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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巾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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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犯改造试读：

在张巾同志纪实文学著作《日本战犯改造》出版暨抚顺改造战犯历史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再次为这一相关历史话题所引起的社会关注而欣慰。

战争灾难所造成的痛苦回忆是永久的，改造战犯的艰苦过程永远值得记忆。站在21世纪初叶的历史节点上，回首60多年前往事的意义就在于，人们可以用更冷静的眼光、更清晰的思辨，对当年的经历进行更为准确的总结，当然也会启发我们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战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从而寻找实现世界长久和平的途径。对改造战犯工程的再理解

关于对二战起因和罪恶的记录，战争的史学界似乎着墨许多，但是对于战后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的艰辛和成果，国际上予以的应有重视显然不够，甚至有些人还将这一浩繁并具有空前成就的改造，看成了中日两国恩怨情仇的一部分，说什么是“自找烦恼，多此一举的事情”。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国军事审判日、德、意战争罪人，只有处死问绞或者关牢体罚，无一考虑施以罪恶灵魂改造而使其复归人性去营造持久和平，即使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也不想、不愿、不肯承担如此浩繁艰辛的改造任务，直到1950年把上千战犯引渡给新中国而交接于绥芬河之时，依然断言重语地告诫说，这些战犯“不可教化，只能杀掉！”而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西方世界反华势力极端敌视、围堵、封杀的严峻背景下，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站在人类进步发展的高度，以其信念、胆识与魄力，勇敢地确立了“就要改造、可以改造、能够改造”的这一历史任务。经过十四年硝烟抗战后又一个十四年无硝烟的灵魂决战的艰苦努力，成功改造战争罪人成为反战和平的友人，成为古今中外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政府和全中国人民在改造日本战犯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无疑应当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无疑在世界战争史乃至文明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二战中日本战犯的罪行不仅仅在中国，在朝鲜半岛，在菲律宾，在中南半岛，在整个东南亚，乃至欧美一些地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是世界性的反人类罪行。尤甚者，在中国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监狱）羁押的日本战犯中，不少人曾经一次次在亚洲其他地方制造惨绝人寰的血案，犯有战争罪或反人道罪，甚至多罪的反复不已。日本战犯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罪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说，正义战争可以遏制不义战争，终止战争，赢得战争；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战争，最终消灭战争。张巾著作所记录的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的历史过程，实际是二战的继续，是二战火线会战全歼顽敌后转向灵魂决战的延展。

在这个无形战场上，没有血肉模糊的厮杀，没有弥漫天日的硝烟，有的是人类最高尚、最纯真、最具生命力的文明力量对罪恶邪念的讨伐、批判和矫正，有的是人类善良本质所展现的无敌力量。灵魂改造工程本身，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国政治责任心和大人类情怀的表现，而且是人类文明的代表者用文明的武器鞭挞野蛮的战争罪人，在扬善祛恶战场上最有代表性的心理战斗之一。这是二战的另一个特殊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明前沿。是改造与反改造、教化与反教化、进步与反进步的斗争，非传统概念上的战争对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的继续，同样是你死我活的搏斗。这实际上是对二战罪恶的最深层次的清算、揭露和鞭笞，直到战犯由魔鬼转向人性复活，既是当事人个体的更生，也从本质意义上意味着二战的最后结束。这是新中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对战争问题的再认识

尽管人类的发展历史是一部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史，尽管人类在认识自然和认识自身的奋斗中在些许领域逐步走到了相对自由的阶段，但应当说在相当众多领域中的人类还处于相当蒙昧的状态。尽管从文化的角度看，当今的人类或许自认为并不幼稚，而且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上不乏卓越的思想家，他们所阐发的关于天下和谐、世界大同的构想并非只言片语，但是从宇宙的大尺度来衡量，人类有文字的历史还处于摇篮时期。尽管可以断定未来的人类一定会比现在的人类更聪明和理智，消灭战争是人类成熟的必然，但是在现阶段战争问题上，即在人类自相残杀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依旧处在极为冲动、极为感性、极为轻率、极为轻狂的境界中。战争是野心家的盛宴，是魔鬼的盛宴，仍然是触目可见的不争真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也许还要经过一万年的时间，消灭战争和世界大同才会成为现实，而当今的人类只好在自我蹂躏的苦难中生活和挣扎。

人类为什么会发动战争？古今哲人解释颇多。“人类自从享有了土地就有了纷争，而纷争的扩大就是战争”，这是当今人类学对战争的一种解释。但是人类为什么要进行土地的争夺，归根到底的解释应当是人类自身极端丑陋和阴暗品质的表现。战争的发动者从来会制造种种借口，美化战争的理由和性质，但历史的利剑向人们剖露的，只有他们反人类、反文明的狰狞面目和沾满鲜血的屠刀。战争的制造者们或许经济和军事极为强大，但是他们所奇缺的是对人类文明的理解和真爱。因而对于所有制造战争的人，对于所有依靠武力征服他人的人，即使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即使他披上最华丽的外衣，也遮盖不了豺狼的本质，更掩盖不了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在历史的进程中，从人类自身完善的需求来理解，今天经过了一万年或者五千年的历史跨度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是否应当有回味历史和总结历史的必要？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给予人类的教训已经很多很多，如果说联合国是人类痛定思痛后的聪明产物，那么人类就有必要对产生战争的根源寻求共同的认识。发动战争扼杀和平，就是对人类的反动，对文明的反动，这应当成为当今人类的共识。不义战争及其战争犯罪，乃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理论作用于恶人灵魂的毒果。不改变罪恶灵魂，就不可能排除战争行为，消弭战争犯罪。共同声讨、制裁一切反人类、反文明的战争行为，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对当今世界战争危险的再判断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的解体，一种冷战结束的观点兴盛一时，不少人对此难以苟同。

事实是，联合国创建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这是人类共同觉悟的成果，是人类期求和平的寄托。“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且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1947年开始在纽约市曼哈顿区以《圣经》奠基的联合国大厦墙上，还刻着《圣经》的话昭示创立联合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它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不再学习战事。”

然而，时不过三年，联合国大厦才建了一半，不曾以刀枪铸犁的美国便盗用“联合国”名义，举着“联合国”旗帜，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纠集17国，假以“联合国”名义，不远万里地远渡太平洋，向亚洲举刀攻击，挽救节节败退的南朝鲜军队，使得“联合国”这个本来彰显人类正义和光明的舞台却成为了美国的工具。这个工具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的战争中，都被利用得淋漓尽致，而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环顾四海，二战以后，世界上有过几个没有战争的年头？美国，这个满口文明的国家，这个在二战中发了横财的巨人，是否天天打仗？美国这个宣称到处“受威胁”的国家，军费却是世界军费最多的前20个国家的总和；在世界各地建有1000多个军事基地；海外驻军达29万之众。

