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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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铁血、杀戮与融合试读：
名家评论
李国文（著名作家）梅毅在评骘论定某段历史事实、审知识鉴某个历史人物时，与时下某些史学家、某些文学家，刻意要将历史写成某种样子，以达到取悦谁，讨好谁，达到获取更大利益的个人目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他宁愿坐冷板凳，啃硬骨头，溯本追源，寻出真情，回顾返视，以求真知。有什么说什么，秉持史学家的直笔；有多少说多少，体现文学家的良知，这是难能可贵的治学精神。蒋子龙（著名作家）
梅毅英美文学专业出身，毕业后即入金融界工作，浸淫资本市场二十余载，风华正茂之年，信笔游缰，以“赫连勃勃大王”名头驰骋互联网，大哉壮哉！吾尝细谈其历史小说《南北英雄志》第一部《驺虞幡》，英伟雄健，如此笔力如此才，“茅盾文学奖”，不亦易乎！高洪波（著名作家）“梅毅说中华英雄史”的出现，让我们中国作家这个群体感到欣喜：因为，梅毅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作家自我扩展的无限可能性，认识到，作家书写历史，其实是自司马迁以来的传统！而作家梅毅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无论从文笔还是史实，都可以称之为“好的”。一部“好的”历史书与“坏的”历史书的区别，就在于好的历史学家能够运用他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去解析历史。阎连科（著名作家）
从文学的角度讲，梅毅的作品对我最大的印象和最主要的启发，就是他跨文体的写作。其实梅毅的作品既不是散文也不是随笔，它们包罗万象，什么都有。梅毅写作自由的程度超出我的想象。……21世纪的时候，我们说要以自己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读了梅毅的作品，我有一个新想法，就是面对21世纪各种“主义”不断的产生，我们的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把二者综合起来，就是以自己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要写活历史，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睿智的识见外，生动的文笔当不可少。我详读了“梅毅说中华英雄史”，感到梅毅的文笔确实生动，具有亦庄亦谐的感人魅力。他的一系列历史纪实体作品，似乎有着共同的写作风格：他力图继承太史公开创的历史文学余绪和评判史实的精神，努力效法历史演义家的结构布局和善于演绎的流风，倾心于散文、小说家捕捉细节、铺叙感受的技巧，试图熔于一炉。王学泰（中国社会学科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员）
梅毅没有像过去历史学家那样，只要不利的资料，都否定。梅毅的书附的史料也很多，包括一些当时人的记载，包括内部文件，还包括一些外国人的记载，给我们开阔了眼界，为我们理解某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评价平台。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梅毅说中华英雄史”有很重要的意义，他把史学界的成果大众化了。从前教条主义的教育，对梅毅来说没有形成一个框架，没有形成一个偏见。他的书里面的很多东西，虽然是近代史学界已经研究过的，已经谈得很多了，但是他的突出意义在于把它大众化。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梅毅虽然写得很通俗，有点像小说，但是一看就知道他是下狠工夫看过史料的，跟那些网络上完全演绎、完全口语化、变成现代化的历史叙述、根据一点东西进行演绎的东西，还是很不一样的。……梅毅很注意那种历史细微的细节，你一看就感觉挺有趣的，实际上史料都有，但是过去没有人揭示这个。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梅毅的书比较可贵的地方在于，在整个的叙事过程中，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成败得失，是在历史的叙述中一环环展现出来，没有马上就进入一种历史判断。……按照历史情景的本身来展现双方的对垒的过程，实事求是地，可以说是相对平实地去展示历史。这样出来的效果，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像梅先生这一批具有金融背景的人，可能更了解现代人在想什么。……梅先生“一方面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方面留恋于历史的幽暗光线”，这种生活状态，这么一种冲突，在一个写作人身上体现出来，经过微妙的递嬗后，又去影响他们的文字，而这种文字，以其独特的韵味来影响现代人的心志。雷达（著名评论家）
梅毅高产，又有见解，而且能辩证地看时代、文学的发展，这一点非常的棒。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内关于历史方面非常地“热”，电视热播、网络热聊、影院热映、图书热销。而他2003年底就已经开始写中国大历史，可见他极富预见性。白烨（著名评论家）
梅毅的历史写作，基本上还是正史的写法，同时有天马行空的很多杂史、野史的感觉，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梅毅的大手笔，是他能在写事件时突出人物，以点带面，这种写法是他的首创。梅毅与众不同的历史写作，还在于他能用现代意识回顾以前的历史，他从人性角度细腻观察历史。肖复兴（《人民文学》副主编）
梅毅讲述历史一点也不枯燥，正因为他是以人来贯穿的，并不是我们以从前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断代史的研究。形象演绎是梅毅书写历史的专长，他写起历史来不仅好看，而且能活灵活现地把过去的历史再现于我们面前。叶延滨（《诗刊》主编）
梅毅的历史写作有两大优点，第一，他确实有见识，他的历史观察力非常奇特。如果讲历史史学的真实性，人们宁肯去相信枯燥的教科书，但是人们读梅毅的历史著作，主要是想读作者的见识。第二个优点，梅毅的历史写作以文笔取胜。刘鸿儒（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我看“梅毅说中华英雄史”的时候，符契相合，感到由衷的欣喜。在我们证券监管单位的梅毅，竟然打着一面“赫连勃勃大王”的大旗，成为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而且风生水起，已成“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先行者”。他不仅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中国历史作品，可谓“著作等身”，而且坊内畅销，洛阳纸贵。从2010年开始，他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开讲《鲜为人知的杨家将》《隋唐英雄志》，好奇之余，我更多感到的还是欣喜。朱伟一（证监会研究员、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
