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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0 23: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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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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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欧洲文明史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欧洲文明史作者:(法)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排版:吱吱出版社:台海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11-01ISBN:9787516810996本书由北京读品联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讲(1)什么是文明

本课程目标——欧洲文明历史——法国在欧洲文明中的角色——文明是一个适合讲述的主题——它是历史的最一般事实——“文明”一词的一般及普遍含义——组成文明的两个主要事实:1.社会的发展;2.个人的发展——证明——这两个事实必然相互联系,并且迟早会相互激发——人的命运完全局限于他的现实社会条件吗?——文明史可以通过两种视角来展示和研究——对课程计划的评论——人类思想的现状以及文明的前景

先生们,承蒙各位款待,深为感动。请允许我说,我将这种款待看作是我们之间心曲相通的象征。虽然经历了如此长久的分离,这种心曲相通却从未中断。啊,看到身边的你们,我似乎看到了七年前在此与我一道艰苦奋斗的朋友们。再次来到这里,以前的听众们仿佛也全都回来了。然而,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巨变。七年前,我们相聚于此,因为焦虑和恐惧而沮丧,因为悲伤和渴望而心情沉重;我们发现自己被困难和危险包围,感觉自己正被拖入灾难;我们平心静气、谨言慎行,试图逃避灾难,却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再次相聚,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心情愉悦,思想活跃。只有一种方式才能表达我们对于这一可喜变化的感激之情,那就是将七年前指导我们行为的平和心态和坚定决心投入到我们当前的聚会中,投入到我们新的学习中。七年前,日复一日地,我们的学习受到严密监控,甚至被专横地中止。好运都是弱不禁风的、来去无常的。我们既不可过分畏惧,也不可抱太多希望。和疾病初发时一样,疾病康复期也需要同样的呵护和谨慎。我相信你们都将展现出这种呵护、谨慎和节制。这种心曲相通,这种观点、情感和思想上的紧密一致,曾在困难和危险时期使我们团结一致,至少使我们没有犯下大错,在未来的顺境中将同样使我们团结起来,使我们能够收获胜利的果实。我相信自己可以依赖你们的合作,除此以外我别无他求。

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聚会,从现在到年底,时间相当有限;留给我思考自己准备讲什么内容的时间更短。因此,主题的选择至关重要,选择时最好要考虑到今年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留给我准备的时(2)间已经不多。在我看来,回顾欧洲现代史,重点考察文明的发展,事实上,对欧洲文明的历史,对其起源、发展历程、目标和特征的大致刻画,差不多刚好用完我们手头的时间。因此,这就是我准备探讨的主题。

我使用了“欧洲文明”这个词语,因为显然确实存在一个欧洲文明。欧洲各个国家的文明存在某种一致性。虽然时间、地点和环境相差甚远,这种文明却在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实中兴起,在各处遵循相同原则向前发展,并几乎在所有地方倾向于产生类似结果。因此,存在一个欧洲文明,我要请你们注意的主题也正是这样一个聚合文明。

重申一遍,这个文明显然无法追溯,它的历史无法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历史中得出。一方面,它很简短,这是它的明显特征;另一方面,它的多样性同样令人吃惊。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它都没有发育完全。它的外在特征分布广泛,我们必须一会儿在法国,一会儿在英国,一会儿在德国,一会儿在西班牙来寻找它的历史要素。

我们法国人在欧洲文明研究中占据有利位置。虽然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避免对个人甚至国家的奉承,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说法国已经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焦点,这绝非虚荣心使然。我不会妄称它在所有方面一直都艳冠群芳,这也未免太狂妄了。在不同时代,意大利曾经在艺术领域领先于它,英国曾经在政治制度上领先于它,还可能有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他方面、在特定时期优越于它,但谁也无法否认,只要法国看到自己在文明进程中落后他国,它就会奋起直追,在新动力下快步向前,很快就能并驾齐驱甚至领先众国。并且不仅法国的命运有如此的特殊性,我们还能看到,发源于其他地方的文明思想和制度要想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要想变得多产和流行,为欧洲文明的整体福祉发挥作用,它们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在法国经历一段新的准备时期。法国似乎成了它们的第二祖国,它们必须从法国出发,才能踏上征服欧洲的征途。几乎从来没有一种伟大的文明思想、伟大的文明原则,在它传播扩散之前,不是按照这种方式越过法国的。

还有一个原因:法国人的性格中存在某种合群、富有同情心的因素,其传播比其他民族的国民精神更容易、效果更好。无论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思维倾向,还是习俗,我们的思想都比其他民族的更加流行,向大众展示得更加清晰,更好理解,更容易深入人心。总之,简单易懂、热爱交际、富有同情心,这是法国的特征,是法国文明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得它在欧洲文明中独占鳌头。

因此,在开始研究文明这个伟大事实时,选择法国作为研究焦点并非独断或因循守旧的做法。要想置身于文明的中心,置身于我们即将研究的事实的中心,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使用了“事实”一词,我是有意而为之的。和其他范畴一样,文明是个事实——和其他事实一样可以被研究、刻画和叙述的事实。

曾经有段时间,很多人在谈论应该把历史限定为对事实的描述,这再正确不过。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可描述的事实太多,事实本身的性质变化太多,超过了人们最初打算相信的。有有形的、可见的事实,如战争、战役、政府的正式法令;也有精神事实,虽然不浮现出来,但一样真实。有个别事实,有自己的称呼;也有一般事实,没有任何特定名称,无法指定一个确切日期,无法严格加以限制,但依然和其他事实一样真实,是历史事实,我们无法将其排除在历史之外,除非我们篡改历史。

历史中就有这样一个部分,我们通常将其称为“历史哲学”,它是事件之间的关系,将事件统一起来的联系,将事件的因果统一起来的联系,这些统统是事实,统统是历史,和战争故事及其他有形的、可见的事件一样真实。毫无疑问,这一类事实更难以阐述和解释,在解释它们时人们更容易犯错。赋予它们生命和生气,用清晰生动的色彩来展现它们,这绝非易事。但这一困难丝毫没有改变它们的本质,它们绝对是历史的基本要素。

文明就是这样一种事实,它是一般的、隐晦的、复杂的事实。我承认,描述和叙述它极其困难,但它依然存在,依然有权被人描述和叙述。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事实提出大量问题,我们可以问——确实有人曾经问过,它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人为它悲叹,有人为它欣喜。我们可以问,它是不是一个普遍事实?世上是否存在一个普遍的人类文明、人类命运?各个国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世代相传的,从不会丧失,只会增加,只会变得越来越大,如此下去直到时间尽头?就我来说,我确信事实上确实存在一个普遍的人类命运、文明集合的传递。并且,相应的,存在一个尚待书写的、关于文明的普遍历史。但是,在提出如此重大、如此难以解答的问题之前,如果我们先局限于特定时间长度、特定民族的历史,很显然,在这些限制条件内,文明是一个可以被描述和叙述的事实,是一个历史事实。我还将立刻补充,这个历史是所有历史中最伟大的,因为它涵盖了所有一切。

