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谢遂联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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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试读：

作为一种聚落形态，城市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如果以有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永久性的大型建筑、有一定的手工生产场所和交换贸易场所、有一定的城市基础设施、有比较密集的居民居址等五条标准来衡量中国古〔1〕代城市，夏朝中后期的二里头古城可视为城市形成的标志。

在殷墟遗址的发现中，我们知道殷墟曾是一座起码十平方里以上面积的城市，其市区内版筑房屋、宫庙、手工作坊并存。从其房屋遗〔2〕迹的密集程度看，殷都当时的人口已经相当集中。唐人张守节“正义”的《史记·殷本纪》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3〕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如果将这段文字记载和遗址的发现相对证，应当能反映出商代城市的发展及其规模。到了西周就已经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从此，城市对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后的历朝历代，中国古代都市在同时期的世界都市史上均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长时间地走在前面。战国时的邯郸、临淄，秦代的咸阳，汉代的长安、洛阳，魏晋六朝时期的洛阳、建康等都是其所属时代著名的大城市。此外，遍布全国的城市不少都是郡县治所，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王侯、官僚、贵族等豪富之家的集中地。唐代更是迎来了城市发展的一个高潮，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城市的繁荣发达有着许多史料的支撑。

对中国古代城市问题的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尤其是经济史、社会史领域的研究比较充分，成果颇多。历史学角度的城市问题研究并不能代替文学文化史角度的城市问题研究。因为，不同学科，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同一首诗，史学研究者看见的可能是“史实”，并将之作为“以诗证史”的材料；而文学研究者看见的可能是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风貌，因而侧重于对城市生活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进行研究。与历史学领域的城市研究相比，文学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就这个意义上说，从文学角度出发对古代都市进行研究有着必要性。

事实上，中国古代诗歌也确实与都市有着密切的关系。单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从汉代开始，中国诗歌史上有作品存世的诗人大部分与都市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其主要表现方式有仕宦、游历、交游等，从隋唐开始，更要加上另一重要因素：科举。据傅璇琮先生考订，唐〔4〕代每年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人数有二三千人。诗人与都市的这种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诗人的创作风貌。以唐代为例，李白曾在长安生活数载，杜甫十年困守长安，白居易除了在长安、杭州、苏州、洛阳等地担任官职之外，最终终老洛阳。据李廷先先生统计，在唐代有写扬州的诗歌作品两百多篇，涉及诗人六十多人，他们或到过扬州，或在扬州为官，而居于安史之乱以后的约十之八九。〔5〕即使少数刻意保持与都市距离的诗人，在其山林高义的表述中也往往有一个潜在的都市作为参照。正因为绝大多数诗人与都市有着各种密切的关系，很多诗作的产生就有着或明显或隐晦的都市背景。据戴伟华教授统计，在唐代诗歌创作的整体格局中，以京都为创作地点的作品占有绝对之优势，尤其是初盛唐时期大量的宫廷应制诗更是以绝对的数量称霸诗坛，其基本形式有三种：一是以文馆为中心的创作；〔6〕二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创作；三是以朝廷为中心的创作。“在整个唐诗创作中，陕西的诗作占绝对优势，第二位是河南，而河南约是它的三分之一。这说明首都在诗人活动中的地位，佐证了文学史上强调的一个观点：长安作为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代文人很少有〔7〕一生未入长安的。”唐代陕西、河南之所以诗作数量多，与长安、洛阳这两个都市是有密切关联的。陈尚君教授《唐诗人占籍考》一文（收录于《唐代文学丛考》一书）据《唐才子传校笺》（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1987—1995年版）、《唐诗大辞典》（周勋初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等成果，对唐代诗人的占籍情况进行了统计：在京畿道226位诗人中，京兆府（雍州，今陕西西安）占了186人；在都畿道200位诗人中，河南府（洛州，今河南洛阳）占了〔8〕120人。

这样看来，古代诗歌与都市文化确实关系密切，而这一关系已开始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一些文学论著中常常涉及文学与城市的话题，尤其在古代小说、古代戏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明显，在宋词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这一趋势。但是在诗歌领域对古代都市文化的研究还比较欠缺，这不仅使古代文学研究缺少了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也使对当代都市诗歌的研究缺少了中国传统语境。考虑到诗歌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高居于主流文学之殿堂这一重要因素，这种欠缺已经越过了单纯的古代诗歌研究层面，而上升为带有整体性的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不足。

近年来出现了两种趋向试图改变这一局面。第一种趋向简言之是以“地域”概念代替“都市”概念，以弥补古代诗歌研究中都市角度研究的不足。如戴伟华教授的专著《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长安及其他城市就占据了相当重要的篇幅；又如魏景波《唐代长安与文学》（复旦大学2003届博士论文）就唐代长安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这些论著从地域文化角度，对于文学与具体城市的关系有较深入的论述，但是在论述中往往限于地域特征，对于“都市”相对于山林和田园而言的特征较少涉及。

中国古代城市自秦朝开始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后直到清代漫长的两千多年中，由于政治体制的同一性，城市性质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其间，尽管经历了坊市制度从建立到崩溃的整个过程，尽管也有北宋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市民文化的微弱发展，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古代城市的这一属性。因此秦朝以后的城市，不管哪一朝代，也不管是长安、洛阳还是扬州、成都，作为封建城市，在各具特色的同时，它们都具有相比较乡村田园而言的超越具体城市的共同属性。历史的起点也就是逻辑的起点，对中国古代都市文化的考察，笔者认为首先要尽量还原中国古代都市在历史时空下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才能从诸多分散的与都市密切相关的诗歌文本中发现共同的规律性的因素。

