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秉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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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试读：
总序
梁景和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发生了重大变革，学术界迎来崭新的繁荣时期。中国近现代史与其他史学专业也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犹如本专业的其他领域，亦展现着自己特有的新生魅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史的复兴，80年代中期社会史的复兴，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文化史的兴起，这三条线索所铸成的链环与其他领域紧密结合，呈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中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走过20多年的艰辛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的问
[1][2]题。1990年有学者撰文，提出“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1991[3]年有学者在学术领域开始运用“社会文化史”的概念。1992年与2001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近代中国社[4]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两次学术研讨会，会议集中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分别在青岛、乌鲁木齐、贵阳和苏州召开了4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5]会议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发表，也有关于探讨社会文化史[6]的理论文章。2009年6月和10月以及2010年4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3[7]次“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也是开始以社会文化命名的学术会议。
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征。
首先，社会文化史的本土化特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即关注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问题的研究。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即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研究。而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社会文化史就应运而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萌发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主要研究者是顺着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而走向社会文化史领域的。
其次，理论探索的自觉。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在1992年“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2002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学者展开了讨论，并发表了很多重[8]要的理论见解。此外，刘志琴的《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9][10]化史研究的崛起》，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和[11]《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李长莉的《社会[12]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等都属于社会文化史探索的理论文章。
最后，展现重要的研究成果。20年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得[13]了一些重要成果，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诸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修订本，2009）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等，均为重要的学[14]术著作。
社会文化史发展至今，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相关历史资料数量庞大，但非常分散、芜杂、缺乏整理。相当多的研究者尚缺乏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自觉性和经验积累，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建树。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知识训练等。[15]这些都是具体的实际问题，需要学者们一点一滴地处理和一步一步地解决。
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盼望早日迎来社会文化史发展的新时期。2010年5月出版的《中国[16]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和同期召开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17]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以及《光明日报》2010年8月17日刊发的《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一文，既是对以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对社会文化史未来发展的一个期待。2010年9月25日和2012年9月22日在北京分别召开了“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2011年9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这样的会议来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我们坚信，以上面几项学术事项为契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将会迎来崭新的发展。