读了梅毅的历史书，我觉得历史比小说更深刻。……梅毅的视角独特，让人读之津津有味。曹可凡（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他（梅毅）发现了很多别人没有发现的材料，当然他更多是在现有平凡的材料当中可以找出历史的端倪，这些可能显而易见，但是有时对显而易见的东西不忽略，反而可以找出历史的真谛，这是梅先生的书突出的地方。……作为一个传媒从业者或者一个普通的读者，通过这个书，我可以获得很多知识。自序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2016年11月30日，我作为中国作协九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话语入心，感受颇深！
联想到我本人的创作，从2003年到2015年，12年时间，正是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了找回中华民族那份沉甸甸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在中国最物质的南方城市深圳，我坐着冷板凳，独立完成了10卷本、500多万字的《帝国真史》系列丛书。
抚今追昔，纵观历史，如今，我静下心来，俯首思之，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我们是一个历史上有无数英雄的民族！
回望中国历史数千年进程，特别是朝代更迭的那些铁血岁月，英雄鹰扬，豪杰虎跳，确确实实让后人无限神往！在每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伟大时代中，各类英雄横空出世，他们之间的纠葛、交结、争斗，无不充满了动人心魄的感人故事，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荡溢着历史的波谲云诡，迸发出惊人的感动力！即使在今天，无数中华历史英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肝肠寸断的瞬间，那些汗与泪倾泻而成的故事，依旧晶莹闪耀……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物质时代，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英雄崇拜，可以治疗拜金主义的“软骨症”，可以治愈蝇营狗苟的精神瘫痪，可以让我们在庸常生活中重新体味诗性的、崇高的人性大美与激情，可以一砖一瓦地重新建砌我们民族精神的巍峨华殿，可以让我们在对英雄人物的遭遇中感同身受的同时，细细咀嚼诗性而永恒的苦难、孤独与崇高——一切的一切，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和重铸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风骨！
我在“以人为本”“以人带史”的独特历史讲述中，总会给大家展示历史洪流中那些血肉英雄的一生传奇。大哉英雄，他们离奇跌宕的命运和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和恩义散场，连我这样冷静的写作者都每每为之流泪动容。我希望能够以客观的、现场感的讲述，消除流水账式干巴巴教科书的平铺直叙，一改宫廷史书荒诞不经的星宿下凡式的神化，一改旧时代民间叙事中英雄故事天命巧合的际遇铺陈，泯除昔日怪力乱神的“超现实”力量冲突——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重力突破传统中国通史写作那种老旧的格套，从崭新的、完全的、人性义理的角度，去描写、描摹历史中的“人”在乱世之中生存挣扎所遇到的矛盾、痛苦，从而进一步展示出那些伟大时代伟大英雄的反省、发愤、坚忍，展现乱世之中人性的恢宏壮美和平凡生命力的顽强不屈。
在两千多年中华帝国历史的宏大画幅中，我们面对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有时候，确实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波澜壮阔之间，我总会发现那些欢乐或悲伤英雄身上的熠熠闪光，他们高尚的友情、撼天动地的义气、深沉的亲情，以及奋不顾身的勇气——所有这些，无不具体而形象地展现出我们国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价值观，体现出我们最原始、传统的道德。他们的英雄传奇，他们的侠义勇武，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无不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相契合，故而历久弥新！
以历史的逻辑和历史的纵轴、横轴构建传奇化的个人经历，确实非常不容易。为此，如同入群山寻宝，我只能对史料细细爬梳，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仔细挖掘，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增添合理想象，还原历史，润饰附会，撷取那些细微、深刻而又不经意处的细节，继而细细雕琢，默默推想，最终来张扬我们心目中的历史英雄楷模，体现出那些英雄们平凡中自然而然的感人情怀，挖掘出埋藏于历史深处的复杂而伟大的人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
在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我力避当下坊间最流行的群氓庸俗搞笑史观，扬沙弃砾，以历史守护者的角度，切入中华大历史活生生的血肉肌体之中，从中发现每个伟大时代各路英雄的英伟、自我突破，甚至是狂狷的人格状态，探究辉煌乱世大时代中作为个体的“英雄”的挣扎过程。
看啊，这些人，有血有泪，有悲伤有欢乐，有飞扬有落魄。看啊，这些历史长河中伟大英雄们短暂而辉煌、悲伤的人生历程，真实而丰沛的情感。今天的人们，肯定能够在谛听和仰视中，深刻感受我们伟大历史嬗变无常的命运，沉浸于历史戏剧性的快感中，体悟那些英雄在困境中的抉择和成长。
在我们为泪水所溅湿的笑声中，在惊回首的历史探望中，那些具有冰山大漠魂魄的英雄雕像，在中华民族雄浑壮美的历史背景映衬下，会越来越清晰而丰满！2017年8月6日于深圳导读壮丽的废墟回望元朝
当我们言及元朝，总是会闪现出这样一种想法：那是个野蛮的、英雄的、摧毁的时代。
