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金果,苏若群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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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试读：
前言
张国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一生从崛起、辉煌，到挫折、堕落，充满了跌宕起伏、曲折坎坷。他曾有过令人炫目的成就，也犯过令人发指的错误，最后走上了人所不齿的背叛道路。总之，他是一个成就与错误并举、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人。
张国焘的成就与光荣在于：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是学生领袖之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他是北京共产党小组创建者之一，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是主持会议的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公开指导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他是第一任领导人。在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大会上，他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也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获得列宁接见殊荣的人。在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他是直接领导者。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他积极参与了领导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他受任于危难之时，接替陈独秀成为中共临时常委负责人。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八一南昌起义中，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后，他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初，张国焘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反抗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他带领红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开创了川陕根据地，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他率军深入四川腹地开辟了新的战场。
张国焘的错误与耻辱在于：1924年，他突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在敌人的刑讯逼供下出卖了李大钊等人。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他因为执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央产生了歧见，最后犯下了“另立中央”的重大错误。在到达陕北之后，由于他深知自己问题之大之多，便借机离开陕北，投入到蒋介石集团的怀抱，背叛了他与之共生死18年的中国共产党。他的命运由此彻底改变，最终在悲凉的境况中死于异国他乡。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将张国焘的这些成就与光荣、错误与耻辱尽量客观地再现出来。但由于我们所依据的史料有限，我们的研究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之处，恭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第一章走向马克思主义
1897年出生的张国焘，其少年时代正是中西文化碰撞、新旧思想交织，社会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他领略了革命党的风采，接触了新式文化的启蒙，也产生了对封建传统的叛逆心理。
1916年，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恰逢校长蔡元培广纳天下英才，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影响下，他开始了崭新的人生追求。
1918年5月的反日请愿，成为张国焘登上政治舞台的预演。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在组织游行、上街讲演、被捕和营救被捕者的经历中，张国焘迅速成长为学生领袖。
1920年，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际，张国焘来往于上海、北京之间，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并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萌发爱国之心
189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二十日），张国焘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区金山乡山明村。
上栗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为萍乡北边的中心市镇，距萍乡市约四十公里，与湖南省的浏阳、醴陵两县为邻，相距不过十公里左右。由于地处湘赣交界地区，上栗虽然是一个山区市镇，仍不失为一个比较繁荣的贸易中心。连绵起伏、逶迤不绝的山脉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采矿业、造纸业和织布业在清末明初就已经相当发达。
或许正是优越的地理环境吸引了张国焘的祖先，清朝初年，张氏家族的第一百五十五代集翰公由广西迁到上栗。
张氏家族迁到萍乡上栗的一支，凭借当地的自然优势和勤俭精明的持家之道，逐渐发达起来。到了张国焘祖父一辈，已经成了当地人丁兴旺、理财有方、殷实富足的大户。张国焘故居（修缮前）修缮后的张国焘故居全景
优越的家境使得张家子弟有条件谙习诗文。张国焘回忆说：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了）。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张国焘的曾祖父名子峻，生有六子，张国焘的祖父居长，名恭丞。恭丞的长子名觐珖，字鹏霄，即张国焘的父亲。据《昭萍志略·人物志》载：“张鹏霄，号劼庄，县试冠军，附邑学籍。宣统己酉科拔贡生，考取法官，历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嗣考取县知事，在任三年，政平讼理。建设方面，如学校、桑林、平民工厂、罪犯习艺所、海塘圩堤及城乡学校次第举行。考绩获得全牌单鹤章。嗣解职回籍，历任九江地方检察厅厅长，南昌市政处秘书主任，洁己奉公为宁，兼优工书，乞求者众，从不应以苟简。年六十卒，著有诗文等梓。”张国焘的母亲，是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国学生刘廷汲的次女，识文断字，为张家生有二女四子。张国焘为长子。
张国焘有三个弟弟，大弟张国燕，早年病逝。二弟张国庶，生于1905年，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春回国后化名周之德，先是担任中央巡视员在上海工作，1930年春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0年5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张国庶在南昌被捕。当时南昌警备司令张辉瓒亲自派员审讯，张国庶受尽酷刑后被绞杀，尸体被抛入赣江，年仅二十六岁。其妻晏碧芳被敌人砍头后暴尸三天。1986年11月20日，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张国庶夫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留有一子，名张光怡，1948年迁往台湾。
