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李提摩太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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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试读：

1871年夏天，大清国东北的某处旷野，有两个响马（土匪）劫下了一辆马车。他们甩着马刀吆喝着，让车里的人滚出来。很快，有一个高大的欧洲青年从马车里走出来。两个土匪从未见过西方人，他们被吓傻了，以为大白天遇上了鬼。他们立刻骑马走人。但不久，他们又带着一股人马杀来了——他们太好奇了，想回来看个究竟。

那个欧洲青年驾着马车并未走远。土匪们很快包围住他。好在土匪头子见多识广，还知道这世界上有“洋人”存在。他大胆上前，挥刀问那个欧洲青年，说：“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生意的呢？”那个人用生硬的中国话来回答：“我从英国来，是来卖书的。”那个头目便又问：“卖的什么书？”那个欧洲青年便说：“是劝人行善的书。”他边说边搬出了一摞《圣经》，热情洋溢地说：“如果你们诚信向善。我分文不取也可以，送给你们。”他微笑着把书送给土匪头目，但是土匪头目连忙摇头，说自己不认字。出于对知识人原始的敬畏，土匪们放过了这个要送自己书的洋人。李提摩太侧面像

这个力图把《圣经》推销给土匪的人，就是本书的作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深怀对古老中国的向往，年轻神学士李提摩太来到了中国。在来中国的轮船上，他学了中国二百一十四个汉字部首，开始了用大半生来成就的中国之旅。民国时代所著的李提摩太传

在李提摩太到中国不多久的1876年到1878年间，中国北方滴雨未下，干旱带来了严重的饥荒。这就是晚清历史上凄惨无比的“丁戊奇荒”。饥荒蔓延，很多人开始吃树叶，也有人开始吃死人，而积贫积弱的满清政府却无计可施。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开始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撰文，呼吁口岸及本土的外国慈善团体赈灾捐款。很快，李提摩太就筹集到大量的救灾款。

在蜂拥的救荒潮中，李提摩太记下一段非常引人深思的故事：“为了避免人员踩踏伤亡，我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灾民被迫排成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一个不易除掉的标记，可惜仍然有些人洗掉了标记，重新排到队尾。”李提摩太说，“但那双干净的手出卖了他们，我们只向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救济。”

1877年，山西的灾情严重超过了山东，受上海教会赈灾委员会委托，李提摩太赴山西救灾。在途中，他见到了最惨绝人寰的景象，到处是死尸，倒在路边任野狗撕扯。这令他大为哀恸，开始在英国筹集善款赈灾。他共筹得六万英镑，这些钱兑换成白银后，由李鸿章派兵押往山西。途中，他听到押送白银的士兵间的谈话，他们嘲笑这些钱是傻洋鬼子的，便深感到，拯救一个民族的灵魂与拯救他们的肉体一样重要。

人到中年以后，随着社会阅历的积累，李提摩太吸取了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经验。特别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他更专注于跟当时中国的高层统治者打交道。通过影响诸如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岑春煊、周馥这些高官，乃至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来实现对中国的改变。

李提摩太开始融入中国，穿着中装，吃着中国菜，并尽量缩减个人的开支，购买更多的先进科学仪器，望远镜、显微镜、投影仪、手动发电机……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实实在在地影响中国人的灵魂。他开始在各地的官绅中进行讲演，努力让中国有知识的人对西方的科学感兴趣，以便启蒙他们，让他们为中国同胞谋利，免受贫困的压迫。同时，他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影响了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全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担任着中国维新变法的幕后总策划。我们后来所知维新变法的若干纲领性建议，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这些建议在1905年及以后的光阴中，逐一变成了中国的现实。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支持义和团的山西巡抚毓贤，蛮横地烧死了四十多名外国人，其中甚至有妇女和孩子。历史风暴过后，晚清史上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产生。而山西的这桩惨案，各国全权委托李提摩太出面与李鸿章商议处理这件事。李鸿章主张赔款了事，李提摩太提出了一生中最亮丽的建议：“传教士的生命不能拿金钱来计算，而罪行又必须得到惩罚，那我们就来建一个学校，用教育来惩罚迷信和无知。”

他提出从庚子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白银，在山西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让山西的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这便是现代山西大学的前身。正是凭借这所大学带来先进文明，山西得以在民国时建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模范省。而李提摩太处理这一事件的胸怀，又给各国树立了榜样。不久，美国政府在传教士明恩溥的主持下退还了赔款，建立了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等。

1915年，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四年了。正值李提摩太七十岁生日，他的好友、创办了清华大学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博士给他写了一封信，盛赞他的一生：“你的许多朋友今天都在感谢主，感谢他把你的心带到了中国，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你已经尽了你的努力，将各种潜在的、未知的力量释放出来。为了中华民族的改变，以此来实现世界的改变。这种努力如海上行舟，如雄鹰翱翔，你的努力为后人打下了基础。”

1916年，李提摩太离开中国回英国养病。在他的家乡，忙于战争的人们，没人知晓这位老教士一生的故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平息了下来。深感于欧洲已陷入堕落的李提摩太，买好了船票，准备和妻子一起返回中国，并决心就此终老于中国。可惜未能成行，他便因为老病在故乡安静地与世长辞了。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位影响中国至深，却一直为西方和中国都忽略了的传教士自述平常的一生。当我们跟随着李提摩太的叙述进入那段历史，进入晚清风云流转的四十五年光阴，我们会收获无尽的启迪、感动、沉思与反省。或许，我们会有很多的联想，乃至完全颠覆我们对历史的成见。但这其中，首先能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因为信仰、怜悯、热爱、宽容与无畏，与一个古老帝国共度夕阳之垂。感谢博学的陈义海教授辛勤的工作，他为这部回忆录所做出的严谨工作和所有付出，让我们充分体味到这位东行使徒的真诚而热爱的一生，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的一生。原序

正如我在四十五年前在中国所发现的那样，摆在来华传教士面前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灵魂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挽救他们的肉体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以每年四百万的速度在消亡。同时，还必须解放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比他们的女人的裹脚还要扭曲；还必须将他们从一种哲学和习俗中解放出来，因为它们已经影响了许多个世纪，并使这个民族可能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然而，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可怕的习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接受教育——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的光芒的照耀，它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幸哉，传教士们给这个民族的政治界、宗教界的领袖所带来的正是这种福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经年的犹豫和怀疑之后，最终相信了我主的福音，可是，大多数人由于太无知、偏见太深，终无行动。这样，文明古国中的一个，或者说，现代社会最伟大的民族当中的一员，便陷入革命与无政府状态的泥潭，而它要摆脱这种状态需要很长时间。

