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德步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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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衰落(修订版)试读：
序言
一、关于本书的主题2000年，就在这第二度千禧年到来之际，我被一种难以言表的“世纪末”情结所困扰，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9·11”事件震惊了世界，特别是震惊了西方世界。出于一个历史学者本能的敏感，我意识到，“9·11”事件是美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就促使我着手研究这个主题。
事实上，早在90年前，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就提出“西方的没落”这样的预言，列宁也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亦即最后阶段的论断。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血火洗礼，西方从这种浴火中走出来，似乎获得了重生，并且取得新科技革命和周期性经济高涨的成就。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极度低潮。这种变化使人们很难相信这两位思想家的伟大预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衰落似乎成了世纪笑谈。
2002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在这期间我不仅接触到大量一手资料，而且近距离观察了美国社会。有几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第一，美国社会的移民或“逆殖民”浪潮，即大规模的有色人群越来越多地占据了社会生存空间，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干着美国白人不愿干的工作；第二，美国人不再勤勉，消费主义盛行，即使穷人也可以享受“休闲经济”，白人社会特别是下层普遍地染上了懒病；第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依靠借债生活，花别人的钱，花子孙的钱，相当一批美国人的生活全靠信用卡，甚至以债养债，其中更有不少人因为信用卡盲目透支而破产；第四，美国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日益萎缩，而以金融资本为主的虚拟经济盲目发展和无限制地泛滥。看到美国的这些社会现象，不能不使我联想到昔日的罗马帝国：帝国军队的蛮族化，一年200多个法定的用以狂欢的节日，宁愿做乞丐也不愿劳动的自由市民，等等。这样的国家不衰落岂不是天理难容？今天的美国正是昔日的罗马帝国。
从“9·11”事件到今天已经过去7年，美国人似乎渐渐走出这次灾难的阴影。然而，不幸的是，2007—2008年，美国从次贷危机开始日益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则是势不可挡的严重衰退。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自1929年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尽管“9·11”和金融危机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但却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我的看法：美国的确在走向衰落，整个西方世界都是如此。这场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为其信众所酿就的一大杯苦酒。在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全力干预市场，并利用国家力量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救市，完全背弃了新自由主义信仰。所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看作新自由主义终结的标志。
然而，我并不希望以就事论事的方式谈西方的衰落，而是希望从根子上找出这种衰落的原因，因而必须采用历史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而近代以来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也正是理性的各种衍生物，包括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所以本书就从理性概念出发，并对理性进行解构。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本书的观点是浪漫主义的，是对西方制度文明和经济社会史的一个浪漫主义阐释，或者说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解构。我们说西方世界的衰落，并不是说西方的经济和社会停滞了，不发展了，更不是说西方的GDP和国民财富减少了，而是说西方理性主义的衰落，市场理性的矛盾导致市场制度的衰落，是资本主义价值理性和意识形态的衰落——总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衰落。在我看来，导致这种非理性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异化的作用。因而异化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我把异化作为解释西方文明由盛而衰的分析工具。在我看来，从哲学层面上讲，这种衰落的根源就在于理性的异化。
西方衰落的同时是东方的兴起，也就是说东方正在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兴起。正因为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所以正是工具理性得以张扬的时代。从历史逻辑上看，东方－中国的兴起是势不可挡的，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那些弊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有过“前车之鉴”，使我们尽可能避免这些弊端，跨越“卡夫丁”峡谷。二、对理性主义的历史思考
本书一个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解构理性。所谓理性，就是目标和手段的一致性，即为实现某个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是“合适的”或“经济的”。这里，手段的正确与否是衡量理性的标准，所以，理性首先指的是工具理性。至于目标正确与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或不在理性范围以内。然而，理性的工具也不能完全实现理性的目标。在一定条件下，理性的工具有可能导致一个并非理性的结果。
历史和逻辑应该是一致的，但两者也经常不一致。问题并不在于两者是否一致，而在于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是调整逻辑还是调整历史。这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争论的一个老问题，从哲学上看似乎是已经解决了的，但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还远远没有解决。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逻辑与历史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调整历史，让历史来符合逻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所接受的逻辑来自不容置疑的地方——美国或西方。所以，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错误不可能是逻辑而只能是历史。这种学术研究方面的错误倾向，源于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上的错误。