社会文化史兴起之初就引起了诸多年轻学者的兴趣，如今则吸引着众多青年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把社会文化史作为自己的学术向往和学术追求。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准备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出版该论丛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研究论著发表出来，以促进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现在本论丛已经陆续出版，希望其中能有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2013年1月20日修改于幽乔书屋
[1] 刘志琴（署名史薇）：《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2]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3] 梁景和：《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讨论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梁景和于1994年在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提要中说明本论文的“社会文化史”的属性，认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参见《〈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提要》，1994年5月，未刊稿。
[4]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 参见吕文浩《“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朱浒：《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毕苑：《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6] 诸如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见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 参见王红旗主编《中国女性文化》第1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9] 刘志琴：《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10]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1] 梁景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12]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13] 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左玉河、李文平《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评述》（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苏全有等《近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载《安阳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黄延敏《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载《近代中国与文物》2009年第2期）等文的介绍。
[14] 重要的社会文化史学术著作还很多，诸如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方平的《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德〕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以下简称《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王燕生等译，中华书局，2001），薛君度、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等，在此不赘述。
[15]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参见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6]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7] 毕苑：《“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综述》，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的1966～1976年，注定是值得后世永远铭记的十年。1966年的邢台地震和1976年的唐山地震，自然界以“惊天动地”的形式标明这十年的到来和离去都不同寻常。在此不同寻常的十年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1]给此后的中国带来至深至巨的影响。或许随着“文革”的渐行渐远，这种影响反而会日益彰显。
探察“文革”十年对此后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学术界往往将着眼点聚焦于政治运动的涨落起伏及其带来的“上台/下台”“得势/失势”连带效应。如果观察“文革”仅仅以此为界而画地为牢，显然无法展现此间的飓风狂澜、波谲云诡。十年间人们私密生活领域对政治运动的迎拒向背，同样应该给予高度关注。与光怪陆离、斑斓杂错的政治生活相比，在“文革”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普通中国人的私密生活看起来似乎显得“黯淡无光”甚至“微不足道”，这些内容常常难以走进严肃学术研究者的视野。
然而，正如孔子所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可以说，社会习俗的变与不变、何以变与何以不变，都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光芒。钱穆的治史经验是，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一时期的历史，[2]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上察政治”，可知“社会”之变迁；下察“社会”，可知“政治”之善苛。本来，二者是难以完全分割并具有互动相应关系的。如果仅关注政治生活领域的风云变幻而割裂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恐怕只能是“抽刀断水”之举，其结论势必难以契合历史现场及时代真实。就“文革”时期而言，青年人的恋爱、婚姻观念与行为确实潜然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自然和政治生活领域的沉浮起落密切相关，但是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异常喧闹有所不同。从某种角度而言，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产生难以阻遏的“革命”，足可折射出旧时代的逝去和新时代的到来。随着人们对“文革”十年的深入反思，恐怕研究者不能无视这十年间中国日常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