事实一再教育并警告人类，当前的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武装到每个毛孔的战争怪物。它的不安分，是由来已久的。对中国如此，对欧洲如此，对俄罗斯如此，所谓符合“美国利益”是它们的唯一价值观。二战以后，它趁着占据欧洲盟军指挥权的机会，以“反共”为借口，控制了整个欧洲；它趁着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长期在日本驻军，将日韩两国作为自己在亚洲的走卒；它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本·拉登基地组织”的骇人听闻的谎言，彻底打垮了伊拉克合法政权；它以所谓“反恐”名义直接进兵中亚地区，建立自己的反华、反俄基地、反伊朗基地；现在它又以所谓“美国的战略利益”，挑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在中国南海制造事端；它以韩国“天安舰事件”为借口，在日本海、黄海频频军演，向中俄炫耀武力……在它们眼睛里，所谓的“美国利益”遍及世界所有角落，哪里有好处，哪里有空子，哪里就有它的利益存在。美国实际成为世界最大的买办、最大的寡头、最大的矛盾制造者。

半个多世纪的事实证明，凡是美国插手的结果就必然是混乱和灾难。美国所作所为的一切是，只许我吃肉，不许你喝汤；只许我放火，不许你点灯；只许我制造动乱，不许你稳定发展……美国俨然成为世界的独霸者、独裁者。美国实际将自己打扮成全人类的家长和主人。军事威胁和干预，是多年来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最重要手段，而为了寻找干预借口，挑拨离间、无事生非、造谣惑众是它的拿手把戏。它把一个好摊子搅成一个乱摊子，再借口干预进而占领之；条件不成熟，打不过打不赢，就冷战，反之就一定“热战”，这已成美国的惯用伎俩。

可以说，因为法西斯的罪行二战后没有在全球（包括反法西斯战胜国之一的美国）得到彻底清算，才有新法西斯主义重蹈旧路而步日、德、意法西斯的后尘。当今战争的阴云依然存在，用文明的口号掩盖罪恶的目标，用动听的语言部署杀人的阴谋，用文明的词藻发动反文明的战争，这是一切战争罪犯的通用手法。强权政治和以武力相威胁，依然是霸权主义的本质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只是一种自我麻痹的表现，而一切自我麻痹都是有害的。“朋友来了有好酒，要是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用强大的正义力量制止战争，用人类文明的武器声讨和谴责战争的制造者，是全世界正义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应当具有共识的奋斗方向。人类文明讨伐罪恶战争的再斗争

21世纪的人类，和20世纪30年代相比，有了巨大的不同。这不仅在于对二战灾难的深刻认识，而且在于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信息时代的到来，太空武器的研制，一方面为战争的样式和方法带来了变化，战争的快速性无以复加，战争的纵深无限扩大，战争的灾难可以威胁到任何角落，同时也为战争信息在全球的快速传递提供了便利，这当然也为及时地、大范围地揭露战争阴谋创造了条件。

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是“热战”的必然形式。而在战争爆发之前，制止战争灾难的降临，即不战而屈人之兵，赢得长期乃至永久的和平才是最大的胜利。反对和制止战争，要靠正义方面的经济和军事的实力。弱国无外交，弱国无主权，弱国无和平，弱国无未来。二战以后，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对人类正义文明的有效宣示，是力量、自信、强大的和发展的张扬。而今，和平环境之于中国，而赢得国家振兴与发展，改革与开放的巨大成功，使得我们具有了更为强大的制止和反对战争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基础。

中华民族一向爱好和平，自古贯穿中庸之道的处世理念。但是中华民族绝不为强敌所屈服，和一切犯我之敌战斗到底是我们民族的本质精神。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活动增加，有的人很不舒服，很嫉妒，很眼红，很有气。他们大喊“中国威胁论”，蛊惑人心，混淆视听，不断鼓噪反对和阻滞中国发展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对我们虎视眈眈，整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有理由认为，新中国当年对战犯的改造是在世界反法西斯会战文明前沿对二战罪犯的最后一战，今天我们依然处于反对法西斯战争的文明前沿上，来不得任何疏忽和掉以轻心。

必须居安思危，不可忘乎所以；

必须冷静对待，沉着施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可让人牵着鼻子；

必须以智慧对付阴谋，以文明揭露邪恶，以威力震慑豺狼；

必须高举人类文明的大旗，高举正义事业的大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文明的阳光吹散战争罪恶的乌云。2012年8月5日题记

这是一本专说高墙里的鬼子的书。

鬼子，是对侵略中国的外国人的憎称，又分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历史上，分别获此“美名”的，有荷兰鬼子、英国鬼子、德国鬼子、法国鬼子、俄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而单称“鬼子”不加定语时，则通常指的是日本鬼子。

1931—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区主战场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夺下了日本鬼子手上的屠刀，又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转向没有硝烟的战场，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夺下了他们灵魂里的屠刀。

1950—1964年，二战结束有形战争后转为无形的灵魂决战，中国人民成功教育、改造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十四年，让鬼子自己否定自己，恢复人的理性，回到日本故土仍为“日中永远不再战”而奔走呼号，堪称奇迹。

惩治战犯，就是惩戒战争；改造战犯，就是消灭战争。“只有既懂得并善于打击反革命，又懂得并善于改造那些可能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才能彻底地消灭反革命破坏活动，也有利于最后彻底地消灭反革命阶级。”（首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语）

昨天的敌人成了今天的朋友，今日的敌人成了明日的朋友，这就是历史。远东国际法庭审理28名日本甲级战犯中只有一两人私下承认有罪，余者不曾有人悔罪服法，而中国政府却在特定意义上传奇般地为二战画上了句号，把上千名战争狂人改造成了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友人，他们变得怒视“军国主义回归”，令世人叹为观止。

这力量缘于正义，正义就是力量。人道主义是以正义为目的的。正义需要的是真正意义的人类平等、自由和关爱，是对不义之徒意志的审判。

共和国第一代公检法人再造日本战犯灵魂所催生的中国改造战犯工作精神，是中国抗战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本质反映与当年的日、德、意法西斯主义和当今自诩“人权卫道士”的那个大国的非人道虐待战俘及其他嫌犯的种种暴行，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反差。