文明这一事实是最卓越的事实——普遍和确切的事实,其他一切事实都以此为结局和归宿。你们难道不这样认为吗?考虑组成一个国家历史的所有事实,那些我们习惯上看作国家生命要素的事实;考虑国家制度、商业、产业、战争、政府的一切细节:要想从整体上、从相互关系上来考察这些事实,要想衡量、评价它们,我们就会询问它们对国家的文明做出了什么贡献,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对其产生了什么影响。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对它们形成了完整的观念,还衡量了它们的真实价值。它们过去是、现在也是江河,我们询问它们为大海贡献了多少水量。因为文明就像一个海洋,构成了民族的财富,民族的所有生命要素、所有支持其生存的力量都聚集、团结在它的怀抱中。这是千真万确的,甚至那些本质上可憎、有害的事实,那些压得人民痛苦不堪的事实,如专制和无政府状态,如果曾经以某种方式帮助过文明,如果曾经推动文明向前迈了一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宽恕它们,忽略它们的过程、它们的邪恶性。总之,不管我们在哪里发现文明,不管是什么事实创造了它,我们都会倾向于忘却它所付出的代价。

另外,还有一些事实,严格说来,我们不能称之为社会事实。它们是个人事实,似乎与人的灵魂而非公共生活更加相关。这些事实包括宗教信条、哲学思想、科学、文学、艺术。这些事实看起来更关注人的精神改善、智力满足,以人的内心改善、精神愉悦而不是人的社会地位为目标。然而,再一次,这些事实经常是以文明为依据才得以研究的,才需要研究的。

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宗教享有教化民众的光荣。科学、文学、艺术、所有智力和精神享受都要求拥有此光荣的一部分。当我们认可它们的要求时,我们也就是把它看作是对它们的赞誉。因此,那些最重要的事实,那些不借助于外在结果,光凭借其自身、凭借其与人类灵魂的关系就令人尊崇的事实,凭借其与文明的密切关系提高了自己的重要性和崇高性。这一普遍事实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为它所触及的万物赋予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在一些场合下,我们所讨论的宗教信条、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会根据其对文明的影响而得到专门考虑和评价。并且,在特定程度上、在特定时期,这种影响将成为衡量它们价值的决定性指标。

因此,在开始对其历史的研究之前,我要问,这个如此重要、庞大和宝贵的事实,这个似乎是国家整体生活的总和及表现形式的事实,就其本身而言,到底是什么?

在此,我要小心不要陷入纯哲学中,不要写下一堆推导原则,然后从中推导出文明的性质来。这种方法很容易犯错。再说一遍,我们是要对一个事实进行核实和描述。

长期以来,在许多国家,“文明”一词已经得到应用。人们给这个词语赋予了各种想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晰的、可理解的。但在使用过程中,使用者总会赋予它这样那样一些含义。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词语的普遍的、人本的、流行的含义。与那些看起来更严格、更精确的科学定义相比,人们对最普遍术语所持有的通俗意义往往更加准确。词语的普通含义源自常识,而常识是人类的特征。一个词语的普通含义随着事实的逐渐发展和持续出现而形成。因此,当一个看起来属于某个已知词语含义范围内的事实出现时,可以说是很自然地,它就被这个词语接纳了。词语的含义不断扩充、延展,直到那些本质上应该归属于该词语的各种事实、想法都已经被归入该词语中。

反过来,当一个词语的含义由科学来决定时,这一决定过程——个人或少数一些人的工作——发生时,会受到头脑中固有的某些特殊事实的影响。因此,一般说来,与词语的普遍含义相比,科学定义更加狭隘,因而实际上准确性更差、真实性更差。与试图给文明下一个科学定义相比,将文明看作一个事实来研究这个词语的含义,根据人类常识来研究它所包含的所有观念,能为我们了解这个事实带来更大进展,虽然前一种方法乍看上去更加清晰和精确。

作为这一研究工作的开始,我将努力在你们面前展示一些假设:我将描述特定数量的社会状态,然后我们来探讨人的一般本能能否从中识别出一个民族处于文明进程中的条件,能否从中识别出人类赋予“文明”一词的含义。

首先,假设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物质生活很舒适,充满了物质满足感。他们缴税很少,无需受苦,在私人关系中正义得到了良好的管理——总之,对他们来说,物质生活是幸福的、井然有序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民族的智力和精神生活被有意维持在一种麻木和不活跃状态,一种抑制状态——我不说是一种压抑状态,因为他们并不理解这种感受。我们并不缺乏这种状态的实例。历史上曾经有许多采取贵族政治的小型共和国,国民被视为绵羊,喂养得当,在物质生活上很幸福,但没有精神和智力活动。这是文明吗?这是一个处于文明进程中的民族吗?

另一个假设:有这样一个民族,物质生活不怎么轻松,不怎么舒适,但还过得去。另一方面,精神和智力需求并没有被忽视,可以享受特定数量的精神享受;崇高、纯洁的情操得到培育;他们的宗教和道德观念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其中的自由原则却被小心翼翼地屏蔽了。和上一个例子一样,智力和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每个人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真理,但不允许任何人自己去追寻真理。精神生活表现出一潭死水的特征。这正是亚洲大部分人口所处的状态,是神权统治压制人性的地方,例如,印度的现状就是如此。在此我要问同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处于文明进程中的国家吗?

