我们的期待，我们一定要以新疆的大局和稳定为重！”
不过兴奋之后，陶峙岳又开始犹豫了，带着某种遗憾说道：“但马、胡控制的部队，特别是那几个掌有实权的军官是新疆和平起义的主要障碍。这些人是很难同意和平起义的，终为和平之患。可现在又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有军权的人，还是看看国内的形势，再做决定吧。”
到了6月下旬，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西安及关中广大地区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于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两兵团一起继续前进，继而逼近新疆……
当时，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住陶晋初向陶峙岳呈上了一份《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而陶晋初就是陶峙岳的堂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与周恩来身边的乔冠华结识，并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
在新疆如果解放的问题上，陶晋初坚决走和平之路，并同中共地下党员屈武、刘盈纯等人展开了合作，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6月26日，张治中以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他向大家宣布：将与国民党政府脱离一切关系，投向人民民主阵营和国家的解放事业。
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陶峙岳等国民党人士开始慎重对待新疆未来的命运。后来，印度新德里《美国之音》广播了湖南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的消息，一时人心浮动。
屈武、刘孟纯秘密约见了陶峙岳后，陶峙岳在那一“看中”，对和平起义的态度渐渐明朗起来，他的转变也大大触动了包尔汉。包尔汉当时是新疆省政府主席，和陶峙岳交情很深，而且对局势的看法也很一致，两人一起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努力着。
所以，包尔汉于7月间曾邀屈武、刘孟纯、陶晋初等人，也邀了前苏联友人士在南山住了几天，进行了秘密的交谈，就新疆未来的命运谈了各自的看法。随后陶、刘等又邀包主席、前苏联友人去郊外湖边住了几天，继续进行交谈，虽然没有谈及具体问题，但也心知肚明了，对新疆战和不战有了一致的看法。
在这样的前提下，陶峙岳的信心坚定了，于是开始了他的秘密的行动，为将来的和平起义积极准备。
不过，在陶峙岳的心里还有另一个顾虑，就是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陶峙岳一直在琢磨这个人，新疆和平起义，如果遭到他的反对，可能一切计划行动都要面临破产，所以争取赵锡光的支持对和平起义很关键。
为了打探赵锡光的政治态度，并劝说他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8月19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的名义，在焉耆和赵锡光进行秘密会晤，而且军需供应局长郝家骏，当地驻军旅长钟祖荫也和陶峙岳一起去了焉耆，但谈话的时候只有陶、赵二人，郝、钟却不在座。
陶峙岳经过耐心地劝说赵锡光，两人逐步达成了一致看法，并秘密进讨论了和平起义的具体时宜，还对可能出现的变故商定相应的对策。
他们最后一致决定：起义的一切行动，陶峙岳负责北疆，赵锡光负责南疆，并达成了两点协议：一、待与解放军部队靠近时才接头，陶、赵两人站开，将部队交出来；二、部队由解放军无条件改编。
为了新疆人们的安危和国民党驻军的命运，陶峙岳等人的政治态度发生着转变，并了新疆的和平解放积极努力着。相信在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的劝导下，国民党军队会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并会取得成功，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吧！4、刘少奇访苏，斯大林建议提前解放新疆
1949年，胜利的号声已经在全国吹响，各族人们都沉寂在新中国解放的兴奋之中。新疆人民也渴盼解放，如同饥渴的禾苗需要雨水的滋润一样急切。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新疆的苦难的人民，并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努力着。他和中共中央运筹帷幄，精密部署，为取得新疆和平解放积极行动。
但是要和平解放新疆问题，还需要前苏联的帮助和支持，因为在1933年，前苏联与新疆的地方实力派盛世才结盟，盛世才建立了亲苏政权。在前苏联的帮助下，1937年，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而且前苏联和新疆的三区的民族军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若是没有苏方的帮助，解放新疆就会困难重重。
鉴于此，在1949年7月初，刘少奇秘密访苏，就新中国成立以及新疆和平解放等问题同斯大林进行商谈，并希望苏方对新疆问题上给予支持。