本回忆录是一系列值得赞许的努力的告白，这些努力是要引领中国的精神领袖们走向上帝的国度，引领他们通向一种应许：现世福祉百倍，来世生命永享。这些努力意味着不拘一格地提升和欧洲一样大小的整个中国，其途径是：推行更好的宗教、更好的科学、更好的交通、更好的国际贸易，建立现代学校和学院制度，创办现代出版业，创建新型的工业与制造业。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有一臂之力，这从我的这些回忆中可以见到。

对于那些为拙著提供过帮助的各界人士，我深表谢忱——

感谢我的女儿艾琳娜（Eleanor），感谢她记录我的口授，并将文稿整理成出版格式；感谢希尔达·C.波塞尔小姐，感谢她不辞辛苦地收集本书照片，并为整个文稿打字；最后，要感谢浸理会总部的秘书W.Y.弗勒顿牧师，是在他的要求下我才写出这部回忆录，还要感谢他帮我修订整个书稿。李提摩太1916年1月于上海  第一章 早年生活1.我的童年

1845年，我出生在一个名叫福尔迪布莱宁的小村庄。这个村庄位于威尔士的凯尔马尔森郡，它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的山谷”。我的父亲提摩太理查德起初是位铁匠——与我祖父一样，不过后来开始掌管农场。

我的父亲被誉为整个地区最风趣的人之一。他是伯特利与撒冷两地浸礼会的执事及秘书，经常充当敌对政党间的和平使者。我的外公是一名雷特尔克村的农民，也是拉尼比特尔附近亚伯度阿尔村的浸礼会执事。至于我的母亲埃莉诺雷特尔克（Eleanor Llethercoch），著名的威尔士牧师吉尔斯比琼斯曾这样写道：“在‘威尔士值得称道的人’中，他再未见过谁像她那般为人诚实性格温和，而且她的煎薄饼手艺也是无人匹敌的。常回想起当有人冤枉她或说她坏话时，她只说：‘好吧，这么做对他们的坏处比对我的更大。’”李提摩太头像

1858到1860年间，复兴运动如燎原之火般席卷了美国、北爱尔兰、苏格兰、挪威和瑞典。在这次运动中，即便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缴械投降，皈依了基督教。一些人宣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并在我家附近的一条河里受洗，我也是其中之一。

不久之后，在一次并非特别涉及传教的讲道中，我第一次有了献身传教工作的念头。那次讲道的经文我记得很清楚：“服从胜过祭献。”从撒冷堂回家的路上，我告诉比我年长四岁的哥哥约书亚，在整个讲道过程中，似乎有个声音命令我去外国传教。他听了有点惊讶，因为他心中从未有过这种念头。2.求学

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公理会办的，就建在属于我父亲农场坦耶斯盖尔的一块地里。我在这里一直读书到十四岁。我十五岁时，父亲希望我能来农场帮助哥哥约书亚，但母亲和几个哥哥却认为我应该继续学业。我告诉父亲，只要再支持我读一年书，以后就不用帮助了。于是他把我送到约二十英里开外，一个叫做十字客栈（Cross Inn）的地方，在一所由一个表兄开办的学校就读。除去日常课程，我还要和小学教师一起参与额外的课程，并且学习首调唱名法等音乐知识。年末，校长收到来自潘尼格罗斯（Penygroes）的学校需要教师的申请，他便派遣我去了。

这所学校在矿地上，我不仅白天要教小孩子，晚上还要给矿工们开夜校，有些矿工的年纪足以当我父亲了。有了上课挣的钱，我能够为自己支付一所在拉尼比特尔的语法学校的学费。语法学校的校长一有事外出，就会让我来管理学生。学校附近的人们常说他们总能知道是谁在上课，因为孩子们在我上课时要守规矩得多，也安静得多。一想起这点，我觉得自己应该能取得一些谅解。

往南几英里有个叫新客栈（New Inn）的地方，那里的校长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关闭了学校，去他处谋职。于是我被派遣立马前往新客栈担任临时校长。当天下午，那里的孩子们也被告知学校第二天早上会照常开放，只不过换了一位新老师。离开新客栈时，我已有经济能力支持自己进入一所天鹅海（Swansea）的师范学校。

我没在师范学校待太久，因为家中农场的哥哥约书亚打算冬天去学校上学，便要我到农场代替他干农活。我熟悉各种农活，无论是耕地、割草、挖渠道，还是修剪篱笆、盖稻草堆。看到我返回农场，邻居们都说我读了那么多书，到头来还是只得回来干农活，真可惜呀！3.教学

然而有一天，我最年长的哥哥大卫给我带来一张报纸，上面有则康维尔艾乐维特（Conwil Elvet）资助学校招聘校长的广告。而哥哥约书亚愿意回农场干活，如果我得到这个职位的话。递交应聘申请后，我得到一封回信说有六十个人在我之前申请了。又过了一星期，我收到第二封信，通知说六十个人中只有两名合格的申请者，即当地浸礼会牧师的儿子和我。几天后我收到应聘成功的通知。我并不认识那个地方的人，所以我非常惊喜。可是我到那儿时才知道当地一名堂会理事是学校委员会的成员，而他的儿子和我在天鹅海是同班同学。牧师的儿子没能获得职位在当地引起极大反感，许多父母接走了自己的小孩。因此我开始教书时，只有二十一个小学生。不过十八个月后，三所乡村小学因招收不到学生被迫关闭，而我却有一百二十个学生了。李提摩太青年时期像

我给高年级的学生组织开办了《圣经》研读班，每星期花一个晚上为他们讲解保罗的生平。他们非常喜欢以至于请求每晚都上这门课。我没有答应，不过研读班还是经常上课的。我离开那里不到一年时，每个听课的人都加入了教会。4.在西哈维津神学院的经历

接下来我成为潘布洛克郡西哈维津（Haverfordwest）神学院的学生。有个亲爱的同学叫西维斯（Chivers），考试成绩公布时，他的名字和我的总是靠在一起。神学院一毕业我们便彼此分别，后来的近三十年里各自忙着发展自己的工作直到1897年才偶然相见。当时我正在返回中国的路上，途径伦敦时听闻一个浸礼会的互助会在一所教堂举行会议。作为一名完全的陌生人，我去了那里听取工作报告。

会议开幕后，主持人说道：“很高兴看见西维斯博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都乐意知道他在芝加哥的工作进展。”主持人话毕，一位正好坐在我前方的男人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向我们说了他正通过办一份期刊来努力使美国南方和北方的年轻人联合为一个浸礼会肢体，以改变一个国家里两个独立的浸礼会的局面。