当今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的另一种趋势是多以“市井”概念代替都市、城市概念，以市井文学、通俗文学概念代替都市文学概念。或许与这一概念理解相联系，古代都市文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小说、戏曲、词等市民性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文学体式中，诗歌领域涉及很少。对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的研究如果仅限商业文化影响这一个维度，毫无疑问是不够的，在中国几千年来的都市文化史上，商业文化因素并不是中国古代都市本质的第一要义。

两种趋向似乎有明显的分界线，大体而言，对唐代及以前的都市文学研究偏向于地域概念；对宋代以后的都市文学研究则偏向于以市井概念代替都市文学概念。二、都市角度诗歌研究的困难

诗歌领域的都市文学文化研究之所以长期被忽略，其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对都市文学文化的研究确实存在着实际的困难，孙逊先生对此有过论述：

正如西方学者把都市比喻为一个“煮开的大锅”，它不仅什么都有，在内容上无所不包，而且由于都市生活本身就建立在高度“差异性与异质性”的基础上，所以它在天性上拒绝整齐划一，或者说很难从中找到清晰的规律与结构。另一方面，对于都市文化研究来说，尽管在内容上可以无所不包，但在逻辑分析上却很少有它自己的东西……这种状况不仅很容易导致都市文化研究在内涵上“空心化”，〔9〕同时也是它在学科建设上面临的最大学理障碍。孙逊先生在此重点论述的是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困难，其实，对于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而言，这样的困难同样存在。由于“都市”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游移不定，研究内容有时难免泛化或者空心化，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学理障碍，遂使诸多研究者止步不前。

其次，研究者对都市概念的理解也是重要原因。部分研究者往往无视古代都市的特点，将古代都市等同于现代都市，以现代都市观念去比照古代都市文学文化之事实，比照的结果自然是对古代都市特性的忽略。由此造成古代文学文化研究中两种明显偏向：一是否认中国传统文学中都市文学的存在，认为既无“都市”（现代意义上的），何来都市文学；二是将“市井文学”、“市民文学”概念等同于“都市文学”概念。“市井文学”、“市民文学”概念的提出是有特定的文学文化背景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鉴于文学领域存在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俗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偏向，胡适倡“白话文学”概念，郑振铎倡“俗文〔10〕学”概念，影响深远。但近几十年来，在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领域，情形恰恰来了个颠倒，人们论都市文学，多提“通俗文学”、“市井文学”，而很少提及以文人为主的都市文学。翻检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的有关论著，研究者往往以“市井”、“市民”等概念为立论根基，由于其概念中蕴涵的商业文化因素与现代都市概念有相容之处，论者相互沿用。单就通俗文学、大众文化层面而论，着眼于“市井”、“市民”等因素立论的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如果着眼点在于都市文学，则明显地忽略了古代都市精英文学文化这一重要方面。其实，“都市文学”概念在外延上要远远大于“市井文学”和“通俗文学”概念。当今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中对于诗歌有意无意地忽略，客观地说，只是研究了古代都市文学中的“市井文学”或“市民文学”。这导致了诗歌、散文研究上出现了一个由概念遮蔽而出现的盲区，影响了对主流的正统的传统都市文学的研究。近年来小说、戏曲、词体研究等领域的都市文化研究之所以比较充分，与这些文体从起源就带有市民文化色彩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诗歌与都市关系的研究一再受到忽视，因为诗人群体的主体——士人阶层往往与市井有着较远的距离，并且诸多与都市情境密切相关的诗歌作品没有市井色彩的商业外壳。

其实，如果完全以西方现代意义上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都市观念而论，甚至市井文学也同样被认为不是真正的都市文学：

试图从理论上严格定义“都市文学”是困难的，因为“都市题材”就是一个极其暧昧的说法，在大多数小说中，所谓“城市”仅仅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间或背景；而那些“小巷深处”不过是都市里的村庄而已。人们经常以街道小巷来冒充城市的根本内容，那些故事延〔11〕续了“勾栏瓦肆”的市井气，它们充其量也就是“市井文学”。毫无疑问，古代都市文学文化研究不能这样削足适履地简单比照，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起点出发，在还原中国古代都市本质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角度对古代都市文学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都市文化角度的诗歌研究带有题材研究色彩，因此也有着一般题材研究的困难。正如葛晓音教授所言：“研究某一类诗歌题材或形式的纵向流变，较难掌握的是研究对象的界定，以及贯穿其中的主线。中国诗歌的任何一种题材或形式都不可能具有严格的界定范围，一定会有部分作品界限不清，与其他种类相混淆。所以几乎选择单一诗类进行渊源流变研究的课题都难免遭到概念界定的质〔12〕疑。”这的确也同时是都市角度诗歌研究所要面临的一大难题。

上述几方面所揭示的是都市文化角度的诗歌研究中共同的困难，同时，客观地说，这也是本选题研究中所要面临的实际困难。但是上述困难并不是我们无视诗歌与都市关系研究的理由，如果不对古代都市与诗歌的关系进行研究，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难以说通的：一是中国古代都市的繁荣发达；二是文人与都市及都市生活的密切联系。对于研究中可能的困难，孙逊先生说得好：