纵观十年间政治运动的风云变幻，最引人注意的社会群体至少应该包括时而站在潮头时而被边缘化的青年人。质而言之，青年群体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致可以讲，“文革”以运动青年发动“革命”开始，却以青年运动反对“革命”结束。“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3]托在你们身上。”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做出上述内容的讲话。在1966～1975年，这则谈话被广为引用，除各种文章的引用之外，这则谈话仅仅作为“毛[4]主席语录”，被《人民日报》登载在报首重要位置就至少有十次。这从一个侧面或可说明，青年群体在“文革”的政治运动中占有重要席位。
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从受到毛泽东八次接见到主动参加“四五运动”，部分青年实现了从支持“文革”到批判“文革”的180度大转身。1981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曾在一次重要的谈话中提到：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最后互相冲突的结果，却跟原来的想法有的完全相反，有的有很大不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东冲西冲，大多数人是出于对党的热爱，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可是运动的发展跟他们原来的想法，跟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想法不一样，于是有的变成了逍遥派。以至于到天安门事件，起来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相当多的人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这个行动同他们刚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想法，是一样的吗？而这种不一样，是他们自己原来就打定主意，想着先参加以后再反对吗？不是。这是斗争的反覆过程中间引起互相冲突，引起思想的变化[5]的，受到事实的教育才变过来的。
通观上述内容可以知道，这篇谈话的主旨在于强调“文革”的“否定之否定”，即它以“试错”的方式证明“此路不通”。客观地说，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与末期的“四五运动”打通并联系起来，对于认识该时期的政治运动和该时期的青年群体，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无独有偶，几年后，部分研究者同样也提到：“文革”时期的青年群体，“曾是极‘左’理论狂热而虔诚的信仰者，以红卫兵运动的方式率先卷入“十年动乱”；他们也曾是那场噩梦最早的醒悟者之一，在天安门广场发出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6]呐喊”。
为什么青年群体会在“文革”时期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成为“那场噩梦最早的醒悟者之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文革”的结束，距今将近40年的时间。被称为“文革之子”的这一代人，现在多数已经到了“知天命”或“耳顺”的年龄，他们看[7]待当年历史的心态已有不同程度的客观与平和。在20世纪的后半期，他们先后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曾经是“50年代的少先队，60年代的红卫兵，70年代的知识青年，80年代的中青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成为影响时代前进方向的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骨干。有人甚至认为，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些人是“实现中国跨世纪过渡的一代人，掌握中国未来[8]命运的一代人”。虽然这种看法好似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但是从特定角度来看，他们许多人扮演的角色的确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孟子·万章章句下》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其要意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了解诗、书的真意必要先深入认识作者其人，而了解作者必要先研究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同样的道理，从学术意义上研究某一社会群体，必须先了解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环境。只有如此，人们才能进而加深对他们所处社会和时代的认识。与此同理，梁启超认为：
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9]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文革之子”这一代人，在对自己历史命运进行深度思考的同时，也不断地对于国家与民族“为何有此一劫”而提出反思。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北京大学的印红标教授对“文革”时期青年思潮进行了[10]深入、细致的研究。其目的就在于探寻那些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失踪者”及其走过的足迹，旨在以此揭示他们从“文革”支持者、参与者到“文革”批判者、反对者的显明转变。与印红标教授的研究形成回应的是，著名学者岳建一对此感同身受：“我们亲历‘文革’浩劫，见证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道德、伦理、常识曾经的毁灭，旷古未有。”“日与月与，沧桑变历，我们会有直面血泪体验而又具精神深度和斑斓个性的记述文字吗？”“我们可以超越流行、通俗、统一的记忆——进而找回记忆的天性、天赋和天良吗？我们能否还原每一记忆的自由、骨血、质朴、灵性、不可替代及至高贵的精神人格[11]吗？”在被称为共和国第三代人的社会群体当中，不少“文革”亲历者断然拒绝淡忘历史和扭曲真相。从学术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将他们这一代的人生轨迹放回历史现场进行深度研究。
目前关于红卫兵、知青的回忆录不断发表和出版，各地档案馆有关的档案资料也在不断放开。相对来说，目前研究“文革”及该时期青年群体的条件已有逐渐走向成熟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涉足“文革”史乃至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者，恐怕不免都会发出疑问：“文革”十年，青年群体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推动这些转变的动力又是什么？