等他回到座位，我的手放到他肩上并问道：“你记得提摩太·理查德吗？”经过打量，他认出了我，便马上起立对主席说现场有一位他在威尔士时的亲密同学，已在中国传教近三十年，他相信大会成员会乐意听我说一番话。于是我走到讲台，向听众简短叙述两个来自威尔士偏僻小地方的同学受到上帝大能的召唤从而领导传教工作——西维斯博士影响着美利坚合众国浸礼会的年轻人，而我在辽阔的中华帝国的众学生中做工。这不可思议的事实让我深受震撼，同时也领悟到不要轻视渺小的事物，因为如果上帝愿意，从中也能生出伟大的结果。5.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教

1866年兴起了一场向中国传教的运动，这注定在传教工作上起着深远影响。这是传教运动向中国内地的首次起航。那时戴德生（Hudson Taylor）先生发表的一些文章被称作《不定期报》，他在其中阐释了他的传教原则——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相信上帝会用特殊带领来回应我们的祈祷，而非通过出发传教前的特殊学习；乐意到内地传教；着当地服装；住当地房屋；吃当地食物；并做好一生奉献自我的准备，而非一生在口岸享乐，尽管一些别的传教士会沉溺于此。

这一传教运动在浸礼会传教会中引起极大反响，以至于1868年，我听到金尼斯夫人（Mrs.Grattan Guinness）为中国内地传教事业的声援时，被这一极具英雄气概和自我奉献精神的计划吸引了。

那时正值我将从西哈维津神学院毕业之际，我决定加入他们。不过因为我属于浸礼会，他们便推荐我向浸礼会传教会提出申请。我提出了申请，并渴望被派至中国北方。当浸礼会传教会委员会询问我为什么想去中国北方时，我回答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文明的国家，中国人皈依后可以将福音传到较为落后的国家。欧洲人在北方地区传教，也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并且中国北方人成为基督徒后，能使整个帝国的国人皈依。

起航前的最后一刻，他们又问我能否保证十年内不结婚。这个问题让我很惊讶，因为我还没考虑过太多结婚的问题，只是觉得带着妻子进入内地是危险的，因为当时中国内地就像非洲野外一样鲜有人知悉。于是我答道我是在十天内还是十年内结婚都由是否利于传教工作而定。结果我是九年后结的婚。来华传教的教士一家三口

1869年春，浸礼会传教会接受了我去中国传教的申请。潘布洛克郡一个我常去讲道的教堂里有个人名叫瑞斯（Rees），他总是载着我回到离教堂十五英里远的西哈维津。他和他的妻子都是我的好友，听到我要去中国传教很受感动。我们的友谊如此真挚，他们只要有钱就会和我分用。我们在无声的泪水中告别。  第二章 在中国的最初几年1.在英格兰的最后日子

1869年11月17日，我将乘坐“霍尔兹蓝烟筒”航运公司的“阿基里斯”号启程。就在我们离开利物浦的那天，苏伊士运河宣布开通了。不过由于它深度不足以让大吨位的船只通过，我们只得绕过好望角航行。行至毛里求斯时，船长惊讶地发现由于一场地震，上次经过还是港口深水区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小岛。人们曾一度认为毛里求斯是世界上最有碍欧洲军队健康的地方，因为当地的死亡率极其的高。然而我们到了那里却听说条件已经完全改变，死亡率也很低了。调查变化的起因时，我们发现以前的兵营建在低地上，而重建的选址在一座山顶。在这里士兵们就可以远离导致他们伤亡的疟疾——现在我们知道疟疾是由潮湿地方的蚊子滋生的。2.抵达中国

在香港时，后来成为主教的慕稼谷牧师（Rev.George Moule）登上船，他从英格兰度过首次休假刚回来，便和我们一起去上海。他为欢迎我来中国而表示出无与伦比的友善。我对他说有人建议我路上不要尝试学习中文，因为不同地方的发音差别太大，并询问他对这一建议的看法。他对此完全赞同，不过补充说我可以学习部首。于是我开始学习二百一十二个部首，它们是解开组成书面中文的象形谜团之关键。到达上海前，慕先生给我进行了部首测试。

1870年2月12日，我抵达上海。托马斯先生（Mr.Thomas）从前属于伦敦传教会，后成为新天安堂（Union Church）的牧师。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我，并坚持让我搬到他家。我在那里一直住到2月24日前往芝罘（今烟台）。2月27日我到达芝罘，受到同事劳顿先生（Mr.Laughton）的热烈欢迎。

1860年，各国公使馆在北京成立之际，芝罘、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成为首批开埠港口。数个在上海和宁波的传教会移往北方，部分原因是对那里的气候更适应，还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接近中国的权力中心。在这之前，一个中国传教会曾以上海为中心在华中地区传教，但因其资金困难，好几位成员申请加入英国浸礼会传教会。他们中间的霍尔博士（Dr.Hall）、荷兰籍传教士古路吉先生（Mr.Kloekers）——他是在刚果传教的霍尔曼·本特雷夫人（Mrs.Holman Bentleyofthe Congo）的父亲，在首次申请获批的人之列。1860年，浸礼会传教会决定在芝罘开办一个传教站，并派霍尔博士和古路吉先生前往。

曾经是传道会成员的戴德生先生也申请加入浸礼会传教会，我记得是在有五名同工的条件下。但这一计划没有成功，戴德生先生便决定建立中国内地会（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当我到达中国时，浸礼会传教会已遭受数次打击。抵达芝罘不到一年，霍尔博士就在照顾霍乱病人时受感染而去世，而古路吉先生很快离开去了英格兰，另外两位麦克梅辰先生（Mr.Mc Mechan）和金顿先生（Mr.Kingdon）一两年后也受遣回国。接受我加入浸礼会传教会时（1869年），在华七年的拉夫登先生（Mr.Laughton）是该会仅存的代表。他拥有天生的才能与罕见的奉献精神。不幸的是，我很快就失去了听取他有益建议和宝贵经验的机会，因为他患上斑疹伤寒于那年六月去世了。3.芝罘的传道同工

当我到达芝罘时，已有数位能力卓越的人在那里传教。法学博士韦廉臣牧师（The Rev.Alexander Williamson, LL.D.）在伦敦传道会开始了其传教生涯，1865年同杨格非牧师一道乘船来到中国，首站停留在上海。他学习中文的效率惊人，不到十二个月便用中文写了一本植物学方面的书。但他也为过度劳累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累垮了身体不得不返乡。之后他又回到中国，不过是作为苏格兰圣经会的代表，当芝罘开埠后停留在此。他周游了中国北方，并出版了两部游记，为此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的体力、智力及灵性的力量都非常充沛。之后他出版了《自然神学》（《格物探源》）及《基督生平》两部精彩著作。在生命最后一段日子，他在中国人中建立了同文书会。1891年我在他之后接任该会督办。