在会谈中，斯大林正襟危坐，显得很严肃的样子，看来他对解放邻近前苏联的新疆十分关切，他用一种似乎很坚定的语气对刘少奇说道：“不应当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斯大林继续说道：“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会谈中，苏方还认为，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美国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惧了，正在准备策划自己的阴谋，即鼓动西北五马军阀（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呈祥）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国”，与中共和前苏联对抗。
倘若美国政府企图达到目的，那么新疆问题就有可能成为国际问题，到时候就很难和平解放了，因此，苏方建议中共提前解放新疆。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非常重视。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请示后，立即要求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在苏方的帮助下尽快进军新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方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要刘少奇向斯大林建议“将苏联空军进行援助和空投部队的问题具体化”。
毛泽东在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因此他建议彭德怀说：“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
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
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刘少奇和王稼祥：“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这样一来，进军新疆的任务就迅速提前了。
经过商定，斯大林答应了中方的请求，具体办法是：部队先向酒泉进发，同时由中方出钱租用前苏联航空公司飞机45架飞往酒泉机场，实行空运。前苏联派来的飞机是里-2型，这种活塞式运输机可载重7.65吨，载客20至30人，很实用。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向西北的进军，前苏联建议中共主动联络新疆三区临时政府，进而牵制国民党的势力，有利于减少新疆解放的阻力。
面对日益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大势所趋，所以愿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新疆问题，并积极进行活动，策划和平起义。
陶峙岳等国民党人士的态度转变对新疆的和平解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让新疆老百姓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为了更好地促进陶峙岳、鲍尔汉和平起义，毛泽东针对新疆的情况作出几项重大决策，在新疆内部展开了一系列行动，而西北战场也开始了军事行动，并请求张治中继续劝说陶峙岳等人尽快实行和平起义。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周折，前苏联驻伊宁总领事阿里斯托夫对陶峙岳放走马呈祥、伊敏等国民党顽固分子一事表示不满，希望中共命令陶峙岳扣押马呈祥等人。
到底该如何处理此事，毛泽东陷入了顾虑之中，他坐在椅子上，他大口地抽着烟，烟雾缭绕在自己的周围。他尊重陶峙岳的决定，但不想伤了与前苏联的和气，新疆的和平解放需要苏方的支持和帮助。不过最后，他还是决定应该尊重陶峙岳的决定。
于是，在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致电邓力群指出：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及其顽固坏分子，只要有可能，应让他们乘飞机逃走，逃得多愈有利。
但不管怎么样，在前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新疆的和平解放行动朝好的方面发展，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前苏联在这次行动中做处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刘少奇在和前苏联会谈中取得的积极成果。5、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进军新疆的计划
在1949年4~5月间，毛泽东即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的可能性。
7月6日，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致电彭德怀，表明了他对新疆问题的高度关注，并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电文如下：
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放，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作为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毛泽东的电报为和平解放新疆问题指明了方向，令彭德怀等人深受鼓舞，增强了他们对解放新疆的信心。彭德怀用他浓重的湖南话对大家感慨地说道：主席真实英明果断啊，我们一定要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使受苦受难的新疆人民早日获得和平的解放！
