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子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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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三卷）试读：
事物的同一性
【原文】①②③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④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为天下正。
其诫之也。谓天毋已清将恐裂，谓地毋已宁将恐发，谓神毋已灵⑤⑥将恐歇，谓谷毋已盈将恐竭，谓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
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谓：孤、⑦寡、不谷。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致数誉无誉。是故不欲禄禄若⑧玉，硌硌若石。【注释】
①得一：求得事物整体的平衡统一。一，指整体同一。
②神：指大自然。
③谷：指生命。
④侯王得一：侯王得到整体的同一。也就是说，他与他的国家、人民保持了一致。
⑤歇：歇息。指整个自然界该玩完了。
⑥侯王毋已贵以高：侯王不能自重，也就失去了人民的尊重，却依然盘踞高位。
⑦致数誉无誉：荣誉是真心对真心换来的。无，指真心的。
⑧禄禄若玉，硌硌若石：外表光亮如玉，里面却石头一块。禄，金属光泽。硌，同落，剥落。【译文】
自古以来，天地间任何事物都是得到道这个“一”的——天得到“一”而清明；地得到“一”而宁静；神得到“一”而灵妙；河谷得到“一”而充盈；万物得到“一”而生长；侯王得到“一”而做了天下的首领。
推而言之，也就是说，天如果不能保持清明，恐怕就要崩裂；地如果不能保持宁静，恐怕就要陷塌；神如果不能保持灵妙，恐怕就要消失；河谷如果不能保持盈满，恐怕就要涸竭；万物如果不能保持生长，恐怕就要灭绝；侯王如果不能保持首领的地位，恐怕就会亡国。
所以贵是以贱为根本的，同理，高是以低下为基础的，因为这个道理，侯王才自己谦称为“孤”、“寡”、“不谷”。这难道不是把低贱当作根本吗？难道不是吗？所以最高的赞誉是无须夸耀的。因此（人君应当）不愿意如玉一般华美，而宁可像石块一样坚实朴质。【评析】
在《道德经》里，老子经常以“一”来代称“道”，如二十二章的“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本章中，老子连续七次使用“一”字，其含义是相当深刻的。杨兴顺说：“一切在流动着，一切在变化着，但老子认为，变化的基础是统一而不是矛盾的斗争。‘天得一以清’……老子揭露了客观世界的矛盾，企图削弱矛盾，遏阻矛盾的尖锐化，为着这一目的，他把统一看成万物的基础而把它绝对化。”
事实上，老子认为宇宙的本原只有一个，宇宙的总规律也只有一个，因而他突出“一”，即宇宙起源的一元论，而且是物质的。在世界的自然万事万物之中，老子列举了许多相互矛盾的对立体，并认为对立物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最终归于统一。所以，他一再使用“一”，也表明他认为矛盾和对立总要归于统一。在人类社会而言，老子也强调统一，认为侯王也要注重唯一的“道”，才能使天下有个准绳。这个准绳是什么？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侯王应该认识到“贱”、“下”是自己的根基。有道的人无须光华如玉，还是质朴更好一些。总而言之，本章开头就是讲道的普通性、重要性、不论是天、地、神、谷、万物、侯王，都是来源于道，如果失去了道，一切都不会再存在下去。【解读】
万法由壹产生，壹就是本体。一切皆由自然本体产生，所以万物是一个整体。因为是一个整体所以万法才归一。万法归一，谷灵神盈，人杰地灵，万物和谐，天下太平。
万物是一个整体，万法归一，天长地久。物元世界是由心元存在转化过来的，心元世界的存在通过某些种自然方式不断地转化为物元世界的物质，所以物质世界不断地膨胀，当膨胀到极点时就发生了大爆炸，所以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星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所现，执着于现状，所以不能追溯根源。万物是一个整体，所以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非也！人生境界未归一是承载不了大福报的，厚德才能载物。【故事】宋代理学之祖周敦颐
儒学在汉代被确立为正统地位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代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掺入，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北宋时期结束分裂割据，重建一统。这时的儒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建立起了理学唯心主义。而北宋时期理学开山鼻祖，就是当时的著名哲学家周敦颐。
周敦颐从小喜爱读书，在家乡道州营道地方颇有名气，人们都说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
周敦颐少年时，和母亲一同到京城，投奔舅父郑向，舅父是当时宋仁宗朝中的龙图阁大学士。这位舅父对周敦颐母子十分眷顾。当周敦颐24岁时，舅父向皇帝保奏，为他谋到一个职位，做了分宁县的主簿。
周敦颐到任后，发现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只审讯一次就立即弄清楚了。县里的人吃惊地说：“周公断案，连老狱吏也比不上啊！”
周敦颐以明察秋毫，坚持原则、不媚权贵、明断狱案而闻名朝野，初出仕途就显示了他的才能。
1044年，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第二年，南安有个囚犯，根据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而当时的转运使王逵却决定严加处理。众官虽觉不当，但他们慑于王逵的权势，不敢出面争辩。
这时，周敦颐站了出来，坚持应当依律决狱。王逵不听，周敦颐愤怒地扔下手中记事的笏板，准备弃官以示抗争，并且气愤地说：“难道可以这样做官吗？用杀不该处死的人的办法取悦上级的事情，不是我该做的。”
在周敦颐的据理力争下，王逵终于省悟，放弃了原来的意图，囚犯才幸免于死刑。
周敦颐调任南昌知县的时候，南昌人都说：“这就是那个能弄清分宁县那件疑案的人，我们有机会申诉了，他可是当代大清官啊！”
那些富豪大族，狡黠的衙门小吏和恶少都惶恐不安，不仅担忧被县令判为有罪，而且又以玷污清廉的政治为耻辱。
在南昌期间，有一次，周敦颐得了一场大病。他的朋友潘兴嗣去探望他，一进门便吃了一惊。原来周敦颐的家中空空如洗，日常生活用品全都盛在一个已经破旧得不像样的柜子里，所有的钱财加起来不足百。
潘兴嗣知道，周敦颐任知县已经几年，俸禄并不低，但他领到俸禄后，总是或以济贫，或分送同宗族的亲戚，或用来招待客人和朋友，只要别人向周敦颐说一声自己有什么困难，他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所以才会现在自己生病了，而自己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的窘况。
