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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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焚毁萨德吗试读：
前言
这些杂论写作于不同时期，是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却都回应着同一个问题，即特权享有者如何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旧贵族阶级认识不到这一问题：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用这些权利却并不费心去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则相反，他们打造了一种对自身解放有利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无法想象杜绝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但是任何的思想都是旨在普遍性的：按照普遍方式来为拥有一些特别利益而辩护并非轻易之举。
有一个人，他敢于系统地承担起自己的特立独行、与世人隔膜、利己主义，他就是萨德。我们的第一篇研究就是献给他的。他作为用利剑来确立自己特权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后代，受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吸引，他曾尝试在两个阶级的态度之间进行一种有趣的综合。他通过自己最极端的形式，要求将自身的愉悦作为绝对法则，企图从意识形态上确立这一要求。他失败了。不论是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他都不曾克服唯我论的那些矛盾。至少他的功劳在于他曾经张扬地揭示出特权只可能是利己主义意义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在所有人眼中赋予特权以合法性。通过将暴君的利益与奴隶的利益置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预感到了阶级斗争。这正是为何普通的特权享有者对这个极端的人感到恐惧。承认这样的不公正，便是承认别有一种正义存在，就是质疑自己的人生和自我。这种解决办法不会让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资产阶级希望安然地拥有自己的权利却不需努力、不冒风险：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公正变成普遍的公正。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对一个个别案例的分析。鉴于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站在最大利益的阶级一方：我们将看到他们中间的一位是通过哪些作假和怎样的诡辩来重新努力混淆普遍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所有这些案例中，失败都是注定的：特权享有者不可能从学理上承担起他们的实践态度。他们除了浑浑噩噩和自欺之外别无良策。◆◆◆ ◆◆◆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选择了杀死他，先是用监牢的烦闷煎熬来杀死他，然后是用毁谤与遗忘；这样死去，他自己曾经希求如此：一旦墓穴重新封合，就撒些橡子在上面，为的是以后……我坟墓的痕迹从地表消失，正如同我乐于让对我的记忆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他最后的那些愿望中，唯有这最后一条被遵从，而且是非常精心地遵从：对萨德的回忆[1]被一些愚蠢的传说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名字（Sade）本身被掺进这些沉重的词语中：虐待狂（sadisme）、施虐淫者（sadique）；他的私人日记被遗失，手稿被焚毁——应他自己儿子要求所写的十卷《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他的书被禁；虽然，将近十九世纪末时，斯温伯恩和几位猎奇者对他感到兴趣，但却要等到阿波利奈尔才还给他在法国文学上的一席之地；他还远未正式赢取这一地位：我们可以浏览有关“十八世纪思想”，甚至有关“十八世纪的感性”的一些简明的和详细的著作，其中都对他的名字只字不提。我们理解，为了反对这种可耻的沉默，萨德的支持者将他奉为天才的先知：他的作品在同一时间里宣告了后来的尼采、施蒂纳、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但是这种崇拜，如同一切崇拜，是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上，轮到他们通过将这位“神圣的侯爵大人”神圣化来背叛他；当我们希求理解的时候，他们却命令我们去爱戴。既不把萨德变成一个恶徒也不当做一个偶像，而是将他当做一个人、一位作家，这样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多亏了他们，萨德终于重回地上，回到我们中间。但是确切说来他的位置何在呢？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他的推崇者本身也乐于承认，他的作品就其大部分而言是难以读懂的；从哲学意义而言，他的著作能超脱凡俗的原因仅仅在于陷入了前后不一的矛盾。至于他的淫邪，也并不因为其新奇而让人吃惊；在这一方面，萨德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在精神病学论文中遇到大量与他的情况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案例。说实话，萨德既不是作为作家也不是作为性变态者引起[2]我们关注：我们关注他是由于他所开创的在自我这两个侧面之间的关联。他没有把那些反常当做一种被赋予的天性来加以承受，相反他却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体系，目的是为这些反常之处要求权利，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那些反常之处便取得了自身的价值；从反方面说，只要我们明白了通过他书中的啰嗦、老套、笨拙，他在试图向我们传达一种经验，但这经验的特殊性却是无法传达的，这时候他的书便会吸引我们。萨德曾经尝试将自己的心理—生理的宿命转变为一种伦理选择；他借着这一行为来承担自己与世人的隔绝，他声称要将此举变成一个范例和一种号召：由此，他的遭遇披上一层广义的人文内涵。我们能够不否定自己的个体性而满足对于普遍性的渴望吗？或者只有通过牺牲我们的差异，我们才能融入集体呢？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们所有人。在萨德这里，差异被一直推向丑闻，他文学创作的巨大数量向我们展示出他是以怎样的激情在希望着被人类共同体接纳：如果不向自己说谎，任何个体都无法逃避这种冲突，而我们在萨德身上看到的是这一冲突的最极端形式。这是一个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萨德的胜利，也就是说由于他固执于自己的特殊性，他帮助我们从普遍意义上定义了人性的悲剧性。