其实，我们对元朝的这种印象多多少少是一种误解：成吉思汗的威名太过赫赫，蒙古西征的洪流太过汹涌，致使后人（包括东西方的许多学者）大多把蒙古最初的扩张史看成了元帝国的全部精华所在。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关于元朝的历史作品中，无论是教授学者的“正史”，还是影视编剧的“戏说”，大多数篇幅，皆是描绘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一时期的元朝征服史。
所有职业和“业余”作者们，如此不吝惜笔墨肆意描画征服者的历史，确实因为那血与火的壮丽一幕吸引了他们大多数人的目光。我们中国有些学者也认定元朝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性帝国”的附属部分。
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元史，并非是蒙古史。
元史，主体其实应该是从忽必烈开始到妥懽帖睦尔结束的中国史。
忆往昔，蒙古帝国的触角伸得太辽阔，以至于后人总是乐于眺望本土以外几大汗国的金碧辉煌，并津津乐道那些奇异的异域故事。
元朝在中国的时间段大致有以下几种算法：如果从1206年铁木真即汗位，至1368年元顺帝逃出大都，共有162年历史；如果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4年算起，到1368年止，总共有134年历史；如果以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为新王朝的揭幕，元朝则只有92年的历史。
无论怎样计算，可以圈定“元朝统治者在中国”的时期，基本是一两个世纪的时间。一两个世纪，几代人，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确实不算长。这百年沧桑，对中国历史的日后走向所造成的巨大扭力，却影响深远。
元朝版图之大，可以从明朝人的感叹中得到证明：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元成宗时代，当漠北诸王承认他为天下共主之时，元朝的理论疆域，包括中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高丽、东南亚、海外诸岛，等等。
如此，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大元旗帜迎风飘扬，真正是“舆图之广，历古所无”。中原大地、江南水乡、天山南北、波斯、藏北高原、俄罗斯钦察草原乃至两河流域，大元的驿马可以没有阻障地撒欢驰骋。
正是凭借元朝这个伟大的必不可缺的辉煌过渡时代，中国的版图才能禁受后世继承者们一次又一次的“挥霍”。
大元的熔炉，把一个又一个曾经野蛮的民族，包括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数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统统同化掉，昔日显赫一时的民族皆成为今天的“中华民族”，虽然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初衷，却极大地促进了日后主体民族国家超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强吸附力，西藏高原、云南高原和蒙古高原铸就了中国版图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护墙。
如果暂时“忘却”蒙古人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迸发的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确实太值得后人悠然神往。
可惜的是，民族压迫这一致命的症结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元帝国的结局一定是个巨大的历史废墟。蒙古统治者没有抓住“汉化”的历史机遇，他们太多的精力都浪费在消受和享乐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的方面。草原虽然非常辽阔，却没有赋予“黄金家族”优秀而辽阔的政治视野的基因。
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纪晚期带来的血与火，从某种意义上也涤荡了汉民族的颓靡苟全。残酷有时促人警醒，杀戮有时会让复仇的雄心苏醒。相比清朝，蒙古统治者本质上仍存有草原蓝天下那种质朴的野蛮和不加掩饰的爽朗，他们来得急、去得快、输得起、放得下。
有一种悲怆值得人们原谅：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轰然达至巅峰之后，无论前瞻还是后顾，都将是向下而行。
时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剑仍旧锋利无比，只不过它们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送入历史的黑洞。
自蒙古旗帜从大都消失之后，几百年过去，出于政治原因、民族偏见以及这样那样的“理由”，对于元朝，除过激的、以偏概全的“讴歌”以外，后人无外乎更加矫枉过正地把它“一团漆黑化”。
细加审视，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郭守敬的《授时历》，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总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当时的新科技。同时，为了测算准确，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从极北至南海的广阔地域间设置了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数学家李治提出“天元术”（立方程），朱世杰提出“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绘成《舆地图》，汪大渊有地理学专著《岛夷志略》；军事方面“成果”累累，集火药与弹道技术于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铳”定型于这个时期；农业科技相对得到发展，王桢的《农书》可谓是当时的集大成者；棉纺技术得到普及，“黄道婆”就是那个时代这一行业鼎盛的“代名词”；交通系统尤为发达和先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运河开凿、航海技术、制盐业、兵器业空前发展……可以想见，虽然号称“停滞”，但科技一直在进步着。
