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大明天子（上）试读：
内容简介
通过作者的介绍，你将知道明代的皇帝个个性格鲜明，明代各朝也因皇帝的鲜明个性而有不同的气象。通过阅读这本书，你将知道明朝皇帝叙其登皇位的惊险历程，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元朝、下启清朝的朝代，是以汉族为主推翻蒙古族统治者而建立起来的汉族复兴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君主制王朝。而明朝皇帝，则是指由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直至明思宗朱由检共16位明朝皇帝。难道，这不是你想了解“明朝十六位皇帝”的书吗？！
第一章 朱元璋
成长经历
大明太祖高皇帝（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是中国明朝的开国皇帝，汉族，姓朱，名元璋（初名重八），字国瑞，生于盱眙太平乡（今安徽省明光市明光街道赵府村附近）。俗称洪武帝、朱洪武，庙号太祖，其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汉族，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暴政，龙凤七年（1361年）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葬于明孝陵。
朱元璋出身平民，早年参与元末起义，并通过连年征战，最终统一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一统的明王朝。明太祖在位期间通过廷杖大臣、废相、设锦衣卫、大杀功臣（也包含惩治贪赃枉法的元勋）等毒辣手段建立起一套维护皇权的体制，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举措，使得明朝276年时间内，没有外戚专权或军阀割据，党争现象亦未形成似唐末“牛李党争”的祸乱。然而，他为巩固君权，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后废除丞相，令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而臣下权力分散，进而导致明朝后来内臣宦官乱政的局面。《明太祖实录卷一》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姓朱氏讳元璋字国瑞。其先颛顼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今安徽省淮北市境内）。出生于元朝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公历1328年10月28日）丁未时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太平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排行第四，家族兄弟排行第八。他自幼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孤苦无依，入皇觉寺（位于凤阳城西门外）为小沙弥，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入寺不到二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重八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后于至正八年又回到皇觉寺。因其友汤和（疑似）的一封信，参加了起义军，并改名“朱元璋”意为诛（朱）灭元朝的璋（璋，古代的一种玉器）。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在郭子兴手下，率兵出征，有攻必克；因此郭便把养女马氏嫁与了他，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大脚”马皇后。郭死后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至正十六年（1356年）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即吴王位。
至正二十七（1367）十月甲子日，吴王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北伐中发布告北方官民的文告，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朱元璋顺应时代潮流，凭借其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对北伐又作出了精心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北伐大军按计而行。
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粱，然后挥师澧关。朱元璋到汴梁坐镇指挥。明洪武元年（1368年），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洪武元年（1368）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率后妃、太子和大臣，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八月二日，明军进入大都，元朝至此北迁，蒙古在南方的统治结束，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推翻了蒙元的暴政，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明朝。朱元璋身上集合了秦始皇的英明与残暴，汉高祖的用人智慧，唐太宗的民本思想，宋太祖的专制集权，这些皇帝有的他身上都有，并且超出前人，他是集合了很多皇帝特点的人。
揭秘朱元璋
作为一个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的故事在坊间流传甚广，他身上笼罩着重重传奇的迷雾。为什么数百年来人们对朱元璋的经历始终兴趣不减？因为他的经历实在是太神奇了，如果说近五百年后的美国总统林肯的经历是“美国梦”的典型，那么朱元璋的经历的传奇色彩，则一点也不比这个美国总统逊色。
而在中国历史上，同为靠农民起义起家的枭雄，在他前面有过陈胜、吴广，但陈胜、吴广在起义时毕竟还是个小头目，而且最终没有成功；另外，在他前面还有过刘邦，而刘邦起事时已经是泗水亭长，是一个小地方官；只有朱元璋，他什么都不是，“不阶尺土”，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才取得了成功。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朱元璋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不甘于命运安排、赤手空拳打天下的最成功的榜样。在中国社会，朱元璋的人生际遇曾给过多少英雄豪杰以启示，他以自己的成功向所有人再次演绎了历史的辩证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最贫苦的农民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最无依无靠的游方僧人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皇权掌有者、最爱民恤苦的统治者和最残暴嗜杀的君主——这种种自相矛盾、反差极大的角色都集于明太祖朱元璋一身，那么，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皇帝、一个人呢？
再者，到底是什么成就了朱元璋？除了时势之外，朱元璋本人又有哪些过人之处？朱元璋雄才大略，而他的子孙却多有不肖。尽管如此，他建立的大明皇朝却享祚二百七十七年，那么，朱元璋是怎样为大明皇朝奠定下如此坚实的统治基础的？我们先看朱元璋的出身。
在明代徐祯卿的《翦胜野闻》中，他引用了朱元璋自己作的《朱氏世德碑》碑文，那上面是这样记载的：朱元璋这一朱姓宗族，出自金陵之句容，家住朱家巷，地属通德乡，其地就在现在江苏省南京市境内，朱元璋以上几代人都以农业为生。
按照记载，朱元璋五世祖叫朱仲八，娶陈氏，生了三个男孩。老大叫朱六二，老二叫朱十二，最小的叫朱百六。朱百六就是朱元璋的高祖，即四世祖。其后，高祖朱百六娶胡氏，生有二子，长子朱四五，老二朱四九。这个朱四九就是朱元璋的曾祖。再往后，曾祖朱四九娶侯氏，生子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共四人。这个朱初一，就是朱元璋的祖父。到朱初一这一辈，他娶了王氏，生子二人，名字分别为五一、五四。朱五四就是朱元璋的父亲。
元朝初年，朱家在金陵句容，属于淘金户籍，按规定应该为官府淘金纳税。但当地并不出产黄金，朱家要到别处买金向官府交纳赋税。朱初一为官府赋役所困，便舍弃田庐，带着两个孩子迁到泗州盱眙县，就是现在江苏省淮河岸边的盱眙县。朱初一在盱眙曾经置田置产，但朱初一死后家境日益败落，竟至无法为生。
这样，朱五一、朱五四兄弟二人就流落到五河，不久，五一带着全家迁到濠州钟离县东乡（今安徽省凤阳县境内）落户；五四一家则流落到灵璧、虹县，后来也追随五一到了钟离东乡。朱五一娶刘氏，在盱眙生有朱重一、朱重二、朱重三；朱五四娶陈氏，在盱眙生有朱重四和一女。到了钟离后，朱五一又生了朱重五，朱五四在灵璧又生了朱重六，在虹县生了朱重七和一个女儿。朱五四迁往钟离之东乡后，又生了一个儿子，按排行叫做朱重八，这就是朱元璋，其时在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按照公历推算，是公元1328年10月21日。
穷人家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添丁进口只会使生计更困难。可以想象，当时朱元璋的出生不会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太多喜悦，但是，因为后来成了皇帝，朱元璋本来平淡无奇的出身却由后人附会出许多灵异来——
一本叫做《天潢玉牒》的书是这样讲的：在朱元璋还没出生时，有一天，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在麦场坐着，这时候从西北方向来了一个道士，长着长胡子，头戴簪冠，身穿红服，手拿象简。道士坐在麦场中，用象简在手中拨弄白丸。陈氏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道人回答说：“这是大丹。你若要，给你一粒。”陈氏用手接过大丹，一不留神，竟然情不自禁地把它吞了下去。她吞下大丹后，那个道士却忽然不见了。不久，陈氏就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朱元璋。传说朱元璋出生的时候，自东南飘来一股白气，贯穿房屋，奇特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屋子里，历经一夜都没有散去。
另一本叫做《龙兴慈记》的书上说：朱元璋诞生时，本来位于路西的二郎神庙竟然搬了家，搬到路东数十步之外靠近河边的地方。于是，他母亲就抱了新生儿到河中洗澡。这时，水中忽然漂来了一方红罗，他母亲就拿这方红罗做了婴儿的襁褓。后来，那漂来红罗的地方就被叫做“红罗障”。这本书上还附会说：朱元璋诞生时，屋上红光烛天，於皇寺（后改称皇觉寺）僧人远远地望见了，都惊疑是发生了火灾。第二天早晨一打听，才知道是有一个孩子出生了。
很明显，《天潢玉牒》所说的近于荒诞——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圣人是因神奇受孕而生的说法。《春秋公羊传》里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应。”但是，以今天的理性视角来看，这种种传说和附会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龙兴慈记》里所说的使人想到朱元璋可能是出生在靠近河边的二郎庙，出生后只能在河水中洗浴。他父母没有布给婴儿做衣裳，只能捡一块恰巧从河里漂过来的红布裹在身上。至于朱元璋出生时是不是“白气贯室”、“红光烛天”，都已无从考证。再者，《龙兴慈记》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已经距离朱元璋出生的天历元年（1328年）有二百二十三年之久了，故事辗转相传，必定离事实越来越远。
显然，为了标榜自己是“君权神授”，增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朝廷肯定是乐于传播这些神化朱元璋的传说的，就是在官方编的权威史书《明太祖实录》中，也记载有朱母神奇受孕、朱元璋出生时满室红光等异闻。现存的《明太祖实录》曾经经过两次重修，其可靠程度也一直令人怀疑。借天道神圣来吓唬百姓，加强权威，正是历代统治者常用的手法，清朝官修的《明史》也记载了一些这样的故事，但是它也只是因循旧说而已。
关于朱元璋出生地在濠州钟离之东乡的说法，在明初是没有疑问的。明朝大臣危素根据朱元璋口述而写的《御制皇陵碑》上是这么记载的：“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
但是朱元璋的出生地在明朝的各种传说中逐渐发生了歧异，形成了一种朱元璋生于泗州盱眙县的说法——二郎庙（也有说是土地庙的）、红罗障、跃龙冈等地名都可以一一在盱眙找到。看来，不论是濠州钟离还是泗州盱眙，都想争得这份“龙兴之地”的光荣。
有一首叫《凤阳花鼓》的安徽民歌流传特别广，歌中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歌词是说，朱皇帝生在凤阳。那么，朱元璋到底是生在濠州钟离，还是生在泗州盱眙呢？
原来，在元朝，安丰路的濠州下辖钟离、定远、怀远三县，泗州则属于怀安路，泗州下辖五县：临淮、虹县、五河、盱眙、天长。当时钟离、盱眙分属两州，不会混淆。到了明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钟离出了皇帝，朱元璋要提高钟离的地位，于是就将钟离升为凤阳府（洪武七年，即1374年），而凤阳府下辖五州十三县，包括凤阳县、临淮县、怀远县、定远县、五河县及虹县等县，所辖五州中就有泗州，其下为盱眙、天长二县。这样，在明朝，无论是濠州钟离，还是泗州盱眙，都属于凤阳府。那么，说凤阳出了朱皇帝，无论是生在盱眙还是生在钟离，都没出凤阳府，都没说错。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至今无法解释。按朱元璋自己的说法，其父朱五四死时是六十四岁，朱元璋当时是十七岁，那么，朱元璋出生时其父就是四十七岁。但朱元璋又说他父亲是五十岁时来到钟离东乡的，那么，他在朱元璋出生时就还没有来到钟离东乡，朱元璋的出生地也就不是那儿。相反，如果确实像前面提到的几本书所记载的那样，朱元璋生于钟离东乡，那么，朱五四迁到这里时就不是五十岁，而应当是在他四十七岁以前。究竟是朱元璋的记忆有问题，还是史官记载有误，已经难以考察了。贫穷之家，生计维艰，颠沛流离，迁徙不定，记错了时间地点，或许是可能的。但是，既然朱元璋的哥哥重六、重七都不是生在盱眙的，朱元璋就更不可能是在盱眙出生的了。
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各种版本的神化传说已经让人目不暇接，那么，自然而然地，关于朱家为什么会生出这样一个贵人来，又有这样的传说——
泗州有一个杨家墩，墩下有土窝。有一天，朱元璋的祖父在农作之余，躺在里面休息。这时，有两个道士经过这里，其中一个师傅指着朱元璋的祖父卧的地方说：“如果一个人死后埋葬在这里，他的后代就会出天子。”另一个道士——是前面说话的道士的徒弟——问道：“为什么呢？”那道士回答说：“此地气暖。不信你拿枯枝栽种在这里，十天之内一定会长出树叶来。”
这时，朱元璋的祖父突然从土窝里站起来，道士看见他很惊讶，于是问道：“刚才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朱元璋的祖父假装耳聋，又是摆手，又是摇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于是，道士在那里插了一段枯枝就离开了。朱元璋的祖父把道士的话记在心里，一天天地等候着枯枝生叶。十天过去了，那枯枝果然长出叶来。但是朱元璋的祖父很有心计，他不愿让别人知道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于是就把长出树叶的枯枝拔去，又另外插了一段枯枝。
又过了十天，两个道士再次来到土窝处，徒弟发现了插在地上的枯枝，诧异地问道：“为什么不生树叶呀？”师傅指着朱元璋的祖父说：“一定是被这个人拔去了。”朱元璋的祖父看见瞒不住，就承认了。道士说：“你有福，死以后应当埋葬于此，你家将会出天子。”因此，朱元璋的祖父死后就被埋葬在那里。下葬时，让人惊奇的事发生了：扒开的土自己壅起，成为坟堆。这个杨家墩方圆丈许，现在还可以找到，至今不生草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亲自去看看。
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朱元璋小时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不过，一些关于他的传说也太神了——
朱家在朱元璋出生后十年，又迁到了钟离之西乡，后又迁到太平乡县孤庄村。关于朱元璋少年时的事儿，也有一些逸闻：朱元璋小时候跟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靠替人放牛过活。有一次，嘴实在太馋了，就把东家的牛犊给杀了，然后大伙儿一起把小牛煮熟吃了。吃完以后怎么办呢，朱元璋想了个办法：他把吃剩的牛尾巴插进地里，骗东家说：“地开裂了，小牛陷进去了！”东家跑过去拽住牛尾巴，结果牛尾巴真的往地里钻了，东家见状，无可奈何地相信了朱元璋的话，没让他赔偿牛犊。
朱元璋跟放牛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玩拜皇帝的游戏。他们拿车辐板做皇冠，拿破的木板做笏，拿篮子做龙椅。然后，大伙儿轮流做“皇帝”，坐上“龙椅”的人接受其他人的“朝拜”。不过，奇怪的是，当其他人坐上篮子的时候，都坐不稳，没几下就摔下来了，而朱元璋坐上去的时候却稳稳当当的。大伙儿见状，就服了朱元璋，就一起拿着“笏”参拜他。从此以后，朱元璋在放牛娃中俨然成了小首领。虽然这些传说不免有附会或神化的地方，但还是可以看出朱元璋小时候要比一般孩子聪明、顽皮。
朱五四夫妻，对这个叫重八的小儿子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但望子成龙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如果他将来能够治点产业，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小康生活，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朱元璋的母亲曾经对丈夫说：“人家说我们家要出贵人。现在看来，我们家其他儿子混得都不怎么样，没什么产业，难道所谓的贵人，会是重八？”
对于一个封建皇帝来说，难能可贵的是朱元璋并不想掩饰他卑微的身世，他在《御制皇陵碑》中关于自己身世的坦白叙述正显现了他的胸襟，而这也是他留给子孙最宝贵的财富。尽管朱元璋的子孙中出了很多不肖之人，明朝国祚还是延续了二百七十七年。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们不难从朱元璋当年的叙述中找到蛛丝马迹。