于是，彭德怀等人就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解放新疆的伟大行动。8月1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武威）后，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某一部或大部放下武器和平改编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的。
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具体计划。准备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分驻于南疆和北疆。
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今伊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近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兰州解放后，为迅速追歼残敌，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命令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于9月4日沿兰新公路向河西走廊挺进。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9月21日，跨越祁连山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河西地区之敌在野战军威逼下，在兰新公路截断后，纷纷起义和投降。
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九十一军、第一二0军等残部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第一野战军第三军一个快速部队抢占和保护了玉门油矿。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西等地，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而当新中国的成立的声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欢呼雀跃，期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的钢铁之军，正行进在中南、西南、西北北的广阔战线上。他们带着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兴奋，变得更加勇往直前，要坚决完成解放新疆的任务。
由贺龙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力部队为基础组建的第一研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英明领导下，声东击西，战果显著。他们也得到了习仲勋和西北局其负责人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解放军战士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历经两年的艰苦战斗和风风雨雨，他们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歼灭了国民党和西北的主力部队，迅速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这时，我先头部队第一兵团挺进到甘肃酒泉，解放军的钢铁之军已经逼近了新疆大门。第二新疆宣布和平起义
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对西北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
张治中很快就把电报写好了，于是就送给毛泽东主席审阅。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西北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命令：“尽快进军新疆，早日完成保卫和建设西北边疆的光荣使命！”1、邓力群赴新疆争取和平起义
1949年8月26日，西北野战军一举攻下了兰州，于是，解放军一野第二兵团便开始了沿兰新公路的西进行动，直指新疆。
就在解放军即将逼近新疆大门时，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部署下，提出了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并委派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新疆，为争取新疆和平起义积极行动。
8月15日，邓力群刚刚到达伊宁后，在前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陪同下，就立刻与伊犁、塔城、呵勒秦三区临时政府的领导和新疆联合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民族军司令伊斯哈克拜克和联合政府副秘书长阿巴索夫进行了接触和会谈，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商定在伊宁开设代号为“力群”的电台，以便随时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
但新疆和平起义的关键在于陶峙岳、包尔汉等国民党爱国人士政治态度的转变。于是，在9月16日上午，邓力群在包尔汉的家里第一次与陶峙岳见面。一阵客气和寒暄之后，邓力群转达了中共和毛泽东主席和张治中对他们的问候和关注，并转交了张治中9月10日给他们那份电报。