但是这种错误倾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判断，就是说，这种认识论方面的错误倾向导致的是工具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源于希腊哲学，但在中世纪被淹没在宗教神学中。经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这三大思想革命浪潮，理性不仅被唤醒，而且最终占据了权威地位，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根本尺度。这样，所有传统的、封建的和一切“非理性”的东西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从而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创立打下了思想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了过去数千年所没有过的飞跃式发展，使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工具理性的张扬导致西方的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另一方面却使价值理性受到压抑，其结果就是经济迅速发展但社会矛盾突出，尽管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但人们没有幸福感，缺少精神追求，或者说是精神家园的迷失，堕入另一个“失乐园”。
工具理性当然是有效的，但也不能过分，一旦过分就会出问题。例如科学技术，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的产物，它可以转化成高效率的自动化机器，也可能变成屠杀人类的武器。所以，科学技术须臾不能离开价值理性的约束和规范。市场经济也一样，它的工具理性方面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但若其价值理性缺失则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任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其工具理性严重僭越而价值理性缺失，这不仅会导致社会发展方向的扭曲，还会引起经济本身的波动甚至动荡，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效益的损失。可以说，工具理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没有工具理性就没有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工具理性就没有工业化和现代化。然而，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和价值理性的衰微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和谐。三、对“葛雷梗式”实证主义的反思
19世纪英国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狄更斯有一部名著——《艰难时世》。那里面有一个十分理性和讲究“实证”的资本家葛雷梗（Greygreen）。他是一个“专讲实际的人”，为人处世遵循“二加二等于四”的事实哲学。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对任何事物量一量，称一称。他认为，万事万物，归根到底，无非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他的外表也像数字一样精确，“四四方方像一堵墙壁一般的额头”、“四四方方的肩膀”。他在镇上办了一所学校，以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在他眼里，孩子们是一些小罐子，由他灌输进功利主义的观念，直到溢出为止。他只允许学生认识事实，不允许有一丝的超现实的思想。他断言：“要锻炼有理性的动物的智力就得用事实：任何别的东西对他们都全无用处。”他反复强调说：“我要求的就是事实。除掉事实之外，不要教给男孩子和女孩子其他任何东西。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培植，一切都应该连根拔掉。”所以，他决不允许他的子女和学生们去唱那无聊的歌谣：“眨眼的、眨眼的小星星，你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主张完全抛弃“幻想”这个词，要和幻想割断一切联系。他认为在任何有用的物件或装饰品上面，都不应该有跟事实相抵触的东西。既然从来没有看过人们在花朵上走来走去，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奇奇怪怪的鸟儿和蝴蝶飞来落在手腕上，因此人们就不要在地毯上编织红花绿叶的图案，也不要在碗上画上鸟儿和蝴蝶……
我们今天的社会思潮与狄更斯时代极为相似。例如，我们常常拿中国的中小学生学习的勤奋与美国中小学生在玩闹中度过来比较。中国的中小学生就基本知识来讲要远远高于美国的中小学生，不论在精度还是在宽度上。当然这与中国“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有关。但是，最关键的还在于中国的高考制度，更在于中国整体的社会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中国的中小学生个个勤奋，不勤奋就没有前途，就无法在未来竞争中生存。相反，美国的中小学生没有这种压力。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将来没有饭吃，即使没有工作也不用担心饿肚子。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中小学教育的质量大大优于美国。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所必需的高质量劳动力的基础。但是，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美国中小学生是在玩闹中度过的，但是他们在升入大学后却十分认真。这与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学生一旦进入大学特别是较好的大学，有相当大的比例的学生往往是在玩闹中度过了大学四年。这种反差与中美之间的经济结构反差是一致的。我国的经济集中于“制造”，而美国经济则是“创造”；中国人靠体力，美国人靠头脑。
葛雷梗的实证主义也反映在经济学中。经济学沿着抽象的或逻辑的道路发展，进入了所谓的数学化时代，科学理性最终异化成了纯粹的工具主义。在这里，价值判断基本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效率、效率和效率，效率成了唯一的价值标准。这些年来，经济学日益走向工具理性主义，日益丧失了批判精神，特别以“经济学帝国主义”沾沾自喜，而在处理现实经济问题时则自觉地进入新自由主义轨道。根据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自由市场基本是完美无缺的，是最有效的，即使存在一定的“不经济”问题，也可以通过如政府的有限干预得以解决。所以，市场终究还是万能的。然而，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根本没有能力解决类似的问题。事实上，有些经济矛盾不可能用经济的方法解决，只能用经济以外的方法解决。四、对流行的现实的批评
马尔库塞曾经讲过，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但他同时也对现时代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一方面工具理性盛行促使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这种情况在社会生产力较低的时期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就有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另一方面是功利主义盛行导致物欲盛行。这种情况与工具理性盛行有因果关系。人们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经济效率成了衡量一切社会行为的主要标尺。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人们很少就良知而扪心自问，对彼岸世界也毫无恐惧，社会将所有的行为都用效益来衡量，包括公共行为，甚至纯粹的道德行为都与经济效益挂钩。这就导致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也是黑心棉、苏丹红、瘦肉精、问题奶粉和大头娃娃以及黑砖窑的根源。总之都是金钱惹的祸。学术界也未能幸免，再也不是一片净土了。经济发展是学术繁荣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学术的空前繁荣。但繁荣的学术并不等于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今天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繁荣而思想贫乏的时代，作为显学的经济学尤其如此，这不仅表现为堆积如山的学术垃圾，还体现为经济学本身的空洞无物。
