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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塞尔•杜尚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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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杜尚试读：

语录杜尚

我总是由“好玩”的想法导致自己做事的......——杜尚

我十六岁时，差不多想了有六个月时间，打算像父亲那样，也要做一个公证人了。不过我这样考虑仅仅是出于我爱我的父亲。我的生活周遭充满了素描、油画和雕塑。我当然也有机会考虑做一个艺术家。

当你还只是个孩子时，你不会去哲学地思考，你不会说“我这样对吗？我这样错吗？”你只是单纯地顺着你觉得有趣的路走，而不会去考虑你做的事情是否合法。只是到后来你才会问自己是对还是错，是否该改变。

我没有打算，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计划，我甚至都没有问过自己该不该卖画。这里可没有任何理论的根基。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有些像蒙马特区的波希米亚似的风格——活着，画画，做一个画家——从根本上说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实际上在今天事情还是这样。一个人想成为画家是因为他想要所谓的自由，他不想每天早上去坐办公室。

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首先这很累，其次，这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并不期待任何东西，我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期待是需要的一种形式，是需要的一个结果，这个情况对我来说不存在。因为到现在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做，我觉得挺好。

我不觉得艺术家是那种必须做出什么东西来的社会角色，好像他欠下大众什么似的，我讨厌这种想法。

我想从一切物质的责任中解放出来，我因此开始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生涯，这成了我可以不用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一个借口。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一直试图不再作画，不再卖画。

1912年我有了一个决定：独自一人……艺术家必须是孤独的……自己面对自己，就像在一条沉船上一样。那段时间慕尼黑有很多艺术风格，但我从未与人交谈过，然而，我过得挺好。

我对于这些曾认为是自由艺术家们行为的反应是，我离开他们去找了个工作，成了巴黎一家图书馆的管理员。

和艺术家混在一起，我指和艺术家住在一处，一起交谈，使我不大开心。

我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离开这种环境，离开这种心态。让自己保持清醒，也为了挣钱养活自己。

这帮助我完全从过去解放出来。我对自己说：“行啊，既然事情像这种样子，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去加入团体了——以后除了自己我不会再去依赖任何人。”我早在战争前就讨厌这种我曾浸润其中的“艺术的生活”了，这和我想要的东西恰恰相反，因此我才在图书馆[1]找个事做来摆脱那些艺术家。战争一爆发，我愈加和这里的气氛格格不入，我无论如何得离开这里了。纽约是我的唯一选择，因为有你[2]在那里。我还希望在纽约能摆脱艺术的生活——你替我把那些作品都售出了，对你真诚的友谊我真是感激得很，可我恐怕出售绘画也就到此为止，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社会性画家”的角色也就到此为止，我已经不打算再过一个追名逐利的艺术家的生活了。[3]

1916 年在纽约我有这样一件事，当诺德看了《下楼的裸女》之后，打算每年给我一万美元，包下我在一年中做的所有东西。我说：不。那时我并没有钱。我本可以很方便地得到一万美元，但是，不能，我感觉到了其中的危险。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怎么躲开这危险。在1915 年、1916 年的时候我已二十九岁了，所以，我已经足够成熟来保护自己了。

这在今天也是一样，假如有人给我十万美元让我做点什么的话。[4]

没人知道那时候我怎么生活的，因此你的问题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回答。

人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的。我每个月的进项不多，那真是一种道地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带点虚饰，你愿意的话还可以说是奢华的，但无论怎么说那还是波希米亚式的生活。钱通常总是不大够，但那没关系。

我不喜欢抛头露面。我所有的、很少的露面机会也只是在布勒东[5]的圈子里，以及在一些对我的作品有兴趣的人中间。在“公开”这个词的准确意义上说，我从来没有公开的活动。因为我从来没有把《大玻璃》拿出去展览，它一直都放在画室里。

我没有什么位置……我的意思是，在每个时期都有些人，他们是不“出山”的，怎么会去干扰到别人呢？我是“出”是“隐”实际上都一样。只是到了现在，四十年后了，我们才发现四十年前发生过一些事，这些事可能会干扰一些人——但是，人们在那个时候对这些事根本不在意。

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此生我不会再考虑了，十年前我就已经放弃了，这样长的时间足够证明我打算永久性地从艺术中出局。请别把我的决定往坏处想，这只是往好里走的方式……我一直在试图渐渐减少行动。

我是非常不受诱惑的——在这个词的宗教意义上来说。不做，是自愿的，所有这些让我讨厌。

我什么都不信！“信”这个词又是一个错误，就像“判断”这个词，这两个都是很可怕的观念，但世界却建筑在它们之上。我希望在月球上将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一向都不是那么不守法，我的社会圈子很小。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圈子，并不充斥着进攻性和暴力。我们完全生活在社会观念和争执之外。

