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医与中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陆翔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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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医与中医试读：

总前言

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博学多识、通权达变、通情达理、眼光长远且兼备多种才能与优美情感的人才，属于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其核心在培养健全的“人”，其实质就是对自由与人文传统的继承。医乃仁术，更是人学。扎实的文化基础、良好的科学素养是培养卓越中医药人才的关键，也是目前院校教育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诸如“夫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等古训所言之意正是如此。因此，有必要从中医药人才职业发展特点出发，以优秀民族文化的独特视角，挖掘中医药文化的内核，帮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不断反思，唤醒其积极美好的“慧根”，真正静心思考生命的价值，从而最终达到个人发展、人格完善与职业终极目标的有机统一。

本系列读本围绕通识教育特点，以体现中医药院校学科特色为宗旨，立足中医药学科内涵规律及其独特的“审美”维度，在主题选取上既重视传统治学中有价值的瑰宝，又广泛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等各个领域，努力做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人文社会学与医学科学等诸多因素的协调融合，从经史子集、古今中医名家的诗词书画著作赏析、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科技发展动态等几个维度出发，满足读者获取知识、提高素养的要求。读本在语言风格上力求雅俗共赏、饱含情趣、详于叙事、略于说明，体现“学习尽在其中、情怀尽在其中，故事尽在其中”的写作特色。

令人感动的是，严世芸教授、王键教授等中医教育大家怀着对中医药事业的强烈使命感亲自参与策划，同时，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仍以一腔热情，组成跨校、跨学科的共同体，潜心投入读本编写之中。首批读本的编写历时两年余，其间召集各类研讨活动二十余次，其编写过程本身就创造了一次次沉淀学术、积极思辨、凝练共识的机会。在此，对各位前辈和同道致以崇高的敬意。

期待通过读本写作这一纽带，引发大家对中医药教育和医学事业的深度思考，尤其希望获得各位读者的学习心得和智慧贡献，以致教学相长，共同进步。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教学管理研究会理事长　胡鸿毅2014年9月

前　言

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独有的中华文明，中医药就是吮吸着中华文明的乳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中的农耕文化、天文历算、哲学思想、人文精神等无不对中医药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积极的作用。中医学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与昌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将中医药的巨宏史篇展现给读者，仅想叙述一些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人物与中医药的故事，使读者从这些故事中能够了解中医药是什么，是如何形成的，其在历史中与我们的生活、生产及社会发展是怎样一种关系。

本书精选了自上古时代至民国之间具有代表性的45位历史名人和名医，对他们的生平事迹进行叙述。这其中，有神农、黄帝、岐伯、伊尹等传说人物，有儒学之创立者孔子，有萧纲、隋文帝、隋炀帝、康熙、乾隆等帝王，有竹林七贤、陆贽、范仲淹、苏东坡等文人雅士，有张仲景、华佗、皇甫谧、孙思邈、钱乙、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李时珍、王肯堂、施今墨、蒲辅周、承淡安等名医代表。在中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中，他们或是将中医药从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初创者，或是在其一生中与中医药结下不解之缘的帝王、圣贤和文人雅士，大多数还是直接从事中医药学实践的医家。从阅读这些与中医药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入手，对于初学中医者而言，确是了解中医的一个绝佳途径。本书编委会2016年3月

神农——尝百草发现药物的农神

关于医药的起源，有一个“神农尝百草”的神奇传说。“神农”因发明农耕技术而得名，是我国历史上伏羲之后、黄帝之前对华夏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标志性人物，被列入“三皇”。传说中，神农氏牛头人身，魁梧伟岸，力大无穷，是天上的土神（另有说是太阳神，即炎帝），投胎降临人间，“三岁知稼穑”，发明制作耒耜，教民开垦耕作，始种五谷以为民食。

太古时代，风雨雷电、洪水猛兽、疾病瘟疫时刻威胁着人类，人们的生活也十分艰苦，大家以共同采食野果草根、集体出猎打鱼为生，饥不择食，难免受毒害而得病，因病痛折磨而过早离世。勤劳勇敢、聪明善良的神农氏为此心中不安，他托着一只引路的“花蕊鸟”，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四处寻找各种可以充饥的植物，尝试各种可以治病救人的花、实、根、叶。这些草木有酸的，有甜的，有苦的，有辣的，有的使人寒冷，有的令人燥热，有的清凉爽口，有的温润滋养，有的能止痛消肿，有的能让人精力倍增，也有的使人呕吐、腹泻甚至有强烈的毒性，服食后痛苦难当。神农氏怀着一颗为民求生之心，到山野之间采集草木，细心观察，仔细品尝，体会服食后的感受，并记录下来。他踏遍千山万水，遍尝天下百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尝出了稻谷、小麦、高粱可以充饥，带回种子让百姓种植；传说他还分辨出了365种草木的毒性有无、寒热甘苦、主治功用等药性，写成《神农本草经》，为天下百姓治病。

也有传说他使用了一种神奇的工具“赭鞭”，鞭打各种各样的草木，有毒无毒、寒热酸甜等各种药性都自然地显露出来；又有传说他在山中采药时获得一只奇兽“獐狮”，周身像水晶般透明，能吃百草百虫，各种药性可通过观察其脏腑、经络而一目了然，后因试服剧毒“千脚虫”而死，至今还有中药店供奉“獐狮”，民间也有“药不过獐狮不灵”的说法；还有说神农本身就是玲珑玉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都能够看到，百草在身体内各行哪一经、有何药性、治何疾病一清二楚，天长日久就制定出人体十二经脉和写成《神农本草经》，而且他能化解从口进入体内的毒素，但终因尝试了有剧毒的断肠草而中毒身亡。

神话传说毕竟带有传奇和演义色彩，但“神农尝百草”是有确切的文献记载的，西汉《淮南子·修务训》（公元前140年左右）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可能大家对此也会有所怀疑，一个人怎么可能“一日而遇七十毒”还能活下来呢？其实这里说的“一日”，指的是一“天干”（约36天），36、72是古代“天干地支”历法和时令中的常数，一般情况下不是确切的数字，而是具有文字修饰性质的习惯用语，“一日”与“七十”对比使用，不能按字面意思机械地理解，而是说在较短时间内很多次中毒，这是中国语言在修辞上的独特和神秘。