中国人崇拜祖先，重视家世，喜欢把祖先的荣耀当作自己的荣耀，喜欢从祖先辉煌的历史中寻找成功的原因。因此，中国人有修家谱的传统，而且喜欢在家谱中把自己的家族历史说得很久远、很辉煌。历史上，许多血统并不高贵的皇帝在获得天下以后，也常常要拉一个显赫的古人作为自己的祖宗——隋文帝获取皇位后，拉来汉代太尉杨震做祖宗；唐高祖定鼎后，把自己的李姓扯到了春秋时的老子身上。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也要追忆自己的祖上，同时不少人也对这个名不见经传、无根无据的人的家世产生了兴趣。他们从情感上主观地认为，朱元璋一定有一个了不起的先祖。于是，有人揣摩朱元璋的心理，一定要为朱元璋找一个了不起的先祖，以示其出身高贵。他们找来找去，七拐八拐地找到了南宋大儒朱熹。
朱熹是徽州（今江西婺源）婺源人，按照那时候的地域划分，与朱元璋算是大同乡了。他在南宋历事四朝，曾任秘阁修撰，著有《四书集注》——有这样的大学问家兼高官作为祖上，朱氏家族就很有面子了。但是，朱元璋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不愿意借别人来荣耀自己，也用不着找一个古代名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他要把自己赤贫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世人和子孙，这显示了他超乎常人的自信心和博大的胸襟。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命令儒臣们著文详细记录他的身世和经历，但儒臣们总不愿直接写朱元璋当年艰难窘迫的处境，不免笔下留有余地，或稍稍加以润饰。不过，朱元璋对这些稍事粉饰的文字并不满意，于是就干脆自己动笔来书写自家的历史——其实，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把当年那些真实的感受准确地写出来，他的贫穷家世和早年的艰苦经历一再在他的文章中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写的《御制皇陵碑》，这块石碑现在就立在安徽凤阳的朱氏祖坟前，碑文写道：
予时秉缆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事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以明昌运，俾世代见之。
他说，我常常照镜子，只见自己面貌也老了，头发也白了，忽然想起了往年的艰难困苦。以前写的皇陵碑文，都是儒臣们粉饰的文字，不足以给子孙留下鉴诫。所以我要特意记述艰难的身世，让后人明白我们家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昌盛的，我的奋斗史，要让世世代代都能见到。
碑文接着写：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
父皇，就是朱元璋的父亲，名叫朱世珍（即朱五四），其实是个普通农民，朱元璋称帝后，向上追尊四代，他的父亲被追尊为仁祖淳皇帝。是方，是哪里呢？就是皇陵所在的濠州钟离，在今天安徽凤阳县东北。他们家不论是在泗州盱眙，还是在朱元璋出生的濠州钟离，都离汉高祖刘邦的老家不远。后来，跟随朱元璋做了丞相的李善长，曾鼓励起兵不久的朱元璋说：“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意思是说，你出生在濠州，距离汉高祖刘邦的老家沛县不远，你应当接受那里的山川王气。不过，当年的刘邦好歹也是泗水亭长，好歹也是个地方上的小官，而朱元璋家却差远了，一贫如洗。
朱家在钟离十分贫穷，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他们靠租种别人的田地而勉强维生，可这时偏偏又发生了天灾和瘟疫，使本来就艰难无比的生计无法维持下去了。
瘟疫流行，亲属一个接一个罹难，先是父亲死了，接着大哥又死了，随后，他母亲也死了。朱元璋的悲伤自不用说，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们兄弟几个竟然没有能力埋葬自己的父母——家里的土地是租来的，不允许他们埋葬死人。田主不理睬他们的哀告，对他们“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在他们兄弟几个束手无策时，田主的哥哥发了善心，给了他们一块地，让他们埋葬朱元璋的长兄和父母。尽管如此，埋葬的条件仍然简陋得可怜：“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之尺，奠何肴浆。”大家看，他们没有棺木盛殓亲人，只用破烂的衣被裹了尸体，用黄土掩埋了，也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来祭奠。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朱元璋父母的死及埋葬过程却被神化了：朱元璋父母因瘟疫死后，朱元璋的大哥又跟着去世了，朱家太穷，根本买不起棺材，更买不起地来下葬死者。朱元璋跟二哥抬着亲人的尸体，想在山谷中把人给葬了。不巧的是，走到半路，抬尸体的绳子又断了。二哥见状赶忙又跑回去找绳子，让朱元璋看守尸体。
这时，天上风雨忽来，雷电大作，朱元璋跑到一棵树下避雨，他忽然听见空中有人说话：“谁在占着我的土地呀？”同时，空中又仿佛有另一个回话的人，提到了朱元璋父亲的名字。头一个人听了，说：“要是为了埋这个人，就算了吧。”过了一会儿，又刮起一阵暴风，扬沙折木，天色也变暗了。等到天色又亮起来的时候，朱元璋跑过去一看，地上裂开一道缝，他父母和大哥的尸身已经被掩埋了。这块地，就是现在凤阳皇陵所在地。
埋葬了父母和大哥以后，朱元璋就和二哥分别了，二哥年纪比较大，所以要离家到别的地方去谋生了。朱元璋孤苦伶仃一个人，几乎活不下去了。好心的邻居汪妈妈看他可怜，就给附近寺庙的住持送了点礼，劝他们收下朱元璋，她要让朱元璋去当和尚，图个温饱。对于朱元璋来说，当和尚是个走投无路的选择。一开始，朱元璋也不是什么胸怀大志的人。关于朱元璋为什么去当和尚，也有一些传说或附会。
传说，朱元璋出生后，不知为什么，一直不会吃东西。一天，淳皇（指朱元璋的父亲）在求医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相貌奇伟的和尚坐于门侧。不料，和尚忽然发话问他道：“施主您去哪儿呀？”淳皇说：“我新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不会吃饭。”和尚说：“这不碍事！到今晚子时（夜晚23点至凌晨1点），他自然就能吃东西了。”淳皇感谢了和尚后，说要是真如他所说，就把孩子许为他的徒弟。淳皇说罢进门要取茶招待和尚，出来却发现他不知到哪儿去了。到半夜的时候，和尚的话应验了，朱元璋会吃东西了。
还有一种传说，说在朱元璋还是婴儿时，经常闹病。家里人为了让孩子好养活，就依当地风俗将孩子舍入寺庙，等孩子长大了，就让他当和尚。等到朱元璋长大的时候，朱元璋的父亲允许让儿子当和尚去，但是孩子的娘却不干了，事情因此拖延了下来，朱元璋他因此没有早早进入佛门。天有不测风云，后来村子里闹起了瘟疫，无奈之下，朱元璋请求二哥同意在家乡的於皇寺拜僧人高彬为师，邻人汪文帮助他完成了出家的仪式。
这两条材料都出自《天潢玉牒》。
朱元璋进的这家寺庙当年叫做於（wū）皇寺，后来改名皇觉寺。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在离原址东北十五里处重建皇觉寺，并改名为大龙兴寺。那年月，要想当个有饭吃的和尚，也不是容易的事。当灾荒同样威胁到寺庙时，和尚们也没饭吃了——“居未两月，寺主封仓。各为生计，云水飘”。朱元璋在寺里不过待了五十天，做了不到两个月的“行童”，什么都还没弄明白，就为生计所迫而离开寺庙，四处云游了，其时是元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才十七岁。
风霜雨雪，夜月惊魂，莽莽天地，身如飘蓬。荒山古寺成了他的栖身之地，他只得靠别人的施舍勉强维持生命。作为一个游方僧，朱元璋形同乞丐，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朱元璋“南历金、斗，西抵光、息，北至颖州”，走遍了淮西、豫南的山山水水，就这样一下子过了三年多。这时，朱元璋已经二十岁出头了。这三年中，他拓宽了视野，增加了人生经验，磨砺了在逆境中生存的本领。但朱元璋毕竟怀念家乡，于是又回到了皇觉寺。《皇朝本纪》上说：“（朱元璋）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在外面游历了三年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开始发奋读书，伴随青灯黄卷，早功晚课，读书诵佛。在这期间，朱元璋“立志勤学”，除佛经外，也广泛接触了各类书籍。几年寺庙生活内学到的东西，成了他书本知识的主要来源。
尽管那时候的朱元璋不过是个普通的和尚，但他在寺中的生活也还是被神化了：
他住在寺庙里的时候，他的房间在晚上远远看去，常常会发出红光，等到人走近了，那红光又没有了，大伙儿对此都感到很惊讶。这说的是他第一次入寺头两个月的事。等他从外地云游归寺，情况就更玄了。有一天，一个红衣道士出现在寺庙的西北方向，他说：“这寺中有好人。”就是说，这间寺庙将来要出大贵人。
又传说，有一天，朱元璋在扫地，扫到佛像脚下的时候，他嫌伸出的佛脚碍事，就随口说了句：“缩回去！”不料，佛像的脚真的乖乖“缩”回去了。还有一次，老鼠把佛像前的香烛吃了，朱元璋很生气，心想你这个佛怎么什么事都不管啊？因此大笔一挥，在佛像背上批上五个大字：“发去三千里。”到了晚上，寺庙里的其他僧人都做了一个梦，梦见庙里的佛要走了，他们奇怪地问：“您为什么走啊？”佛说：“当世主遣发三千里矣。”第二天早上，众僧人发现佛像背后有字，就追问是谁干的。朱元璋说：“哈哈，那是我开的玩笑，那我现在把他放了他。”果然，到晚上的时候，众僧人又梦见那个佛前来道谢。佛早已知道朱元璋是“当世主”了。
朱元璋在寺中，一转眼又过了三年，如果没有意外发生，朱元璋这个和尚也许会继续做下去。以他的聪明勤奋，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精通佛经的高僧，传经布道，终老一生。但是，到了至正十一年（1351年），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眼前展现了一片新的天地。鬼使神差，一个隐藏在草莽中的英雄，从此踏上了他的创业之路。朱元璋投军的目的原是为了活命，但当他驰骋在沙场上时，发现自己并不是弱者，自己不仅可以统领千军万马，也可以掌握自己乃至许多人的命运。那么，他又是怎样走上这条成功之路的呢？
出身布衣
朱元璋出生于赤贫的农家，因此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是唯一的具有这种背景的一代皇朝的开国之君。他在1328年10月21日生于濠州县（今安徽中部凤阳县，在重要的铁路交叉线和工业城市蚌埠的正东南）的钟离村，他的幼年非常困苦。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拖欠税款者，在淮河流域到处躲债，想方设法找一个地方做佃户，以便在这块干旱和时疫肆虐的土地上过仅能餬口的生活。他在他父母的四子二女中是大难不死的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以外，其余孩子都因家庭无力抚养而已送人扶养或嫁出。到了14世纪30年代淮河地区已经变成了红巾军叛乱的摇篮，它的弥赛亚式的教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的支持。人们相信，在这个最黑暗和孤寂的时刻会发生转变，重新出现明教的光明，而弥勒佛会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统治这个世界，使人们的命运来个戏剧性的乌托邦式的改变。年轻的朱元璋的外祖父—一个算命先生和在13世纪70年代反抗过蒙古最后征服阶段的汉人军队的老战士——给这个童子的耳朵里灌满了魔法事件和高度冒险的种种奇妙故事。这些就是朱元璋幼年成长时期的环境。
1344年当朱元璋16岁的时候，在5月份和6月份的三个星期内，时疫并伴随着夏季的蝗虫和旱灾夺去了他家大部分成员——他的父亲、母亲和还生活在家里的已婚的长兄的生命。他的长嫂及其幼子和另一分居的已婚哥哥是除他以外仅有的幸存者。苟活下来的人因太穷而不能很好地埋葬已逝的亲人，更不用说去扶养朱元璋了。10月末，他因此被送入了附近的一个佛教寺院做小行童，当杂差，以实践他在幼儿生病时他父亲许下的愿。与此同时他已长大成人，变成了一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其显著特点是脸面有皱纹而痘点斑斑，颚部突出，这副奇异的样子使人望而生畏，而且看起来预示将来有不凡的品质。他无疑地具有这些品质，可是他兴起于赤贫而无文化的农民之家，而后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新兴伟大王朝的开国之君，这个故事就有些像虚构小说那样的不真实。
元朝统治时期把人分为四等，元朝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第三、四等人。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餐头毛驴价钱。汉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不料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庄稼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祸不单行，接着又发生了瘟疫。一时间，家家户户都死人，一个村子中一天中竟死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
不久，朱元璋家也染上了瘟疫，不到半个月，其64岁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陈氏先后去世。朱元璋和二哥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去，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可叹朱世珍一生劳苦，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处。朱元璋和二哥放声痛哭，惊动邻居刘继祖，于是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他们兄弟二人好不容易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三十五年以后，朱元璋回忆起此事时，仍难抑悲痛之情，他在《皇陵碑》中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不到半个月，昔日和睦温暖的家不存在了，父母的疼爱也一去不复返了。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地影响着朱元璋的心境，使他仿佛跌进了无底深渊。这时，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朱元璋实在走投无路之下，想起幼时曾经许愿舍身的皇觉寺，于是就去投奔了高彬和尚，在寺里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整天忙得团团转，有时仍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日子一长，朱元璋憋了一肚子气。一天，他扫地，被伽蓝神座绊了一下，于是他就顺手打了伽蓝神几扫帚。
还有一次，老和尚见大殿上的蜡烛让老鼠咬坏了，就当众训斥了朱元璋。朱元璋心想，伽蓝神连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管不住，还怎么管殿宇？更害得自己受骂，越想越气。于是，朱元璋就找管笔，在伽蓝神的背后写了“发配三千里”几个字。这些都反映了朱元璋不甘于受压迫的性格。可是，朱元璋做行童不久，寺里的粮食不够和尚们吃了，寺里也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这样，朱元璋才做五十天行童，而且还不会念经、做佛事，但是没有办法，也只好扮成和尚的样子，离开寺院托钵流浪。这时朱元璋年仅17岁。
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他听人说哪里年景好就往哪里走，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于1348年又回到了皇觉寺。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名都大邑，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朱元璋坚毅、果敢的性格，但也使他变得残忍、猜忌。这段生活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在外云游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在流浪中，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他目睹国是日非、人民生活恶化的现状，意识到天下大乱很快就会来临了。于是在回到皇觉寺后，朱元璋发奋勤学，广交朋友，准备干出一番事业来。
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今安徽阜阳）发动起义，并推韩山童为明王。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这些起义者用红巾裹头，故称红巾军。1352年，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义。
朱元璋闻听起义的消息，不由心想，老在寺院里，随时可能被元官军抓走，性命难保。正在此时，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信，汤和在信中邀请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恰在此时，朱元璋的师兄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放下钵盂，赶紧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25岁。
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作战勇敢，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就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都上交郭子兴元帅，得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不久，朱元璋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总是和朱元璋商量。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此时，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对自己的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便把21岁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便不能再用从前的小名重八了，于是就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当时，在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毒打一顿，准备杀掉郭子兴。朱元璋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从此，两派结怨更深了。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乡募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于是朱元璋很快就募兵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
