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记(卷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夏鼐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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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日记(卷一)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夏鼐日记》整理说明

为纪念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现将内容十分丰富的《夏鼐日记》整理出版。

现存夏鼐先生的日记，历时五十余年，始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突发脑溢血病危当天，即去世前二日。其间，1966年8月下旬至1972年8月，仅有时断时续的简要记事。1949年初在温州家居时，曾撰写自订年谱（截止时间为1935年），特将该年谱的1931年以前部分摘出，命名“家世与少年时期”置于卷前，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夏鼐先生的生平。

日记详细记录了夏鼐先生青年时代刻苦努力、谨严治学的勤奋经历，由早年就读清华大学，治中国近代史，到留学英国，获埃及考古学的博士学位，进而开拓多方面重点课题的考古学研究，成为以学识渊博、贡献卓越而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大师。历年来阅读中外文书刊、撰写学术论文的情况，日记都有具体记载。这对于后辈学者，特别是青年学子，将有莫大的启示和教益。

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夏鼐先生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毕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全面发展的卓越贡献。其中包括：长期主持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制定考古研究的长远规划；亲自主持和现场指导重要的考古发掘，审阅大量书稿文稿，注意学术上严格把关，始终坚持严肃认真的优良学风；积极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放眼世界文明发展领域；为保护祖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与各种破坏文物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等等。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份难得的实录，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由于夏鼐先生生前的社会活动较为广泛，交往及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方面的人士，经常出席国内外的多种学术会议，因而他的日记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夏鼐先生的足迹遍及国内大部分省区，出访过十多个国家。日记既记载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又记载了各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日记对不同时期国内外的社会新闻，乃至市场物价，也有所记载。还录有他本人和友好的一些诗作。这些也都很有价值。

总之，《夏鼐日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它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卷前，特冠以王仲殊同志的《

夏鼐先生传略

夏鼐先生字作铭，1910年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1927年以前在温州上私塾、小学和初中，1927年9月到上海上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后，他来到北京，进燕京大学，次年又转入清华大学求学。1934年7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年10月初，他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部门，以求出国深造，学习近代考古学。

按照当时的规定，出国前要在国内准备并实习一年。因此，他于1935年春以实习生的身份在河南省安阳参加由梁思永先生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墓群的发掘，与梁思永、石璋如、尹达、胡厚宣等相过从，在实际工作中学得很多考古学的知识和技术。这一年，便是夏鼐先生开始从事考古工作的一年。

1935年夏，夏先生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改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那时，伦敦大学主持田野考古学课程的彼特利（W. F. Petrie）教授已经退休，其职位由惠勒（M. Wheeler）教授继任。夏鼐先生在留学期间，参加了由惠勒领导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山城遗址的发掘，颇受教益。他又随同英国调查团到埃及，在阿尔曼特（Armant）参加调查发掘，接着还到过巴勒斯坦，在泰尔·丢维尔（Tell Duweir）参加发掘工作。当时，彼特利正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的医院中疗养，夏鼐先生在那里访问了彼特利，并接受他的指教。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夏鼐先生由英国经埃及返国。他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余，才取道西亚、印度、缅甸，于1941年初抵达昆明（他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授予的）。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由南京迁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夏鼐先生回国后不久，便在该处任专门委员之职。1941年夏至1942年，他和吴金鼎、曾昭燏、高去寻等调查并发掘了四川省彭山县豆芽房和寨子山的崖墓。1943年，夏先生转入由南京迁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被任为副研究员。1944年至1945年，他和向达先生等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省境内的考古工作，调查、发掘了敦煌的佛爷庙、月牙泉、玉门关，宁定的阳洼湾，民勤的沙井，武威的喇嘛湾，临洮的寺洼山，兰州的高坪、中山林、太平沟、十里店等遗址和墓地，有许多重要的收获。在发掘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时，他在墓坑填土中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从而否定了安特生（J. G. Anderson）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这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不得不停止。这时，中央研究院已迁回南京，夏鼐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副研究员升任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室内研究工作。1948年冬到1949年春，中央研究院所藏图书、文物资料被迁运到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的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都随着殷墟出土的文物由大陆去台湾。夏先生当机立断，决意留在大陆。1949年秋全国解放，他曾一度应聘在杭州的浙江大学任教授。（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北京创立中国科学院，由郭沫若先生任院长。1950年夏，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周恩来总理任命郑振铎先生为所长，梁思永和夏鼐先生为副所长。这样，夏先生便于同年9月由杭州来到北京，协助郑振铎、梁思永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由于郑振铎主要是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局长，梁思永又经常患病，夏先生承担了考古研究所的主要业务领导工作。他到任不满一个月，便组织一个发掘队，前往河南省辉县，进行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次发掘。发掘队由夏鼐先生任队长，郭宝钧任副队长，苏秉琦任秘书长；队员有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马得志、赵铨等，他们多是初次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夏先生为了训练这些年轻的新手，花费了极大的心力。在辉县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了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对商文化的认识。从这一年的12月到次年的1月，夏鼐先生亲自手执小铲，在琉璃阁发掘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在冰雪严寒中成功地剔掘出19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初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高度的重视和好评。