考古研究发现，距今7000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有稻谷、小米和石斧、石镰、石铲、木铲、骨铲、骨锄、木耒、木杵、石磨盘、石磨棒、陶器等，反映了人类从游牧到定居、由渔猎到农耕的过渡和转变，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就是神农时代。在神农时代这个由游猎向农耕过渡的时期，生产力还是比较低下，人们在采集野果、种子和挖取植物根茎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植物而发生呕吐、腹泻，甚至会引起昏迷和死亡，也会因食用某些植物而使原来的中毒症状得以缓解。通过无数次口尝身受、实际体验，逐步认识到哪些植物对身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有害、有毒副作用，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由此可见，“神农尝百草”是有社会基础的，“神农”无非是从蛮荒走向农耕文明时期时我国劳动人民的化身，“尝百草”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认识药物并逐步积累经验的历史过程，“一日而遇七十毒”则说明人类在发现药物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神农制耒耜，种五谷，尝百草，定药性，被后世尊奉为农耕之祖、医药之神，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至今仍广为传颂。其尝百草的传说，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先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医药的真实写照。

“岐黄”——奠定中医学基石的圣帝贤臣

相传黄帝是我国中原各族的祖先，其所处的时代大约是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黄帝本姓公孙，后改姬姓；因生于轩辕之丘，故又称轩辕氏，也有说是因其发明了轩冕（古代大夫以上官员的车乘和冕服）而得名；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古书上说，他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思维敏捷，青年时敦厚能干，成年后聪明坚毅，有许多创造发明。他营造宫室，筑建城邑，使民不再巢居穴处；划分州野，计亩设井，教民播种百谷、发展生产；其夫人嫘祖教民养蚕造丝，引导男耕女织，使民安居乐业；令黄雍父发明加工粮食的舂，大臣宁封子发明烧陶，粮官杜康发明酿酒，使民不再茹毛饮血；还令大臣曹胡、伯余、於则发明制作衣服鞋履，共鼓、化狄发明制作舟车弓矢，隶首发明算术，大挠制定甲子、发明黄历以纪时，伶伦制礼兴乐、整理发明音乐及乐器，史官仓颉整理创造文字；他更与岐伯、雷公等一起研究医法，发明医术，编写医书……黄帝时代的一系列发明创造，虽不是一人一时之功，但黄帝作为太古时代华夏民族的代表，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程，被后世公认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和创始人，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就是从黄帝时代算起的。

黄帝有六位掌管医学的大臣，其中第一位就是岐伯。史书记载，岐伯从小就善于思考，非常聪明，十分关注天文地理，喜欢观察日月星辰、风雨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还懂音乐，会乐器，会测量日影，多才多艺，才智过人。岐伯曾师承于僦贷季学习脉理，并四处寻访良师益友，成为精于医术脉理的名医。黄帝统一天下后，就“问道于岐伯”，尊他为老师，一起探讨医学，让他“尝百草木，定百草经、医方”，二人对养生及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等设问作答，阐明道理。他们的对话被后世记录下来整理成册，便成了《黄帝内经》18卷（书名《内经》是相对于《外经》而言的，《黄帝外经》37卷已失传）。后世以“岐黄”合称指代《黄帝内经》，由此引申出“岐黄之术”“岐黄之道”“岐黄之业”以代称中医。实际上，《黄帝内经》也并非一两位圣人所作，而是集体智慧和多人长期编撰的结晶，其成书年代大约为从春秋战国至两汉之间（公元前770—公元220年），甚至还包括有两晋隋唐时期的修订和补充，但绝大多数篇章（主体部分）成书于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

如同儒家经典《论语》一样，《黄帝内经》也采用了问答体，基本上是黄帝设问、岐伯作答的形式，有时是鬼臾区、伯高、雷公、俞跗等医官作答，但黄帝与岐伯的对话最多。黄帝为搞清楚生命的奥秘，甘愿屈尊，不耻下问，这不仅表明了黄帝的胸怀博大，更说明生命问题的重要性，展现了黄帝仁爱、宽厚的心怀，对民生的关注，对生命的尊重。通过对话来解释生命的奥秘，所提的问题是需要功力的。如果提问太幼稚，很难引起对方的兴趣，对话就难以进行下去。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在《黄帝内经》中，岐伯面对黄帝问不完的问题，就曾多次称赞说“要乎哉问也”“明乎哉问也”“昭乎哉问也”“妙乎哉问也”“远乎哉问也”“窘乎哉问也”“善乎哉问也”“悉乎哉问也”等，意思是夸奖黄帝问得好，问得妙。提出一个有深度、有见地的问题，其实就意味对这个问题有了领会和解释，甚至意味着提问者本身已经有了一定的答案，只不过是进一步明确求证进而扩充未尽之见识罢了。黄帝作为古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除了睿智聪明、有许多发明创造外，更重要的是，他善于询问和倾听济民经国的方略，且知人善用，能够集全体人民的智慧于一体。这样看来，把医药学等所有的中华史前文明和创造都算在黄帝一个人身上，也是事出有因，并不为过。

在《黄帝内经》中，岐黄对话有时非常有趣，而且语言也非常优美，句式长短错落，对仗排比娴熟，韵语如歌如赋，富有节奏，在当时就像我们现在的“通俗文学”“流行歌曲”一样明白晓畅。“经”之所以成为“经”，除了思想博大精深外，还在于语言文字的优美而易于流行，并不是板着面孔教训人。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拗口，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迁，语言环境发生了改变，形成隔阂所致。《黄帝内经》不仅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还是第一部养生保健的大典。岐黄问答不仅阐述了病因病机，讲了怎样治病，更重要的是讲了怎样不得病、怎样健康长寿、怎样长命百岁。书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作为一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包容广大的百科全书，全书综合了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物理、生物、地理、哲学等多学科的成果，在阴阳、五行、气、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方面都有精辟的阐述，既对整个宇宙万象做了分析研究，更对人体生命现象和健康、疾病等一系列医学问题做了推演探讨，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反映了当时祖国医学的光辉成就，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奠定了中医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宏观走向。《黄帝内经》还在2011年6月与《本草纲目》一起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伊尹——从烹调走向汤液的“亚圣”