我再改变一下假设的性质:有这样一个国家,个人自由得到了极大表现,但混乱和不平等触目惊心。这是暴力和投机的国家。每个人如果不够强大都会受到压迫、遭受苦难,遭受毁灭。暴力是社会状态的主要特征。大家都知道欧洲曾经经历过这种状态。这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吗?毫无疑问,它可能包含文明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将逐渐得到发展。但是在这种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事实无疑不是人类常识所声称的文明。

我再举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假设:每个人都非常自由,在所有事情中不平等现象很少见、很短暂。每个人几乎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人和人之间的力量差异很小。但很少有公共利益,很少有共同思想,很少有社会交往——总之,每个人的才干和生命都自生自灭,老死不相往来,或在身后留下什么痕迹。一代又一代的人死去,留下一个跟他诞生时一模一样的社会:这是野蛮部落的状态。这里有自由和平等,但显然没有文明。

我还可以举出更多假设,但我觉得这些假设已经足以解释什么是“文明”一词的普遍和自然的含义。

显然,根据人类的自然常识,我列举的这些状态中没有一个符合这个词语。为什么?我觉得“文明”一词包含的第一个事实(从我在前面快速列举的各个例子中得出的结果),是进步和发展。它立刻使人想到一个大步前进的民族——不是在改变位置,而是在改变状态;一个以调整适应和自我改善为文化的民族。在我看来,进步的观念、发展的观念,是“文明”一词所包含的基本观念。这种进步是什么?这种发展是什么?这就是最大的难题。

这个词的词源似乎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它是社会生活的不断改善、社会的不断发展,严格来说,是人际关系的不断发展。

事实上,这就是当人们听到文明一词时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我们立刻想到社会关系的扩展、最大活力和最佳组织:一方面是为社会带来力量和幸福的手段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力量在个体之间的分配越来越公平。

这就是全部了吗?我们在此穷尽了文明一词的所有天生、普遍的含义了吗?这个事实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吗?

这就好比在问:人类归根到底仅仅是一个蚁穴吗?一个仅仅需要秩序和物质幸福的社会吗?在这个社会中,投入的劳动越多,劳动成果分配越公平,就越能达成目标、实现进步吗?

对人类命运的这样一个狭隘定义,我们的本能立刻感到反感。我们的本能第一眼就觉得文明一词还包含了一些更广泛、更复杂的事物,一些比单纯的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和幸福的改善更加高级的事物。

事实、公众意见以及这个词语的公认含义都符合这一本能。(3)

看看黄金时期的罗马共和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它的优点达到顶峰,正朝着世界帝国的方向前进,社会显然正处于进步状态。再看看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它已经显露出衰败的端倪,在所有事件中社会的进步都受到抑制,邪恶势力即将占据统治地位。然而没有一个人不觉得、不承认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比法布里休斯或辛辛纳图斯统治下的罗马更加文明。

让我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看一看17和18世纪的法国:从社会视角来看,考虑到幸福的实际数量及在个体之间的分配情况,显然,17和18世纪的法国比不上其他欧洲国家,如荷兰和英国。我相信,与法国相比,荷兰和英国的社会活跃度更高、增长更快,其成果的分配更加彻底。然而,问一问普通人的常识,它将回答说17和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最文明的国家。欧洲也毫不犹豫地对此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欧洲所有不朽文学作品中,处处都能找到对法国的这种公共意见的痕迹。

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国家,它们比其他国家更加繁荣、增长更快、个体之间的分配更合理,然而,人的天然本能和普通常识却能判断出,它们的文明程度低于那些单纯从社会角度来看分配没这么好的国家。

这意味着什么?后面这些国家拥有什么优势?在文明国家的性质中是什么给了它们这种优势?在人类的看法中是什么东西极大地弥补了它们在其他方面的极大不足?

它们壮观地显示了社会生活之外的另外一种发展:个体的、内心生活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人的才干、情操和思想的发展。虽然这些国家的社会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完美,它们的人民却更加壮观、更加雄伟地脱颖而出。毫无疑问,还有许多社会问题尚待解决,但在智力和精神领域已经取得重大成就。许多人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权利还有所缺乏,但它们英雄辈出,令全世界瞩目。它们的文学、科学和艺术大放异彩。人们一旦看到这种人的天性所尊崇的伟大迹象,一旦看到这种崇高志趣所创造的财富,就会承认它,称其为文明。

因此,这一伟大事实包含了两类事实。它依赖于两个条件,通过两种征兆显示出来:社会活动的发展以及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只要人的外部条件得到拓展、活跃和改善,只要人的内在天性得到辉煌壮丽的显示,只要看到这两个标志,即使社会现状还很不完善,人类也会欢呼鼓掌,宣告文明的来临。

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就是我们对人类普遍看法的简单且纯粹的常识性考察得到的结果。如果我们审问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如果我们考察文明的重大转折点,即人们公认的推动了文明发展的事件,考察其本质,我们立即就能认出我刚才描述过的两个元素中的一个。它们总是个人或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事件,是那些改变了人的内心、信条和习惯,或改变了人的外部条件、他在同伴中的地位的事实。以基督教为例,不仅在它刚诞生时,即使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基督教对社会状况不闻不问;它大声宣布自己无意干预社会状况;它命令奴隶服从主人;它没有抨击过当时社会的任何一件大恶大错之事。然而,谁会否认基督教是文明的重大转折事件?为什么它是?因为它改变了人的内心、信条和情操;因为它使人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获得了重生。

我们还见过另一种性质的关键事件,它关注的不是人的内心,而是人的外部状况。这种事件改变了社会,使其获得重生。这无疑也是影响文明的决定性关键事件。纵观所有历史,你将处处发现同样的结果。你将发现所有有助于文明发展的重大事实无不发挥了上述两种影响之一。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文明一词的天然和普遍的含义。在这里,我描述而不是定义了这个事实,几乎完整地或从各个方面验证了它的普遍特征。我们现在得出了文明的两个要素。现在问题来了,二者之一是否已经足以构成文明?社会状态的发展、个体的发展,单独出现时是不是文明?人类还会同样承认它吗?还是说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如此紧密和必要的联系,就算它们没有同时产生,它们也依然不可分离,其中的一个迟早会带来另一个?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从三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检查这两个文明要素的性质本身,询问自己仅从性质来看它们是否彼此紧密联系、必不可少。我们还可以考察历史,看它们是否曾经孤立出现,还是总是相互激发。最后,我们还可以就这个问题请教人类的普遍意见——常识。我将首先请教常识。

当一个国家的状态发生巨变、财富和力量突飞猛进、社会手段分配发生革命,这个新的事实会遭遇反对、经受对抗,这是不可避免的。变革的反对者通常会宣扬什么呢?他们会说这种社会状态的进步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在同等程度上改善、革新人的精神和内在状态;它是虚假的、海市蜃楼一般的进步,其结果对道德和人有害。社会发展的支持者们强力反驳这一攻击。相反,他们坚持,社会的进步必然会涉及并带来道德的进步;当外部生活得到更好的管理,内心生活也会得到提升和净化。新状态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所争论的问题就是这样。

把假设颠倒过来:假设精神得到持续发展,推动这一进步的人通常会承诺什么?在社会形成之初,那些致力于教化大众的宗教领袖、圣贤和诗人们承诺过什么?他们承诺了社会状况的改善、社会手段分配更加公平。那么,我问你们,这些争论和承诺暗含了什么?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暗示着什么?