为了理解萨德的发展过程，为了在这一历程中把握他那一份自由，为了衡量他的成败得失，必须准确地了解他个人处境的资料。不幸的是，尽管他的传记作者们很热情，萨德这个人和他的故事在许多方面仍是无法弄清楚的。我们没有他的任何确实的肖像；他的同时代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对他的描述是非常贫乏的。马赛诉讼案的陈述告诉我们他在三十二岁时“漂亮面孔，圆脸”，中等身材，穿着一件灰色燕尾服、一条金盏花颜色的丝绸套裤，帽子上带着羽毛，别着佩剑，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根据一七九三年五月七日的一份住所证明，他在[3]五十三岁时是这个样子：“身高五尺二寸，头发几乎全白，圆脸，前额开阔，蓝眼睛，鼻子平常，圆下巴。”一七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体征描述略有不同：“身高五尺二寸一分，中等鼻子，小嘴，圆下巴，半白金发，椭圆形脸，前额开阔而高起，浅蓝色眼睛。”那时他已经失去了“漂亮面孔”，因他在此前几年从巴士底狱写信说：由于缺乏锻炼，我的体态如此庞大以至于我几乎不能动弹。当夏尔·诺迪埃一八〇七年在圣佩拉吉监狱遇到萨德的时候，正是这种肥胖首先使他大为惊讶：“庞大的肥胖身体大大阻碍了他的行动，阻碍他施展残存的优雅和高贵，人们尚能从他的举止中找到一些它们的痕迹。他疲倦的双眼却保留着某种说不出的闪光和狂热的东西，时不时在眼中重新活泛起来，就像熄灭的木炭上面一粒行将逝去的火星儿。”这些见证，我们所仅有的见证，几乎无法让我们联想出独特的样貌；据说诺[4]迪埃的描写让人想到老迈的奥斯卡·王尔德；这一描述还让人联想到孟德斯鸠、莫里斯·萨克斯；它使得我们想象在萨德身上有着普鲁斯特笔下夏尔吕伯爵的成分；但这是一种极为薄弱的描画。更加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对于他的童年如此缺乏了解。如果我们将瓦尔古的故事当做自传的一个雏形，那么萨德应当很早就经历了怨恨和暴力：他被安排在路易-约瑟夫·德·波旁的身边养育成长，后者正与他同龄，他似乎通过发怒和动粗来对抗小王子自私的蛮横，他下手是那么的粗鲁，以至于必须让他远离宫廷。阴暗的索玛纳城堡和破败的埃布勒伊修道院的日子影响了他的想象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他短暂的求学岁月，关于他的军队历程，关于他作为惬意的上流社会人士和放荡子的生活，我们并不了解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试着从他的作品来推论他的生活：这正是克洛索夫斯基曾经做过的，他从萨德对他母亲所怀有的仇恨中看到了解释他的人生与作品的关键；但是他归纳得出关于母亲在萨德写作中所起作用的假设；也就是说他局限于从某个角度来描述萨德的想象世界；他未向我们解释想象世界在真实世界中的根源。实际上，先验地根据一些普遍框架，我们猜到萨德与他父亲、母亲的关系的重要性；而在各自的细节上，这些关系都是超出我们的了解的。当我们开始发现萨德时，他已经定型，我们不知道他如何成为那样。这样的无知使我们不能了解他的倾向和他自发的行为表现是怎样的；他的情感的特质，他性生活的特殊特征在我们看来是一些我们仅仅能够感知到的资料。这种令人遗憾的空白带来的结果是萨德的私隐生活永远非我们能够了解；任何解释都会遗留下一处残余，这是唯有萨德的童年历史才可能说明清楚的。尽管如此，我们的认知理解不得不接受的这些局限，不应让我们灰心；因为，我们已经说过，萨德并不将自己局限于被动地承受这些最原初选择的后果；他身上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远不止于他的那些变态行为，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用来承担起自己这些变态行为的方式。他将自己的性生活变成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是他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出来的。萨德是通过成年后这一深思熟虑过的行为确立了自身真正的独创性的。造成他的那些趣味的原因我们仍然不能明了；但是我们可以把握他是如何将这些趣味变成一些原则，把握他为何将这些趣味发展到狂热的地步。
肤浅地看来，二十三岁的萨德与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世家子弟相仿；他有教养，喜好戏剧、艺术、读书；他不守规矩：供养着一个情妇，叫伯瓦森，他还流连烟花柳巷；按照父亲的意愿，他毫无激情地同一个小贵族出身但很富有的姑娘成了婚，她就是勒内-佩拉吉·德·蒙特勒伊。正是在此时爆发了此后终其一生都将引起反响的——而且不断重复的——那一幕：萨德在五月份结婚，在十月份被捕，这是由于他自六月起去一家妓院中犯下的过分行为；逮捕的原因很严重，以至于萨德写给典狱长一些惊恐万状的信件，信中哀求他代为隐瞒这些事情，否则，按他的说法，他将会无可挽回地完蛋。这则插曲让我们预感到萨德的情爱方式已经具有某种令人担心的特点；作为对这一假设的肯定，一年之后，马雷警探警告那些老鸨不要再给侯爵找任何姑娘。但这一事实的价值不在于它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情况，而是更多在于它对于萨德本人情况的揭示：在他跨进成年生活的门槛上，他猛然发现在自己的社会生活和个人快乐之间是不可能调和的。
