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加缪著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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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试读：
颁奖辞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现在,法国文学已经不单指位于欧洲的法国本土范围内诞生的作品。从各个方面说,它就像种在庭院里的植物,是独一无二、需要好好保护的。当它被移植到别处时,当地的文化和环境肯定会对它有所影响,但它仍旧能保持自己的本性不变。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就是“移植到外地的法国植物”。加缪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一个小镇上,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故乡的影响,这个北非的小镇也在加缪的灵魂上打下了烙印。离开很多年后,他仍不时想起这片远离法国的广袤土地,它属于法国,却有着和法国迥然不同的魅力。加缪成为作家后,仍时常深情地回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加缪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其家庭勉强可以维生,但却不可能助他飞黄腾达,一切只能靠他自己。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开始通过打工来贴补家用。艰难的生活是最好的锻炼,这使他以后写作时,可以用更加客观的态度看待众生。在阿尔及尔大学求学时,他成了一名知识分子,北非抗击德国时,阿尔及尔的知识分子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最早的作品是由阿尔及尔某个地方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25岁后,他回到了法国本土,新闻记者的身份使他的作品广为人知,他在写作方面惊人的才华很快得以展现出来。他成了巴黎最著名的作家,战火纷飞的岁月迫使他过早地成熟了。
加缪刚开始写作,就持有一种类似宿命论的观点。他感叹人的这一生,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死亡的阴影,这种观点让他内心时刻充满矛盾。这已经超越了典型的地中海宿命论,地中海宿命论认为,“虽然世间阳光普照,但一转眼,乌云就会密布天空”。加缪是存在主义哲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存在主义认为,相对于茫茫宇宙,人类渺小到连一点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人在宇宙中的存在只不过是荒谬的表现,是上帝所开的一个玩笑。加缪的作品里,到处都能看见“荒谬”二字,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他作品的主题思想。在荒谬的处境中,人企盼自由,也受责任的约束,这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也是检验人道德的“试金石”。
通过加缪的一篇论文我们发现,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已经成了他心目中人类生活的写照。在希腊神话里,西西弗斯把巨石从山脚推向山顶,石头从山顶滚下来,他再推上去,石头再滚下来,再推,如此,周而复始,永无停息。不过加缪认为,西西弗斯其实是在发自内心地、快乐地做这件事,因为,往山上推巨石的想法本身就是令他兴奋。对于加缪来说,人生的问题,已经不在于值不值得活着,而在于如何活着,因为我们必须活着,并接受生命中的痛苦。
这短短的颁奖辞,不足以概括加缪的心灵发展之路,而这条道路却对他作品有决定性影响。现在我们就谈一下他的作品吧,他的作品清楚扼要地体现了他的心路历程。作品中的角色和情节,也会展现他心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方向,作品用生活化的、更形象的方式,把他的人生呈现给我们。《局外人》之所以著名,就是因为这个。书中的主人公是个公司职员,在经历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之后,将一个阿拉伯人杀死了。然后,他就听天由命,坐等上刑场,但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清醒过来了。写于1947年的《鼠疫》则是一部包罗内容更为广泛的象征性小说,在那座北非城市里,面对灾难般的瘟疫,主人公李尔医生和助手做出了积极努力的抗争,他们是英雄。这本书行文平静,描写细致真实,将抗击德国时的一些情况穿插其中。在小说中,本来已经对生活感到麻木的人,也被可怕的鼠疫触动,纷纷加入到共同抗击瘟疫的大军中去。加缪在书中对其大加称赞。
加缪写有一部引人注意的独白式作品——《堕落》(1956年)。这部作品也显示了作者那高超的讲故事的本领:一位法国律师在阿姆斯特丹海员区一家下等酒吧里做忏悔,他一边审判自己,一边审判着别人。从审判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答尔丢夫(法国戏剧作家莫里哀的作品《伪君子》中的主人公——一位真正的伪君子)的形象,同时,这个形象又结合了悲观厌世者的消极心理。作者的这种写法,符合法国古典文学传统。法国古典文学是非常人性化的,在这方面一直表现突出。作者对于真理一直是积极追求的,他用讽刺来揭发、攻击伪善。加缪的这些作品,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何他一直像克尔凯郭尔【注：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一样悲观呢?他就一直这样悲观下去吗?因为悲观是万丈深渊,掉下去很难出来。不过,他也让我们感觉到:是变化的时候了。
从加缪个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虚无主义。他通过深入的思考、批判,已经重拾信心。这个世界正义难寻,但他一直在努力着,希望能在世界上宣扬正义,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没有忘记地中海灿烂的阳光和湛蓝的海水曾带给他的美好。
加缪是个积极分子,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创新。即使抛开法国国内,放到世界文坛上,他也是领军人物中的一员。他心中自始至终有真善美,终生都在讨论做人的最基本问题。他的这种心理追求和诺贝尔奖设立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他认为人的处境是“荒谬”的,但他并不否定人存在的意义,相反一直积极地去开拓、完善人存在的意义,他所认为的“荒谬”反倒是人存在意义的理论补充,这就是他作品的价值所在。
致答辞
加缪你们这个自由的学院如此慷慨地把这份无上的荣耀授予我,我对此深表感谢。比起这份沉甸甸的奖项,我的成就实在是不值一提。每个人都希望被肯定,艺术家尤为如此,我本人也不例外。但是,我必须得好好思考一下,这个奖项对于我到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相对来说,我是一个还算年轻的作家,我自认为比别人强些的地方就是,我会不停地向生活提出疑问。我的作品仍算不上完全成熟,但我一直在努力着。现在,工作几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写作是件孤独的事,而我也不擅长结交朋友,所以,一直以来,我的生活是孤单寂寞的。就在这安静的生活中,忽然传来一个这么惊人的消息,紧接着,我一下子被推到了舞台中央,闪光灯照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一时间我真是有些慌乱、手足无措。而同时代欧洲一些别的国家的获奖者——甚至有些堪称最伟大的作家,由于政治等各项因素被迫噤声,即便他们的祖国正遭受着漫长的苦难,他们却连致辞都不能讲,在这个时候,我接受了诺贝尔奖,百般滋味真是难以言表。