当一个人在笑话一切又接受一切的时候，是一回事。你并不需要涉足太深，你接受这些是让别人高兴，并不是为自己。这差不多是一种礼貌，除非有一天礼貌变成极其重要的行为。如果说这是诚挚，那么它就是。

我的一生都处于这种心态中：我从来不做任何事情来取悦自己，也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带着满意的心情完成的。[6]

让谁都想着的“机会”，也挺叫我动心。这个意图主要在于让你忘记自己的手，因为从根本上说，甚至你的手也是“机会”。纯粹的机会之所以让我有兴趣，是因为它和有逻辑的现实是对立的。

你的机会跟我的机会是不一样的，就像你掷出去的骰子和我掷出的是不一样的。

我不想把自己锁定在任何位置上。我的位置就是不具备位置，不过，这一点是不能拿出来谈的，你一旦张嘴谈论，就把这个状态破坏了。

在巴黎动手做一件事总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开始。尽管在巴黎有些有趣的人，但他们无法影响到别的人。剩下的就是多数人了，他们维持着所受的教育习惯并保有偶像传统。在巴黎的人总把偶像放在他们肩膀上……他们不会找乐，他们从来不会说“我还年轻，我可以做我想做的”。当时，我脑子里老是预先想着做某件事情，想着“在某时某刻我将做这个……”，但我总做不到。我应该为此感到羞愧才是。“才智”这个词是人发明出来的最有弹性的词。才智有逻辑学的[7]或者是笛卡尔式的才智。对他而言才智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够穿透普通人不能理解或难以理解的东西。

多数人总把异己的事当成自己的对立面、一个敌手，但实际上这个敌手并不存在。

我每个人都见，但跟谁都不太接近。巴黎的人对我比过去更加敬重，真让我好笑。

有很多东西我从来没有读过，我也不会去读。像普鲁斯特，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读过他的东西。当我在二十岁时，普鲁特斯被认为比兰波和其他人重要。显然，时代在变，流行的事情在换，因此人们不必非得去读他。

我对文学接触很少，我读书不多，读过马拉美。可我极喜欢拉方[8]戈，我现在更加喜欢他了，虽然他的声望一直在下降。

我对流行的作家、新小说家、新浪潮一无所知。我曾无目的地读过个把人的东西，但我并不想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对我来说“三”是个重要的数字，但只是单纯从数字来说的，而不是从什么神秘的观点来看的：一，是个整体；二，是一对，一双；三，是多余。当你得到了“三”这个数，你就是有了三百万——这对三来说是一回事。

有些人很能赚钱，又有些叫做艺术家或工匠的人不能挣得足够的钱谋生，所以，他们就出面帮助了。帮助艺术家是富人的美德。

公众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明星：或者是物理上的爱因斯坦，或者是绘画上的毕加索。这是他们的品性。

我想每一代年轻人都需要一个样板。因此我就充当了这个角色。公众在这件事上有一半的责任。我很荣幸，但仅此而已。我所做的和他们做的事情并没有明显的相似。而且，我是尽可能地少做，这可不同于现在流行的尽可能地多做的方式——为的是可以多挣钱。[9]

他们不错，因为他们总在行动。即使这行动是反对我的，也没有关系。他们想得很多。不过，其中没有什么不是旧的、过去已经有了的。

当众讲演是一个艺术家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当众讲演是很难的，除非你生来是一个演说家。对我来说，能怎么做，又不显得很傻，是一种游戏。当你听到自己的声音在五百个人前面发出来，这真是令人不大愉快，除非你习惯和喜欢如此，像一个政治家。

为了让事情做起来简单，不落入复杂的理论中去，我就总是讲自己的作品。你上台，展示你的东西，然后你就成了一个演员。而一个画家呆在他的画室里画画，到拿出去展览只是一步之差。然后你就必须出席开幕式，被祝贺，这都挺过火的。

注意，这里没有什么派系，没有欲望和需要——只有“无所谓”——就这个词的准确意义来说。

我常常会遇到一些人谈论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而这些人却精于此道，我感到很惊愕。通常这并不发生在艺术家中，艺术家是比较有限的人。

我没有要去日本的欲望，我也没有去印度、去中国的欲望，我在欧洲和美国就足够了。

旅行的时候有一张美国护照是很方便的，你的行李就不会再被打开了！我只要出示我的美国护照，就可以把我的雪茄烟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

沉溺于我往昔生活的一个精彩假期……一个不是在新地点而是在旧时光中的假期。我不大出门，我也不喜欢出门。

我并没有见多少一个人在旅行中通常要见的人。人们去看这个，看那个的，我从来不做这些事。我没有见过一个多少算是官方的人员，或讨论过什么问题。我过的是一种类似饭店里的侍者的生活。