1951年春，夏鼐先生率领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在河南省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发掘。他在郑州确认二里冈遗址为早于安阳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经过对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再发掘，他进一步指出该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的遗存，而且也有龙山文化的遗存，从而为探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线索。在各处的调查发掘中，他把田野考古的方法传授给年轻的助手们，指示他们严格划分土层，正确判定层位关系，仔细辨认土色、土质，不放过任何细微的现象。在成皋县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继红烧土和白灰面等居住遗迹的发现之后，他亲手从土层中发掘出许多轻易不能辨认出来的柱子洞，使助手们懂得发掘居住址的难度更在发掘一般墓葬之上。夏先生对大家说，考古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他告诫大家不要有“挖宝思想”。他经常说，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居住址的研究价值却往往胜过包含着珍贵随葬品的墓葬。先生身体力行，使大家懂得必须在调查发掘工作中坚持亲自操作，既要学会认土、找边、剥人骨架，又要学会照相、绘图和测量。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大家的记录是否及时完成，记录的内容有无差错。遇到星期天，他带头用毛笔蘸墨在每一块陶片上书写出土坑位和层次的编号。夏鼐先生的这种工作作风，为此后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1年秋，夏先生又带领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等到湖南省长沙去发掘战国和两汉的墓葬。这使得研究所的调查发掘重点在年代上从石器时代、商代延长到汉代，在地域上从北方的黄河流域扩展到南方的长江流域。这次工作的成果在于通过大量墓葬的发掘，究明战国至两汉墓葬制度的演变过程，确定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分期，而楚文化的特点也得到了初步的阐明。当时，许多人把马王堆汉墓看成是五代十国时楚国马殷的墓。经过实地考察，夏鼐先生确认它们是汉墓。他的这一判断，为20年后的正式发掘所证实。