现在,我仍沉浸在获奖的震惊中,心中一直五味杂陈,直到此刻还没回过神来。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只能接受这份太超出意外的幸运。就我的成就来看,我觉得是远远达不到诺贝尔奖的要求的。到现在为止,只有一种力量始终在支持着我,让我一直走在写作的道路上,即使在我最彷徨的时候,它也一直陪伴着我,这种力量就是我对艺术的信念,以及对我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的信念。现在,怀着感激和友好的心情,我简单地把这个信念跟诸位分享一下吧。
对我来说,艺术就像生命一样。但是,我并没有把它放在人生中最高的位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需要它,是因为它和我的同胞紧密相连,是艺术让我和我的同胞们处于同一条水平线上。艺术是一个载体,它运用一种手段,让同胞们共同分享生活的快乐和艰辛,而这种快乐和艰辛是大家都会经历的,所以,艺术能同时激发起大家的感情。它使得艺术家无法置外于同胞;它使人相信了那最简单、最普通的真理及事实。那些自以为和别人不一样故而选择艺术作为终生职业的人很快就会明白,其实,只有他承认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他才能保持自己的艺术,并且保持他和别人的不同。作为艺术家,只有他体验到不得不体验的美感,应付着不得不应付的人际关系时,他才真正投身于生活中。真正的艺术家并不意味着曲高和寡,他看重身边的每件事物,他们是要了解世界、展现世界的,他们的职责不是给世界下定义。假如真的要他们确定一个立场,那他们只能选择尼采所说的社会的角落。这个角落,是创造者主宰的,不是法官主宰的,社会的创造者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知识分子。
所以,我们可以说,选择从事写作,就意味着你肩膀上挑上了一副重担,这就是对于社会的义务。一个真正从事写作的人,他应该是为普通大众说话的,而不可能是当权者的喉舌。不然,他会感到孤独,他所从事的也再称不上是艺术。即使当权者身旁追随信徒无数,写作者跟在众多人后面,效仿他们,他也会孤独,他追随得越紧就越孤独。而在世界的另一边,一个默默无闻的犯人无言的沉默,却能够解救他,起码,在他能够自由挥笔之时,他会尽力让自己不要忘记这沉默,尽快把它表达出来,用他所拥有的艺术才能,使人们听到——这时,他就不再孤独。
现在还找不到谁能够足够伟大到可以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不过,作为一个作家,无论你现在是处于流星般转瞬即逝的盛名之下,还是身陷囹圄,抑或正在酣畅淋漓地挥毫泼墨,只有在你的全部目标是争取人类自由和真理时,你所努力的事业才是伟大的,才能为全人类所承认,得到大家的赞同。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职责就是将多数人团结起来。他的艺术绝不应该向一切谎言和奴役妥协。这是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即便谎言和奴役一时占了上风,都不会得到赞同。无论作家自己有什么样的弱点,但有一点儿——他的思想始终是高贵的,那就是:他一直努力坚守着,让作品永远以真实为基础,绝不会睁着眼晴说瞎话,并且极力抵抗虚假之事。
这二十多年的历史都是残酷疯狂的,时代风起云涌,虽然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我对一切都失望了,迷失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但有一个信念却自始至终支持着我,那就是:我内心深处一直认为,我能够在这样一个变幻的时代写作是我的光荣。因为,写作相当于立下的誓约,一种不只为写作才立下的誓约。特别是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看到自身的处境时,我更感觉到,写作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誓约,也是同时代人的誓约,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个悲惨的时代,我们也同时坚持着梦想。这一代人,出生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上台,革命的火星刚刚迸发时,他们才二十岁上下。 他们受教育的年代,正值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毛骨悚然的集中营就在身边,欧洲到处是血雨腥风、躲不开的酷刑和拷打。生长在这种环境中的一代人,想让他们成为乐观主义者太难了。我甚至认为,那些选择堕落、放弃生活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正义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在我的祖国还是在整个欧洲,和我同时代的人们大部分都拒绝放弃,一直在正义的道路上奋力前进着。在这个充满灾难的时代,他们必须学会更好地生存,这是一种艺术,需要艰苦的磨炼。只有他们掌握了这种艺术,才能在苦难中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在这个复杂的时代中联合起来,长期不懈地对抗死亡的威胁。
当然,每一代人生来都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这使命就是改造世界。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能够阻止它的毁灭已经很伟大了,因为这比改造世界要艰巨得多。这一代人接下了历史的“烂摊子”——经历了恐怖混乱的战争、无序的已经偏离人类正常生活轨道的科技、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和腐朽的没有活力的精神,这一切,都被普通的力量推倒了。但是,如何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这又成了一个新的难题,人的心灵不再高尚和纯粹,被负面情绪驱使着——充满仇恨和压迫感。从真正认识社会起,这一代人心中对自己便是否定的,他们必须重新建立自我肯定,那是一种生命和死亡尊严。我们这个世界是危险的,随时有可能土崩瓦解、人心涣散,我们的宗教、法庭、审判者冒着世界毁灭的危险独自支撑着。我们应该知道时间非常紧迫,必须争分夺秒地行动,重新调和世界的劳动和文化;并且世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缔造世间的规则。这个任务无比艰巨,这一代人能否完成它还不确定,但无论如何,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开始为真理和自由而战,并且还明白,必要时可以用生命来维护正义,并且死而无憾。这种英勇的行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有人愿意为之献出生命时。不管怎样,今天,我愿意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接受各位颁给我的这个荣誉,我想,这种做法应该能获得大家的一致共鸣。