目前，在高校和学术机构里，各种考核、检查和评比纷至沓来，全部采用量化指标。学术水平的标尺是核心期刊，是SSCI，至少也是CSSCI。其中有许多标准是莫名其妙的，例如，由主管部门高低不同而决定的不同期刊的不同分值，外文期刊被规定有比中文期刊更高的分值，等等，真可谓是土洋结合。更有甚者，在人们心目中，对时髦的学科往往高估，而那些不够“显”的学科则只能被低估。还有就是文献的被引用率，这成为衡量学术水平的很重要的标志。用这个标尺衡量，一个冷僻的学科论文，即使具有再高的学术价值，也赶不上那些十分平庸但处在热点上的论文。这个道理人人都明白。然而，目前学术界实行的就是这种PK规则——地地道道的“关公战秦琼”。当然，近年来这些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回想起来，早在十几年前，竟有人能在一年里拿出十部“专著”，并因此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岂不更令人汗颜。更可怕的是，这些年来，不仅一切都变成了可以量化的指标，还进一步变成了可以货币化的指标，学术论文有的异化成了奖金，有的则异化成了版面费。“货币主义”四处泛滥，一切都货币化了。五、我的人生感言
本书的写作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在此期间，我曾经四五次打破原来的构思和架构，甚至将它们完全推翻。我的个人情绪也随着写作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而起伏跌宕。在此期间，我曾经多次觉得将要陷入精神抑郁而不能自拔，曾几度强烈地想逃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以避开喧嚷的人群。然而，我还是坚持下来。我在精神极度困苦的时候就读一下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传略，他们为人类思想进程的奉献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使我克服烦恼，重新振作起来。曾给予我鼓励的中外大家们，包括柏拉图和奥古斯丁、庄子和第奥根尼、顾炎武和王夫之，还有康德和尼采等。
这部书从2000年开始构思，写作过程一直断断续续，经常被其他工作打断。对于我来说，除了自己感兴趣的读书写作之外，还承担着繁重的行政工作，还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而做一些不愿做的俗事。我还远达不到以上这些大思想家们的境界。当然，打断本书写作的主要原因还是其他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我还完成了《世界经济史》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写作和修订工作、《世界经济通史》（上下卷）的写作，以及我早年的博士论文——《英国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制度变迁与劳动力转移》的修改和出版。另外，在此期间我还整理出版了我的论文集——《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组织翻译了《剑桥美国经济史》等。所以说，这几年也是我出成果最多的几年。
有一种说法是“出名要趁早”。这话也许不错。但是有的学科早出名并不容易，而出名早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经济史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很难一下子有成就。所以，“出名要趁早”在这里就难以适用。事实上，出名早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术生命的长短。有的人如流星闪耀，在一瞬间划破夜空，那么灿烂，但也那么短暂；而有的人更像恒星，尽管平静，却能更长久地留在天空。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书籍，但真正值得读者保存和收藏的又能有几本？大部分不到半年就被抛弃了。我没有更大的奢望，我希望我的著作能被读者保存十年，而在二十年以后还会有人记起，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另一种说法是淡泊名利。我非常喜欢诸葛亮的“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八个字，这成了我的人生座右铭。我并不是希望做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人，只是没有那种强烈的个人功利欲望。我喜读《庄子》，我悟出了庄子从有到无，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境界和过程。我在大学二十多年，担任了十几年的行政职务，当然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官”，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名头。我见到许多人的名片上印了各种各样的头衔，正面不够再加上反面，如果还不够就加一个折页，生怕漏掉了哪个而不为人知。我常常对此付之一笑，并善意地建议他们把个人简历和成果目录做成一个小册子，见人就发一本。事实上，一个人对名利的态度，从他给你递过来的名片上就可以一看便知，十分简单，也十分准确。这些年来我没有得过任何一个奖项，也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层面的“人才”，也没有被“贴”上“特贴”。在学校这么多年，除了自己的工薪和岗位津贴外，很少挣到过什么“外快”。总之，名和利基本与我无缘。但我绝无怨，绝无悔。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无名无利也就无名利之累。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50岁也是我学术生命的转折点。这一年，我出版了《世界经济通史》，又出版了我的论文集和博士论文。可以说，是对我过去研究所做的一个总结或了断，我就此与我的过去告别，开始提出并思考新的学术课题。本书的构思和写作过程正是我由不惑之年到知天命之年的转变之中。在此期间，我真的产生了天命之年而知天命之感，觉得前半生恍如一梦，而如今却是“大梦方觉”，突然十分强烈地感到“今是而昨非”。如果说人生就如一场梦的话，那么我“大梦先觉”或者说先于他人而“得道”，岂不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我喜欢庄周梦蝶的典故，也喜欢奥古斯丁“花园里的奇迹”。事实上，这种觉悟与个人的生活目的和生活体验有关，并非人人都能够获得。“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回归故里时发出的感慨，与我如今的感受十分相似。人生苦短，不知不觉老之将至。人生是有限的，但事业是无限的。这个事业并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人类思想的进程。作为学者，只有能够让自己的人生纳入这个进程，生命才能获得无限。2008年10月2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
作者简介
高德步，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著有《产权与增长：论法律制度的效率》、《百年经济衰荣》、《世界经济史》、《世界经济通史》（上下卷）、《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制度变迁与劳动力转移》、《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视角》、《中国经济简史》、《中国价值的革命》等，发表论文百余篇。第一章理性概论 第一节理性与现代性一、理性的起源与流变