这是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战争与和平的转换，是中国人民共御外侮、消灭侵略的勇气与能力的升华，是流动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而独秀于东方的奇葩。它将与其他世界文化遗产一样载入人类史册，并注入新时代的活力，在全世界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扬光大。

继十四年抗日战争之后，中国人民成功引渡日本侵略者、关押日本侵略者、侦讯日本侵略者、审判日本侵略者、改造日本侵略者，在监狱内展开了又一场十四年的抗战，这一宏伟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价值。

这场灵魂深处的抗日战争决战，这场改造人类灵魂的决战，真可谓：使命是神圣的工程是旷世的步履是艰辛的经验是无价的事件是顶尖的人物是入史的故事是传奇的瞩目是全球的遗产是人类的传承是永恒的绥芬边陲，囚车千里开来苏中引渡

1950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边陲绥芬河。

苏联引渡当年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捕获的969名日本战争罪犯，和新中国政府在内地捕获的4名日本战犯，准备押解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由145名公安、司法和卫生工作人员组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派出了三十几人的接收日本战犯工作队，外加东北军区公安部队第一八师五三团230名武装押解指战员，于7月17日开赴哈尔滨，然后驱车牡丹江，辗转绥芬河。他们穿越茫茫林海，远眺那片幽邃茂密的古老森林，它像千军万马守在嵯峨险峻、巉岩绝壁垒成的两千米的山岭上。

7月19日下午。

一列启动于7月15日的苏联宽轨（1520毫米）火车，通过苏中边界的乌苏里斯克地区，驶入中国边境换为标准轨（俗称“窄轨”,1435毫米），踏上屹立着雄鸡的版图，停放在绥芬河车站上。

绥芬河车站，今天异乎寻常的沸沸扬扬。969名日本战犯，在这里续写着5年前“密苏里”号受降典礼以后的投降文章。他们在红军官兵手枪、转盘枪的押解下，鱼贯地走下苏联的闷罐火车，整齐排列在左侧的站台上。

对于这些战犯来说，他们所受的这种“委屈”的礼遇，并不是第一次了：日本战败的时候，他们缴械投降，在刺刀押解下走下了战场，随着被俘的60万日本、伪满官兵一起，在刺刀押解下被送往了苏联；继后，他们在西伯利亚“收容所列岛”里，在刺刀押解下去填补战争丧失了2000万青壮劳动力留下的岗位，从事着技术性不强的土木建筑、修路工程、森林采伐、煤矿开采之类的重体力劳动；继后，便是今天这次在刺刀押解下的返程“国际旅行”。◎ 中苏边境绥芬河火车站静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囚车

对于这些战犯来说，他们所受的这种“委屈”的礼遇，比起那些死于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伏击战中的日军将帅们，又算得了什么呢？铃木真雄少将就毙命于脚下的绥芬河伏击战，日野武雄少将毙命于小佳河伏击战，细谷刚三郎少将毙命于新安屯伏击战，小金泽福次郎少将毙命于奇克（今逊克）爆破作战，田伊之助少将毙命于中国东北北部爆破作战，渡久雄中将毙命于东安伏击战，服部晓太郎中将毙命于孙吴屯伏击战……

苏方押运的日本战犯，坐上用数节货运车体改装而成的囚车。车厢与车厢的连结处，都铺着哨兵过往的木板通道；每节车厢厢体外都焊接着哨位栅栏，铺着狭窄的木板过廊。首车与尾车通电话线。紧闭着的棚盖货车，不透风，闷热得像个蒸笼一般。一路上，车上人一言不发。他们抱着双膝“b”形而坐，或者背靠背“db”形而依，或者半蜷双腿“∽”形而卧，互相不知心里盘算着什么。

站台上。几名苏军士兵陪同苏军少将、少校指挥官走下首车，各厢哨兵一一下车向首车方向集中。“他们过去对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一位佩戴少将肩章的苏联军官，提高了嗓音，面向着中方人员，也好像向着车上的人，“档上已表述过，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是无法宽容的、罪大恶极的帝国主义分子，今天把他们移交给中国新政权的手中。”

苏军大尉一声令下，囚车立刻敞开了铁门。日本囚犯走下土耳其式桑拿浴般阴暗、闷热的囚车，踏上火辣辣骄阳炙烤的地面，眼睛无法马上看清车外的世界。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浑身汗水，容颜憔悴，乏力地挪动着疲惫的躯体，无精打采，神不守舍，两眼充满了恐惧。“安培靖尾？”“哈伊（是）! ”“安道武？”“哈伊（是）! ”

苏方代表在左侧站台上，一一唱名。日本囚犯一一应声，横过铁路走向5米外右侧站台上的中方代表。中方代表一一复读人名。日本囚犯一一重复应声，接踵跨过四五条轨道，走进中国士兵围拢的圈子里，再走向接运火车的升降口。

对簿人头，这些日本囚犯中有头有脸、具有相当官衔的，武官有司令官2人，师团长5人，旅团长14人，联队长8人，参谋长9人，军事情报主任32人，大队长39人，中队长、小队长347人，还有宪兵116人；文官有主凶伪满洲国的行政、司法、检察官员（“总务长官”“次长”“参议”“省长”“部长”“检察官”“厅长”“局长”“处长”“事务官”“司务长”“参事员”）187人，还有特务15人。

据后来统计，包括1955年地方公安机关查捕（4人）、1956年太原判刑转监（9人）等方面移送的日本战犯，抚顺收押人数曾经达到982人：军队系统602人，行政系统49人，警察系统199人，宪兵系统116人，特务系统16人；将级35名，校佐132名，尉以下815名。

站台上，战犯们就像后来在电影里见到的国际交换战俘那样看着自己。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这次被移交，并非是像他们的同类此前那样直接移交给日本，而是移交给了交战第三方——中国。

7月20日。

交接仪式在绥芬镇（今改市）机关的会客室里举行。

一边是苏联管理局代表科雷阔夫（又译“科富托夫”）中校，他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

一边是中方代表陆曦（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董玉峰（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执行科科长）。陆曦是位老干部。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随行工作人员程远行说他“曾在苏联学习过多年，俄语很好，有工作经验，有办事能力，就拿这次引渡来说，他不慌不忙，胸有成竹”。

他们并没有在意苏方代表说了些什么，而是牢牢地记着周恩来嘱咐的话：“我们把这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是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们把他们改造好。”◎ 三尾丰