这时，周敦颐的妻子哭着对潘兴嗣说：“钱财散尽之后，全家便总是以粥度日，生活过得清贫而寒酸。”
后来，周敦颐的朋友们想出钱为他新建一所住宅。周敦颐知道后连忙婉言拒绝：“我节衣缩食，是为了给黎民百姓做表率，以防奢华浪费之风盛行。如果我们为官的都讲究穿漂亮衣服，骑良马，追求奢靡享乐。老百姓也就会仿效，其结果会导致品行不端，社会风气败坏。到那时再纠正就难了，所以我不能接受你们的恩惠。”
朋友听后都点头称是。
周敦颐自己虽然生活过得十分清淡，可他自己则自得其乐，性情旷达，从来不把清苦放在心上。周敦颐在一首写给家乡族人的诗中表达出这种奉公行为、廉洁爱民的动机：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他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心为公，不图私利，爱护他人的精神，深得时人赞许，在后代学者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敦颐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对自己的下属也是严格要求，监督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有一次，周敦颐的一名手下把领到的俸禄米，拿到自己家里。这名手下的妻子顺手把米斗量了一下，发现多出了3石，手下和妻子都不做声。
后来，这事恰好被周敦颐听见了，于是问了自己的手下。手下红着脸说：“以前惯例给自己量米时，是不把冒尖的部分去平的，所以自然多了些。”
周敦颐又问：“那么照理多出来的米应该付多少钱呢？”
他的手下说：“这是不用给钱的。”
周敦颐听了以后，非常生气，硬是要手下把前几次多拿的米钱一并拿了出来。随后，周敦颐将管米的仓官问罪，并要求依规定办理。后来，当地其他官员知道周敦颐严办手下这件事后，都感到非常惭愧。
周敦颐担任合州通判的时候，狱门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经他的审定，下面的人都不敢做决定，即使交下去办，老百姓也不愿意。
在当时，周敦颐的上司赵抃被一些毁谤周敦颐的话所迷惑，对周敦颐的态度很严厉，但周敦颐却处之泰然。
周敦颐当了虔州通判时，赵抃做虔州知州。赵抃仔细观察了周敦颐的所作所为，才恍然大悟，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你这样的人才，从今以后算是了解你了。”
后来由于赵抃的推荐，周敦颐做了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周敦颐以昭雪蒙冤、泽及万民为己任。巡视所管辖的地区不怕劳苦，即使是有瘴气和险峻遥远之地，也不慌不忙地视察。
周敦颐做官为民，注重个人修养，对此，北宋时期政治家、著名学者黄庭坚评价周敦颐道：
人品很高，胸怀洒脱，像雨后日出时的风，万里晴空中的月，不贪图获取名声而锐意实现理想，淡于追求福禄而重视得到民心，自奉微薄而让孤寡获得安乐，不善于迎合世俗而重视与古人为友！
1056年，皇帝御笔钦点，任命周敦颐为合州通判。
有一次，他从合州乘舟而上，前往南部拜访推官蒲宗孟。在途中，周敦颐对慕名而来的求学者谈到莲花，他说：“我最爱莲花，你看它处于淤泥而不被污染，濯于清涟而不显妖媚。莲花端庄正直，清高不凡，具有君子风范，生活在世俗而不为世俗所污。”
说到周敦颐爱莲，不由让人记起千古名篇《爱莲说》里优美的词句来：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爱莲说》可贵之处与核心价值，是通过对“独爱”之莲的深情赞美，塑造了一位寄予了作者价值目标与人格理想、包含着儒释道丰厚意蕴、体现着民族传统美德与浩然正气的“君子”形象。
儒家视野中之“君子”，乃品德高尚者之谓也。它是人们对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圣贤的同义语。其核心要素是“内圣外王”或“修齐治平”。
所谓“内圣”，就是通过克己修身而实现人格的完善，达到包括仁、义、礼、智、信、廉等品德要素在内的圣贤境界。在周敦颐看来，这种圣贤境界还包括正心诚意，在精神层面上能够寻求到超越于人生物欲之上与生活境遇之外的“孔颜之乐”。
所谓“外王”，就是积极入世、关怀社会、心忧天下，为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而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周敦颐《爱莲说》对菊、莲、牡丹的定位，反映出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使人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君子”优秀品德元素中的丰富信息。
这些美德虽然从理论源流上出自儒家，但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性，因而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佛家视野中理想人格的核心要素是慈悲为怀和纯净不染。莲性是佛旨的象征。毫无疑问，《爱莲说》的创意和佛学有着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出淤泥而不染”之句，是佛家所阐发的莲的象征意义与周敦颐毕生“以名节相砥砺”，清白做人、廉洁为官的高尚人品天然契合的产物，这是周敦颐对莲花情有独钟的真正原因。
与“出淤泥而不染”相呼应的是“濯清涟而不妖”，它进一步延伸和强化了莲花的优秀品质。无论环境好与坏，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应当保持做人的纯洁和正直。
周敦颐在从政期间，尽心竭力，深得民心。在生活中，也不忘加强个人修养，加上早年大量广泛的阅读，接触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思想。后来，终于写出了他的重要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等，提出了理学体系，成为一代开山祖师。
周敦颐将治国者的修养目标划分为几个不同层次，即“士希贤”、“贤希圣”和“圣希天”。
士希贤，即士的修养以贤为榜样。士，可以是任事之称，也可以是修立之名，可以是封建社会最底层的特称，也可以是读书人的泛指。周敦颐明确规定士以贤为修养目标，因此他所说的士是指学习道艺的士。
那什么是贤呢？贤是指修养成就已经很高的人。周敦颐列举了3类贤者：一类是以伊尹为代表的任事型贤人；一类是以颜渊为代表的洁身型贤人；一类是以子路为代表的改过型贤人。
伊尹是商代初期大臣。他帮助攻灭夏桀，建立起商王朝。伊尹一生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帝王之师。
周敦颐将伊尹作为任事型贤人的代表，并提出“志伊尹之所志”，就是要弘扬伊尹的精神，能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敢于上以匡君，下以救民。
颜渊是孔子称赞的最有修养、最能吃苦、最善于学习的弟子，他终生贫困，但毫不在意，以读书学习为乐。由于颜渊的突出表现，他位居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人之首，后世称为“亚圣”。
周敦颐将颜渊推为洁身型贤人，并提出“学颜子之所学”，就是提倡对“圣人之道”要有坚定的信念，在各种环境与场合中，自觉坚持仁义忠信的原则。即使在箪食瓢饮、身居陋巷的极端贫困中，也能不改其乐，做到“心泰而无不足”。
