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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0 13: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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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罗兰·巴尔特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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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尔特文集(套装共7册)

罗兰·巴尔特文集(套装共7册)试读:

本书描述

罗兰·巴尔特,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贾和文化评论家。其一生经历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静坐教授期(1976-1980)。他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文学思想界前后晖映,并被公认为蒙田以来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大家之一。“罗兰·巴尔特文集”是一套罗兰·巴尔特作品集,共收录了巴尔特不同时期的多部经典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基本面貌。丛书总序作者李幼蒸先生评价罗兰·巴尔特是“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版权信息

书名:

罗兰·巴尔特自述(罗兰·巴尔特文集)

作者:[法]罗兰·巴尔特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5

ISBN:978-7-300-11757-7

价格:29.80元

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 Éditions du Seuil,1975 et 1995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08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总 序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后留下了5卷本全集约6 000页和3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这7 000页的文稿,表现出了作者在文学、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诸领域内的卓越艺术品鉴力和理论想象力,因此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学内最称活跃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巴尔特的学术影响力仍然是其他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难以企及的。

1980年春,当代法国两位文学理论大师罗兰·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于三周之内相继谢世,标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乃至西方两大文学思潮——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终结。4月中旬萨特出殡时,数万人随棺送行,场面壮观;而3月下旬巴尔特在居住地Urt小墓园下葬时,仅有百十位朋友学生送别(包括格雷马斯和福科)。两人都是福楼拜的热爱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学实践方式非常不同,最后是萨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Montparnasse墓地内福楼拜墓穴附近。萨特是雅俗共赏的社会名流,巴尔特则仅能享誉学界。

1976年,巴尔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还曾否定过巴尔特参加研究生论文计划的资格),在福科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1977年1月,挽臂随其步入就职讲演大厅的是他的母亲。8个月后,与其厮守一生的母亲故世,巴尔特顿失精神依持。在一次伤不致死的车祸后,1980年,时当盛年的巴尔特,竟“自愿”随母而去,留下了有关其死前真实心迹和其未了(小说)写作遗愿之谜。去世前两个月,他刚完成其最后一部讲演稿文本《小说的准备》,这也是他交付法兰西学院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则是他结束6年疗养院读书生活后,对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屈辱的法国文坛所做的第一次“个人文学立场宣言”。这份文学宣言书是直接针对他所景仰的萨特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文学宣言书《什么是文学?》的。结果,30年间,没有进入过作为法国智慧资历象征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巴尔特,却逐渐在文学学术思想界取代了萨特的影响力,后者不仅曾为“高师”哲学系高材生,并且日后成为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今,萨特的社会知名度仍然远远大于巴尔特,而后者的学术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则明显超过了前者。不过应当说,两人各为20世纪文学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说罗兰·巴尔特是20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请参阅附论《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形成条件变迁甚巨,“文学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学之“思想”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其价值和意义须参照时代文化和社会整体的演变来确定),而需特别指“文学性话语”之“构成机制”(形式结构)。对于20世纪特别是战后的环境而言,“文学实践”的重心或主体已大幅度地转移到批评和理论方面,“文学思想”从而进一步相关于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环境、条件和目的等方面。后者遂与文学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与作为文学实践“材料”(素材)的内容(“所指”)研究疏远。而在当代西方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处于文学科学派和文学哲学派中间,并处于理论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间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遂具有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格。巴尔特的文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也就因此既不限于战后的法国,也不限于文学理论界,而可扩展至以广义“文学”为标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这套“罗兰·巴尔特文集”,目前包括10卷12部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权问题,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将他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1]一一收入。关心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读者,当然可以参照国内其他巴尔特译著,以扩大对作者思想学术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还精选了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尔特评传:《罗兰·巴尔特传》(1985),作为本文集的附卷。

现将文集目前所收卷目及中译者列示于下:

1.写作的零度(1953)·新文学批评论文集(1972)·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1977):李幼蒸

2.米什莱(1954):张祖建

3.文艺批评文集(1964):张智庭(怀宇)