随着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事业的发展，配合各种建设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任务越来越大。为了应付这一严重的局面，并为了使新中国的考古队伍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历史系）自1952年至1955年联合举办了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每届为期三个月。学员们来自全国各省区的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每届人数各达一百数十人之多。夏鼐先生和裴文中、向达、郭宝钧、苏秉琦先生等都参与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工作，制定室内授课和野外实习的计划，而野外实习则是每届训练班的训练重点所在。安志敏、王仲殊、王伯洪、石兴邦先后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宿白一同负责教务处的具体工作，也参加授课，并担任野外实习时的辅导员。从1953年的第二届训练班起，夏先生每次都亲临实习的现场，讲授田野调查发掘的方法。实习时所进行的发掘工作，规模往往相当大。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便是1954年第三届训练班实习时开始由石兴邦主持发掘的，这一发掘工作为大面积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创了良好的先例。1956年冬，在夏鼐先生的领导下，继四届全国性训练班之后，在考古研究所内部也举办了一次训练班；由教师们的讲义汇编而成的《考古学基础》一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全国青年考古工作者必读的手册。在历届训练班获得成功的基础上，1956年至1958年，集中了考古研究所和全国各有关单位的近百名考古工作者，组成庞大的考古队，由夏鼐先生任队长，安志敏任副队长，在河南省陕县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工程，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6年，北京昌平县境内的明定陵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应该说明，这项发掘工作是由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提议的。他研究明史，对发掘明陵特别感兴趣。当初，夏鼐先生和郑振铎一样，不主张发掘明陵。但是，由于吴晗的坚持，终于将发掘计划上报国务院并获得批准，使夏先生不得不把这副重担挑起来。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要发掘长陵。经过再三协商，为了慎重起见，才决定先以定陵为试掘对象。对于发掘规模如此巨大的帝陵，大家都没有经验，不知发掘从何处入手才好。1956年5月的一个下午，夏鼐先生到现场察看。他发现定陵宝城西南方外侧的砖壁有一些隙缝，以此为契机，又发现内壁石块上刻有“隧道门”字样，便判断这里是当初再次入葬时的通道所在，决定发掘在此下手。这使得定陵的发掘作业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顺利。打开地宫以后，为了观察各种现象，特别是为了处理各种遗物，夏鼐先生终日深入地下的玄宫内工作达三四个星期之久。正是由于先生的这种忘我的精神，才使得这一帝陵的发掘工作得以顺利结束。但是，经过这次工作，他进一步感到发掘帝陵的条件不成熟，有些珍贵的随葬品难以妥善保存，从而更加强了帝陵不宜过早发掘的看法。因此，定陵试掘之后，长陵的发掘计划也就作罢了。1961年，国务院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意见，向全国发布通令，不准随意发掘帝王的陵墓。以后，郭沫若院长曾有发掘唐乾陵的设想，也因夏鼐先生持异议而没有付诸实现。郭院长俯从夏所长的意见，至今被传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佳话。

夏鼐先生充分认识到发掘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重要性和工作的长期性。因此，早在1954年，考古研究所就在河南省的洛阳建立工作站，在陕西省的西安建立研究室。不久，便在洛阳地区开始发掘东周的王城、汉魏的洛阳城和隋唐的洛阳城遗址，在西安地区开始发掘西周的丰镐、汉代的长安城和隋唐的长安城遗址。他把发掘任务交给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等年青的一代。为了表示重视，他还亲自兼任西安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考古研究所又在河南省安阳建立工作站，为殷墟发掘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偃师县二里头发现早商的遗址，也因洛阳工作站已经建立，所以能顺利地进行发掘。大规模的都城遗址的发掘，使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余年后的今天，除上述各都城遗址继续进行发掘外，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于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发现了一处早商都城（很可能是西亳）的遗址，城墙、城门、街道、宫殿等遗迹保存得十分良好，使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达到了最高潮。（三）

1954年夏，梁思永先生因病逝世；1958年秋，郑振铎先生又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尹达先生来研究所兼任所长，但因他必须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上，而且在其他外单位兼职过多，加上身体较弱，不能经常前来主持所务。1962年春，夏鼐先生终于继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从此年以迄1982年，他任所长之职达20年之久。

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占去了先生的大部分时间，但他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夏鼐先生先后写出《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晋周处墓出土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学和科技史》、《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等许多论文，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归纳起来，其主要成果表现在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两大方面。在前一方面，他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重要的创见。在后一方面，他创造性地利用各种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精辟地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各个科技领域中的成就，在充分肯定这些成就对世界文明所作贡献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切实际的虚夸。他指出江苏省宜兴周处墓出土的带饰是银制品而不是铝制品，纠正了早在3世纪的西晋中国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他又指出河北省藁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铁钺是用自然的陨铁而不是用人工冶炼的铁料制成，否定了早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的错误结论。夏鼐先生卓越的研究成果和慎重、诚实的治学态度，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钦佩和赞扬。