但另一方面，这也并不构成否定都市文化研究存在的理由，因为单靠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单兵作战”，不足以在整体〔13〕上与深层结构上完成对都市文化进行阐释与研究。更何况，诗歌体式对古代城市文化研究还有着特殊的含义。诗歌在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史上一直是主流文学样式，其主要创作者为文人，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下，居于文化主流地位的文人以主流文学样式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都市文化特征应该说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本质的方面，这些文化特质作为潜移默化的因素，甚至已经内化为我们关于都市的思维方式并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三、文化心态角度的选择

面对都市文化角度诗歌研究上述困境，只有找准了研究的切入角度，研究活动才具有真正的可行性。都市文化心态角度的选取或许不失为一可行策略。理由如下：

第一，人是文学实践活动的主体，文学史是人的精神主体运动的历史。“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14〕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勃兰兑斯不把文学一般地视为“人”学，而将文学视为人的精神主体运动的历史，这无疑是深刻的。文化心态角度的研究无疑是文学史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宁宗一教授在《心态史研究与文学史建构——一个层面的考察》一文中说：

在多元化的文学史叙述中，我则比较关注心态史这一重要层面。这是因为，我们期盼一部成功的文学史，不仅仅是从中看到文学的史实及其发展的一般轨迹或规律。我们期望看到的是凝结在文学文本中所反射出的作家精神的主体运动，从而看到时代的灵魂，民族的灵魂。因此审视文学历史运动，不能忘了窥探人的世界和精神历程，所以，文学史家在审视文学发展的历史时，必须深入到作家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中去，特别是深入到游移不定的心态中去，这样才能显现〔15〕出“不朽”的神韵来。同时，对于文学本质的上述认识对我们选择都市文学的研究角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城市既是空间概念，同时也是个居民概念。“城市既指辖区又指居民，既指物质环境又指集体生活单位，既指有形对象又〔16〕指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结合。”“城市在同一地点集合了一些各不相同的居民，这些居民在共同的空间内并存并相互影响。某些分析〔17〕注重于居民，与此相反，另一些分析则注重于空间。”都市文学研究毫无疑问应该注重都市生活的主体（居民），并尽量地将这一主体与特定的空间因素（都市情境）结合起来。因此，文化心态角度的选择兼顾了都市生活的主体与空间这两方面的因素。

都市是一个不同于乡村田园的文化生态系统，或者说，都市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场。封建都市尽管在本质上不同于现代都市，但有几点是无可否认的：第一，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形态（城墙、宵禁），因此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起变化；第二，它是政治导向的都市，文人居于其中很少有工商业的目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围绕政治、文化而进行的；第三，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乡村聚族而居的大家族生存方式；第四，城市有相对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为数不少的平民商人也是都市社会中的重要成员。

这几方面的特点必然对诗人心态构成影响，并在大多数诗人都市情境下创作的诗歌中反映出来。同时从大量此类诗歌中，也可反证出古代都市上述鲜明的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都市的文化特征。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说：“我们不能将城市仅仅看成是自身存在的事物，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由它的市民感受到的城〔18〕市。”每一个脱离了原来乡土的人际关系、血缘关系而进入到都市文化生态系统中的诗人，必然面对着与原来的生存环境大不一样的都市环境，他必须首先适应这一环境。适应过程中，都市环境固然会改变着诗人，但他在适应过程中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都市文化。“人是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变量。因为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又是文化创造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力量，所以城市的兴盛和衰退无不与人的流动密切相关。同时，人又是文化的适应者，一旦受到某种文化的影响，〔19〕他又会适应这种文化在新的条件下去发展这种文化。”

在文学活动中，人不但是思维主体和认识主体，还是我们认识的目的，文学史的研究只有紧紧抓住“人”以及“人的灵魂”这两个核心，才有可能真正深入地理解上述命题的理论蕴涵。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他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因此，他的对象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对象，不是在认识它的那个心灵之〔20〕外的某种东西。”因此对于诗人在都市文化影响下的心态的研究是必要的。

目前，学术界对于诗人心态的研究，比较重视历时的因素对于诗人心态及诗歌创作风貌的影响，如政局变化、个人经历等（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比较缺少从特定文化空间出发的对于诗人心态的研究。本选题试图将都市作为一个文化场，探讨其对于诗人心态的影响，在这方面做出初步的尝试。

第二，文化心态角度适合于诗歌的表现特点。

诗歌体式与其他文学体式相比有其特殊性。与小说、戏曲、词等体式相比，诗歌在表现古代都市风情方面有时候确实不如小说，甚至也不如戏曲和词体。但是与追忆性的城市笔记小说比较，它又具有即时性和当代性，能实时地同步地反映出文人的都市印象。因此我们认为诗歌在表现都市文化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蕴涵。很多抒情之作不像以风物景观为内容的作品，表面看来并无明显的地域特色或都市特色，此时都市只是淡化为一种情感或情绪产生的背景而存在。但是，诗人所抒发的情感又的确带有都市色彩，只有对诗人的情感特点、心态特点进行分析，才能抓住都市的本质特征。

中国诗歌史素有“言志”、“缘情”两大传统，然而，不管是“言志”还是“缘情”，都不可避免地与诗人的心态联系在一起。诗歌在表现心灵的深度上是其他文体所不可及的，如果仅仅将诗歌当做一般文献来诠释，无视诗人生命中的苦痛、激情与召唤，无论如何都是有缺陷的。