子路是一个有修养、有缺点而又为孔子所器重的著名弟子。孔子对子路的开导也最多、最具体、最切中要害。他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周敦颐推崇子路这样的贤人，主要在于他能够闻过，喜人规过，勇于改过，是一位能闻过、改过的贤人。
周敦颐将伊尹、颜渊、子路作为士的修养目标，这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任事型贤人勇于担当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洁身型贤人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水平。而改过型贤人则更具普遍意义。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每个人不可能无过，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甚至错误。有过能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周敦颐提出的任事、洁身、改过3种类型，实际上是一种完整人格的3个方面。周敦颐认为，无论哪种类型的“士”，只要潜心修养，都可以成为贤人，甚至成为圣人。即使不能成为贤人和圣人，也对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有所裨益。
贤希圣，即贤人的修养以圣人为目标。周敦颐说的圣人必须具备3个条件，即诚、神、几。那么，何谓诚、神、几？“诚”是修养的最高境界。“诚”在周敦颐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周敦颐认为，人的心境在平时保持一种与宇宙本体相一致的静虚状态，什么也不思索，什么也不存在。这样才能不被外物干扰，才能不存私念，才能保持心态的高度平衡。这种心态就“诚”。而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做到“寂然不动”。“神”是周敦颐对人的思想反应异常敏锐的描写。周敦颐说“感而遂通”为神，极言反应迅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平时能够“寂然不动”。这样，一事当前，才能立即感知它，立即了解它，从而迅速做出反应。“几”是人的深层次思维活动，是决定人的行为。周敦颐主张从对具体事物的态度上分善恶，认为任何人表现的善恶，都有一个最初心理活动的过程，一个思想酝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区分善恶的“几”，能正确把握自己思想活动过程的这个“闪念”之间。
周敦颐所说的“诚、神、几为圣人”，就是说一个人要由贤到圣，就必须在诚、神、几3个方面狠下工夫。
圣希天，是道德修养最高目标。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不断修养而成的。修养是一个不断完善自我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即使已经成为圣人，仍然需要进一步修养。与天地合其德，就是与天地同德。
对于治国理政之道，周敦颐提出了“政事法天”、“纯心用贤”、“端本善则”、“礼先乐后”、“天下在于势”等思想。周敦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司马光阐述的齐家思想
周敦颐创立的北宋时期理学，是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而构建的。纲常即“三纲”和“五常”，是儒家伦理文化的主体，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古训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宋代涌现的一批实践儒家古训的志士仁人中，与周敦颐同时代的司马光，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史学家和文学家。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4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为了“齐家”，除了自己以身作则外，还将历史上记载的这方面的人和事写进《家范》4卷中，让家人以此为榜样共同治家。“家范”，顾名思义就是家庭成员的规章和典范。《家范》以《序》、《治家》为开头，论述了治家的重要性和家庭各成员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家庭从《祖》开始，依次论述了《父》、《母》、《子》、《女》、《孙》、《伯叔父》、《侄》、《兄》、《弟》、《姨姐妹》、《夫》、《妻》、《舅》、《舅姑》、《妇》、《妾》、《乳母》18个家庭角色。
在这之中，司马光用大量篇幅讲述的是《治家》、《祖》、《父》、《母》、《子》、《女》、《兄》、《弟》、《夫》、《妻》这些家庭角色。
在《治家》一章中，司马光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少数民族首领吐谷浑阿豺临死时，让20个儿子中的19人各折断一根箭，然后用绳子捆在一起，再让另一个去折这19支箭，结果折不断。
司马光用这件事告诫子孙：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会有力量，就会克服困难和战胜外侮。这说明治家不能只顾自己一人，如果那样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司马光还提出当家人要治好家，必须对家人无厚薄之分。为此，他用孔子的话作证：“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善为家者，尽其所有而均之，虽粝食不饱，敝衣不完，人无怨矣。夫怨之所生，生于自私，及有厚薄也。”
意思是说：家里的财产分配均匀，就没有人贫穷；家里的人能够和睦相处，大家就会团结在一起；家人相安无事，家庭就不会有祸害。善于治家的人，将所有财产都平均分配，即使是每天吃粗茶淡饭、穿破旧衣服，甚至吃不饱穿不暖，人们也不会有怨恨产生。怨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家长自私自利而且对待别人不公平。
在《祖》一章里，司马光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说，北宋时期一位名臣的祖先不教子孙礼仪和德操，只留下丰厚的财产，结果自己卧病在床，儿孙们偷去钥匙争抢财产；另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令尹孙叔敖，他教育儿子不与别人争封地，结果封地世袭10多代。
司马光用这两个故事告诫家人：做祖辈的应从长远考虑，做真正有利于子孙的事，这样才能弘扬正气，家族兴旺。
在《父》一章里，司马光用春秋战国时期卫国大夫石蜡谏卫庄公的话说明做父亲的应该如何教育子女和疼爱子女。石蜡的谏言是：“臣听说过疼爱孩子要用义德规行去教育他，使他在人生路上不走邪路。过分宠爱会使他产生骄傲、奢侈、淫荡、放纵，这4者会使他走上邪路。教育孩子应该从小抓起，不要认为孩子小、不懂事而放纵他。”
在这一章里，司马光还用曾子妻子哄孩子不哭时说过回来杀猪给孩子吃，后来曾子真的杀了猪的事，告诫做父亲的不能对孩子说假话。此外，司马光还用陈亢的事说明教育孩子一定要多读书、懂礼仪，这样才会使他们有出息。