年轻的萨德丝毫不像个革命者，甚至也不算叛逆；他准备原封不[5]动地接受社会；他顺从父亲，以至于在二十三岁时接受父亲安排的自己不喜欢的妻子，他不指望世袭意义上所注定的命运之外的东西：他将成为丈夫，父亲，侯爵，上尉，领主，摄政官；他根本不希望拒绝他的地位和妻子娘家的财产给他保障的那些特权。然而，他却同样无法从中得到满足；有人提供给他事由、职衔、荣誉；没有任何事业、任何东西让他感兴趣，让他感觉到乐趣，让他激动；他不愿意仅仅做这么个公众人物，由社会约定和常规来节制他的一举一动，而是想做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只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能够肯定自己，那并非他的婚床，在这床上萨德是被诚正的妻子以过分听天由命的方式来接纳的，而是妓院，在那里他购买解放梦想的权利。与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贵族相同，他是其中一员；他们是一个没落阶级的遗老遗少，这个阶级曾经掌握具体的权力，但现在对世界已经不再有真实影响，他们试图从象征意义上在床笫之间复活他们所怀恋的那种境遇，即独自享有主权的封建独裁君王的地位；德·沙罗莱公爵和其他一些人的性放纵是臭名昭著的和血腥的；萨德所渴望的也正是这种君主权威的幻想。人们享有快感的时候在渴望着什么呢？想让你周围的一切都只照顾你一人，只想着你一个，只在乎你一个……在做爱的时候没有一个男人不想成为专制君主。暴君统治的沉醉直接导致残忍，因为这个放荡子通过虐待为他服务的对象，体会到一个强健的人在挥洒自己力量时所能品尝到的所有魅力；他在统御着，他是个暴君。
说实话，支付约定的报酬来鞭打几个姑娘，这是微不足道的成就；萨德却赋予它如此大的价值，这一事实让他全面受到质疑。让人吃惊[6]的是在他的“小房子”之外，他丝毫不想“挥洒自己的力量”；在他身上也看不出任何野心、任何事业心、任何强力意志，我甚至愿意认为他是个懦夫。无疑他有系统地赋予他小说的主人公们所有那些社会看做是污点的特征；他带着诸多善意来描绘布朗吉，这让人认为他将自己投射在布朗吉身上；下面这些话听着像直接的自承：某个坚定的孩子可能吓坏了这个巨人……他变得羞怯和懦弱，哪怕想到最无危险的战斗，想到双方势均力敌，都会让他逃亡到世界的尽头去。即便萨德有时出于糊涂，有时出于慷慨，也能做出些异常大胆的事情，但这并不能驳倒这样的假设，即他对于同类的畏怯态度，更广义地说，是对于当世现实的畏怯。对于心灵的坚定，虽然他多有谈及，这却并非是他所拥有的，而是他所觊觎的：处在敌对的位置，他呻吟着，躁动着，迷惘着。他一直挥之不去的对匮乏金钱的恐惧，反映出一种更为模糊的担忧：他怀疑一切，怀疑所有人，因为他感觉不合时宜。他是不合时宜的：他的操行一塌糊涂，负债累累，无端发怒，在不切当的时机逃避或者让步；他堕入到所有的陷阱中去。这个既烦人又给人威胁的世界提供不了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也不大知道去要求些什么，他对现世不感兴趣；他将向别处去寻求他的真理。当他写到享乐的激情在同一时间降服并汇集了所有的激情，他向我们提供了对自身经验的准确描述；他让自己的存在服从于情色，因为在他看来情色是唯一可能达到个人存在的圆满的方式；他之所以如此狂热地、不谨慎地、固执地投身其中，那是因为他对于通过淫荡行为来讲述给自己听的那些故事给予的重视超过他身边偶然的事件：他选择了想象的世界。
大概萨德最初以为自己在幻想的天堂里是安全的，一道密闭的隔断似乎将这个世界与严肃的事物分开。有可能，若是没有爆发任何丑闻的话，他或许只不过是个平常的放荡子，由于他的那些有些特别的趣味而闻名于某些特别的场所；在那个时代有很多放荡者，他们进行更加恶劣的放纵而不受惩罚；但我猜想在萨德的案例中丑闻是命中注[7]定的；有某些“性变态者”，海德先生和杰基尔博士的神话正好适用于他们；他们首先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的“邪行”却不危及他们正统人物的形象；但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能想象到，渐渐地，由于某一次混杂着耻辱与骄傲的昏乱，他们会暴露自己：比如普鲁斯特描写的夏尔吕，尽管他滑头，却正因为他的滑头暴露了自己。在萨德的不谨慎作为中，何种程度上存在着挑衅的成分呢？不可能得出定论。大概他曾想确立对家庭生活与私密快感的彻底隔绝；大概他不能满足于这种暗地里的胜利，除非是将其推至即将超出这种地下属性的极限点。他的惊奇就像是儿童的惊奇，他敲打一个花瓶直到它破碎。他是在玩危险游戏，他以为自己仍旧是君主，但是社会在窥伺着他；社会拒绝任何的折中办法，它要求每个个人都是毫无保留的；它很快便掌握了萨德的秘密，并将之列入罪行一类。
萨德最初的反应是祈求，是卑微，是羞耻；他恳求让他重新见到妻子，他自责曾严重地冒犯她；他请求给他派一名听忏悔的神父，并向他敞开心扉；这并非纯粹的虚伪；逐渐地一种丑恶的变形发生了：某些自然的、天真的行为，此前还只是快感的源泉，如今却变成可惩戒的行为，愉悦的年轻人变成了人群中的败类。很可能他在童年——或许是通过他与母亲的关系——就经历了悔恨的可怕撕裂，但一七六三年的丑闻却以悲剧性的方式将这种撕裂激活了：萨德预感到今后他终生都将是个罪人。因为他过于看重他那些消遣了，一刻也无法想象弃绝它们；不如说，他通过挑衅来摆脱耻辱感。值得注意的是，他第一桩故意制造的丑闻是紧接着他出狱之后：伯瓦森陪伴他去拉科斯特城堡，她当着普罗旺斯贵族以萨德夫人的名义跳舞并装腔作势，而萨德的随同神父却被迫缄默着配合。社会拒绝给萨德任何地下的自由，企图将他的情色活动社会化：与此相对，侯爵的社会生活今后却将要在情色方面开展。既然不能轻易地将善与恶分离以便轮换着投向善和恶，那就必须正视着善，甚至根据善的原则来要求恶的权利。他最终的态度根植于这种愤恨之情，萨德多次透露给我们这一点：有些灵魂由于长期以来易于情绪波动而显得严酷，这些灵魂有时会走得太远：人们认为是它们的无忧无虑和残忍无情的东西只不过是它们本身[8][9]才了解的一种比他人更强烈地感知的方式。而多尔芒塞却将他的淫行归咎于人类的邪恶：是他们的忘恩负义让我的心干涸，是他们的背信弃义摧毁了我身上那些不幸的德行，也许我同你们一样也是为这些德行而生的呢。萨德后来从理论上建立起来的恶魔道德，最初对于他是一种体验过的经历。
正是通过妻子勒内-佩拉吉，萨德了解了美德的乏味及其无聊：他将它们混同为一种厌恶之情，是唯有一个血肉之躯才能引起的厌恶。但同样是从妻子勒内那里，他欣喜地领会到，通过具体的、肉身的、个体的形式，善是可能在决斗中被打败的；对于他来说妻子并非一个敌人，而是如同她启发他写出的所有那些作为妻子的人物一样，她是首选的牺牲者；她是想要成为共谋的牺牲者。布拉蒙与妻子的关系大概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萨德与侯爵夫人的关系；布拉蒙乐于在策划针对妻子的最阴暗的密谋时爱抚她；将快感强施于人——萨德早于精神分析学家一百五十年就懂得这一点，他作品中众多的牺牲者在被拷打之前就屈从于快感——也许是一种专制的暴力；装扮成情人的刽子手陶醉于看到轻信的爱人因快感和感激而昏厥，将邪恶混淆为柔情。将如此微妙的快乐与完成社会责任结合起来，这肯定是激励萨德与妻子生了三个孩子的原因。但他获得的要更多：美德成为恶行的同盟者和奴隶。多年里，萨德夫人掩盖丈夫的过错，她满怀勇气地助他从米奥朗城堡脱逃，她为她妹妹与侯爵的密谋以及随后在拉科斯特城堡的放纵提供方便；她甚至使自己成了罪犯，为解除娜农的指控而将银餐具藏在自己行李里。萨德从来没有对她表达任何感激，感恩的念头是一种他以最激烈的方式来毁灭的想法。但显然他对妻子所感到的是那种任何暴君对于无条件地属于自己的东西所抱有的暧昧的友好。多亏了她，他不仅能够将作为丈夫、父亲、贵族的角色与他的快乐协调起来，还确立了淫邪恶行对于好意、热忱、忠诚、体面的显著优势，通过使婚姻制度和所有夫妻间的美德服从于他想象与感官的任意妄为，他出色地对社会加以嘲弄。