此前，在苏联囚车临近中国绥芬河时，车内的日本宪兵准尉三尾丰不时地与苏方押解官兵的视线相交又分离。为对苏作战而防谍，是宪兵准尉三尾丰受命于日本罪恶之师关东军的天职。1938年12月，一个月时间里，他在绥芬河、东宁、穆棱出入国境的回家、经商、探亲、迁居的旅客中，4次抓捕了24名中国籍“苏联间谍”。被拘者每人每天只能吃一顿饭，铺盖1平方米大小的破毯子，像渍白菜一样塞进不能横卧的小屋子里。他们一个月只允许一二十分钟的室外活动，与跳蚤、虱子、臭虫为伴，生病得不到任何处置。三尾丰后来在笔供中提到：“1939年1月，我在牡丹江通往绥芬河的火车上，把8名来国境地带的中国旅客，以‘伪造旅行证明书’为由扣押在宪兵队中，也不例外地对他们刑讯，灌凉水，砍竹刀，经过一个月时间的监禁折磨之后，再向证明书发给机关调查清楚才释放。这些被害者，主要是从华北来找活干的劳动者，年龄均在20岁左右。”

8名，岂止8名？这显然是化小又化小了的数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中长路还是那个中长路，绥芬河还是那个绥芬河，日本强盗自己却坐进了囚笼一般的火车铁箱之中。“两虎相与斗，驽犬受其弊。”当相邻的列强相争时，首先受害的就是列强之间的弱国。中长路，绥芬河，它们像盘中的一块肥肉，由东狼北熊争来夺去，受害最惨的是中国：太阳旗换掉了三色旗，日本取代沙俄在东北的支配地位，进而大举进犯中国领土，霸占大连、旅顺40年，奴役“满洲”14年，践踏大半个中国大陆8年，殖民统治中国台湾50年。

绥芬河镇，二三百户人家。两幢俄式小楼建筑，点缀在绿野山丘之下，接踵于中国红砖平房和灰色脊房之间，向人们传递着些许欧陆风情。

一条宽不过3米、深刚没脚脖的绥芬河支流，从东而西地半绕着火车站流淌，河的东北面是国境线外的起伏山峦。那山丘上，残留着日本关东军的战壕掩体。极目远眺，隐约可见5公里以外的苏联边城伏罗希洛沃。帝俄时代的俄国人把这里叫作“边境站”。曾在专事苏联情报的秘密机关伪满洲国保安局担任第二课课长的岛村三郎扫视远近，他1938年冬曾经来过这里。那时候，他屡屡听到日本近卫内阁口头上反对扩张主义政策，实际却是在不断地侵袭中国领土，逐步陷入了日中战争的泥潭。日本关东军一面叫嚷“背后的老虎难防”，一面在这一带构筑备战工事。

坐落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部、绥芬河上游的绥芬河镇，苏联时期称为“国境商业都市”，也是中苏边境要冲，还是日本军国主义预谋发动侵苏战争的策源地。战犯们坦承，这也是蓄谋已久的阴谋。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接见日本驻德空军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上将，就提出“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示驻日大使奥托“使用一切办法促使日本参加对苏作战”；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里宾特洛甫又向日本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

莫斯科危在旦夕，日本政府也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遂于1941年7月7日和16日接连下达第一号和第二号动员令，即“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阪田义政暗自追忆，日军于1938年4月1日接收伪满国境监视队成立的国境警察队以后，遍布于与苏联接壤的黑河、三江、东安、牡丹江、延边和兴安岭北部，严密封锁国境，监视出入国境者，并向苏联派遣间谍搜集情报。“1938年，”阪田义政默记着，“太平村（警察）中队板石小队大盘岭监视哨，还在国境抓捕了苏联海州玻塞特地区越境的三级大将柳希克夫，移交给了日本特务机关。”

囚车，沿着哈尔滨至大连路线，向南奔驶。

哈尔滨，让担任过梨树、密山、穆棱、汤原日本宪兵分队长的藤原广之惶恐。他像驼鸟似的把头埋在衣服里，顾不得身心领受着历史罪孽绞杀着自己的神经。

1938年3月15日，藤原广之命令属下破坏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暨吉林省委所属汤原、依兰县委及其抗日组织，抓捕汤原县委书记高雨春等204人，并将其中68人送交审判，高雨春等7人被残酷杀害。1938年5月20日至7月8日，藤原广之又命令部下在汤原、勃利抓捕中共下江特委工作人员赵明九、霍占山等13人，赵明九、霍占山两人身遭酷刑虐待而惨死狱中。

曾任伪满警务司警务科科长兼国境警察科科长的三宅秀也，背坐在车上渐行渐远地告别西伯利亚，心里缅怀着短命的日军对苏谋略部队——独立宪兵队。本部高级副官桥本山甲的影子，同时在他脑中晃荡。这一支由日本关东军秘密私设、由哈尔滨特务机关领导的森林警察队，配合公开的“满洲国军”浅野部队，两支部队全由沙俄人组成，以王爷庙以北的绰尔林区为轴心开展对苏备战，充当关东军的一翼。◎ 三宅秀也

1938年6月，“满洲国”宪兵训练处顾问牛方一角按照关东军的命令，于当年9月在哈尔滨市郊松浦镇组建，于1939年5月正式编成了这支由10个连（中队）1000人构成的特殊部队，每连100名骑兵。这支部队经受了3个月的酷暑，9月5日完成了火辣辣的训练，每年对半轮换，配置在黑龙江沿岸的漠河、鸥浦、呼玛、乌云和乌苏里江沿岸的绕河5个区域。不料，阴谋败露，独立宪兵队于1940年8月亡命。9月，兵员回到吉林东大营，马匹交给了当地警察。

三宅秀也充当了补救残局的帮凶角色。1941年9月，他为关东军村田武经少佐本人及其部下11人，伪造了“国境警察队员”的身份，让他们配置在鸥浦地带，待机潜入苏联境内，实施本应独立宪兵队干的爆破西伯利亚铁路桥梁的勾当。如今，他坐着囚车行驶在这条由俄国人出主意、法兰西银行调资金修造的“满洲”中长铁路，感受着这条跨境铁路网的今天和昨天，无论是对日本来说，还是对沙俄来说，这条铁路都是一条经济大动脉、军事生命线！此刻，它握在苏联人的手中。

日本“北进”阴谋始终未能实行，因为它没有足够力量左右开弓地既打中国又打苏联。日本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原莞尔总结1938年日苏张鼓峰战事失败教训时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持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 遥对日本的哈尔滨苏军烈士纪念塔

绥芬河车站，站房像座小教堂。它犹如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在告诉世人，这里是血泪筑就的中东铁路干线的最东端，是日本战犯侵华作恶之地，也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最后覆灭地。