先生精通英文，也粗通法文。他早年学过日文，懂得基本文法，因为精通英文，所以除了汉字以外，还熟知日文中的外来语。正是由于具备这些语文上的条件，他能博览外国的书籍，通晓国际学术界的各种动态和研究成果。他从事考古研究，从调查发掘出发，以实物资料为主要依据，同时对中国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外国的）各种古代文献又几乎无所不通。他将中国传统的文史学、金石学等与从外国传入的近代考古学结合起来，使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广泛而深厚的基础，既能追求现代的国际水平，又能发挥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

解放以后，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1959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坚持认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依靠调查发掘所得的实物资料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这使得他的研究工作始终能从具体的遗迹和遗物出发，通过扎扎实实的分析，得出各种可靠的结论，经过归纳，加以提高，进而阐明有关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大问题。他确信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更反对以空论歪曲事实的真相。同时，他也反对忽视理论，脱离历史，把考古学的目标降低到仅限于对古器物本身的欣赏、鉴定和考据。对科学的信念，使先生养成坚毅不屈的性格。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他也毫不改变自己的治学态度和立场。

先生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他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具备的许多知识又使他能够充分利用其成果。早在1955年，他就在《考古通讯》上撰文介绍国外关于碳-14测定年代的情况。以后，由于夏鼐先生的努力，使得本来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任职的仇士华等能调到考古研究所来筹建碳-14实验室。在夏先生的指导、帮助下，实验室于1965年正式建成，并在同年年底测定了第一批数据。若干年来，实验室的设备不断改进，测定工作的效率也进一步提高。到目前为止，已经为考古研究所和全国各有关单位测定了600多个数据，其中绝大多数是考古学的年代数据。经过多方面的检验，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这为中国考古学，尤其是以新石器时代为主的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效益。1977年，夏鼐先生利用大量的测定数据，结合丰富的发掘资料，写了题为《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论文，就全国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的意见。

除了碳-14测定年代以外，在夏鼐先生的部署和计划下，考古研究所还在实验室里开展化学分析、光谱分析、金相分析和热释光测定年代等项工作，都收到一定的效果，做出了不少的成绩。由于夏先生的努力，考古研究所还与所外的有关单位协作，或委托这些单位，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研究考古学上的问题。在这方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仁所长和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教授分别为研究古代陶瓷和古代冶金作出了成绩，便是很好的例子。（四）

作为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夏鼐先生不仅全面领导学术研究，而且还亲自主持编辑工作。建国初期，研究所主办的定期刊物只有《考古学报》一种。后来，经过夏先生的努力，又于1955年创办《考古通讯》，不久改名为《考古》。这两种期刊，都由夏鼐先生负责编辑，并得到陈梦家先生的协助；《考古通讯》明确规定由夏先生任主编，陈梦家任副主编。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与全国各种刊物一样，《考古》和《考古学报》都被迫停刊。值得庆幸的是，它们和文物事业管理局主办的《文物》一起，由郭沫若院长写报告呈请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于1972年率先复刊，在郭院长的指导下，由夏先生和王仲殊、安志敏三人组成小组，负责编辑。从1981年起，考古研究所又新办《考古学集刊》。现在，《考古》和《考古学集刊》的主编分别由安志敏、王仲殊担任，但夏鼐先生在大家的要求下，仍然担任《考古学报》的主编。