在《母》一章里，司马光说：“做母亲的不用担心她不疼爱孩子，担心的是只知爱孩子而不知教育孩子的道理。”他认为做母亲的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司马光在这一章中讲述了很多故事：作为母亲应该像周文王的母亲那样，从怀孕起就进行胎教；像孟母那样择邻而居。
他还引用了唐代侍御史赵孟武不读书，去打猎，用猎物孝敬母亲，遭到母亲训斥，儿子听后发愤读书，考中进士，当上廉官。唐代天平节度使柳仲郢的母亲为了让孩子发愤读书，用苦参、黄连碾成粉末，与熊胆和在一起，每晚让孩子口含读书，免得打瞌睡。
他还讲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丞相田稷子用下属贿赂的金银送给母亲，母亲没有要，反而说：“这种事只有不孝顺的儿子才会干，你不是我儿子。”
田稷子感到羞愧不已，把金银退回给下属后又到齐王那里去请罪。齐宣王表扬了他母亲，看在他母亲的面上没有给他定罪，而且官复原职，另赐金银给他的母亲。
他还讲了汉代京兆尹隽不疑每天审判囚犯后回家，母亲必问：“今天有没有冤枉好人？”如果听到有人喊冤时，她就吃不下饭。所以隽不疑做官严明不残忍，无冤案。
司马光还引用东晋陶侃借管理鱼池之便，腌鱼送给母亲，均遭到母亲的训斥等。告诫天下做母亲的都要教育孩子走正路，当官就要当清官。
在《子》一章里，司马光用大量篇幅讲述了历代做儿子的如何孝敬父母的事例。
说的是父母活着的时候，尽其所有让父母吃好穿好，不生气；父母有病时，儿子应该千方百计，哪怕是变卖所有家产也要给父母治病，有的甚至亲自去尝粪便帮助医生用药；父母死后要安葬好并在逢年过节时祭奠。所举例子中有汉文帝、北齐孝昭帝、孔子、孟子及历代大臣显贵等孝敬父母的事例，也有因为尽孝而在民间被奉为楷模的普通百姓。
在《子》这一章的最后，用《礼记》中《内则》里的一段话告诫天下做儿子的要真正孝敬父母，必须在父母生前死后都要做好事，不做一件坏事，给父母带来好名声。如果做一件坏事，给父母带来恶名，那就是大不孝。如果能使父母荣耀显赫，那才是孝道的最终目标。
他认为，做儿子的要做到：处上位不骄傲；处下位不作乱；在众人面前不争高低。如果做不到这3点，即使每天给父母煮牛羊肉吃，也算不上是孝子。
在《女》一章里，司马光告诫做女儿的一定要做个贤女，嫁出去也要恪守孝道。做贤女必须读《论语》、《诗经》、《礼》等经典著作。
司马光说：“古代贤女没有不喜欢读书学习的。”并用汉代几个贤后妃的例子加以说明。特别强调独女和没有兄弟的女儿们，更应该恪尽孝道，赡养父母，让父母享受到儿女的孝心。
在《夫》一章里，司马光先用《易经》的话说明夫妇之道是天地间的大义，是风俗教化的本原，不可不重视。
司马光推崇汉代梁鸿娶妻不看外表容貌，注重女子的高尚志趣，结果夫妻两人一辈子相敬如宾，妻子始终与他举案齐眉；还有汉代鲍宣娶富户家闺女，退回女子陪送的丰厚嫁妆，让妻子跟他过贫贱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度日。
司马光对历史上庄周死妻击鼓而歌，汉代山阳太守薛勤死妻不哭，还庆幸何不早夭，对他们这种悖于礼仪的行为进行抨击。相反的，对汉代太尉妻死和儿子一起穿丧服哀悼表示赞扬。
司马光认为，大丈夫应志在四方，不能因为妻子拖后腿而丧志。更不能一味听从骄悍之妻的唆使。不能像晋惠帝、唐肃宗那样因皇后骄悍不能保全宗室杨太后、太子，更谈不上治理国家了。
在《妻》一章里，司马光用的篇幅较长。开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涂山女的功劳；而桀的被放逐是因为妺喜的不贤；殷商的兴起是因为有诚氏的贡献；而商纣的灭亡被杀是由于宠幸妲己；周朝的建立是由于姜嫄、大任的帮佐；而周幽王的被擒是宠信褒姒的结果。”用一正一反的几个例子说明做妻子的要贤德。
司马光用古代贤内助的例子提出，当官的妻子一定要让丈夫清正廉洁。
他举例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乐羊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来交给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者不喝名叫盗泉的水，廉洁的人不接受施舍的食物，你在路上捡金子回来，这不是有污品行吗？”
乐羊子非常羞愧，将金子放回原地等待失主。后来出去求学，一年后又回来了，妻子问他为什么回来，乐羊子说想妻子了。妻子听后剪断织布机上的丝线教育丈夫，半途而废就像剪断的丝一样一事无成。乐羊子第二天又去求学，7年后功成名就。
在其他章节里，司马光主要是用历史名人的例子，提倡应该树立互相帮助，尊老爱幼的家庭成员的典范。
司马光的《家范》是他家教的一部重要著作，被后世称为“四范”之一。不仅丰富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也对北宋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倡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教育意义。“二程”奠基的理学
继周敦颐开启北宋时期理学先河之后，同为北宋时期哲学家和教育家的程颢、程颐两兄弟，努力求知、积累知识，积极入世、阅历丰富，为最终创建洛学奠定了基础。
洛学的形成是北宋时期理学的奠基性成就，是北宋时期理学发展的里程碑。
程颢、程颐兄弟两人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去世后封少卿。“二程”的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则为吏部尚书。父亲程又以世家的荫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朝廷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至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程颢、程颐年龄相差只有一岁。程颢生于1032年，程颐生于1033年。
程颢小时候，读书很用功，把《诗经》、《尚书》、《中庸》、《大学》、《论语》等都背得烂熟，还研究天文、地理、世俗、人情。他一进学馆，读上好书，便着了迷，几天不出学馆门。
他的弟弟程颐，却和他相反，总认为读书没啥意思，经常逃学，到山上、河边玩耍，对读书之事不甚了了。
有一天，程颐又溜跑出门了，他爬上了一棵树去摸鸟蛋。树上有两只羽毛艳丽的大鸟，受惊而飞，叫声如犬吠。
程颐看到鸟窝里有几个四四方方的鸟蛋儿，就抓了几个下树跑回学馆，要难难他的哥哥。他一见程颢就拿出鸟蛋儿问：“哥，你看这是啥东西？”
程颢知道他又跑出去玩了，早就想教育他，就反问道：“你说这叫什么？”
程颐说：“不知道。”
程颢说：“这就叫丁郎蛋。”
弟弟眨了眨眼问：“你怎么知道？”
程颢说：“丁郎，丁郎，下蛋四方，叫声如狗咬，窝是灵芝草，栖在檀香树上。其实它的窝是宝，树也是宝，你只抓了几个蛋回来，这有什么用处？”
弟弟听了瞪大眼睛，惊疑地问：“哥，你整天坐在屋里读书，咋知道得那么清楚？”
程颢说：“古人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关于这丁郎蛋，书里写得清清楚楚，你不读书，成天只知道玩，所以你就不懂。”
程颐听了哥哥的话，羞得满面通红，低下了头，惭愧地说：“哥，从今后我和你一起读书，再也不贪玩了。”
传说有一天，西京洛阳的一个名士请“二程”赴家宴，席间请歌妓为名士陪酒，不免有打情骂俏之举。程颐心中很是不高兴，很快他就起身离席。而程颢却一直安坐于席，尽欢而回。