刚才大致说了些有关写作艺术之高贵的内容,现在,我再谈谈一名写作者最基本的东西。除了作为一名作家本身的能力外,写作者没有任何特殊权利。他敏感脆弱,却无比固执,做不到绝对公正,却一心追求公正。他的工作成果需要展现给所有人,对于这个,他既不觉得是耻辱,也不认为是骄傲。正因为生活中处处充满苦难,所以他永远追求真善美,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和失望一直折磨着他。在双重折磨中,他得到了用整个生命换来的作品,这作品是如此的来之不易,无情的历史一次次想摧毁它,但他终于把它保留下来了。经历了这么多,他仍然像圣贤一样无私地给予我们更接近完美的答案。真理是如此神秘莫测、难以捉摸,我们追求它的脚步永远难以停歇。自由则十分危险,拥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但我们同样也难以驾驭自由。我们的目标就是真理和自由,也许在这漫长的路上我们会跌跌撞撞,甚至会伴随着痛苦,但我们必须坚持。从现在起,哪位作家能做出担保,说自己传播的完全是正义、是真理?对我自己来说,我必须再次强调一下:我做不到。我始终记得生活中的那些充满光明和笑声的日子、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也许,这些记忆是一种羁绊,会使我犯错误。但是它也帮助我,使我对写作有更深层的领悟。它到现在还帮助着我,让我支持那些人,那些同样遭受着痛苦的人。他们曾经有过欢乐的时光,即使短暂,也让人难忘,所以他们一直努力着,追求生命中短暂但诱人的光明。
上面,我讲了一些我职业本身最基本的东西,讲了我职业的局限性,以及它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好处,它从职业本身的困境中得到的好处。讲完这些,我心中的包袱算是放下了,我可以比较轻松地跟大家说:各位授予我的荣誉是慷慨的。让我不胜荣幸,我现在接受它,是在向那些和我一同作战的人们致敬,他们付出的努力和我一样,却没有得到任何特权,得到的只是迫害和痛苦。我发自真心地谢谢各位,并把所有从事艺术的人时刻放在心上,不敢忘却的一个词向各位明示一下,以表达我真诚的谢意,这个词就是:忠实。
局外人
第一部
1今天母亲离世,抑或是昨天,我确定不了。从养老院那里传过来的电报上称:令堂过世,明日出殡,深表哀意。上面没有注明具体的日期,也有可能是昨天。
养老院就在马兰冓,距离阿尔及尔大概五十里 【注：本书中所有距离的单位“里”均指“英里”。1英里≈1.609千米。】 如果乘车的话需要花费两个来小时的时间。下午出发,在天还亮着的时候就能够抵达养老院了,在那里过夜、守灵,第二天天黑之前回来。老板准了我两天的假,很明显这种情况让他无法拒绝我的请求。可是我还是感觉到他有些不高兴,之后想都没想就说了句:“对不起,老板,您明白的,这不是我的错。”
说完这句之后才突然意识到,我没必要这么讲。我没有做什么应该道歉的事情,相反却是他,应该有一些吊唁安慰之举。或许后天当他瞧见我戴的孝,应该会有所举动的。这个时候依然感觉母亲貌似并没有离开,只不过葬礼会提醒我现实如何,应该说,就如同加盖了一个印章在它上面一样……
我搭乘的车是两点起程。这个下午酷暑难当。我比较习惯先去赛雷斯开的饭馆吃上一顿午饭。那里的每个人都真诚地宽慰我,赛雷斯对我讲:“没有人能够代替得了母亲。”午饭吃完之后,所有人都送我到门口。这个时候时间有点赶了,因为我要在剩下仅有的这几分钟里,跑去伊曼纽住的地方,向他借黑领带和丧带。他的叔父前几个月才离世的。
我只有跑着才能赶得上车。我猜想大概是跑得太过匆忙,加之太过刺眼的路面和汽油散发出的刺鼻的恶臭味、车子的摇摆与颠簸,让我感到困意十足。总而言之,这一路过来,我差不多都是在打瞌睡。醒过来的时候才发觉自己靠在了一个军人的身上。他朝我微微笑着,问我是不是来自遥远的地方,我只稍微点了下头,没有应他。这个时候的我不怎么想说话。
养老院距离村子有大概一里地的样子。我徒步过去。我要求马上见我的母亲,可是守卫对我说,首先要和院长见一见。恰逢院长还有些事,我不得不等会儿。就在等候的这个时间,守卫和我闲聊,之后把我带到了办公室。院长个头不高,头发有些灰白,纽孔那里别着一个蔷薇形状的团队荣誉章。他那双有些淡蓝色的眼睛盯着我瞧了一阵儿,之后握住了我的手。我的手被他握了有好大一会儿,我都有些不安了。之后他查看着桌上的一张资料表,说:“穆梭夫人是三年前来我们养老院的。没有什么私人财产,生活上全都依赖你?”
我感觉他有些责备我的味道,我想和他解释一下的,可他一下就打断了我。“孩子,没必要解释。我这里已经查看过数据,你目前的境况,很显然,是无法照顾好她的。她需要一个人可以一整天陪伴在她身边,但是像你这种工作的年轻人,薪水也不多,自然是无法陪她的。无论如何,在养老院里的日子她是很开心的。”
我说:“是的,院长,这一点我还是可以确定的。”
他接着往下说:“在这里她有一些聊得来的朋友,你晓得的,年纪都和她差不多。与自己年岁相当的人待在一处,日子会稍微好过一点。你还是有些年轻,没有办法好好陪在她的身边。”
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当我和母亲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死死地盯着我,但是我们很少说上几句话。在来养老院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她经常会伤心地哭。但是这应该只是因为她还没有稳定下来。一两个月过后,要是有人让她搬出养老院,她肯定又会哭的,因为这也让她感到非常痛苦。这也就是我去年很少过来看她的原因。再者说,来这边看望她,因为两地隔的很远,来回赶车的时间就把我的周末消耗光了,买票、来回各花两小时车程的麻烦,就更不用说了。
院长继续往下讲,我却没怎么用心去听,最后他说:“好了,我想你现在很想去看你的母亲了吧?”
我起身没有应答,他将我引到了门口。当我们顺着楼梯往下走的时候,他解释道:“我早已让人将令尊移到了一个小的停尸间,这样就不会搅扰到住在这里的其他老人。你是知道的,这里但凡有一个人离世,他们都会极度紧张两三天的。当然,这会给我们这些做事的人增加很多麻烦。”
我们步行穿过一个院子,有很多老人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聊天。当我们走近一些时,他们便停下来不再讲;走远之后,又开始低声地私语。他们的聊天声让我想到关在笼子里的长尾鹦鹉,只不过没有它那么尖锐。在一间又低又矮的小屋前面,院长停住了脚步。“我就送你到这吧,穆梭先生。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可以直接到办公室找我。初步估计明天早上出殡。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灵柩旁守夜,这也是你所期望的。还有另外一件事,从你母亲的一些朋友那里知道,她生前希望遵从于教会的一些仪式举行葬礼。至于这一点我这边已经安排好了,只是我想你有知情的权利。”
我很感谢他。据我所知,虽然母亲没有宣布过自己是无神论者,可是这一生也没有料想到要去信教。
我走进了停尸间。这间房子相对明亮、干净一些,房间内的墙壁已经刷得很白,上面开着一个很大的天窗。环顾四周,里面仅仅摆放了几把椅子和一些台架。其中有两只台架位于房子的中央,处于开着的状态,上面放置着棺材。棺材盖早已经盖住了,可是螺丝钉只转了几转,镀镍的钉帽还处在棺木的外面,棺材的颜色是那种深胡桃色。一位阿拉伯女人——我估计应该是护士——正坐在棺架的边上。她身上套了一件蓝色的罩衫,头上包着一块俗不可耐的头巾。
就在这个时候门房从我的后面走了进来。稍微有些气喘,很明显是跑过来的。“本来我们已将棺木的盖子封严了,可是当你来的时候,他们吩咐我拧开了螺丝钉,方便你和你母亲见上最后一面。”
他朝着棺材走过去,我跟他讲不用麻烦了。“啊?怎么?”他惊奇地问,“你不用我去……”“不用。”我回答道。
他将那些螺丝起子放回了口袋,有点发愣地看着我。直到这个时候我这才想起我不应该说“不用”的,表情不自觉地有些尴尬。看了我一会儿,他说:“为什么不?”只是他的语气里没有什么责怪的味道。他只是有些好奇。“哦,我也不知道。”我回答他。
他一捻他那小白胡子,没有再看我,温婉地说:“我了解。”
他的相貌很讨喜,眼睛是天蓝色的,面颊有些许的红。随手帮我拉了把椅子放在了棺木的旁边,自己坐在后面的椅子上。护士起身朝门口走去。当她经过我们旁边的时候,门房悄悄告诉我:“她身上长了一个肿瘤,真是可怜的人啊!”