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中国戏剧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思想内容，在元朝都臻至巅峰状态。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火山爆发一样涌现在这个正统文化备受摧残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长”的诗歌形式，百年之间，也出现了四千多位诗人，存诗十三万首之多。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位。宋朝有诗二十七万首，诗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相较之下，元诗从质到量丝毫不见逊色，况且它还有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元曲”峙立于历史长河间。特别是萨都剌、贯云石、余阙、迺贤这样的色目诗人，风格奇特、卓尔不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异类”。
十三世纪，蒙古的铁蹄声中，整个世界都在颤抖，西方人更是恶毒地诅咒这股强大的熔岩流为“黄祸”。其实，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蒙古西征最有利于后来西欧诸国的崛起，因为正是蒙古人给予了当时的穆斯林以沉重打击，并让东罗马帝国借此机会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特别是他们在今天俄罗斯地区的统治所造成的“后遗症”，更间接地帮了西欧国家率先进步的“大忙”。
相较而言，北部中国在蒙古崛起时受创最深，南部中国由于忽必烈时代汉人儒士的劝告，受摧毁程度和被屠杀人数都相对降低。令许多人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样发达，为何都相继败于野蛮、落后的女真和蒙古？
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是一种衰败的文明。
落后民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由于“先进”文明的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
可以想见，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搏。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
元朝的统治，是“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种高难度艺术。但是，汉文明的“高级”，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技术”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借鉴产生了“厌恶”，而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其中。
阿诺德·汤因比说过：“境外蛮族的全部文化产品都有心灵分裂的创伤。”这种“创伤”，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浑浑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选择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弃。所以，元朝作为一个由多种因素黏合而成的硕大无朋的“统一体”，才会形成刹那间轰然迸裂的局面。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观察，对于从北方大草原呼啸而来的民族来讲，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改造，政治居于其次，而一种内敛的、高级的文化，最难以被吸收。
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方面的格格不入，其实是元帝国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当然，平心而论，这个巨人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就是它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十四世纪前五十年，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顺帝时代更是河患滔滔，继之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止的暴乱。
耐人寻味的是，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造成过数次剧变：四世纪的西晋、十二世纪的北宋以及十七世纪的明朝，都经历了气候地理学所称的“黑色星期天”。这几个王朝，在灭亡的时候其内部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必然灭亡的衰落状态。草原的沙漠化、干旱化和各种天灾把这些“马背上的民族”推向农耕区，周期性的抢掠忽然变成了征服。无知、蛮力加上运气，游牧民族以连他们自己都惊愕的速度坐上了中原帝王的宝座。这一次，却是相反。
在大溃逃的过程中，经历了最初的惘惑和不知所措之后，草原民族的记忆积淀和生存本能似乎又部分地重新回到这些马背民族的头脑中。宽广的大漠和无边的草原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悟性，蜿蜒行进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游逛似乎使草原民族变得更加警醒和团结。
但这个民族未在改朝换代中灭绝，他们以退为进，重回“长生天”的保护圈，耐心等待着下一个轮回。
往事如风。元帝国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昙花，更不是遗憾。可叹的是，只要言及大元，人们总是联想到那地跨三大洲的庞然巨物，追思它短暂、辉煌而又近乎“理论性”版图的骄傲，却忽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百年间曾经发生过那样多的故事，有过那样令人目眩神迷的历史。
不可一世的元世祖在西南热带丛林和日本海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五百个美女的“主人”阿合马敛财招恨最终尸体喂狗；赵孟頫与谢枋得这两个宋朝遗臣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甘充蒙古鹰犬的中国北方汉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隐情；元成宗“天下共主”的瞬间荣光与在“八百媳妇”丛林中遭受的羞辱；元武宗、元仁宗兄弟之间北族模式的帝位传授弊病遗留后世；“南坡之变”中元英宗这一年轻帝王汉化改革未成而导致身死臣亡的悲剧；色目诗人萨都剌的“时代诗史”所展现的崭新诗风和震撼；权臣燕贴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的不可一世和死后的凄凉寂寞；元顺帝对“大喜乐”房中术的迷狂和高丽母子对帝位的觊觎；元朝北方军阀们在关内只争“闲气”而你死我活的无意义内耗；辉煌大都城在明军潮水攻势下无可奈何的崩溃；新旧帝国破坏性的更迭中，那些文学史上失踪的诗人背影……