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四地，各建有顶上铸着飞机、舰艇、坦克和持枪战士的纪念碑。它们为纪念苏联红军阵亡将士而建，碑顶的枪炮口一律怒指东方日本，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此时此刻，战犯们没有了一点当年的神气，也没有一点心思去观察车外大地的景色，而是一个劲儿地吸着烟，一声声地长吁短叹，让透进的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窗外的风声呜呜咽咽。

他们闭目回放着战败那年各自肆虐、逃窜、隐身、被俘的一幕幕，像循环放映影片似的一会儿淡入，一会儿淡出，一会儿浮现，一会儿消失。“上帝要那些人灭亡，必先使他发狂。”（《圣经》）当有力量控制自己的狂暴而不加控制时，没有任何动物比人更加凶狠残酷。战争让人疯狂，终结疯狂的办法更疯狂。苟延残喘的日本关东军，转眼之间由一类疯人集团变成了另类疯人集团。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反扑，没有办法从容处理后事，只能在仓皇逃离中发着疯，呈现着黎明前的另一种残酷。

1945年8月10日，铃木启久获知军方情报称苏军攻入“满洲”，气急败坏、疯了似的命令少将旅团长庄司巽：凡是可以供苏军利用的一切都要统统破坏掉，“以利于我们自己的后退”, “不给敌人留下一点儿东西”，片瓦不留。此时此刻，在他们脑中浮现的画面是，苏军每占领“满洲”一个城市便搜罗“战利品”，飞机、机车、汽车、机器、纸张、发动机、印刷设备、照明器材、发电机械，以及小麦、面粉、大米、高粱、大豆、布匹……就像从日军俘虏兵手上缴下的枪炮、战刀、军车、被服一样，无需拉清单、开收条。中国人沉浸在一片解放欢腾之中，不知所以地望着装满一车车一船船物资的火车、轮船北驶，或走海路（经旅顺、大连），或走陆路（北经黑河，西经满洲里，东经绥芬河），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更不知道它们的总价值约8.45亿美元（鲍莱调查团估算为8.95亿美元；日侨善后联络处调查统计为12.38亿美元）。

囚车中战犯的记忆又回到了前线。中国抗日联军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击日本关东军，把包括眼前这批日本战犯在内数以万计的俘虏卷去了西伯利亚，把战争死神提早送给了日本东京的皇宫。

5年前的今天，红色旋风把这些战犯从“满洲”卷去了西伯利亚；5年后的今天，红色旋风又把他们从西伯利亚卷回了中国。铁窗等候

告别苏联宽轨火车，走上中国的窄轨火车，战犯们发现闷罐车换成了客座车，全是日本式的4人对面座位的客车。映入战犯眼中的又一个不同是，他们坐满一个车厢，又一个车厢，中国军人才走进来。而这些押解人员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恶意表情，还随行着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高级护理系的护士长、18岁姑娘赵毓英，给车上囚人留下了刚柔相济的印象。“有没有身体不适的呀？”赵毓英顺着座席漫步，用柔和的中国话询问着，翻译员用日语转达着。车内默无响应，医护人员还是发现了发热患者，立时给他们打针吃药，又把一名突发急性阑尾炎的战犯，急送牡丹江地方医院，从死亡线上抢回了他的生命。

第三个不同就是给每人分发的食品：一斤面包，两个咸鸭蛋。在苏联吃的黑面包（列巴），在中国换成了白面包，据称这是在哈尔滨市场上采购的。热茶水也送上了火车，还有让人食欲大开的午餐和晚餐。一个叫不出姓名的人，用日语对中国接收翻译员金源说，他们此前每人每天一斤黑面包加盐水汤，饿了就吃野菜，抓蛇、鼠，“已经5年没有吃过今天这样好的饭菜了”。面对这种种变化，他们无法判断。

一顿狼吞虎咽。水足饭饱，大脑缺氧，要进入梦乡，部分囚犯依在座席上、卧在地板上打起鼾。而另一些人则眯缝着眼皮，不由得甜滋滋地咀嚼着，品味苏方收容所所长前几天于6月29日傍晚“以传达命令的口吻”所说的话：“诸位！不久你们就会回到祖国去啦！”令人不解的却是，中国囚车车窗全用旧报纸糊了起来。这本意是避免车外的民众看见仇敌会发生意外事情，而车上的人们却以为是不愿让他们看到车外的天地。

中方押解人员坐守在每节车厢的两排守门座位上，对照名册逐一清点人数后，用日语向战犯宣布了八条政策纪律：不准喧哗！不准吸烟！不准向外张望！不准随意走动！不准两人以上同时如厕！有事情要举手报告！……同时，郑重告示：“只要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定会得到良好待遇。”

这似乎就是答案了。战犯们木然地听着，刹时感到眼前剑拔弩张的气氛，与苏军官兵“遣返回国”的许诺并不协调。战犯们不由得面面相觑，窃窃私语，颓丧的脸上堆着疑云。

列车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迈着沉重的脚步，昼夜兼程地穿行在东北大地上。每逢交错停车时，车上的人们都可以听到地面报站的声音。“长春站到了！”站台广播喇叭间或重复着，“下车的旅客，请走出站通道。”

关东军，溥仪，“满洲国”, “首都”, “新京”, “皇城”, “帝宫”……长春让战犯们拾起了一个个记忆的碎片，在他们的脑海里击起了一层层波澜。“你在长春待过吗？”中方工作人员吴浩然，问一名向外张望的五十几岁的小老头，因为刚见面唤不出他的名字。“是。我家住在长春，”小老头有些悲怆的样子，“我是在长春被苏军抓到西伯利亚的，已经5年了。”

5年前，一些战犯正在这些地方恣意妄为，作威作福，战败后离别妻儿友朋，被押往苏联。“说不定他们还住在这些地方，说不定能看见他们走动的身影”，他们有人不由地掀动掩在车窗上的报纸缝隙，睁大眼睛向外张望。“我曾经听说过，解放军在长春，和对峙的国民党军队有过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如果在这场战火中，我的妻子……”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课长（理事官）岛村三郎忧郁地追忆着，“我当初把妻子留在了高等法院对面的一所官吏住宅里。如今，那里已经淹没在一片林海中。”像当年告别妻子那样，他一直看那片林海，把目光抛出很远很远，眨也不眨，动也不动，直到看不见的时候才收回了视线。