我仔细看了她一眼,瞧见她头上缠着条绷带,就在眼睛的下面,越过鼻梁,除去那条白色的绷带以外,脸上其他的地方几乎看不太清。
她一走出去,门房也站了起来。“现在你要一个人待在这个地方了。”
不晓得我有没有给他做了什么手势,他并没有走掉,而是站在了我坐的椅子的后面。这种背后有人的感觉,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太阳开始西落,整个房间全都洒满了悦人的、美好的光线。两只大黄蜂就在头顶的天窗那里扑棱着翅膀,我感觉真的很困,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我没有回过头瞧他,只问他在养老院里待了多久了。“五年。”他回答得很快,让人感觉他早就料想到我会问他一样。
这个问题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如果换做十年前有人跟他说,他晚年的时候会在马兰冓的一所养老院里做门房,他是打死也不会相信的。他说,他64岁才从巴黎来到这里。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愣头愣脑地来了句:“啊,原来你不是本地人啊?”
之后我才想起,带我见院长以前,他和我说了一些有关母亲的事情。他说,她需要快一些下葬,因为这一带的气候有些闷热,尤其是这边的平原。“在巴黎的时候他们会把尸体停放三天甚至是四天。”过后他提到,他这一辈子有大半的时光是在巴黎度过的,那是他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地方。“这里,”他说,“什么事都感觉有些别扭。你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一个人死亡的事实,就已经被人拽过去参加葬礼了。”“够了,”他的妻子插嘴说,“你怎么能够对这位年轻的先生说这些话?”老头子脸上有些红了,向我道歉。我对他说,这没有什么。而实际上来说,我感觉他说的话有点儿意思,我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他接着说,他是以一个普通老人的身份来养老院的,但是他精神状态依然很不错,当门房的位子空出来的时候,他主动要求接管。
我指出,虽然是这样,可是他和其他住在这里的老人一样,都是住在这里养老的人,但是他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他是一个职员。我忽然想起,当他一提起院子里的那些并不比他老的人,他总是在说“他们”或者“那些老人们”,只是后者说的比较少。可是我依然能够明白他的意味。做这里的守门人,从职责和权责来讲,他是稍微高于这里的其他老人的。
护士这个时候转身回来。夜色渐浓,从天窗望去,天空就好像一下子黯淡了下来。门房将灯笼点亮,我差一点就被这个刺眼的光给晃花了眼。
他建议我应该先去饭馆吃个晚饭。但是我又不怎么饿。他又要拿一大杯牛奶咖啡给我。因为我特别喜欢喝这种牛奶咖啡,便说了声“谢谢”。没过几分钟,他手托一个碟子就过来了。我把咖啡喝完后,想抽根烟。但是,守灵时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抽烟。我想了想,应该没有什么要紧的,随手递给了门房一根,两个人都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
过了一阵子,他又开始说了起来。“你晓得的,你母亲的那些朋友很快也会来,会和你一起守灵。每当这里死了人,这里总会有人‘守灵’。我应该搬来几把椅子和准备一壶黑咖啡。”
白色墙壁的反光有些刺眼,我问那个门房能不能把一只灯笼给灭了。“这个实在是无能为力,”他说。他们这边安的灯都是这样的,要么全都亮,要么全都不亮。这之后我就没有再留心他。他搬了几把椅子进来,围绕着棺材放下。同时把那咖啡壶和十来只杯子放在一把椅子上。之后就隔着母亲,与我正对着坐下了。护士后背对着我坐在了屋子的另一边。我有点看不清她在做什么,可是从她的动作看来,应该是在织毛线。我感觉非常舒服,咖啡喝下去让我整个身子都暖了起来,花朵的清香和着凉爽的夜气从敞开着的门那儿偷溜了进来。我想我应该是打了一会儿盹儿。
忽然我被一阵窸窣声给吵醒了。眼睛突然睁开,屋里的光线显得更加刺眼。整个屋子被照得没有一丝暗影,房子里的每个物体、每一条曲线都滑进了人的眼底。几位老人——母亲的朋友们——也陆陆续续地进来了,总共有十个,差不多都是没有任何声响地从惨白的光芒里闪了进来。他们坐下的时候没有发出一丝响动。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去观察人:他们衣服上的每一道褶痕、脸上显现的每种表情尽收我眼底。但是他们偏偏悄无声息地让我听不到一丁点声音,你都难以相信他们是否真实存在。
差不多所有的老妇人全都系着围裙,带子被紧紧地勒在腰上,这更加凸显了她们的大肚子。我从来没有留心过,老妇人的肚子原来都是这么大的。只是,很大一部分的老头,瘦得都和耙子似的,并且一个个全都拿着根拐杖。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看起来他们都没有眼睛,只有在满是皱纹的眼网中间,透漏出一丝木讷昏暗的光。
坐定下来,他们全都把眼光投向我,呆板地摇着头,两片嘴唇都瘪进了牙齿掉光的牙床中间。我搞不清楚的是,他们是在和我打招呼,想要说点什么,还是只是因为年老体弱而发抖。我有一丁点错觉,以为他们是在和我打招呼,但是却感觉很奇怪,因为这些老年人全都围住了门房,一边在那里窃窃私语一边盯着我瞧个不停。在那一刹那我有一种很荒唐的错觉:他们坐在这里是来审讯我的。
刚过了几分钟,其中的一个老妇人开始抽泣了起来。她坐在了第二排,正好挡住了她的脸,因为有另外一个妇人坐在了她的前面,她有规律地发出哭泣声,让人感觉她可能会一直这样哭下去,永远都不会停止。其他人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她。他们默不作声地瘫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瞧着棺材或者拐杖,抑或抓住任何恰巧在他们面前的东西。低声哭泣的女人还在哭。我感到十分的惊讶,因为我不知道她是哪位。我想让她停下来别哭了,但是又不敢和她讲。过了一会儿,门房贴在她耳边不知道又讲了些什么。可是她只是摇着头,瘪着嘴叨咕了几句我听不清的话,又开始像刚才那样坚定地低泣了起来。
门房起身站了起来,将椅子挪到了我身边。刚开始一言不语,眼睛并没有瞧向我,后来解释着说:“她是你母亲很好的朋友。她说你母亲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知心好友,只是现在她已经完全孤独一人了。”