4.埃菲尔铁塔(1964):李幼蒸

5.符号学原理(1964):李幼蒸

6.符号学历险(1985):李幼蒸

7.罗兰·巴尔特自述(1976):张智庭

8.如何共同生活(讲演集1)(2002):张智庭

9.中性(讲演集2)(2002):张祖建

10.小说的准备(讲演集3):李幼蒸

附卷:罗兰·巴尔特传:张祖建

讲演集是在法国巴尔特专家埃里克·马蒂(Eric Marty)主持下根据作者的手写稿和录音带,费时多年编辑而成的。这三部由讲演稿编成的著作与已经出版的5卷本全集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翻译的难度也相对大一些。由于法文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用语抽象,不易安排法中术语的准确对译,各位译者的理解和处理也就不尽相同,所以这部文集的术语并不强求全部统一,生僻语词则附以原文和适当说明。本文集大致涉及罗兰·巴尔特著作内容中以下五个主要方面: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关于各卷内容概要和背景介绍,请参见各卷译者序或译后记。

在组织翻译这套文集时,出版社和译者曾多方设法邀约适当人选共同参与译事,但最后能够投入文集翻译工作的目前仅为我们三人。张智庭先生(笔名怀宇)和张祖建先生都是法语专家。张智庭先生为国内最早从事巴尔特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且已有不少相关译作出版。早在1988年初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上,张智庭先生对法国符号学的独到见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其后他陆续出版了不少巴尔特译著。张祖建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文学系,后在美国获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和美国任教至今,并有多种理论性译著出版。我本人在法语修养上本来是最无资格处理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工作的,最后决定勉为其难,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固然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几篇巴尔特旧译纳入文集,但更为主要的动力则源自我本人多年来对作者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偏爱。大约30年前,当我从一本包含20篇结构主义文章的选集中挑选了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一篇译出以来,他的思想即成为我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在比较熟悉哲学性理论话语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发现了将具体性和抽象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而结构主义之中,又以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最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这种认知当然也与我那时开始研习电影符号学的经验有关。我大约是于20世纪70年代末同时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克里斯丁·麦茨、艾柯等人的电影符号学纳入我的研究视野的。1984年回国后,在进行预定的哲学本业著译计划的同时,我竟在学术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编选翻译了那本国内(包括港、澳、台)最早出版的巴尔特文学理论文集,虽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仅不易为当时长期与世界思想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主流所了解,也并不易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学批评的中国学人所了解。结果两年来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拖延再三之后,才于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要感谢当时刚设立的“世界与中国”丛书计划,该丛书还把我当时无法在电影界出版的一部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收入)。这次在将几篇旧译纳入本文集时,也趁便对原先比较粗糙的译文进行了改进和订正。我之所以决定承担巴尔特最后之作《小说的准备》的译事工作,一方面是“从感情上”了结我和作者的一段(一相情愿的)“文字缘”,即有意承担下来他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书的译事,另一方面也想“参与体验”一段作者在母亲去世后心情极度灰暗的最后日子里所完成的最后一次“美学历程”。我自己虽然是“不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但文学趣味始终是兼及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这两个方向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之后决定出版另一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文集,周蔚华总编、徐莉副总编、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表现了对新型人文理论的积极关注态度,令人欣慰。本文集策划编辑李颜女士在选题和编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判断和组织作用。责任编辑姜颖昳女士、翟江虹女士、李学伟先生等在审校稿件方面尽心负责,对于译文差误亦多所更正。对于出版社同仁这种热心支持学术出版的敬业精神,我和其他两位译者均表感佩。

最后,我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约请我担任一部结构主义文集总序的撰写人一事表示谢意。这不仅是对我的学术工作的信任,也为我提供了再一次深入研习罗兰·巴尔特思想和理论的机会。巴尔特文学思想与我们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距离。为了向读者多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我特撰写了“附论”一文载于书后,聊备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评论不妥之处,尚期不吝教正。李幼蒸 (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2007年3月于美国旧金山湾区注释[1]在“10卷12部作品”之后,已经获得版权的巴尔特作品有:《萨德·傅立叶·罗犹拉》(1971)、《明室》(1979)、《中国行日记》(1974)、《哀悼日记》(1977—1979)、《偶遇琐记·作家索莱尔斯》、《恋人絮语》(1974—1976),并有附卷《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HervéAlgalarrondo著)。——编者注译者序《罗兰·巴尔特自述》是作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写作和学术生涯第四阶段的代表作之一。