可以说，选择都市文化心态角度作为突破口既照顾到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从而避免了研究的泛化和空心化，又照顾到了诗歌体式相对于赋体、小说、戏曲等其他文学体式所具有的文体特点，并且有着较充分的学理依据。

第三，都市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同时又包罗甚广，要想把握其研究内容是不容易的。而心态研究或许可以作为连接都市各因素的中介，藉此对于诗歌与都市文化的关系进行一定的揭示。关于心态研究的这一作用，有学者作过论述：

一代文学之形成，表面看来虽然是一代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事实上，文学作为文人创造的精神产品，它在诞生之前，不论曾受到过多少外在的影响，也不论这影响有多么深刻，它们终须经受作者情感的过滤和心灵的淘洗，内化为一种难以清楚言说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化心态，而文学便是这一文化心态再度外化的直接结果之一，也是这一文化心态较为精致的表现形式之

〔21〕一。

左东岭先生也有过如下论述：

我认为，要将其他领域中的因素落在文学研究的实处，就必须找到这个中间地带的连接枢纽，这个枢纽就是综合各个领域的关键。我以为心态研究是可以作为这个连接枢纽的。心态也就是作家对于社会的理解，是他面对时代的种种变化时的心理状态，他是一个立体的、包括了理性与情感诸因素的浑融之体，是可以起到连接文学与社会诸〔22〕要素的中介作用的。

都市各因素固然会影响到诗歌的创作及风貌，但很多时候并不直接作用于诗歌，因此必须寻求连接诗歌与社会诸要素之间的中介，诗人于都市中的文化心态恰恰可以作为连接都市与诗歌创作之间的桥梁。

而心态研究本身也具有相比于其他研究角度的优点，对此，有学者论述说：

文人心态是极富统摄力的，它与文学的关系也要比许多外在的显示和传统要素更直接、更切近。这使我们从文人心态入手来研究一代文学，或从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追踪、逼近一代文人心态，在学术的层面上有了实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像人们惯常所理解的那样，仅〔23〕仅把这项研究视为无根底的玄谈。

如上所述，选取都市文化心态角度进行古代都市诗歌研究不失为一可行策略。

第四，立足于诗歌文本的诗人群体心理研究。“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24〕其为艺术作品。”诗歌文本是诗人心灵的凝聚场，因此，诗歌文本往往是分析诗人心态的最好凭借。立足于诗人的诗歌文本，我们有可能通过文本与诗人进行将心比心的心灵的对话。贺仲明教授在其专著《中国心像》的“前言”中说：

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真实地反映他的内心世界的只有他的文学作品。也只有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他才是最为真诚、最为可信的。其他如作家对话和各种创作谈，都不如他的作品揭示他的心灵更真实客观。所以我们认为，在任何时代，我们都不能够完全依靠作家的自我谈话去评判一个作家，也不能将作家的生平道路与他的文学创作混到一起。只有从文学作品出发，既不拘泥于将作品思想与作家心理简单对应，又要深切地把握这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才能捕捉到〔25〕作家心灵在文学世界中的真实跃动。

唐代时间跨度大，不同的诗人个体由于环境与境遇的不同，其生命状态及体会也会有所不同，由此对都市的看法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在唐代诗人大量关于都市的作品中，往往有一些关于都市的情绪类型，超越具体作家的具体境遇，反复地出现于作品之中，这些反复出现的情绪类型累积起来构成了文人对于都市的几种心理范型。“文学思想研究中的心态研究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群体心态的研究，需要舍弃一些次要的个人因素甚至地域因素，但又不排除某些〔26〕个人与地域因素会在群体心态中占有重要位置。”士人心态研究一般着眼于对于群体心理的考察，更多地关注的是某一时代的士人心态倾向，它与单纯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有很大不同。由于以社会群体心态为研究重点，研究中对士人个案心态涉及较少，即使对一些重要士人的心态个案研究，也是为了考察那个时代总体的士人心态倾向。

本论著着眼于唐代诗人这一社会心灵的总体，重点进行综论性质的宏观研究。“文学的历史则是集体的时代的文化心理的连续呈现，〔27〕它依赖于集体意识，依赖于对社会集体心理的明彻揭示”，笔者相信对唐代文人都市心态的梳理将有助于揭示民族深层的文化记忆。四、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本选题属于文学史、都市史与心态史的交叉研究，目前尚无直接的研究成果，但是，有不少学者做了许多相关的基础工作，现有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立足于都市研究的成果

立足于都市研究的成果包括两类，一是侧重于历史角度的都市研究成果；二是侧重于文学文化角度的都市研究成果。

侧重于历史角度的古代都市研究成果颇多，对于本选题有着重要的价值。曹洪涛《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一书（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进行了概括而精要的论述。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对都城制度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索，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后一阶段从北宋到明清，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刘运勇《西汉长安》一书（中华书局，1982年）对于西汉时期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论述。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从社会史角度对汉代城市社会的聚落形态、物质结构、公共生活、学校与祠庙、社会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一书（台湾学生书局，民国81年）其上篇对六朝建康城的经济基础、园宅、市廛民居与治安等方面进行了较细致的论述，并将六朝建康城与北魏洛阳城进行了比较论述；其中篇重点探讨浙东城市与士族；其下篇重点探讨中古时期的都城坊制问题。卢海鸣《六朝都城》一书（南京出版社，2002年）对六朝时期建康城的规划营建布局、宫城都城建筑、市场、里坊、园林及宗教建筑等进行了探讨研究。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对长安的立都条件、都城的营建、布局规划、建筑制度以及都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可称为唐都长安城的专史。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将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对唐都长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长卷式的介绍。