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倪维思牧师（the Rev.John L.Nevius）是一位尤为杰出的同伴。当我前往新开埠的芝罘时，他已在宁波和杭州生活数年。1890年在上海举行中国宣教大会，他当选为美国组主席，而李修善牧师（the Rev.David Hill）出任不列颠组主席。

美国长老会差会的郭显德牧师（the Rev.Hunter Corbett）在上海登上了韦廉臣牧师乘坐的那艘船，结果在山东成山角遭遇船只失事。船上一人描述此事时笑称他们是“在海中着陆”。郭牧师是名不知疲倦的传道人，跑遍了山东东部的每个地方。

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牧师（the Rev.Calvin Mateer）是在中国传教工作中进行科学教育的伟大先驱。他造访了芝罘，并用携带的一大组仪器作了一次关于化学的有趣演讲，而我作为他的助手协助示范。有人曾说如果美国长老会只派出这三个人——倪伟思、郭显德和狄考文——说他们工作的收获比他们的花费要高十倍也是很公道的。

美国南浸信会的海雅西牧师（the Rev.J.B.Hartwell）极具礼仪之魅力，很早便获得了中国人的喜爱及信赖。当他生活在滕州府时，太平军来袭，关闭城门将一些城民留在了城外。只有海雅西牧师顺利说服此城官员打开城门放那些城民进来。与满清官员打交道的传教士们

罗伯特·利雷先生（Mr.Robert Lilley）是韦廉臣牧师在苏格兰圣经会的助理，在明恩溥牧师（the Rev.Arthur Smith）到来前，他是中国最诙谐机智的外国人。几年后他去了纽约协助《世纪词典》的出版。经过纽约时，我到他所在的办公室，希望能见他一面。一位活泼的银发女士说他去苹果城（Appleton）协助完成一部百科全书了。“他在这儿时，我们努力想把他变成共和党，”她说道，“但他始终坚持认为君主立宪要好得多。”他于1914年逝世。4.首位皈依者

在拉夫登先生的葬礼那天，葬礼在墓地尚未结束，刚到的一艘汽船上开出的鸣炮声吓了我们一跳。我们马上赶到驻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船长带来了天津屠杀的噩耗，法国领事及其夫人，还有二十一名慈光会修女遇难。据说各个港口将会掀起针对所有外国人的动乱。为了抵抗动乱，一支志愿防卫队迅速组织成立，我也参与其中。我们连续几日看守驻地，以防当地的中国人袭击。

自从同事去世，英国浸信会传教会的责任全部落在其在华唯一代表——我的肩上，为此我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学习语言以便尽快将其掌握。只身一人，形形色色的经历就是我的唯一向导，我从中摸索今后走怎样的道路，以及避免错误发生。

在接受第一位皈依者加入教会前，我给他上教理课时问道：“在上帝眼中人人都是罪人吗？”

他忧伤地答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但我知道我是个大罪人。”

这个诚实的答案连同我那愚蠢的问题给了我一击，同时我也发觉这个人在精神上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此后我再没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经历颇有意思。数年过后，满洲长老会传教会的罗伯斯顿先生（Mr.Roberston）在属于他传教范围的阿穆尔河（黑龙江）附近开设一个新的传教点。一天，从附近地区来了一个男人到教堂，并且告诉牧师他是基督徒。“你属于哪个教会？”“浸礼会。”“谁带你加入教会的？”“芝罘的李提摩太。”他给出了我的中文名。“你在这个乡村多少年了？”“十九年。”“你们村上还有其他基督徒吗？”“没有了，只有我和我家里人是。”

罗伯斯顿先生比较怀疑他的基督徒身份，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在非基督徒中生活，没有牧师或传教人的拜访和帮助，要保持信仰是不可能的。本地牧师提议应该让这个人做一次祷告，从他的祷告中他们也许会很容易地辨别出他是否是基督徒。这个人投入到祷告中，而他们的所有怀疑就都消失了。他热忱的祈求是他每天都和主交流的明证。

我很幸运能够找到一个出色的当地人做助手。他姓程（Ch’ing），担任过太平天国的文职，在拉夫登先生那里接受了神学训练。我在芝罘的早些年里，他的工作由曼切斯特的格罗斯温浸礼会资助。5.满洲传播福音之行

1871年我作了五次旅行，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就在芝罘附近，而第五次却是六百英里以外，从满洲到朝鲜。这次的同伴也是罗伯特·利雷先生。那时外国人对朝鲜了解很少，每次游人想进入朝鲜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们这次的旅行非常惊险，在朝鲜差点就没逃出追捕。（1）恐怖的船只失事

第一次惊险与一次恐怖的船只失事有关。在猛烈的南风刮来前，我们乘一艘德国帆船，从芝罘到牛庄，这是那时唯一开放的满洲港口。次日早晨的黎明，我们突然跌下了铺位，原来船搁浅了。我们发现身处浅水里，每一个巨浪打来，船底就剧烈地颠簸。大厅里的大镜子摔倒在地板上，成了成千上百的碎片。船长把航海图铺在桌上，颤抖的手里拿着指南针，说道：“去年我损失了这艘船的两条桅杆，这回整艘船都要不在了。我们在这儿。”他指向图上河口南部的一个地方。我们出主意说因为那场狂风，船可能比他预想中行驶得快，而且我们一定是在河口上方的浅水里，那么如果我们向西南方抢风行驶，很快就会到深水里了。他这样做了，于是我们安全到达牛庄，只不过船的铜复合板有点受损。有关于传教士的油画像（2）中暑

我的下一次惊险是出于我们对气候的忽视。七八月正值雨季，洪水和泥污致使道路无法通行。虽然我们走的是与满洲首府相连的主要干道，还是被迫等了两个星期，才租到马车开始前往奉天的冒险之旅。我们终于有了三辆马车，各配两头骡子，除了我们和两名中国仆人的座位，车里载满了福音书和小册子。行将出发的那天，我得了严重的头疼。华生医生（Dr.Watson）因担心我轻度中暑，极力劝阻我休息一天再动身。但是由于等待马车已经耽误了两星期，我决定马上出发。我的头疼得越来越严重，不能乘坐颠簸的马车，也不能睁眼，光线照在眼睛上像被柳叶刀刺着似的疼。我的朋友利雷让我靠着他的胳膊，那天我们跋涉了三十里（一里差不多等于三分之一英里）。