理性是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起点。远在公元前5世纪，当米利都的哲学家泰勒斯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就表现出人类思维的统一性和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和齐一性。如果万物都是各种形式的水，那么所发生、所变化的万物就必定可以通过适用于水的规律得到说明。这就意味着宇宙间的万物，都是可以为人类思想所理解的。正是由于这一“理性”判断，使人类思想从Mythos转变为Logos，从神话思维进步到了逻辑思维。爱非斯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指出：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或流动之中，而这种变化是根据一种不变的规律发生的。这种规律包含了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创造出了和谐。赫拉克利特还提出：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不过，作为事物之间的变换的基础，并不仅仅是火而是逻各斯（Logos）。逻各斯是多样性中的隐蔽的统一性，是人类理性的进一步体现。
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是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巴门尼德是典型的希腊人，他以理性的方式告诉我们必须相信理性：理性是确定的、真实的，因而是存在的，而我们的感性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德谟克利特提出宇宙万物只存在一种始基，这就是不可分割的微小粒子——原子。它们在空虚中运动，它们的运动仅受机械方面的规定。然而，这种原子太微小以至于我们无法用感官感知，必须通过理性才[1]能认识。这就是说，原子理论不是源于感知而是产生于理性。
毕达哥拉斯用理性将人类与动物界分开，指出，别的动物也都具有智力、热情，理性只有人类才有。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数是万物的本原”，从而把数看成为万物的始基，宇宙万物由数产生，万物都是由于模仿数而存在，由于满足一定的数的比例而达到和谐。他们认为，事物本身就是数，“一切其他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2]为范型的”，因而服从于数学的规律。他们相信实在是在“基于”所有感官现象之上的数学形式当中发现的，因此我们是通过理性而不是通过感官而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的。因而他们是双重意义上的理性[3]主义者。毕达哥拉斯学派标志着西方数学理性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理性的作用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苏格拉底认为人类必须为自己的知识建立稳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的理性。没有经过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理性与生活是内在统一和本源性一致的。苏格拉底认为，人只有通过理性的途径才可能得到快乐，才能产生真正的智慧；理性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所以真正的知识来自内心。在苏格拉底基础上，柏拉图则进一步认为，人由三部分组成，即理性、灵魂和肉体，而在这三者中只有理性才是最高贵的和不朽的。柏拉图认为，在由我们的感官感知的杂乱无章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清晰的秩序，而人的理性则表现为一种判断力，即认识世界或规律的能力。他还认为，理性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感性世界，而且能为我们提供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行为准则。理性不仅仅是哲学思考方式，也是人生实践方式，是最高的生活准则。这样，在柏拉图那里，理性就成为人类的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可见，希腊人对理性的崇拜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就开始了。
亚里士多德以本体论的方式强化了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亚里士多德关心确定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的确定性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高度予以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为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士多德把理性看作人类品格中的最高部分，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就是人的理性智慧，而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等就是理性的代名词。一方面，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还使真、善、美融合为一。可见，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的意义。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将理性主义推向古希腊哲学的顶峰。
然而，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人们开始对理性主义产生怀疑，各种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并与宗教意识合流，从而导致中世纪宗教哲学的兴起。从奥古斯丁经过安瑟伦一直到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传统，都把古代存在中的神性因素看作一个人格化的、创造的、上帝的神圣理性，而作为被创造物的人的理性只能是一种不完全的理性，并且只能是对上帝的存在理性的分有。阿奎那认为，上帝是一切存在和真理的源泉，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理智实体都是通过认知上帝来达到他们的终极目的。上帝是自在的，具有绝对的无限性，而包括人在内的任何被造物的理性都是有限的，最多“拥有相对的无限性”，他们不能认知无限的上帝或上帝的无限性。阿奎那把上帝所具有的完善的理性称作“理性”，而把人所具有的一种认识能力的理性叫做“知性”。阿奎那认为，知性是人获得知识的必由之路，它渗透在理性之中发挥工具的作用，并在理性的功能中找到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但作为人的认识工具，知性只能认识外界具体的特定对象，而无法认识和反思对象关系的总体。在他看来，上帝的理性从本质上规定了人的知性的内在限度。所以，对于人的知性能力来说，只能间接地认识上帝的这种绝对存在，而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确切认识和根本领悟。就这样，在中世纪宗教哲学家的头脑中，人类的理性被消解了，人的理性成了上帝的理性。就是说，通过这种理性的异变，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而人只能信仰上帝。所以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4]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尽管如此，在中世纪的神学论证中，理性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地位，就是说，“上帝”作为宇宙本体的存在，仍然需要用理性来推理和证明。阿拉伯尔指出，相信一种教义并不因为神曾经如此说过，而是因为有理性的证实。阿奎那认为，人们有两种认知上帝的方式，一种是天启，另一种即是理性。哲学不仅可以运用自然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且可以通过类比来解释、强化信仰，理解“三位一体”等天启真理。对此，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5]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丹皮尔也评价说：“人们有时以为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不是充分运用理性的，其实不然。它们的结果[6]是运用逻辑方法从它们认为是权威和肯定的前提中演绎出来的。”