它们的隐含之意就是,人类的天然本能相信,文明的两个要素,即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是紧密联系的,人们一看到其中一个就立刻会期待另一个。那些坚持或反对这两个发展中任何一个的人,当他们肯定或否定二者关联时,他们所关注的也正是这个天然本能的信念。不难理解,如果我们能说服人类,社会状态的改善不利于个人的内心进步,我们就能成功地贬低和削弱社会中正在进行的革命。另一方面,当我们向人类承诺,通过改善个人能够改善社会,则不难理解,人们会倾向于将信仰置于这些承诺之中,并且它也相应地得到了成功应用。因此很明显,人类的本能相信,文明的各个运动是相互关联、相互激发的。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投向世界历史,也能得到同样的答案。我们将发现,个人内心生活的所有重大进展都曾经有利于社会,社会状态的所有重大进展都曾经有利于个人。我们发现这两个事实中总有一个会占据优势地位,显著地表现出来,给正在进行的运动打上鲜明的烙印。有时候,只有在相隔漫长岁月、越过千重障碍、经历万般变化后,第二个事实才能显露出来,通过自身发展来完成第一个事实所启动的文明进程。但如果仔细考察它们,很快就能发现把它们联接在一起的纽带。天意的前进不受任何局限,它没有义务也不愿劳烦自己使昨天种下的原因在今天就开花结果。当时间到了,结果自然会循着预定路线出现,但也许已经过了好几个世纪。虽然我们觉得它的推理可能有点慢,但它的逻辑是绝对正确的、合情合理的。对于天意来说,时间等于零,它跨越时间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诸神跨越空间一样:它仅仅跨出一步,好几个时代就已经过去了。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经历了多少次事件,基督教对人的精神改造才对社会状态的改造产生了重大且正当的影响。然而,谁能否认它一样取得了成功?

如果我们把研究从历史转移到组成文明的两个事实的性质本身上,必然也能得到同样的答案。没有人不曾对此有过亲身体会。当人的精神发生变化,当他获得从未有过的一种思想、品德或能力——总之,当他自己获得个人发展时,在同一时刻占据他的会是什么愿望、什么需求?这种愿望和需求就是与周围世界交流新的情操,使他的思想在外部得以实现。一旦一个人获得什么东西,一旦他坚信自己取得新的进步,拥有额外的价值,他立刻就会把占有的想法附加到这种新进步、新价值上。他感觉到有一种本能、一个内心的声音,在迫使他将自己个人所取得的变化和改善推广至他人。伟大的改革家完全归功于这个原因。那些改变了世界面貌的伟人们,在改变了自我后,正是这种需求而不是别的什么在鞭策他们、指引他们前行。关于人的内心生活的变化就说到这里,下面说说另一个方面。社会状态发生了革命,社会得到了更好的管理,权益在社会成员之间得到了更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说,世界的外貌变得更加纯洁、更加美丽了。政府的活动、人际交往行为都变得更加公正、更加宽容了。你觉得世界外貌的这种改善、外部事实的改善,对人的内心、人性不会产生反作用吗?所有关于榜样、习俗和典范的权威性的说法都基于这样一个基础:一个良好的、管理得当的外部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或迟或早都会带来一个具有同样性质、同样品德的内部事实;一个管理更好的世界、更公正的世界能使人变得更公正;内部世界会被外部世界改造,恰如外部世界被内部世界改造;文明的两个要素彼此紧密关联,它们之间可能隔了好几个世纪、各种阻碍,它们可能不得不经历千万种变形才能重逢,但它们迟早总会彼此结合:这是它们的本质规律,是历史的普遍事实、人类的本能信念。

虽然还算不上彻底探讨——远远算不上,但我觉得我已经用一种虽然简略但十分全面的方式展示了文明这个事实。我想我已经描述了它,设置了它的边界,并阐述了它带来的一些重大的、基本的问题。我也许应该就此打住,但我情不自禁地想简单谈一谈此时此刻我想到的一个问题。严格说来,这个问题不算是历史问题。我不会将其称为假设性问题,而是称为猜测性问题。人们只能抓住这个问题的一端,永远无法够得着它的另一端;人们无法环视它,无法多角度地审视它,但这个问题同样是真实的,同样需要人们的思考,因为不管人们乐意不乐意,这个问题总会随时出现在人们面前。

我们前面所说的,组成了文明这个事实的两个发展,即一方面是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发展,到底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是手段?人发展自我、才能、情操、思想、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为了完善自己的社会状况、改善自己在地球上的存在吗?还是说,社会状态的改善、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不正是个人发展的舞台、契机和动力吗?总之,到底是社会为服务个人而设,还是个人为服务社会而生?这必然取决于对以下问题的答案:人的命运是纯社会性的吗?社会是否会吸干、耗尽人的一切?还是说,人的内心深处另有天职——比仅仅存活于世界中更崇高的意义?

有一个人,我可以骄傲地称其为朋友,他经历了像我们这样的历程,在更加激烈和强大的群体中担任领导,他说过的所有话都深深铭刻在听众的心中。鲁瓦耶-克拉尔先生,至少在他的关于《渎圣法案》的讲话中,按照自己的信念解答了这个问题。我在这篇讲话中找到这样两句话:“人类社会诞生、生活并死亡于地球,它们的命运终结于此……但它们并不包含人的全部。在将自己奉献给社会后,他还留下了自己身上最高贵的一部分、某种高级能力,他凭借此能力提升自我、走向上帝、走向未来的生命、走向无形世界中的未知幸福……我们,个别而又相同的人,是天生不朽的真正生命,我们拥有不同于国家的(4)命运。”

对此我不再多说,我不会探究这个问题本身。提出这个问题来我就已经知足了。在文明史中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文明史已经完成、对于我们当前生活再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时,人总会不可避免地扪心自问:是否已经穷尽一切?是否已经到达万物尽头?因此,这就是文明史能够导向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高深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指出这个问题的地位和深远意义就已经足够。

从前面我所说的可以明显看出,文明史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处理,从两个来源提取,从两个方面考察。历史学家可以选择某段时期、一系列时代或特定民族,深入人的精神世界。他可以研究、描述、叙述人的内心世界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各种变化和变革。如果他能够实现这个目的,他就能完成这个民族在他所选择的时期内的文明史。他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开展研究:不是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而是置身于世界之中;不是描述单个人的思想和情操的变迁,而是描述社会状态的外部事实、事件和变化。这两个部分、这两个文明史,是彼此紧密关联的。它们相互映射,互为映像。但是,它们是可以分开的,事实上至少在开始阶段它们应该分开,以便各自都能得到详细清晰的研究。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打算和你们在人的内部世界中研究文明史;我要研究的是有形的社会世界所发生的外部事件的历史。我的确曾经希望向你们展示文明的整个事实、我所感知到的它的复杂性和广阔性,向你们提出它可能带来的所有重要问题。但现在我限定了自己,将研究领域限制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我要研究的仅仅是社会状态的历史。