对于邓力群的到来，陶峙岳、包尔汉心知肚明，而且很早就盼望着中共和他们进行联系，所以显得有些兴奋，但兴奋里也带着犹豫和顾虑。
但在那一时刻，小小的房间里却荡漾着友好的气息，让每个人觉得心里暖暖的，就仿佛他们已经看到了新疆和平解放的伟大景象。
邓力群就表明了毛泽东主席的看法和中共对新疆问题的主张，当时陶峙岳、包尔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接着，陶峙岳向邓力群陈述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具体意见，并报告了军方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包尔汉也向邓力群报告了省政府方面关于和平起义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邓力群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给他们以鼓励。
不过，陶峙岳、包尔汉心里依然有很多顾虑，举行和平起义绝非是件容易的事情，可能会面对各个方面的阻力。
对于两人的顾虑，邓力群早有察觉，就这些问题询问了他们，打算坚定两人和平起义的信心。
就这样，陶峙岳、包尔汉就详细对邓力群诉说他们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
包尔汉说道：“兰州虽然解放了，但马呈祥、叶成等人还不死心，对马步芳、蒋介石还抱有幻想。”
陶峙岳继续说：“蒋介石像一个钩魂幡，在时时钩着马呈祥等人。叶成还时不时收到胡宗南命他抵抗到底的电报。我们已经对他们做了大量工作，等广州运薪饷的飞机一到，他们就乘飞机离开，把兵权交出来。”
邓力群带着自己的担心问道：“如果飞机不来呢？”
陶峙岳肯定地说：“会来的，会来的！”
邓力群说：“我大军西进的时刻表是不会因他们而改变的，希望陶将军抓紧做他们的转化工作，并希望尽快派代表到兰州，与我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谈判。”
之后他们就起义的具体事宜进行了商谈，邓力群很久才离开包尔汉的家中，并在临走的时候继续嘱托他们，说中共和毛泽东主席对他们很信任，期待着和平起义取得成功！两人再次感谢中共对自己的信任，说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并说马上会派代表到兰州谈判。
事实上，邓力群到达迪化，对新疆主和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时，新疆和平起义的各工作，因为可以通过邓力群得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从而更加有序地开展。陶峙岳、包尔汉等，关于和平起义工作的一些计划都直接向邓力群汇报，并通过他同中共中央联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从此，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进劝说在北平的张治中，并通过他做好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的工作，另一方面通过邓力群直接领导新疆的和平解放工作。
与此同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对西北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
至此，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正确领导下，以及在解放军西北战场取得的辉煌战果和国民党政府迅速瓦解和崩溃的条件下，并在张治中和陶峙岳、包尔汉等国民党优秀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新疆正一步步走向解放，另外邓力群在这次行动中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2、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
1949年9月18日张治中见过毛泽东以后，带着对新疆和平解放的热切期盼，并按照毛泽东的嘱托连夜给陶峙岳、包尔汉写了一份电报。
张治中很快就把电报写好了，于是就送给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看后表示赞同，对于张治中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由衷地感谢。
张治中的电报于9月10日发了出去，电文如下：迪化陶副长官氓敏兄、包主席尔汉兄：
自接辰真电后，以西北人事更动，又因时机未至，故未再通讯。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有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
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绍周、孟纯、经文诸同志均致意。兄意如河？盼即电复张治中
9月11日，张治中放心不下，就有关问题和自己的一些顾虑又单独给陶峙岳发了一份电报：迪化陶副长官氓航兄：