这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旱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朱元璋见这些人半年没出濠州城，于是他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统率着这支队伍，朱元璋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定远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的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
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其亲侄儿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来取名文忠）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不免伤心。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甚是可怜，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在朱元璋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所以，朱元璋攻下滁州城不多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
1355年，朱元璋用计一举攻克了和州。消息传来，郭子兴即刻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哭，答说是等父亲。朱元璋仔细一询问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事广为传颂，朱元璋深得民心。
此年中，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佑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
明朝统一
在朱元璋称帝之前，奉行的策略是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多送礼”。高筑墙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是指发展经济生产，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指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这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食供应成了问题。与和州相对，紧靠长江南岸的太平（今安徽当涂）、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没有船只，只能望江兴叹。这时恰好两支红巾军的巢湖水军前来归附，朱元璋亲自处理合并事宜。七月间，巢湖水军千余只战舰突破元军封锁抵达和州。朱元璋的步马军登上巢湖水军的船只，从和州东渡长江。到达对岸的采石，常遇春一马当先，率军冲杀，攻克采石，获得大量粮食。将士想把粮食和战利品运回和州慢慢享用。见此，朱元璋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断绝退路。将士们见无路可退，一鼓作气，在朱元璋率领下攻克太平。进入太平，朱元璋重申军纪，严禁掳掠，有个别兵士犯禁，立即处死，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朱元璋于是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己做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这样，朱元璋便开始了稳固根据地的工作。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乘此机会，朱元璋亲自统率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在第三天，攻破城外的陈兆先军营，其部三万六千人归降朱元璋。但是，朱元璋看出降军心存疑虑，军心不定。于是朱元璋就从降军中挑选了五百名勇士当亲军，在夜里守卫，而自己身边，只留有亲兵统领冯国用一人。
第二天，降军知道此事，都十分感动，疑虑全消，甘愿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于是，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十天，朱元璋便攻下集庆。
朱元璋进城后，下令安抚百姓，改集庆为应天府。小明王韩林儿获报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在应天则设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以廖小安为统军元帅，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
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声势比过去大了很多，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暂时没有对付不了的敌人，并且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朱元璋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巩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于是在占领应天不久，朱元璋立即派徐达攻取镇江。出战前，为了严明军纪，朱元璋故意以放纵士卒的罪名将徐达抓起来，并准备以军法处斩。此时，李善长出来求情，众将不知是计，也一起求情。于是朱元璋就顺水推舟，说看在众人的面上，暂时免去徐达死罪，不过要徐达攻下镇江后，做到不烧不抢，方可完全赦免徐达之罪。众将见对待主将尚且如此严厉，因此，无不严守军纪，镇江很快攻下。到1357年冬，朱元璋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攻下了金坛、丹阳、江阴、常州、常熟、扬州等地，控制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到1359年，从现在的地图看，朱元璋已经占领了江苏南京、太湖以西，往南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到浙东的一块长方形地区。与四年前刚占领应天时相比，形势已大有改观。
在完成了“高筑墙”的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了。在初期，军粮的解决主要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但是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民心。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几年工夫，到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在1360年，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了积粮，朱元璋明令禁酒，但是其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法犯禁，私自酿酒获利，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杀了胡三舍，有人进谏说胡大海此时正在攻打绍兴，希望朱元璋可以看在胡大海的面子上放了胡三舍。执法如山的朱元璋大怒，坚决严明军纪，于是自己动手将胡三舍杀掉。
在争取民心的同时，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李善长、朱升。朱元璋十分尊重儒士，他曾在1358年召见儒生唐仲实（即唐桂芳，以字行），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封建皇朝。
朱元璋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在于保土割据，张士诚则对元朝首鼠两端，没有多大雄心；陈友谅最强，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
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手下大将倪文俊的部下。后来他杀死倪文俊，并于1360年挟持徐寿辉，攻占了太平、采石。于是陈友谅以为应天唾手可得，就杀了徐寿辉，在采石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接着，陈友谅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平分朱元璋的领地，应天大震。朱元璋只好召集众将商量对策，一时众说纷纭。惟有刘基默不作声，朱元璋知道刘基有主张，于是征求他的意见，刘基认为目前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陈友谅，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虽然陈友谅势力强大，但是他杀君自立，部众离心，人民疲敝，故而不难战胜，只要等他们深入，再以伏兵击之，不难取胜。
朱元璋同意刘基的判断，于是设计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于是康茂才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陈友谅营中，约陈攻击应天，并说愿意在江东桥作内应。六月二十三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才发现桥是石桥而非木桥，方知受骗中计。但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奋起攻击，陈友谅大败。朱元璋收太平，占领信州、安庆。陈友谅败逃九江，第二年八月攻下安庆，于是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逃往武昌，朱元璋攻克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这时，中原红巾军发生分裂，力量削弱。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待到朱元璋率军赶到安丰时，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朱元璋只救出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
朱元璋率主力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于是率兵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率领将士坚守八十五天。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统兵二十万，进发洪都，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迎战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鄱阳湖水战，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至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
1364年元旦，朱元璋称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1363年张士诚早已自立为吴王，故历史上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至正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陈理最终出城投降。在吞并了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张士诚是泰州人，早年贩卖私盐为业。元末发动盐徒起义，于1354年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为周，建元天。1356年，建都平江（今苏州）。消灭陈友谅父子后，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将东吴的势力赶出江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檄文列举了张士诚八大罪状，除了第四款和第八款与西吴有关外，其余的全都是指责张士诚背叛元朝。不看开头和结尾，非常容易使人误以为是元朝的讨伐令。这表明朱元璋已经以顺承天命的王自居，准备继承王朝的正统。
朱元璋的军队攻势迅猛，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杭州、湖州先后投降，平江成为孤城。于是朱元璋以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战役。
在围城的同时，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来，但在瓜州渡江时悄悄将船底凿漏，小明王沉于江底。接着，朱元璋宣布不再以龙凤纪年，称1367年为吴元年。平江战役开始时，朱元璋筑墙围城，并造有三层的木塔楼，高过城墙，以弓弩、火铳向城内射击，还设襄阳炮日夜轰击。城内一片恐慌，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张士诚反复无常，贪图享受，对部下也十分放纵。平江被围困的最后一天，张士诚弟弟张士信在城头督战，仍不忘享乐，坐在银椅上饮酒，左右侍奉的人递桃子给他，结果桃子还没到口，恰好一炮打来，脑袋被打得粉碎。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劝降，都被张士诚拒绝。张士诚死守平江，粮尽后，便以老鼠、枯草为食；箭尽了，便以屋瓦为弹。直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初八，朱元璋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则展开巷战相抵抗。最后，张士诚被俘，解往应天。朱元璋问话，他不搭理；李善长问他，他则破口谩骂。无奈，朱元璋只得命手下卫士以乱棍打死张士诚。当时张士诚47岁，东吴灭亡。
消灭东吴张士诚后，朱元璋大体上占据了今天的湖北、湖南、河南东部、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这些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进行大规模南征北伐的时机成熟了。
明太祖当时南方的形势是方国珍占据浙东、陈友定据有福建、明玉珍控制着四川，广东和广西则仍处在元朝统治中。在平江战役快结束之时，朱元璋已派参政朱亮祖率兵进攻方国珍，然后又命汤和为征南将军，从宁波进攻方国珍，方国珍于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二月归降。与此同时，朱元璋与刘基细细商定了北伐计划。此时刘基、常遇春提议：直取大都，以其精兵消灭元朝的疲卒，占领大都后，分兵出击，则大功告成。为此，朱元璋不赞成，他认为大都是元朝经营了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工事坚固，孤军深入进攻，太过危险，应先取山东，再占河南，折攻潼关，取得东西南三方面的军事要点，然后再攻取大都，必将成功。诸将对此表示赞同。
于是，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统率全军；以常遇春为副将军，另以参将冯胜、右丞薛显、参将傅友德各领一军，全力北伐。
朱元璋再三申明军纪，告诫出征将士，北伐不是攻城略地，而是推翻蒙元暴政、解除人民痛苦。随后还发布了由宋濂起草的告北方官吏和人民的檄文，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这对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檄文还表示，对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若愿为新皇朝臣民，则与中原人民一样看待。
北伐军节节胜利，迅速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四月占领开封，平定河南，同时攻克潼关。八月，攻克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见孤城难守，于是带着后妃太子慌忙弃城逃走，奔向漠北，统治中原长达九十九年的蒙元被赶出了中原。一如宋之丞相文天祥所说的一样，胡运不过百年。
在南征北伐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公元1368年）正月，40岁的朱元璋告祀天地，于应天南郊登基，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经过了九十九年的努力，汉人终于重掌了政权，做回自己的主人。
经过十六年的征战讨伐，朱元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从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1371年，明军入川，夏主明升暗降，四川平定。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沐英、蓝玉进攻云南，次年攻破大理，基本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奉命进攻辽东元朝残将纳哈出，纳哈出被迫投降，辽东平定。至此，除蒙古高原和新疆、台湾等地外，全国已基本上统一。
明朝建立伊始，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对此情形，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1368年，朱元璋称帝不久，外地州县官来朝见，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现在重要的是休养生息”。