我没有什么话可讲,静默了很久。渐渐地,那个妇人的叹息声与低声的呜咽声变得少了些,擤鼻涕、吸鼻涕了几分钟之后,也开始静默了下来。
我的睡意完全消失了,可是却感觉十分的疲惫,两条腿现在变得很疼。直到此刻我才明白,是这些人的沉默让我感到疲惫。唯一听到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每次间隔一段时间才能听得到。刚开始我有点不解,不知道是什么发出的声响。只是,仔细听了一阵就明白了,那是那些老人们在咂嘴——那些奇怪的、让我不解的声音就是这样搞出来的。他们就那样沉浸在各自的思想之中,以至于不明白为什么会坐到这里。我甚至开始感觉,那个他们围绕在中央的尸体,于他们而言没有半点的意义。但是现在我知道我完全是想错了。
我们全都喝着门房递过来的咖啡。之后的事情我有些记不得了。夜已经没有任何察觉地溜走了。我唯一还记得的一件事情便是:有一次我把眼睛睁开,瞧见老人们个个都弓着腰斜倚在椅背上睡觉,除了一个人。他将手掌支撑在拐杖的顶端,下巴靠在手臂上,颇有些吃力地瞧着我,就好像一直都在等我醒来。不一会儿我又睡着了。不久我又醒了过来,因为我的腿已经疼得抽筋了。
天窗上显露出黎明前的天光来。过了几分钟,其中的一个老人醒过来了,一直都在咳嗽。他把痰吐在了方格子的大手帕里,每当一吐起来,就好像是在作呕。他的咳嗽声把其他人都给吵醒了,门房告诉他们活动筋骨的时候到了。他们马上全都站了起来。经历了这漫长、煎熬的守夜,他们的脸已经是灰白色的了。让我有点惊讶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过来和我一一握手,就感觉一夜的相伴,虽然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却已经将我们的心拉近了。
我早已经疲倦得不行了。门房将我带到了他的房间,让我洗漱。喝了些他帮我冲的牛奶咖啡,我的精神才略微有些好转。走出房门,太阳早已经升了起来,处在马兰冓与大海之间的山陵上面铺满了朝霞。晨风拂面,夹杂着一股淡淡的海水的味道。今天一准儿是个艳阳天。很久没有来乡下了,如果不是因为母亲,这将会是一次多么舒心闲适的散步啊!
然而实际上,我不得不在庭院的一棵洋梧桐树下等候着。我一个劲儿地呼吸着清爽的泥土气息,精神也大为一振,睡意尽消。一想起现在公司里面的同事,这个点儿应该已经起了床,准备去公司。对于我来讲,这一向都是一天里最为烦躁的时候。我任由这种思想放肆了约莫十来分钟,忽然养老院的铃声响了起来,一下打断了我的思维。我可以瞧见窗户里面的活动,之后又全都静了下来。太阳升得更高一些了,温暖了我冰冷的脚。门房从院子那一头走了过来,对我说院长想见见我。我推门走进了院长的办公室,签了一些他需要我签署的文件。我注意到他穿的是丧服,有着小细条纹的裤子。他边拿起身边的电话,边望向我说:“殡仪馆的人已经过来一会儿了,他们需要去停尸间把棺材盖盖紧。需不需要我让他们等等,以便能让你看令堂最后一眼?”“不用。”我回答。
他低声告诉了电话那头:“可以了,费嘉克。和工人说直接去那儿吧!”
然后他和我说他也会参加葬礼,我对他表示感谢。他在办公桌的后面坐下来,腿相互交叉,后背向后仰着。他对我说除去我和他两个人之外,只有一个值班的护士去参加葬礼。养老院的规矩是,不允许住院的人去参加葬礼,只是像昨天夜里那样为离世的人守夜是允许的。“这也是为他们着想,”他解释说,“以防消耗掉他们过多的情感。只是这次我特别允许你母亲生前的一位好友跟随我们一起去。他叫汤姆斯·贝雷。”院长笑了笑,“这里也有一段很让人感动的小故事。他差不多和你的母亲没有分开过的。其他的老人都喜欢开贝雷玩笑,说他就快有一个未婚妻了。‘你什么时候会迎娶她呀?’他们问他。他也只是一笑而过。然而实际上,这已经变成茶余饭后的笑料了。所以,你应该能够想到,对于你母亲的离世他有多么的难过。我想我是无法禁止他去参加葬礼的。但是鉴于医生的劝告,我没有允许他昨天晚上为你母亲守夜。”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就坐在那里什么话也没讲。之后院长站了起来,走到窗口,说:“啊,神父已经从马兰冓来了。他来得有点儿早了。”
他用警告的语气说,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教堂要足足花上三刻钟的时间。说完我们就下了楼。
神父在停尸间的外面等着。站在他身边的是两个辅祭者,其中一个人的手里提着香炉。神父正在倾身对着他,调整挂在香炉上银链的长度。一望见我们,他直起腰,和我说了几句,亲切地称呼我为“我的孩子”。之后他带头进了停尸间。
我马上观察到,在棺材的后面站了四个穿丧服的人,同时棺材盖上面的螺丝钉已经铆紧了。与此同时,我听到院长说了句“灵车已经到了”,神父便开始祈祷。每一个人都随之移动着。那四个穿丧服的男子手里拿着一块黑色的布,朝着棺材走了过去,神父、辅祭的男孩和我依次走出来。这时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妇人站在了门口。院长向她介绍:“这是穆梭先生。”我没有听清她的名字叫什么,但是揣度着应该是院长口中的那位护士修女了。当院长给我们作介绍时,她干枯、消瘦的脸上挤不出半点笑容,只是点了点头。我们将门口的那条路让开,让棺材过去了,随后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进了一个走廊,来到了前门,灵车就停在了那里。乌亮的方形棺材,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了公司里用的蘸水钢笔台。
灵车的旁边站着一个装扮奇特的小老头儿——他是负责监督葬礼的,管理出殡的相关事宜。离他很近的是一个样子略显紧张与羞涩的小老头儿——贝雷先生,也是我母亲生前的密友。他头戴一顶质地柔软的、布丁形的帽顶,有着极宽帽檐儿的帽子——当棺材经过门口的时候,他马上取下了帽子——他的裤脚已经在鞋子上皱成一团,过于小的黑色领带和那个白色的翻领很不搭衬。蒜头鼻子上满是粉刺,嘴唇有些微微的颤抖。其中最能吸引到我的便是他的耳朵:耷拉的、猩红的耳朵和有些青白的面颊比起来,如同两小块封蜡似的挂在那里,十分惹人注意,周边则围着一圈儿丝绒般的小绺白发。
殡仪馆的员工让我们各就各位,神父则站在灵车的前面,四个穿丧服的人分立两边。院长和我稍后,老贝雷和护士则在后面。
天空明亮极了,气温也随之升高。让我感觉整个后背笼罩在热浪之中,身上穿着的深色的衣服更让我感觉有些滚烫了。我实在搞不懂我们等待这么久才要起程的理由。老贝雷的帽子已经戴起来了,而现在又脱了下来。院长把更多有关贝雷的故事讲给我听,我才稍稍将头转向了他那边,瞧着他。院长说,老贝雷和我母亲经常在清风习习的晚上一起散步走上一大段路,有的时候都走到村子里了——当然有护士陪伴左右。