申灰电计达。兹治思及下列各点，特再电商：（一）马子香父子（就是马步芳父子）及其残余部队现在何处？其与黄祖勋、周嘉彬两军之关系位置如何？（二）马呈祥态度如何？字香对其有所揭示否？如其形迹可疑，兄将如何应付？治意能予以开导说服最好，否则可调移该部驻焉耆、轮台，而以钟祖荫师调吐、鄯、托一带，令其安心以待，从长计议，不命名其违个反抗为宜。（三）现知黄、周两军在河西，王治岐军是否亦西撤？兄已否派员前往联络？必要时可以治名义代拟电文，即令该三军今后行动应悉听兄之命令。如其已与青海马部隔离，最好以掩护东疆、阻止马部入新之目的控置于张掖、酒泉、玉门一带如何？（四）在驻新将领中，过去受片面宣传之蒙蔽．难免有不明大势，执迷不悟或囿于派系感情作用者，盼告以治与大家患难相共，如能接受命令，治甚顾负道义上之责任，决不使大家再走错路，蒙受牺牲。但倘有一二顽固到底无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调换，以免优容偾事。（五）省内保守一派．数年来呈多方控制，并加教育疏导，但其潜在势力，仍不可忽视。尤其维、哈两族中，惧苏惧共之心理时有流露，可否以治与兄名义发表文告，说明中共现所奉行者，既非共产主义，亦非社会主义，而为新民主主义，亦即与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旨相符合。特别对少数民族采取平等团结，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政策，新省对中央关系虽转变．而新省施政纲领所揭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既定政策，绝无改变，以祛其疑惧之心。并盼与包主席邀约色以提、乌迈尔、尧乐博士、麦斯武德、伊敏、贾里木汉等到迪，分别予以开导，期共了解，藉免障碍。（六）对伊万之联络，此时似不可少，不知己进行否？最好仍请苏领居间保持接触。（七）此事对英、美外交人员，事先应极端秘密，事后可予以保护，维持适当国际惯例之待遇。（八）军粮冬服及帕项经费筹备如何？为念！盼与包主席洽商，暂时只有在省内设法，一俟东西交通恢复，必有解决之方。在过渡期间，困难自所难免，此当时予关注者。（九）据悉中苏在新省贸易及经济协定双方业已同意，但广州政府不允签订，固可遗憾，不过新的中央政府在下月即可成立，预料前苏联将首先承认，而引项协定，当可继续商谈签订，经济状况，将必改观。以上各项，均治思虑所及，举以商询。深信兄对此一适应时代保全军民之革命行动，必已考虑周到，部署严密，使能稳健也顺利地完成也。
临电驰系，伫候佳音。张治中
9月16日上午，邓力群在包尔汉的家中，转交了张治中9月10日写给他们二人的信。
但看了这份电报的内容后，陶峙岳、包尔汉觉得电报的政策性很强，料想是经过毛泽东主席同意后才发给来的，让他们感觉到，中共和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信任和肯定。
陶峙岳、包尔汉看完电报后很受感动，更加增强了他们举行和平起义的决心和信心，因为背后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们便可以放心实施自己的计划了。3、消除和平起义的障碍
在张治中发给陶峙岳的电报中，他曾提到了自己的很多顾虑和嘱托，这些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看来，国民党内部派别混乱，而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同样由不同的派别所控制，所以要想让新疆的和平起义取得成功，面临的阻力是很大的。
事实上，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存在着两个军事系统，第一个就是青海马家系统，另一个就是胡宗南系统。陶峙岳虽然是新疆驻军的最高领导者，可他能够直接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只有四分之一，其他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马、胡嫡系的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手中，而这些人都是些顽固分子，很难接受陶峙岳的领导，更很难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
陶峙岳不属于任何一个军事系统，也和他们的交情不太深，因而陶峙岳对许多事情只能小心翼翼，这些人他都不敢得罪，对他们的一些事情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显得很无奈的样子。
当时，胡宗南系统下的整编78师师长和179旅旅长、军统特务罗恕人，控制着除马呈祥部之外的全部北疆国民党军的作战兵力。而骑5军军长马呈祥，是马步芳的外甥。他所控制的这支骑兵部队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教色彩，甚至显得反动而顽固。
由于这些派别掌握着国民党军队的实权，所以，叶、罗、马三人，凭借手中的兵权，时刻准备着分裂活动，逆历史潮流而走，试图阻止陶峙岳举行和平起义。陶峙岳在和邓力群会面之前就多次劝说叶、罗、马等人，希望他们审时度势，分清利害关系，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能够为新疆的和平解放给予理解和支持。
在新疆和平起义渐渐明朗化的时候，陶峙岳对叶、罗、马三人又进行耐心劝说道：“如果我们到了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地步，那可是进退两难啊，到时候必然会走投无路，新疆人们不会宽恕我们的，历史更不会原谅我们，那又何苦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何去何从，请大家选择吧！”
但陶峙岳如此诚恳的态度并没有使叶、罗、马的顽固心里发生转变，虽然国民党马上面临着崩溃的局面，已经无法再主宰中国的命运了，但三人依然顽固不化，进行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虽说陶峙岳在上次和邓力群的会谈中曾说，叶、罗、马等广州运薪饷的飞机一到，他们就乘飞机离开，把兵权交出来，但那只不过是三人的幌子。事实上，他们暗中调兵遣将，实施他们的阴谋活动，并于胡宗南进行电报联系。
1949年9月19日，胡宗南来电，命令叶成将新疆部队转移到南疆，并说明，如陶峙岳不走或阻止撤离，可作断然处置。叶成接到电后，连夜与罗恕人、马呈祥阴谋协商，决定于20日子夜开始让部队进行转移，准备行动前先秘密逮捕了刘盂纯、屈武、陶晋初，以此胁迫陶峙岳随部队转移。