相传夏朝末年的时候，有个采桑女在伊水之滨的桑树洞里捡到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就是伊尹。采桑女把小伊尹抱回去，献给了有莘国的国君，有莘国的国君又把采桑女献来的小伊尹交给他的厨师抚养。后来，有莘国的国君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提拔他当御膳房的领导人，还让他当老师，向自己的子女传授知识。再后来，伊尹又自愿作为陪嫁的奴隶来到了商地，成了商汤的厨师。有一次，他做菜时故意多放了些盐，商汤就问伊尹：“平时你做的菜特别好吃，今天是怎么回事呢？”伊尹便借机回答道：“天下的美味很多，不同的食材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加工，同时还要让做好的菜口味咸淡适宜。治国就像做饭，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才能把事情办好。”商汤一听，觉得眼前的人很有智慧，于是废除了他的奴隶身份，提拔他做了官，经常与他探讨治国之道，因此《史记·殷本纪》有“（伊尹）以滋味说汤，至于王道”的记载。伊尹同商汤论述学问涉及政事时，曾用人体新陈代谢的道理回答商汤取天下之道，“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吕氏春秋·先己》）伊尹为商汤出谋划策，终于打败了夏桀，建立了商王朝。伊尹不仅是帮商汤夺取天下的功臣，还当了近二十年的商朝宰相。

伊尹很有学问，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他除了精通烹饪之外，还擅长用草药为人治病，并由此发明了汤液。晋代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资治通鉴》说他“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浊重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汉书·艺文志》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后人多认为《汤液经法》的作者是伊尹。

古人说“药食同源”，伊尹善于烹调，又精通医学，他利用烹调食物的经验来治病，并由此发明汤液，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汤液即汤剂，其加工方法与烹调食物相似，即是将各种药物加水煎煮而成。汤液是中药的主要剂型之一。汤液的发明与使用，将生药转变为熟药，既可减低药物的毒副作用，又便于服用和发挥药效。《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伊尹回答商汤有关烹调问题时，曾提过“阳朴之姜，招摇之桂”。伊尹所说的“阳朴之姜，招摇之桂”，既是调味品，也是用来治病的药品，这证明了药物与食物有共同的来源。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书《五十二病方》第一方所用药物为□□膏、甘草、桂、姜、椒五味，《伤寒论》第一方“桂枝汤”所用药物为桂枝、芍药、甘草、姜、枣五味，均有姜和桂，另外的甘草、枣等也是常见的调味品。这些都启示我们，伊尹正是利用烹调食物的经验发明了汤液。伊尹的《汤液经法》现在已经失传了，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但此书在宋元时代应当还存世，如宋人许叔微即在《普济本事方》卷八的大柴胡汤方中引用了此书：“伊尹《汤液论》大柴胡同姜枣共八味，今监本无，脱之也。”

孔子——逆境中高寿的圣人

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这个岁数，从中国人现在的平均寿命来看，不算是高寿。然而在医学不发达、人均寿命30来岁的春秋时期，孔子绝对是寿星级人物了。孔子一生颠沛流离，3岁丧父，17岁丧母，67岁丧妻，69岁丧子，大部分时间不得志，甚至有时候被人追杀，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然而，处于逆境中的孔子为什么仍能享有高寿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积极进取

孔子生于乱世，但他并没有逃避现实，而是积极进取，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使自己活得充实。孔子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方式是创办私立学校。在孔子时代，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学读书，普通平民百姓子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看到这种情况，决心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开办私立学校，让平民百姓子弟也能上学读书。孔子确立了办学原则，编写了教材，制定了教学内容和收费标准。孔子办学奉行的是“有教无类”，即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没有高下贵贱之分。编写的教材是他亲自整理的古籍《诗》《书》《礼》《易》《乐》等。教学内容有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等。收费标准是每个学生交上束脩，即十条干肉。终其一生，孔子培养的弟子有三千多人，其中著名的弟子有七十余人。孔子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他不仅开创了私人办学的传统，而且在数十年的教书育人生涯中，充实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孔子在人生上的积极进取还体现在乐于学习上。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认为，在学习中可以得到愉悦，即使到了老年，他仍然学习不止，“发奋忘时，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乐于学习，使孔子终生头脑灵活，思维敏捷。

注重生理卫生

孔子注意锻炼身体，以保持健康。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他带着学生去旅游，享受大自然的乐趣。此外，他还常习武，精通射御之术。孔子人高体壮，力大过人，为他的长寿奠定了良好的生理基础。《论语·乡党》中，孔子提出了自己的饮食卫生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孔子所处时代的烹调技术比较粗糙，吃的谷物往往伴有未脱尽的壳。所谓“食不厌精”，是说要吃优质米谷，以获得充分的营养。“脍不厌细”是说肉要切得细小一点，吃肉时要细嚼慢咽，以便消化。“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是说粮食陈化和变味了，鱼和肉腐败了，食物的颜色、气味变了，食物烹调不当，宰割动物方法不当，酱料放得不适当，孔子都不吃，这样可以防止病从口入。“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是说席上的肉虽多，但吃的量不要超过米面的量，以免伤害身体。“唯酒无量，不及乱”，是说饮酒虽没有限量，但严禁喝醉，以免遭受酒害。“沽酒市脯，不食”，是说从市面上买来的酒和熟肉干，因为不知道品质究竟如何，所以不吃。“不撤姜食，不多食”，是说就餐时适量吃点姜。姜能温胃散寒，解毒杀菌，历来受养生人士推崇，孔子也不例外，他每餐都吃姜，但从不多吃。“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是说参加国君祭祀典礼时分到的肉，不留到第二天再吃；祭祀用过的肉不超过三天，超过三天，很可能就变质了，就不吃了。孔子之所以主张食不语，不仅关乎礼仪，也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此外，人们边吃边谈，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往往容易吃得过多，所以要食不语。孔子提出寝不言，是因为睡前唠叨不绝会使思绪兴奋，不得安宁，影响入睡。孔子的饮食卫生经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合理的。孔子的主张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合理膳食，戒烟限酒，适当运动，心理平衡”的健康十六字诀。

孔子对待治病服药十分慎重。季康子送给孔子药品，孔子拜谢之后接受了，然后又说“丘未达，不敢尝”，意思是对药性不了解，不敢尝用。凡药皆有“毒”，孔子在用药上持慎重态度，对不了解的药物不服用，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