据有限的观察，学术界对“文革”时期青年群体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多数集中在红卫兵、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潮与政治行为，并且主要关注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随波沉浮或逆流而动（相关研究，请参阅“学术史回顾”部分）。由此角度得出的研究结论，显然有利于更直接地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同时对于“文革”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是，如果仅仅关注青年群体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思潮与政治行为，只关注他们在十年间“台上”“台下”和“上台”“下台”乱象中的政治态度，不免给人“骨架粗具而血肉模糊”的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多面体，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得到的或许只是部分的“真实”。不同角度得到的诸多“真实”，通过不断叠加与相互补充，最后才有可能引领研究者走向终极的“真实”。离开“真实”多面体的任何一个面，或者仅仅看到“真实”多面体的一个面，恐怕都有可能会犯“盲人摸象”的错误。
有人称“文化大革命”其实质是“大革文化命”，有人在“文革”结束后称“文化已随革命去”。不言而喻，持此观点的人或许会赞成这样的看法：“文革”不只是一场关于政治的“革命”，而且还包含有关“文化”方面的“革命”。学术界就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关系的争论，从某种角度上是将眼光投射于二者在对待“传统[12]文化”的态度上。从整体上说，“文革”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的“政治革命”。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文革”确实也充斥着与政治分不开的“文化”运动、“社会”运动。研究“文革”不能完全回避“文化”而大谈特谈“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期的《二月提纲》、揪斗“三家村”“破四旧”，后期的“儒法斗争”“评《水浒》”等，虽然是以“政治”为着眼点的政治运动，却无不与“文化”有关、无不含有“文化革命”的意味。只不过，“文化”有时只是一件外衣而已。“破四旧”运动，表面是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为重点，但是这场运动没有止步于此。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中，号召全国“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但是，这场运动的主旨显然不仅仅在于“移风易俗”，而是将矛头对准包括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值得给予更多注意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最中心的是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13]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的两个月后，林彪在“8·18”大会上的讲话更加明确。他明确要求红卫兵们：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14]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
此后不久，青年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甚至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与此相关或者无关的许多生活细节。
纵观林彪在“8·18”大会上的讲话不难发现，它并非仅仅以号召红卫兵“破四旧”为重点。一方面，这篇讲话反复强调毛泽东在领导这场运动中拥有绝对的权威，这是林彪向毛泽东表达忠心的手段；另一方面，这篇讲话着重号召全国各地，“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深谙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不会不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多年领导群众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包办代替”是在“放”的阶段经常使用的重要指示。与此相反，“加强党的领导”通常是在群众运动“收”的阶段使用的重要指示。前者基本上强调党组织对群众的发动，后者基本上强调党组织对运动的约束。林彪在这一次讲话中使用“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包办代替”，或可从中推测这次“文革”的发动仍要采用“先放后收”的方式。“文革”后来的走向确可证实，这种推测应该是能站得住脚的。“文革”的开展首先抛开了原来的党政体制，而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发动手段，这是新中国成立17年以来从未公开言及、从不敢公开言及的“新鲜事物”。从此角度看来，虽然“破四旧”看似是一场与“文化”有关、与“社会”有关的“社会运动”，其最根本的用意却在于通过号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利用他们的力量打破以前存在的各种“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通过“先破后立”和“破中有立”，最终在运动中重树领袖对于全国的绝对权威。
与此类似，“文革”前期的《二月提纲》、揪斗“三家村”，后期的“儒法斗争”“评《水浒》”等，虽然看起来是围绕着“文化”展开的，但是作为弦外之音的“政治”才是运动的中心和重点。“文革”时期青年群体的性别、恋爱、婚姻，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个人问题”，充其量是个人的“终身大事”。或许，有人认为这些只不过是“社会史”“文化史”的一个研究方向。然而，本书想通过一种新的尝试，来弥补以往研究“文革”青年群体过于偏重其“政治人”的缺憾，同时试着揭开该群体与“文革”政治运动的离合与迎拒，甚至于他们在政治运动转换关头的思想轨迹。应该相信，这些对于理解“文革”时期青年群体在“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时的不同角色及其角色转换，都不无裨益。
值得说明的是，本书选择“文革”时期青年群体的性恋、婚姻等方面的内容展开研究，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当时被广泛关注或被人们公开讨论。事实上恰恰与此相反，尽管该时期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念与行为发生着或隐或显的改变，但是涉及这些方面的讨论已从国家的公共舆论中退隐而出。其间的报刊、电影、电台基本上不提及此方面的内容，曾经广泛讨论婚姻、家庭问题的《中国妇女》在1967年初停刊。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八大样板戏”及少数允许公开发表的文艺作品，多数也是以未婚男女或鳏夫寡妇为主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文化现象。《龙江颂》中的女主角江水英和《海港》中的女主角方海珍，一个是龙江大队的女党支部书记，另一个是港口某装卸队的女党支部书记。她们在剧中都是“从全局着眼”、胸怀“五洲风雷”的英雄模范。虽然她们都是大龄女青年，但是整个剧本让观众认为，她们基本不食人间烟火，既没有恋人也没有配偶。虽然这二位女主角正当婚龄，但是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整个剧本中所有人都忽略不提她们[15]的恋爱与婚姻。《红灯记》中的李奶奶（寡妇）与李玉和（鳏夫），二人没有血缘关系却以母子相称；李玉和与李铁梅（孤儿），二人没有血缘关系却以父女相称。在这一个特殊的家庭当中，正像李奶奶对李铁梅所说，“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16]他们组成家庭只是出于共同的阶级情感。