1950年，7月21日凌晨3时。“抚顺城”，车站站牌上这极为平常的3个字，让一些战犯视觉混乱，不免心中一怔，顿时想起他们制造的那些乱坟岗、“万人坑”。“要叫我们在这里挖煤了却人生吗？”◎ “抚顺站”3个字让听信“回家”许诺的日本战犯目瞪口呆“也许把我们作为签订和约的人质吧？”“将官或校官，也许作为战犯判死。”“看样子，活着回国是不可能了！”

柏叶勇一惊恐地把脸贴在窗玻璃上，他极不情愿地回忆着当年担任日伪抚顺市警务处处长、警察局局长那些罪恶的岁月，顿生“大难临头”之感。“我镇压过因不满日伪军警而脱逃的无辜工人，强迫奴役成千上万的工人，亲自关押、屠杀过被俘的中国爱国志士啊……”他提着心，吊着胆，掩面斜视，下意识地扫描左右，并没有发现有什么让自己尴尬难堪的异样情形发生。

可他心里知道，他当年的部下，受命作恶的见证人，不只是抚顺市警察局的特务科特务股长（警佐）森川孝平，抚顺市警务局特务科特务股情报系执行警尉真锅信义，抚顺市警察局永安桥派出所所长（执行警尉）佐山外吉，还有抚顺县警务科保安股的司法系主任兼经济保安系主任（监督警尉，后升警佐）林竹次，以及在抚顺当过警察的奉天省警察厅特务科外事股监督警尉室田震策……他们也坐在这列囚车上，只不过没有跟他坐在同一个车厢里。

那个森川孝平，那个林竹次……还有那个奉天日本宪兵队战务课长小林喜一，以及那个专门从事过苏联情报勾当的特务科长岛村三郎，他们怀里何尝不是一样揣着兔子。

小林喜一盯着“抚顺站”3字的车站站台牌，想着1940年12月至1942年6月，日本人先后4批押送中国被俘人员（名曰“特殊工人”）到抚顺煤矿从事奴役劳动，其中前3批就有4327人之众。就在日伪统治临秋末晚的1944年底，他指挥抚顺宪兵分队镇压“特殊工人”的反抗，抓捕20多人投入监狱。接着，1945年2月，他又指挥抚顺宪兵分队“乘胜镇压”奉天纪念七七、九一八爱国学生活动，“捏造了一个‘复华党’”。凌晨3时，他们从房顶潜入第三国民高等学校，抓捕男女学生36人，将一人当场击毙，将5人送进大牢，判处抓捕学生或无期徒刑，或二十年徒刑，一人死在狱中。

岛村三郎在想什么呢？“谍报人员要是被捕，那就算完啦，等于没命了！”“什么也不要说。不论怎么交代，也不会得到宽恕！”他至今还在坚信上司的这种教育，尤其想到今后更需要继续这样去教育他的部下。这信条，让他尝到过甜头。他依赖自己说谎和同伴的“关照”，躲过了“没有像中国人民那样具有直接的深仇大恨”、又对“满洲国一无所知”的苏联拘留所，混过了一关又一关的审查讯问。可以后的日子，却大大地不同了，“听说中国的侦讯最厉害”。“揭底就怕见老乡”，中国谚语钳着岛村三郎那昼夜不宁的神经，“我的犯罪地点是中国，对我审讯肯定是会继续进行的”。同柏叶勇一一样，这是岛村三郎他们心中最感到不安的：“如果部下东窗事发，露了底怎么办？如果被害的中国人还活着呢？如果……”不！在他们罪恶人生的词典里，只有“存在”，没有“如果”。

说来，也真是冤家路窄。坐落于长白山余脉、龙岗山麓的高尔山下，锁阳城北浑河岸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座围墙高耸、铁门紧闭的灰黑色建筑，偏偏是日伪时期的标志物——“模范监狱”的旧址。冷眼看其外表，它仍似秋风萧瑟中的碉堡，令人不敢逼视。

抚顺战犯管理所，这座于1936年在4万平方米地面上打造起来的4700平方米的建筑物，本是日本侵略者囚禁、屠杀中国抗日战士和爱国志士的“模范监狱”，收押能力为1200人。1950年7月，这座阴风凄厉的魔窟被中国政府改建为战犯管理所。刑讯室变成医务所，暗牢变成药库，“镇静室”变成病房，绞人场变成花坛……◎ 抚顺战犯管理所开门迎候它当年的日本主人

1950年年初，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史良，在大连接见旅（顺）大（连）地区关东高等法院劳改处处长、拟任战犯管理所副所长的曲初。

史良（1900—1985），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24位部长中，她是11位非中共人士的部长之一。“关内基本上是新解放区，土匪还没有肃清，”这位穿着一身列宁式服装的女部长说：“东南沿海各岛和西藏等地还有待解放，蒋介石在台湾时刻在妄想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又在朝鲜半岛蠢蠢欲动。鉴于东北地区是老解放区，又靠近苏联，一旦有事可以随时转移。所以，中央决定在临近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沈阳的东部，也就是在东北司法部直属抚顺城监狱建立东北战犯管理所，准备接收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 史良

建所初期有145名工作人员，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占大部分，中共党员占大部分，40岁以上占大部分，大学文化程度的占40%。全部战犯改造工作由国家公安部领导，由东北公安部代管，东北行政区1954年撤销后改由辽宁省公安厅管理。◎ 抚顺战犯管理所全体人员，被誉为共和国第一代改造战犯的“灵魂工程师”

这天，陪同大村忍重返“故居”的，有他当年同属地的同僚抚顺刑务署作业科长兼管理科长（典狱佐）岛口信重，抚顺市松田桥刑务支署长古闲真平。还有，伪满承德监狱监狱长阿部源三郎，以及日伪司法行政系统的长官，包括伪满司法部刑事司长杉原一策和矫正局长中井久二，伪满哈尔滨高等法院次长横山光彦，伪满新京高等法院审判官饭盛重任，伪满牡丹江高等法院审判官大濒户权次郎，伪满吉林省地方法院审判官野田盘，伪满安东刑务署长幸田永吉，伪满关东局旅顺刑事所（典狱）所长田子仁郎……他们同时走进了日本人自己修造的这座监牢。◎ 大村忍“早知有今天，怎么也要建造得更好一些，至少建几个高级间留着自己用。”自我解嘲，总意味着心有不甘。

这也许是天意吧！1945年日本投降后，9月至12月连续四批被盟军逮捕的118名日本甲级战犯，他们被关押的东京都丰岛区巢鸭监狱，也是一座日本人自己修建的仿照西洋模式、设备先进的监狱，当年专门关押政治犯和重刑犯，今天也轮到他们自己来享用了。