如果说妻子勒内-佩拉吉是他最辉煌的成就，那么岳母蒙特勒伊夫人就是对他失败的总结；她是抽象意义的普遍性的公正的化身，个体在那里撞得粉碎；正是为了对付她，他才热切地要求和妻子联盟：如果说从德行方面看来是萨德在诉讼中获胜，那是因为法律失去了许多威力；因为法律最可怕的武器，并非监狱、断头台，而是它用来感染那些脆弱心灵的毒液。在母亲的影响下，勒内感到不安；这位从修道院出来的年轻女子感到了畏惧；敌对的社会渗透到萨德的家庭，毁掉了他的快乐，他自己受到它的掌控；他被指责、被羞辱，他怀疑自己；这正是蒙特勒伊夫人对他犯下的最大恶行：一个罪人，首先是一个受指控者；正是她使得萨德成为罪犯。这就是为什么他永不疲倦地通过他的书嘲弄她，玷辱她，折磨她；通过杀死她，萨德杀死的是她的过错。有可能克洛索夫斯基的假设是站得住脚的，萨德讨厌他自己的母亲：他性生活的特殊性让人想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不是勒内的母亲使得母性在他看来变得那么可憎，这种敌意肯定不会一直那么强烈；说实话，她在女婿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比较重要而且比较丑恶的角色，以至我们可以认为他所攻击的只是她。不管怎样，在《闺房哲学》最后几页中他正是让他的岳母受到自己亲生女儿的粗鲁嘲笑。
之所以萨德最终被岳母和法律战胜，是因为他使自己成为这场失败的共谋。不管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偶然性和一七六三年丑闻中的不谨慎，但肯定在那以后他便从危险中寻求强烈的快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希望被迫害，但他却是用愤怒来承受。选择复活节那一天将女乞丐罗斯·凯勒引到他在阿尔科伊的家里，这是在玩火；罗斯被鞭打，受到惊吓，因为没有被关好，她赤裸着逃出去，掀起一场丑闻，萨德不得不为此付出两次短暂监禁的代价。
在普罗旺斯自己的土地上度过的三年流亡岁月中——中间间隔几次服役期，他似乎变得有理智了；他尽心地完成他作为城堡主人和丈夫的职责：他与妻子生了两个孩子，接受索玛纳民众的敬意，整治自己的园林，他读书，让人在他的小剧场演出喜剧，其中一出是他创作的；这样的德行生活却不得好报：在一七七一年他因债务入狱。被释放时，他对于德行的热情冷却了；他诱惑自己的妻妹，在一段很短时期对于她似乎有过比较真诚的爱意：她是修女，是处女，是妻子的妹妹，这些名目不论从哪方面都使得这场艳遇有些刺激。但他却跑去[10]马赛寻求其他消遣，一七七二年“春药糖果事件”达到了出乎意料的骇人程度；当他与妻妹逃到意大利的时候，他被缺席判决死刑，同样被判刑的还有他的侍从拉图尔，两人都被以画像形式在艾克斯市的广场上处以火刑。做修女的妻妹躲进一座法国的修道院，在那里终老，他则隐藏在萨瓦省：他被抓获并关进米奥朗城堡，他妻子帮他逃出来，但从此之后他就成了受到追捕的人。时而奔逃在意大利的路上，时而幽闭在自己的城堡，他了解到正常的生活是他以后永远不可能企及的了。时不时地，他会认真当起领主来；一个剧团在他的领地上安顿下来，在那里上演《挨揍并快乐着的绿帽丈夫》，萨德——或许是被这个题目激怒——命令城里的侍从将海报撕掉，这些海报被当做是“制造丑闻而且妨害教会自由”的；他从领地驱逐了一个叫圣德尼的人，他对此人一直怀有不满，他宣布：“我有权从我的领地上驱逐所有无法定居的和不肯臣服的人。”这些宣示权威的举动不足以让他觉得有趣；他试图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也是萦绕在他后来书中的梦想：在拉科斯特城堡的孤寂中，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后宫，他们驯服于他的种种任性行为；在侯爵夫人的配合下，他在那里汇集了几个漂亮的侍童，一位不识字但外表漂亮的秘书，一位厨娘和一位诱人的贴身女仆，还有两个由老鸨提供的小女孩。但是拉科斯特城堡并非《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不可攻陷的要塞；社会包围着它。小女孩们逃走了，贴身女仆离开并生下一个孩子，她认定孩子的父亲是侯爵，厨娘的父亲用手枪向萨德开了一枪，漂亮的秘书也被父母要回去了。唯有勒内-佩拉吉完全遵照丈夫指定的角色；其他所有人都要求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萨德再一次明白他无法将这个过于真实的世界变成他的剧场。
这个世界并不满足于挫败他的梦想：这个世界拒绝他。萨德逃到意大利，但是蒙特勒伊夫人不原谅他曾经诱惑她的小女儿，她窥伺着他；他回到法国，冒险去了巴黎，一七七七年二月十三日她抓住机会让人把他关进万森讷城堡。他被带回艾克斯，被审判，他逃到拉科斯特，当着驯顺妻子的面与她的女管家鲁塞小姐发展出一段田园恋曲。但是一七七八年十一月七日他又回到万森讷，被当做一头野兽关在十九重铁门之后。
于是另外一则故事开始了：在十一年牢狱中——先是在万森讷，随后在巴士底狱——一个男人咽气，一位作家诞生。这个男人很快就被打垮；他变成了性无能，不知道拘禁的日子要持续多久，他的精神迷惘，陷入不停的妄加揣测的胡言乱语：通过一些没有任何根据的精细计算，他努力猜测着何时是囚禁生活的终结。从智性上看，如同他与萨德夫人，与鲁塞小姐的通信所证明的，他很快就镇静下来。但他的肉体认输了；他从美食的快乐中寻求对缺乏性生活的补偿：他的侍从卡尔特龙讲述说，在监狱中“他吸起烟斗来就像个海盗”，“吃饭顶得上四个人”。按照他的自述，他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变成[11]了善饥症患者；他让妻子送来大篮的食物，脂肪进占了他的身体。在抱怨、控诉、辩护、恳求之中，他仍然以折磨侯爵夫人来取乐：他自称妒忌，怪罪她进行阴险密谋，当她来探望的时候，萨德指责她的装扮，他要求她穿最古板的衣服。但是这些消遣稀少而且平淡。从一七八二年起，他只能向文学来求取生活不再给予他的东西，即躁动、挑战、真诚和所有想象的快乐。而在文学上他也是极端的：他写作就像他吃东西，带着疯狂。继《神父与垂死者的对话》之后是《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美德的厄运》、《阿琳和瓦尔古》。根据一七八八年的书目，他那时大概写了三十五场戏剧，六个故事，《一个文人的钱袋》几乎完成；而这书目大概并不完整。