惊回首，环宇罡风一百年。元帝国虽然变成了巨大的废墟，但后来者能够更容易地在硝烟散后继承巨大的版图、辽阔的疆域、多变的统治术等珍贵的政治遗产。在那个看似野蛮的时代里，火药、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还有其他富含革命性的文明之花，以前所未有的迅疾速度向西方扩散开去。
在人们对庞然帝国轰然坍塌后的陌生世界瞠目结舌之际，东西方文明和历史的新时代，已经悄悄来临。南朝千古伤心事每思豪杰泪满襟不朽的文天祥
2006年5月1日，我驾车从深圳到江西。主要目的地，是南宋大英雄文天祥的家乡富田。
去富田前，我先去了位于吉安县城边上的文天祥纪念馆。纪念馆规模不大，非常残旧。正庭之中，有一座文天祥的高大塑像，近前抚摩，似乎不是汉白玉材料，而是由一种近乎化学喷塑的东西制作而成。细看台座，由台湾的吉安同乡会捐资兴建。不过，这座塑像很大气，把宋朝美男子大丈夫文天祥的精神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惜的是，伟大民族英雄的纪念馆门庭冷落，只有五六个人参观。其中，还有两个远道而来的韩国人。
距离吉安市五十七公里的富田村，有埋葬文天祥尸骨的墓地。非常庆幸的是，有一条乡村水泥公路，一直修到文天祥的墓地。由于路上一直下大雨，我打算开到墓地所在的村子再买酒吊祭文天祥。不料，进入村子，问一个妇人农户，对方说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子没有小卖部。我说要拜文天祥，问是否有酒卖我。这个农村妇女恍然，说你要拜神啊，就送了我一瓶她家自制的米酒。
用这瓶浊酒，满怀一腔敬意，我祭奠了文天祥。
文天祥的墓地非常干净、整洁，只是太岑寂了些。2006年的五一假日，估计我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吊祭文天祥的人。我一向不信“怪力乱神”。奇怪的是，五一这天，我开车从井冈山出发，一路暴雨，可到了吉安的文天祥纪念馆时，天气忽然放晴，甚至出了太阳；再往文天祥墓地走，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一直是大暴雨。甚至距离文天祥墓地两公里的时候，还是暴雨如泼。
当时，我心中暗暗祈祷，文丞相在天有灵，应该会保佑我拜祭时停雨。果然，行至墓地，天虽然阴得厉害，却无点滴雨落。
刚刚拜祭完毕，开车走出两公里，忽然又降暴雨。这种奇遇，让我这个无神论者感慨万千。“红帜已歇歌声消，环宇梵音飘九霄。”如今，各地动辄花数亿、数十亿的金钱修庙。仔细想想，正是文天祥这样的人，保证了中国精神的不死、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不死、民族精神的不死。
宋朝、明朝灭亡之际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之所以那么多人慷慨赴义、挺身殉难，绝对不是什么菩萨保佑国家，而是人的精神、是不屈的凛然、是文天祥的英雄大义所感召。回想2006年1月28日，乙酉年除夕。是夜，在最“物质”的中国南方城市深圳，我手持一卷宋诗，信手乱翻，确实觉得不少宋诗书卷气过于浓厚，多数作品用典繁复，诗意平凡。特别是南宋末朝的诗作，境界狭小，诗风浮弱，诚无大可观之句。忽然，文天祥的一首《除夜》赫然入目：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此诗作于元朝至元十八年，即1281年，是文天祥平生度过的最后一个除夕夜。这一首诗，诗句冲淡、平和，没有“天地有正气”的豪迈，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现出大英雄欲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甚至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丝寂寞、悲怆的情绪。
恰恰是丹心如铁男儿这一刹那的柔情，反衬出钢铁意志之下人的肉身的真实性。这种因亲情牵扯萌发的“脆弱”，更让我们深刻体味了伟大的人性和铮铮男儿的不朽人格。
于是，时隔725年，我，一个客居岭南的天津士子，依旧在一个岑寂除夕夜晚，为这位江西籍的中华伟男子洒下热泪。《除夜》一诗，没有雕琢之语，没有琐碎之句，更无激昂的口号式咏叹。可是，我们仍旧感受得到心灵的一种强烈震撼。无论时光怎样改变，无论民族构成如何增容扩大，无论道德是非观念几经嬗变，文天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忠孝节义人格的伟大图腾，万年不朽，颠扑不灭，在日后无数个世代仍会是激励一辈又一辈人的道德典范。临安城上竖降旗南宋都城的陷落
1276年，随着元军铁蹄的步步逼近，宋廷方面，已经是惊惧至极，朝中乱成一锅粥。当朝宰相陈宜中派陆秀夫去平江见伯颜，表示宋朝可以向元朝称侄或称侄孙，甚至“奉表求封为小国”，只要元朝能止兵，一切都答应。
伯颜仍不答应，坚持要宋“称臣”。陆秀夫归临安复命，谢太后泣言：“苟存社稷，称臣亦可。”
当时，谢太后等人还心存幻想，以为对元朝奉表称臣上尊号献岁币，还可以保存原有疆土。
此时，入朝不久的文天祥很有远虑，他深知元人无信，上疏请谢太后允许宋恭帝的一兄一弟出临安，即吉王赵昰、信王赵昺。谢太后同意，进吉王为益王，判福州；信王为广王，判泉州。以驸马都尉杨镇和二王两个舅舅“提举二王府事”。由此，两个娃娃王爷，即将开始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其人“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是个魁伟白皙的美男子。二十岁时，文天祥举进士，对策集英殿，以“法天不息”为题，洋洋万言，一挥而就。宋理宗奇其才，大喜，钦点文天祥为第一，文天祥成为御题状元。不久，因丁父忧（为父守丧），文天祥归乡。二十五岁时，时为刑部郎官的文天祥直言上书，请斩主张迁都避敌的太监董宋臣。而后，宦海沉浮，因敢言有为，“累为台臣论罢”。贾似道秉政，文天祥行制文，言多讥讽。贾似道大怒，指使台谏罢斥文天祥，迫其“致仕”，时年才三十七岁。
德祐初年，新君即位，诏天下勤王，本来退陷于乡两年之久的文天祥捧诏涕泣，终于踏上了光耀万世的不归之路。文天祥原字履善，宋理宗钦点其为状元后，叹其名佳，“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故而文天祥又字宋瑞。
陈宜中见元人不允和议，计无所出，只得率群臣入宫见谢太后，请迁都避祸。谢太后开始不允，陈宜中等人“恸哭以请”，太后终于答应，回内宫立命宦者、宫人收拾行装。
结果，等到夜晚，却不见陈宜中等人来接驾。谢太后大怒：“我本不想迁都，大臣数以为请。今我欲行，众人又不至，是骗我这个老妇人吗！”急怒之下，谢太后“脱簪珥，投之地，遂闭阁，群臣求内引，皆不纳”。其实，陈宜中本来是想转天一早成行，情急仓促之下，忘了告知谢太后出发时间，使得太后因空等大发雷霆。