晚上到了牛庄城，白天的旅途让我的头更难受了，于是他们决定给我服一剂鸦片酊助我入睡。我们随身带着一个小药箱，不幸的是药品用量说明书没带。应该滴多少药，我们记得不一样。利雷建议我多服一些，他是目前的医生，于是照他说的做了。我很快入睡，醒后不觉一丝头疼了。多年后，我在《柳叶刀》杂志上读到中暑的最佳疗法便是服用一大剂鸦片酊。所以我们那时真是碰上了最佳治疗法。

为防止再度中暑，我在头上系了一个枕头，因为这是良好的绝热体，于是我们继续赶路。依照欧洲观念，我这样的装扮是好笑的。然而中国人并不在意我的头饰，恰恰相反，他们倒是特别注意利雷的头盔。“看呀，那人头上戴着个痰盂！”他们喊道。（3）强盗

在满洲的第三次惊险是乡间治安太差引起的。离开奉天向东前行时，人们告诉我们乡间有成群的强盗。一个午夜，我们居住的小旅馆响起很大的敲门声，是一些车夫叫旅馆老板开门让他们进入。他们本住在前面那家旅馆，一伙强盗闯入，惊恐中他们带着骡子逃出，车子和货物都留给了强盗。

次日我们的中国仆人听闻了这则消息，他们很害怕，想回芝罘去，不过发现我们已决心前进，便因着荣誉感没有离开我们，尽管我们给他们提供回去的路费。这以后我们把钱分成几份，如果我们中有人遭抢，其他人还能剩下一些钱。分钱并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中国流通的银钱按“锭”计算，每锭约莫拳头大小，重五十两或者说六十六盎司。这样一个银块得送到铁匠铺，烧得通红，然后切成一二盎司重的方块。我们把这些方块缝进衣服的各个角落。作好防止被抢的准备后，我们那天出发得比较晚。

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备着长矛或肩扛旧式火绳枪。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右侧的路在一个山谷前行，警惕地留心四周。突然一个声音喊道：“他们在这儿！”我们看到前面河的左岸有一些帐篷，十一个骑马的人走向我们打算留宿的小旅馆。发觉到达旅馆前会被他们截住，我们便转道走向刚刚经过的一个农庄。我们在大门前看到一位大概六十岁的老妇人，便问她我们能否驾驶马车到农庄里，直到强盗离开。她是一个高尚的人，邀请我们立刻进来。“我有些人在田里收割，我让女儿叫他们来保护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会说我们的话，不然刚才你们经过时，我就会请你们进来了。”我们驾着三辆车进去后，农庄的门关了起来。

村里满是即将丰收的高粱，田间道路若隐若现。因为高粱太茂盛，我们看不到骑马的强盗正在接近，但他们越来越近时，我们能听到马蹄嘚嘚作响。我们穿着欧式服装站在门内，骑马的强盗转了弯离我们不到十码远才看到我们。突然看到两个欧洲人在眼前，他们吃惊地叫道：“哎呀！了不得！”他们立刻调转马头飞奔而去，并开枪给同伙发信号。我们这时发现又有十一个人从帐篷处骑马来协助同伙。

同时我们在讨论是否使用我们的左轮手枪，因为芝罘的朋友们坚持途经危险的村庄一定要携带左轮手枪自卫。我们是来救中国人的，谁都不想射击其中任何一个。我们最后决定万不得已的话，就把枪给保护我们的农夫用。于是我们把枪塞进仓库的稻草堆里，然后两手空空来到门前。

强盗第二次来时，小心翼翼地转过弯，带着来福枪和抬枪，骑马来到门前。他们停住后死一般沉寂了片刻，然后有人向看似领头人的那个人说：“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回答说听得懂一些。他们问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做什么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卖书的。

他们问：“什么书？”比较诙谐的利雷答道：“劝人行善的书。”“你不会是说你们车里全是书吧？”“正是。”我们答道。“我们拿些给你们看。”我们于是走到车前，每人抱出满满一捧书，打开门出去给骑马的强盗看我们的书。

我们看到他们扣着扳机，手却怕得发抖。他们没有要书，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劝他们带给朋友们，但他们的朋友也都是文盲。他们还说并不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只是听说有外国人经过村庄，他们从没见过，就想来看看，还请求我们不要告诉政府他们所在何处，然后调转马头离我们而去，开了三枪对同党发信号。于是危险解除，无一人受伤。（4）萨尔浒

刚躲过一劫，我们又身陷更大的危险中。经过一天，我们靠近了萨尔浒——我们路线里的重要城镇。利雷随车前行，到旅馆落脚，而我留在后面的村庄卖书。令我吃惊的是，这地方像座死城一般。这里有房子，却不见一个活人。我到了几个十字路口，也都空无一人。我注意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所有门窗都用砖块封起来了。不过透过砖块的间隙，我还是能看到屋里有人，还能听到他们低声交谈。没有预想任何危险，我开始喊着卖书。过了一会儿，小巷里走来一个男人，非常谨慎。我给他看书，他查看着。由于我生硬的中文，他很快发现我是一个外国人，只身一人，他无需害怕。他叫其他人出来，不一会儿聚成了人群，我卖出不少书。但我仍然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把门窗封起来。

走到市集，我发现路上每隔几码就有手持武器的哨兵。一到市集，我就看见一群人围在我朋友留宿的小旅馆前。整个城镇因为全副武装的人又显得有生气了。我们平静地吃过晚饭，休息前去看我们的车。我们刚出门，就有一发子弹飞过，也不知道从哪里射出的。车夫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他们很想快点前行。

于是我们决定夜间轮流站岗。我从未发现欧几里得的几何知识对我于此有用，我靠记忆复习第一册书，一个定理接一个定理，这样来保持清醒。

凌晨时分，透过挂在旅馆的公共房间和我们房间的门帘，我看到一头骡子走过，显然是从后院穿过大厅，走向通往街道的前门。几秒过后，又过去一头骡子走过，接着一头、又一头。我向利雷喊道：“快起来，他们把我们的骡子牵走了！”我们冲进大厅，发现只有一头骡子在吃谷料。每当它走到我们房间旁的阳光下，它看起来就像要走到前边一样，所以是同一头骡子在来回走动。由于我的关系，我们开怀大笑。

不过我们起床后，问旅馆老板，为什么城里的人都武装起来了。他反问道：“你们不知道吗？听说有强盗穿着欧洲人的衣服。所以当你们出现时，人们还以为你们是强盗呢。”（5）凌开