一七九〇年耶稣受难日，当萨德重获自由，他可能希望着，他确实希望着一个新纪元对自己展开。他妻子要求分居，一个儿子正准备流亡，另一个是马耳他骑士团骑士，他们对于萨德是陌生人，他称为“肥胖农妇”的女儿也一样。从自己的家庭解脱出来，他这个被旧社会当做贱民的人，将试图融入这个刚刚还给他公民尊严的社会。人们公开演出他的剧作，《欧西田》甚至获得巨大成功。他在“长矛分区”[12]登记，被任命为主席，他满怀热情地起草着请愿书和抗议信。但是他与大革命的恋曲是短暂的。萨德五十岁了，他的过去使他令人生疑，他的贵族脾气是他对贵族阶级的憎恨无法克服的，于是他再次被割裂了。他是共和派，从理论上讲，他甚至要求一种全面的社会主义并废除私有财产，但是他坚持保留自己的城堡和土地；他尝试着去适应的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过于真实的世界，它粗暴的抗拒让他受伤；这是一个由普遍法则操纵的世界，他认为这些普遍法则是抽象的、虚假的、不公正的；当社会以这些法则的名义来批准杀人的权利，萨德恐惧地引退了。那些太不理解他的人才会惊奇，他非但没有要求使他能够进行拷打和杀戮的外省人民委员的位子，反而由于他的人情味而失去信任；人们不是认为他“喜欢血腥”就像人们喜欢山脉和海洋吗？“让人流血”这种行为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他可能是激动人心的，但本质上讲，他从残忍中求取的是残忍揭示给他的作为意识与自由的东西，同时也是那些特殊个人的血肉之躯和他自己的生命；审判，判决，远远地看着无名者死去，他拒绝这样做。在旧社会中他所憎恨的莫过于它的自以为是，他就是这个社会裁断与惩戒的牺牲品：他无法谅解恐怖政策。当杀戮制度化，那它只不过是一些抽象原则的丑恶表述：它变得没有人性。这便是为何当他被任命为陪审员的时候，几乎总是对那些被告人投票免予起诉；他拒绝以法律的名义损害蒙特勒伊夫人及其家人，而他那时却是掌握着他们的命运的；他甚至被迫辞去了长矛分区主席的职务；他写信给戈弗里迪说道：我认为不得不将位子留给我的副主席；他们想让我叫人推行一项恐怖措施，一项不人道的事情：我绝不愿意。在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他被以“温和派”的罪名关进监狱；三百七十五天后被释放，他沮丧地写道：国家对我拘押，断头台就在眼前，这对我的折磨比巴士底狱所有能想象到的痛苦难过百倍。因为，通过这些粗鲁的屠杀，政治异常明白地说明它将人们看做一种简单的物的集合；而萨德却要求在他周围是一个由一些特殊的存在者居住的世界；当罪行是由德行所要求的时候，他当做庇护所的“恶”就消散无形了；“恐怖”被堂而皇之地实施，这构成对萨德的恶魔世界的最彻底的否定。“过分的恐怖将罪行变得麻木不仁，”圣茹斯特写道。并不仅仅是因为萨德上了岁数，精力衰竭，他的性行为才沉寂的；断头台杀死了情色的黑暗诗篇；要想从羞辱肉体，从颂扬肉体中获得乐趣，必须要看重它；如果可以悠然自得地将人当做物件来对待，肉体便不再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萨德仍可以在他的书里复活他过去的经验和重现他旧有的世界，但是他从性情上，从情绪里，都不再相信这些。他仍与[13]他称为桑西布勒的那个女人保持着关系，但这种关系中已经没有任何肉体的成分。他仅有的情爱快乐，是从欣赏以朱斯蒂娜为灵感的淫秽图画来获得的，他让人用这些画装饰了一间密室：他回忆着，但是不再能起任何冲动，活下去是他唯一的事情，这件事已让他筋疲力尽；他从让他窒息的社会与家族的框架中解脱出来，但是它们的坚固铠甲的保护仍是他必需的，他在穷苦和疾病中苟延残喘；拉科斯特的财产被亏本出售，他很快就挥霍一空；他避到一个农户家里，随后沦落到与桑西布勒的儿子住在谷仓，在凡尔赛的演出中打杂，每天挣四十个苏，一七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法令禁止将他从他曾经以贵族身份登记过的流亡者名单中删除，这使他说出了下面这些绝望的话：死亡与贫困，这便是我对共和国的永恒依恋所得到的报偿。他还是拿到了一份住址与公民权证明，一七九九年十二月，他在《欧西田》中扮演法布里斯这个角色，但是在一八〇〇年初，他在凡尔赛医院“冻饿将死”，受着因债务入狱的威胁。在与他作对的所谓自由人的世界中，他是如此不幸，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想是否他选择了让人再次把自己送进监牢的孤独与安全中去：至少可以说，做出发行《朱斯蒂娜》的不慎行为，做出出版《佐洛埃》的疯狂事情，在书中攻击皇后约瑟芬、塔利安夫人、塔利安、巴拉斯、波拿巴，他肯定并不十分讨厌重新被监禁的想法。不论这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愿望，他的愿望达成了：一八〇一年四月五日他在圣佩拉吉被戴上镣铐，先是关在那里，随后关[14]在沙朗东——魁奈夫人跟随他到了那里，冒充他的女儿得到了他隔壁的房间——在那里过完了最后的日子。
当然，刚刚被关押时，在数年之中，萨德抗议着并躁动不安，但是至少他能够重新投入那种替代享乐的激情，即写作。他从未停下来过。在离开巴士底狱的时候，他的手稿大多丢失，他以为毁掉了《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的手稿——他小心藏起来的一张十二米的长卷，被人救下来，但他却不知道。继一七九五年写作的《闺房哲学》之后，他创作了一部新的大全式作品：《朱斯蒂娜》的一个完全修改和展开的版本，其后是《朱丽叶》，在一七九七年出版，他否认是自己所作；他公开出版了《情罪》。在圣佩拉吉，他投入一部十卷巨著的写作：《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虽然没有以他的名义出版，但还应该把那两卷《恒河侯爵夫人》归于他名下。
无疑是由于他此后的生活意义完全存在于写作活动，所以萨德在日常生活中所希望的唯有平静。他与桑西布勒在精神病院的花园里散步，为病人们写作并排演喜剧：他同意为巴黎大主教来访创作一出即兴剧；复活节那天，他为所在教区的教堂分发圣饼并募集捐款。他的遗嘱证明他丝毫不曾背弃信念，但是他却懒得去斗争了。“他礼貌到了阿谀奉承的地步，”诺迪埃说，“他和善到了过于温和的程度……他满怀敬意地谈论一切众人崇敬的事物。”根据昂热·皮图的说法，想到衰老和死亡让他感到恐惧。“这个人想到死亡便面无人色，看到自己的白头发便昏厥过去。”但他却是安然离世的，一八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死于“哮喘型的肺部阻塞”。
他一生的痛苦经验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人生没有向他揭示过任何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同心同德。没有任何共同事业将没落贵族的这些遗老遗少联系起来；对于从降生就注定的孤独，他用一些如此极端的情色游戏来打发，以至他的同辈转而对付他；当一个新的世界来到眼前，他身后却拖曳着过于沉重的过去：他在自我上是分裂的，在他人看来是可疑人物，这位被专制君主制的梦想纠缠的贵族不可能真诚地归附地位上升的资产阶级；虽然他愤慨于资产阶级对民众继续压迫，但民众对他来说却是陌生的；他不属于任何阶级，他宣布它们是自己的敌人；除了自己他没有任何同类。也许，如果他的情感成长有所不同的话，他或许能够反抗这种宿命，但是终其一生，他看起来像是一个狂热的自我中心论者；他对于外界事件的冷漠，他对金钱挥之不去的忧虑，他用来包裹自己放纵行为的那些怪癖的细致，他在万森讷城堡开始的神秘奥义的胡说，他的梦境中精神分裂症的侧面，这些都揭示了一种极度内向的性格。这种与自我的热烈重合，虽然也给他划定了局限，但也赋予他的人生这种能让我们如今对他发出疑问的典范特征。