中世纪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封建体制内部生长和发育起来。这种变化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是人类理性的复苏。从14世纪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发生了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科学革命三个重大事件。人文主义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用知识造福人类，使人们的思想从神学的桎梏下获得解放。16世纪初，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圣经》。这样普通人也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这就使理性取得宗教论争的权力。在科学领域，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向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地心说挑战。中世纪的地心说常常被用来为神学作论证，而哥白尼的学说向神学宇宙观提出挑战，是人类理性对科学精神的呼唤。在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正式开启了科学革命的序幕。
在近代哲学中，理性精神的统治地位是由笛卡儿确立的。笛卡儿批判经院哲学，认为必须用新的正确方法建立起新的哲学原理。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将人归结为“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7]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他指出，我们已有的观念和论断有很多是极其可疑的，我们处在真假难分的状态中是不可能确定真理的。为了追求真理，必须对一切都尽可能地怀疑，甚至像“上帝存在”这样的教条，怀疑它也不会产生思想矛盾。他把怀疑看成积极的理性活动，要拿理性当作公正的检查员。他相信理性的权威，要把一切放到理性的尺度上校正。他认为理性是世间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权威不再在上帝那里、教会那里，而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他认为，是理性导致宇宙的创生，规划了宇宙的进程，预设了宇宙的结局，世界就是在理性的统一支配下，依据既定秩序逐步展开的过程，自然史和人类历史都是理性本质的展现。而在宇宙中的人则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有能力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而这种能力本质上就是理性，人正是通过理性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从笛卡儿开始，所有主流意识都推崇理性，维护理性，都把理性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的基础，视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决定着万事万物之存在与发展的实体与动力。这样，理性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就确立起来了。
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沿着笛卡儿的道路，进一步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特别是把理性推崇为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基础。正如卡西勒所说的那样：“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宗教信条、道德格言和道德信念，理论见解和判断，是可变的，但从这种可变性中却能够抽出一种坚实的、持久的因素，这种因素本身是永恒的，它的这种同一性和永恒性表现出理性的真正[8]本质。”他进一步指出：“理智在其认识全部实在的尝试中虽然走着千差万别的道路，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也许从客观立场看问题，这些道路似乎是歧异的，但他们的歧异并不是纯粹的离散。毋宁说，所有形形色色的精神力量汇聚到了一个共同的力量中心。形式的差别和多样性，只是一种同质的形成力量的充分展现。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9]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可见，理性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基础，成为万物的尺度。
在西方哲学中理性范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里的“理性”，一方面是指人们在逻辑思维中用以认识事物本质的认知理性，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从认知理性发展而来的道德理性、宗教理性、启蒙理性等等。如果说希腊时代的理性主义，主要强调人对世界的认识和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则主要是反对宗教神学对人的统治，肯定人的存在和价值，争取人的独立存在以及一切欲求。这种变化反映了中世纪晚期的反宗教和反神学的历史背景。这种理性主义把理性视为人所特有的一种能力和本性，既把理性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也把理性作为人性区别于神性的根本特点。在这个意义上，理性首先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本质力量或主体能力，同时又是一种人类本性或要求，因而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启蒙主义思想家“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10]的东西。”在这里，“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11]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的这种转向，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育和发展。理性作为思维能力和评价尺度的统一，应用于一定的社会客体，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方法。运用理性方法去认识社会，就意味着从人的内在本性要求出发，运用人类所特有的思维能力去认识和评价各种社会现象、历史事件，甚至构建未来的理想社会。胡塞尔以“理性”这个“内在于欧洲历史中的哲学观念”描述“欧洲精神形象的特征”：“‘欧洲’这一概念必须展开为关于理性的无限目标的历史目的论。……欧洲‘世界’是从理性观念中[12]诞生的。”韦伯更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13]问题的根本立场上演绎出来。”这就是说，启蒙理性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二、理性的同化功能[14]
美国哲学家胡克认为：理性是人类行为和历史的推动力。理性是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它作为主体所独有的支配自然客体、把握客观规律的能力，具有使主体能动性得以张扬和肯定的特质，从而使理性具有某种强有力的同化功能。人类的理性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不仅能使人摆脱原始神话和宗教神学的束缚，从而最终成为其自身的主人，而且通过人类自身的能动性，转变为主体征服客观世界的武器。从历史上看，自从启蒙运动确立了理性的权威以来，理性就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同化功能，逐渐侵入和统治了科学技术、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和政治等各个领域，成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的核心，并主导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进。