元军方面，在正月十八已经三路会师，扎营于临安以北的阜亭山，真正是兵临城下。文天祥、张世杰上疏请帝室入海避兵锋，表示他们二人率守军背城一战。陈宜中不许，经与谢太后商量，派人携传国玉玺出城交与伯颜，准备投降。南宋宝佑四年文天祥状元及第榜单
至此，宋廷由议和变成了议降。
伯颜让人译读宋朝降表，结果，他对以宋恭帝的名义上呈的降表内容非常满意：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臣非不能迁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本来，身为首相的陈宜中应亲自出城到元营议降。但此人奸诈加胆小，竟然在定下投降“大计”后，置帝室及临安于不顾，连夜逃走，跑到自己老家温州清澳躲避。
宋将张世杰见宋廷不战而降，率所部离去，屯军定海，以观形势。
文天祥等人出城，在明因寺见伯颜。文丞相状元出身，起初还想以口辩说服伯颜退军，保全残宋社稷：“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指元朝）将以本国为属国呢，还是想毁我社稷宗庙？”
伯颜：“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北朝若有意保存本朝，请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再商议岁币与犒师之事。如此，北朝可全兵而返，此为上策；如果北朝想毁我宗庙，灭我国家，则淮、浙、闽、广等地大多未下，成败还不可知，如此，兵连祸结，胜负难料！”
出乎伯颜意料，文天祥这个“亡国宰相”如此抗言直陈，让人愠怒。于是，伯颜语气强硬，以死相逼，威吓文天祥。文天祥像图出《晩笑堂竹庄画传》
文天祥大怒曰：“我乃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之逼，又有何惧！”
一句话，噎得伯颜辞屈。在座元朝诸将面面相觑，数人按剑而起，大有杀文天祥之意。
伯颜见文天祥风仪俊爽，举止不俗，心知此人定是豪杰人士。他呵呵一笑，遣返其他宋使，独留文天祥于元营。
文天祥大怒，数次请归，诘问伯颜：“我来此议两国大事，为何扣留我？”
伯颜笑称：“请君勿怒。君为宋大臣，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话虽如此说，伯颜令元军两名大将率军卒严加看守文天祥。
临安方面知事不妙，驸马都尉杨镇等人忙乘间奉益王、广王两个孩童出走婺州。伯颜闻讯，立刻派范文虎（奸臣贾似道女婿）率军追赶。
1276年二月初五，宋恭帝率百官“诣祥曦殿望元阙上表”，正式举行了投降仪式。
伯颜取南宋谢太后手诏，“谕天下州郡降附”。南宋的宫廷琴师汪元量为此有诗讽曰：“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醉歌之五》）
而后，宋廷罢遣文天祥等部勤王兵，以贾余庆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此举并无实际意义，只是表示宋廷告降官员品级之高），刘岊同佥书院事，与吴坚等人并充“祈请使”，准备诣元大都告降。“（贾）余庆凶狡残忍，（刘）岊狎邪小人，皆乘时窃美官，（自）谓使毕即归，不以为意。”
至此，伯颜引文天祥与即将前往大都告降的宋臣共座。文天祥悲愤至极，面斥贾余庆等人，并指责伯颜失信。陪坐的吕文焕充好人，从旁劝解。
文天祥瞠目斥之：“汝吕氏家族世代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也罢，竟肯阖族为逆，岂不羞乎！”言毕，文天祥离席而去。
羞愤之下，吕文焕与贾余庆等人共劝伯颜拘押文天祥，把他押往大都拘禁。
伯颜遣人入临安，尽收宋朝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宫廷禁物，催促全太后、宋恭帝、宗室高官以及宫人，皆北行大都“入觐”忽必烈（谢太后因病暂不行）。
为此，汪元量有诗叹曰：“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似幼君。”
南宋大将李庭芝在扬州闻知宋帝、宗室被掠北去，涕泣誓师，率四万人夜捣瓜洲，准备夺回被俘的少帝及全太后等人。元军防备森然，不果。
宋恭帝赵显北迁大都后，被忽必烈封为“瀛国公”。1282年，他又被元人迁往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青年时代，为避免被害，赵显自求为僧，往吐蕃习学佛法，终成一代高僧，修订翻译了《百法明门论》等不少佛经。至治三年，思宋亡国旧事，赵显（时法名合尊）作诗云：“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结果有人持诗上告，元廷认为赵有复国招贤之意，下诏赐死了他，时年五十三岁。
宋朝以文教而兴，以文过于武而亡。可叹的是，其末帝之死，也缘于一首诗，真让人扼腕低回，思索久之。
益王、广王被转移途中，刚刚投附元朝的原宋将范文虎将兵追之甚急。杨镇一时间奋不顾身，让杨淑妃的哥哥杨亮节掩护二王及杨淑妃先逃，自己断后，表示：“我将死于彼，以缓追兵。”
途中，诸人狼狈不堪，无马无轿，皆徒步而逃。最危急时刻，二王等人躲于山中七日，断水绝粮，几乎饥渴而死。凑巧的是，宋朝统制张全与数十军卒恰好往南逃，于是众人会合，一同逃奔温州。不久，宋臣陆秀夫等人闻讯追至，并召陈宜中来见。又召张世杰，张世杰在定海接报，率军来赴。
于是，众人推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檄召诸路忠义，同奖王室”。
本来，元朝已经在实际上灭亡了南宋，元军诸将皆不愿再驰往南荒继续战斗，元朝行省官员也大多想放弃肇庆、德庆、封州、梧州等地，认为那些地方地处僻远，没有太大军事、政治价值。
关键时刻，史天泽的长子史格力排众议，坚决不同意在两广一带弃戍，并上疏忽必烈，为之分析天下形势，认定穷寇必追。结果，元朝最终向当地增兵益戍，致使南宋最后一丝复国的希望很快破灭。百死愁绝终不悔文天祥的坚持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大都途中，至镇江，趁看守不备，又有手下侠客杜浒等人相助，连夜逃出，跑到真州（今江苏仪征）。
时为安抚使的苗再成闻讯开城迎接，喜极而泣，表示说：“两淮之兵足以兴复国家，只因二帅关系不睦（二帅指李庭芝和夏贵，当时苗再成还不知夏贵已降元），如能合纵连横，一心抗敌，取胜不难。”
文天祥闻言也很兴奋，问：“苗安抚您有何计策？”苗再成答：“当今之计，先约淮西兵直趋建康，元军闻知必调集部队阻挡。我趁此机会可指挥淮东诸将，以通州、泰州之兵攻袭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扬子桥，以扬州兵攻瓜步，再以水军直捣镇江，同时举兵，大张声势。如此，湾头、扬子桥一带，元兵留守不多，当地人又多盼我大军反攻，肯定能一举克之。然后，三面合攻瓜步，我本人指挥水军自水上进逼，瓜步必能攻下。如取瓜步，以淮东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扼断元军归路，定可擒其主帅，收复失地。”