关于这本书的成因,巴尔特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是在色伊(Seuil)出版社组织的一次工作午餐会上,大家提议今后让作家们自己写书来评判自己的著述,并随后将其放进“永恒的作家”(Ecrivains de toujours)丛书之中。巴尔特本着这种精神,曾经想把书“写成插科打诨性的东西,写成某种我自己的仿制品”。但是,真正进入写作之后,“一切都变了,一些书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显现出来,使得最初的简单想法变得极为滑稽可笑”(《全集》第三卷,315页)。于是,他认为应该利用提供给他的这次机会,来阐述他与自己的形象,也就是与他的“想象物”之间的关系。而且,作者认为,这种自己写自己的做法正是“镜像阶段”中的主体与其自我的想象物即镜中形象的关系(见《退步》一节)。在译者看来,全书就是作者与其自我想象物之间的一种对话。全书经过了一年零27天的写作,于1974年9月3日脱稿,这样,巴尔特就成了这套丛书100多位作家中唯一在活着时就“永恒的作家”。

全书采用了片断的书写形式。按照作者的说法,一方面,他一直喜欢采用片断的书写方式,而对于长长的文章越来越无法忍受。另一方面,他必须采用一种形式来化解几乎要形成的“意义”。他认为,不应该由他来提供意义,“意义总是属于别人即读者”。于是,他决定使这本书成为以“分散的整体”出现的书,就像他所喜爱的具有“散落”叶片的棕榈树那样。显然,这两方面代表了巴尔特关于写作的主张。首先,综观巴尔特的全部著述,他除了专题著述(《论拉辛》、《服饰系统》、《S/ Z》)之外,其余的书都是文章的汇编,而且即便是那几本专题著述,其内部结构也是零散的,有的甚至也是片断式的。巴尔特说过:“对于片断的喜爱由来已久,而这,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中得到了重新利用。在我写作专著和文章的时候(这一点我以前不曾发现),我注意到,我总是按照一种短的写作方式来写——在我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我甚至只写短文,而没有写成本的书。这种对短的形式的喜爱,现在正在系统化。”(《全集》第三卷,318页)其实,他的第一篇文章(1942)就是以片断的形式写成的,“当时,这种选择被认定是纪德式的方式,‘因为更喜欢结构松散,而不喜欢走样的秩序’。从此,他实际上没有停止从事短篇的写作”(见本书《片断的圈子》一节)。其次,巴尔特坚持反对“多格扎”(doxa),即形成稳定意义的“日常舆论”,这也使他无法写作长篇大论。他说:“一种多格扎(一般的舆论)出现了,但是无法忍受;为了摆脱它,我假设一种悖论;随后,这种悖论开始得以确立,它自己也变成了新的成形之物、新的多格扎,而我又需要走向一种新的悖论”(见本书《多格扎与反多格扎》一节),“悖论是一种最强烈的令人着迷的东西”(见本书《作为享乐的悖论》一节)。他之所以这样做,而且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价值的波动”引起的:“一方面,价值在控制、在决定……另一方面,任何对立关系都是可疑的,意义在疲劳……价值(意义便与价值在一起)就这样波动,没有休止。”(见本书《价值的波动》一节)为了做到这样,片断写作“可以打碎我定名的成形观念、论述和话语,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人们按照对所说的内容要给予最终意义的想法来建构的——这正是以往世纪中整个修辞学的规则。与所建话语的成形状态相比,片断是一种可喜的打乱,即一种断续,它确立句子、形象和思想的一种粉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们最终都不能得以‘完整确立’”(《全集》第三卷,318页)。

此外,作者在书中主要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有意拉开“叙述者”与“作者”本人的距离,这在自传体中也是少有的。把片断写作与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相结合,也有利于避免读者对作者产生“成形的”看法,即他一再反对的“多格扎”,足见作者为此是煞费了苦心。但是,“由于我过去的著述是一位随笔作家的著述,所以,我的想象物就是某种一时观念的想象物。总之,是某种智力的小说”(《全集》第三卷,335页)。这似乎告诉我们,虽然巴尔特在本书的开头就提醒人们:“这一切,均应被看成出自一位小说人物之口”,但由于他承认其“小说”是其“某种一时观念的想象物”,所以,它可以成为我们对巴尔特的思想进行某种推测和研究的依据。