注重心理卫生和道德修养

孔子曾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强调人应该按照年龄特点来养生，即年龄不同，心理特点不一样，心理卫生的侧重点应该有所区别。在青少年时期，身体发育尚不成熟，应当不贪恋色欲。壮年时期，身体强健，精力充沛，脾气也大，就应该戒争斗，好斗会伤身。到了老年，血气衰弱，就要看淡名利，学着清心寡欲。

孔子善于鉴赏音乐和阅读古书，从中获得心理上的宁静。他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他读《易经》，韦编三绝。令人陶醉的音乐和富于理趣的古书，使得孔子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愉悦，这是他能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

孔子主张人在逆境中要善于自得其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就是生活困难，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也有着乐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对颜回在逆境中、困顿中仍保持乐观甚为赞赏，说明孔子是一个逍遥自在的乐天主义者。

孔子还经常启发弟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疾，夫何忧何惧？”意思是说：君子心地坦然宽广，小人经常局促忧愁。君子不忧愁，不畏惧。自己问心无愧，有什么值得忧愁和畏惧的呢？孔子曰：“智者乐，仁者寿。”“唯仁者寿，唯德者康。”孔子的上述说法得到了现代人的高度认可。现代心理学家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做事问心无愧，乐于助人，没有心理负担，时常会感到内心快乐，而内心快乐能提高人的免疫力，使生病的几率降低，寿命自然会延长。

孔子认为，心理平衡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中庸”。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应该是最高尚的了。其实中庸不仅是道德完美的体现，也是心理达到高度平衡的体现。人在生活和处事中做到不卑不亢，不骄不馁，不过不及，不偏不颇，不狂喜不愠怒，不忧伤不耽乐，不仇富不安贫，不逞强不示弱，不争先不恐后，不高腔不低调，不争长不论短，无太过无不及，保持平和的心态、愉悦的心情，就能内心宁静，胸襟开阔，祛病驱邪，益寿延年。

扁鹊——全科宗师式的神医

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医药学家，齐派医学的先驱，中国传统医学的奠基人之一。扁鹊姓秦，名越人，字少齐，又号卢医。齐国渤海郡卢（今济南市长清区）人，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享年97岁，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正式传记的医家。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云：“扁鹊者……姓秦氏，名越人……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名扁鹊。”扁鹊是他的尊号，可能与“灵鹊兆喜”（《禽经》）的说法有关。古时赵人以鸟为图腾，尊鸟而爱鹊，把“鸟”“鹊”视为保护神，定期祭祀朝拜，以祈求好运。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哪里带去安康和喜讯，于是人们习惯把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秦越人以其精湛的医术被赵人称为“扁鹊”。而后，这一称谓传扬开来，世人皆以“扁鹊”称之，秦越人之名日晦而不彰。

扁鹊约自公元前386年“为人舍长”，当时精通医术的长桑君经常留住在扁鹊做事的客馆。扁鹊认为此人与众不同，对他热情恭敬。同时，长桑君也认为扁鹊“非常人也”。扁鹊经常向长桑君请教医学方面的问题。经过十几年的观察，长桑君认为扁鹊就是自己要找的传人，于是私下里将扁鹊叫去说：“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恭敬地点点头说：“敬诺。”于是长桑君从怀里取出一种药交与扁鹊，并对他说：“饮是以上池水（未接触地面的露水），三十日当知物矣。”然后把自己珍藏的“禁方书”全部交与扁鹊，接着顿然隐去。扁鹊按照长桑君的指点服了药，三十天后果然能隔墙见人，透视人身的五脏六腑，从而便可以洞察人体内的隐疾症结。这是司马迁笔下扁鹊拜师的传奇故事，在民间还流传着更具神秘色彩的长桑君三考扁鹊的拜师故事。

扁鹊学成后（公元前374年前后），开始深入民间行医。其踪迹东起齐、鲁，中经晋国，西至秦国，即今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他负笈行医，随俗为变，广泛吸收和总结了前代和民间的医学经验，为我国最早开创和总结民间医学的医家。

晋昭公时代，扁鹊在晋，当时晋国权臣赵简子突然卧床不醒，整整昏迷了五天。大夫们都很恐惧，便召来扁鹊诊治，扁鹊切完脉后说脉象很正常，根本没有病。三天内自然就能醒过来，果然不出三天，赵简子便醒了过来。原来，他并没有真的生病，而是佯装生病，借故托梦，为他独揽大权找借口。扁鹊能够不被假象迷惑，通过切脉做出正确的判断，确实令人赞叹。司马迁高度赞扬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说，扁鹊“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起死回生”的典故出自扁鹊过虢（今河南省陕县一带）时。扁鹊行医周游到虢国，恰遇虢国太子暴蹶而亡半日，正准备收殓。他在宫门外向中庶子喜方详细询问了太子生病的经过和症状，便断定太子没有死，而是患了一种叫“尸蹶”的病（类似于现今的休克），便说“臣能生之”。中庶子不相信扁鹊能“起死回生”，扁鹊便让他进去看看太子是不是还有耳鸣、鼻翼扇动、从大腿到阴部仍热等表现。结果果然如扁鹊所言，于是中庶子赶紧把扁鹊请进去。扁鹊仔细为太子切脉，让弟子子阳磨制针石，在太子头顶中央的百会穴进行针刺。过一会儿，太子便睁开了眼。扁鹊接着叫弟子子豹在太子两胁敷药，不久，太子便坐了起来，人们惊叹不已。以后又服了二十天的汤药，太子便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针灸行医图