《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是有丈夫的，但是这个丈夫是“脚野一点，在家里待不住”。结果和阿庆嫂“拌了两句嘴”就离家出走，到上海“跑单帮”去了。在整场戏中，阿庆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因此，阿庆嫂名义上是有丈夫[17]的，实际上却是“活守寡”。《奇袭白虎团》描写的是战争和军人，主旨在于颂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因此内容基本上不涉及恋爱与婚姻[18]这档子事。《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与吴清华，二人之间有类似“英雄救美”的故事。但是，他们隐隐的恋情为共同的阶级情感所掩盖。通过此剧，江青“要写出革命阶级的英雄群像，写出吴清华的苦大仇深，塑造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典型”，这种“首先着眼于政治思想，着眼于形式服从内容”的主旨，使得洪常青纵然对吴清华有好感，却并未[19]有公开的表露。与前几场戏有所不同，《白毛女》中的女主角“喜儿”与邻居男青年“大春”本是一对恋人，大春参加八路军的动机与喜儿卖身抵债有直接关系。但是，整个剧本的剧情并不是以此为主线，而是以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压迫、八路军拯救农民于水火为主旨。因此，当满头银发的喜儿被救出山洞时，第一眼看到大春时却唱道：“看眼前是何人？又面熟来又面生。是谁？是谁？他好像是亲人。”[20]《智取威虎山》改编自小说《林海雪原》，讲的是解放军在东北地区剿匪除霸的故事，其中的主要戏份都在侦察排长杨子荣身上。在《林海雪原》的小说中，原来还有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卫生员“小白鸽”（白茹）。但是，该小说改编成现代京剧时，将这个角色淡化。结果，整个剧本中基本只有一位女性形象，即常猎户的女儿小常宝。她出场先是女扮男装、装聋作哑，后来恢复女儿身便提出参加解放军的要求，“杀豺狼讨血债日盼夜想，披星戴月满怀深仇磨刀擦枪”，[21]仍然还是一个“不需要性别”的人。
综上所述，“文革”时期大树特树的文艺作品对青年婚恋问题的集体失语（total voiceless），这是值得给予特别注意的社会现象。或许，正是因为它们的“无声”才为青年群体的“有声”写下时代的注脚。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史，自然不应放过“文革”时期特殊的“无声之声”（“the song of silence”）现象。“文革”时期的青年群体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他们多数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被称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三代接班[22]人”。1959年11月，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三代接班人”，被看作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寄托，是中国抵制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在以“革命”为名义的新式中小学教育体制下，他们从小接受的是英雄主义的宣传与熏陶，许多人由衷地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胸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文革”前封闭的社会环境与学校环境存在许多弊端，使得他们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带有片面、空想的色彩。当时有一句典型的说法，“在毛泽东时代，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使得在校学生接受的教育普遍带有虚饰的成分，他们所崇拜和学习的英雄人物往往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片面“理想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思想上往往容易走极端，缺乏或者很少具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他们思想纯洁而又幼稚，自信而又盲目，具有火热的革命理想而又缺乏政治上的辨别能力，崇尚助人为乐的毫不利己的精神，但又否定人道主义的狭隘的阶级斗争观念，很多人带有明显的盲从的特点。“文革”前，校园内外的阶级教育活动，使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在学生头脑中深深扎下根来，他们普遍带有强调阶级斗争、坚持唯成分论的严重倾向。“文革”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风气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流行，广大学生普遍被灌输了大量关于夸大和神化毛泽东个人形象的教育和宣传。领袖的绝对权威与青年学生的盲从和狂热相结合，这是青年群体后来狂[23]热投身“文革”的根本原因。
发动“文革”前夕，1965年毛泽东曾在杭州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防修反修”事业要依赖“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24]政治经验的，坚决的”。1966年4月，毛泽东在给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的指示中又提到，“搞这方面的革命（指‘文化大革命’）要靠青年，党中央号召你们青年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你们[25]青年批判到那里，党中央就支持到那里”。“文革”初期，中共中央宣布各所大学、中学停课，青年学生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成为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毛泽东支持没有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希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此后，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泽东的八次接见，深孚“防修反修”与“抵制和平演变”厚望的红卫兵此后将“文革”之火燃遍全
[26]国。