作为开始,我们将研究欧洲文明在初期,即罗马帝国覆灭时的所有组成要素。我们将集中注意力研究这些著名废墟中的社会,这些社会的原模原样。我们不是要复制它,而是努力将它的组成要素逐个罗列出来。当完成这件事后,我们再使它们运动起来,然后追随它们在此后15个世纪中的发展历程。

我相信,当我们在这趟研究之旅中前行了小段路程后,我们就会确信文明还十分年轻,世界还远远没有走完自己的路。毫无疑问,目前人类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达到它所能达到的程度。我们还远远理解不了人类的整个未来。让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他所理解的、渴望的至善是什么,让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比较一下,他将确信社会和文明都还十分年轻。虽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它们依然还有更加漫长的路要走。但是这丝毫不会降低我们在思索自己的实际状况时的快乐。当我努力向你们指出过去15个世纪中欧洲文明历史中所发生的各种重大危机后,你们将看到人类的生存条件曾经是多么的艰苦和凶险,甚至到现在依然如此;不仅外部和社会状况如此,而且连内在的精神生活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岁月中,人类思想经受了和人类一样多的苦难。你们将看到,在现代,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思想虽然还远没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至少拥有了一些和平、一些和谐。社会也是如此,它显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以前相比,人的生存条件变得轻松、公正。想到我们的祖先,我们几乎可以将吕克莱修斯的诗句运用到自己身上:“风暴肆虐时,在岸上的安全地点,想到那些在大海的狂风恶浪中颠簸的船只所面临的危险,真是令人愉快啊!”

我们可以毫不自夸地像荷马史诗中的斯齐纳吕斯那样说起自己:“感谢上天,与前人相比,我们的生活不知要美好多少。”

然而,我们要小心,不要沉湎于我们的幸福和美好这个想法,不然就会陷入两个重大危险:骄傲和懒惰。我们可能对人类思想的威力和成功、对自己的觉悟抱有过分自信;同时,由于生活条件的舒适安逸而丧失活力。在我看来,我们经常在动辄抱怨和盲目满足这两个极端趋势之间来回摇摆。我们在思想、愿望和想象力方面,充满了敏感、渴望和无穷的雄心壮志,但当涉及到生活中的实际工作,当需要我们克服麻烦、做出牺牲、千方百计去实现目标时,我们就无精打采,在绝望中轻易放弃了,其轻易程度与我们之前渴望得到它时的焦急程度不相上下。我们必须注意自己是如何屈服于这些缺点的。让我们养成习惯,恰当预估自己的力量、能力和知识的极限,不要觊觎那些无法合法地、公正地、定期地、在遵循我们文明自身所依赖的原则的前提下获得的东西。我们有时似乎禁不起诱惑,想采取那些我们通常抨击和鄙视的原则——野蛮欧洲所采取的成王败寇的原则、过去四五百年前屡见不鲜、被人看作理所当然的蛮力、暴力和赤裸裸的谎言。但当我们一时屈服于这种欲望时,我们却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个时期的人类的坚毅或蛮劲。那时候的人饱尝生活之苦,自然急切地、持之以恒地试图从中解脱出来。现在的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心满意足,不要放纵于模糊的欲望而危及生活,实现那些欲望的日子还没来到。给予我们的已经很多,将来向我们索取的也很多。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子孙后代提供详细解释;现在的公众、政府都需要经受讨论和检查,都需要承担责任。让我们坚定不移地、诚心诚意地坚持我们文明的各项原则——公正、法治、公开和自由。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当我们要求,正当地要求其他一切事物接受我们的检查和探究时,我们自己也处于全世界的目光下,反过来也应该被人讨论和评价。(1) 中译者注:本书系作者根据1828年在巴黎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整理而成。每讲标题为中译者所加,以便读者更加清楚本书的总体结构。(2) 中译者注:原文使用了“现代”一词,但由于本作品成文于19世纪,实际指的是“近代”,但为了忠于原著,依然译作“现代”。(3) 中译者注:布匿战争是公元前264—前146年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进行的3次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故名。通过3次布匿战争,罗马帝国消灭了迦太基,确定了自己的霸主地位。(4) 英译者注:鲁瓦耶-克拉尔先生对关于渎圣问题的法案的意见,7、17页第二讲欧洲文明起源

本讲目的——古代文明的单一性——现代文明的多样性——它的优点——罗马帝国覆亡时欧洲的状况——城市的优势地位——皇帝们的政治改革尝试——洪诺留和狄奥多西二世的诏书——帝国名称的力量——基督教教会——5世纪时它经历的不同阶段——行使市政管理职能的教士——教会的正面及负面影响——蛮族——他们为现代社会带来了个人独立和对人忠诚的情操——5世纪初的文明各要素总结

在考虑要给你们讲的这门课程的计划时,我担心自己的讲座可能有两个问题,一来是太长,因为要在很短篇幅内包含众多内容,二来是太过简略。

出于相同的原因,我还担心另一个困难:我有时候不得不直接做出断言而不加论证。这也是由于篇幅所限造成的。我将提出一些观点和断言,无法当时加以论证。有时候你们不得不仅凭我一句话就相信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甚至现在就要开始强迫你们这样做了。

在前一讲中,我已经努力笼统地解释了文明这个事实,而没有提到任何一个特殊文明,没有考虑时间和空间等环境因素,仅仅从纯哲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实本身。今天,我要讲欧洲文明。但在开始叙述它本身之前,我希望能使你们在总体上了解这个文明的独特面貌。我希望能向你们如此清晰地刻画它的特征,以至在你们面前它与世界上发展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这是我要努力的方向,除此以外我不敢多说。但是我不敢打包票,除非我能够如此忠实地描述欧洲文明,以至你们能够立刻认出它来,就像认出一幅画一样。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不敢自夸。

当我们考虑现代欧洲文明之前的各种文明时,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其他地方,甚至包括希腊和罗马文明,我们不能不对这些文明普遍具有的单一性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似乎发源于单一事实或单一思想。可以说,社会依附于一个唯一的统治性原则,这个原则决定了它的制度、习俗、信条,总之,决定了它的一切发展。