扁鹊在齐（今山东临淄北）的时候，见到了齐国的国君齐桓侯。第一次见到他便直言不讳地说：“大王您生病了，已经显现在肌肤，不赶紧治疗的话就会加深。”齐桓侯不置可否。扁鹊走后，桓侯对左右的人说：“医生都比较功利，喜欢把没病的人当成病人来治，以显示自己的功绩。”过了五天，扁鹊又来拜见，对桓侯说：“大王您的病已经到血脉了，您一定要赶紧治疗，不然的话就更重了。”桓侯很不高兴，说：“我没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又来拜见，对桓侯说：“大王您的病已经到肠胃了，不治会很危险。”桓侯听了很生气。又过了五天，扁鹊又来拜见，只瞥了桓侯一眼，转身就跑。齐桓侯十分奇怪，派人询问原因，扁鹊说：“病在皮肉之间的时候，用汤剂、药熨可以治愈；病在血脉时，针灸可以治疗；病在胃肠时，可以利用药酒治疗；但是现在病已进入骨髓，就是掌管生命的神也无可奈何，我是没办法治了，只好躲开。”过了五天，齐桓侯果然病重，因延误了治病时机，不久便死去了。这是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齐桓侯讳疾忌医的故事。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扁鹊能够从齐桓侯的气色中，预知疾病的发展和转归，可见他望诊的深厚功力。汉代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赞赏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上工治未病思想”。这一思想在其著作《难经》中有明确的论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何谓也？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从以上几个医案不难看出，扁鹊在诊法上已经综合运用了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四诊法，熟练掌握了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贴、手术等多种治疗手段，尤其擅长针灸。1950年，山东省微山县两城山出土了一批东汉浮雕画像石，其中便有一幅扁鹊“针灸行医图”，后来移置到曲阜孔庙，现在保存在大成殿东庑。画像石长84厘米，宽80厘米。画面分上、中、下三层。中层雕刻着一个半人半鸟的神物，一手切脉，一手持砭针，正在为披发病人针刺。山东为东夷人聚居地，东夷人以鸟为图腾。而且由于饮食习惯的原因，当地人容易得“痈疡”，适于用砭石治疗。《素问·异法方宜论》指出：“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盐……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显然，画中展示的正是被神化了的扁鹊形象。春秋时代，往往药石连言，石就是砭石，即石针，是用一种特别适宜做针的石头磨制而成。《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则烦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砭石弹之。”可见，用砭石治疗是很痛苦的。随着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的变革，医疗用针也发生了变革，实现这一变革的便是扁鹊。扁鹊始用铁针见于治虢太子病例中。许多记载或说他“砥针砺石”，或说他使弟子子阳“砥针砺石”。针和石对言，表明针是铁针。扁鹊始用灸法见于《韩诗外传》，扁鹊在诊虢太子疾中，曾让他的弟子“子阳灸阳”，当是艾为灸。因凡言“艾”或“灸”均在扁鹊之后，并且自扁鹊以艾为灸后，至汉代艾灸和针疗已成为医家的必用之物。

扁鹊治病，常因地域不同，随俗而变。在邯郸，听说当地妇女病多，便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在洛阳，见该地敬重老人，便以治疗“耳目”等老年人疾患为主；到了咸阳，知道秦国人最爱儿童，他又在那里做了儿科大夫。可见，扁鹊不但有高超的综合医术修养，而且是我国医学分科专门化的渊薮。

扁鹊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为人谦虚谨慎。在医治好虢太子的病后，虢君感激地对扁鹊说：“有先生则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而扁鹊则实事求是地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在医疗实践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六不治”，即：“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仍有其指导意义。尤其是最后一条“信巫不信医”的提出，更是难能可贵，此条的提出，使医学从巫术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在医学传授方面，扁鹊打破了前人“非其真勿受，非其真勿传”的单线传授方法，以及父子相授、“王官”世业垄断的局面。在上文救治虢太子的病历中，记载有“子阳砺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子豹为五分之熨”。另外，据早于《史记》的《韩诗外传》和稍晚于《史记》的《说苑》记载，还有“子容捣药，子明吹耳，子仪反神，子越扶形，子游按摩”等。说明扁鹊公开带徒，广播医术，开了师徒相传的先例，把医药学从王官垄断中解放了出来。

扁鹊率弟子子阳等十余人周游列国，积累和收集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著有《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24种。这些号称“古先道遗传”的先秦时期古医籍在汉代还流传于世，为后世医学丛书或类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现多佚失，流传下来的仅有《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也有人认为是后世扁鹊学派的著作）。《难经》是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与《黄帝内经》并称“内难”。《难经》创立了命门、元气、三焦整体说和独取寸口诊脉法，补充和发展了经络学说及奇经八脉理论，并首次提出了八会穴，丰富了原穴，填补了《内经》的不足。

由于扁鹊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深受人民的爱戴，遭到了当时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妒忌。公元前310年，扁鹊为秦武王唯一的儿子治疗麻疹，李醯要求二人各治半边。扁鹊在太子肚子针了几下，又让太子喝了一副汤药，不到半个时辰，那半边身体的麻疹便全消了。李醯本想刁难扁鹊，不想扁鹊还真治好了。倒是他自己在那儿束手无策，很是难堪。于是李醯恼羞成怒，派人埋伏在扁鹊回去的路上，杀害了扁鹊。此处因而得名伏道村。

在伏道村扁鹊庙的墙上，元代王磐题有这样一首诗：昔为社长时，方技未可录，一遇长桑君，古今皆叹服。天地为至仁，既死不能复，先生妙药石，起虢效何速。日月为至明，覆盆不能烛，先生具正眼，毫厘窥肺腹。谁知造物者，祸福相倚伏，平生活人手，反受庸医辱。千年庙前水，犹学上池绿，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

这首诗概括了扁鹊的一生，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对他的哀思。千百年来，为了表达对他的爱戴和崇敬，在其行医经过的共约四千华里的路途上，历代人民为他建陵墓、立碑石、筑庙宇、奉香火。他的墓庙分布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五个省区的十余处地方，足见他在中国医学史上的突出贡献和深远影响。难怪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扁鹊言医，守数精明，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扁鹊作为一位医药学家，影响之深远，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日本医界对其著作《难经》有多家注述；美国把扁鹊写入外科的教科书；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的医典中收载了《难经》中有关脉学的论述；中国国家邮政局于2002年发行了一套选题为“古代科学家”的特种邮票，扁鹊位列其中。

由于扁鹊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有其独创之“学”，也有亲传弟子和更多的私淑弟子，其学世代相传，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学学派——扁鹊学派。扁鹊学派是战国秦汉时期影响最大的学派。长桑君、扁鹊及其弟子这一医疗群体为中医脉学、针灸、方药等诸多方面奠定了临床和理论基础。西汉时期的公乘阳庆、淳于意、冯信等十余人及东汉程高、郭玉、华佗、张仲景等又形成了一个医学群体，使扁鹊学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南北朝世医徐氏，自名医徐熙始，亘八代之久，世代名医辈出，医学著作众多，使扁鹊学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春秋末年扁鹊学派的创立至西汉末年扁鹊学派的医经和经方录入《七略》，为时约500年，是扁鹊学派的前期；从东汉至南宋初年窦材著《扁鹊心书》，为时约1100年，是扁鹊学派的后期。其前期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脉学，奠定了四诊的基础；开创了中药学（扁鹊弟子子仪著有《子仪本草经》，是本草学的创始人）；在临床各科的治疗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其后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就是把脉法由遍身诊发展为“独取寸口”。《难经》提倡独取寸口，几千年来成为定法，行之有验，在医学领域中实为莫大之贡献。