文天祥闻言，非常赞许，忙写信给死守扬州的李庭芝，并派出信使四处约结未降的宋将。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战乱四起，信息不通，又因文天祥本人先前参加与元军的“议和”，致使李庭芝对他存有极大的戒心和误解。再加上宋军有败兵逃归扬州，报告说元军派了一个丞相到真州说降。
接到文天祥的书信，李庭芝认定说降的“丞相”肯定是文天祥，并忖度文天祥是以计诱他出扬州，然后趁机让元军来攻。于是，李庭芝派人送密信，命令苗再成杀掉文天祥。
苗再成不相信文天祥是元人派来诱降的奸细，又不敢违背李庭芝的命令，就亲自把文天祥骗至真州城外，示之以制置司“格杀勿论”的命令，让文天祥自寻出路。
回城后，苗再成不放心，怕文天祥真是元军招降的奸细，派出两路人试探文天祥，嘱咐那些人，只要文天祥是说降者，当场就把他杀死。
两路人佯装成出城降元的溃兵，向文天祥打招呼。文天祥不知是苗再成试探他的“计谋”，苦口婆心以忠义苦劝那些要外出“降元”的士兵为国尽忠，两路士兵大受感动，他们不仅没有杀文天祥，反而为他们一行人带路直到扬州城下。
四鼓时分，文天祥诸人抵至扬州城门，赫然见到四周贴了数张宋朝悬赏捉拿“文丞相”的告示，写明“死活皆赏”。
众人相顾吐舌，只得窜身向东，准备从海道逃走。途中，他们遇到络绎不绝开拔的元兵，一行人慌忙躲入烧毁的墙壁中潜伏。藏了两三天，几个人差点儿饿死，幸亏遇见几个樵夫，乞得几口干粮得以幸免。
逃至板桥，元军忽至，一行人又蹿入灌木丛中。元兵看得真切，往灌木丛中射了一阵乱箭，并活捉了杜浒等三四个人。
幸亏捉人的元兵是汉军，得了杜浒等人的银两后就偷放了他们。几个人回到原地，把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文天祥用木棍制成的简单担架抬至高邮稽家庄。当地庄主是位义士，派人护送文天祥等人先至寿州，然后由通州入海，一行人终于得达温州。
对于此次嫌猜、历险，文天祥有《出真州》诗十三首感怀，真实再现了当时的仓皇和狼狈。
1276年6月，陈宜中、张世杰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进封皇弟赵昺为卫王。改福州为福安府。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枢密院事。
不久，文天祥赶至，诏拜右丞相兼枢密使。由于陈宜中主持“国事”，怕引起内部纷争，文天祥“固辞不拜”。小朝廷便授文天祥为枢密使同都督。
众人出计献策，下诏各地，以图兴复。恰于此时，留于江南的南宋故相留梦炎“响应”元朝召唤，自动出降，充当新朝鹰犬爪牙。丹心不改天地悲文天祥的最后努力
文天祥到福州后，提出要回温州组织舟师，由海道而进收复两浙。陈宜中不同意，文天祥只得作罢。
陈宜中的想法，是放弃温州，把大本营全移至闽地，依靠张世杰收复两浙以自洗其先前弃都亡命之罪。出于这种私心，他当然不想让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文天祥立功。于是，陈宜中就把文天祥外派，让他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开府，招募士兵。
在福州的短暂准备期间，九死一生的文天祥把先前所写的诗歌编为一集，名《指南录》，皆为向南奔君的纪实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诗文字字带血，句句含悲，特别是文天祥所写的《指南录后序》，高度形象地概括了他自德祐二年（1276年）以来元军兵临城下至他最终逃往永嘉的整个过程：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徬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不久，文天祥转战至汀州（今福建长汀），派赵时赏率一部军士去取宁都（今江西境内），派吴浚取雩都（今江西于都）。同时，在江西坚持抗元的刘洙等人听闻文天祥开府，纷纷提兵来会。
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文天祥集结部队，自梅州出江西，吉州、赣州坚持抗元的宋军皆来赴，合军收复会昌县。七月间，文天祥部下赵时赏等人分道攻取了吉、赣周围的不少地区，把赣州包围起来。
闻听文天祥在江西声势大震，衡山、抚州等地残余宋军也纷纷加入进来，一时间士气高昂。
元廷闻报，非常紧张，忙在江西置行中书省，以塔出为中书右丞，麦术丁（又译“敏珠尔丹”）为中书左丞，李恒为参知政事，下决心扑灭江西的反元宋军。
九月间，在元军诸道四出江西的同时，元将李恒自将一军精骑，出其不意地向身在兴国的文天祥发起进攻。
文天祥没有料到李恒这么快就杀到，猝不及防，慌忙应战，首战不利。听说邹沨部宋军有数万屯于永丰，文天祥携败兵向永丰方向败退。结果，行至半路，正遇上被元军杀得大败而逃的邹沨部队，双方相遇，慌不择路，便又会合一处，接着跑。
逃至方石岭（今江西吉安东南），率少数兵士殿后的宋将巩信与元兵短兵相接，殊死搏斗，相战多时。元将李恒疑有伏兵，鸣金收兵。良久，见山后并无声息，李恒才敢率元兵呐喊杀入。结果，见巩信端坐一巨石之上，仅剩的十余名残兵立其左右，瞋目怒视元军。
李恒忙命放箭，箭雨密集，巩信等人屹立不动，中箭如猬，至死不仆。
文天祥逃至空坑（仍在吉安境内），军士多散，身边只有杜浒、邹沨等几个人相随。
宋将赵时赏为使文天祥等人有时间逃走，故意令人用肩舆把自己抬上，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地行走。元军大队士兵追至，持枪挺刀，喝问肩舆之上是何人，赵时赏朗声答言：“我姓文。”元军大喜，以为生擒了文丞相。忙令数百人看守，把赵时赏押至隆兴。
一路上，多有五花大绑的文天祥僚属被押至肩舆前，元军迫使赵时赏（以为他是文天祥）辨认，皆被赵时赏“不屑”呵斥：“小小牙官，抓这种人做什么！”由此，得脱者甚众。即使如此，文天祥本人的妻儿皆被元军抓住，被李恒送往大都。途中，文天祥二子不堪折磨，皆病死于道中。
不久，得知被抓的“文天祥”乃赵时赏，李恒气恼，立即斩杀。赵时赏乃宋朝宗室子弟，临刑大笑，慷慨就义。
文天祥逃脱后，辗转至南岭（今广东紫金），重新集结队伍。
身在石冈州（今广东吴川西南面一个小岛）的小皇帝赵昰因奔波惊吓，患病而死，时年十一岁。众臣便拥卫王赵昺为帝，时年八岁。
文天祥闻新主即位，上表自劾江西败兵之罪，并请入朝觐见。恰值军中发生瘟疫，文天祥身边刚刚聚集的残军一下子病死不少，其老母与长子也相继染病而亡，雪上加霜，亡国丧亲，大英雄痛不可堪。
祥兴元年（1278年）年底，文天祥屯军于潮阳，邹沨、刘子俊等人率众相会。由于当地盗贼陈懿、刘兴为害一方，形同割据，文天祥便先向这两个巨盗发动进攻，杀掉了刘兴，却漏跑了另一个匪首陈懿。
陈懿海盗出身，马上投降了正率舟师由海路入潮州的元军大将张弘范。熟门熟路，这个强盗头子为元军充当向导，在潮阳大举登陆。寡不敌众，文天祥败走海丰。
张弘范之弟张弘正率一部精骑，穷追不舍。逃至五坡岭（今海丰以北），文天祥一行人正喘息想吃口饭，张弘正的元军骑兵猝然杀到，宋军来不及迎战，多数被杀，文天祥被生擒。情急之下，他忙掏出一直随身携带的冰片自杀。由于存放日久，药效丧失，文天祥自杀未成。
宋将邹沨刚烈，未待元兵近身，以佩刀自刭而死。
宋将刘子俊在附近也被另一部元军抓获，他忙大叫，自称是文天祥，冀以缓兵，想使文天祥有机会再逃走。