1370年，朱元璋接受大臣建议，鼓励开垦荒地，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明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军粮基本上自给自足。商屯是指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就地交粮，省去了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商屯的实行，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开发了边疆。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朱元璋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到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987处，疏通河流大约4162道，成绩卓然。朱元璋出身农民，深知灾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在他即位后，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的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他即位后，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按惯例，朱元璋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在朱元璋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明太祖实录》第92卷写道，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找一块空闲土地，盖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一个月后，他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
这两道旨意下发之后，南京和上海的地方官很快地执行了，朱元璋很高兴，认为试点成功，在当年年底，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明太祖实录》卷93）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清除权臣明初，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了元朝，朱元璋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弊病，于是进行了改革。首先是废除行省制。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
在军事上，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帅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集于皇帝之手。
在中央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废除丞相制。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
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1373年由右丞相升任左丞相。胡门生故吏遍于朝野，形成一个势力集团，威胁皇权。1378年，朱元璋对中书省采取行动。一天，胡惟庸的儿子骑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结果跌落马下，被一辆过路的马车压了，胡惟庸将马夫抓住，随即杀死。朱元璋十分生气。十一月又发生了占城贡使事件。占城贡使到南京进贡，把象、马赶到皇城门口，被守门的太监发现，报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命令将左丞相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广洋抓进监狱。但是，两丞相不愿承担罪责，便推说接待贡使是礼部的职责，于是，朱元璋便把礼部官员也全部关了起来。
两相入狱，御史们理解了皇上的意图，便群起攻击胡惟庸专权结党。于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
朱元璋以专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后，胡案就成为他打击异己的武器，以致受牵连而被杀者达三万多人，最后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受牵连，77岁的李善长全家被杀。
接着，朱元璋又于1393年杀掉功臣蓝玉。蓝玉是明朝开国大将，被朱元璋封为凉国公。1391年，四川建昌发生叛乱，朱元璋命蓝玉讨伐，临行前，朱元璋面授机宜，命蓝玉手下将领退下，连说三次，竟无一人动身，然而蓝玉一挥手，他们却立刻没了身影。这使朱元璋下决心要除掉蓝玉。1392年的一天，早朝快结束时，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当吏部尚书詹徽令蓝玉招出同党时，蓝玉大呼：“詹徽就是我的同党！”话音未落，武士们便把詹徽拿下，审判官们目瞪口呆，不再审了。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杀死，尔后，就是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胡、蓝两案，前后共杀四万人。
对于朱元璋的滥杀，皇太子朱标深表反对，曾进谏说：“陛下诛戮过滥，恐伤和气。”当时朱元璋没有说话。第二天，他故意把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上，命太子拣起。朱标怕刺手，没有立刻去拣，于是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拣，我把这些刺去掉，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去他们，你才能坐稳江山。”然而朱标却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扔向太子，朱标只好赶紧逃走。
集权统治
由于朱元璋是开国皇帝，明初皇帝的力量较强大，到了明朝中后期则文官的力量变的强大起来。朱元璋利用特务机构，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遍布朝野，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满意地说：“果未骗朕。”著名儒士钱宰被征参编《孟子节文》，一日散朝回家，随口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日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便问钱宰：“昨天的诗不错，不过朕没有‘嫌’迟，改作‘忧’字，如何？”钱宰一听，吓得忙磕头请罪。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禄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
在地方上，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某些野史记载，朱元璋出生贫寒，并且早年做过和尚，所以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但经过现代学者考证，此类记载多为不实。朱元璋从未忌讳谈及自己曾为和尚，《大明皇陵碑》及明太祖御笔诗文等都大谈朱元璋少年时做和尚的事迹。野史称朱元璋忌讳“光”“秃”“僧”“生”等字眼，缺乏一定的可信度。
以上关于“文字狱”的记录，不见于《明史》《明实录》等较正式的史书。经王春瑜、陈学霖等历史学家考证，大多为不实记载：
如上文提到的徐一夔，在野史中记载为朱元璋所杀。但是据《杭府志·职官表》和《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徐一夔直至建文二年仍然在世；徐一夔所写的《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其日期为建文元年。因此“朱元璋因文字而杀徐一夔”为误。
野史记载僧来复（见心）的《应制诗》中有诗句触怒朱元璋，被斩。然而考证《补续高僧传》《继灯录》，可得知僧来复是因为胡惟庸谋反时，与胡惟庸互通消息而被杀，告发者为僧智聪。（所谓触怒朱元璋的《应制诗》，其实收录于《皇明雅颂》，颇得赏识。）
上文提到的文字狱使文官人人自危，不得不设计标准措辞，实情是户部尚书茹太素等人所写的奏折过于冗长，字数一万多，朱元璋为防止再次发生，设立了文体规矩。
璋所设立的文体规范，有“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凶恶字样以外，无其他应避忌讳”的规则，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的名字为两个字，使用此二字中的任何一个字无需避讳，也无需避讳皇帝名字的同音字。
历史评价
明太祖最重要的功绩是逐胡虏，除暴乱，拯救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于涂炭，雪中国近百年之亡国耻，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政策，恢复了汉人国家。朱元璋生在今安徽淮河平原一个赤贫的佃农之家。这时蒙古对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压迫奴役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他从未经历过中国富饶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正常环境，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孔孟诗书礼乐的教育，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才智、信念和统帅力推翻了蒙古的暴政和奴役，重建立了这个帝国并指导国民脱离野蛮，重新恢复自信、尊严和荣誉。
明王朝诞生于半个世纪有增无已的扰攘纷乱中；在这个一切遭到蛮族破坏的年代，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日益直接诉诸于蛮族的暴力，文明已经陨落，中国土地上只有野蛮禽兽所为，仁义道德尽丧，汉人沦为奴隶，任凭蛮族宰割。而蒙古的瓦解和明朝兴起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阶级斗争，而是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为了生存为了自由，摆脱被蒙古奴役践踏的殊死决斗。明太祖在率领汉民族和其他各民族，驱除蒙古的同时也指出，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但如果是知礼义，愿为中华臣民者，与中国人无异，这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仁义。
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他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与我何加焉。
明孝陵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茅山西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合葬于此。
朱元璋安排后事简朴，将自己的陵墓修在了钟山南麓，为孝陵。明孝陵方圆四十五华里，规模宏伟。1398年6月24日，71岁的朱元璋驾崩，葬于孝陵，谥号“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明孝陵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翌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称“孝陵”。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
朱元璋尽管出身寒微，大字识不得几个，但是在“革命成功以后”，也喜欢附庸风雅偶尔的吟几句诗，并有《御制文集》传世，集中就有朱元璋的一百多首诗词。《金鸡报晓》诗曰：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三声唤出扶桑来，扫退残星与晓月。
这是朱元璋在登基那天的清晨，由于激情满怀而当着群臣的面所做的一首诗。据说朱元璋吟出前两句时，群臣心里讥笑道：“这也叫诗？”而当吟出后两句，众人大惊，着实感到皇帝声口的不凡，虽说诗句有些可笑，但那叱咤风云的气魄，却非一般人能比。《示不惹庵僧》诗曰：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这首诗尽管杀气太重，但颇有黄巢之风。而朱元璋另外一首《咏菊花》则简直就是模仿黄巢了，诗曰：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另有一首《野卧》也气势不凡，尽管有些粗俗，但也尽显帝王的气派。诗曰：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第二章 朱允炆
成长经历
明惠帝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是明朝第二位皇帝，年号“建文”，在靖难之变后下落不明。时驸马都尉梅殷在军中，从黄彦清之议，为发丧，追谥孝愍皇帝，庙号神宗，壬午以后谥不行，至南明弘光元年七月，以与显皇帝庙号复，改上庙号惠宗，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清朝乾隆元年上谥号为恭闵惠皇帝，后世有人以其年号而称建文帝。
明太祖朱元璋嫡孙。1377年十二月五日出生，生母是吕妃，父亲懿文太子（明兴宗）朱标。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终年71岁。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称建文帝。因削藩，导致叔父燕王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国破人不知所向。清乾隆皇帝追谥恭闵惠皇帝。南明安宗朱由崧追尊建文帝为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觐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庙号惠宗。
明代的第二个皇帝朱允炆生于1377年12月5日，即他祖父时代的洪武十年。这个年幼的皇孙被描述为早慧、孝顺和正直，据说他的祖父很钟爱他。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变，他可能会一直默默无闻地下去。1368年2月，洪武帝开始为王朝定下传统，即立朱允炆的父亲朱标为太子，因为朱标在名义上，也许事实上是他的嫡妻马皇后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标是为皇位的合法继承树立一个正式的原则，希望以此杜绝将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朱标在许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性情温和而有教养的人，但不很勇武。明太祖虽然对他的第四子朱棣的军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把朱标看作他恰当的继任人选。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标在他的盛年37岁时即于1392年5月17日死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标的嫡妻所生的长子已在10年前死去。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标一系的次孙朱允炆——即朱标的活着的最年长的合法儿子——为储君。这个未经过考验的男孩被立为皇嗣时不足15岁，他绝不能与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辈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过是长子继承制原则的体现而已。虽然朱棣后来声称，他本人可能被入选为嗣君，只是因为那些儒士们的横加干预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实上没有考虑把他的其他儿子立为太子。
在他的祖父死去后几天，朱允炆于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时年21岁。他确定下一年为建文元年，并尊封他的母亲——二皇妃吕氏（1402年死）——为皇太后。关于朱允炆的个性和他在位时的国内发展情况现已无可信材料，因为在他死后，他那一朝的记录都被篡改或销毁殆尽。建文帝时期的档案文献和起居注全遭毁灭，而幸存的私家记述又概遭禁止。
在建文帝继任者在位的时期，朝廷史官关于建文帝的行事写了一些歪曲真象的、极尽批判之能事的报道，想以此证明永乐帝夺权是有理由的。他们谴责建文帝和他的顾问们行为放荡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为不孝、奸恶和邪淫的人，指责他玩忽职守并犯有大不敬罪。后世同情这位被废黜皇帝的学者们关于建文之治则写出了一些与此截然相反的谀词，说这位皇帝又是孝子，又是仁君，称之为遵循儒士劝告和缓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无缺的人物。他们谴责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弑罪行。这些残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材料要求人们必须进行最细心的审查。建文时期许多方面的事实真相将始终弄不清楚了。
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温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且不说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没有那种能力。这位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关心他祖父的高压行政措施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论和行事上努力实行一些较大的变革，但这些变革却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建文帝即位以后，他对这几位儒家师傅言听计从，发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看来其意图是大大背离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年因裁撤中书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机关被取消，它们在现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复；制度被修改，以加强文职行政功能和减轻政府的专制作风。