理性的同化功能源于理性的本质特征，即源于理性的计算功能。古希腊哲学家强调理性的计算特征。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对于他们来说，基本的观念不是物质的元素，而是结构和形式，或数学关系。他们认为，事物会毁坏，但数学概念却不会毁坏。数学的知识是确定的，因为它的主题是不变的，其定理是逻辑上被证明的。因此，数学是自然中的不变者。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样，柏拉图也强调数学的重要意义，认为数学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所以在柏拉图学园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不懂几何学者免入。”科学革命发生以后，数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成了“自然科学的王后”。笛卡儿认为，凡是在理性看来清楚明白的就是真的。复杂的事情看不明白，应当把它尽可能分成简单的部分，直到理性可以看清其真伪的程度。在他看来，数学是理性能够清楚明白地理解的，数学的方法可以用来作为求得真理的方法，因此他主张以数学方法找出一些最根本的真理作为哲学的基础。
然而，理性的计算功能不限于此，它还从量的领域进入到质的领域，从而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功能转向。卡西勒说：“知识的推论永远类似于一种还原；它从复杂到简单，从表面上的多样性达到构成这种多样性的基础的同一性。18世纪思想坚持这种基本方法，并试图将它运用于越来越宽广的知识领域。于是，‘计算’这一概念丧失了纯粹数学意义。它不仅可以运用于量和数，还从量的领域侵入了纯粹的质的领域。因为质的相互关系，也可以按确定的、严格的顺序相互推导出来。无论何时，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确定这种顺序的一般规律，从而清楚认识这些规律效力所及的全部范围。因此，‘计算’概念随科学概念本身一同扩展；无论何处，只要我们能把一组经验的各种条件还原为一些基本关系，从而能完满地确定这些条件，我们就[15]可以运用计算。”
理性计算功能的社会转向就是合理化。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认为：[16]理性的天职就是指引我们达到成熟的发展。也就是说，理性能使我们的行为直至整个社会的行为具有合理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理性以世俗性、功利性、科学性、效率性，总之以工具理性的一面，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即以一种专业程序化的合理性和技术操作的可行性，实施对社会结构和生活世界的支配与控制。这种支配与控制作为一种强大的同化机能，在经济、文化、政治、心理等领域，消解对立、抹平差别、清除否定性、遏制质变，通过播撒顺世主义的种子，催生出社会的一体化状态。
从近代以来，这种合理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资本主义化过程。资本主义的这种合理化，实质上就是工具理性的运用过程及其结果。经济合理性和科学技术合理性其实是以功利和效用为目的、以世界及其构成要素为手段的工具理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它们与同化的关系而言，工具理性是同化的理论依据，经济合理性是同化的基础，而科学技术则是同化的动力，它们相互交织，形成了资[17]本主义同化的前提。近代以来，在理性主义的推动下，在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全民动员的社会。在这个全新社会里，人所共知的主要趋势是：因有政府作为推动、支持有时甚至控制的力量，国民经济集中于大公司的需求上；国民经济与世界范围的众多的军事同盟、金融机构、技术组织和发展组合结合在一起；蓝领群众与白领群众之间、劳资双方的领导层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级的闲暇活动与向[18]往之间逐渐同化。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一种“一体化”特征。
经济合理性是同化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离不开经济合理性所带来的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马尔库塞指出，生产过程中机械化对劳动者体力和劳动强度的降低，运用程序和量化标准导致的高效率，以及消费领域中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的平均化、一致化等等，都是经济合理性的表现。虽然还存在着剥削，发达资本主义愈[19]益完善的机械化劳动却在改变着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地位。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各种利益已变成广大公民内心深处的动力。卢卡奇把经济理性叫作合理的机械化计算原则，也就是一种“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这条原则包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基础。资本主义通过原子化和合理计算，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并且社会的每个成员的命运都是[20]由统一的规律所决定”。霍克海默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基本的交换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交换的调节作用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经济的合理性表现为它是支配自然和人的社会活动的权威或权利，并指出：“让主体最大可能地适应具体化了的经济权威，便是理[21]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采用的形式。”
科学技术是理性同化的重要推动力。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表达和论证的可判定性和精确性，使它获得了对于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客观意义，并以对事实、过程以及合理性本身的非情感化表述，确认并扩展资本主义的非阶级偏向性、资本主义秩序的公正性和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总体的积极意义。而技术作为科学的具体化，作为一种操作体系和文化形式，一方面，它以可操作的工具性直接赋予资本主义合理性以内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呈现出它对社会结构和生活世界的支配与控制。这种支配与控制作为一种强大的同化机能，在经济、政治等空间领域发挥着消解对立、抹平差别、消除否定的功效。然而，科学技术同时兼备客观中立性和主观运用的价值偏向性，这种双重性质使它不可避免地堕入到服务于一定社会主体的从属状态。正如卢卡奇指出的：“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的时候，它反转过来，[22]成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使职业分层和社会阶层显示出了同化的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同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尔库塞指出：“需要、愿望、生活标准、闲暇活动及政见的同化，导源于在工厂自身中、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一体[23]化。”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合理性在生产设施中得到了具体化（尽管对它的使用是不合理的）。