那么,片断式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审美效果呢?对此,巴尔特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他在《文本的快乐》一书中做过完整的总结:“阅读的快乐显然源自断裂……文化及其破坏都不具色情特点;是它们之间的断层变成了色情的”,“快乐所需要的,是一种出现损失的场所,是断层,是中断,是风蚀”,“人体最具色情意味之处,难道不就是衣饰微开的地方吗?……间断具有色情意味:在两种物件(裤子与毛衣)之间、在两个边缘(半开的衬衣、手套和袖子)之间闪耀的皮肤的间断具有色情意味。正是闪耀本身在诱惑,或进一步说,是一种显现—消失的表现状态在诱惑”(《文本的快乐》,15、19页)。这不正是片断写作可以带来的效果吗?至于片断写作在本书中的情况,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片断的排列。巴尔特没有按照自己的生活年代或者写作阶段的顺序来排列相关片断,而是大体上按片断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进行了排列,有时甚至还故意打乱这种排列。他自己这样说:“他大体上想得起他写作这些片断的顺序;但是,这种顺序出自何处呢?它依据何种分类、何种连接方式呢?这些他就想不起来了。”(见本书《我想不起顺序来了》一节)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翻译成汉字之后的排列更是杂乱无章,阅读起来使人大有时间错位、事件凌乱、没有贯穿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感觉。但是,巴尔特却认为“杂乱无章,也是一种享乐空间”。色伊出版社1975年在出版本书时,封面上采用了巴尔特用彩色蜡笔绘制的在我们看来是“杂乱无章”的画《对于茹安-雷-潘镇的记忆》,也是很有寓意的。我们不妨说,巴尔特在片断写作方面的审美追求是系统化的。

巴尔特承认其“道德观”这一写作阶段是受了尼采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曾经满脑子装满了尼采,因为我在此前刚刚读过他的著作”(见本书《何谓影响?》一节),“他在为‘道德观’(moralité)寻找定义。他把这个词与道德规范(morale)对了起来”(见本书《朋友们》一节)。但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接受了尼采思想的哪些方面。译者认为,我们似乎可以从他对尼采的总体了解来推断一下这种影响。尼采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通过对价值判断的解释来反对传统的价值,并主张人不是“完全实现的整体”,人具有总是更新的创造力,总是向着“他者”逃逸。而尼采对哲学进行解释的方式则是通过箴言和诗。所谓箴言即格言性的写作物,即片断。似乎可以说,尼采的哲学思想坚定了巴尔特不固守“多格扎”的主张,而其箴言式的解释方式无疑也是对“片断写作”的提前肯定。

我在我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期间,曾于1995 年3月26日那天(巴尔特逝世15周年纪念日)在巴约纳市参加了由当地市政府举办的“纪念巴尔特国际研讨会”。我之所以被邀,是因为此前我翻译的《罗兰·巴特随笔选》刚刚在国内出版,是法国色伊出版社向会议主办单位推荐的。我是头一天下午赶到巴约纳市的,在旅馆稍作安顿之后,便出门随便走走,我特别想领略一下巴尔特在书中描写过的巴约纳市。巴约纳市西临大海,一条入海的河流穿城而过,城市不大,但建筑古老,颇有历史。我在距旅馆不远的一个海边广场上停了下来,环视着四周的楼房、桥梁和海面,街道的入口处差不多都横挂着“与罗兰·巴尔特会晤”的法文条幅,显然,人们都以巴约纳市这个地方出了巴尔特而自豪。不论是海面上还是街道中,人们都忙碌着。我想起巴尔特在自述中一幅照片下面写的字:“巴约纳市,巴约纳市,完美的城市……四周充满响亮的生活气息……童年时的主要想象物:外省就是场景,故事就是气味,资产阶级就是话题。”会议是26日上午在市图书馆的报告厅举行的。说是国际会议,其实来参加的,包括我在内,也只有5个人:除了我之外,一位是西班牙人,一位是葡萄牙人(葡萄牙前教育部长,已定居巴黎),一位是意大利人,还有一位是省会波城(Pau)大学的讲师。大学讲师是会议主持人,与会者大都谈的是在各自国家里翻译和介绍巴尔特著述的情况,听众都是当地的社会上层人士,其中有几位老年人还说当年曾与巴尔特认识。会上,我成了被提问最多的报告人,人们对于巴尔特的著述能翻译成汉语和被中国读者所阅读特别感到惊奇,有的甚至说,连他们都读不懂巴尔特,大有为自己未能深入研究家乡名人而感到愧疚之意。我向巴约纳市图书馆赠送了两册《罗兰·巴特随笔选》,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那天下午,在我的请求下,主办单位安排了一位熟悉巴尔特家乡的工作人员陪同我去了巴尔特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常去居住的于尔特村(Urt),在那栋据说已经不再属于巴尔特家族的略显破旧的二层小楼门前留了影。我看到了他描写过的屋后的阿杜尔河(Adour),并沿着他可能走过的公路驱车走了一段。巴斯克地区的风景是很美的,重峦叠嶂,郁郁葱葱,令人心悦,令人遐想。无怪乎它从很早就培育了巴尔特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构成了他后来的超凡的创造力。陪同的人看到我如此痴情于巴尔特生活过的地方,便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看一看巴尔特的坟墓。我自然愿意。我们在公墓外停车,缓步而静穆地走进公墓,就在不远处的公墓的南端,我们找到了他的墓。在陪同人告诉我“我们到了”时,我简直惊呆了:那里没有大理石的墓体、墓碑,而只有茅草围绕中的一块白色水泥盖板。盖板上刻有两部分文字,上面是“Henriette Barthes,Née Binger,1893—1977”(昂利耶特·巴尔特,乳姓:班热,1893—1977),下面是“Roland Barthes,1915—1980”(罗兰·巴尔特,1915—1980)。这是他与母亲合用的墓穴。墓前甚至没有花盆。与四周相比,这个墓近乎于平地,近乎于泥土。我半晌没有说话,陪同的人可能已经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马上解释,说巴尔特在弥留之际,不让亲友为他修建永久式坟墓,而希望与母亲合用墓穴,上面有块水泥盖板就可以了,以便于以后较快地归化于自然。我拿出了照相机,让镜头为我留下这处今后也会令我久久不能平静的珍奇景物。我只有感慨,无尽的感慨。在随后返回巴黎的高速列车上,我将自己前后的感悟捋了捋,记在了本子上,不想,竟捋出了一首小诗:

不是墓

分明是与路同样的路

一样的沙石板块

一样的茅草拥簇

斜阳中,鲜亮而明突

不是墓

分明是奇特的书

一生笔耕不辍

安息处也是打开的一篇珍贵的笔录

冥世间仍在追求“零度”

后来,每当我翻阅巴约纳之行拍摄的照片时,我都会回想起于尔特之行的一些细节,回想起面对巴尔特坟墓时的无限感慨。

这本书最初翻译于2001年,并与《作家索莱尔斯》和《偶遇琐事》两稿一起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以《罗兰·巴特自述》为总书名于2002年出版,但遗憾的是,原书中所附大量照片和插图的版权问题当时不好解决,出书时未能收录。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此次将译文列入“罗兰·巴尔特文集”中出版,并收录了原著中的所有照片和插图,这对于作为译者的我来说,当然是欣喜万分。这些照片和插图对于丰富本书的内容和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无疑会大有帮助,而且其资料价值是非常之大的。

借此次出版之机,我对旧译做了修订。除了必要的文字润色、注释补充和根据我后来翻译的《符号学词典》一书对个别概念的名称做了改动之外,还更正了几处当时处理疏忽和理解有误的地方(在此,我向读过旧译的读者表示歉意)。此外,罗兰·巴特的译名也根据《法语姓名译名手册》的规范译法和文集的要求改为罗兰·巴尔特。我虽然接触巴尔特的著述比较早,但缺乏系统而认真的研究。我相信,此次修改之后,也还会有理解不当的地方,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予以指正,我在此提前致谢(zhzhttj@ tom. com)。

由于无法写得更为深入一些,此译者序主要内容基本上沿用了此前出版的《罗兰·巴特自述》一书“导读”中的部分相关文字,特此说明。怀宇于南开大学2009年12月照 片

我感谢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心甘情愿帮助过我的朋友们:

在文字方面:让-路易·布特(Jean-Louis Bouttes) 、罗兰·阿瓦斯(Roland Havas) 、弗朗索瓦·瓦勒(Francois Wahl) ;

在照片和图片方面:雅克·阿臧扎(Jacques Azanza) 、尤塞夫·巴库什(Youssef Baccouche) 、伊莎贝尔·巴尔代(Isabell Bardet) 、阿兰·邦沙亚(Alain Benchaya) 、米里亚姆·德·拉维尼昂(Myriam de Ravignan) 、德尼·罗什(Denis Roche) 。

作为开始,这里有几幅照片:它们是作者在结束这本书的时候快乐地为自己安排的。这种快乐是诱人的(而且在此是相当自私的) 。我只保留了那些使我感到惊愕的照片,可我却不知道其原因何在(这种无知是诱惑的属性,并且,我对每一幅照片所说的内容,将永远都只是想象出来的) 。