我抬头朝村野望过去,一排长长的柏树顺着斜坡延伸到天的尽头和峰峦处,灼热的红土间或镶嵌在翠绿之间,一些轮廓鲜明的房子寂静地参差其间——我是能够明白母亲的心情的。这个地方的夜晚肯定给人一种悲哀的慰藉。但是这个时候,在上午刺眼的阳光的照射下,一切都在这片蒸腾的水汽中闪亮,这种景色反倒让人有些冷漠和沮丧了。
最终我们开始动身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觉贝雷的脚有点跛。灵车越开越快,这个老头子逐渐就被甩在了后面。灵车旁边一个和我一起并行的人也落伍了。我惊诧于太阳竟然升得如此之快,而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到,空气里已经和着一股昆虫嗡嗡的叫声,草叶也已经窸窸窣窣地向外极尽伸展开来。我的脸上不断地有汗水往下流淌着,因为没有帽子,我便拿起手帕当作扇子用。
殡仪馆的员工转过身来和我讲了几句,但是我有些听不太清。他一边用左手上的手帕擦着头顶,一边用右手抓起帽子斜向一面。我问他在说什么,他朝上一指。“今天天气可真毒,是吧?”“嗯。”我回答。
又隔了一会儿他问道:“埋葬的是你的母亲吗?”“嗯。”我又回答。“她多大年纪了?”“呃——年纪挺大了。”实际上我并不晓得她具体是哪一年生的。
他没有继续问了。回头我瞧见贝雷一拐一拐地被落在了五十码 【注：1码=0.9144米。】 开外。他拼命地晃动着手里的毡帽,想要追上我们。我也看了看院长。他在尽量保持着步履的规律,每一次的摆动都在尽量让自己的精力不流失。任凭那些豆大的汗珠留在头上闪闪发亮也不去擦它。
我朦胧有一种感觉,我们这组小队伍貌似加快了前行的速度。我眼里所见到的全都是那些被太阳曝晒着的千篇一律的村野,天空刺亮得让我不敢抬头望。没多久我们就上了新铺的沥青路。路面上吹来阵阵热浪,每挪动一步就吱咂吱咂地发出响声,后面便留下一排排明亮的黑色脚印。灵车前面的车夫头上戴着的那黑色发亮的帽子,远看起来就像是一块黏黏的物体粘在了灵车上。头顶上蓝白色晃闪闪的光亮,混着周边的所有黑色——亮黑的灵车、黑色的衣服、银黑的路面——带给人一种怪异的、梦般的感觉。除去这些,剩下的就是那些气味——灵车上皮革的气味、马粪的气味,和着香炉里发出的香味。再加之一夜都没有睡个好觉,我现在感觉整个头和眼睛都昏沉沉的。
我再一次回过头。贝雷已经被甩下很远的距离了,差不多都已经隐藏在了蒸腾的水汽里了,接着,忽然间,他便完全消失了。我有些不解了,之后才猜到他或许已经走到一条岔路上去了。我瞧见不远处有一段弯路。贝雷很明显抄了近路想要赶上我们,因为他很熟悉这片区域。当我们一行人转过弯路不一会儿,他便很快地赶上了我们,然后又开始被落下;他又去抄近路走,再次落伍。实际上,在这之后的半个小时,这件事来来回回发生了很多次。但是没多久我就对他的这一行动没了兴趣。我的太阳穴嘣嘣直跳,差不多已经无法拖动自己的双脚前行了。
之后的所有事情都进行得较为匆忙,并且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以至于我差不多已经记不得其中的任何细节了。唯一特殊的是,当我们走到村边的时候,护士和我说了几句话。她的声音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这和她的脸完全不搭:她的声音极具音乐性,略微带些颤音。她说:“如果我走太慢,就很容易中暑。但是,如果你走太快,你就会出很多的汗,教堂里的凉气会让你感冒。”我明白她说的意思:无论是哪一种,都不会有你的好的。
葬礼中还有另一些事情也一直根植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比如说,在村口的时候那个老头最后一次追赶上我们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他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不知道是因为太过疲累,还是出于抑郁,抑或两者都有。但是因为脸上的皱纹,泪水不会直接往下淌,却是那种纵横交错地散开,在苍白憔悴的老脸上遍布着一层光滑的表面。
我也没忘记教堂的样子,街道上的村夫,坟堆上那红色的天竺葵,贝雷的晕倒——他缩成一团,就好像是用破布缝制的洋娃娃——急骤飘落在母亲棺材上的茶红色土壤,以及夹杂在里面的白色草根。之后便是更多的人,更多的声音,咖啡店外汽车引擎的隆隆声,以及车子行驶进阿尔及尔明亮的街上时我内心些许的小兴奋。我想象着马上奔到床上,一次睡上十二个小时。2
醒来之后,我才忽然间明白:我向老板请两天假是他烦心的原因。因为今天正好是周六。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想起这个。起床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来。很明显他以为我想一次放四天的假,他自然会不高兴。第一,母亲的下葬日是昨天,不是今天,归根究底不是我的错;第二,我周六、周日本来就应该放假。可是这还是不能阻止我站在老板的角度这样考虑。
至于起床这件事确实是需要经过一番内心挣扎的,因为前一天我已经累到筋疲力尽。对着镜子刮脸的时候,我还在想我应该怎么打发这个上午,最终觉得游泳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决定,于是打车到了港口。
这个地方和以前没什么区别,游泳池有很多男男女女,其中有玛莉·卡都娜,她曾经在我们公司做打字员。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她,自我感觉她也喜欢我。但是我与她共事时间很短,于是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
我在帮她爬上气筏的时候,我任由自己的手在她的胸前摸索。之后她平躺在气筏上,我在水里。隔了不一会儿,她转过头来看我。头发遮掩在眼睛上,满是笑意。我爬上了气筏,并肩和她坐着。空气舒适而悦人,我半开玩笑地将头枕在了她的小腹与腿弯中间。她好像并不介意。于是我就枕在那里没动。天空的颜色尽收眼底,湛蓝与金黄,我可以感觉得到玛莉的腹部在我头下有规律地起伏着。我们足足在气筏上待了半个来钟头,半睡半醒着。之后太阳开始变得毒辣起来,她便一跃下水,我随后跟了下去,追上她,用胳膊揽上她的腰,一起游着泳。玛莉自始至终都笑得很开心。
当我们在池边擦干身体的时候,她说:“看,我晒得比你都黑。”我问她晚上有没有时间一起去看场电影。她又笑了起来,说:“好啊!”不过条件是我带她去看大家时下正在讨论的那部费南德演出的喜剧片。