这不仅适用于机械化的工厂、工具和资源开发，也适用于与机械过程的操纵相适应的劳动方式，[24]适用于按‘科学经营’方式来安排的劳动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在生产中的应用，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向自动化方向发展，而自动化作为“一种爆炸性或非爆炸性催化剂，是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技术手段。因为社会的自动化过程表现了劳动力的变化，或更确切地说，表现了劳动力的质变，在这一质变过程中，劳动力从个人中分离出来，变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客体，并进而变成一个主体。”所以马尔库塞说：“自动化一旦成为这种物质生产过程，它就会引起整个社[25]会的变革。”自动化生产体现为标准化和常规化，而“标准化和常[26]规化同化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工作。”“同化的趋势进而表现在职业的层次中。在重要的工业机构里，‘蓝领’工作队伍朝着与‘白[27]领’成分有关的方向转化；非生产性工人的数量增加。”这种职业同化的进一步影响是阶级差别的平等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是作为被预先决定的常设容器而登上这一舞台的；决定性的差别在于消除既定的需求和可能的需求、满足了的需求和未满足的需求之间的反差（或冲突）。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等等。但马尔库塞强调指出：“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28]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在资本主义社会，理性的同化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而且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马尔库塞指出：“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29]技术”。“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已确立的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而且，这种结合往往伴随着更为明显的强烈形式：生机的丧失、法庭、警察、武装力量的管辖。情况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30]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社会的政治需要变成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它们的满足刺激着商业和公共福[31]利事业，而所有这些似乎都是理性的具体体现。”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就能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在富裕和自由掩盖下的统治就扩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32]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不同的抉择同化”。而在文化领域，工具理性表现出一种大众性的维度或文化工业的运作机制。这里的“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资本主义制造了多样化的文化生活的新形式，“如果个[33]体不想被毁灭，那么，他就得变形以适应这些新形式”。个体自身的调整和对文化新形式的适应，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同化效应。这种文化同化通过塑造样板，使人的个性被消解，高雅被俗化，真实被超越，一切多元的、个性的东西都被打包投进一个文化粉碎机之中变成一堆没有区别的碎屑。
上述不同层面的同化，最后都归结在个体心理层面形成的一种潜化效应。在这种潜化作用下，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由外在的强制过程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觉自愿的过程。马尔库塞说：“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地区，社会控制已被潜化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也受到影响。拒绝‘随大流’的思想情绪显得是神经过敏和软弱[34]无力的”。个人的“私人空间已被技术现实所侵占和削弱。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工业心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在几乎机械化式的反映中，潜化的各种不同过程都好像僵化了。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即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35]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三、理性到现代性的转化
理性是西方哲学使用范围最广泛、内涵最丰富的概念之一。然而，在西方哲学的不同历史时期，理性的内涵及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极为不同的。在古希腊时期，理性的内涵较为原始和本真，也具有更大的内在统一性。但理性能够成为文化的核心概念，能够成为哲学的“新阿基米得点”并与现代性相联系，则发生在启蒙以来的西方社会。现代性是指西方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或者说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然本性和经验本性相对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运行机[36]制，它代表着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本质规定性。所以，美国哲学家格里芬指出：理性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现代常常被认为是理性的时代，它是相对于被看作信仰甚或迷信的时[37]代的中世纪而言的。
理性与现代性的这种逻辑联系或转化关系，可以说是由韦伯建立起来的。韦伯把现代性解释为“工具理性日益增长的历史性趋势”。他认为，现代化就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理性化，并且最典型地渗透在人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种现代性“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38]里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就使理性机制化，结果发展出科学的世界观，并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这也就是理性的“祛魔”过程，即将科学技术从宗教神学解放出来的过程。另一方面，[39]这种现代性体现为“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形成于经营活动与家庭的分离，其突出特征是可计算性，即合理簿记和资本核算。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经济理性，产生于西方社会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即从宗教改革中产生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的经济伦理，具体说就是所谓的“新教伦理”。