华佗——全科兼备的中医“外科鼻祖”

华佗（约145—208，一说约105—208）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医学家，沛国谯郡（即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出身于名门贵族的“士人”之家，姓华，名旉，字元化。元化即化育之意，寄托了家人对他的期望，其日后果然不负厚望。据晋代陈寿《三国志》记载，华佗自幼喜欢读书，曾游学徐州，通晓经史，喜爱医术。他鄙视那些追逐功名利禄的人，“举辟不就”，家乡的最高地方长官陈圭曾推举他为孝廉，朝廷的太尉黄琬也曾征召他到京里做官，但都被他回绝了。

华佗17岁左右开始学医，初步涉猎医学经典医籍；20余岁“游学徐土”，“徐土”即鲁西南地域，此地自西汉起就名医辈出，如公孙阳庆、淳于意等。在“徐土”，华佗一边学习，一边行医，无论是在医学理论还是医疗实践上，均获得了长足的进步；30岁左右回到故里，正式“悬壶济世”；40岁左右在当时的谯郡郡治亳州府开设药肆济人，还常云游四方给人治病，救治病人无算，足迹遍布今天的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甚至陕西等地。华佗的医术非常全面，内、外、妇、儿无所不通，针灸治病，针到病除。他用药物和针灸治病，经常是用药不过数种、针灸取穴只是几处，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他在给病人施针时常常说：“当我针刺时，你将有针感到某处，如果某处有感觉，请告诉我。”当病者说“已到”时，华佗便拔针，病也就痊愈了。在针灸学术方面，他所创的《内照图》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份经络穴位图谱，华佗夹脊穴是有效且至今仍被推崇和使用的经外奇穴。

对于五脏六腑之重病，如行针用药不能治疗，华佗就行开刀手术。开刀前让病人服用“麻沸散”，病人如酒醉般完全失去知觉，他随即刳破腹背，抽割积聚。如果病在肠胃就将之截断，除去疾秽，洗涤后加以缝合，在伤口上敷以药膏，过四五天后伤口就会愈合，一个月左右即可恢复正常。可见，在1900多年前，我国已用全身麻醉进行剖腹手术了。华佗发明麻醉剂、施行全身麻醉术比欧美各国要早1600多年，是世界上真正实施剖腹手术的第一人，被后人奉为“外科鼻祖”。

华佗精通望、闻、问、切四诊，在诊断疾病和判断预后上料事如神，能预知生死。一次，广陵太守陈登得了一种怪病，心烦、面红、吃不下饭，华佗号脉后告诉他腹中有虫，并为其准备了两剂药。陈登喝下后约莫一顿饭的工夫，竟然吐出好多虫，病很快就好了。病好后，华佗告诉他，此病三年后还会复发，如果发作时遇到良医，还能救活；若遇不到良医，性命就不保了。三年后，此病果然复发，无奈当时华佗已不在世，无人可治，陈登很快就病死了。

有一位严先生携友一起拜访华佗，进来后华佗问严：“你是不是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严先生回答说：“没有。”华佗说：“根据面相来看，你得了急病，不要多喝酒，吃完饭赶紧回家。”果然，这位严先生饭后在回家的途中发病，当晚就病死了。

还有一位许督邮，得了胃病后告诉华佗，自己前一天找了一位医官为自己扎针，但是扎过以后咳嗽得非常厉害，晚上不能睡觉。华佗告诉许督邮，他没有扎中你的胃穴，而是误伤了肝，这样一来你的饭量会一天天减少，五天以后就会不行了。果然到了第五天，许督邮就病故了。

还有一位李将军夫人病重，华佗号过脉后说：“妊娠患病，胎死腹中而没有产下。”将军回告说：“确实是妊娠患病，但胎已产下了。”而华佗根据脉象依然坚持认为胎死未下，因将军不信而没有根治。一百多天后，患者又发病，华佗再次按脉后分析说：“脉象是胎死未下，应该是怀了双胞胎，第一胎生产后出血过多，第二胎无力产出，大家都没有在意了。”华佗立即针灸汤药并行，夫人腹痛急剧，就像生产一样，但因死胎过久而难下，只好人工用手帮助其探取出来，果然是一个色黑已死的男婴，手脚还算完备，长约一尺左右。华佗这种出神入化的诊断本领，是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日积月累获得的。

不仅如此，华佗还是一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有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华佗接受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一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事先知道事情的原委，便悄悄拦住了。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中，吐出了好多黑血，病很快就好了。

华佗一生游历各方，足迹遍及中原及江淮大地，治病手法恒多，针石、药物、手术、急救、自养、锻炼等，或单行或综合，病情到哪一步就即时采用哪一种方法，方简力宏，术精效捷，其医术出神入化，创造出了许多医学奇迹。所以元明之际的医家吕复在《诸医论》说：“华元化医如庖丁解牛，挥刃而肯綮无碍，其造诣自当有神，虽欲师之而不可得。”华佗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明代《三国演义》还演绎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来。后人每每以“华佗再世”来赞誉医生医术之高明。华佗的医术不仅为我国人民所敬仰，也为西方世界所公认，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拉瓦尔就称誉他为“中国的希波克拉底”，与西方的医学之父并称。

华佗还很懂得养生之道，《三国志》云其“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南朝范晔《后汉书》又补添一言“时人以为仙”。他提出了“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譬如户枢，终不朽也”等重要论述。其创编了一套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医疗保健操——五禽戏，即配合气息调理，把模仿扑动上肢的虎戏、伸转头颈的鹿戏、伏倒站起的熊戏、脚尖纵跳的猿戏、展翅飞翔的鸟戏连起来进行锻炼。他的弟子吴普按照这个方法坚持锻炼，活到90多岁，仍耳聪目明，牙齿坚固。2011年，“五禽戏”被我国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作为全民健身保健操积极推广。华佗一生有弟子多人，在中医史上也多有建树，有史可考的如弟子吴普著《吴普本草》，李当之著《李当之药录》，樊阿喜针灸及养生，他服用华佗所传的延年益寿方——漆叶青黏散，活到100多岁。