可以说，“文革”前三年（1966～1968），红卫兵处于政治运动旋涡的中心。最先起来的“老红卫兵”多数出身于干部家庭，其中来自高级干部家庭的红卫兵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播火者”和“领导者”的作用。正是因为红卫兵的宣传、串联和组织，全国各地才知道什么是“造反”、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行各业才因此受到鼓动而投身其中。他们赞成并维护具有“阶级歧视”性质的政治路线，强调“革命江山代代传”的观念。1966年10月，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坚持“血统论”的“老红卫兵”迅速走向没落。“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个以高干家庭出身的“老红卫兵”为核心的组织，甚至喊出“油煎江青”“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1967年元旦，他们发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刘少奇万岁”的口号，甚至八次冲击公安部。与此相反，反对“血统论”的“造反派红卫兵”（简称造反派）人数不断增加，逐渐成为政治运动的主流。他们内部结构组成较为复杂，思想观念很难统一起来。从1967年春夏开始，他们陷于武斗而无法脱身，最终也被政治运动边缘化。总体而言，在“文革”前期的三年时间内，红卫兵和造反派先后是追随领袖意志最坚决的社会群体，后来不少人从政治运动中觉醒并转而批判“文革”。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知识青年”（后简称“知青”）被大批送往农村或边疆，他们取代红卫兵和造反派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青年群体。直到1981年11月25日，国务院知青办被合并到国家劳动总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才真正宣告结束。在“文革”后七年（1968～1976），有不少上山下乡运动的模范典型成为全国范围的学习对象，但是原来的红卫兵、造反派已经远离政治舞台，知识青年被几亿人口的农民稀释得难以辨别。政治旋涡中的经历及对政治运动的思考，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中催生出所谓“民间思想村落”“精神飞地”的现象。从政治旋涡的中心到“广阔天地”的边缘，知青群体中的不少人进入思想成熟时期，这是他们被称为“思考的一代”的重要原因。部分知青“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成为独特的“六八年[27]人”或“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们对此后的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研究者称，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活跃，都“酝酿于七十年代”，酝酿于知青在上山下乡时期的社会阅历及思想成长。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尽管上级文件传达时仍强调该事件“无损于我党我军一根毫毛，反而促进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但事实上该事件加速推进了青年群体对“文革”的怀疑与批判。最终导致“文革”结束前，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喊出[28]“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的口号。
同自小在城市长大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相比，数量众多的农村青年往往不被学者关注。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比如农村的“文革”相对滞后或被动，农民提不出值得关注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研究者往往因为缺少文字资料，无法深入地了解农村青年的内心世界。正如高默波所说，研究“文革”十年的历史如果不涉及中国农村，“‘文革’是中国的十年浩劫”的说法怎么能够站得住[29]脚呢？同样，如果研究“文革”时期的青年群体却不涉及农村青年的状况，其论证恐怕难以全面，其结论恐怕难以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本书通过对部分省市档案资料的梳理，希望以此考察农村的择偶、婚姻等社会生活，引领读者走近或走进常常被人“遗忘”的农村青年。
值得着重强调的是，青年人的恋爱与婚姻，不只是男女间的私事，家与国的意志常常镶嵌其中。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与婚姻、家庭密切相关的“人类自身的生产”提高到“生产与再生产”乃至“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的高度：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30]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讲，与婚姻、家庭密切相关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几乎同等重要。因此，人类进行的“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毫无例外都离不开“人类自身的生产”。不言而喻，恩格斯所说的前一种“生产”实际上无法离开后一种“生产”而单独进行。从此角度而言，与人类自身生产密切相关的婚姻和家庭，无疑对人类的存续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学理论认为，人类的社会群体可以划分为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其中与婚姻、血缘紧密不可分的家庭，属于典型的初级群体。该类型的成员不仅以感情为基础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而且他们还往往具有直接的姻亲或血缘关系。这是个体“学习社会、参与社会生活的[31]出发点”。多数情况下，人类社会是通过婚姻为纽带构成家庭的，人类个体得以存续离不开最基本的“生活圈子”与“生产单位”。因此，婚姻不只是男女双方的私事，社会制度与社会习俗对其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与影响。费孝通在其名著《生育制度》中明确指出：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视作当事人间个人的私事，别的人不加过问的。婚姻对象的选择非但受着社会的干涉，而且从缔结婚约起一直到婚后夫妇关系的维持，多多少少，在当事人之外，有别人来干预。这样，把男女个人间的婚姻关系弄成了一桩有关公众的事件
[32]了。
五四运动以来，家庭对青年婚姻的包办曾经遭到广泛地批判，国家对青年婚姻的干预却较少被人提及。如果抛开“国家”概念的纠缠，周代“媒氏”职位的设立、汉魏的“令早婚”、唐宋的“助嫁娶”、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别男营女营”与“官媒婚”等，都可视为“国[33]家”对男婚女嫁的直接干预。1931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虽然在文字表达上不尽如一致，但基本[34]上都体现了婚姻自主、一夫一妻的政治提倡和法律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颁布以“婚姻自由”“妇女解放”为基本原则的婚姻法，从法律上总结了五四以来废除家庭包办、倡导男女平等的“婚姻革命”，反过来又与社会改造一起推动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领域的变革。在以“解放”为主要特征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积极倡导青年男女从“旧”式婚姻中脱身而出，并要求他们对待爱情与婚姻“不再是从经济利益来考虑，也不要服从父母的命令，更不受宗教偏见的影响”，而是要建立在“共同参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35]劳动的基础上”，从而将青年人的情感与婚姻纳入公共政治生活的范畴内。