三弟张国杰，1918年萍乡中学初中毕业后，遵祖父之意，回家挑起家庭重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他热心公益事业，深受村人尊敬。他的家训是：“多做少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没有光辉的历史，只有安稳踏实的农家生活。”张国杰有三子一女。他的儿子们这样评价父辈们不同的人生道路：“时事造英雄。国焘大伯的结局叫人遗憾和痛心。三伯国庶英勇牺牲，使我们感到惋惜和骄傲。看到自己平凡一生的父亲，我们感到满足。”
张国焘的少年时代，清王朝走向灭亡，民国初创，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发动反清和反袁革命，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思变。历史的发展注定需要新的力量来推动。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他高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组织反对清朝的革命活动和武装起义。1906年冬，还处在童年时代、对世事变化懵懵懂懂的张国焘，正在他父亲的好友廖石溪所办私塾里与十几个孩子读诗书，他的家乡忽然爆发了反清的洪江会起义。
张国焘当时年仅九岁，耳闻目睹了洪江会造反和这次造反失败后绿勇捉拿、残杀“会匪”的情景。他后来回忆说：“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
1908年，张国焘来到离家五十公里的萍乡县立小学读书。这座小学虽是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但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宿儒，他们注重读经，反对新生事物，把经书以外的知识全部称为“异端邪说”，禁止学生接触。
进入20世纪，守旧的理念逐渐失去往日的阵地。无论旧派先生们愿不愿意，学生仍然被新派先生们所吸引。张国焘在学校里知道了拿破仑、华盛顿，知道了牛顿、瓦特和卢梭，也知道了维新变法和反清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主共和思想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而成为社会主流。新的风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和漫延，人们的思想由禁锢封闭而渐渐趋向追求自由。武昌起义革命军炮击清军
在上栗，张家的一帮年轻人再也按捺不住追求新生事物的冲动了。他们常常在家里的客厅高谈阔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对家长们不准外出、保留辫子的禁令尤其不满。他们羡慕那些剪去发辫的同龄人，欣赏那种青春焕发的感觉。相形之下，他们认为自己脑后拖着的东西，简直就是“守旧”的标签。
终于有一天，张家二十多个青年统一行动，全部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示威似的出现在家长面前。张国焘虽年纪较小，也效法其他男子们剪下发辫。张家子弟们的这一举动，在家族历史上无疑是一场小小的革命。
1912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业。
这一年，中国政治风云变幻。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内外交困之中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推荐袁世凯代之。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袁世凯执政后暴露了其反动真面目。1913年3月，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被暗杀，革命党人遭镇压，孙中山等领导人被迫流亡海外。袁世凯还下令解散国民党和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进而授意制定了一部赋予他个人绝对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
当时，刚刚开始关心政治的张国焘，非常同情孙中山和革命党的遭遇。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执，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
1914年，张国焘因替违纪的同学辩护，受到舍监开除学籍的威胁。出于义愤，他离开萍乡中学，就读于南昌心远中学。
孰料，这一变动竟成就了张国焘追求进步的愿望。心远中学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锡创办，崇尚科学，反对守旧；注重西学，反对八股。正是从这时起，张国焘“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敲响近代知识的大门”。
1915年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是写满耻辱的一年。
1月，日本军队借对德国宣战之名，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继而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大部分条款，5月即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并为复辟帝制精心准备。
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国内强烈的反对与日、英、俄、法、意等国的劝阻，公然发表承认帝位之申令。次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大封群臣。31日，正式下令，改中华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次日元旦，举行登基大典。
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国内外一片谴责，内政外交均面临困境。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的纪年。6月6日，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众叛亲离中一命归西。
中国政治和外交形势的一系列变化，成为张国焘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契机。报章杂志对“二十一条”的揭露，学校师生们对袁氏称帝的愤慨，都深深触动着青春热血的张国焘。他回忆说：
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突；后者占了优势，我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就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基础而言，可以说张国焘已萌发爱国之心，还不能说已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1916年，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从此，这个在新旧文化撞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旅途。追求进步与温和请愿