例如,在埃及,统治整个社会的是神权政治原则。它反复出现在社会习俗、历史遗址中,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埃及文明的一切残余中。在印度你们将发现同样的事,神权政治原则几乎独霸一切。在有些地方你们将遇到另一种组织原则——胜者为王。武力原则再次占据了社会,强行推广其规则和性质。在有些地方社会成了民主政治原则的表达方式。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沿海地区、爱奥尼亚、腓尼基等商业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总之,当我们仔细观察古代文明时,我们发现它们的制度、思想和习俗都盖上了单一性的明显烙印。一股唯一的或至少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力量统治一切、决定一切。

我并不是说,在这些国家文明中原则和形式的单一性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如果我们回顾它们更早期的历史,我们将发现在一个社会核心发展起来的各种不同力量,都曾经常常争夺统治权。例如,在埃及人、伊特鲁尼亚人和希腊人中,武士阶层曾与祭司阶层斗争过。在其他地方,宗族观念曾与自由联盟观念斗争过,贵族政治与平民政治斗争过,等等。但是这种斗争往往发生在史前时代,因此只留下了非常模糊的回忆。

在民族生存过程中,这种斗争曾经反复出现过。但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它很快就结束了。争夺统治权的若干力量中的一个很快赢得了它,独霸了整个社会。战争总是以特定原则的独家统治或至少是占优统治为结局。在这些民族的历史中,不同原则的共存和争夺从来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是一种偶然事件。

结果就是,大多数古代文明都呈现出明显的简单性。这种简单性产生了不同结果。有时候,如在希腊,社会原则的简单性曾经带来了速度惊人的发展,从来没有哪个民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光彩夺目地横空出世。但是在惊人的腾飞之后,希腊似乎突然筋疲力尽了。它的衰败即使说不上与它的崛起一样迅速,也是异乎寻常的快。似乎希腊文明原则的创造力已经耗尽了,但没有其他力量来更新它。

在其他地方,如在埃及和印度,文明原则的单一性产生了另一种效应:社会陷入了停滞状态。简单性带来了单调性。国家并没有毁灭,社会继续存在,但一动不动,就像被冻住了一样。

在所有古代文明中,以原则之名、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的暴政,其特征必须归咎于同样的原因。社会属于一个垄断势力,它绝不允许任何其他势力存在。任何不同倾向都被禁止和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原则绝不允许卧榻之旁还有其他原则得到显露和活动的机会。

这种文明单一性也同样在文学和思想著作上打下了烙印。谁不知道最近风靡欧洲的印度文学不朽著作?人们不可能看不出它们都来自同一个模子。它们都是同一个事实的结果、同一种思想的表达。宗教或道德著作、历史传统、戏剧和史诗,处处都盖有同一性质的烙印。思想的各种产物都带有同样的简单性和单调性,在各种事件和制度中显露出来。即使在希腊,在这个汇聚了所有人类知识的中心,一种明显的单一性统治了文学和艺术。

现代欧洲文明就完全不一样了。无需深入细节,看着它,汇聚各种回忆,它立刻就会出现在你面前,变化多端、混乱不堪、狂暴动荡。社会组织的所有形式、所有原则都同时存在。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各种元素,所有秩序、所有社会配置都交织在一起并相互排挤。有无数程度的自由、财富和影响力。这些不同力量处于一种持续斗争的状态,但没有一个能够扼杀其他力量从而独霸社会。在古代,在所有伟大时代中,所有社会看起来都来自同一个模子:占据支配地位的有时候是纯君主政治,有时候是神权政治或民主政治,但每一个制度上台时都是完全独占统治权。现代欧洲为我们提供了所有制度的例子、社会制度实验的所有样本,纯粹的或混杂的君主政治、神权政治、共和政治、或多或少的贵族政治都在百花齐放。并且,尽管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某种相似性,某种家族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不可能弄错的。

在欧洲的思想和情感中也存在同样的多样性、同样的斗争。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信条相互交错、相互斗争、相互限制、相互改造。打开中世纪最激进的著作,从来没有一种思想能够贯彻到底直到出现最终结果。绝对权力的支持者们在他们的信条产生结果前却突然不知不觉地畏缩了。他们觉察到周围有其他思想和势力在阻碍着他们,防止他们走向极端。民主主义者也遵循同样的法则。任何一方都没有古代文明曾经表现出来的坚定胆量、逻辑上的盲目决心。思想情感上也显示出了同样的对比和多样性。热爱独立,同时又极其容易屈服;对人忠心耿耿,同时又控制不住地渴望发挥自由意志、挣脱一切羁绊、只为自己活而不管任何他人。人的灵魂也和社会一样各不相同,骚动不安。

在现代文学中也能发现这个特征。我们不可否认,从艺术形式和美学角度来看,它们的确远远逊色于古典文学。但是从情感和思想的深度来看,它们要丰富得多、有力得多。我们看到人的灵魂在更多方面、在更深层次上被打动了。形式的不够完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材料越丰富、越繁多,将它们凝聚为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形式就越困难。构成文章之美、艺术品的所谓形式之美的正是手法的清晰、简单和象征上的统一。由于欧洲文明的思想和情感的惊人多样性,要达到这种简单性和清晰度就困难得多。

因此,在所有方面我们都能发现现代文明的这个显著特征。无疑,它有这样一个劣势,那就是当我们单独考虑人类思想在文学、艺术,在所有可供其驰骋的领域中的特定发展情况时,我们往往会发现它不如古代文明中的相应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从整体上考虑时,欧洲文明显示出了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丰富性;它在同一时间展示了更多不同的发展。因此你会发现,它从15世纪就已经存在,但现在依然处于持续发展状态。它不像希腊文明那样突飞猛进,但它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它瞥见了前方的远大前途,日复一日地,它前进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越来越多的自由加入了它的运动中。在其他文明中单一原则或单一形式的垄断统治或至少占优统治,曾经造成了暴政,而在现代欧洲,构成社会秩序的要素多种多样,谁也无法把谁排挤出去,从而带来了现今流行的自由。谁也无法消灭谁,因此各种不同原则不得不共存——它们不得不相互达成契约。它们每一个都同意承担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的那一部分发展任务。当其他地方的垄断性原则带来暴政时,在欧洲,文明要素的多样性以及各要素的持续斗争已经带来了自由。

这构成了一种真实、巨大的优势。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如果我们透过外部表象深入至事物本质,我们将发现这种优势是正当的,既被理性所承认,又被事实所表明。让我们暂且放下欧洲文明,将注意力投向整个世界,投向世间万物的一般过程。我们将发现什么性质?这个世界如何运转?它的运转恰恰具有组成要素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是我们在欧洲文明中观察到的持续斗争的产物。显然,任何一个原则、任何一种组织、任何一种思想或任何一种力量,从来都不曾占有全世界,一劳永逸地塑造它,消灭所有其他势力从而独霸天下。