考古研究所编辑的专刊，包括本所的著作和外单位的著作，至今已达70余种之多。除《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等由夏鼐先生参加编写并担任主编的以外，其他如《洛阳烧沟汉墓》、《西安半坡》、《沣西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等都经过他的仔细审阅和修改。黄文弼先生的遗稿《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也是在夏鼐先生的安排下整理出来，并经他亲自校定。总结建国10年和建国30年全国考古工作成果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两部专刊，都是由夏先生任主编、在他的领导下编写而成的。集商周青铜器铭文资料大成的《殷周金文集成》，也在夏先生的筹划和指导下进行编集，最近已完成头五卷，并由他写了重要的序言。

在编辑工作中，夏鼐先生严格要求刊物的质量，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不久前，在为《考古》发刊200期纪念而写的《回顾与瞻望》一文中，先生又一次阐述了编辑工作的方针，同时回顾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四人帮”极左路线作斗争的情形。

夏鼐先生主持的规模最大的一项编辑工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编纂。此项工作的开始提出，是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不久。当时，由于粉碎“四人帮”以来，拨乱反正取得了胜利，国家转入全面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百废待举，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也被正式提到日程上来。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79年夏约请许多专家，共同商讨考古学卷的编写工作。出版社聘请12位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由夏鼐先生任主任委员，王仲殊、安志敏、张政烺、贾兰坡、宿白任副主任委员。在夏鼐先生的领导下，经过多次酝酿，反复修订，终于在1981年夏拟定了全部条目和编写体例，并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及北京和全国各地各有关单位的专家共120余人分别负责各条目的执笔。现在，编写工作已经就绪。全卷内容包括“总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和“外国”等9大部分，共计150余万字，不久即可付排。《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编写工作的完成，是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成绩的结果。（五）

早在60年代前期，许多考古工作者就提议建立中国考古学会，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但是，由于此后遇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考古学会的筹备工作不得不长期停顿。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充分酝酿和积极准备，建立学会的各种条件都已成熟，遂于1979年4月在西安举行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大会。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各有关单位的代表100余人，济济一堂，共同讨论中国考古学上的重要课题。大会选举了由64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为台湾省保留若干理事名额），夏鼐先生与尹达、王仲殊、王振铎、安志敏、苏秉琦、张政烺、贾兰坡、宿白、裴文中、顾铁符等13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大家一致推举夏鼐先生为理事长，尹达、苏秉琦、裴文中为副理事长（1983年改选时，裴文中先生已去世，贾兰坡补选为副理事长），王仲殊为秘书长。

在以夏鼐先生为首的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学会的规章制度渐趋完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不断增多，学术活动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到现在为止，包括成立大会在内，已经举行了5次年会。除第一次年会学术讨论的课题甚广以外，其余各次年会都规定一个至两个主题，以求集中。每次年会开过以后，都出版一册论文集。1983年的第四次年会还决定由学会秘书处负责编辑《中国考古学年鉴》，1983—1984年度的第一册《年鉴》已经于最近出版。198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年会的开幕式上，夏鼐先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号召大家要以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积极工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不断提高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科学水平，为推动我国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夏鼐先生的讲话获得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赞同，并受到全国各方面的普遍重视。

在旧中国，许多重要的遗迹遭到破坏，大量珍贵的文物流散国外，而当局听之任之，毫无对策。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的政策、法令，公布了许多国家级和省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强保护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8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规定了有关文物保护的各种制度、法规和措施。在这之前，在《文物保护法》草案的修订过程中，夏鼐先生曾多次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费了很大的心力。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1983年在文化部成立国家文物委员会，由尹达、王仲殊、王振铎、冯先铭、安志敏、苏秉琦、张政烺、吴良镛、启功、单士元、贾兰坡、郑孝燮、夏鼐、宿白、常书鸿、顾铁符等16名委员组成，夏鼐先生被任命为主任委员。两年来，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国家文物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审核重大的考古发掘项目，检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情况，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计划措施，制止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作为考古学者，夏鼐先生回顾他所亲身经历的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历史，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的情况下，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才能更加健康、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六）