遇到了强盗，也遇到了防御强盗的人，我们带着轻快多了的心情继续赶路，心想我们知道了人们对我们怀着敌意的原因。然而谣言比真相传得更快。当我们到达下一个落脚点凌开时，我们没能在一家旅馆找到房间，老板都害怕外国强盗。最后，在城镇东部，我们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我们外国人没有出面，而是派了一名中国仆人去订房间。这里有供我们住宿的房间，门打开了，三辆马车驶进了院子。可是，老板一看到我们就喊说没房间了。他非常害怕，以致跑到旅馆大厅，那里有很多客人和仆人围着他，以防我们做出任何袭击。他们看起来都很惊恐，老板断言一个房间都没剩了。我解释说我们找过城里所有的旅馆，都没有房间。但是如果他真的没有房间，我们就只得睡在马车里了。

说完，我们走到外面，打算在马车里过夜，虽然我们很快发现非常寒冷。幸运的是不久之后，一个客人向我们走来说道：“你们不能留在车里，这样太冷了。你们住我的房间吧，我和别人合住。”我们高兴地跟他去了他的房间，炕（这种砖砌的床，每间睡房都有）里烧着火，房间温暖舒适。然后我们开始准备晚饭。我们还没吃完，就听到外面有人喊老爷驾到。来的是一名下级军官，穿戴整齐，脚穿长靴，帽上一颗白色顶子。他应旅馆老板请求而来，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在别处找了休息的地方。我们谢过他的好意，说一位先生已经客气地把房间让给我们，我们不想换地方了。我们就在那里平静地过了一夜。（6）老城，满族的古都

我们的下一站是老城，一座在满族老家祖传下来的城堡。它建在一块岩石上，岩石三面垂直耸立在河床上，只剩一面可以通行。所以它是一座坚固的天然堡垒。我们晚上住的那个旅馆显然曾是一所监狱，因为在炕沿上方，和每位客人的床对面都有坚固的铁环，一定是用来捆紧犯人们的手铐或辫子的。

次天早上，我们外出售书，一个人到城东，另一个人到城西。两边都围着一群人，极其好奇地想看看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人，翻看他的书。当我正在解释书中意思时，一个恶棍般的男人出现了，他衣服油腻，目露凶光，手握一根结实的马鞭。他冲人群挥着鞭子，要他们不准围得太近，于是人群和我周围隔出了一个大圈。由于他态度凶残，没有一个人敢靠近的。

看到这些，我告诫他说：“你在干什么？你是谁？为什么干涉我的工作？我有皇上颁布的允许卖书的圣旨，你怎敢阻止想买书的人前来呢？”这时，那人的眼光明显投向了我的身后，人群也都如此。我转过身来，发现离我很近的地方站着一名政府官员，身着威严的官服，帽上镶着一块蓝色顶子。一听我有允许卖书的圣旨，他变得非常有礼貌，我也得以卖给人们一些书。白天结束后，我发现我的朋友也经历了类似的事，他见到的是一位帽子上镶红顶子的高级官员。

那天晚上，两位高级官员肯定一起商量了，因为第二天早上，官位较高的给我们递来了他的名刺，说我们作为在他乡的陌生人，可能会陷入无知民众的为难，因此他派六名骑兵来一路护送我们。令我们高兴的是，这些骑兵对我们非常友好，每当我们停在某处时，都会帮我们卖书。当我们走到他们的管辖边境时，他们表示很希望陪我们回到山东——他们的老家。（7）特殊的通货

一到位于满洲和朝鲜边境的弓长，我们就发现这里的货币流通非常混乱。我们必须重建一套计算法，因为我们发现直截了当的算术会使我们破产。在那片区域，十六文被当作一百文计算，而一百六十文被算作一千文。这样计算的原因是，这儿以前的一位将军，长期拖欠士兵军饷。他离任时，每一百文欠饷只能支付十六文，从此以后这种算法延续了下来。这种算法已经很糟了，更糟的事发生在我们使用钞票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银子兑换成现金时，每盎司换面值一万四千文的单子，可是当我们把单子兑换成现金时，却不能按面值兑现，只能得到一万文。在这偏远的满洲山区，穷人们就这样受地方小官和当地财主的剥削。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看到了非同凡响的地质构造，好像所有的路书页般交错相叠，此等景象会使任何一个地质学家乐开怀。我们穿过一片片丰收的肥沃土地，之后到了鸭绿江岸边。这里脚下柔软的草儿让我们想起了家乡的牧场。在另一处地方，我们经过了两边都是高树的林间大道，头上的树枝间挂着一串串茂盛的野葡萄。梨子在地上烂掉，甚至都没有猪来吃。而我们得知就在三十英里以外的朝鲜境内，正在闹饥荒，母亲们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孩子来换食物维生。整场危难是由于人们不知道交通和通讯的价值而引发的。（8）朝鲜边境的冒险

凤凰城是满洲边境上最后一座城，城外就是朝鲜的国门，它瞩目地建在边境的平原上，但是两边都没有墙。国门旁边是一片中间地带，宽度从十到五十英里不等。既无中国人也无朝鲜人在此居住，以避免两个民族间的争端。他们的观念多么原始！到凤凰城时，我们发现大概一千名士兵正向中间地带进发。军官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追捕一个叫刘金开的人，他就藏在这片中间地带里。他是个叛贼，曾僭夺政权，装得像名官员一样，还有约莫六百个人跟随他。

因为军队不着急离开凤凰城，而我们等不及在他们的保护下旅行，所以我们决定自行进入朝鲜国门。我们走了些距离，翻过一座小山，来到下面的山谷，谷里流出一条清澈的小溪，两岸是绿草铺成的地毯。我们在这里停下车来，吃了点东西，喝了清澈的溪水。

我们正在休整时，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人，他指向一座山峰，我们看见山上有两个穿着奇特制服的人。他说：“那两个是刘金开的探子，他们对你们可没什么好意。你们最好还是回去，因为他有六百名士兵在下一个山谷里。”听到这个，我们爬上车，让车夫赶着骡子原路返回，越快越好。一回到凤凰城，我们就听到更多关于刘金开的功绩。在满洲的这片地区，地方官远在五百里之外，结果这里任何一个村庄只要有问题，人们就得长途跋涉，才能到地方官那儿解决争端。为了节省时间和减少麻烦，这位刘金开经常担任仲裁者。他的仲裁令人满意，所以人们总是去找他。这样一来，他的名声和影响力很快传开了。当地人并没把他看作一个叛贼，而是看作一位恩人。（9）糟糕的政府