为了贯彻这些改革，皇帝把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提升为行政负责官员。1380年裁掉中书省以后，明太祖曾经决定，国家一切事务都必须由他一人作为行政首脑来裁决。因此之故，翰林学士们和六部尚书只有建议权和在政府中执行命令之权。当新皇帝召集这三位士大夫来“参国政”时，这种局面就结束了。如果这些重建活动或多或少地不是虚构的话，这些皇帝的顾问们就不是只领干薪了，而是实际地在管理政府。这样做就大大地离开了第一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为皇帝的顾问们现在被置于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们现在又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极像从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所为；他们仅仅缺少丞相的头衔。没有这个头衔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训录》，因为《祖训录》是严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还做了一些改革，对帝国政府内部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己能实施他的新政策。这些发展变化的确切性质至今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大多数改革的记载已被销毁。但是，例如《皇明典礼》这种关于建文时代典章制度的书（1400年），以及此后另外编订的几种书至今仍可见到，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到这个时期政府中已实行和计划要实行的革新的梗概，并对它们的意义作出评价。
1398年末，新皇帝听了方孝孺的话把六部尚书从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书和侍郎之间加了一个侍中之职。这种制度上的改变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自从废除丞相之后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因此，在他有意识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时，六部尚书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
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数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员的设置上，也都有了改变。户部和刑部的所属司从12个减为4个；都察院中的两个都御史合并成了一个；同时，国子监和翰林院的各项职责和人员编制大为提高和扩大。这最后两项改革表明，重点放在儒家教育上和翰林学士在政府中的顾问作用的加强上。在詹事府也设立了某些新职位，使翰林学士在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幼王子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六部及其下属司的组织所作的各种改动中，对官员和皇帝侍从的头衔所作的变动，以及对南京各官署的名称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诸古代的《周礼》行事的。这些变易不单是象征性地恢复古代的模式，也不像朱棣和他的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任意变更祖制。它们都是有目的的变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权力归到皇帝信任顾问的名下，加强文官之治，以削弱将军们和皇子们的权势为了贯彻他们设计出来的这些政策，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被擢升，握有空前大权，这就大大地背离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们在国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简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们即使不对内战负主要的责任，也要负直接的责任，因为他们对朝廷的控制和他们正在推行的变革给了燕王以发起叛乱的口实。燕王说，对建文的顾问们发动的惩罚性战役是忠于王朝的行动。随着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这一切政治改变和制度上的革新都付之流水，们只是作为复古和反动的背离祖制的失败的尝试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书呆子皇帝和他的不通世故而迂疏阔大和抱负不凡的，或心怀野心而又有煽动性的顾问们的一个愚不可及的消遣之作。
朱允炆下落之谜
建文皇帝的下落是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的一个疑案。靖难之役打了四年之久，古王朱会，曹国公李景隆打开金川门，迎接燕军进入南京，这时候，皇宫里大火烧起，燕军派人在宫里到处搜寻，宦官宫女死的死，逃的逃，燕军搜寻的人是谁？就是要找建文帝在哪儿，结果什么人没找着，在瓦砾当中拖出两个尸体来，有人说这个就是建文帝的尸体。
我们来介绍建文帝的下落的时候，还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胡英。胡英是户科给事中，这个给事中这个官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管提意见，监督百官的，可以向皇帝反映民间官员的任何事。据说建文帝下落不明，明成祖朱棣心里放不下，就派胡英巡行天下，找建文帝的下落。
那么，朱允炆究竟去了哪里？究竟是生是死？这不仅仅是燕王朱棣，也是今天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琦教授，将为我们揭示明朝历史中的第一大谜案。当燕王朱棣攻进南京城门时，他惊奇地看到，他的侄子建文帝的皇宫中燃起了熊熊大火，而此时的他，也在急切地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然而，找遍南京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不到朱允炆的影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朱允炆就此神秘地失踪了。那么，朱允炆究竟去了哪里？究竟是生是死？这不仅仅是燕王朱棣，也是今天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建文皇帝的谜踪，建文皇帝的下落，是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的一个疑案。靖难之役打了四年之久，谷王朱橞、曹国公李影隆打开金川门，迎接燕军进入南京，这时候皇宫里大火烧起。燕军派人在宫里到处搜寻，宦官、宫女死的死，逃的逃。燕军搜寻的人是谁？就是要找建文帝在哪儿？结果，什么人也没找着。在瓦砾当中，拖出两个尸体来，有人说这个就是建文帝的尸体。建文帝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是不是建文帝的尸体呢？
大火中拖出的究竟是不是建文帝的尸体呢？明朝的百姓似乎并不相信，深受他们爱戴的建文帝就这样被大火烧死了。从此，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民间流传起各种各样的传说，同时我们也发现明朝的史书中，对于这段历史记载也是模模糊糊。那么，建文帝是否逃过了那场大火？他又去了哪里？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一——焚死说
那么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各种书的记载，关于建文帝下落，都有哪些说法呢？一个说法就是焚死说，就是烧死了，确实烧死了。《明史》也就是两百年以后（写）的明史，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是这么记载的：“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说这个燕王，派宦官在火里头，把皇帝、皇后的尸体找出来，过了八天以后安葬了，这是两百年以后的《明史》这样说。明朝人怎么说呢？明朝记载燕王时期的实录，《明太宗实录》里有这么一段话：“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助，至已不及。[看烟冒起来了，派宦官去救火，到那儿赶不及了]中使出其尸于火，还白上[‘上’指的是朱棣，后来的皇帝，明成祖朱棣]。上哭曰[他哭了]：‘果然若是痴欸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说你真是这么傻啊，我来就是帮助你做好事，你怎么就不理解我的心呢，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壬申，也就是过了八天以后。“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说安排了很像样的礼节，安葬了建文皇帝，明成祖还为此辍朝三日，放假三天不办公以示衷悼。《明实录》是明朝人说的，很多学者研究，实录不实，实录的记载是不可靠的。为什么？他要给官府和皇帝打掩护，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不愿意让大家知道的不写进历史。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说葬了建文君，备礼葬之，坟墓在哪儿？什么礼？有的记载说是“天子之礼”，什么是天子之礼，天子之礼很隆重，大家看现在十三陵、南京的明教孝陵，那个皇陵都是非常雄伟的，规模很大，那是天子之礼。建文君如果用天子之礼安葬，怎么没有坟呢？显然这个焚死说是不可靠的。有人为了把这个焚死说要说得合理，说确实烧死了，但是在安葬的时候“不封不树”。什么叫“不封不树”？就是没有封土，也没树立石碑。这可能吗？又想自圆其说，又无法自圆其说，所以焚死说是一个无法解释、无法令人相信的说法。（既然可以断定建文帝没有被大火烧死，那么新的答案又是什么呢？历史的记载中有新的蛛丝马迹吗？我们发现，就在建文帝被推翻的一百多年以后，明朝的第十三任皇帝万历和他的老师张居正，探讨过建文帝的下落，真相会不会由此揭开呢？《实录》的话、《明史》的话说不通，不仅说不通，而且《明史》刚才我们念的《明史》的话里面还有矛盾，“使出帝后尸于火中”，找出来皇帝和皇后的尸体，在火里找出来；还接着写一句话“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还有人说，皇帝从地道逃跑了。这是清朝人在雍正年间所写的《明史》的一段话，前面说是找到皇帝和皇后的尸体，后面说也有人说皇帝从地道逃跑了。当时修《明史》的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把天下有学问的人集中起来把内府藏书、天下藏书都找出来，闹了半天没闹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个疑案在明朝就已经不清楚了。也就是在建文帝被推翻的一百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大家知道万历皇帝现在是十三陵定陵所埋的皇帝，万历皇帝跟他的老师，也是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有一次谈话。这个万历皇帝就问张居正说，听说建文帝有出亡这么件事，张居正也是一个读书人，饱学之士。张居正回答：“此事国史无考”，他所说的国史，就是实录，说过实录记载不可考，这是关于建文帝下落的一次对话。也就是在建文帝死了以后一百多年，明朝人也弄不清楚，清朝人更弄不清楚。既然连明朝人都对建文帝的下落不清不楚，也难怪直到今天后人对于建文帝的死因仍是众说纷纭，于是就有人认为建文帝不仅没有死，而且在外漂泊了几十年后又再次回到皇宫，那么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二——归来说
第二个说法，叫“归来说”。说建文帝回来了，什么时候呢？是在正统五年的时候，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有一个和尚年90岁，从云南来到广西，到了思恩府，到了大堂上，说我就是建文帝，我就是建文君。这个知府一听很害怕，这个知府叫做岑瑛，说建文君从建文四年就失踪，到现在一直没找着，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是真是假？赶快报告宫里，就把自称建文君的和尚送到北京的皇宫里，当时的首都就已经从南京迁到北京了，结果要派大臣去审问，一审问这个人说了实话了，他说他自己90岁了，建文君活着的时候，如果建文君活到现在也不过是五六十岁，你怎么90岁了，没有这么大岁数！再一问，这个人是河南钧州人，叫做杨应祥。这一审问，都是假的。于是就把杨应祥这个人处罚了。杨应祥为首的处死，关到锦衣卫处死，其他人发去当兵了，戍边，这事就算了结了。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杨应祥，假冒的建文君，所以民间的传说又根据这个生出叉了。
一个假冒建文帝的故事，我们今天听起来似乎觉得有些荒唐，就是这些民间的演绎，使得建文帝的下落更加扑朔迷离。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继续去寻找新的答案。民间对于建文帝的下落，一直盛传着另外一个传说，建文帝是不是主动让出了王位，远走他乡了呢？而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有根有据。那么，这会是历史真实的答案吗？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三——出亡说
那就是第三种说法，就是出亡说。燕军进入南京，宫中火起的时候，建文君没有死，而是从地道逃跑了。那么民间传说，说建文帝的逃跑是让国、是逊国，为什么要让、为什么要逊，他们不愿意说朱棣是篡位，说朱棣当了皇帝是人家让出来的，人家不当了那么朱棣自然当了，我想这种说辞显然都是后来编出来的，朱棣明明是要打到南京，篡夺皇位，怎么出来让国、逊国呢，是很多人对于建文帝抱有同情心，又不敢直接指责朱棣的夺权，因此就出了让国逊位说。传说非常复杂，是怎么说的呢？燕军进入南京以后，建文帝非常紧张，一时不知所措，到处走。这时候，一个叫做王銊的太监向他汇报说，太祖死的时候留下一样东西，说这个东西就收藏在奉先殿，他嘱咐我们不到危急的时候不能打开，周围的一些大臣都说赶快打开，把东西拿出来，什么呢？一个铁匣子。铁匣子的油漆是红颜色，两个锁也都灌上铁，马上砸开，一磺开里头有度牒三张。什么是度牒？就是宗教职业者的身份证。你有这个度牒，就证明你是和尚。写上名字，从事宗教职业。度牒有三张，“应文、应能、应贤”，写了三个人的名字，里头有袈裟、有剃刀，还有白金十锭。里头有一句话，说你们要是不想跑，你们就自杀，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拿着度牒跑。这是里面写的话，还说：应文要从鬼门出去，其他人要从御沟水门走，到薄暮的时候，就是天傍黑的时候，在神乐观会齐。那么应文是谁呢？朱允炆是带个文字，肯定是他。还有应能、应贤，那这个大臣里，正好有叫应能、应贤的。这三个人，于是就全剃了头了。朱允炆带着一些人，就从鬼门出了宫。什么是鬼门，实际上按现在的故宫来说，就是故宫北门。前门正门，上朝都走正门，人要死了的话，要从后门抬出去，从鬼门走。还有一批人，从御沟水关跑了。
建文帝带着一批人走到神乐观，看见一个船就在岸边上停放，这个岸边，是神乐观道士叫王升，他一看见建文帝来了，说皇帝万岁，我在这儿等候你了。怎么回事呢？说我头天做了个梦，太祖就托梦给我，让我今天预备好船在这儿等您，这时候天正是傍晚时分，于是从水关逃出的人，也在这儿会合了。从此，建文帝就带着这批人，湖南、湖北、云南、四川、广西、福建到处云游了，云游到各地，而且说的是有鼻子有眼，有模有样的，有诗、有他的遗迹留下。比如在四川的永庆寺，就有这样的诗，说是“杖锡来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人间物色侵。”比如说在广西，就写了这样的诗：“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浦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都是一些怀念宫廷生活，几十年在外面云游这些情景。因为有在外面云游的传说，所以朱允炆的一行人，就在他所云游的各地，留下了很多遗迹，他们云游在外，到了正统五年，就是公元1440年的时候，建文帝说：我们也非常疲倦了，他们就在一个寺庙里休息。有一个僧人，就偷了建文帝的诗，拿到思恩府的大堂上，去献给当地州官，说我就是建文帝。于是，这个人就被送到北京。一审问，说不是，说是杨应祥。刚才不是讲了吗，把杨应祥处死了。真的建文帝，还在广西这儿呢。建文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说这个时候我也想回家，我是真的建文帝。于是又把真建文帝送回去，这就是出亡。出亡说，到后来又回到宫里。回到宫里头，因为他“牢落西南四十秋”，如果当时的小宦官二十岁、三十岁的话，现在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还活着呢。有些大臣，也能够认识建文帝呢。所以皇宫里面就派，当年服侍过建文帝的宦官，就去辨认。有一个叫吴亮的宦官，让他去辨认，建文帝一见到他说，你不认识我了吗？说当年我吃子鹅，我把肉扔在地上，你是不是象狗一样舔着吃了。这个吴亮不敢抬头，趴上前去看看建文帝的脚，建文帝的脚上有一个黑痣，他一看有黑痣，于是大哭。确实是建文帝，建文帝当年受难，他没有辅佐建文帝逃跑，自己还跟着在宫中，很惭愧，回去就自杀了。后来，据说建文帝就养在宫中，死在宫中，人称老佛，死以后埋在西山。当时所谓西山，实际上就是京西阜成门外海淀区这一带，在哪儿呢？三环路里中国画研究院里的白塔庵，白塔据说就是建文帝的衣冠塔。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一个又一个的说法，也被我们一一否定。正当我们被深陷在历史的层层迷雾中而感到困惑的时候，在《明史姚广孝传》中又找到了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记载。那么，这段记载中究竟说了什么呢？真相是否就此打开？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四——穹隆山为僧说