然而,应该承认,只有我青少年时期的照片才吸引我。由于周围充满着爱,我的青少年时期并不是不幸的;可是,由于孤独和物质上的拮据,我的这个时期也并不让人喜欢。因此,面对这些照片,使我高兴的,并不是对一个快乐时期的怀恋,而是某种更为模糊的东西。

当沉思(惊愕)把照片视为分离的存在物,当这种沉思使照片成为一种直接的享乐对象的时候,它就不再与关于照片上是谁的思考有什么关系了,尽管这种思考是令人魂牵梦萦的;这种思考忍受着一种幻象的折磨,同时也靠幻象来自娱,这种幻象根本不是形态性的(我从来不像我自己),而更可以说是有机性的。这组照片在包容了父母方面全部关系的同时,俨然有一种通灵物质在起作用,并使我与我躯[1]体的“本我”建立起关系。这组照片在我身上激起某种晦涩的梦幻,其组成单位就是牙齿、头发、鼻子、瘦身材、穿着长筒袜的大腿,它们不属于我,然而除我之外又不属于别人——从此,我便处于令人不安的亲近状态:我竟然看见了主体的裂隙(他甚至对此无话可说活) 。由此可见,年轻时的照片既不是非常分离的(是我的下部躯体在供人阅读),同时又是非常分离的(照片上谈论的不是“自我”) 。

因此,我们在这里将只会看到,与家庭的故事掺和在一起的躯体的一段史前状况的各种外在形象表现情况,而这个躯体此时正步向写作的工作和写作的乐趣。因为,这便是这种限制的理论意义:表明(这组照片)的叙事时间与主体的青少年时代一起结束,没有生平经历可言,而只有非生产性生活。而当我开始生产,即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文本自身就剥夺了我的叙述时间(这太幸运了) 。文本不能叙述任何东西;它把我的躯体带向他处,远离我的想象的个人,带向某种无记忆的语言,这种语言已经是人民的语言、非主观的(或是被取消了个性的主体的)大众的语言,即便我的写作方式依然把我与这种语言分离。

因此,照片所引起的想象,一进入生产性生活(在我看来,这种生活即意味着走出疗养院)便被停止。于是,另一种想象物开始了,那就是写作的想象物。为了使这种想象物可以展开(因为这便是本书的意图),而不再被一位普通的个人的出现所阻碍、所保证和所验证,也为了使这种想象物可以自由地安排其从来不是形象性的符号,这个文本将在无照片伴随的情况下只跟随着笔走龙蛇的手影前进。

巴约纳市,巴约纳市,完美的城市:依河傍水,四周充满响亮的生活气息[姆斯罗尔镇(Mouserolles) 、马拉克镇(Marrac) 、拉什帕耶镇(Lachepaillet) 、贝里斯镇(Beyris)]。然而,它却是一个封闭的城市、富有传奇故事的城市:普鲁斯特、巴尔扎克、普拉桑(Plassans) 。童年时的主要想象物:外省就是场景,故事就是气味,资产阶级就是话题。

通过一条相似的小路,经常下到波泰尔纳河(Poterne) (气味)和城市中心。常常在此遇到属于巴约纳市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位贵夫人,她由此去她在阿莱纳(Arènes)的别墅,手里拿着一包从“好味道”( “Bon Goût ”)商场买来的食品。三个花园“这栋房子当时是一处真正的生态奇观:它不大,坐落在一处比较宽大的花园的旁边,就好像是一个木质的模型玩具(它的百叶窗经水蚀而呈淡灰色,看上去叫人感到温馨) 。它的木屋不大,然而却到处是门、低矮的窗户、侧立的楼梯,就像是小说中的城堡。不过,花园的三个象征性地有别的空间还是连在一起的(跨越每一个空间的界限,都是一种需要注意的行为) 。走近房子,要穿过第一个花园;那是一处属于上层人的花园,沿着这个花园走路的时候,需要慢步长歇地陪伴着巴约纳的贵夫人们。第二个花园就在房子跟前,是由两块同样大小的草坪和周围的环形小路组成的;花园里长着玫瑰花、绣球花(西南地区不讨人喜欢的花) 、路易斯安娜花(louisiane) 、大黄、种在旧箱子里的家养花卉、高大的木兰花——其白色的花就开在了二楼的房间之外;夏天的时候,巴约纳的贵夫人们不怕蚊叮虫咬,就坐在花园里低矮的椅子上,做着复杂的毛线活。最里面,是第三个花园,除了一个小小的种着桃树和覆盆子的果园外,无确定内容,有的地方是荒地,有的地方种着一般的蔬菜;人们很少去那里,只是中间的小路还有人走。 ”