同时，西方学者的城市理论著作也对本选题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如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支柱，它以全球城市发展为视角，探究了数千年来城市和都市生活的进化过程，有利于从全球城市发展的角度予中国古代城市以一个相对的定位。其他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也从世界城市史角度，对中国古代城市特性有着诸多论述。

近年来，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侧重于文学文化角度的都市研究成果。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一书在相关成果和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引入纵深，重点考察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探讨了文士籍贯地理分布的状态及其内涵，并分析了诗人占籍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

阎琦《古都西安——唐诗与长安》一书（西安出版社，2003年）以唐代诗歌为主要材料，较全面地描述了唐代长安各阶层的社会生活、长安的四时、节俗、技艺以及都市胜迹。樊光春《古都西安——长安道教与道观》一书（西安出版社，2002年）对长安与道教的关系进行了从秦汉到明清的历时的梳理。李志慧《古都西安——汉赋与长安》一书（西安出版社，2003年）对汉赋与长安的关系做出了描述性的梳理。但是这三种著作属于《古都西安》大型丛书，受体例所限，只是将相关文学材料进行了分类排比，相对缺少学理性论述。

在宋词研究及小说研究领域，已有学者将文学作品与都市文化相结合并做出了直接的尝试。如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认为有相当一部分宋词是宋代城市生活的产物，其内容、音乐、体制以及艺术精神都烙上了城市生活的印记，并试图揭示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的内在关系。又如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将唐代至晚清小说中所涉及的城市文化现象作纵向、历时性的描述，对历代小说中所反映的典型城市进行透视分析，试图从小说的角度揭示古代城市文化的特质和内涵。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一书（中华书局，2004年）对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的关系做了较系统的研究。

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尝试运用形象学、母题学等研究方法阐述中国文学中商人形象的演变史，对中国文学关于商人的理念作了回顾和总结。姜革文《商人·商业·唐诗》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唐诗为落脚点，对唐诗中关涉商人和商业的篇什作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力图通过唐诗探求当时真实的商业状况及商人的生存状态。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一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以宋代涉商诗为主要文本资料，“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对宋代涉商诗进行历史解读，并试图用诗歌勾画一部宋代商业史。

国外这方面的研究，笔者所知如美国哈佛大学宇文所安在其《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三部著作中都对都市文学文化进行了讨论，其《初唐诗》中第九章为《京城诗》，《盛唐诗》第五章为《第一代：开元时期的京城诗人》，第七章为《王昌龄和李颀：京城诗的新趣味》，第十四章为《八世纪后期的京城诗传统》。在这些章节中都贯穿了将诗歌研究与都市研究相结合的意识。但是该书的研究重点并不在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方面。

1983年9月，中国古都学会在西安市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会后将提交大会的四十余篇论文选编结集为《中国古都研究》，1984年11月在南京市举行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精选会议论文编为《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相沿成例，至2005年已出至第二十辑。这些论文对中国八大古都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涉猎及论述。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是唐长安研究的专辑，收录了多篇关于长安研究的论文。其中荣新江《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介绍了以往对唐长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一文考证了里与坊的异同、里坊制度的形成变化及瓦解过程、里坊的基本形态及其管理机制，认为里坊制度的出现适应了政治军事管理的需要，其崩溃也是精神和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一文对长安坊里之间的隋唐文学人物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一文认为终南山与长安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深远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基础，不仅是具体的、物质上的，也是无形的、观念上的。2.立足于心态研究的成果

对古代士人心态的研究属于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中引入了心理学视角，部分学者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创作主体本身，在士人心态方面出现了诸多成果。罗宗强教授《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开启了士人心态研究的学术路径。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人心态史》丛书，其中，池万兴、刘怀荣所著《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一书融合了心理学、美学、思想史、文化史等学科理论，以唐代士人心态为考察中心，重点探讨了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个案。

近年来，还出现了不少以心态研究为中心的学术论文。宁宗一教授在《心态史研究与文学史建构——一个层面的考察》一文（《东方丛刊》，2006年第2期）中倡导从心态史的角度来建构文学史，认为心态史的考察与叙述将大大丰富文学史建构中作家作品的深度与张力，并提出古代作家心态史的研究，其方法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也就是多视角、多层面、多侧面的。另外与都市心态研究关系较密切的如李红霞《论唐代园林与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两篇论文对唐代士人心态与园林的关系有所揭示。李浩《唐代园林别业与文人隐逸的关系》（上、下）（《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2期）也对园林别业与唐代士人的精神状态进行了论述。周晓琳《“金陵”意象与古代作家的怀古心态》（《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探讨了“金陵”意象从地域概念到政治文化色彩的艺术符号的转化，认为“金陵”意象承载着作家沉重的感伤情绪，寄托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张淑娴《明代文人园林画与明代市隐心态》（《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一文认为明代中晚期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推动了明代绘画中以园林为表现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加，并认为明代园林画是文人画家市隐心态的流露。