各种力量、原则和制度相互交错,相互限制,永不停息地相互斗争,轮流统治或被统治,但从未完全征服或被征服。因此,各种形式、思想和原则都在努力追求某种统一,某种也许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理想,但人类凭借自由和努力不断逼近它。这些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一般状况。因此,欧洲文明是这个世界的忠实反映:和世界万物的发展历程一样,它既不狭隘排外,也不停滞不前。我相信,史上第一次,特殊性从文明中消失了;史上第一次,它的发展就像宇宙的壮观大戏一样变化不定、丰富多彩、艰难费劲。

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欧洲文明已经进入了永恒真理,进入了天意计划。它根据上帝的意图向前发展。这就是对其优势的理性解释。

我希望,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你们能时刻记得欧洲文明的这个基本而又与众不同的性质。现在我只能下一个断言:事实的发展必将提供证据。然而你们将承认,如果在我们文明的初期能够找到我刚才总结的文明的性质的原因和要素,如果在它刚诞生时,在罗马帝国覆灭时,我们能从世界的状态中,从那些最早共同构成了欧洲文明的事实中,找到这个骚动不安但又硕果累累、使其与众不同的多样性的源泉,这将是我的断言的强大证据。我即将开始这项调查。我将检查欧洲在罗马帝国覆灭时的状况,希望能从制度、信条、思想和情感上揭示古代留给现代世界的是什么要素。如果在这些要素中我们能够发现我前面描述过的那种性质,那么从那时开始它就获得了高度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必须看清罗马帝国的本质,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

罗马原本不过是一座自治城市、一个自治社团。罗马政府仅仅是一些适合城镇居民的机构的集合,这些机构都是市政机构,这就是它们的独特性质。

并非只有罗马才这样。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投向整个意大利,在那个时期,我们将发现围绕罗马的只有城镇,没有别的什么。当时所谓的民族仅仅是一些城镇的联盟。拉丁民族就是一些拉丁城镇的联盟。伊特鲁尼亚人、萨姆尼人、萨宾人、泛希腊人,统统都可以用同样的词语来描述。

在那个时代并没有乡村——也就是说,乡村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有人去开垦它,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没有人居住在乡村。土地业主都是城镇居民。他们会前去打理自己在乡村的资产,常常随身带上若干奴隶。但是我们今天称为乡村的地方,那些稀少而又处处可见的人口——有时候居住在孤立住所,有时候居住在村庄,在古代意大利几乎都是未知的事情。

当罗马扩张时,它做了什么?看看历史你将发现,它征服或创建了城镇。与它交战的是城镇,与它结盟的是城镇,它派遣殖民者前去的也是城镇。罗马征服世界的历史就是征服和创建大量城镇的历史。在东方,罗马统治的扩张不符合这一特点:那边的人口分布与西方不同——他们很少聚集在城镇。但与我们研究相关的是欧洲的人口,东方发生的事情跟我们关系不大。

限制于西方,我们处处都能发现我提醒你们注意的那个事实。在高卢、在西班牙,你们遇到的只有城镇。离城镇远一点到处都是沼泽地和森林。考察罗马遗址的特征,还有罗马道路的特征。你们看到的是从一个城镇延伸到另一个城镇的大路,但那些如今从各个方向穿过乡村的无数小路在当时却无人知晓。你看不到自中世纪以后遍布在乡下的无数村庄、乡村座椅和教堂之类的事物。除了那些庞大的、具有城市特征的、为聚集在同一地点的大量人口准备的历史古迹外,罗马没有给我们留下别的什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察罗马世界,你都将发现城镇几乎占据垄断性统治地位,乡村在社会中几乎不存在。

罗马世界的这种自治城市性质显然使得建立和维持一个庞大国家的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变得极其困难。像罗马这样的城市能够征服世界,但要统治和组织世界就困难多了。因此,当征服工作看起来已经完成,整个西方和大部分东方已经落入罗马统治下时,你看到大量天生就是分离和独立的城市和小城邦就渐生离心、渐离渐远,可说是向四面八方逃散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立帝国的原因之一。帝国是一种更集中、更有能力把关系如此松散的组成部分聚拢在一起的统治形式。帝国努力在这个分散社会中引入统一和联合。它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正是在奥古斯都和戴克里先统治期间,在民法得到发展的同时,庞大的专制统治体系建立起来了,它在罗马世界之上覆盖了一个分层分级的官吏网络,在其内部以及与帝国朝廷之间都保持紧密联系,专门用来在社会中有效传达帝国的意志,并将社会的贡献和能量传输到权力中心。

这个系统不仅成功地把罗马世界的组成要素团结聚拢在一起,还非常方便地使专制和集权思想深入人心。我们吃惊地看到,在这个由大量小型共和国野蛮统一形成的集合中、多个自治城市组成的联盟中,对威严神圣的皇帝的个人崇拜迅速流行。要想如此轻松地向人的头脑灌输对专制统治的信任甚至是情感,在罗马世界的所有组成部分之间建立某种关联就变得非常必要和紧迫了。