萨德将其情色行为变成他整个存在的意义和表述，所以我们努力[15]去明确其属性并非是闲人的好奇心。如果认同莫里斯·埃纳的说法，说他尝试了一切，爱过一切，这是在回避问题；淫虐这个词也不会让我们对萨德有更多认识；他显然有着非常明确的性态上的特别体质，但要把握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他的同谋者和牺牲者们对此缄默；两桩爆发的丑闻只是在短暂瞬间里略微掀起平常掩盖放纵行为的帘幕；他的日记，他的回忆录都遗失了，他的书信是谨慎的；在书中他为自己编造的要多于他自我揭露的成分。我设想出一切对于此类事情所能想到的东西，但我肯定没有做过我所想到的全部，肯定以后也做不到，[16]他这样写道；拿他的作品与克拉夫特-埃宾的《性心理病理学》相比是不无道理的，没有人会设想将后者列举的所有性变态行为归在他头上；同样萨德是按照一种拼合艺术的技巧，有系统地建立起一份人类所有可能的性行为的清单：肯定他没有通过自己的肉体去全部经历过，甚至也不曾梦想过这样。他不仅讲述得过多，而且多数情况下讲述得很糟。他的讲述就如同一七九七年版《朱斯蒂娜》和《朱丽叶》中的插图版画：人物的解剖图和姿势都以细密的写实手法画出，但人物面孔的笨拙单调的宁静却使他们可怕的放纵行为变得完全不真实起来；通过萨德所调配在一起的这些冰冷的放纵，很难从中看出一种有力的自我承认。然而，在他的小说中有一些他特别乐于刻画的情境，对某些人物他表现出特别的好感；对努瓦瑟伊、布朗吉、热尔南德，尤其是对多尔芒塞，他寄予了很多他自己的兴趣和想法。有时也会在某一封信里，在一则小插叙中，围绕着某一则对话，迸出一个不经意的生动句子，反映他本人的心声。我们应该考察的正是这些绝佳的场景、人物和文字。
通俗意义上，性虐待狂意味着残忍；鞭打、放血、拷打、杀戮：萨德作品中最突出的特色的确是传统将他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特点。罗斯·凯勒那段故事告诉我们他用一根掸衣鞭和一段打结的绳子[17]抽打他的受害者，大概还用小刀乱划，在划伤上浇蜡；在马赛，他从口袋里拽出一条小羊皮编的掸衣鞭，上面饰有顶端带钩的别针，他让人拿来一些欧石南木的笞鞭；在他对待妻子的所有举动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精神上的残酷。而他也长篇大论地谈到从让人受苦中所体验到的快乐；但他仅满足于对动物灵性的古典理论的重新翻版，他没有为我们说明什么：这仅仅是通过尽可能强烈的冲击来震撼我们的神经丛；然而，无疑痛苦比快乐更能强烈地感染人，加诸他人身上的这种感受对我们造成的震撼本质上属于一种更有力度的震动。让一次震撼的强力变成快感的意识，萨德也没有破除这种故弄玄虚。幸好，他进行了一些更加真诚的解释。事实是这样的，萨德的全部性活动以之为基础的、作为他的全部伦理的出发点的原始直觉，就是将交媾与残[18]暴完全等同。如果人类之母的意图并非对交配和发怒同等对待，快感的爆发会是一种狂怒吗？有哪个健全人……不渴望……对自己的快感施以暴力呢？在萨德提供给我们的对正在享受快感的布朗吉公爵的描写中，应当看出作者本人的性风化伦理类型的一种移换：骇人的喊叫、可怕的亵渎神灵的话语从他膨胀的胸腔里发出，火焰似乎正从他的眼睛里冒出，他满口白沫，嘶叫着……他甚至要将人勒死。根据罗斯·凯勒的证言，萨德自己“开始发出一些很响、很吓人的叫喊”，然后割开捆住受害者的绳子。“香草与镣铐”那封信证实了他体验的性高潮就像与癫痫病发作相似的一种发作，同狂犬病一样具有进攻性并能致人死地。
这种特殊的暴力如何来解释？我们疑惑是否萨德实际上是性衰弱的；他的许多主角——比如他所珍爱的热尔南德——都很虚弱，难以勃起和射精；萨德肯定经历过这些折磨；但似乎是过度的放纵导致了他的这种半阳痿状况，这同样也是他描写的许多浪荡子的情况。但在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很有“禀赋”的，萨德经常暗示他自己性情的猛烈。相反，热切的性渴求与极端的情感上的“孤立主义”的结合，我觉得这是解释萨德情爱生活的关键。
从少年时代直到入狱，萨德肯定是以一种急迫的方式，甚至偏执的方式，经历了欲望的种种撩拨；相反，有一种经验似乎是他所不了解的，那就是动情的经验。在他的故事中性快感从来不表现为忘我、昏厥、放任：比如让我们将卢梭的感情抒发同萨德笔下努瓦瑟伊、多尔芒塞狂乱的渎神话语相比较；或者将狄德罗《修女》中修道院院长的不安与萨德描写的同性恋女子粗鲁的快感相比较。萨德的人物身上，雄性的攻击性不因寻常的血肉化身而稍有所减；哪怕是一刻，他都不曾在自己的兽性中迷失：他仍旧是那么清醒，那么理智，哲学意味的话语不仅不会在他的冲动中有所妨碍，反而对于他是催情的。在这具冰冷、僵硬、抗拒任何迷恋的躯体中，我们看到欲望与快感以发怒的形式爆发出来：它们像是一种器官的突然病变将他摧垮，而不是构成在主体的心理和生理统一中所经历的一种态度。多亏了这种过度失衡，性行为才创造出这种君主式的享乐的幻象，在萨德看来这有着无可比拟的价值，但是他缺少了一个主要方面，整个性虐待行为都是在努力补足这种缺失。通过动情，存在作为主体性和被动性同时通过自我和他者得到了把握；通过这种暧昧的统一，一对伴侣相互混同；每一方都从面对自我的在场中解脱出来，达到了与他者的直接沟通。加之于萨德身上的诅咒——是只有他的童年生活才能向我们解释的——正是这种自闭，使他永远无法忘记自我，永远无法实现对别人的在场。如果他生性冷漠，那么便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他却具有一些本能将他推向这些他无法与之结合的陌生对象：他必须创造出一些特殊的方式来把握它们。后来，当他的欲望厌倦，他将继续生活在这个情色世界，他通过感官性、无聊、挑衅、怨恨将情色世界变成在他眼中唯一有意义的世界：而他后来那些伎俩的目的在于引起勃起和性高潮。但即使是在这两者对他来说轻而易举的时候，萨德也需要一些迂回手段来赋予性行为以意义，这种意义在性行为中初步形成却无法完全实现：这是他的意识在肉体中的一种逃逸，是一种对他者的感知，这种感知是通过肉体把他者看做意识。
通常，因为双方对另一方的血肉之躯头晕目眩，于是每一方都各自陶醉于自身的肉体。如果主体一直禁闭于自己意识的孤独之中，那么主体就避免了这种动情的迷乱，它只能通过一些再现手段才能与他者会合；一个理智而冷静的情人贪婪窥视着情妇的快感，他需要证实这是出于自己所为，因为他没有其他手段来达到他自己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的状态：我们可以称这种行为是虐待狂的，这种行为用一种精心思虑的暴虐来补偿这种与他人的割裂。我们已经看到，萨德知道将快感强加于人可能是一种暴力行为，他的专制有时就是采取这种形态；但是这并不让他满足。首先，他厌恶由一种共同快感所产生的平等：如果为我们效劳的那些东西感到快乐，那么它们此后往往顾及自己多于顾及我们，我们的享乐就受到干扰。想到看着另一个人像自己一样享受，这样的想法将他引向某种平等，这平等危害到专制让人感受到的那些无以言状的诱人之处。以一种更为决断的方式，他宣称：任何共同分享的快感都会被削弱。而且愉悦的感受太微不足道；只有被撕裂，流着血，这样的肉体才是以最戏剧化的方式呈现的肉体。没有任何感觉比痛苦的感觉更加强烈，更加尖锐：痛苦的感受是切实的。但是为了通过强加于人的痛苦让我自己也变成肉体，必须让我从另一方的被动性中辨认出我自己的处境，必须让对方有自由和意识。放荡者一定会抱怨不已，如果是面对没有丝毫感受的麻木不仁的对象的话。这就是为什么肢体的扭曲和受害者的呻吟对于刽子手的快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以至于韦纳伊给他妻子头上戴上一种帽子来将她的叫声放大；在反抗中，受折磨的对象被确认为我的同类，而我通过他为媒介来达到那种最初无法达到的灵与肉的综合。