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科毕业的大村忍，作为当年建狱的监理人，以特殊的兴致关注着眼前这项由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狱政处处长监工的改建扩建后的监狱工程，一直进行到战犯进监以后的1950年7月末。

他看看眼前，想想过去，又跟他1937年任伪满哈尔滨刑事署绥化支署开办主任时监修的那座绥化监狱相比较。当年日本人在这里把文明消灭得干干净净，把野蛮留存得完完整整，在那新建的花圃、新栽的树下，似乎至今仍然渗透着无法滤去的尸水，依然飘荡着某种挥之不去的恐怖气息。

就在前几天，在平整场地的时候，他们还从院子里挖出了一具被子弹射穿了的少女头骨。战犯们恭敬地为之清除了泥土，用方盘奉放在一张桌子上。大忍村环视着周围说：“从这些墙壁中，好像还能听见当时受到我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的惨叫声。”岛口信重坐立不安，说他当年在这里虐待、残害中国爱国志士，今天在管理所却“受到人道待遇，没有打骂，人格受到尊重，除了感谢和悔罪以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再精致的鸟笼，也是鸟笼，笼中鸟的生活，简直就是一种死去的生。”大村忍终于发现成为陈迹的这座监狱，从这里升腾的都是新中国、新时代的气息。它虽然是日伪统治时代的产物，如今却换了新主人。它虽然保留着必须有的森严的外壳，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在于物是人非的“硬件”部分，更在于它所表现的内外管理构造人性化的趋向。“看来，中国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真宽待俘虏，把俘虏当作人。看来，中国共产党也从这里开始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要改造一个龌龊的世界，改造一群龌龊的人类。”这个“人”，只不过是“□”里的人，是昔日的“魔鬼”如今的阶下囚。

这些昔日的“魔鬼”不曾战死沙场却落了坐牢的可悲境地，被当作囚犯押来押去，今天居然又走入了自己修建的监狱，历史捉弄着他们，跟他们开着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可这一切不是他们自找的吗？自作孽，结果终必如此。

即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只是把这个历史讽刺视作历史的错位，不肯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但等待他们的历史课题却是一样的：身份与名分，生存与死亡，生命与人性，罪过与惩罚，报应与宽容，刑罚与赦免，司法与民主，程序与正义，法律与人道……战俘，战犯？打击闹监开始告示风波

押解人员引领战犯跨进管理所大门，迈上跃层“︹”形台阶，通过长长的水泥地面走廊，“咣当”，沉重的铁门声，像一桶冰水从头到脚浇了他们一个透心凉。“我手里有一张全体战犯的照片，那是他们刚刚被送到管理所时拍摄的，”日本《世界月刊》1998年5月号《坦白书是这样写出来的》一文的作者新井利男写道，“在这张照片上，有的人瞪着野兽般的眼睛，有的人强作微笑以掩饰内心的恐惧，有的人表现出一副绝望的神情，有的人脸上刻着西伯利亚饱受饥饿和残酷劳动折磨的印迹，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有些异常。”

在内心里，他们充满恐惧。西伯利亚的饥饿与强劳动没有压垮他们的身体，没有泯灭他们的精神幻想。因为苏联法律取消了死刑，最多科刑二十五年，何况他们身上还没有背负“战犯”的罪名。如今，管理所大门牌子上把“战犯”帽子加身，又落在了“仇国仇人”手里，怎能不叫人心悬半空？

等候在两侧并排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监房门前，又一次点名开始了。969人，一一回应，对号入室，分别走进各自分住的5栋监舍。每间监舍，正门挂着一把铁锁，门扇上方为哨兵留有一个等人高的窥视方孔。舍内水泥走道两旁，是高约40厘米的木板通铺，每间监舍10个人左右，分住两侧。◎ 入监日本战犯，逐一编号登记在册

天亮了，中国管理所第一夜过去了。像货车换客车、黑面包换白面包一样，新的环境、新的幻想搅拌着新的不安，喜忧交织的情绪持续了一夜。一宿醒来炸了“庙”，不是因为住房等级划分，而是因为住户身份认定。墙上一纸写着活动时间表和注意事项的公示单，“战犯管理所”的落款让战犯们像看到了生死牌那样的恐惧。“‘战犯’，多么恨人的字眼！一世英名岂容玷辱？满身的血液直冲头顶。”“战犯管理所”的牌子刺痛着战犯们的视觉。《战犯管理条例》让他们了解了“管理所”不同于苏联羁押地的功能。“‘战犯’是审判问题，‘战俘’是遣返问题，前者有可能上断头台，后者才会生还而兑现那位苏联看守所长许诺的‘达冒伊’（俄语‘回家’）。”

一字之差，生死之别，岂能含混！睁眼的闭目沉默，闭眼的瞪大了两眼；起床的躺下去，卧铺的爬了起来；“唧唧喳喳”的哑了嘴巴，没说话的“嘟嘟哝哝”……他们骚动起来，狂怒起来，歇斯底里起来。

有人把它撕下来，恨不能捏成粉末，踏上两只脚；

有人把它贴了回去，担心过分闹大，惹来杀身之祸。

一个叫：“什么，我们是战犯吗？不是，不是！”

十个喊：“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统统的不是！”

百个吼：“巴嘎牙鲁！‘战犯’？岂有此理，绝对不接受！”

管理所以监舍床位为序，给他们身上挂上了20厘米长条的号码牌，并拍了单人半身面部相片：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的代号为937，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为927，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为924，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为933，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为932……

号码代替姓名，就像烙印一样抹不掉了，更加忍无可忍。一名师团长发出最后通牒：“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

每一张表情不一的脸上，都泛着无奈、不安、愤怒、辩解、绝望的旋涡。一些人则大发雷霆，把淤积脑中5年的不满、怨恨和愤懑，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在苏联当俘虏就够窝囊的了，眼下我们怎么一夜之间成了真正的战犯了？”“你们最大的官是校官，怎能管得了我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我吃够了监狱的饭，拉出去枪毙算了！”“等着瞧，你们（指有进步表现的同类）这些大和民族的叛徒！”

更有甚者，连“战俘”也不认同，说什么：“我们厌恶听到‘俘虏’这个词。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俘虏的，我们是根据（天皇）《诏书》停止军事行动的，我们从来没有遭到过失败。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所有的军人都会战死在沙场上。根据以上陈述，我请求严重注意‘俘虏’一词的使用。”“是不是俘虏，是不是战犯，你们会慢慢地明白的，”看守员听不懂日本话，不知所以；管教人员听明白了，不卑不亢、不冷不热地说，“大家长途跋涉，想必是大大的累了，还是安静地休息去吧，冷静下来自己想一想，会慢慢地弄清楚的，会统统地明白。”