第四种说法是在穹隆山为僧说，在穹隆山为僧说的相关记载，记载在《明史·姚广孝传》中。这个穹隆山在哪儿？就在江苏吴县，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苏州市。建文帝逃出去为僧，曾经得到一个僧人的帮助，这个僧人叫做宗泐。宗泐是谁？是建文帝的主录僧。当时，不论亲王还是皇帝，都有一个给他做法事，一个最重要的带头的僧人，（建文帝）的僧人就是宗泐。《明史》上怎么记载呢？说姚广孝到永乐十六的时候，已经84岁了。姚广孝是当年帮助朱棣夺取天下的和尚。最早朱棣打天下，是姚广孝给他出的主意，姚广孝在84的时候，已经老了，他在见到朱棣的时候说，我有一件心事，你要帮助我。说有什么心事？说当年都怀疑建文帝逃跑是宗泐和尚帮的忙，这个宗泐和尚被关起来一直关到现在，希望你把他放了。那么这件事确实吗？是不是宗泐帮忙，然后建文帝最后藏到江苏吴县，就是现在苏州市的穹隆山呢。据说穹隆山上有佛塔，是建文皇帝的墓。这个确切吗？明史没有肯定，说“或云”，也有人说。这些传说非常神奇，与此相连建文帝在各地的遗迹也都有记载。比如说，建文帝曾经藏在四川的平昌佛罗寺，后来死了以后就葬在寺后的山上。因为建文帝经常在寺里面，面向京城哭泣，后人就把这个寺改称望京寺。比如说，还说建文帝从云南大理逃到四川到宜宾越溪河，隐居在隆兴寺，死后就葬在隆兴的山下的塔林里。甚至说康熙帝也曾经到这儿，寻访过建文帝的遗迹。
面对各地留下的众多有关建文帝的遗迹，我们实在是难辨真伪，说起建文帝的下落，还不得不提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明成祖朱棣。当年身为燕王的他，发动了靖难之役，攻入皇宫，使得建文帝生死不明。他对建文帝的下落，岂能袖手旁观。那么，建文帝究竟是生是死？明成祖朱棣是不是最清楚呢？
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五——寻访张三丰说
我们来介绍建文帝的下落的时候，还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胡潆，胡潆是户科给事中。这个给事中，这个官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管提意见，监督百官的。可以向皇帝反映民间官员的任何事，据说建文帝下落不明，明成祖朱棣心里放不下，就派胡潆巡行天下，找建文帝的下落。这个胡潆就走遍了天下各地，找没找着呢？没说。但是有一个细节，从永乐当皇帝以后就开始找，一直到永乐十七年，再派他，还去找，一直到了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北征，回到宣府——现在河北省的宣化。有一天晚上，天都黑了，天很晚了，朱棣已经睡了觉了。这时候，报告说胡潆来了，朱棣说，赶快请他进来。他们两个就彻夜长谈，到四鼓时分，早上天都快亮了，胡潆才离开。胡潆向朱棣报告的什么呢？据说有一件消息，就是说找到建文帝的下落了。建文帝现在没有谋反之心，踏踏实实在外面当和尚，你放心吧。是这样吗？我也说不清楚。胡潆当年出去，以什么名义出去，不能公开说找建文帝，说以访张三丰、张邋遢为名，张三丰是谁，是元末明初的一个著名的道人，一个神人，一个怪人。朱元璋当年就想找这个张三丰，就没找着。到了永乐时期，又派人找。派胡潆以访张邋遢、张三丰为名，去找建文帝，既然是以他为名，那么就没有公开的说找建文帝。是不是找建文帝，是不是得到建文帝的消息，无从证实。
明成祖朱棣派胡英出访寻找建文帝，既然并不可信，那么他为何要派郑和组建一支强大的舰队，浩浩荡荡出使西洋。有人说，出使西洋是为了掩人耳目，真正的目的则是因为民间一直盛传着建文帝出亡海外的消息。郑和一行，是要去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那么事实是这样吗？最后的真相是否就此揭开？建文帝的下落说法之六——郑和下西洋说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派郑和下西洋，去找建文帝。我们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按照他自己的理想去建立天下秩序的一件壮举。（明成祖）绝不会派两万多人、几百艘船，到非洲的东海岸去找建文帝。如果说郑和下西洋，说你顺便打听打听，建文帝是不是跑到海外，可能。说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找建文帝，这种说法不可信的。明末清初，有一本很著名的历史书，叫做《罪惟录》。这个作者叫查继佐，这个人他在他的书里面开列了有关建文帝谜踪的23种说法。他说了一句话，他说23种，难道就没有一个是对的吗？他说没有。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是对的。正是因为有23种，所以都不对。我们按照逻辑推理，也确实是这种情况。他当时提出来很多，说当时人心惶惶，五十六个人都一块走了，怎么一个人败露都没有？不可能一个败露都没有。说第二个，鬼门可以出，为什么还要出水门？既然说皇宫的后门可以走，大家一块走后门，为什么一批走北门，一批还走水门。他提出了问题。说当时金川门打开，皇宫一片大乱，大臣进皇宫都已经很难，为什么跟随的一批小臣，都能够到皇宫里去。都是疑问。
当时天下大乱，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怎么还有神乐观的道士在那儿做梦？舟船还在那儿等着，这个事情可能吗，也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他举了很多疑点。所以，我们到现在无法证明这些传说。
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是建文帝有后人吗？不是说建文帝还生了好几个孩子吗？这个有传说，建文帝晚年隐居在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的洪山。建文帝在武昌的时候，就改名叫让銮，出让金銮殿，让銮。而且他后来的子孙，以让字为姓。最近，就是前两年的事情，就有人拿出让氏家谱，说我们家来龙去脉，就是建文帝的后代。就姓让。这些传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证实。那么，建文帝后人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情况呢？我们所知，按照历史记载，是这样情况。建文帝还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朱文奎，建文元年立为太子，建文帝在燕军攻入南京的时候，这个太子已经7岁了，下落不明；老二叫朱文圭，燕军攻入南京的时候，两岁。后来，朱棣进入南京以后，就把这个朱文圭囚禁在中都的广安宫，就是把他安排到凤阳老家关起来，关起来了。这个人，一般俗称叫建庶人，建文帝的建，庶人就是平民百姓。英宗复辟，就是他侄孙子这一辈，复辟的时候，就是（重新）当皇帝的时候，可怜这个建庶人，就把建庶人放了。英宗下了指示，说允许他在凤阳自由居住，给他妻妾，让他娶，给他女子十个人。建文帝的这个小儿子，从囚禁到现在，已经是57岁了。从2岁开始关到57岁，放出来以后牛马都不认识了，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不久这个人也死了。所以按照史书的说法，他的孩子没有后人。
为什么建文帝的传说会这么复杂呢？首先就是本来就没有弄清楚，再有一点，就是大家对于建文帝抱有同情态度，希望他不死，特别是朱棣当了皇帝以后，采取了非常残暴的对于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人们更怀念建文帝当政的时候实行的宽仁政策。所以就造出了他的各种传说。我们说，建文帝是生是死，他的下落一定会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历史学家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信的答案，希望大家继续寻找，帮助解答建文帝下落之谜。
面对政策和内部危机
建文朝廷还有一些国内政策和措施值得注意；它们都偏离了洪武时代的既定安排。第一个措施是改进了明太祖所实行的严厉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现在《大诰》中；这种《大诰》在1385年和1387年之间曾经编纂、修订和扩充。它们出现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这些诰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录中。建文帝认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过于苛严，特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惩罚条款更是如此。据说，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从他的法典中取消73条这样的条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诰文为根据来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他事实上对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这些变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他恢复了太祖的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
在财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减轻前朝某些过重的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江南的过度的土地税，尤其是减少了富庶的苏州和松江这两个府的土地重税。这些减税措施是继续了洪武朝即已开始的减免政策，但是它们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办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自王朝开国以来就被课以重税，从而使这里提供了主要的财源。原来的税款意在实行惩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减税20%，但是即令如此，这里的土地税仍然过于沉重。例如在1393年，仅苏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这就是帝国2940万石全部土地赋税的9.5%。这样是太不平等了：苏州仅占帝国登记在册的耕地的1/88。由于这样过重的苛索，当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规定的税额，特别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们抛荒了土地，变成了游民，从而更加加重了纳税居民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每年的税收。
1400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诉南直隶和浙江等地区赋税不公而采取了行动。他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的统一标准在这些府里收土地税。洪武帝曾经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了国库的利益——现在建文帝也解除了这种禁令。很可疑的是，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贯彻；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和燕王对阵的军事行动之中。
另外一项财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观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的数量。这项政策是特别针对佛、道僧侣们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况而发的，因为在洪武帝的庇护下僧道们都攫夺了大量的肥田沃土，从而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地主。他们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宗教界的僧侣职事们不仅享有免除土地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甚至还把不法负担强加给当地居民，即占用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给自己服劳役。朝中的官员上了两份奏疏，请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数量，建文帝在1401年8月发出的一道诏旨中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的土地；多余土地应分给需要土地的人民。这个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实，说他的侄子如何违犯了《祖训录》；它进一步为他提供了对皇帝进行“惩戒行动”的理由。
这些命令未必都曾经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此后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于它们攻击了佛教和道教僧侣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政策无疑地疏远了宗教界，特别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许多佛教僧人都为燕王叛军效劳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领袖是这位僭主的顾问，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来即已为燕王服务（他后来名姚广孝，1335—1418年）。
对诸藩王国度里的行政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置了宾辅和伴读，并让翰林学士以儒家的为政传统教育和辅导诸幼年王子。王子们还进一步不准参与文、武政事；这个命令显然与《祖训录》中的规定大相径庭。这些加强了皇帝对藩王控制的新条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质的封国的总战略的一部分。
削夺世袭封国的政策的产生是由于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发难，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后，明太祖陆续分封了他年长的九个儿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们封在西北边境和长江中部，王位世袭；这些藩属王国都是用来作为抗击蒙古侵略和镇压叛乱的支柱。王子们都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对境内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他们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其人数在3000到15000之间。
为了确保他对分封诸王国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条令规章来管束诸藩王的行为；《祖训录》首次发布于1381年，后来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规定：在新皇登极以后的三年时间内藩王们不许来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当道，诸王得准备他们的兵力，听候新皇帝召他们来“拨乱反正”，而在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和驱逐了奸佞以后，他们仍应返回封地。
对于合法的继承原则定下了一条重要的规矩；它既适用于藩封王子的继承，也适用皇位的继承。其中主要的一条原则是继承人应该是长子，并为嫡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为了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对他的训示有一丝一毫的改动；而且他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们可以群起而攻之。这位开国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现在企图削夺诸王的权力，这就使他与他的叔父们——特别是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些藩王看来，他想削夺分封诸王一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行动严重地违反了《祖训录》。人们向来认为削藩的政策是黄子澄和齐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出自皇帝的圣裁。黄子澄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据说他使皇帝对采取这项政策的重要性获得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向皇帝讲述了公元前154年汉代的七国之乱反对汉景帝（公元前157—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这些强大而又拥有半自治权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潜在危险性。他们曾经考虑了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彻底废除藩封诸王国；一是减少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主要的目标是燕王；到了这个时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现在健在的最年长而又权势最大的藩王，同时他也是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几经斟酌之后，建文帝决定走完全废藩的道路。这样便激起燕王举兵反对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权力和影响。
燕王的叛乱