第二天，程颐到老大程颢的书房中，谈起昨日情形时指责程颢不应该同流合污。程颢说：“昨日歌妓伴酒，我心中却没有歌妓的影子，今天我书房中并无歌妓，而你心中却老想着歌妓的形象。这只能说明你在心性定力方面还有差距。”
程颐听后自叹：看来还是比不上哥哥啊！从此以后，程颐发愤读书，最后，终于成名。程颢不但自幼聪颖，并能刻苦学习，20余岁即考中进士，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小官。
传说程颢在某县任官时，县境内有两条河，即广济河和蔡河，沿河的不法之徒，专靠威胁索取来往船民的钱物来生活。若有不从，则聚众焚烧船只以显示淫威，这样每年都有几十艘船被他们焚毁。
程颢上任以后，立即派人将这伙人的首领捕获归案。经过审理，又抓获50余人。程颢看他们是为生活所迫，就既往不咎，让他们在河沿分散居住，以当纤夫为业，而且令他们维护沿河的治安秩序。自此以后，程颢治理的境域内，再也没有发生过勒索焚舟的事件。
程颢还善于处理民事纠纷。有一次，一个人借居在他哥哥的宅院中。那个人在挖地窖时，挖到了很多埋葬在地下的钱，并把这些钱据为己有。
借居者的侄子前来索取，他却说是自己近年所存。于是他的侄子到程颢处告状说：“叔叔近日在地下所挖的钱，都是我父亲早年所埋藏的。”
程颢问：“你父亲埋葬这笔钱财有多长时间？”
回答说：“已经40年了。”
程颢问：“你叔叔借居在这所宅院多长时间了？”
回答说：“已经20年了。”
程颢随即派官员去取来一些在地下挖出的铜钱，查看以后，传唤借居人前来官府。
程颢对他说：“现在朝廷所铸铜钱，不到5年就流通全国各地，但你挖出的这些钱都是你借居宅院之前几十年所铸，这是什么原因呢？”
借居的人只好承认，这些钱并非自己所藏。程颢随即判令他将这些钱退还侄子，并按律法将他责打。
由于程颢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绩，神宗即位之初，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当时，宋神宗鉴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为，有时也召见程颢，但听了他的进言之后，以为不切实用，不感兴趣。
这样，程颢知趣地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遂为京西路提典刑狱，做了一个和知县职位相等的司法官。
程颢、程颐在政治上同司马光等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实行变法的宋神宗时，没有得到信任与重用，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要求退居闲职。
程颐在18岁时写的《颜子所好何学论》，曾经得到当时掌管太学的大儒胡瑗的赏识，立即传他相见，又任以学职，年轻的程颐从此一举出名，与他同在太学读书的吕希哲等人竟来拜他为师。
如此“名声在外”的程颐，26岁时竟然未能考中进士，这个挫折对他打击不小，于是从此绝意仕途，长期以处士的身份潜心于孔孟之道，从事讲学活动。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等人掌握了政权，程颐被推举做了皇帝的老师。但没有过多长时间，由于他在皇帝面前“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纷向他拜师问学；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要求把他“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在这种形势之下，程颐主动辞职回乡。自1088年起，他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这些活动，被称为“洛学”。
虽然“二程”一生不得志，但其对儒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却是历史尘埃所难以掩盖的。在学风上，“二程”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墨守成规的治学方法，不失为一大进步。
尤其是“二程”所开创的洛学，被其后不久的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比较严密逻辑体系的学说。从此，“程朱理学”便在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作为儒家道统继承人，“二程”始终以“修齐治平”为人生大修养。
程颢说：
欲治国治天下，须先从修身齐家来。
天下之治，正家为先。天下之家正，则天下治矣。
这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推演。程颢认为治理国家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这是依据《大学》“修齐治平”的严格顺序而言的，代表了“二程”的一致观点。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内圣学的基础，那么典制便无法落实，最终也不可能实现让天下安居乐业的目的。《大学》原为西汉时期戴德、戴圣《礼记》中的一篇，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大学》由于它论述了儒家为学治世的基本原理、原则、方针、步骤和方法等，在儒学发展史上书写了“大学之道”这一重要篇章。《大学》一书作为洛学的核心，它所包含的心理学思想极为丰富，被后世称之为“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二程”重新编订的《大学》阐释了一种修己治人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他们把“修身”视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并且成为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其中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道德修养原则，即“三纲领”说和“八条目”说。而“修身”正是《大学》“三纲八目”说的核心。“三纲八目”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实践证明，《大学》一书在具体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道德实践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对调整人们的心态、稳定社会关系、保持思想上的连贯性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
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朱熹，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受教于父，从小聪慧过人。刚能够说话时，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说：“这就是天。”
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父亲觉得十分惊奇。
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8岁便能读懂《孝经》。入学跟从老师读书，老师教他读《孝经》，他看过一遍，就在书上写道：“不能像这样去做，就不能算作一个人！”可见他立志做个尊孝道的人。