不幸的是，这样一位通晓养生之术的神医，却没能够竟终天年，因不愿意留在其同乡的“小字辈”——曹操的身边做随身医生而被拷问致死。

张仲景——特定时代造就的“医圣”

张仲景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医，与他生活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汉末年，战乱不已，疫病流行，自然灾害频仍，生产力凋敝，与此伴随的是人口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据梁方仲统计，公元157年（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全国有10 677 960户，人口为56 486 856人。到了公元263年（三国蜀后主炎兴元年），蜀国户数为280 000，人口数为940 000人；公元263年（三国魏元帝景元四年），魏国户数为663 423，人口数为4 432 881人；公元280年（三国吴末帝天纪四年），吴国户数为530 000，人口数为2 300 000人。总计三国时期户数为1 473 423，人口数为7 672 881人。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博物馆藏蒋兆和绘张仲景像

经历了东汉末年的战乱时期后，到三国时期的全国人口数量，大致只有东汉后期人口数量的13.6％，由此可见，在东汉末年，人口数量锐减的程度真是触目惊心。

东汉末年的文人作品也形象地记载了人口数量锐减的事实。曹操有诗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写道：“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植也在自己的诗中说：“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这些诗句真实地反映了连年的战争、疫病、自然灾害导致百姓大量死亡，幸存者避难异域，田地皆荒芜，处处无人烟的凄惨状况。

东汉末年人口数量锐减，主要是连年战争所导致，但也不能低估疫病与自然灾害的影响。仅就疫病而言，从历代文献记载来看，桓、灵、献三帝共70多年时间，有疫病流行记载17次之多，并且其中多次是连年的疫病大流行。曹植《说疫气》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亦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由于疫情严重，不仅平民百姓遭殃，即使是上流社会之人也未能够幸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昔年，指建安二十二年。徐即徐干，陈即陈琳，应即应玚，刘即刘桢，四人皆建安七子中的人物。上述四人竟然一年之内都死于疾疫，实在是令人痛心。

张仲景是河南人，在东汉的繁荣时期，河南曾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数量最多的地区，户数达180多万，人口达980多万。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与军阀混战，再加上不断发生的疫情和自然灾害，使这一地区人民大量死亡和外迁，从而导致人口锐减。曹魏建立之后，河南人口不足东汉时期的十分之一。时人杜恕言：“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正是目睹人民大规模死于伤寒，张仲景因此撰写了划时代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对控制当时的疫情，并对后来以至今天的临床实践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张仲景是那个特定时代产生的伟大医学家，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述说了撰写此书的过程：“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伤寒杂病论》虽然是一部划时代的医学文献，但我们要指出的是，张仲景是利用了《素问》等文献而撰成《伤寒杂病论》，因此，《伤寒杂病论》的文献著述方式是编纂，而不是著作。大凡世间文献，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类别的，根据其原创性来划分，可分为著作、编纂、抄录三类。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是著作，如《论语》《老子》即是著作；将前人文献重新整理编排，不给出内容出处，其中或许含有某种程度原创色彩的是编纂，如《史记》等即是编纂；将前人文献分类抄写，给出内容出处的，属于抄录，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即是抄录。虽然《伤寒杂病论》是编纂类文献，不是著作，但它仍然是一部了不起的医学文献，我们无论怎么高度评价它都不过分，正如我们怎么高度评价《史记》都不过分一样。

虽然有关张仲景的文献资料极少，但“礼失而求诸野”，我们或许可在民间传说中寻觅有关张仲景的生平资料。下面我们就转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河南民间故事集》中记载的与张仲景有关的四个故事——襄阳访医、对症下药、巧治府台、冬至吃饺子的传说，以使大家全面了解张仲景。虽然民间传说不免有夸张和传奇色彩，却是张仲景深受百姓爱戴的最好体现。

襄阳访医

张仲景年轻的时候，在医学上就有了名望，但他仍然勤奋好学，从不满足，只要听说哪个郎中医术高明，不管距离多远，定要登门求教。有一年，张仲景的弟弟要出门做生意，临行前他对哥哥说：“我这次要出远门，你给我看看，日后有没有大病。哥哥给弟弟把了把脉，说：“哟，明年只怕你要长个搭背疮！”弟弟惊讶道：“哎呀！常听你说，疮怕有名，病怕无名。长个搭背疮，我眼看不见，手摸不着，怎样治呀？”张仲景说：“不要怕，我给你开个药单，到时候，服了这一副药，把疮暂时挪到屁股的软肉上。那时，谁识得是搭背疮，就叫谁医治，定是名医。疮治好后，记住，要给我来个信儿，我好登门拜访他。”

张仲景的弟弟做生意来到湖北襄阳。第二年，一天忽然觉得脊背疼痛，他知道疮要发了，忙照哥哥开的处方，取药吃了。不几日，果然从屁股上生了疮。他求遍襄阳郎中，这个说是疖子，那个说是毒疮，都不识得。后来，同济药堂有个名医“王神仙”，看后笑了笑说：“这原是个搭背疮嘛！”当下就开了草药，贴了膏药。不多久，疮就好了。他忙给哥哥写了封信。张仲景接到书信，知道弟弟在襄阳遇上了名医，一定有高明的医术值得学习。张仲景求教心切，哪还顾得长途跋涉之苦，当天就准备盘费，打点行装，奔襄阳而来。

一天清早，襄阳同济药堂的大门前，站着一位身背行李、手拿雨伞的青年后生。他向药店掌柜央求说：“我从外地来，生活没有着落．请收下我当个伙计吧。”王神仙见这个小伙子年轻利落，询问一番之后，高兴地说，“好！就收下你给我炮制药材吧。”这个后生就是张仲景。他一心一意学习医术，生怕知道他的人把他当客待，故意不讲自己的真姓名。张仲景就在同济药堂住下来，当了伙计。王神仙见他炮制药材熟练内行，干得又快又好，十分满意，不久，就替换他当了司药。张仲景一面抓药，一面也说“我也学学”，就去给病人把脉看病。凡吃过他的药的人，都说他的方子灵验，药到病除，大伙称他是二先生。王神仙看这个后生有两下子，更加器重，就让他当了自己的帮手。从此，张仲景处处留心，不论王神仙在药性、医理及把脉、开方哪方面的独到之处，他都一一记在心中，写在本上，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和经验仔细琢磨研究，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医术。