以上就与中国古代都市及文人心态研究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评述，限于所见，很可能有所遗漏。同时唐代文学研究中其他重要成果对本选题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如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孙昌武先生《道教与唐代文学》等，限于篇幅，此处不作论列。五、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本选题在研究上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文史结合与文史互证、数量统计等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由于诗歌的“言志”“缘情”特点，诗歌文本中凝定了诗人的心灵活动，因此对于诗人心态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本论著从大量作为第一手材料的诗歌文本出发，力图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以发掘出唐代诗人于都市情境中的特殊心态。

文史结合、文史互证：文史结合、文史互证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对古代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的研究涉及诸多历史问题，因此研究只有建立在对相关历史知识的较好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持之有据。

数量统计法：数量统计有助于从分散的资料中概括出具有规律性的因素，因而是定性分析的前提。如本论著对宗教与都市文化关系的论证以及对于园林别业诗与都市文化的关系的论证都采取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本论著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唐代诗人的诗歌文本出发，尽可能占有第一手材料并通过科学的比较、归纳、综合而得出结论，重点探讨唐代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的关系，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论述：

政治都市本质与诗人心态部分：由于中国古代都市的本质是政治性都市，政治性因素对生活于都市的诗人的心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一，京城诗的创作旨趣往往体现出政治性夸饰与讽谏。其二，恋都心态也是都市政治本质影响于诗人心态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在很多作品中，诗人笔下的都城往往与太阳意象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了都城在诗人心目中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很多诗人在都时往往依恋与嗟怨相交织，出都后则体现为各种各样的帝京怀想。同时，诗人的恋都心态还往往与忠君心态联系在一起。其三，各级都市一般是各级政治中心，地位特殊，其中，都城一经建立更是成为国家政权的载体和象征。都市的繁荣既依赖于政治性因素，其衰落乃至于毁灭也必然源于政治之变迁。由于战争动乱等原因，曾经繁荣的城市往往短时间衰落，甚至遭受毁灭。当诗人于讽谏中所体现的隐忧成为现实，诗人往往一反个性化抒情中对于都市的疏离态度，对于都市往昔繁荣进行着深切的缅怀与思考。

商业文化与诗人心态部分：商业的繁荣是城市的重要特征，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重要方面。对诗人都市文化心态的考察离不开都市商业文化这一重要角度。与一般立足于经济角度的商业文化研究不同，本论著从与文人的都市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商业文化体现者——商人与妓女角度进行分析，文人关于都市商业侧面的心态也主要通过对这两类人的态度体现出来。不管是士人的求名还是商人的逐利，其情境与典型的乡村境遇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与都市情境关系密切。商人是消费性都市的物流组织者、都市商业特征的主要体现者。士人与商人在人生追求中行迹重合最多，但是，在心态上，士人群体对商人往往持疏离心态，映照出诗人都市印象中这一重要侧面。妓女是都市情色文化的主角，是消费性都市中情色消费的提供者，尽管带有社会病态特征，但不可否认妓女也是当时都市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在现实层次上，士人与妓女是买卖关系、金钱关系，而在心灵层次上却多表现为“合”的关系。

都市节庆民俗与诗人心态部分：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般诗歌中往往缺少对都市风情尤其是市井风情的描绘，而有限的对都市及市井繁荣的描写往往与节庆有密切关系，换言之，都市风情的表现往往以都市节庆为载体。这一部分重点考察了唐代节庆诗歌中所描绘的都市风情，试图探究为什么都市繁华只能经由节庆诗歌才能予以表现，并分析了其中蕴涵的特定文化心理。笔者认为，由于古代都市的政治性本质，唐代士人在平日与市井文化形成对视，在诗歌中谨慎保持与世俗趣味的距离。节庆中的都市繁华在诗歌中之所以得到大量的展现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节庆期间的都市狂欢与当时社会所提倡的道德相一致，符合张弛有度的儒家政治伦理，并可以披上天下太平、君主万寿的政治外衣；二是唐代重要节庆多在春天，节庆期间的各种活动，〔28〕多带有祈求丰年的色彩，正所谓“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这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市的农业文明背景特征。节庆诗歌中的都市繁华描绘中体现出了唐代士人关于都市的上述两种重要心态。

都市生存与焦虑部分：在中国文学传统的都市——田园二元结构中，田园山水往往代表着和谐，代表着诗人的精神家园。有和谐则必定有焦虑有紧张，传统诗歌中焦虑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与都市情境紧密相关的诗歌之中。都市由于其特殊性，在诗人笔下往往与焦虑联系在一起。由于城市“异乡者的聚落”性质，这方面研究者着力颇多，本选题对于都市思乡焦虑这一研究较多的方面从略，而着重从其他方面探讨诗人于都市中表现出来的焦虑心态。一是都市安身焦虑，诸多诗篇中都描述了诗人于都市中的物质生存困境及由此而导致的都市生存焦虑；二是都市人际焦虑，诗人从具有亲自然倾向、有宗法互助特点的村落文化系统进入到具有明显功利色彩的都市环境，很多时候难以适应，从而形成心理失落与焦虑；三是都市前景焦虑，诗人为理想中的前途进入都市，而所谓前途事实上又极为艰难，极为渺茫，因此在诗歌中充满着对于前途的焦虑。

山水田园与都市焦虑纾解部分：由于中国古代都市以农业文明为背景，这必然影响到诗人的心态，即都市焦虑的纾解总是沿着山水田园的方向展开。唐代诗人基于山水田园因素的焦虑纾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具有山水田园诗外表特征的诗歌其实有着潜在的都市背景，反映出士人阶层纾解都市焦虑的努力；二是都市园林别业诗由于融合了山水田园因素于都市情境中，因此也成为士人都市焦虑纾解的重要手段。