在满洲的冬天，路冻得像铁一样硬。数百辆农夫的马车在通往牛庄的公路上来来回回。但除了一两条主要公路外，大多数村庄实际上并没有公路。因此，马车在干涸的河床上通行，尽管雨季会有洪水，但洪水流向海里后河床就会干了。他们驾着马车走在硬石铺成的河床上，经常有巨大的石块挡住去路。为了克服这样的困难，车夫们会好几个人结伴而行。这样，当一辆车陷入深坑，或碰上大石头，驾车的骡子力气不够时，五到十头其他车上的骡子也会套上这辆车，使得车子得以前行。由于城市——地方官在那里为百姓主持公道，银行在那里兑换银子和纸币，农民在那里买卖他们的产品——通常在五百里之外，百姓生活的重担难以承担。

发现政府毫不留意百姓的安危，农民们难免为了自身利益，每个冬天付给强盗一笔保护费，使他们赶路时不用担心被抢。交了保护费的马车会插上强盗认识的旗子，有时他们还会护送农夫通过一些危险地带。

至于旅馆中的设施，除了炕里有火令人欢喜，其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在一个地方，我们和三十七个别的旅行者睡在一张大炕上，其中还有个女人。看到百姓由于缺乏政府妥当管理而遭受苦难，而改善状况的那个人却被政府视作叛贼，我们感到那些地球上的阴暗之处，的确很是残忍。当我们动身返回牛庄时，我们猜想着要到哪一天，这片从许多方面都可称作“流奶与蜜”的土地，会由政府妥当管理，百姓会过上幸福繁荣的生活。6.效果不佳的街头布道

1872年回到芝罘后，我每天都去小教堂布道，正如那时所有传教士习以为常的那样。我发现布道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很是灰心。我得知很多当地商人共同发誓，绝不进入小教堂支持外国人布道。所以参与礼拜的大多是乡间来的，路过教堂的流浪者。他们出于好奇，想看看外国人和他们的蛮夷服饰。

在芝罘的最初两年的福传工作里，我尝试以街头布道的形式传播福音，但无任何值得一提的收获。之后我开始遵循“寻找值得的”这一计划，正如我们的主要求的那样。因为我发现他们是适合于播种福音种子的“好土地”。

听闻一名虔诚的人住在离芝罘约八英里的地方，我便托人询问是否可以去拜访他。他回复说他将很高兴见到我。他是一名晒盐工人，通过在浅池里蒸发掉水分，来从海水里提取盐。他可能有六十岁。我给他带了一些福音书、一些小册子和一本赞美诗。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坚持留我一起吃饭，席间我们谈论了宗教。过了一段时间，他带我到里面的一间屋子，那里一尘不染。他对我说：“这就是我每天朝拜神的地方。”

当我把赞美诗拿给他看时，他马上挑出一首描述世事无常的赞美诗，并对我说：“这首赞美诗是我们的。”

我吃惊地睁大眼睛，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他们的宗教派别朝拜神时一直用这首赞美诗。他告诉了我一些其他关于他宗教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他这一类人，我哑口无言，觉得他的宗教经验不仅时间上比我的要早许多，而且其深度令我吃惊。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而又快乐的一天，他坚持陪我翻过山岭，返回芝罘。虽然在路上我好几次请他回去，他还是陪我走完了全程，一直送到我居住的医院的门口。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我经常想尽管他不是一名基督徒，但是不管怎样，他离上帝的天国并不遥远。那时我对中文和中国宗教史的了解还太少，以致没能充分利用那次难得的机会。7.回龙山庙会

我决定和一名当地传教士去乡间，看看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布道的效果如何。我得知春季许多地方都有盛大的庙会，周边地区的大批群众都会参加。这样的庙会每年在一些著名的寺庙都举办。来自数十个村庄的人们挥着彩旗，打着鼓，敲着钹，去寺庙朝拜。中午各种朝拜活动要结束了，所有的人都去，这里出售马、骡子、驴子、牛，还有各种各样的农具。

山东半岛东部最盛大的庙会之一在回龙山举行，山上有座著名的庙，靠近宋村的集市。

我骑在马背上到宋村那里去，后面跟着两头骡子，一头由我的助手骑着，另一头驮着两箱的福音书、小册子和其他书籍。马比两头骡子走得快，我先走进一个旅馆，却被告知没有房间。在当地仅有的另一家旅馆里，得到的了同样的答复，我马上猜测到可能旅店老板不想收留外国人。我对此并不沮丧，心里相信既然我蒙召来这里做工，上帝一定会为我开道路的。我骑着马儿走到街中央的一块大石头旁，下了马坐在石头上，手握缰绳。很快就聚了一群人。“你想喂喂你的马吗？”一个人问道。“当然，”我回答，“但是去哪里喂呢？”“把它交给我吧，我来照料它。”他牵过马走进了第一家旅馆，而我仍然坐在石头上。

不到十分钟，这个小镇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我和我的意图。

没过多久，一个系着油腻围裙的厨师走上前来，说道：“我的主人听说两家旅馆不敢让你进去。他有一座空房，如果你愿意去那里的话，他很欢迎你。”

我同他去了，发现这座空房比那两家旅馆要舒服得多。款待我的主人是当地的首要人物。他的曾祖父是某个省的最高官员。因为庙会要两个星期后才开始，他便给我提供这座房子直到那时。他有两个儿子，和我年龄相仿，正在准备考秀才（通常来说，相当于我们的学士学位）。他们很有学识，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个他们从书本里可学不到。周围村庄的校长都来和我见面。我们关于外国的文明和宗教进行长谈。而从我自身来说，我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的宗教和文明。没有访问者围绕时，我就学习中国文学。

庙会开始的前一两天，我提议去参观山上的寺庙。主人的一个儿子陪我前往。这是座别致的寺庙，由一些和尚主持。我询问在庙会期间能否向群众发表演讲。无人反对。那位年轻人问我想站在什么地方演讲。我环顾四周，发现在两个院子间有一座塔，向两边的视野都很好，便选择这里作为我将向人们宣讲的地方。那年轻人让和尚放一架梯子，这样我就能轻松地爬上塔。外国记者镜头下的中国的塔

庙会当天，我来到山顶，看到不可胜数的人们蜂拥而至，叫卖各色各样的农具。人们从四面八方挤过来围着我，要看一眼外国人，因为从未见到过。我真是寸步难行，但还是一路往寺庙挤去，并且按时到了那里。我看到梯子已准备好了，便爬上塔去。在这个有利据点，我对发生的一切都一览无遗。一系列的朝拜进行了一个上午，伴着音乐、彩旗和锣鼓，周围数十个村庄的人们轮流进入庙里烧香，在偶像前鞠躬。鼓、锣、钹奏响的音乐冗长嘈杂。到了中午，最后一个村庄拜完了众神，噪音平息了。