新教在理性与现代性转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韦伯在新教中发现的理性化过程，实际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世界的非迷信化的“祛魔”行为，一个是目的论的理性主导的“禁欲”行为。对于新教徒来说，上帝是一个超验的存在，人类根本无法理解他。个体能否获救，能否获得恩宠，完全取决于超验的上帝，而不是个人自身的盲目努力。在这里，清教徒被“增添上帝荣耀”这一永恒思想所指引，他必须有计划、系统地准备自己的一生，从而获得拯救。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务必系统规划、目标清晰、坚定不移。他必须能够自我控制，摆脱冲动，摒除爱欲等自然状态的骚扰。“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40]享乐，最重要的方式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就这个意义而言，人的世俗禁欲生活或“修行”是充分规划的，并且在一个严格的目的论的框架中进行。持之以恒的理性行为和生活，对自己有条不紊的控制，这是对清教徒人格的锻造。“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41]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愿望。”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宗教生活中，而是在世俗事务中寻求自己的禁欲理想。在这里，道德生活是被“系统地合乎理性地安排”的，其基本特点是“经常性的自我控制和对自己的生活进行精心规范”。一旦这种禁欲主义理性“从修道院的斗室被带入日常生活，并开始统治世俗道德时，它在形成庞大的近代经济秩序的宇宙的过程中就会发挥应有[42]的作用”。至此，现代经济秩序也就日渐形成。
韦伯认为，理性从文化领域转换到社会领域，但其基本特点并没有变化，仍然属于目的理性，“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其标志性含义就是“计[43]划性”。按照韦伯的定义，新教的这种盘算和规划就是理性的行为，即目的理性行为：“谁的行为如果依据的是目的、手段及后果，而且在手段与目的、目的与后果、最终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目的之间合理思量，那么，他的行为就是目的理性行为，也就是说，他的行为[44]既不是情感行为，也不是传统行为。”显然，清教徒的人格正是被这种考量式的目的理性所标志着。可见，这种新教伦理在世俗化过程中，既创造了那些无休止的商人和勤勉的工人，也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韦伯阐释的富兰克林式的精神。韦伯从新教伦理中推导出来的世俗生活的理性化，是现代性的一个关键发轫点。这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它在这种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终一致[45]的影响。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至此，新教在现代性历史中的位置凸显出来：它使得历史向世俗方向转折，也就是从传统向现代转折。
对于韦伯的合理性和现代性理论，哈贝马斯作了高度概括，指出：“马克斯·韦伯使用‘合理性’或‘理性’（rationalitaet）这个概念是为了规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式，即资产阶级的私法所允许的交往形式和官僚统治形式。合理化或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的含义首先是指服从于合理决断标准的那些社会领域的扩大。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劳动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工具活动［劳动］的标准也渗透到生活的其他领域（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交通和交往的技术化）。这两种情况都涉及目的理性活动类型的贯彻和实现：在技术化中，目的理性活动的类型涉及工具的组织；在城市化中，目的理性活动的类型涉及生活方式的选择。计划化可以被理解为第二个阶段上的目的理性的活动：计划化的目的，是建立、改进和扩大目的理性活动系统本身。社会的不断‘理性化’是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联系在一起的。当技术和科学渗透到社会的各种制度从而使各种制度本身发生变化的时候，旧的合法性也就失去了它的效力。指明行为导向的（handlungsorientierend）世界观的世俗化和‘非神化’，是社会活动的‘合理性’不断增长的[46]反面。”
总的来看，随着启蒙理性的孕育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理性与现代性相辅相成，实现了理性向现代性的转化，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理性的指引下，人类社会必然沿着一条直线型的进步道路，从非理性的传统社会向理性的现代社会发展。这种理论还认为，工业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工业化不仅会带来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物质财富的异常增长和生活水平的空前提高，还必然导致社会的整体变迁和转型，如政治的民主化、自由化和人权状况的极大改善，以及人的素质的普遍提升等。他们还认为，西方社会就是现代化的样板，甚至可以说，现代社会就等于西方社会，[47]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欧和北美社会。在他们看来，西欧和美国道路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共有的，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的，具有人类社会的终极特点。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现代化的历史。在这数百年里，西方不仅通过新科学技术革命最终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且通过市场化和全球化，使非西方世界也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因而，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理论的正确性、普世性和终极性。所以，到20世纪末，不仅意识形态可以终结了，甚至历史也可以终结了。注释
[1]参见［挪］G.希尔贝克、N.伊耶著，童世骏等译：《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1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3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3]参见［挪］G.希尔贝克、N.伊耶著，童世骏等译：《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1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6]［英］W.丹皮尔：《科学史》（上册），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7]［法］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8]［德］E.卡西勒著，顾伟铭等译：《启蒙哲学》，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9]［德］E.卡西勒著，顾伟铭等译：《启蒙哲学》，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同上书，355~356页。
[12]［德］E.胡塞尔著，吕祥译：《现象学与哲学危机》，174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13]［德］马克斯·韦伯：《资本与理性》，188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
[14]参见［美］悉尼·胡克著，金克等译：《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15]［德］E.卡西勒著，顾伟铭等译：《启蒙哲学》，22页。
[16]参见［德］E.胡塞尔著，吕祥译：《现象学与哲学危机》，161页。
[17]参见杨乐强：《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同化理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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