他曾经和一群小孩子在沙上玩耍，独自一人端端正正坐着用手指在沙地上画，别人一看，原来是一幅八卦图形。
朱熹10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3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对佛学也有浓厚兴趣。
1147年，18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第二年考中进士，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
朱熹在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程颐再传弟子李侗。后来朱熹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字“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理学这一套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在宋金关系紧张之际，宋孝宗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这时，朱熹上奏皇上，提了3项建议：一是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是罢黜和议；三是任用贤能。
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
宋金关系暂时缓和后，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10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赴任后，兴利除弊，正值当地一年不下雨，他十分重视赈济灾荒的措施，很多百姓得以保全性命。
事情结束后，朱熹上表请求按照规定的标准奖赏献粮救灾的人。他还经常到州郡的学校去，召集学生给他们讲学。当时浙东发生大饥荒，宰相王淮上书请求改任朱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要求他当天轻车前往就任。
朱熹就任后，立刻给其他州郡写信，召集米商，免除他们的商税。等他到达浙东，外地商船运来的粮食已经聚集了很多。
朱熹每日察访民情，到州县巡行考察，单车独行，不带随从，所到之地，人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一些郡县的官吏害怕他的严峻作风，有的甚至弃官离去，辖区之内，秩序肃然。所有丁钱、役法这类规定条款，如对百姓不利，他全部整理出来加以革除。
朱熹在赈济灾荒之余，还按照实际进行规划，一定为百姓做长远的打算。皇上对朱熹的工作大为赞赏，说他的政绩“大有可观”。
朱熹尽管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的唐代诗人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
朱熹制定的学规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秋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到职后，他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
另外，朱熹以道德文章名震朝野，也引起有些人的忌妒，这些人乘机群起攻击，诬朱熹理学为“伪学”，以至于朱熹被罢职回乡。
朱熹在回乡途中，路过一个叫山下村的地方。那天骄阳当空，盛暑难当，朱熹也走得口干舌燥，双脚发软，瞥见路口开一片茶馆，忙走进茶馆坐在板凳上，“呼哧呼哧”直喘气。
这茶馆旁边一棵大榕树，枝干苍虬，绿叶如盖，清风飒然，令人神清气爽，是纳凉的好地方。朱熹口啜香茗，开襟纳凉，浑身舒坦，连日的困顿疲劳消除了大半。
茶馆的主人是个年近半百的妇女，膝下仅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是她在下山的路上生的，因而取名“下山”。
这下山自幼好学，终日手不释卷。朱熹是一个大儒，自然喜爱读书郎。他沉吟一会儿，从身上摸出一枚铜钱，笑着吩咐道：“替我办9种下酒菜来。”
女主人接铜钱在手，心里有些忐忑：不办吧，得罪了客官；办吧，区区一枚铜钱如何端出9样菜？怔怔地愣在那里，脚像生了根似的提不起来。
下山见母亲受窘，抓起铜钱说：“娘，我有办法！”说完如飞一般出了茶馆。不一会儿，只见他攥着一大把韭菜，喜眉笑眼地站在朱熹面前。
朱熹见状，忙把下山搂在怀里，抖动着花白胡须，高兴得流出泪水。
原来，韭菜的“韭”与“九”同音，朱熹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验证下山的才学，不料聪慧的下山即刻猜中了哑谜，怎不使朱熹兴奋激动呢！
朱熹在茶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带走了下山，悉心教授。下山悟性极高，不负师教，后来高中进士，官拜两浙提刑官。
下山官高爵显，举家北迁临安，他为感激朱熹提携教诲之恩，于是，在茶馆原地修起一座“朱子祠”，奉供朱熹牌位。春秋两季，乡人顶礼膜拜，遗迹至今尚存。
朱熹解职后，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朱熹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朱熹后来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朱熹为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
朱熹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符合礼仪规范，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中规中矩。朱熹平日家居的时候，每天天色还没有亮，就起来了，穿好衣裳相连的制服，戴了幞头，穿上方头鞋子，到家庙里和先圣神位前去跪拜。行了礼以后，退回到书房里，几案必定摆得很正，一切书籍器用，必定也是整整齐齐的。有时候疲倦了休息，就闭着眼睛端端正正地坐着，休息完了起来，就迈开脚步慢慢地走。
朱熹的威仪和容貌举止的法则，从少年时直至老始终没有放弃。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1200年农历三月初九，朱熹在建阳家里去世，享年71岁。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
朱熹做学问，主张深入探究事物的原理，掌握其内在规律，并自我检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他曾说过，古代圣贤思想学说流散在典籍之中，由于圣贤经书的宗旨没有阐明，圣贤思想学说的传授也就含混隐晦。于是，他禅精竭虑，深入探究圣贤的思想准则。
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而且著作广博宏富。他所写的书在世上广泛流传。
朱熹去世后，朝廷把他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注的书作为学校的教材。