有一天，一个老汉匆匆来到药店，说他儿子病得厉害，把王神仙请去了。约摸半个时辰，老人来药店取药。张仲景见药单上有藤黄五钱，知道病人肚里有虫。停了一会儿，王神仙回来了，他正要到后院歇息，张仲景忙拦着说：“先生稍等一等，看那老人还来不来请。”王神仙问道：“药一吃病就好了，怎么还要来请？”张仲景说：“恕学生直言，用藤黄杀虫，一般需一两的剂量，先生只开五钱，但愿能把虫杀死。万一杀不死，醒过来会更凶，再用药也不灵了，只怕还有性命危险哩!”话音刚落地，那老汉跟斗流水似地跑来了：“王先生，你快去看看吧，这一会儿孩子疼得更厉害！”王神仙一听，头上直冒冷汗。张仲景说：“先生，不管是吉是凶，学生情愿替先生走一趟。”这时候，病人正疼得在地上打滚。张仲景问问病历，又进行诊断，确认是没被毒死的一条大虫在作怪。只见他不慌不忙，掏出银针，把病人衣服扒开，认准部位，刺了进去。这一刺可把人吓坏了。只听病人惨叫一声，昏了过去。张仲景望望老汉惊慌的神色，笑呵呵地说：“别怕，别怕，刺中了虫头，它还要挣扎几下，过一会儿就好了！”说话不及，病人呻吟两声，醒了过来。张仲景又开了副泻药，叫病人吃下。顷刻，一条尺把长的大虫被排泄出米，病人完全好了。王神仙知道后，又惊又喜，问道：“二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张仲景说：“我姓张名机，字仲景，到这里拜师学艺来啦。”王神仙忙说：“哎哟哟，原是南阳张仲景啊，什么拜师学艺，可不敢当！”立刻设宴款待。后来，张仲景回到南阳，两人还不断来往，成了很好的朋友。

对症下药

从前，一些郎中们只把医术传给自己的子孙，一般都不外传。那时南阳有个名医叫沈槐，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没有子女。他整天发愁后继无人，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慢慢忧虑成病了。当地的郎中们来给沈槐看病，可老先生的病谁也看不好，越来越重。张仲景知道后，就奔沈槐家来。张仲景察看了病情，确诊是忧虑成疾，马上开了一个药方：用五谷杂粮面各一斤，做成药丸，外边漆上朱砂，叫病人一顿食用。沈槐知道了，心里不觉好笑。他命家人把那五谷杂粮面做成的药丸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指着这药丸把张仲景奚落一番。亲戚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谁见过五谷杂粮能医病？笑话！笑话！”朋友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谁一顿能吃五斤面？真滑稽！滑稽！”同行的郎中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我看几十年病，听都没听说过，嘻嘻，嘻嘻。”他一心只想着这件事好笑，忧心多虑的事全抛脑后了，不知不觉病就好了。这时，张仲景来拜访他，说，“恭喜先生的病好了！学生斗胆在鲁班门前耍锛了。”沈槐一听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惭愧。张仲景接着又说：“先生，我们做郎中的，就是为了给百姓造福，祛病延年。先生无子女，我们这些年轻人不都是你的子女吗？何愁后继无人！”沈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内心十分感动。从此，就把自己的医术全部授给了张仲景和其他年轻的郎中。

巧治府台

东汉年间，南阳有个府台，他干了很多坏事，人们气恨他，巴不得找个出气的机会。这年，府台的女儿有病了，一连几个月，遍求名医也治不好。府台派家人去请张仲景来给女儿看病。那阵子，伤寒病正流行，张仲景每天早出晚归，到乡下给老百姓医病，只有儿子在家。他们就把张仲景的儿子请了去。张仲景的儿子常年随父学医，也是个知名的郎中。他来到府衙，询问小姐的病情，府台大人还没张嘴泪就先落下来：“唉，她面黄肌瘦，茶饭不进，还不住地呕吐呢!”说着就叫给女儿诊脉。那时候，年轻郎中给女子看病，是不能见面的。所以只好从帘帏中牵出一根红线，一头拴在小姐的中指上，一头让张仲景的儿子拉着，放在耳朵边静听。他仔细地听了好久，心里不觉好笑：哈哈，就这病竟没人看得出吗？原来府台的女儿是怀孕啦！可他并不知道“病人”还是个没出阁的姑娘，就高声朝着府台说：“恭喜大人！小姐没啥病呀，她是喜脉，你快要当外爷了！”府台一听，气得浑身乱颤，嚎叫道：“混账东西！纯是一派胡言，快把他赶出去！”家人一拥而上，把张仲景的儿子痛打一顿，赶出了府门。晚上，张仲景回来听说了这事，心里十分气愤，他问儿子：“你果真看得真？”儿子说：“明确实实是怀孕，已经六七个月了。”张仲景沉吟了一会说：“这个府台，干尽坏事，明天找他出气去！”

第二天，张仲景带着礼品，来到府衙，正赶上全城士绅和名流在那里议事。张仲景见到府台，施了一礼，说：“不肖之子医理不明，口出不逊之言，望大人海涵。今天，一来赔礼道歉，二来我要亲自给令爱诊脉医病。”府台一听大喜，忙说：“小女区区小恙，何劳先生大驾呀！”说着就要设宴款待。张仲景说：“还是先给令爱诊病要紧。”府台忙叫人把女儿请出来。张仲景观看那女子气色，早已明白了几分。他暗用右手小拇指指甲剜了一点药面面，藏在宽大的袖中，然后端坐，给小姐把脉。张仲景一把脉，果然此女怀有身孕，已六七个月了，就对病人说：“张开嘴巴，看看舌苔。”小姐刚张开嘴，他就把药弹进小姐嘴中，又叫端来开水，让小姐喝了。张仲景这才笑呵呵地对府台说：“药到病除，送令爱到耳房观察，一会儿就会好的。”府台十分感激，摆上酒宴招待。他刚端起杯要敬张仲景酒，耳房就传来了小姐的呻吟声。府台有些诧异，张仲景说：“这是药力到了。你放心，令爱顷刻就会痊愈的。”话音未落，只听哇哇的婴儿哭声从耳房传来。府台和夫人猛地惊呆了，一时羞得面红耳赤，恨不得钻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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