两部元军抓了两个“文天祥”，相遇于途，各争真伪，都坚称自己是“文天祥”。元将唤至几个宋军俘虏，边问边杀，终于得知了他们要抓的真文天祥。
然后，元军在当地架起大锅，烹杀刘子俊。烹刑残酷，使人慢慢煎熬而死，刘子俊一直骂不绝口，至死不屈。
文天祥被押送到潮阳，见张弘范。元兵叱之下拜，文天祥不屈。张弘范虽是元朝得力鹰犬，内心也敬佩文天祥这样的铮铮男儿，叹赞道：“真忠义人也！”命左右为文天祥释缚，待以客礼。
文天祥固求一死，张弘范不许。由于宋军势力还未尽灭，张弘范深知文天祥还“有用”，命人把他拘于军船之上，好吃好喝，严加看管。天涯海角不悔身悲壮的厓山之役
1277年9月，为和当时在江西的文天祥相呼应，张世杰派出十万大军，遣两位都统率领，想克复建昌。结果，宋军遭遇元将李恒。宋军大败。
元军进逼，又破建宁府、邵武军，陈宜中、张世杰等人不得不奉幼帝及卫王与杨太妃登舟逃跑。
当时，宋方有正规军十七万，民兵三十万，还有从两淮战场撤退下来的残兵一万多，共近五十万人马，乘战船从海上撤退。
半路，宋船与元军水师相遇。由于当时大雾，又值傍晚，元军竟然没有发现浩浩荡荡撤退的宋军海船。南宋这支残军，暂时逃过一次大劫。
行至泉州泊岸，驻守当地的安抚使蒲寿庚前来谒见，并请幼帝驻跸泉州。张世杰不放心，没有答应。这位蒲寿庚乃阿拉伯商人后裔，世居泉州，一直提举市舶司，擅利为富三十多年。他不仅有军职，还是当地富豪之首。
当时，张世杰身边的参谋人员就劝说，应该趁谒见之机把蒲寿庚留下，或趁势收取他辖下的数百艘大海船，留作军用。张世杰没远见，不听，很快便放蒲寿庚回了泉州。
不久，由于宋朝的撤退人员太多，舟船严重不足。张世杰部下宋军出掠蒲寿庚的船只，并没收了船上的金银财物。闻此，嗜财如命的蒲寿庚大怒，突然宣布降元，并在泉州城内大杀赵宋在当地的宗室以及士大夫几千人。
陈宜中等人着慌，忙拥宋帝乘船逃往潮州。拥军在外的张世杰自将淮兵进讨蒲寿庚，这个狡猾的阿拉伯商人闭城自守，始终不出战。
不久，元军来救泉州，张世杰只得退军浅湾。
元军不依不饶，猛攻浅湾，张世杰不敌，奉宋帝逃往秀山。由于军中流行疫症，兵士病死不少，张世杰又奉宋帝逃往井澳（今广东大小横琴岛之间的海湾）。
陈宜中见势不妙，遁往占城（今越南中部）以避兵锋。
宋少帝赵昰至井澳，忽遇飓风，其所乘巨舟被巨浪击翻。宋帝差点儿被淹死，惊悸成疾。过后，张世杰点算兵数，发现死者过半。
由于元军穷追不舍，众人拥宋帝入海而逃，在海上又被元军大败一场，宋帝的舅舅俞如珪被元军生俘。南宋残军本想拥宋帝入占城，因风大而不行。
1278年5月，宋帝赵昰病死于石冈州。至此，群臣多想散去。陆秀夫挺身而出，劝阻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置其何地！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备，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立国？”
于是，众人拥立年方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
由于当时陈宜中外逃占城不归，陆秀夫与张世杰一内一外，共辅南宋幼帝。
陆秀夫，字君实，盐城人。景定年间，陆秀夫得中进士。当时，状元是文天祥，二甲第一名是日后绝食殉国的谢枋得。陆秀夫名列二甲第二十七名。李庭芝闻其名，辟为幕僚。陆秀夫为人才思清丽，本性沉静，故而深得李庭芝器重。
德祐元年，元军侵逼江南甚急，军中文武僚属多遁逃，唯独陆秀夫等数人始终坚守岗位。感动之余，李庭芝荐其入朝。陆秀夫累官至宗正少卿。德佑二年，陆秀夫不畏艰险，亲入元营议和。二王逃温州时，陆秀夫闻讯追从，与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由于陆秀夫久在军中任高级参谋，陈宜中开始时还常常向他咨询行军意见。不久，陈宜中恨陆秀夫耿直，就阴遣言官弹劾他，罢陆秀夫于外。
张世杰闻知，写信斥责陈宜中说：“现在什么时候了，还动不动以台谏罢斥正人！”陈宜中害怕手中握兵的张世杰，慌忙把陆秀夫召还朝中。
当时，朝廷草创，君臣播越。陆秀夫每临朝会，俨然持笏正立，如在皇宫大殿。他常常凄然泣下，伤心国事，以朝衣拭泪，衣裳尽湿，左右人等，无不悲恸。此人真正高风亮节，是宋朝具有高尚情操的真士大夫。
七月间，张世杰等人奉宋帝驻泊于新会的厓山。
厓山位于今天广东新会南端，北扼海港，南连大海，西面与汤瓶山对峙如门。每当大风南起，海水排闼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每半日皆有潮。厓山实际上是舟师屯结的险地。
张世杰确实没有什么军事才略。他以为此地天险可守，乃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宫三十间，军屋三千间。当时，宋朝残存的官民军士尚有二十余万，多居于船上。
时任元朝江东宣慰使的汉将张弘范立功心切，回大都入觐忽必烈，他建议说：“张世杰立卫王（赵昺）于海上。闽、广响应，宜派大军剿灭，免留后患！”
忽必烈大喜，立命张弘范为都元帅。
陛辞之日，张弘范假意推辞主帅之职：“国朝军制，无汉人典蒙古军者。臣乃汉人，恐乖节度，愿陛下派亲信蒙古大臣为帅，与我一道南征。”
忽必烈深知张氏家族二世为蒙古效命，于是赐锦衣、玉带以示对他的绝对信任。
张弘范不要锦衣、玉带，提出：“奉命远征，无所事于衣带也。如能得陛下赐以剑甲，则为臣可仗圣上威灵，令行禁止，无往不克！”
忽必烈闻言壮之，赐张弘范尚方宝剑，表示：“剑，汝之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处之！”
于是，张弘范荐李恒为自己的副手。至扬州后，张弘范发水陆精兵二万，分道南下。
元军舟师四至，从海道攻袭漳州、潮州、惠州等地，数败宋军，并最终在海丰生擒了文天祥。步军方面，元将李恒越过大庾岭，攻占广州。
节节失利之余，张世杰本人也从潮阳港乘舟入海，退保厓山。
张世杰手下有谋士相劝：“北兵以舟师堵塞海口，则我军进退失据，不如率先主动出击，占据海口要地。如果得胜，国之福也；如果不胜，犹可西走。”
张世杰思之良久，自忖宋军久漂海上，士卒离心，怕主动进攻失败后，会导致军卒立刻溃散，便表示：“频年航海，何时可已！今须与北军正面一决胜负！”
于是，他命人焚毁岸上所建数千间简易房屋，把千余艘大船结成一字阵，沉锚于海，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栅如城堞状，奉宋帝居于舟中，以示必死之态，想和元军决战。
此前，宋军已被阿术纵火烧船而得惨败，张世杰不汲取教训，仍旧出此下策。真是天时人事，均使宋朝一步一步踏向覆亡深渊。
当然，张世杰已考虑到既是族弟又是敌将的张弘范发动火攻的可能，便命人在战舰外涂满厚厚一层湿泥。
1279年正月，元军统帅张弘范指挥元军进攻厓山。
厓山以北水浅，元军怕大舟搁浅，便从厓山以东转而南驶。他们进入大海后，从海口进薄宋军水城。同时，元军出奇兵，断绝宋军陆上的汲水之路。
由于宋军船大阵牢，元水军冲撞不成。张弘范于是派人在木柴上浇上膏油，乘风纵火。甭说，由于张世杰事先派人在各船外层涂泥，元军火攻并未得手。
猛攻不成功，张弘范派在自己军中任职的张世杰外甥三入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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