作为宋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朱熹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
朱熹的修身思想把穷理与修身相结合，使儒家修身思想具有了新时期的时代内涵。同时，更把修身与穷理并列为世间根本之法。他说：“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唯有穷理、修身为究竟法耳。”表明他对修身的重视。
朱熹穷理修身的思想通过注解儒家经典主要是“四书”体现出来，这与当时的经学转型相关。他对“四书”十分重视，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他的理论建树，为我国古代儒学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丰富了修身的内涵。
思维的哲学
【原文】①上士闻道，勤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②
明道如费。③
进道如退。④
夷道如类。⑤
上德如谷。⑥
大白如辱。
广德如不足。⑦
建德如偷。⑧
质真如渝。
大方无隅。⑨
大器晚成。⑩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11]。
道褒无名[12]。
夫唯道，善始且善成。【注释】
①闻道：听讲哲学。
②费：耗损。指从复杂到简单的耗炼知识过程。勘校本作“昧”，帛书甲本缺失，乙本作“费”。以为从古本妥。
③退：倒退。指探询事物本原的逆向特征。
④夷：本含有游走、开拓之意，这里表示哲学是活的，是开放型思维的。
⑤上德如谷：思想品德是一个人的灵魂。上，形而上，意识。谷，生命。
⑥大白如辱：明白了世界的真谛，也就意识到人的渺小和脆弱。辱：卑微意识。
⑦偷：潜移。形容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
⑧渝：流露。形容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
⑨晚：勘校本作“免”，帛书甲本缺失，乙本作“免”。疑“免”为“晚”之误，故作“晚”。
⑩大音希声：音广阔则声稀疏。希，稀疏。喻志向大的人要大气。
[11]大象无形：形态膨大的东西反而看不见其形体。喻一个人的形象是否高大，取决于其思想境界。
[12]道褒无名：哲学博大，其里面装的全是思想。褒，（衣服）肥大。无名，无形的东西，指思想。【译文】
上等士人听见“道”的道理，就赶忙去实施；中等士人听见“道”的道理，有时想起，有时忘记；下等士人听见“道”的道理，就大加嘲笑——不被嘲笑，就算不上真正的“道”了。所以古来通常有这样的说法：
明显的“道”，好似很暗昧；
前进的“道”，好似后退；
平坦的“道”，好像崎岖；
崇高的“德”，好似低下的山谷；
广大的“德”，好像不足；
刚健的“德”，好像怠惰的样子；
充实的“德”，好像空虚一样；
最洁白的好像污黑；
最方正的反而没有棱角；
最重的器物总是最后才完成；
最大的乐声听起来反而少有声音；
最大的形象反而看不见形体；“道”隐微而没有名称。
只有“道”，善于施予万物而且成就万物。【评析】
老子在《道德经》里，多次涉及到“事物的矛盾和对立转化是永恒不变的规律”，概括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现象与本质，这是十分光辉和精辟的见解。“反者道之动”，历来解释者有两种观点：一是说矛盾着的对立物各自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二是说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是循环往复。其实这两种解释意思是相同的。因为老子承认运动，承认运动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当然是老子认识上的不足。因为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得实现，不具备一定条件，是不能转化的。
不经过任何努力，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转化，这就多少带有宿命论的色彩了。“弱者道之用”，是说“道”在发挥作用的时候，用的是柔弱的方法，这不完全是消极的，同样也有积极性的一面，道创造万物，并不使万物感到有什么强迫的力量，而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和成长。用弱和用强，也就是是“无为”和“有为”的区别。“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的论者认为这一句可以概括出“无—有—万物”的公式，并说万物毕竟是从“无”而来的。其实，老子讲“有”和“无”，并不曾把“无’当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有”当作第二性的东西，他是把有与无当成相互对立的两个哲学范畴，有与无都是道的属性，是道产生天地万物时由无形质落向有形质的活动过程。【解读】
本原侵食“自然界外”形成本源，本源又产生阴阳之相。阴就是心元世界，阳就是物元世界。在本原，现实就是虚妄，虚妄就是现实，现实与虚妄共为一体。而从本原产生出来的相，以阴阳构成的世界，则运作的是现实常规，这个现实常规就是科学。而科技是改变心物世界现实常规的技术，当常规尽被打乱，那就会发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事，所以科技是追求极端的末路。科技带给了人类文明，带给了人类高级的生活方式，但科技带给人类的负面作用也是很大的。
逆天行道，天地诛之，万人唾弃；顺其自然，合乎人性，功成身遂，天之道也。万物是由物元世界的大爆炸产生的，在此之前万物是一个整体。物元世界是由心元世界的存在转化过来的，心元世界又是由本源产生的，本源是无所有无所不有，但表现为“无”。本源不是彻底的什么都不存在，如果是彻底的什么都不存在那是绝对产生不出来其它的，因为毫无现实根据。只有“无”里本来就已经有了才能产生出来其它。所以本源是无所有无所不有。【故事】郯子扮鹿献乳奉双亲
由于仁爱孝悌思想先秦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各诸侯国的国君中，涌现出许多仁爱治国，孝悌亲情的典范。春秋末期郯国的国君郯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春秋末期，中原大地，诸侯割据，方国林立。在今山东半岛一带，最大的国家首推鲁国。在鲁国周围，更有许多小国，郯国便是这许多小国中的一个。其位置大约在今山东省郯城县北不远的地方。
郯国的国君，其先祖可追溯至上古时期，至春秋末期，国君的姓氏已无从考证，历史上通常称之为郯子。郯子很小的时候，非常孝顺父母，其孝名远近传播。后来，他的父母年迈，而且都患了眼病，于是便由他继承大位，当上了国君。
郯子当国君后的第一件事，照例是去朝见鲁国的国君。因为郯国地小人少，鲁国地大人众，郯国需要鲁国的庇护。鲁国当时正值鲁襄公在位。
公元前566年，鲁襄公以美味佳肴款待郯子，席间鲁襄公问起郯子的高祖为什么用鸟来命名官爵。
郯子本来就是个博学的君主，他数典述祖侃侃而谈：“我的祖先少昊初立位时，恰好有凤凰飞来，这被当成吉祥的征兆，因此就拜鸟为师，以鸟名来称呼各种官职。”
郯子进一步解释说：“如凤鸟氏掌管历法，玄鸟氏掌管春分、秋分，伯劳鸟掌管夏至、冬至，青鸟氏掌管立春、立夏，丹鸟氏掌管立秋、立冬。以上这4种鸟都是凤鸟氏的属官。作为管理百姓的官职，就只能以百姓的事情来命名，而不像从前那样以龙、鸟命名了。”