如果说所追求的目标既是超脱自我也是发现外来者的存在这个事实，那么还有另一个途径开辟出来，即让别人对自己施暴。萨德深谙此道；他在马赛用掸衣鞭，用笞鞭，既是为了让人抽打自己也是为了鞭打别人；这在他那里的确是最平常不过的做法，他书中所有主人公都快乐地让人抽打自己：如今没有人怀疑鞭打拥有一种很有效的功用，可以恢复因纵欲过度而磨灭的活力。还有另一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被动性：在马赛，萨德让他的侍从拉图尔为自己肛交，拉图尔似乎非常习惯于为他提供这类服务；他书中的主角们争相效仿；他用更为激烈的词句，高声宣布最大的快感是通过将主动肛交和被动肛交相结合来达到的。没有任何变态行为是他如此频繁而且如此乐于谈论的，甚至是带着那么多激烈情绪来谈论。
对于那些喜欢用一些明确的标签来对人进行分类的人来说，立即就出现两个问题：那么萨德是个肛交者？他其实是受虐狂吗？关于肛交这方面，他的生理特征，他的侍从扮演的角色，在拉科斯特的那个不识字的漂亮秘书的存在，萨德在作品中赋予这种神奇事物的巨大意义，还有为这种行为辩护的热情，这一切证实这是他性行为的一个本质特征。当然，女性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他见识过众多的女孩，供养伯瓦森和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情妇，诱奸了他的妻妹，在拉科斯特城堡聚集一些年轻女子和小女孩，与鲁塞小姐调情，在魁奈夫人身边离世；这还不算由社会强加给他、却由他重新塑造的、将他与萨德夫人结合在一起的关系。但是他与她们是怎样的关系呢？应当注意，关于他的性行为所收集到的仅有的两个证据中，我们看不[19]出萨德以正常的方式“了解”过他的伴侣们；在罗斯·凯勒的案例中，他通过鞭打她来得到满足，他没有触碰过她；他对马赛那个妓女提议让仆人或者不然就由他“由后庭来了解”；因为她拒绝，他满足于用手摸了摸，而他让拉图尔从后面“了解”自己。他书中的主角们以夺走小女孩的童贞为乐：这种流血的亵渎神圣的暴力激发萨德的想象。但是即便当他们调教一位处女的时候，他们喜欢把她当男孩对待更胜于让她流血；萨德笔下不只一个人物对女性的“前部”感到深深的厌恶；其他一些人物更为折中一些，但他们的偏好是明显的；对于《一千零一夜》如此快乐地称颂的女性身体的这个部位，萨德从未称赞过；对那些以正常的方式占有妻子的娘娘腔，他只有蔑视；虽然他与萨德夫人生有孩子，但我们也看到了是以什么为条件；鉴于在拉科斯特进行的那些古怪的集体放纵，谁能证明是他自己让娜农怀孕的？当然，不应当将他小说中那些同性恋者宣扬的观点归在萨德名下，但是《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他借主教之口说出的论点是接近他的真心的，足以使我们能将此当做他的自承；关于快乐，他说道：男孩子比女孩子好；让我们从恶的一面来看待他，恶几乎总是快乐中真正的诱人之处；与一个完全与你同类的人一起，比与一个与你不同的人一起，罪恶会显得更大，而此刻的快感也是双倍的。萨德很可能曾写信给萨德夫人，说他的唯一错处就是太过于喜欢女人了，这是一封冠冕堂皇而虚伪的信；通过一种小说中的辩证法，他在书里将最辉煌的角色分配给女性：她们身上的邪恶与传统意义的女性柔弱形成惊人反差；当她们通过罪恶来克服她们天生的卑贱，她们比男人更显著地证明任何情境都无法禁锢一颗狂野的心的跃动，但是她们之所以在想象中变成最出色的刽子手，那是因为她们在现实中是天生的受害者：奴颜婢膝，泪眼汪汪，受人愚弄，消极被动，萨德的所有作品都贯穿着他在现实中对女性感到的蔑视和厌恶。他在女性身上所憎恨的是他自己的母亲吗？人们还可能疑惑，萨德憎恨女性是否是因为他在女性身上看到的并非是与自己互补的一方，而是自己的翻版，因为他从她们那里得不到什么；他笔下的那些女恶棍比主人公们更有热情和活力，这不仅仅是出于审美的原因，而是因为她们与他更为接近。我丝毫不认为，像人们所声言的那样，萨德在那个呻吟不已的朱斯蒂娜的身上找回自己，但是朱丽叶带着骄傲和快乐承受与她姐妹同样的待遇，萨德肯定是认同于她的。萨德感觉自己是女性，他责难那些女性是因为她们不是他所渴望的男性：所有女性中最伟大、最怪诞的是迪朗，萨德赋予她一个巨大的阴蒂，使她在性方面能够表现得同男子一样。
对于萨德来说，女性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同于代用品和玩具呢？这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性生活主要以肛门性交为主。[20]萨德对金钱的迷恋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些骗取遗产的故事在他的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在他的作品中盗窃似乎是一种性行为的表现，提到盗窃便足以引起性高潮。虽然我们拒绝对贪婪进行弗洛伊德式的解读，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萨德高声承认的，那就是他的嗜粪癖。在马赛，他将一些糖衣杏仁交给一个妓女，对她说“这有助于放屁”，因为没有收到预期中的好处，他表现出很失望；同样让人吃惊的是，他曾尝试过以最深刻的方式来为自己作出解释的两项疯狂之举便是残暴和嗜粪癖。他对此的迷恋程度如何？在马赛进行的实践与他在《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描述的粪便大餐的放纵之间有着很大距离，但是他给予嗜粪的重视，他对嗜粪的步骤，尤其是准备工作的描写的细致，证明这并非理论上冷静的创作，而是情感迷恋的幻想。另一方面，监牢中萨德不同寻常的善饥症不能仅仅从他的无所事事中得到解释：只有当肠胃功能与性功能之间仍然存在着儿童期的等价关系的情况下，吃东西才可能是情色行为的替代物；这两者的等价关系在萨德身上一定始终保持着；他将食物的放纵与情爱放纵紧密联系起来：没有什么激情比贪杯和贪食更加与淫荡相合了，他解释说；这种混淆的极致是食人肉的幻想：喝血液，吞精液和粪便，吃孩子，这是通过摧毁欲望对象来满足欲望；快感不包含交换，也不包含馈赠、互惠和无私的宽宏：他的暴虐是吝啬的暴虐，选择消灭无法吸纳为自己所有的东西。
萨德的嗜粪癖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如果说在淫荡行为中讨人喜欢的是肮脏之物，那么这东西越是肮脏，它就应该越讨人喜欢。在最显著的性吸引力中，萨德列出衰老、丑陋、恶臭；这种龌龊与情色的联系在他身上同残忍与情色的结合一样都是原发性的，也可以用相似的方式得到解释。美好过于简单，人们通过某种智性判断来把握美，这种智性判断不会让意识从孤独中脱离，也不会将身体从冷漠中脱离；龌龊丑恶并不会使人卑贱，与肮脏打交道的人，就像伤人或弄伤自己的人一样，他实现了自己作为肉体的存在；正是在不幸和屈辱中肉体变成一个深渊，精神沉陷其中，互相分离的个体也在其中会合；被痛打、被插入、被玷污，只有这样萨德才能做到破除肉体挥之不去的在场。