把衣服穿好之后,她注意到了我的黑领带,便问我是不是在守孝。我说我母亲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她问。我说:“就在昨天。”她没说什么,只是我感觉她稍微有些闪躲了下。我几乎就快要说了出来:那根本就不是我的错,可是最终又咽了下去,因为我想到了之前和老板讲过同样的话,之后才晓得说这种话实在是蠢笨到极点。只不过,无论蠢笨与否,我在想,如果一个人处于这种状况之中,是不会没有罪孽感的。
不管怎样,到了晚上玛莉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电影的一部分有些好笑,但是有些地方却是非常蠢笨。我们并排坐在电影院里,她的腿紧挨着我的腿,我则抚摸着她的胸。当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亲吻了她,只是有些笨拙。电影结束后她回到了我的住所。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经走了。我记得她以前说过,她姑母一早就得见到她。我忽然记得今天是周日,免不得泄了气:我向来都讨厌周日。于是我偏过头,慵懒地嗅着玛莉留在枕头上的一股淡淡的海水的味道。我一直睡到十点。我决定不再像平时那样去赛雷斯开的饭店吃午饭。他们铁定会向我问一堆的问题,然而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被问来问去。于是我在家里煎了几个荷包蛋,就着锅吃。我只有煎蛋可吃,因为家里的面包已经吃光了,我也懒得再下楼去买。
吃过午饭,我感觉心情变得很好,于是就在我所居住的小公寓里走来走去。当母亲与我住一起的时候,公寓刚好够用,只是现在剩下了我一个人就显得有些大了。我将餐桌挪进了卧室。这也是我现在唯一会用的房间,该有的家具都在:一张铜架床、一张化妆台、几把有些凹陷的藤椅、一个衣橱,外带一个早已经没有了光泽的镜子。公寓里剩余的房子都空闲着,我也懒得去打理了。
就这样待了一会儿,因为想找点事情来做,于是便随手将扔在地上的一张旧报纸拿起来看。报纸上有一个“克鲁仙”泻盐的广告,我把它剪下来,贴在剪报簿上,这本簿子是我专门收集有意思的消息和新闻的。之后我洗了下手,剩下的时间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便是去阳台那里。
我的卧室可以瞧见所在一区的主要街道。午后的阳光虽然不错,但是人行道上却没什么人,只闪闪地发着光。为数不多的几个路人匆匆赶路——他们看起来有些荒唐。最开始看到的是周日下午出来散步的一家人。两个小男孩穿着水手装,裤子短得都不到膝盖那里,这种周末的盛装看起来有些不太自然;后面是一个小女生,头上扎着一个很大的粉红色的蝴蝶结,脚下穿着一双漆黑的小皮鞋,再之后就是母亲,一位很高大的胖妇人,穿着一身棕色丝质的洋装;最后便是父亲,一位很帅气又整洁的小个子男人。这个人我一眼便认了出来。他头上戴着一顶草帽,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脖子上打着一条蝴蝶形的领带。瞧见他与他的太太并肩而行,我明白了为什么人们说他家世不错,却娶了一位一点都配不上他的太太。
其次就是那群年轻人,地方上的“时髦人物”:头发油光锃亮,系着红领带,外套是贴腰裁剪的,口袋的边角有穗子作装饰,方头鞋。我猜想他们正准备到市镇中心的一家大戏院去。因为他们起身很早,并且匆匆往电车站赶,他们扯开嗓子放声地大声说笑着。
他们走后,街面上便静了下来。这个时候下午场的电影都已经上演了。只剩下了几个店员和几只猫在那里。路边的两排大枫树上面见不到一丝云的影子,可是阳光却十分的柔和。马路对面的烟草商将椅子弄到了商铺门口的人行道那里,横跨在上面,胳膊无力地搭在椅子背儿上。就在几分钟前电车里满满地全都是人,现在这个时候却成了空的了。紧挨着烟草店有个小的咖啡店——“小丑之家”,空空如也的餐厅里只剩下了侍者一个人在做着打扫。这是一个典型的周末的午后。
我将椅子转过来,就像烟草商那样横跨坐在上面,因为这样会比较舒服一些。又抽了两根烟,转回到房间里,拿了块巧克力出来,仍坐到窗边来吃。不一会儿整个天便阴沉了下来,估计会有一场夏日午后的暴雨,之后云又渐次散开了。即便如此,还是留下了落雨的威胁,让整个街道全都处于一片阴暗之中。我又看了变幻的云朵好一阵子。
五点的时候,电车一下响起来了。它是从郊区的露天体育场开过来的,那里刚刚还在举办足球赛。电车里挤满了人,即便是站台上也全都是人,很多人直接站在了车门的登梯上。另外一辆电车载着足球队员驶了过来。我一瞧见他们拿着的小手提包,就认出了他们。他们在车里很大声地唱着他们的队歌:“让球一刻不停,兄弟们。”其中一个人抬起头来,看见我,对着我大声喊道:“我们把他们打败了!”我摇着手回道:“太棒了。”这时,街道上的私家车变得多了起来。
天空又发生了些新的变化:红色的柔光从整排的屋顶上蔓延开来。当夜幕低垂的时候,路上变得更加拥挤了。出去散步的人已经回来了,我再一次看见了那个穿着整洁又漂亮的小个儿,和他那位很胖的太太走在人群中间。小孩子有些倦怠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嘤嘤地抽泣着。没过几分钟,电影院有很多人开始陆陆续续往外走。我观察到那些从电影院里出来的青年人,步子迈得很大,很兴奋地在讨论着什么,他们看的一定是西部武打片。从城中区的电影院回来的人们走到这个地方就会有些晚,看起来大多比较严肃——虽然有些人还在不停地说笑。整个来看,他们都有些倦怠而显得不太精神。还有些人在我家的窗户下走走停停。一群女生从那边走了过来,手挽着手。从我窗户下经过的年轻人,故意侧过身子走弯路,好能过去碰她们一下,大声地喊着一些逗乐的话,这一举动引起了女生们回过头咯咯地笑个不停。我认得这些女生,她们就住在我家附近,其中有两三个和我相识,抬头朝我打着招呼。
就在这个时候,街边的路灯全都亮了起来,映衬得或明或暗的整个天幕顿显苍白。我感觉眼睛有些倦了,这有很大部分是由于灯光的刺激,也与我太久看着街道的举动有关。街灯下都有一个小小的光影。电车有时一闪而过,映亮了其中一个女孩子的头发丝,一个浅浅的微笑,抑或一只银色的手镯。
过了不久,电车开始变得少了,所有街灯和街旁树木的上方,变成了黑乎乎一片,整条街道没有任何预兆地变得空旷起来,一直到街面上没有了人影。就在这个时候,夜晚的第一只猫不紧不慢地走过了这条荒凉的街道。
我忽然想起,应该搞点晚饭来吃。在椅背上倚靠了那么长的时间,瞧着窗下的街景,突然站起来便感觉脖子又酸又疼。我下了楼,买了些面包和通心粉,煮了后就索性站着吃。本来我打算到窗口那里抽口烟,可是夜色渐凉,我便打消了这个想法。当我把窗户关上,转身走回来时,无意间从镜子里瞄见了我的桌角。桌子上面有盏酒精灯,旁边零散地放着些碎面包,脑子里闪现了一个念头:终于又过了一个周末,母亲已经安葬,明天起开始照常上班。说真的,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动。3