正是凭借这些信条、这一行政组织以及相关联的军事组织,罗马帝国与内部的分离倾向及外部的蛮族入侵展开了斗争。它在持续衰败状态中挣扎了很长时间,但始终保全了自己。最后,分离趋势获胜的时刻到了:无论是专制统治的技巧,还是被奴役者的麻木,都不足以支撑这个庞大的躯体了。在4世纪它到处都在分崩离析;蛮族从四面八方涌入;各行省不再抵抗,不再费神关心整个帝国的命运。就在这个时刻,一些皇帝想到了一个非凡的点子:他们想尝试一下,看看普遍自由的希望,联邦制——一种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的代议制的制度——能否比专制政治更好地维持罗马帝国的统一。下面是洪诺留和小狄奥多西在418年写给高卢行政长官的一封诏书,其唯一目的就是试图在高卢南部建立一种代议制政府,并且凭借它来维持帝国的统一。“皇帝洪诺留和小狄奥多西的诏书,418年,致驻于阿尔勒的高卢行政长官。(1)“奥古斯都洪诺留和狄奥多西,致高卢行政长官阿格里科拉:“基于阁下写给我们的令人满意的报告,以及其他明显有益于国家的信息,我们决定永久实施以下法令,我们七个行省的居民均将服从这些法令,他们自己可能也渴望并请求这些法令。我们看到,一些公职人员或特派代表,出于公众或私人利益的动机,不仅从各个行省,而且从各个城镇,常常来到阁下面前,报告或协商与业主利益相关的事。有鉴于此,我们觉得以下做法将是合理且有益的:从今年开始,在每年的一个固定日期,在大都市——即阿尔勒市,为七个行省的居民们召开一场大会。通过这一制度,我们希望能平等地满足整体和个别的利益。首先,通过居民中知名人士的会议,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的大驾光临——如果他没有因公外出的话,所有待议之事都可以获得尽可能详尽的信息。经过深思熟虑、协商讨论和一致决定后的事情,所有行省都不可能不知道,那些没有出席大会的人也必须遵循这些公(2)正公平的决定。并且,规定每年在君士坦丁市召开大会,我们相信这是一件好事,不仅对公众有益,而且还能促进社会交往。确实,这座城市地理位置极佳,来这里的外乡人数量众多,商贸往来频繁,其他地方出产或制造的任何物品都能找到来这里的路径。富庶的东方、芳香的阿拉伯、精美的亚述、肥沃的非洲、美丽的西班牙、勇敢的高卢所出产的所有美好物品,都如此丰富地汇聚于此,以至世界上其他地方被视为珍宝的物品到这里都变成了泥瓶土罐一样的寻常之物。另外,罗讷河和托斯卡纳海的连通大大缩短了附近国家之间的距离,使它们几乎成了邻居。因此,既然全世界都用自己最值钱的物品来服务于这座城市——各国的特产都通过陆地、海洋或河流,借助帆、桨或马车运到这里,仿佛是上帝的恩赐,所有生活享受和商业设施都汇聚在此,高卢人怎么会看不出我们下令在这座城市召开公众大会的好处呢?(3)“杰出的行政长官佩特罗尼乌斯,出于值得称赞且合理的动机,曾经要求遵守此惯例。但是由于时局混乱以及篡位者的统治,这一做法被中断了,我们决心凭借睿智的权威使它重新焕发活力。因此,亲爱的表弟、阿格里科拉阁下,遵循我们颁发的这项法令及您的前任们建立的惯例,将促使所有行省都遵守以下规定:“通知所有有幸担任公职者、地产业主以及各行省的法官,每年的8月13日至9月13日期间,他们应当在阿尔勒市举行会议,会议开始日期及会期长短由他们自行确定。“洛维姆·波普利尼亚和第二阿基坦,作为最远的两个行省,如果它们的法官由于绝对必要的公务无法脱身,可以按照惯例委派代表参加。“那些不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参加会议的人,将处以罚金。对(4)于法官,罚金是5磅金子,对于库里亚成员以及其他高官,罚金是3磅金子。“我们打算通过这个方法向行省居民给予巨大的好处和恩惠。我们也确信此举能为阿尔勒市增光添彩——对于它的忠诚我们深信不(5)疑,并符合我们的兄弟和贵族的心意。“发自5月15日,6月10日收自阿尔勒。”

各个行省和城镇都拒绝了这一恩惠,没有谁委派代表,没有谁前去阿尔勒。集中和统一与那个社会的原始性质相悖。本地和宽宏的精神在四处重新出现,重建一个共同社会或国家的不可能性变得显而易见。各个城镇都将自己限定在城墙内,只操心自己的事。帝国覆灭了,因为没有谁愿意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市民们只愿意归属于自己的城市。因此,当罗马帝国覆灭时,我们再次发现了罗马诞生时的同一事实,也就是自治城市的形态和精神占据了统治地位。罗马世界回到了它的初始状态,城镇构成了它,它解体了,而城镇依然存在。

在自治城市制度中,我们看到了古罗马文化留给现代欧洲的遗产。这个制度很不正规、非常脆弱,并且无疑远远不如更早以前的自治城市制度,但是不管怎样,它是罗马世界的组成要素中残存下来的唯一真实、唯一成型的制度。

我说“唯一”时,我犯了个错误。还有另一个事实、另一个思想观念同样存活了下来:帝国的思想观念、皇帝的名称、帝王之尊的思想观念、依附于皇帝之名的绝对及神圣权力的思想观念。这些是罗马遗留给欧洲文明的要素:一方面,是自治城市制度,它的习俗、规则、先例、自由原则;另一方面,是普遍和统一的民法、绝对权力的思想观念、神圣至尊的思想观念、皇帝的思想观念、秩序和臣服的原则。

但就在此时,在罗马社会的中心,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成了。它由完全不同的原则创建,由不同的情感激活,它即将把性质完全不同的要素融入至现代欧洲社会。我说的是基督教教会。我用了“基督教教会”一词而非“基督教”。在4.5世纪之交,基督教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人信仰,而是一个机构。它有组织,有政府,有教士群体,有针对不同教士职责而设计的层级结构。它有收入,有独立行动的手段,有适合大规模群体的集会场所,有省级、国家级和全教会级别的理事会,还有共同协商社会事务的习俗。总之,在当时基督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还是一个教会组织。

如果它当时不是一个教会组织,在罗马覆灭之际我无法说出它会遭受什么。我仅仅从人的简单本性来考虑,把那些与客观事实的客观结果无关的所有因素抛开:如果基督教还跟它早期一样,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情感、一种个人信念,我们可以相信它会随着帝国的解体和蛮族的入侵而沉没。在后来,在亚洲和北非,在性质相同的入侵下,即穆斯林蛮族的入侵下,它沉没了。虽然它当时已经表现为一个机构,即已成型的教会,它依然沉没了。在罗马帝国覆灭的时候,更有理由相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精神势力拥有各种手段,无需依靠组织就能自立门户或自行防御;也不像现在这样,纯粹真理和思想拥有各种手段来主宰人的头脑、控制行为、决定重大事件。在4世纪,这种能为思想和个人情感赋予类似权威的手段统统没有。显然,要想对抗如此大的灾难、战胜如此大的风暴,一个组织严密、管理得力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我可以肯定,在4世纪末期和5世纪初期,正是基督教教会拯救了基督教,这完全是事实。正是教会,凭借它的机构、官吏和力量,奋力抵抗了帝国内部的解体和蛮族风尚的冲击;正是教会征服了蛮族,成为罗马和蛮族世界之间的联接纽带、媒介和文明原则。因此,要想发现基督教从那时起给现代文明增添了什么、引入了什么新元素,必须研究的是教会的状况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的状况。在那个时期基督教教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我们始终纯粹从人的视角出发,研究基督教从它诞生时到5世纪期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的各种革命,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社团而不是宗教信条,我们将发现它经历了三个本质上不同的状态。

在最初时期,基督教教会表现为一个拥有共同信仰、共同情感的单纯社团。第一批基督徒联合起来,分享相同的情感、相同的宗教信念。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到任何明确的教义体系,找不到任何规则戒律,也找不到官吏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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