北京大学始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时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官办大学，校址位于景山东街马神庙乾隆皇帝弘历的四公主府。1916年10月，张国焘步入这所大学时，学校设有文科、理科、法科、工科等专业，还设有预科，学制三年，预科毕业后可直接考入本科。当时全校约有学生一千五百多人，大多是富家子弟。经过分班，张国焘成为理科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
当时虽然建立了民国，各地学校纷纷革新，但这所位于京城为培养京官而设的大学堂，却仍然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僚气息浓厚。北大红楼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来到这里担任校长，公开宣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起用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专家和教授。他刚上任，就将当时因创办《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在文学界和教育界已颇有名望的陈独秀聘为文科学长。同年9月，又聘刚从国外归来的胡适为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西洋哲学。11月，起用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不久，又聘用了刘半农、鲁迅等，加上原在校任教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人，一时间，北京大学真是英才荟萃。
曾有过留德留法经历的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鼓励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提倡“兼容并包”。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校内各种学术团体、政治组织纷纷涌现，师生中开始形成一种关心时事、注重实际、研究学术、自由争辩的新风气。
1917年1月，陈独秀带着他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任职，并将由他一人主编的《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的有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新青年》裹挟着新文化运动的强劲东风，在北大学生中广为流传。
关于《新青年》对张国焘本人乃至北京大学的影响，他曾这样记述：
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新青年》杂志陈独秀
张国焘在学习之余，如饥似渴地寻求着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和政治素养。他还把《新青年》等刊物寄给父亲，并经常写信向父亲宣传新思潮。父亲在保持沉默约一年后，终于回信表态：反对新思潮、反对白话文，应该保存国粹。
就在张国焘的思想被新文化运动激荡起来的时候，家里传来一个消息：在祖父的主持下，家里给他订了婚，而且女方门当户对。受到新思想熏陶的张国焘，已经不再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他回信拒绝与一个自己从未照面的女子订婚，坚决要求解除婚约。从此，谨言慎行的父亲和要向旧社会宣战的儿子达成一致：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互不干涉。
在《新青年》的感染和新文化运动的鼓动下，张国焘更加关心时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开始对北洋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政策评头品足。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激发下，张国焘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反日请愿活动。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系统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执掌着北京政权。一开始，他的地位并不稳固，曾遭到大总统黎元洪的排挤，被免去内阁总理之职。1917年7月，段祺瑞因粉碎张勋复辟有功，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8月，段祺瑞重任内阁总理。曾与他有隙的黎元洪只得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职。
段祺瑞重新支配北京政权后，利用日本的财政支持，在编练对德参战军的名义下大肆扩充实力，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而日本方面则企图利用段祺瑞来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因此对段祺瑞进行勾结拉拢。
1918年5月，在段祺瑞操纵下，中日政府秘密订立了所谓“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依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任意进入中国的领土、领海，占用中国的各种设施，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并提供一切方便条件，包括由日本支配中国的军队。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提供了条约依据。
中国留日学生得知秘密协定签署的消息后，立即集会抗议，不料多人被捕。这更激起留日学生的民族义愤，他们决定全体罢读，回国动员民众，反对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
5月至8月，两千多名留日学生先后回国，并开始在北京各大学校进行反日宣传。来到北大的李达、王希天等人，向北大学子揭露了中日秘密军事协议的内容，并且痛陈留日学生在日本的遭遇，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愤慨。1918年5月，北京学生在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
5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一千余人，以及来自天津的学生代表，结队前往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同日本签署的军事协定，“反对向日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张国焘也参加了请愿行列。
初次举行政治示威活动的学生，还不懂得如何更有效地表达诉求，取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他们没有举标语，也没有呼口号，而是把所有的要求写在请愿书里，推举段锡鹏、雷国能、邓翔海等十三人为代表，手捧请愿书，要求见总统冯国璋。
冯国璋被迫在居仁堂接见了学生代表。他欺骗学生说：此事牵扯到许多方面，又关系到军事秘密，不能及时告知协定内容，遭到国民怀疑，我深以为憾。如有机会一定将内容公布于国民之前，请各位代表劝告同学暂归本校，勿过于躁急从事云云。学生代表们没有经验，轻信了冯国璋的花言巧语，便退出总统府。
张国焘晚年对于这次请愿仍有记忆：
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地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代表步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请愿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满怀爱国热情的张国焘大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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