宗教与都市焦虑纾解部分：宗教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塑造着不同文明的特殊文化个性。唐代宗教的发展与城市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唐代社会并列地推崇三教，士人往往“出入三教”，从自己的精神需要出发，以实用的态度对待佛、道二教，把宗教当成一种纾解焦虑的手段。士大夫借助佛教、道教所进行的纾解都市精神焦虑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借助佛寺、道观的幽美环境纾解焦虑；其二是借助宗教精神的内核，即宗教的教理和思想纾解内心焦虑。六、相关概念及创新之处

行文至此，有必要勉为其难地为书中所用概念下定义。“城市”、“都市”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是不同的，甚至不同学科判断城市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在本书中，“都市”（“城市”）是相对于乡村田园而言的，既包括京师及重要大城市，也包括作为各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方性城市。其共同点在于：“城市是一定区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人口等的集中之地和中心所在，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的一种有别于乡村的〔29〕高级聚落。”由于中国古代城市（唐代以前）有切实可见的城墙的包围，城墙之内有严格的宵禁制度，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有限制的，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乡村田园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国古代都市在本质上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政治性都市，同时兼有商业中心职能，但后一种职能明显地居于次要地位。因此，考察古代都市文化要尽量兼顾三个维度：一是政治性因素；二是农业文明背景因素；三是商业文化因素。

本论著所涉及诗歌，主要为描述古代都市场景或揭示诗人都市心态的诗歌，这些诗歌或以都市为诗歌创作的时空背景，或以都市为明显情感指向。

所谓心态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大部分人所具有的心理、习惯和态度，作为一种群体心理现象，这些心理、习惯和态度被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很少被察觉，具有一定广泛性、共同性。所谓都市文化心态，则主要指诗人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于都市日常生存中形成的内在的心理体认，或在与都市生态相互容纳中而形成的情感立场、审美趣味。

本论著所谓诗人，主要是指士大夫身份而有诗作存世的诗人，即一般所言的士人。唐代有作品存世的诗人众多，其身份也极为复杂：有帝王、将相、妓女、僧人、道士等等，可谓三教九流，不一而足。在本论著中，一般不涉及帝王诗人、女性诗人，但是包括僧人和道士在内。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30〕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孙昌武先生《唐代文学与佛教》中也认为诗僧本质上也是文人，“只是〔31〕以一种特殊身份为资本而已”，同理，道士诗歌其实也可以作如是观。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言》中说：

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32〕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

受钱穆先生的“意义”说的启示，本论著试图整合唐代诗歌与都市文化相关资源，借助具体诗歌文本来剖析唐代诗人于都市情境下心态的基本特点，同时对中国古代都市文化作某种形而上的思考。注　释

〔1〕庄林德、张京祥：《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吕振羽：《殷周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9页。

〔3〕司马迁：《史记》卷3，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6页。

〔4〕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5〕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页。

〔6〕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5页。

〔7〕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页。

〔8〕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170页。

〔9〕孙逊：《“都市文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光明日报》，2005年12月6日。

〔10〕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中说：“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他又解释说：“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11〕陈晓明：《中国城市小说精选·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2〕葛晓音：《秦汉魏晋游仙诗史研究的新创获》，《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23页。

〔13〕孙逊：《“都市文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光明日报》，2005年12月6日。

〔14〕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15〕宁宗一：《心态史研究与文学史建构——一个层面的考察》，《东方丛刊》，2006年第2期，第29页。

〔16〕［法］伊夫·格拉夫梅耶尔著，徐伟民译：《城市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7〕［法］伊夫·格拉夫梅耶尔著，徐伟民译：《城市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8〕［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9〕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20〕［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7页。

〔21〕池万兴、刘怀荣：《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2〕左东岭：《多维视野与心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页。

〔23〕池万兴、刘怀荣：《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4〕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9页。

〔25〕贺仲明：《中国心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6〕左东岭：《多维视野与心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第11页。

〔27〕许建平：《建立心态文学史学刍议》，《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第138页。

〔28〕唐·张说：《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全唐诗》卷87，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40页。

〔29〕毛曦：《试论城市的起源和形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39页。

〔30〕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页。

〔31〕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3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一章政治都市本质与诗人心态

笔者认为，对古代诗人都市文化心态的研究，首先必须还原中国古代都市在历史时空下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诸多论题，从而揭示中国古代诗人都市文化心态的诸多特性。因此，考察古代诗人都市文化心态必须有三个重要的维度：一是政治性因素对古代诗人都市文化心态的影响；二是农业文明背景对古代诗人都市文化心态的影响；三是商业文化因素对古代诗人都市文化心态的影响。只有明确了古代都市的本质特征，才有可能从诸多分散的与都市密切相关的诗歌文本中发现共同的规律性的因素，从而揭示中国古代诗人都市文化心态的相关特性。本章主要论述政治性本质对诗人心态的影响。

关于中国古代都市的本质，城市研究学者有着很多的论述：

如果我们研究中国早期城市的兴起，可以发现政治及军事因素的决定性更强。经济功能有时是附加的，有时是后来追加的。当然也有不少实例，显示城市发展以后，经济功能超过原先的政治军事之动因。〔1〕