我来这儿，是打算休息的。不为了什么的休息，因为一个人常常会很累，光是那么活着也会累的。

人免不了有许多事情。

在巴黎人们会来找你在什么建议书上签字啊，对什么问题表态啊，让你觉得你非得为他们做点什么。别担心，随你干什么，你想让他们公开或不公开，我不在乎。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些人想要引人注意，就这么回事。

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而且，我得说那是一种很愚蠢的事，它最后是一无所获，不管那是共产主义、君主制、人民民主，在我看来，它们完全是一回事。你会对我说，为了能在一个社会生活下去，人们需要政治。但没有什么办法能判断政治观念，正像没有办法判断艺术一样，然而，政治家却愿意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最了不得的。

我不过问政治。

人们对戴高乐有不少怨言。我听见他们在说，但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人们对于钱、收入有一些与我不同的想法，对此我从不感兴趣，我也不懂。

我不知道多少历史人物。因为对那些人我没有多大兴趣。无论他们是拿破仑也好，恺撒也好，随你叫他们什么！通常存在着令人讨厌的夸张，他们的事迹是直接从一些琐碎小事膨胀而来，在过去也一样。二百年以后我们还会把一些人看得如同他们那么重要，所有这些都基于被编造的历史。[10]

就认识到生命的首要因素是变化而言，我受柏格森和尼采的影响。其实，变化和生命根本就是同义词。

我们不得不接受所谓科学的法则，因为它们使我们的生活得到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任何事情都合理。可能它只是个幻觉。我们太看重自己了，我们觉得自己是这个地球上的主宰，我对此表示怀疑。“法则”这个词不合我的意。

科学显然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每隔五十年就有新的“法则”被发现，过去的一切都得改过。我就看不出为什么要对科学表现出如此的尊敬，因此我就得给出一个证伪的解释。我主要是个证伪者，这是我的特点。我绝不愿过那种一本正经的生活，不过，如果让一本正经带上幽默，它就显得有意思了。

上帝是人的创造物。为什么要谈这种乌托邦？当人们发明了什么，总有些人拥护它，有些人反对它。编造一个上帝的观念是疯狂的愚蠢。我并不是想表明自己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信仰者，我压根儿就不想谈这种事情。我没有对你谈过星期天蜜蜂的生活吧？这是一回事。

维也纳的逻辑学家建立了一种体系，其中每一件事情——以我的理解—— 都是一个同语反复，那就是对前提的重复。在数学中，从一个简单的定律可以推导出复杂的定律，但所有这些都包含在第一个定律中。所以，形而上学=同语反复；宗教=同语反复：每一件事情都是同语反复，只除了黑咖啡，因为人的感官是被控制了的！

所有这些玩笑——上帝的存在、无神论、决定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死亡等等，都是一盘被称为语言的棋局中的棋子，只有当一个人不介意这盘棋局的输赢，它们才会对于他有娱乐作用。

我喜欢看电影，但没有时间。你什么都不做，但你却没有时间！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只看叫人高兴的电影，而不是那种虚假的所谓历史巨片。我喜欢好的、叫人发噱的电影。

我常常修理东西。我可不像那些不知道如何修理电器的人那样怕动手。我学了一些做这类事的基础知识，可惜没能全学会，也不能做到很精准。当我看到某些朋友能做得很好，我都很赞赏。不过，我做起来也还行。

动手做事是很有趣的。我保持着警惕，因为“手”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但由于我做的不是艺术品，所以还好。[11]“亲爱的毕卡比亚，很快就要和你见面的。”很难给一个将要过世的朋友写什么，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你必须用一个笑话来避开这种困境。说再会，怎么样？

我没有敌人，或者说几乎没有。肯定有些人不喜欢我，但我并不认识他们。我的意思是，没有明确表露的敌意，没有争斗，总的来说我只有朋友。

我很幸运，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为了糊口去工作。我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为了糊口而工作是挺傻的。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不必为糊口而生。从某个时候起我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做太多的事，不必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相当早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使我得以长时间过着单身生活。这样，我的生活比之于娶妻生子的普通人轻松多了。我发现婚姻和其他事一样没劲，我比自己曾想象的还要适合单身。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没生过什么大病，没有抑郁症，没有神经衰弱。还有，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点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是表现自己。

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小心翼翼的盘算，一堆非常逻辑化的原因：是该选择绘画，还是别的；是做一个搞艺术的人，还是去结婚……我一直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你瞧，没有任何这一类的“包袱”。人们总来问我是如何谋生的，没人说得清，顺着走就是了。生活总是那个样子。吃饭和为了绘画而绘画是不同的两件事情。两件事可以同时存在，没有必要成全一个而毁了另一个。同时，我也没有把这种买卖看得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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