上流社会的人,深居简出的人,野蛮之人:这难道不正是社会欲望的三等分吗?从巴约纳市的这处花园开始,我毫不惊奇地进入了儒尔·凡尔纳和傅立叶的富于传奇和空想的空间。(这栋房子今天已经不在了,它被巴约纳市的房地产开发商卷走了。 )

大花园构成了一处相当异样的地方。就好像它主要是为了掩埋每一次生下的多余的小猫似的。在深处,有一条绿荫遮掩的小路和两个由黄杨树围成的中空圆球。小时候玩的几次两性交欢的游戏就发生在那里边。远处的女佣在吸引我外祖父与祖父

在年迈的时候,他郁郁寡欢。总是不到吃饭的时候就坐在饭桌前(尽管吃饭的时间不断地提前) 。他由于太郁闷了,因此越来越提前生活。他少言寡语。

他喜欢工整地书写听音乐的计划,或是做些听颂经时用的斜面小桌子,还做些箱子、木质小玩意儿。他也少言寡语。祖母与外祖母

一位长得漂亮,是巴黎人。另一位长得慈祥,是外省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意识——无贵族姿态却是贵族出身——她很是注重社会叙事,她使用的法语都是修道院的不乏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的非常讲究的法语;上流社会的喧闹像热恋的激情那样使她冲动;欲望的主要对象是某位勒博夫(Leboeuf)夫人,那是一位药剂师(曾因发明一种煤焦油而大发横财)的遗孀。那位药剂师身上满是黑毛,他带着戒指,蓄着小胡子。只需每月约他喝一次茶即可(剩下的内容,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均有描述) 。(在祖父与外祖父这两个家庭里,女人说话管用。是母系社?在中国,很早以前,整个家族是围绕着祖母而葬的。 )祖父的姐姐:她终身一个人生活。

父亲,很早就死了(死于战争),他从不在回忆或祭祀的话语中被家人提及。由于依靠母亲长大,他的记忆从来都不受什么压制,他只以一种几乎是默不作声的满足感来一掠而过地提及童年。我童年时代的有轨电车的白色车头。

经常在晚上,回家的时候,向沿着阿杜尔河(Adour)的海员小道绕一绕:那里,有许多大树、许多被遗弃的木船,盲目的散步者郁闷地闲逛。他在那里不怀好意地产生过在公园里与异性交欢的念头。

在几个世纪里,写字难道不曾经是对于一种债务的承认、对于一种交换的保证、对于一种代理活动的签名吗?但是今天,写字在慢慢地趋向放弃资产阶级的债务,趋向意义的错乱、极端,趋向文本……家庭小说

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来自于上-加龙地区(Haute-Garonne)的一个公证人家庭。于是,我有了家世,我有了社会等级。警察局的档案照片证实了这一点。那个蓝眼睛、托着下巴若有所思的年轻人,后来是我父亲的父亲。从我祖父向下续的最后一支,是我的躯体。这一谱系最终以出现了一个废物蛋而终结。一代又一代,总是喝茶: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也具有某种魅力镜像阶段: “你就是这个东西。 ”

对于过去,只有童年对我最有诱惑力;看着这张照片,只有童年不使我对逝去的时间感到惋惜。因为,我在童年时期发现的,不是不可逆转的,而是不可减缩的:一切都还在我身上发作性地留存着;童年时,我光着身子观察我自己黑乎乎的背后,我观察烦恼、观察脆弱、观察对于失望的适应性(幸运的是,失望是多方面的),体验内心的情绪——不幸的是,这种情绪与任何言语表达脱节。同代人?

我开始走路,当时普鲁斯特还活着,而且正在完成《追忆逝水年华》 。

作为一个孩子,我经常而且严重地感到烦恼。很明显,这种情况开始地很早,并且断断续续地持续了我的一生(说真的,多亏了工作和朋友,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这种烦恼总是可以看得出来。那是一种带有恐慌的烦恼,直至发展成忧郁:就像我在研讨会、报告会、外请的晚会、集体娱乐会上感受到的烦恼那样:烦恼到处可见。那么,烦恼就会是我的歇斯底里吗?报告会上的忧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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