在公司里忙了一整个上午。老板的心情看起来很不错,他甚至还关切地问我是否太累,之后问我母亲的年纪。我想了想,回道:“六十岁左右。”因为我不想说谎蒙他。他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忽然一下子释怀了——至于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举动,我不晓得——并且好像感觉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
桌子上堆了厚厚的一摞提货单,我必须一件一件地去做好。去吃午饭之前,我习惯先把手洗干净。这是我在中午喜欢做的。要是等到晚上就有些不舒服,因为一天下来滚筒的毛巾已经被太多人用过了,湿答答的。我有一次和老板讲过这件事,他也承认这个不好,可是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十二点半的时候我与在促销部工作的伊曼纽一起离开了公司,略微比平时晚了一些。公司面临着大海,我们停在了一个台阶上,瞧着停泊在港口里各样的船舶。阳光太过炙热。正在此时一辆大卡车嗡嗡地开了过来,铁链声和内燃机的转动声不断地发出来。伊曼纽提议一起跳到那辆车上。我开始跑了起来。卡车已经走远了,我们必须使把劲儿才能追上。引擎排出的热浪与噪声让我开始有些头晕。我只知道我们两个人顺着港湾在拼命地追着一辆卡车,沿路全都是错落停放的起重机、绞盘,港湾里还有一些墨黑色的船身和在海面上晃动的桅杆。我第一个追上了车,一跃而起,顺利地落在了车上,之后再帮伊曼纽爬上车。两个人全都气喘吁吁,卡车在粗糙的石子路上上下颠簸,这让我们更加难以把气喘匀。伊曼纽喘着气凑在我耳边,尽量压低了声音,说:“我们成功了!”
在到达赛雷斯饭店的时候,我们全身上下都是汗。赛雷斯依然站在店铺门口,围裙系在大肚皮上,白色的胡须特别能引起人的注意。他一瞧见我,表示非常同情:“希望你不要过度悲哀。”我说“没有”,可是我实在是太饿了。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饭,饭后又点了杯咖啡。因为酒喝得多了些,我回到我住的地方睡了一小会儿。
睡醒之后,我躺在床上又抽了一根烟才起。起得稍晚了些,所以必须要跑着去赶电车。公司里的空气有些闷,整个下午都在公司实在是难熬。于是下班之后,沿着凉气袭人的码头走确实很舒服。整个天空有些淡淡的绿色,在公司里憋闷了那么久,一出来,就感觉分外的舒畅。只是我还是要直接回家——因为我还得煮几个马铃薯。
门厅有些黑,上楼的时候,我差点和老萨拉马诺撞上。他和我住在同一层楼上。和平时一样,他出来遛他家的狗。八年来他们一刻都没有分开过。萨拉马诺的这条西班牙种狗长相极为难看,身上又染了什么皮肤病——我估计是疥疮。无论怎么讲,毛都已经脱光了,身上满是深褐色的疮疤。也许由于每天都在一个房间里,萨拉马诺和他养的狗已经越来越相像了。头上的那撮褪了色的头发也日渐稀少,脸上却添了红色的大斑点。狗走路的姿态也和它的主人越来越相像,走路塌腰弓背。它的嘴套永远都是拉向前方,鼻子蹭着地。让人感觉很奇怪的是,尽管这两个家伙如此相像,却相互嫌弃。
每天两次——上午十一点和下午六点——老人都会拉着他的狗出去遛,八年来都是这样过来的。在里昂街道你能够瞧见他们,狗一个劲儿地扯着它的主人,直到老人一个踉跄,几乎摔倒。之后他便打它,骂它。狗畏缩地跟在后面,这下轮到主人拖着它了。过了不一会儿狗就又忘了,扯着皮带,结果又招来一顿打骂。之后两个家伙便都停在那不走了,你瞧着我,我瞪着你,狗眼里写满惧怕,人眼里堆砌着憎恨。每次出门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狗停在灯柱边不想走,那老头便死拖着它走,可怜的狗便一边往前走一边滴着尿。但是假如它要是在房子里撒尿,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持续了八年,赛雷斯经常讲这是个“很荒谬的笑话”,必须得想个办法阻止,但是没有人能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当我在门厅撞见萨拉马诺的时候,他正对着狗发脾气,咒骂它是个野杂种、龟儿子等,狗则在一边怯生生地低鸣着。我说了句:“晚安”,可是这个老头貌似没有听到,还在骂着。我问他狗犯了什么事。但是他没应答,继续骂着“你这狗养的”等。我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他好像是在整理狗的颈环。我提高了嗓音。他没回头,有些愠怒地叨咕着:“这野杂种老是不听话!”之后他想上楼,狗想抵抗,将身子趴在地上,死也不起来,于是萨拉马诺拽住它的颈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把它拽了上去。
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和我同住在一层楼上的人从街上回来了。我们这附近的人都感觉他是个龟公。可要是你问他具体做什么,他会回你说是仓库管理员。只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在我们这条街上,人们不怎么喜欢他。可他还是会经常和我说上一两句话,有的时候会去我的房间坐上一会儿,因为我会听他讲话。实际上,我感觉他说话很有意思。因此,我也找不到冷落他的理由。他名叫辛特——雷蒙·辛特。矮矮的身体有些发胖,拳师狗一样的鼻子,衣着打扮很讲究。他有一次提到,萨拉马诺对狗的态度有些“丢人现眼”,然后问我讨不讨厌。我回答:“没有。”
辛特和我一块儿上楼,当我转身走向我家门口的时候,他说:“嗨,和我一起吃顿饭怎么样?我家里有点儿黑腊肠和酒。”
我忽然想到这样一来的话就省去了我很多做饭的麻烦,于是就回了句:“谢谢。”
他家只有一间房和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小厨房。床头上面放着一个粉白色石膏天使,正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些赛马图和一些裸女的照片。床上乱作一团,屋子也乱得不成样子。他先过去把石蜡灯点亮,之后摸遍了自己的口袋,从里面翻出了一个十分邋遢的绷带,把它缠在了右手上。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他和一个惹怒了他的家伙动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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