中国城郡的发展过程与西欧大不相同，中国的城郡自古以来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先秦的城郡是侯国的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秦以降，城郡改为地方政府的治所，是全国性行政系统的网〔2〕点，或是重兵驻守的战略要地。总之，都负有政治使命。赵冈先生指出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突出特点，即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具有政治军事为主导的特点。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则将中国古〔3〕代城市的这一特点概括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主义模式”。

可以说中国古代都市的本质属性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政治性都市，同时兼有商业中心职能，但后一种职能明显地居于次要地位。政治性都市是对中国古代都市性质的最好概括。当然，对中国古代都市政治性本质的认定并不是要否定都市的其他功能如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因为大部分都市的功能并不是单一的，有些都市在发展一段时期后，其经济功能超越政治功能，看来已像是工商业城市。例如《史记》中所列举的各大都会，以及唐之扬州与宋以后的苏州，其政治重要性往往被经济功能所超越。

揭示中国古代都市政治性本质的目的在于探寻这一特征对诗人都市文化心态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都市的本质是政治性都市，政治性因素对唐代诗人都市文化心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在以下几方面有突出表现：

其一，京城诗的创作旨趣往往体现出政治性夸饰与政治性讽谏相结合的流行趣味。

其二，恋都心态也是都市政治本质影响于诗人心态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在很多作品中，诗人笔下的都城往往与太阳意象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了都城在诗人心目中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很多诗人在都时往往依恋与嗟怨相交织，出都后则体现为各种各样的帝京怀想。诗人的恋都心态往往与忠君心态联系在一起。

其三，各级都市一般是各级政治中心，地位特殊，其中，都城一经建立更是成为国家政权的载体和象征。都市的繁荣既依赖于政治性因素，其衰落乃至于毁灭也必然源于政治之变迁。由于战争动乱等原因，曾经繁荣的城市往往短时间衰落，甚至遭受毁灭。当诗人于讽谏中所包含的隐忧成为现实，诗人往往一反个性化抒情中对都市的疏离态度，对都市往昔繁荣进行着深切的缅怀与思考。第一节　京城诗中的政治性夸饰与政治性讽谏

古代都市的政治性本质明显地影响到了与都市密切相关的诗歌的创作面貌，初盛唐之际出现的京城诗中，诸多诗篇都明显地表现出了带有政治性色彩的创作旨趣和诗歌趣味，从中多可见出诗人关于都市的文化心态。一、政治性夸饰与政治性讽谏相交织的流行趣味

在初盛唐之际，诗坛出现了一批以卢照邻《长安古意》、王勃《临高台》、骆宾王《帝京篇》等为代表的诗歌。这些诗歌与都市有着密切关系。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将这些诗歌称为京城诗，认为初盛唐是一个京城诗的时代，并对其特点进行了归纳：

盛唐诗由一种我们称之为“京城诗”的现象所主宰，这是上一世纪宫廷诗的直接衍生物。京城诗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它却具有惊人的牢固、一致、持续的文学标准。京城诗涉及京城上流社会所创作和欣赏的社交诗和应景诗的各种准则。八世纪各个大家族的成员在京城诗的实践者和接受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诗人们主要依靠他们而“闻名当世”。京城诗最喜欢采用格律诗的形式（虽然某些场合也需要其他形式）。随着各种弃世的高尚主题被改善为对美妙的田园风光的向往，我们在京城诗中发现了对于佛教和隐逸主题的特殊兴趣。京城诗虽然不像宫廷诗那样受到严格的规范限制，我们在其中仍〔4〕然看到了诗体和题材规范的强烈意识。宇文所安揭示了此间京城诗的诸多特点，即“惊人的牢固、一致、持续的文学标准”或“诗体和题材规范的强烈意识”，包括“格律诗的形式”、“对于佛教和隐逸主题的兴趣”及“主要被当做一种社交实践”等几方面。

除了上述几点外，笔者以为，与京城作为政治性都市的最突出代表密切相关，这些京城诗的流行趣味还表现在这些诗歌几无例外地都表现出了政治性夸饰与政治性讽谏两种突出倾向：京城诗中往往大量运用都市事象，淋漓尽致地夸饰都市的繁荣以及种种盛景；与此同时，他们还常常在诗中作大段的抒情议论，反复申说某种观点或情绪，其旨趣则明显地指向政治讽劝。

如卢照邻《长安古意》：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梁家画阁天中起，汉帝金茎云外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生憎帐额绣孤鸾，好取门帘帖双燕。双燕双飞绕画梁，罗纬翠被郁金香。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御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别有〔5〕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诗中极力地铺写长安的富丽繁荣以及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生活，字里行间充斥着夸饰意味，在对长安玉辇纵横、金鞭络绎、龙衔宝盖、凤吐流苏等繁华景象的恣肆铺陈中，揭露了当时社会上层的豪奢纵欲及统治阶级当权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同时暗含着对于政治的讽谏与隐忧。

又如王勃《临高台》：

临高台，高台迢递绝浮埃。瑶轩绮构何崔嵬，鸾歌凤吹清且哀。俯瞰长安道，萋萋御沟草。斜对甘泉路，苍苍茂陵树。高台四望同，帝乡佳气郁葱葱。紫阁丹楼纷照耀，璧房锦殿相玲珑。东弥长乐观，西指未央宫。赤城映朝日，绿树摇春风。旗亭百隧开新市，甲第千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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