朦胧不清如坠云雾的谈话，叫人满腹狐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来，也只好这样了，慢慢地走着瞧吧！”他们一些人只能无可奈何。

战犯，战俘？按照他们的设想，宁可作为战俘暂留活命于敌手，也不要作为战犯未卜游魂回日本，这是不是有违于他们的初衷，不够一个彻底的天皇忠臣、“武士道”的勇士呢？日本是如何对待战俘的？“生当不受囚虏之辱”，日本《作战条例》一次次告诫本国士兵要战斗到死，或者以自杀避免被俘。久贺伸郎少佐便是他们的效仿榜样。1932年，上海战役（一·二八事变）中，一位中国士兵发现他昏厥在战场上不省人事，这位曾经在日本当过久贺伸郎学生的中国士兵，把他背到中国阵地，照料他直到康复，并释放他回到自己的部队。由于当过战俘，久贺伸郎知道自己面临着军法审判。他根本无法在被俘前自杀，归队后感到十分耻辱，于是回到当初昏厥被俘的地方切腹自尽了。

1944年9月，9名美国飞行员驾机在东京千里以南空袭时被击落，8人被俘后受日军严刑拷打后处死，另一人（据说是后来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因为降落远处而被美军潜艇救起。8名死者中，有4人是被日军驻岛医生残杀的，他们的肝和大腿上的肉竟然成了日本高级军官的盘中餐。这种食人狂极端怪异的罪行，如同滞后进化的古人类彼此杀戮一样叫人胆寒。

1945年年初，在南太平洋马绍尔群岛东南端米利环礁，监督800名朝鲜人从事军事建设而经受粮食短缺考验的日军，竟在朝鲜人身上宰杀“鲸鱼肉”，给他们的朝鲜同伴吃。2月28日，120名朝鲜人起义，在丛林深处杀死了7名日本军人。第二天，日军全副武装追杀起义成功、准备投奔美军的朝鲜人，只有15人躲在椰子树上逃过一死。

把历史镜头推远一些。日军在1938年（昭和十三年）7月“满”、苏、朝边界的日苏战争（张鼓峰事件）受创后，又在1939年（昭和十四年）5月至9月的日苏战争（诺门坎事件）大败后，日本政府对这两次战争中被俘的自己的士兵，均是以“战死”或“下落不明”处理的，根本没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营救、交换、遣返事宜。即使几经周折归返的官兵，也在“俘虏”的污盔下除了名。

1945年“八一五”投降后，海军“特殊潜艇”的“勇士”，空军“特攻队”的“勇士”，陆军战场各地的“勇士”，他们都为日本军国尽了超凡忠心，却受着“不能活着遭受虏囚之辱”的胁迫，甚至受命“不成功，便成仁”，只能自决、自杀、自爆，“玉碎”而不“瓦全”，这不是非人性之极吗？！

岂止是对从军的成年人残忍无比，对待战争中遗弃在中国的5000多名孤儿（大者13岁，小者才出生几天）也是一样非人道。日本政府居然规定，凡是战败当时已超过13岁者一律不以战争遗弃孤儿对待，而视为“自愿留在（中国）者”（截至2005年1月，日本政府只允许其中2485人陆续回到日本定居，但不提供足够生活费用，许多人不会日语，年事已高，生活无着）。溃败的日本部队残酷杀戮“累赘”的日本妇女和孩子，甚至逼迫母亲亲手杀死亲生骨肉。比较那个聂荣臻关爱呵护的由八路军战士杨仲山及其战友救护的父母双亡的5岁日本孤儿美穗子，比较仁善的中国养父母无私收留成千上万名日本孤儿如同己出，人们不禁要质问弃民遗孤的日本政府：这是什么政府，世界上还能找到这样的祖国吗？《广濑中佐》那首歌歌词说的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由广濑带领的日军港口阻塞敢死队，炸沉废船封锁中国旅顺港口，不让港内俄舰出航与欧洲赶来助战的波罗的海舰队汇合。日本本部说广濑完成任务撤离战区时，为寻部下而战亡。日本大肆宣传这种官兵关系，显然希望使之成为鼓舞侵略士兵的偶像。事实却是，广濑的救生艇并没有沉没，他被中国人搭救，在中国安度余生。日本政府把“战死”的消息传遍全国，迫使这位“军神”永远失去了归国回家的可能，只好在中国了结残年。直到“八一五”日本战败以后，这个人造“军神”的故事真相才为后人所知晓。朝战撩动

1950年7月21日凌晨，列车抵达抚顺城车站的时候，正是朝鲜解放战争炮火连天的时候。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出兵朝鲜，同时把第七舰队派驻中国台湾。6月30日，杜鲁门命令美军参战，首批部队于7月2日登陆釜山。9月15日，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联军反扑登陆仁川，越过三八线北犯，相继出动飞机侵犯中国领空，轰炸中国东北地区，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要到中国过圣诞节”。“美军仁川登陆”，触目惊心的大字标题出现报端。在鸭绿江这边，战犯们隔岸观火，唯恐天下不乱。还在苏联海参崴的时候，他们就从报纸上知道爆发了朝鲜战争。

美国侵略军在朝鲜前线发信号，中国境内的反革命势力闻声而动。西南川、康、云、贵相继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乱，华北、东北的匪情同样严重。

也是在这年9月。美国情报机关策划日本人山口隆一（原日本特务、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意大利人李安东（意大利法西斯匪徒、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马迪懦（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北京代表）、哲立（原日军情报员、北京义和洋行监理）、法国人魏智（原法国陆军炮兵军官、北京法文图书馆经理）、德国人甘斯纳（纳粹党徒、原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和北京人马新清7个人，密谋在10月1日新中国国庆庆典时炮击天安门，暗杀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北京市公安局9月26日21时及时粉碎阴谋，查获迫击炮、手榴弹、手枪及其发给东京美军司令部的信件等情报、证件1093件。李安东、山口隆一于1951年8月17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死刑。日本战犯非但没有因此而心哀，反而为此而足蹈，因为美国发出的这又一个铁心倒华的信号，鼓舞着战犯们膨胀了复辟军国主义的野心。

眼望天上阴云，心想朝鲜战局，日本战犯和中国战犯无不浮想联翩。所不同的是，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的国民党战犯表现不一，有喜有忧，有张有敛，有谴有颂，而在抚顺监禁的日本战犯则是一片幸灾乐祸，无一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放在了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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