据有限的观察，目前海内外的研究者较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法运动与改革开放以后的婚姻变动，对“文革”时期青年婚恋问题发生的变化并无深入而专门的研究。这种特殊状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但是最终结果却体现出当代婚姻问题研究中的“两头大、中间小”现象。在批判与斗争的喧闹背景下，青年的恋爱与婚姻并未成为当时公众关注的焦点。相关档案资料、统计数据的缺乏，也影响着“文革”婚姻状况。当然，以男婚女嫁为内容之一的社会变迁不会因为研究的不充分而断裂，此前集体经济时代初期的婚姻变迁与此后改革开放初期的“离婚潮”“小芳”现象，与“文革”时期的婚姻变动不无关系。“文革”期间，“革命青年”在批判他人“资产阶级生活情调”“封建思想回潮”“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时，同样也要面对恋爱、婚姻的人生环节。在国与家的双重关照下，这一被称为“文革之子”的时代群体，如何就婚恋问题在国、家与自我之间进行权衡？政治运动、婚姻法、晚婚号召、计划生育等，如何对青年人的恋爱、婚姻等问题产生影响？青年及其家庭面对外来的影响如何接受与抗拒？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本书致力探察的核心内容。
认识此前及此后的中国，离不开对“文革”时期社会状况的理解。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曾经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36]。邓小平发表上述讲话的时间是在30多年前，虽然“有些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时间相隔得久些，反倒看得更清楚些”，但是亲身经历、亲眼看到或直接听到当年社会境况者仍记忆犹新，这是相隔久[37]远后的研究者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论，“历史发展离不开源头活水，博古有益于通今；但是历史发展也不容割断，[38]通今更有益于博古”。因此，要想深入认识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文革”时期青年的婚恋问题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39]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将1966年5月和1976年10月作为“文革”的起点和终点。即将《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到粉碎“四人帮”之间的十年时间称为“文革时期”，以此将“文革”定性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林彪、四人帮利用”的政治运动。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中共中央通过该决议，宏观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
该决议首先明确界定“文革”的性质（即“内乱”），其次指出造成这场严重灾难的责任者（即“领导者”和“反革命集团”），最后指明这场动乱的受害者（即“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如果将“文革”区分为“可发动的文革”和“可发生的文革”，那么该决议对[40]“文革”的定性基本上在于前者。其核心在于强调“领导者”扮演的“发动者”角色，并进一步强调“反革命集团”扮演的“祸源”角色，而“党、国家和各族人民”更多地只是充当被动承受者的角色。此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起始于1966年5月（即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时间），终止于1976年10月（即“四人帮”被粉碎的时间）。可以说，这一时间段的划分主要着眼于大局，主要着眼于党、政、军上层的宏观政治，而不在于群众参与的“可发生的文革”。
事实上，无论前期的“运动群众”，还是后期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既是文革的支持者、参与者，同样也是“文革”的反对者、拆台者。1994年，胡绳曾经指出，“讲‘文革’时，要讲那时不光有‘文革’，还有反‘文革’的倾向。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知识[41]分子到工农，党内党外都产生了反‘文革’的倾向”。众所周知，即便在“文革”时期，“人民群众”也不是铁板一块。无论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的政治态度如何，他们同样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影响了历史的具体进程。针对于多数研究更关注“可发动的文革”，王绍光教授指出，以往的研究“对于理解这场动乱特别关键的一个方面被忽视了，那就是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感受和行为以及他们与政界人物的相互作用”。如果承认大多数普通人不只是被动地参与其中，承认他们不只是历史的配角，那么这种忽视就是致命的。“因为‘文革’最显著的特征正在于它关系着千百万人”，“如果不涉及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便无法对其作出充[42]分的解释”。如果将“人民群众”撤离历史现场，真不知“文革”这部戏该如何上演。更多地关注“可发生的文革”，关注参与“文革”、影响“文革”的社会群体，关注他们对“文革”进程的影响，或许是校正和弥补以往过于集中“精英政治”研究偏向的途径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与“文革时期”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当然，婚姻问题并非完全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亦步亦趋，本书使用的“文革时期”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约数，时间的边界有时会发生或前或后的位移。此外，学术界关于“三年文革”与“十年文[43]革”的分歧，也给“文革时期”的概念界定带来影响。从“文革”发动到中共九大，在1966～1969的三年时间内，“文革”已将自己的本质一一展现出来。对于本书关注的问题而言，“三年文革”的时间界定不足以反映其中的变化。不仅如此，“文革”时期婚姻、恋爱问题的诸多面相其实在此前已露端倪，只不过在“文革”时期更加显性、更引人注意而已。因此，本书在穷根追源时并未完全固守“十年文革”的时间界定，毕竟历史不会为研究者提供方便而出现断裂。
孟子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其要意在于提醒人们注意，观察万事万物不要被其中的细枝末节所吸引，观看大江大河之根本一定要从它的波澜壮阔处着眼。蒙文通引申此意而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须能把握历史的变[44]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王汎森对蒙文通史观的体察为：其一，“以明变为宗”，即强调事物发展的变化及其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其二，研究任何事物必定要联系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来观察，即蒙文通所言“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把握纵向的大势变化和横向的观照全局，这是蒙文通“大势变迁论”史观的精髓。[45]