令人难以对付的燕王朱棣生于1360年5月2日，他的生母也许是洪武帝的一位贡妃。他不是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为马皇后所生；他的这种说法是想在他从他侄子手中夺取了帝位以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原则使他的即位合法化。他长得坚强有力，同时也精通武艺，而且据说在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学方面也是出色当行的。他的文学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为这种成就符合一个儒家君主的公开的形象。1370年5月，洪武帝把他封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让他坐镇北方边境，以保证国内的安全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那时的燕王只有10岁，直到他成年以后才于1380年4月去北京就国。到了这时，他在宫廷已经接受了优秀学者和佛教和尚们的最好的通才教育。他在明王朝头等将领们的辅导之下也已经开始表现出军事领导才能；特别是徐达（1332—1385年）对他的教导更有效，因为1376年他在皇帝的意旨下娶了徐达的长女。在往后的数十年中燕王守卫他的藩封时，他经常指挥对蒙古人的战斗，在老将们的辅弼之下很会打仗。他的功绩赢得了他父亲的好评，但也引起了后者的烦恼，因为他越来越变得心志不凡、目中无人和闹独立性。当1392年洪武帝册封他长兄的儿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为皇嗣的时候，燕王显然是异常失望的。
1398年末，即建文帝即位之初的几个月中，皇帝开始考虑怎样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同时削弱诸封建王国的权力，并且利用或有或无的罪名对那些较小较弱的藩王采取激烈的行动。周王朱橚（1361—1425年）是第一个倒台的，接着另外四个王子也垮了下来：代王朱桂（1374—1446年）；湘王朱柏（1371—1399年）；齐王朱榑（1364—1428年）；以及岷王朱楩（1379—1400年）。一年之内在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之后，燕王便成了下一个目标。朝廷承认他是最棘手的敌人，因此在行动上很小心谨慎；可是，这样一来反而给了燕王集结部队和作准备的时间。
现在不能肯定，燕王何时才开始下定决心对抗朝廷。据有些材料说，他在道衍和尚（后名姚广孝）的影响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对着干的意思；按，道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里来任事的，并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据说在朱允炆被封为储君以后曾向燕王进言，说他注定会有九五之分；他并且鼓励燕王谋划进一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当建文朝廷开始清洗他的兄弟们的时候，燕王马上觉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于道衍（这时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顾问和谋略家），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这一威胁。燕王已经用招降蒙古士兵的办法扩充了他的部队，同时他又和那些对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内外勾结起来。可是他还无意立即行事，因为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南京作为人质，以保证他不乱说乱动。与此同时，双方的间谍和代理人来回打报告。燕王在1398年和1399年搞了许许多多鬼把戏，又是装病，又是装疯，请求遣返他的儿子们。直到1399年6月建文帝才准许他的几个儿子回到他们父亲身边——历史学家们把这一决定称为愚不可及；燕王这才决心用军事行动抗命朝廷了。
敌对行动爆发于1399年7月末；那时有个忠于建文朝的军官抓到了属于燕王藩国的两名下级官员，并把他们送往南京以煽惑罪处死。燕王抓到了把柄，利用这个机会在8月5日向邻近几个州县发动军事进攻，借口要清除朝廷里的奸佞官员。这标志着在朝廷和燕王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的军事对抗；后来这场战争被掩饰而说成是“靖难”之役。
为了给他的叛乱设词辩解，燕王在后来几个月内精心策划了几篇文告：它们包括在1399年8月和12月致朝廷的两封信，以及后来给官民一体知照的宣言。这位藩王坚持说，他正在进行的是终止内乱的正义行动，而且无论衡之以儒家的孝道，还是衡之以规定诸藩王义务的《祖训录》中的条款，他的行为都是对的。他指责皇帝，特别是指责他没有把他父皇的病情告知他，没有让他奔临丧葬；另外，还指责他毁坏先皇所居之宫室，从而背弃了洪武帝的祖训。
他还指责皇帝受齐泰、黄子澄等宵小之臣的诱惑，对诸皇子进行了迫害，并且错误地指控他在做军事准备来反对皇帝。他争辩说，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自卫，同时他要求皇帝去掉左右的奸诈顾问们，恢复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除此之外他还声称，他有义务来执行这次惩戒使命，因为他是马皇后所生的最年长的健在儿子，就责无旁贷；他指天誓日地否认他对帝位感兴趣，只是说他是本着《祖训录》中的规定而开始清除朝廷中的小人官员的。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材料，他的任何指责是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或者他是否真正能够在当时就把这些论点公诸于世，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这些指责对燕王来说却是关系成败的问题；最终地它们要使他对抗朝廷的行动站得住脚，并且还可帮助他纠集能够抗命的人马。这就是为什么这位藩王在篡夺皇位以后要篡改历史记述，把那些和他的言论相矛盾的记载统统去掉，换上支持他的合法继承权力的一些历史说辞。
在叛乱开始的时期，燕王尚不占兵力上的优势。他的军队只有10万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没有能够控制任何其他领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已经废除了几个封建藩国。但是，这种简单的比较会把人引入歧途。燕王的强大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他自己有领导能力；他的军队素质高——包括来自兀良哈诸卫的蒙古骑兵大队人马；他的战略高超；他又有不可动摇的必胜的决心。反之，皇帝的军队因指挥上无决断和协同作战不好而大受损害；同时朝廷又分散精力去搞那些甚非急务的政府改组工作，这当然也影响了战局。
从1399年末到1401年中叶是战争的开始阶段，它主要限制在北京（北平）府的附近州县和山东济南附近的据点。战争正式开始于8月末，那时建文帝派遣耿炳文（约1339—1404年）这位退休的高级军官为大将军去平定叛乱。9月11日，耿炳文想把叛军限制在北京附近，便在北京西南的真定部署了13万人的大军，但在两个星期之后便受了重创，被打败了。于是已故的将军李文忠（1139—1184年）之长子李景隆接过了指挥权；但是，他也同样无能。10月中旬，燕王离开他的封地去寻求新兵；李景隆便乘他不在北京的机会率领讨伐军从南京地区开往北京。他在11月12日合围北京，但是燕王马上回师并击败了李景隆；因为李景隆的士卒大多数是南方人，不耐北方的苦寒，因此他被迫在三个星期以后退兵到山东西北的德州。
12月6日，燕王又送了一封信给朝廷，指责齐泰和黄子澄。作为战略上的姿态，皇帝正式罢免了他们两人的官职，用茹瑺（1409年死）代替了齐泰。可是，事实上他继续依靠他们出谋划策。在1400年1月月中，燕王又在西北发动了攻势，攻入山西；他在山西攻取了一个关键的府城之后就直趋首府大同。李景隆拖延了时日。当他的援兵在3月份到达大同时，燕王已经回师北京，李景隆便拖着疲惫和深受北方寒冻之害的军队返回德州。
1400年5月，双方在北直隶中部保定附近的白沟河岸上展开了一场大战。李景隆这一次想用钳形攻势一举粉碎燕王的军队，但是他在5月14日因大暴雨和洪水而失败了。四天以后，两军约60万人马打了一场对阵战。李景隆的军队拥有火器装备；但是他再一次受重创而溃败，在5月30日先退到德州，然后又退到济南。燕王现在却受到平安将军（1409年死）部下一支帝国骑兵队伍的威胁；幸而他的次子朱高煦从北京率援军来到才救他脱离了险境。
6月1日，燕王恢复了攻势，第一步进攻德州。在开赴德州的途中他击败了李景隆劳顿不堪的军队，并于6月8日围困了该城。德州由平安和盛庸（1403年死）防守；后者是帝国最能征善战的将领之一。燕王对守军的攻势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且在帝国军队手下连吃几次败仗，因为皇帝的部队有时出城袭击他的后方。9月4日，当燕王得知从南京正在开来一支救援部队时，他解围而去，退回了北京。皇帝的军队再次控制了德州。朝廷对李景隆的表现不佳感到沮丧，就在6月后期免了他的职，而以盛庸为大将军来负责平定叛军。在1400年秋天到1401年春天之间，燕王从逃离南京的宦官和将军们那里得了些消息，他便借此机会决定打一场消耗战。他采用游击战术，在北直隶的南部和山东西部进行一些牵制战和佯攻战，同时他找出了能绕过许多设防据点的南进路线。这就揭开了内战的新的一页。
1401年1月9日和10日，燕王进攻山东境内运河之西的东昌，但遭受了重大的失败。帝国的大将军盛庸这一次又使用了火器，打死了燕王军队中的几名将领和数万士兵。燕王在撤退回北京的时候，几乎被平安的骑兵所生擒。皇帝被这次捷报所鼓舞，在1月31日又恢复了齐泰和黄子澄的职务。燕王下决心要控制北直隶的南部，他在2月28日恢复了攻势。4月5日和6日，他的军队重创了德州附近滹沱河以北夹河上的盛庸的军队。这个月的晚些时候，燕王又击溃了平安的援兵。皇帝在失望之中于4月17日重新罢免了齐泰和黄子澄，而以茹瑺取代齐泰——茹瑺（1358-1409）和遭贬的李景隆现在是朝廷里的主和派领袖人物。
这种重新组合的方式形成了人们熟悉的格局。当胜利似乎在望时，齐泰和黄子澄被官复原职；当战局不利时，他们又被罢了官。这不仅是意在安抚燕王的一种只有象征意义的人事变动；它表现了皇帝周围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在政府新班子的领导下，皇帝向燕王做了一些最后遭致夭折的和平试探。但是，他继续支持他的这两位主要的顾问，而且委托他们去长江中游组织民兵队伍，以取得对他的帝业的支持。
在整个这个夏天，燕王不断袭击通往真定和德州的运河供应线，捣毁了从北直隶南部到山东南部的仓库和运输设施。1401年7月初，盛庸未能切断燕王沿运河的供应线；这条线路使山东北部的帝国部队面临很大危险。8月末，平安从真定对北京发动一次胜利的反击，迫使燕王又一次回师北上。但是，平安和他的僚属们在10日末又被遏阻，燕王则在11月底回到了北京。与此同时，建文朝廷从朝鲜输入战马，想以此增强它的战斗力，因为朝鲜国王李芳远（1400—1418年在位）公开表示支持皇帝打燕王。但是这些办法未能影响战争的结局，因为军事领导太无能了。1402年1月，燕王离开他的封国，开始对南京发动一次新攻势。他听了给他当间谍的皇帝宫内太监们的劝告，绕过了运河沿岸、安徽和南直隶的淮河沿岸的设防堡垒，集中进攻那些防御甚差的城市和县。他的部队绕过了德州，渡过了黄河，并在一个月之内拿下了山东西北部的几个咽喉据点，完全切断了帝国政府通往北方的供应线。朝廷马上派已故徐达将军的长子、同时又是燕王妃的兄弟徐辉祖带兵增援山东；但是他没有能够挡住燕王的军队。燕王一直南进，在3月3日拿下了南直隶西北部的徐州。这时，皇帝的军队从北京地区和德州撤回，想保住南京畿辅地区。
1402年4月初，燕王进入安徽北部的宿州，打败了平安的骑兵，后者是被派来拦截他的。但是，5月23日燕王在安徽灵壁南面的祁门山受到严重挫折，被徐辉祖所率皇帝方面的优势兵力打败。燕王在这次战事失利中幸免于难，在5天以后，他利用徐辉祖突然被召回和援军到来的机会，对在灵壁驻兵的平安发动突袭，拿获了平安本人和其他几个重要将官。他的军队在6月7日攻破了淮河上盛庸的防线，并在绕过了淮河附近的凤阳和运河上的淮安（在洪泽湖附近）这两座坚固设防城市之后，以闪电的速度直下淮河，于6月17日攻占了扬州。7月1日，燕王的部队被盛庸的水军挡在南京对岸的浦子口。两天以后，指挥长江舟师的都督佥事陈瑄（1365—1433年）叛投燕王，因此燕王的军队有了渡过长江的船只。他们马上过了江，未遇抵抗地直抵南京城郊。
在此以前，建文帝曾经把他的军队从北方召还，并纠集南京附近的新兵来保卫京师，但是朝廷的政策迄至最后一刻也没有定下来。6月20日被召回的齐泰和黄子澄力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京师；李景隆和茹瑺则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7月9日，皇帝派李景隆和洪武帝的第19子朱橞（1379—1417年）到南京城外的龙潭向燕王提出议和。他们回来报告说谈判失败，但是他们显然利用这次使命想用别的办法终止战争。5天以后，即7月13日，李景隆和当时防守金川门的朱橞私下密谋；他们不经战斗，大开城门，欢迎燕王入城。
在燕王军队抵达后的一场混战中，南京城内的皇宫大院起了火。当火势扑灭后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尸体，据说它们是皇帝、马皇后（于1395年结婚）和他的长子朱文奎（1396年生）的尸体。皇帝最后的真正命运仍然是一个谜。不能肯定他是否真的被烧死了；后来对他的帝业抱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们都说他乔装成和尚逃离南京。官方历史学家当然只能说皇帝及其长子已死于难中；否则，燕王就不可能称帝了。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朱文圭当时只有两岁，他和皇帝家中其余幸存的成员一起被生擒。他被免于一死，但和其他家人一起被长期监禁，直到1457年他56岁时才重获自由。
燕王在礼仪上拒绝了他的支持者们反复劝进之后的几天，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但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次日，他下令给据说是建文帝及其家属的遗体安葬如仪，但是，他没有给这位死去的皇帝以谥号。接着他发了几道文告，把他的登极遍告国内和国外。1402年剩下的几个月被称为洪武35年。新皇帝用这种办法明确地否定了建文帝的合法性；他把次年称为永乐元年。开国皇帝的所有法律和制度一概予以恢复。另外，新皇帝命令销毁建文时期的档案，只留下关于财政和军事问题的档案，同时他又禁止关于这个时期的事件的一切论述。
新皇帝把最暴烈的手段专门用来对待忠于建文帝的官员们——像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他曾经希望那个不易收买的方孝孺现在会俯首承认他的胜利并给他效命，以此操纵士大夫阶级来支持他的事业。方孝孺对他破口大骂，因此他和另外一些人一起被残酷地处死，他被说成是曾经错误地引导皇帝的大奸臣。这是一次恐吓中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血腥行动。在此期间，和从前建文皇帝的官员有牵连的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都或者被处死，或者被监押，或者被流放；这一次血腥清洗的猛烈程度只有明太祖所实行的暴政可与之相比。
建文帝的遗产
不管建文帝是被焚而死还是为了逃避而乔装成和尚，他的结局很凄惨，失掉了九五之尊。为了实行报复，永乐时期的官方历史掩盖了建文的年号而人为地把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年，即从洪武32年延长到洪武35年（1399—1402年）：这个时期曾经被历史学家称之为“革除”时期。建文的年号迟至1595年10月才被万历皇帝恢复，那是作为编纂明王朝历史的流产的计划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可是，要到242年以后的1644年7月，南明君主福王朱由崧（1646年死）才定建文帝的庙号为“惠宗”，谥号为“让皇帝”。这后一个尊号之所以被选用是为了适应民间传说，即建文帝并未死于宫中大火，而是为了解除内战的普遍苦难而自愿逊位给他的叔父的。
福王的统治不过一年，这个统治及其敕令均未被清政权所承认。只是到了1736年9月当乾隆帝（1736—1796年在位）封建文帝为“恭愍惠帝”时，他的皇帝地位才完全恢复。由于这种种情况，他在明王朝的正史（《明史》，1736年）中被称为“恭愍惠帝”，但在由王鸿绪（1645—1723年）在1723年完成的更早一些的《明史稿》中还是直截了当地被称为“建文帝”。
建文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在他们的真诚而勇敢地致力于提倡仁慈的文官统治和推进群众福利方面，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他们放弃了明太祖的政策，并且与燕王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背景下掌权的，同时又公开承认有不同的统治概念。燕王的权力是建立在北方边境上，而且依靠的是军官们的支持；建文帝及其左右与此不同，他们是以南京为基地，他们依靠的是长江下游的儒家精英阶层。他们认为搞像洪武帝时期那样的极权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统治，会大大地危及王朝，因此他们相信只有提高儒家价值观和文官的权威，去掉有权势的和半自治的诸藩封王子，才能使之得到纠正。他们没有成功，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兵力上次于燕王，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多少实际经验，在战场上缺乏果断的领导、周密的计划和首尾一贯的战略方针。
这次内战对于明王朝所产生的结果已经超出了争夺帝位的阋墙之争。洪武帝封建半自治的藩王已经对王朝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用军事势力压过文官制度的办法来支撑独裁统治，这就在无意中挖了皇帝权力的墙脚。燕王的胜利不仅是一个藩王对皇帝朝廷的胜利；它也是军人权力对文官政府的胜利。燕王——即永乐帝——无限期地延续了开国皇帝的军事遗产；这份遗产使文官政府黯然失色，还使帝国达到了权力和影响的顶峰。可是，建文帝的文官之治的理想并未丧失殆尽。它仍被继续在永乐帝手下供职的前洪武帝和建文帝时期的官员们所珍惜；而且当永乐帝死后，他们再一次提倡儒家关于文官政府的原则，并在洪熙和宣德两朝取得了具体结果。
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中，建文之治通过关于这位命途多舛的皇帝的大量传奇故事而受到人们的怀念——这些传奇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同情他的苦难遭遇，以及被他的有神秘色彩的命运所吸引。这一传统最初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人们天真地相信，在南京陷落时皇帝并没有死于宫中之火，而是乔装成和尚设法逃离了京师；后来情节变得越来越复杂了。1440年末的一个稀奇古怪的事件表明了这个传说有多少人信以为真。有一个90岁的老和尚利用这个传说来到了正统皇帝的朝廷，自称他是从前的皇帝。这个骗子后来被揭露并处死了，但这个事件却助长了人们的幻想，也激发了其他相关传说的产生。