9月20日，叶成找到陶峙岳，看到他的到来，陶峙岳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知道他来找自己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果不其然，叶成带着他那奸诈的微笑说：“你平常对我们很有感情，但近来你对罗、马变得没有人情了，这大概都是屈武、刘孟纯、陶晋初三人搞的，所以我们准备把三人抓起来……”叶成便把他们要转移部队的决定告诉了陶峙岳。
陶峙岳显得有些气愤，他严厉地对叶成说：“我没有阻拦你们的行动，但是我作为新疆的警备总司令，必须要为你们考虑厉害关系啊。倘若你们把三人扣押了，该如何对待他们？外界会怎么看？你们能够圆场吗！”
陶峙岳停了停，端起旁边的一杯茶猛喝了一口，继续说道：“现在大家都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还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不要到时候弄得大家都难堪，都无法收场！我打电话把罗、马找来，大家坐下来认真谈谈”
接到陶峙岳的电话后，罗恕人、马呈祥就马上赶到了。陶峙岳面对这突然的变故，稳而不乱，显得极其冷静，三人到起后，陶峙岳直接切入话题：“我们今天不能作楚囚对泣，唉声叹气，一定要做来来好好谈事情！”
三人看着陶峙岳不说话，显然他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于是陶峙岳继续说道：“你们说我对你们没有感情，这怎么可能呢？丢开长官部属的关系不说，我们毕竟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对你们如何，想必你们心里很清楚，现在到了大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我怎么会没有感情？”
陶峙岳动情地说道：“今天的事情可以从爱憎、是非和利害关系三方面看，爱憎和是非不必说了，可厉害关系我必须说一说。你们既要进关，我从来没有没有表示反对过，而且愿意尽我所能为你们提供车辆、汽油和军费，但是人太多了，连军政人员总不下10万，你们想，我怎能把他们扔在戈壁滩上不管？我真的是为你们担心啊！”
陶峙岳又说道：“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是关于10万国民党军队的生死问题啊！不能太鲁莽了，给大家留个后路才可以啊！如果你们走错了路，对10万人如何交代？”
三人被陶峙岳的真情打动了，想想这些年陶峙岳对自己也不错，也觉得自己的举动确实太鲁莽了。三个人站在那里黯然神伤，默默不语。许久，罗恕人经过深思熟虑后说才说了一些心里话，说着，竟然流出泪来。从罗恕人的泪水中，让陶峙岳看到了希望，他觉得自己可以说法他们。
第二天，陶峙岳为了尽快说服三人，阻止他们的阴谋计划，他又去见了马呈祥，继续对他规劝道：“你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我都会照办，但有一点，我不能跟你们走！”
陶峙岳又说道：“新疆是不可以发生战争的，一定要和三区的临时政府妥协，我会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以性命担保大家，但绝不是我能起到什么政治作用！”
对于陶峙岳的话，马呈祥很有感触，他顽固的心态开始动摇了，觉得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从马呈祥那里回来后，陶峙岳单独到了罗恕人那里，对他耐心地说道：“马呈祥是青海人，本乡本土，到时化整为零，也只能打些游击战，你又不是青海人，你现在和马的感情虽然很好，但到那时候就不是个人感情所能维系的，你应该慎重考虑啊！”
陶峙岳就坦白了自己的态度，他深情地说道：“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都要慎重对待自己的未来和那些跟随你们的军队。我会把一颗赤裸的心放在你们面前的，要让你们知道，我会与全新疆人们同生死的。这是我的责任，必须把老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位，虽死不辞。”
罗恕人虽然没有表态，但从他那闪烁的眼神了，陶峙岳看到了他的态度在发生改变，这令陶峙岳很欣喜。
马呈祥已发生动摇，叶成尚无表态，但罗恕人如果可以说服他放弃，和平起义的阻碍就少多了。当时警察局长刘汉东和罗、马交情很好，鉴于此，刘孟纯和陶峙岳商定后，就通过刘汉东向罗、马做工作，甚至直接和他们深谈。
有一天，刘汉东找到陶峙岳说：“马呈祥想把军队交出来，打算走人，罗恕人也有这样的打算！”
陶峙岳马上找到罗恕人、马呈祥，诚恳地说道：“我对你们的决定感到很欣慰，新疆人们也会感谢你们的，你们可以放心地离开了，我会为你们提供一切帮助的。”
在1949年9月22日，胡宗南却急电叶成、罗恕人，责令他们肃清迪化“叛乱”分子，尽快把国民党部队撤离南疆！并表现今后要空投物品进行接济等。
但三人已经交出兵权准备离开，所以叶、罗、马根本就没有理会胡宗南的“责令”。
马呈祥、罗恕人于9月24日，叶成于9月25日清晨先后离开了迫化，经南疆到了巴基斯坦，然后转道去了台湾，永远地离开了新疆。
至此，新疆和平起义的一大障碍也就随之消除，和平起义的曙光已经越来越明亮了。4、陶峙岳、包尔汉致电张治中
1949年9月17日，陶峙岳与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已经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并在进行周密的准备，在保障国家领上、维护全省和平、避免无谓牺牲的原则下，采取积极而有效的行动，马上会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