我趁机竭尽所能地向两个院子里的人们发表了长长的演讲。一个外国人用不好的中文对他们演说，人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当看到他们听得那么专注，我差点脱口说出另一位传教士曾说过的：“数千人对我洗耳恭听。”然而，除去许多人的兴趣是出于好奇，我也想到有些人是渴望听到更多关于西方国家和宗教的事，因为演讲结束时，好几个人走上前来，邀请我去他们村庄。

这是我向一大群人布道的经历中最难以忘怀的尝试。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并非最有效的传道方式。宋村那位主人及其儿子同我的友谊持续了许多年，每当我在芝罘时，他们都会来看望我。8.尝试在宁海定居

自从在芝罘传教起初，我就认为既然内地未被占据，一大群传教士不必都在港口城市生活。因此我数次到内地旅行，考察乡村并寻找适于传教工作的环境。

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距芝罘仅二十英里的宁海城。我认为可以在那儿租间房子，安定下来以便传教。但我注定只能失望。我托人成功租到了房，但是一个外国人要住在那里的消息一传开，接着麻烦就来了。房东被捕，接受拷问，投进了监狱。在这个困境里，他写信给我讲述了他的麻烦，请我救他。

我去找芝罘的英国领事，他说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件事，然后给我一封写给宁海官员的信。但是，无论领事还是我都不知道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外国人的态度。带着领事的信作敲门砖，我来到宁海城，拜会当地官员。他立马穿上官服，排场盛大的接待我，表现得极其友好。这是我第一次会见中国官员。我回到旅馆，希望事情能很快妥善处理掉。

半小时不到，那位官员来到我住宿的旅馆回访。他正和我一起时，十二位当地长者走进房间，在官员面前跪下，请求不要把任何房子租给外国人。官员回答租不租房的权力不在他那儿，而在于我。于是他们又转向我，跪着求我不要坚持租房。由于我对处理中国的事情尚无经验，只得说这件事是领事决定的，我无权改变他的决定。因为我的行动没有超过中英合约相关规定的范围，我便要求释放房东，免除对他的惩罚。但是这次会见没有什么成果。

我认为对这间房有使用权，便住进去了。一些在芝罘有过与外国人打交道经验的中国人，用一首这样的打油诗来宣泄他们的愤懑：“你若想遭殃，就给洋鬼子干活。”

这首诗在宁海四处反复传唱，煽动起一股排外的怒火，而我的行动招致了极大的愤慨。当我散步时，成群的孩子和成年恶棍跟着我，高喊：“洋鬼子！”对我进行各种恶意辱骂，还向我扔石头和土块，到了晚上则趁着夜色，在我的大门上涂抹各种秽物。我的当地助手强烈要求我向官员申诉我所遭受的恶劣待遇。不过即便如此，就像这年我给浸礼会传教会的工作报告中所写的，我的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找官员帮忙。

我正是在这些事中去探寻我主的旨意是什么。我的脑中涌现出两个想法。首先，如果上帝真的召叫我当传教士，那他一定同时也会预备一些中国人来听我宣扬的福音。宁海似乎没有上帝预备来接受福音的人。况且我们的主说了，“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于是我决定离开，说服自己上帝在其他地方预备了愿意听我传福音的人。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没向官员和长者说一句话。9.拜访一位虔诚寻求真理者

接下来我访问的城市之一是距芝罘以南八十英里的莱阳。我在这里停留了两星期。一次街头布道后，我同两位学识渊博的和尚交谈起来。他们自由讨论着基督教和佛教的益处。一名姓王的学者跟着我来到旅馆，对我提了两个不同寻常的问题：“一个人必须做什么才能被上帝接纳？”以及“为什么基督要为人类而死？”

另一名姓刘的男人素有真理寻求者的美誉。他的拜访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对每个打算传教又还未出发的人大有益处。我引自那时写的一封信：

我们走进一个长而狭窄的房间，或者说一个仓库，因为两边都有稻草堆，只剩得中间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尽头有张桌子，刘和我们在此相对而坐。他的右边是这间房仅有的一扇窗。他的面前有三本书，一本儒家的，一本道家的（《易经》），第三本是基督教的。当我问到三本书中哪一本揭示的是真理时，他答说它们都在揭示真理，这三本书中的每一本都来自于上天。这并不是他的随兴言论，而是他的坚定信念。我拿起他面前的《新约》，提出几个问题以确定他的理解有多深。在场的其他几个人中，有两人非常感兴趣；有一人躺在稻草上，不时发表几句言论；还有一人整个谈话过程中，都站在狭窄的过道间，好像一尊雕像。在门口别的人聊着天，说着笑话，并不在意一名外国人的造访。在我离开这座城市前，刘找到我，进行了又一次交谈。

虽然我再未见到这些人，但我和他们的会面并非不了了之，接下来的事将表明这点。

在莱阳对刘先生的拜访，使我意识到，必须制定一些方法来将中国哲学家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迷信使他们困于阴阳和五行的观念，他们用此来解释天地间的奇事。驱散他们无知的方法之一便是开办一些有物理、化学实验的讲座。返回芝罘后，我给我的中国助手们进行了肉眼可见的实验，让他们对自然哲学的法则有清晰的概念。10.非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惊人之文

1872年春，一种新的传教方法开始实行，此后，我一直运用这种方法，因为它为站在他人角度思考提供了绝佳的可能性。

一份上海的报纸（很可能是林乐知先生出版的）提供一笔奖金，给回答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的最佳中文文章。

1873年，一位秀才（相当于文学学士）带他儿子来芝罘，请布朗医生为他看眼睛。在医院时，他读了一些我们基督教的书，其中有《约翰福音》和一些我们的报纸。在一张报纸上，他发现一则上面提到的竞赛通知，并写了一篇令人惊叹的文章。我翻译了这篇文章，然后寄给浸礼会传教会。一些出自此文的摘录如下：“我如海中的盐味，你找，找不到；我如花朵的香味，你抓，却抓不着。人们以为我在有形之物中停留，却不到无形之中找我。如果他们恰巧遇到我，他们也不会知道，反会认不出我。认出我的，一定是真正信赖我的人。”“能够被分裂、赋形和杀死的是有形之物，而我是完整的，渗透一切的，无形的。你抬起头往上面找我，却忘了我也在下面。你往前面寻求我，快速追逐我，却忘了我同时也会在你的后面。”“日光之下，一切神秘事物之中，最伟大的奥秘是永存的实在。”“我是物，物是我。我存在过，物与我曾为二。我是道，道是我。我存在过，道与我曾为二。我是父，父在我里面。我存在过，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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