在16世纪以后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演义中，建文帝和他的殉难的随从人士都逐渐变成了悲剧式的英雄人物。这些作品都把这位皇帝描写成为一位勤于政事的和仁慈的君主，对他的叔父慷慨大度，并自动地提出把皇位让给了后者。它们还渲染一个故事，说在京师失守之日他逃脱了叛变者的耳目，当了一位高寿的和尚，死后仍然留有后代。它们也同情地描述建文的殉节者，如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说他们是忠臣义士，声称他们的身后也仍有许多后嗣，尽管他们受到迫害。这些无奇不有的传奇故事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建文帝及其所信奉的理想的同情；它们还表明了对于永乐皇帝的不公正所要倾泄的被压抑的愤怒以及对他的暴虐政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是对他篡夺合法继承权的否定。
说建文帝自动地让位给燕王，这种故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此说甚至被郑晓（1499—1566年）认为有可信的历史真实性，并把它收于他的《建文逊国记》（约1566年）中。它因此助长了人们给建文帝重新树立形象的心理，并导致在1595年正式恢复了他的年号的行动。关于建文朝代的幻想故事和传闻轶事在下一个世纪仍然不断地出现。这些传说变成了人们发泄压抑情绪的通风口，是他们在极权统治下对要求仁慈和正义的呼吁。它们不仅戏剧化了这位皇帝的英雄业迹，使他成了悲剧式的人物；由于它们进而想纠正不公正，它们谴责永乐皇帝及其支持者们是一伙叛贼和恶棍。人民群众对这位先前的皇帝的同情是如此普遍，致使它被明末清初的许多叛乱领袖所利用，他们都伪称自己是他的合法的后代。在学者精英阶层中，从明代中叶和末叶起，也一直增长着这种谴责永乐皇帝的倾向（虽然只是用掩盖的词句来写的），因为他们把社会问题看成是他的专制政策的后果；所以在这种倾向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对他的同情心。乾隆皇帝在1736年决定恢复建文帝的合法地位，其部分原因便是人民和士大夫精英怀有这样的情绪。
第三章 朱棣
成长经历
明成祖朱棣（1360-1424）是明朝第三代皇帝，1402-1424年在位。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役，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
永乐盛世
”。汉族，安徽凤阳人，生于当时称作应天府的南京。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朱棣冕服图曾居老家凤阳，对民情颇有所知。十三年就藩北平（今北京），多次受命参预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死去，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
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发动靖难之役，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乐（1403～1424年）。
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自称“靖难”。四年，破京师（今江苏南京），夺取帝位，杀方孝孺等人。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由于成祖年号为“永乐”，后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极力肃整内政，巩固边防。在文化事业上，加强儒家文化思想的统治，大力扩充国家藏书。永乐四年（1406年），至御殿观览图书，问大学士解缙：“文渊阁内经史子集全备否？”解缙回答：“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他又说，士从家稍有余资，便欲购书，况于朝廷？遂召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购访天下遗书。又指示购奇书要不惜代价，“书值不可计价值，唯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永乐年（1403年）命解缙等人编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技艺之言，各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动用文人儒臣3000余人，辑古今图书8000余种，谓“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于永乐六年（1408年）编成，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定名为《永乐大典》。藏于“文渊阁”中，对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有重要贡献。迁都后，在宫内东庑南，又建，“文渊阁”，南京之书，大量北运，把《永乐大典》运至北京后，专贮于“文楼”。使明代国家藏书建设发展迅速。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实为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现仅存世3%。
明成祖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疏通大运河；迁都并营建北京，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500余年的首都地位；组织学者编撰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设立奴儿干都司，以招抚为主要手段管辖东北少数民族。更令他闻名世界的是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前六次在永乐年间进行，第七次下西洋在宣德年间进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河沿岸国家。明成祖可谓功绩累累的一代雄主。
朱棣即位之初，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永乐初，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王旧封，但当其皇位较巩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他还继续实行朱元璋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告讦。他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厂卫合势，发展和强化了专制统治。
朱棣十分重视经营北方，永乐初即改北平为北京，设行在六部，增设北京周围卫所，逐渐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军事中心。七年在女真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与此同时，争取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政府封号。永乐八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1410、1414、1422、1423、1424），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巩固了北部边防，最后死于班师途中。五年派兵统一安南（今越南），在河内设立了交趾布政司（行省），进行直接统治。七年开始了营建北京天寿山长陵，以示立足北方的决心。十四年开工修建北京宫殿，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于九年疏浚会通河，十三年凿清江浦，使运河重新畅通，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其他边疆地区的统治也得到发展。十一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乱后，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为加强对乌斯藏（今西藏）地区的控制，朱棣派遣官吏迎番僧入京，给予封赐，尊为帝师。他还于四年设立哈密卫，并多次派遣陈诚、李达等人赴西域（今新疆），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全国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
为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起，朱棣派郑和率领船队七次出使西洋，所历三十余国，成为明初盛事（见郑和下西洋）。永乐时派使臣来朝者亦达三十余国，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浡泥王和苏禄东王亲自率使臣来中国，不幸病故，分别葬于南京和德州。四年朱棣派兵征安南，次年安南内属，于其地设交趾布政使司。
永乐时全国范围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但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使有些地区发生了农民流亡与起义，十八年山东发生的唐赛儿起义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支。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葬于长陵，庙号太宗，明世宗朱厚熜（嘉靖）时改成祖。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简称文皇帝。
在我国古代一流帝王中，明成祖朱棣做的大事和别的一流帝王比只高不低，像郑和下西洋、设立奴儿干都司、下令编撰《永乐大典》、设立内阁制度、迁都、等等。只要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明朝几乎所有可以拿的出手的大事都是朱棣做的。清朝皇帝康熙称朱棣的时代为“远迈汉唐”。能让一位杰出的帝王称赞另一位杰出的帝王，可以说朱棣他做的这个皇帝是合格的。永乐盛世
永乐盛世是明朝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明成祖统治期间以永乐作为年号，朱棣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并且宣扬国威，大力开拓海外交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上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永乐盛世。
明太祖朱元璋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所以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所效仿，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内阁品级不高，一般要经过翰林院庶吉士锻炼，后来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进内阁”的潜规则。
明成祖朱棣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永乐帝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全书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自《永乐大典》公众于世之后常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明成祖朱棣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铁骑，迫使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永乐帝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明朝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永乐十年（1414年），永乐帝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永乐帝班师回朝。永乐十七年（1421年），永乐帝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蒙古势力遭到永乐帝的连续打击后，此后数十年都无法对明朝构成威胁。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管辖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以及对安南的战争。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这就是伟大的郑和下西洋。永乐帝在位期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朱棣出生于元末的战乱时期。那时群雄并起，互相征伐。在朱棣出生时，朱元璋与陈友谅正打得不可开交，以至于连给儿子起个名字的工夫都没有。朱棣自称是马皇后嫡生，实际上他的生母是个贵妃，为此衍义出许多的野史和传说。朱棣长大后被封为燕王，就藩北平。他娶徐达的长女为妻，成了他的好内助。燕王是诸王当中势力最强的一个，在抵御蒙古诸部的内扰中，他得到了锻炼，也初步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
元末是个战乱年代，大批老百姓流离失所。真是乱世出英雄，朱元璋异军突起，以应天（今南京）为根据地，积极扩充地盘。朱元璋多妻多子，朱棣是他26个儿子中的第四子。其中有好几个儿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明朝建立时，朱棣已是一个八九岁的儿童。那时全国仍很凋敝，满目疮痍。这一切都在朱棣的幼小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元朝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5月2日），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作应天府的南京。应天，是顺应天命的意思。4年前（1356年），朱元璋渡江攻下集庆（南京），就将集庆改名为应天。他要，推翻元朝，削平群雄，自己当皇帝。现在他又有了第四个儿子，照理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几乎与朱棣呱呱坠地的同时，前线传来了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涂县）的告急文书。陈友谅如果攻陷了太平，并要接着进攻应天。但军情紧急，他甚至对自己的这个儿子都来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线指挥打仗去了。至于怎么样为这个孩子取个吉祥名字，他就更没有功夫去琢磨了。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准备转过年头就要正式登基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经有了7个儿子，自然是满心高兴。这时形势已经初安，他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庙，把自己渡江后生了7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曰棣……。这时朱棣已经7周岁，他这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
朱棣的生母是谁，居然还是个谜，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中国古代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称为嫡母，其它的妾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份上有重大差别。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它庶子则不得觊觎。
朱棣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谓嫡子了。其实，经历代学者考证，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马皇后。成祖的生母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他的身世，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有野史记载碽妃就是成祖（朱棣）生母，并且正史之中也能找到应对此项推测的证据。
朱棣在宫廷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11岁的时候被封为燕王。又过了10年，他已成了一个英姿飒爽的青年，便率领护卫就藩北平。这段时期的生活对他以后的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一般人看来，帝王子孙们的宫廷生活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其实不然，除了物质生活富足以外，其它乐趣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枯燥乏味的。
他们要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都要一本正经，不能有半点儿戏。除此之外，就是跟随几个大儒一天到晚诵读儒家经典。只是他们偶而到郊外走动时，才能目睹到一些民间生活情趣。每当他的皇帝老子要举行大祭如郊祭、谒庙时，朱棣和他的弟兄们都要去助祭。第一次可能还觉得挺新鲜，但时间一久，其枯燥乏味是可以想见的。
另一项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学习儒家经典了。朱元璋年轻时没机会上学，后来只是在马背上学了点文化，当他亲自撰写诏敕或什么祭文时，语句都是似通非通的。他为徐达墓撰写的碑文，谁也断不开句。朱元璋一生都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遗憾。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
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就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作为太子和诸弟学习的场所。堂中藏有大量历代图籍，供他弟兄们观览。征聘各地名儒，轮班授课，教育太子和诸王。师傅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儒，其中如宋濂等。他前后十几年，向太子和诸王讲四书五经，讲封建礼法，一举一动都要合封建礼仪。
如何教育这些皇子们，朱元璋对儒臣们提出了他的教育方针：“譬如一块精金，要找高明工匠打造，有一块美玉，也要有好玉匠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