电文如下：文白将军钧鉴：“九月十日戌平电奉悉。新局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间的努力，此项主张，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基于个人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离开迪化外，其余全数部队均将就驻原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待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政府方面，在策略转变时，即同时根据钧座与三区所订之《和平条款》，邀请三区原参加省府委员返迪，恢复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及本省《施政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之前，暂时维持地方政务，听候中央命令，组织本省临时人民政府。预计上项工作，在本月内可以全部圆满完成。职等自信，深明革命大义与本身职责，个人对政治上绝无企求，只期全省和平获得保障，人民不涂炭，军队不致牺牲，则对国家、对各族人民应尽之责任，即已达成，亦即有毛主席及钧座之期望也。除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谨电奉闻，乞释廑注。此间人民殷盼钧座早日莅临指导，何时命驾，恳先电示为祷。”陶峙岳、包尔汉九月十七日
同时，陶峙岳又单独致电张治中，告诉他新疆的种种情况，和平起义指日可待。
电文如下：文白将军钧鉴：
申真电奉悉。此间基本决策，已与包主席联衔电呈，祈赐指示。兹谨就电询各项，分报如次：
一、马子香父子，现已携眷出国朝汗。其残部，在青海大部溃散，消灭。各级将领，均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在甘省河西境内，已无青海军队。黄周两军，与马部已经没有联系。
二、马子香，自西宁逃亡后，对马呈祥迄无指示。马呈祥经予说服，其个人，将率少数干部，离迪出国朝汗。所部，并交职领导转变。
三、王治歧军，并未西撤。关于河西方面，现由曾震五（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作者注）兄来迪面商，已有部署。决于新省问题解决后，随即由职领导转变。希望最近能与兰州当局发生联系。乞设法转知与周直洽。
四、驻新将领，除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将率领少数干部，离开部队东返外，其余均无问题。俟渠等离迪后，职当妥为晓喻。
五、伊敏、艾沙等，决定率少数民族派，赴巴基斯坦。保守派头目，如贾里木汉、哈德万（迪化区专员──作者注），乌斯满等，亦决定离新。职已与包主席详商，准许渠等个人安全离开，不加阻挠。至各族民众，则妥为宣慰，俾安居就范。
六、对伊方联络，已由包主席办理。拟依据和平条款，施政纲领，恢复合作。但在军事方面，似应各守原防，听候中央处理，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误会。
七、美领馆已撤退，只留副领事一人。英领事，在此无甚作用，必要时，当予以保护。
八、此间最感困难者，为军费问题。从七月份后，军饷即未发放，军心殊不安定。经数月来向广州极力交涉，以全军东调为理由，催索各项费用。最近包机运款前来。如全数（约一百八十万银元）能运抵迪化，则目前勉可维持。数月来，所以始终未敢明朗表示态度者，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至省府方面，亦复库空如洗，包主席实无能为力也。
九、中苏亲善关系，在新日有增进。贸易及经济合作协定之迄未签定，并非新省负责人员问题。此点苏方已完全谅解。深信新政府成立后，自可顺利解决。总之，新省情形特殊，一切不能与内地等量乔观，此为钧座所深悉。现在问题，除将来补给方面，应请中央妥为筹济外，暂仍旧可以渡过严冬。
职可负完全责任，决无任何顾虑。今后新省问题，似仍宜着眼于民族、经济、政治各方面，顺应人心，执行钧座已定之政策，由毛主席审慎考虑，加以领导。为国家奠定边疆百年大计，实为当前急务也。谨电奉陈，敬乞随时指示。陶峙岳 九月十七日
张治中收到包尔汉和陶峙岳的电报后，就送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在看到两人的电文后，深感满意，写信给张治中，进一步建议和平解放新疆具体事宜。
9月19日，也就是在邓力群到达迪化的第四天，包尔汉通过邓力群给毛泽东发报，表示了对新疆和平起义的决心。电文称：“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已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
同时表示：“他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毛泽东收到包尔汉的电报后，立即给他给回电以示嘉勉。电文中说道：
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人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的回电，给包尔汉以更大的鼓励和信心。接电后，包尔汉马上按毛泽东电报上的建议，更加努力地开展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为挫败叶、罗、马的暴乱阴谋，赢得新疆的最终和平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到这里，关于新疆的和平起义的行动，在陶峙岳和包尔汉的积极努力下，马上就要取得成功……5、陶峙岳派员与彭德怀谈判
上次在包尔汉的家中，邓力群见到了陶峙岳，转交了张治中的电报，和他们进行了长谈，并希望他们能早日派代表到兰州和彭德怀司令员进行谈判。
就在第二天，陶峙岳派刘孟纯告知邓力群，已决定派国民党中将司令曾震五代表陶峙岳和河西警备司令部，于20日由迪化出发，赴兰州与彭德怀将军谈判。
1949年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明起义决心。9月18日，陶峙岳、刘孟纯交给邓力群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要求转报中央。