但是他并非通俗意义上的受虐狂，他辛辣地嘲笑那些让自己受女性奴役的男人。我将他们抛给戴着镣铐的低贱快乐，镣铐的性质便给了它们压垮他人的权利；让这些畜牲到让他们变得卑贱的无耻勾当中去苟延残喘吧。受虐狂的世界是神奇的；这便是为何受虐狂几乎总是有恋物癖的：恋物对象——鞋子、裘皮、马鞭——承载着能量，有能力将他变成物；这正是受虐狂所刻意寻求的：通过变身为麻木不仁的物来自我毁灭。萨德的世界从本质上是理性的和实际的；有助于他的快感的恋物对象——不论物质的或者人身的——是一些毫无神秘[21]可言的工具；他明显将屈辱看做一种骄傲的诡计；比如圣丰就宣布说：某些放纵行为中的屈辱充当着骄傲的借口。谈到放荡者，萨德说：卑贱奴化的状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你将他投入这种状态来惩罚他，但这状态却让他喜欢，让他觉得有趣，觉得愉悦，他由于做得过分而活该被这样对待而在其中自我陶醉。然而不管怎样在这两种态度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亲缘关系；之所以受虐狂想要迷失自我，那是为了让自己被这个他妄图与之混为一体的客体迷住，这一努力将他重新引导到自己的主体性；通过强求伴侣虐待他，他是在对伴侣实行专制；他的令人屈辱的暴露，那些遭受到的折磨，也在侮辱和折磨着他人；反过来说：通过玷污与伤害，刽子手也在玷污和伤害自己，他参与到这种他所揭示出的被动性之中，努力将自己把握为他所施加于人的这些折磨的动因，但他却作为工具，也就是作为客体来达到自我；故而我们可以将这些行为统一在施虐受虐狂名下；只不过应该当心，尽管这个词的普遍意义，这些行为却可以具体地提供丰富的多样性。[22]萨德并非是扎赫尔-马佐赫。他的独特之处，就是某种意志的张力，这种意志努力去实现肉体却不迷失其中。在马赛，他让人鞭打自己，但是时不时地他冲向壁炉，用小刀在管道上刻下他刚才挨鞭的数目：屈辱立时翻转为炫耀；在被肛交的同时，他抽打一个姑娘；这是他最喜爱的性幻想之一：被鞭打和被阳具插入，而同时鞭打并插入一个屈服的牺牲者。
我已经说过人们可能会误解萨德这些特异之处的意义和影响，如果仅仅限于将它们看做一些简单的资料；它们始终是承载着伦理意涵的。从一七六三年的丑闻开始，萨德的情色生活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态度：这同样是对社会的一种挑战。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萨德解释他如何将自己的那些趣味变成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和这些趣味被我一直推到痴狂，他写道，而这狂热正是我的暴君们迫害的杰作。激励着任何性行为的至高意图就是想成为罪犯：残暴或者玷污，正是实现这种恶。萨德直接将性交作为残忍、撕裂和过错来体验；通过怨恨，他执拗地要把握其中的黑暗；既然社会与自然勾结起来想让他在享受快感时成为罪犯，那么他就将罪行本身变成快乐。罪恶是淫荡的灵魂。如果没有罪恶伴随，那么享乐会变成什么？使我们激动的并非淫乱的对象，而是罪恶的念头。在折磨和嘲弄一位漂亮女人的快乐中，他写道，有着亵渎或者玷污奉献给我们祭祀的供品所给予的那种快乐。如果说他选择在复活节那天来鞭打罗斯·凯勒，那并非是偶然的；正是在嘲讽地向她提出为她做忏悔的时刻，他的性兴奋达到顶点；任何春药都不如对善发出挑战来得有威力：我们对于重大罪行所感到的欲求总是比我们对于小的罪行所感到的欲求强烈。萨德施恶是为了感觉自己有罪吗？或者他是通过承担犯罪感来逃脱犯罪感呢？把他归结为这两种态度中任一种都是对他的片面理解；他不安于沾沾自喜的下流龌龊，也不安于满不在乎的厚颜无耻；他不断地在咄咄逼人与良心不安之间戏剧化地摇摆。
因而我们可以大略看出萨德身上残酷与受虐狂的影响力。此人将暴烈脾气——似乎很快就泄气——与一种近乎病理学意义的情感“孤立”结合起来，他通过自己承受的或者施加给别人的痛苦来寻求一种对意乱情迷的替代。他的残酷有着非常复杂的意义。首先，残酷是作为交配本能的极端而直接的实现而出现，是对其完全的升华：残酷肯定了对另一个客体与占主导的主体进行彻底分离，它旨在对人们无法贪婪地吸收进来的东西进行嫉妒的摧毁；尤其，它并不以冲动的形式来实现性高潮，而是以有预谋的方式来尝试引起高潮：它使人能够通过他者来掌握意识—肉体的统一，将这种统一投射到自我；最后，残酷放肆地要求被自然与社会归入情色一类的犯罪特性。另一方面，通过让人为自己肛交，鞭打和玷污自己，萨德同样还把自己揭示为被动的肉体；他满足自我惩戒的欲望，接受人们必然会让他感到的负罪感；而随即他通过挑战从谦卑回到骄傲。在完整的萨德虐恋场景中，个体释放自己的天性，同时知道它是邪恶的，以进攻性的方式按原样接受它；他将复仇与犯错混同起来，将过错变成荣耀。
有一种行为可算同时是残酷与受虐的最极端的完成形式，因为主体同暴君、罪犯一样以一种特权方式从这一行为中来肯定自我，那便是杀戮。人们过去往往支持这样的看法，即杀戮构成虐恋的最高形式：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基于一种误解。当然是出于辩解的目的，萨德在书信中才这样竭力自我辩解，说自己从来不曾是杀人凶手，但是我认为杀人的念头是让他发自真心地厌恶的。的确，他在故事中过多容纳了一些骇人的屠杀：这是因为没有任何恶行的抽象意义能有杀戮的意义这样显而易见；杀戮代表着对一种没有法则没有恐惧的自由的强烈诉求。而且在纸上，作者无限地延长受害人的垂死状态，他得以使这特殊的一刻成为永恒，在这一时刻中清醒的意识仍驻留在一个正在降格为物的躯体中；在无意识的躯壳中仍然吸进鲜活的过去的气息。但是实际上，一个暴君能拿这个麻木不仁的物，即这具尸体，做些什么呢？无疑，从生到死的过渡中有着某种令人眩晕的东西，虐恋者着迷于意识与肉体的冲突交战，他会很愿意幻想着自己成为这个如此彻底的变形过程的创作者。但是如果说他偶然实现了这种特殊经验是纯属正常的话，这种经验却不可能给他带来最极致的满足；这种人们企图对之施加专制直至将之消灭的自由，在自我消亡的同时，它也滑落到专制能控制住它的世界之外；萨德描写的主人公们之所以无穷尽地增加着屠戮，那是因为任何屠戮都无法满足他们；具体说来，对于折磨着放荡自由派的那些问题，屠戮并不带来任何解决方法，因为放荡者追求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快感；没有人能那么满怀激情地和不怕危险地投身到对某种感受的追求，即便是这种感受有着癫痫病发作的强烈程度；不如说，最终精神上受到的刺激，由于其直白显著，应当确保着事情的成功，而此项事业中的玄妙所在是远远超过了精神的刺激的，但是往往与此相反，精神上的冲击会让进程停下来，不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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