钱穆称：“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46]卉。”一般来讲，研究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很难严格地采用“画地为牢”或者“抽刀断水”的办法，同时也很难说某一社会现象的出现完全没有“前后”与“左右”因素的影响。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该采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即“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47]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虽然毛泽东谈话的主题是“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但是对于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同样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可以说，只有将研究对象放回历史现场，综合考虑其所处的“前后”“左右”各种因素，才有可能真正使它“复活”。
就当代中国的婚姻问题而言，许多研究者在“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时，往往将“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点预设为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然而，当代中国婚姻制度的变革不只是贯彻婚姻法运动的结果，它至少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一脉相承。如果不考虑执行层面的差别，1950年婚姻法与《民国民律草案》《中华民国民法》中的条款其实有不少字面上的相似之处，如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制、禁止早婚等，这些都沿承了五四以来“婚姻革命”“家庭革命”的成果。此外，1950年婚姻法中的“废除包办强迫”与五四以来倡导的婚姻[48]“从‘两家的事’变成‘两人的事’”之间，何其相似？同样，“文革”时期出现的问题其实渊源并不仅仅局限于“文革”，如“无产阶级专政”对青年择偶行为的影响，与中共长期坚守的阶级分析、阶级动员策略有着直接关系。“文革”时期地富反坏右等“黑”类青年的[49]择偶困难，与“土改”时期中共基层党组织出面阻止女党员嫁给[50]富农几乎如出一辙。正如研究“文革”不应将视线单纯局限于[51]“文革”本身一样，研究“文革”时期青年的婚姻、恋爱问题如果只是“画地为牢”、就事论事，恐怕难以追本溯源。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本书在考察“文革”时期青年恋爱、婚姻行为“新”动向的同时，也试图分析这些新动向出现的深层历史原因。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地域辽阔、文化分层复杂，有些地区、有些民族的婚姻习俗本来就同当时中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部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在“文革”时期尚未建立普遍的一夫一妻
[52]制。类似现象在当时中国占据的比例通常较小，并且其中难以体现“文革”的“时代特征”，所以本书对此将略而不谈。
总体看来，“文革”时期的婚姻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略有不[53]同，如1967～1976年甘肃省农村女性的平均婚龄在18.74岁，而[54]1972年河北省磁县农村女性的平均婚龄在21.56岁。地区差异或许是造成研究者“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因之一。“文革”结束30多年的今天，相关资料及经历者的回忆录已有不少出版面世。但是全国性的资料，在此方面仍不足以为研究者提供坚实的史料支撑。这种情况可能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存在，但“文革”历史尤为如此。以省市等较小地域为研究对象，虽然资料较为集中可为研究者节省时间和精力，并可避免粗放式的“走马观花”，但是眼界的狭小又极容易使结论陷入“见木不见林”的境地。正如梁启超所言，“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55]。基于上述原因，本书对“文革”时期青年婚姻问题的考察，试图以“鸟瞰”与“解剖”相结合，通过中央层面的资料来通览整体，以省市县的资料来观察局部，这仅为研究尚不充分时的权宜之计。二学术史回顾（一）关于“文革”史的研究
虽然有不少有心人早在“文革”期间就开始搜集资料，留心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总体上可以说，大陆学界对“文革”历史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的30多年时间，中国大陆学界对“文[56]革”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长期处于“艰难前进”的状态。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文革”的历史给予权威性定性。根据邓力群的介绍和解释可以看出，该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是在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亲自主持下，在中共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项工作主要是在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三项基本要求”）下进行的：其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其二，“对解放三十二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其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进”。“三项基[57]本原则”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中共中央通过这份决议，对于“文革”的定性与历史分期进行了总结，并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作出政治评价。其根本目的在于“拨乱反正”“统一思想”，其主要着眼点在于服从政治的需要而非学术的需要。质言之，从起草与修改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可以看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份政治文件，它和从学术角度进行的客观研究是有区别的。
在贯彻和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部分党政机关编写了一些揭批、宣传性资料。如1984年11月出版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八十题问答》（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编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思想战线》编辑室，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金春明、于南、谭宗级、许迈扬、赵素芬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等，都属于这一类的揭批、宣传材料。其主要目的同样在于“拨乱反正”“统一思想”，它们和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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