满座人无不佩服郯子的学识渊博。据说当时孔子还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他听到这一信息后，求见郯子，向他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至今还流传着“孔子师郯子”的故事。
郯子深谙人生苦短，他认为父母这一辈子不容易，因而倍加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每一时刻。在鲁国处理完国事后，就匆匆赶回家，并请了最好的医生，给父母诊治。
医生说，这种病关键是要去火，而去火的最佳办法是饮用鹿乳，并用鹿乳洗眼睛。医生叮嘱说，时间一定要抓紧，否则两位老人家有双目失明的可能。
郯子听了医生的话，一时犯了难。要知道，鹿是野生动物，胆小怕人，极善奔跑，不用说取鹿乳，就是接近它也很困难。这鹿乳从哪儿才能弄到呢？
为了治疗父母的眼病，郯子带着几个侍从，整天钻深山，穿老林，渴望能寻着鹿群，并弄到鹿乳。可是，鹿是特别机灵的野生动物，不等人靠近，早就一阵风似的跑得无影无踪。
郯子等望鹿兴叹，一筹莫展。一晃过去了好多天，毫无所获。郯子心像火烧似的，这样下去，父母的双眼非瞎不可啊！
郯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苦思冥想弄到鹿乳的办法。突然，他眼睛一亮：何不把自己化装成鹿去接近鹿群，随后再相机行事呢？
他把这个想法跟侍从们一说，侍从们直摇头，没有一个同意的。他们说：“从古至今，没听说哪个国君装鹿的，再说，那样做多危险呀！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向郯国的民众交代？”
郯子说：“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孝顺父母。现在父母有病，非用鹿乳不可，我哪能顾虑许多呀？”
侍从们见国君态度坚决，提议说：“那好，装鹿取乳的事，就由我们去做吧！”
郯子说：“不，我的父母理应由我供奉，让你们代劳，我心里不安。”于是，郯子开始化装。他找来一张鹿皮披在身上，并在头上安了假角，然后伏在地上左蹦右跳，远看还真像一头调皮的小鹿。郯子乔装打扮后，独自进入深山老林，模仿鹿跑，模仿鹿叫。他在心里说：鹿啊，求求你们快来与我为伍吧，不然，我父母的眼睛就治不好啦！
人装着鹿，不能站立行走，全靠在地上爬，还得跑，还得叫，那滋味可不好受。郯子想到孝子的义务和责任，硬是忍着撑着，不敢露出丝毫的破绽。
两天下来，他的手烂了，脚胀了，口干舌燥，头晕眼花，浑身像散了架。可是一想到父母的眼病，他咬着牙，还是硬忍着硬撑着。
有几次，郯子确实遇到了鹿群从身边经过，他赶紧摇头摆尾，学着鹿的样子“呦呦”鸣叫，迎上前去与它们亲昵。鹿群当初以为这是自己的同类，就前来与之热乎，可是靠近一看一嗅，发现不大对头，马上四蹄蹬开，飞也似的跑了。
郯子急得脸红心跳，恨不得一把抓住一头母鹿。多少天过去了，郯子还是没有弄到鹿乳。这一天，他又早早地进入了深山老林，焦急地等待着鹿群。从早上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傍晚，连鹿群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就在他像鹿一样伏在地上左观右看时，突然发现远处有一支箭正瞄着自己。他顿时意识到，那是猎人的箭，猎人把他当成一头小鹿，正欲射箭猎获。
利箭在弦，千钧一发，郯子赶紧站起身来，迎着利箭大喊：“别射，别射，我是人！”
猎人正瞄准着小鹿，准备放箭，谁知“小鹿”却站立起来，对着自己喊话，不免吓了一跳。
这时，郯子已脱下鹿皮，立起身站在那里。猎人走上前，没好气地说：“你一个大活人，装鹿干什么？要不是造化大，早被我射死了！”
郯子抱歉而又恭敬地拱了拱手，向猎人表示谢意。接着，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把装鹿的缘由和苦衷叙说了一遍。
猎人这才明白，眼前这个人竟是自己的国君，而且还是个孝子。郯子的孝心和孝行，使猎人很受感动。猎人朗声笑道：“不就是鹿乳嘛，你找我呀！”
郯子听了这话，喜出望外，忙道：“怎么？你有鹿乳？”
猎人告诉郯子说，自己是打猎的，前不久猎得一头母鹿，那鹿乳多着呢！接着把郯子带回家，赠送给他满满一桶鹿乳，还说：“以后需要，尽管来取。”
郯子对猎人千恩万谢，携带鹿乳，告别下山。回到家，郯子把鹿乳分成两半，一半给父母饮用，一半给父母洗眼。几天以后，他父母的眼病果然痊愈，而且眼睛比原先更清亮了。
郯子非常高兴，自己的孝心总算有了回报。他几次亲自去向那个猎人表示感谢，猎人憨厚纯朴，说：“用不着谢，你只要把咱郯国治理好就行了！”
此后，郯子牢记猎人的话，精心治理国家，安抚百姓，提倡孝敬，使小小的郯国变得昌盛富裕。
在当时天下动乱的情况下，郯国以区区小国颇有名气，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国君郯子的政绩、才华和仁孝之德，赢得了人心。郯子的孝行历来为人所称道，被视为德、才、威、雅的化身。孟子的孝悌仁爱实践
先秦时期的仁爱孝悌思想，经过孔子的阐发，以及季札、郯子等人的亲身实践，至战国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经过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孟子的实践努力，使其具有了新的内涵，从而对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构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孟子，战国时期的邹国人。邹国位于现在的山东。孟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雄辩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据说他曾经受业于孔门弟子。在儒学分化中，孟子代表了孔门正统学术思想，以至于被称为“孔孟学派”。
孟子在实践活动中，多次和弟子们阐述孝悌思想。在一个秋雨连绵的夜晚，孟子和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孝悌和修养的关系问题。
爱提问题的公孙丑首先提问：“先生，您为什么那么重视孝悌呢？”
孟子解答：“因为要实行尧舜的仁政，必须立足于孝悌。”
公孙丑接着问：“那么，什么是孝悌呢？”
孟子解释说：“孝顺父母为孝，尊敬兄长为悌。孝和悌是仁义的基础，只要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双亲，尊敬自己的兄长，天下就可以太平。”
孟子谴责不孝顺父母的人，他认为不孝有5项内容。公孙丑问他有哪5项内容时，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的事情有5件：四肢懒惰，不管父母的生活，一不孝；好下棋喝酒，不管父母生活，二不孝；好钱财，偏爱妻室儿女，不管父母生活，三不孝；放纵耳目的欲望，使父母因此受耻辱，四不孝；逞勇敢，好斗殴，危及父母，五不孝。”
孟子除了重视孝悌之道，还发展了孔子的仁爱观。他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仁爱，把爱推广到全社会，让社会公民都施行仁爱。他的这种仁爱观体现了一种博爱精神，说明孟子具有的宽广情怀，以及营造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望。
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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