邓力群不解地看着他们，说道：“这个意见书是不是新疆和平转变的前提条件。”
陶峙岳、刘孟纯说笑着说：“该文件不是新疆实现转变的前提条件，而是实现转变后，他们对今后解决新疆问题所提的意见，何者采纳，何者不采纳，悉由中央决定；同时，肯定而明确地说：这次转变是无条件的。”
曾震五在9月20日就动身去了兰州，到达兰州后，彭德怀热情接见了曾震五，对他的到来，彭德怀表示欣喜和安慰，总是笑呵呵的样子，一点都没有司令员的大架子，仿佛完全把曾震五当成自己人对待了。
在来兰州之前，曾震五就听说彭德怀司令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但却平易近人，今日一见果不其然。所有的一切都让曾震五很感动，也让他觉得投向人民民主阵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增强了他对进行和平起义的决心和信心，他相信每个爱国的国民党将领都会同意这个伟大的行动。
于是，曾震五就转达了陶峙岳对彭德怀司令员的问候，会谈在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彭德怀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四点意见，如下：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在1949年冬必须结束西北解放战争，以便明年进入和平建设，新疆不能例外。
二、事实证明，过去国民党在新疆采取所谓的和平政策既是做不到，也是不愿做的。
三、国民党军队、政府腐败透顶，如无人民解放军援助，靠自我转变是不可能的。从实际意义上讲，国民党军队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彻底改造。因为国民党不是某些错误的问题，而彻头彻尾的反动，不彻底改变其性质是不行的。
四、国民党在新疆的所有军队，必须按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整编。
会谈结束了，曾震五带着彭德怀的四个意见和嘱托，马上赶到了迪化市，而在那里，陶峙岳已经焦急等待他多时了。
和平起义的火焰仿佛就要在陶峙岳的心中熊熊燃烧，所以他此刻显得很激动，很想知道会谈的结果怎么样。他想有了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他就可以大胆地进行和平起义的行动了。
曾震五回来后，首先转达了彭德怀司令员对他的问候和嘱托，并把会谈的具体内容向陶峙岳作了全面汇报。
听后，陶峙岳激动和兴奋地对曾震五说；“现在，新疆和平起义已经万事具备，只剩下通电昭告于天下了。”
和彭德怀会谈后，他们就开始和平起义的计划了。6、新疆驻军宣布起义
在西北战场上，随着绥远的解放，新疆问题到了揭盖子的时候了。
早在1949年9月21日，各党派代表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空隙里，仍然致电张治中，希望能他继续给新疆的陶峙岳和包尔汉等人及河西的老部下做工作。
电文如下：文白先生：
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已由伊宁于15日至迪化与陶、包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指第120军军长周嘉斌、第91军军长黄祖勋）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士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斌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毛泽东9月21日
9月22日，张治中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发电报给陶峙岳和包尔汉，嘱咐陶峙岳立即派人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接洽宣布起义，并要求陶峙岳以自己的名义电示在河西的周嘉斌、黄祖勋两军接受陶峙岳的命令，直接派人与解放军前线将领接洽，以表示自己的诚意。
电文如下：迪化陶副长官峙岳兄并转包主席尔汉兄：
九月十七日两电均悉。兄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阅电亦表嘉许。但不悉马、叶、罗等已否离迪？又兄与黄、周两军已否取得联络？即盼治名义电渠两人接受兄之命令，并径派人与解放军前线将领接洽，表示诚意，此时殊不应再有所犹豫顾虑，自股伊成也。又兄能即派员与彭德怀司令员扫秉承毛主席指示再走赴迪问题。各情盼随时电告。张治中
接到张治中的电报后，陶峙岳一面电示周、黄两部接受命令，一面紧锣密鼓地进行和平起义的最后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代表陶峙岳，赴兰州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l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见面，就和平起义的具体事项进行商谈。
曾震五到兰州商谈回来后，带着中共中央的嘱托和意见，陶峙岳等国民党优秀的爱国将领，就和平起义的最后事项进行商定，大部分将领都表示赞同和平起义的决定。
在历史的最大关头，在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抉择里，他们毅然选择了前者，也许正是他们的这种转变，才给历史留下了美好的一面，不管是新疆人们还是新中国都会感谢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最后陶峙岳代表大家草拟了起义电文。
9月25日，陶峙岳即将拟好的起义电文交梁客浔设法发到给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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