夏鼐先生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交流。长期以来，他在国内接待朝鲜、日本、缅甸、泰国、越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埃及、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瑞典、美国、秘鲁、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国家的学者和代表团，通过交谈、讨论，使主客双方都在学术上有所收获。除了渊博的学识以外，他的温和的性格和诚恳、谦逊的态度也给客人们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他也接受邀请，到日本、泰国、巴基斯坦、伊朗、意大利、阿尔巴尼亚、法国、瑞士、德国、瑞典、美国、秘鲁、墨西哥等许多国家去考察、讲学或参加国际会议。每次出国，他都满载知识和友谊而归。通过学术上的交往，夏鼐先生结识了英国的李约瑟（J. Needham）和沃森（W. Watson）、意大利的杜齐（G. Tucci, 1894—1984）、瑞士的邦迪（S. G. Bandi）、德国的米勒—卡普（Müller-Karpe）、法国的叶理夫（V. Elisseeff）、瑞典的俞博（B. Gyllensvard）、美国的张光直（K. C. Chang）、苏联的吉谢列夫（S. V. Kishelev, 1905—1962）、印度的萨卡尔（H. Sarkar）、巴基斯坦的达尼（A. H. Dani）、埃及的费克里（A. Fakhry, 1905—1973）、日本的原田淑人（Y. Harada, 1885—1974）、贝塚茂树（S. Kaizuka）、末永雅雄（M. Suenaga）、三上次男（T. Mikami）、江上波夫（N. Egami）、关野雄（T. Sekino）、樋口隆康（T. Higuchi）和冈崎敬（T. Okazaki）等许多外国学者，有的还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夏鼐先生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学领域内进行学术交流的总代表。他使中国考古学界从外国吸取经验，也使外国的同行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考古工作。

夏鼐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普遍受到重视，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从1974年到1985年的11年内，他先后荣获英国学术院（B. A.）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DAI）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RALHA）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NAS）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TWA）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ISMEO）通讯院士等称号和职位，成为中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夏先生每次接受荣誉时，总是谦虚地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而且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界的荣誉。”

1983年8月18日至26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召开的亚洲地区（中国）考古学会议在北京和西安举行。到会的有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代表和来自英国、美国、瑞典、日本、朝鲜的观察员。会上讨论了亚洲各国考古学的现状和今后相互协作的前景。在此前的1982年夏，夏鼐先生辞去了考古研究所所长职务，接受了名誉所长的职位，并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所以，他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的身份，出席这次国际盛会。作为主办国的代表，他被全体与会代表推选为会议的主席。代表们和观察员们一致认为，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解决了不少问题，取得了许多实效。通过广泛的参观访问和在会议上的深入讨论，大家齐声赞扬，在夏鼐先生的切实领导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名不虚传的巨大成果。

1985年3月15日

注释

〔1〕本文是1985年3月作者为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而撰写的，夏鼐先生曾于3月15日亲自过目。

编辑凡例

1．日记的内容整理，原则上全部保持原貌，仅删去回乡闲居时期极个别的房族事务。偶有涉及他人不便之处，或隐去姓氏，或稍作节略。这种节略处，以“（……）”表示。

2．原件文字因年代久远、字迹不清未能辨识者，代之以□。并加灰底（日记中抄录碑志文字的缺字，则□不加灰底）。

3．日记中繁体字的处理原则是，凡简化后可能引起误解的字，酌情保留繁体字。人名中的繁体字除个别已有约定俗成的表达外，一律改简。对于确实可以肯定为笔误的错字、重字、赘字、漏字，即予改正，不另说明。

4．日记中的地名与今名不同者，以及所采用的各类计量单位等等，均一仍其旧，不作更改。

5．日记中的圆括弧（　）部分均为原文所有，包括作者当时所括注的问号。

6．日记中方括弧［　］内容为整理者所加，或使文意补齐，或随文解释说明，主要是方便读者阅读理解。以楷体字表示。

7．日记中的外国人名、地名和书名，中文后加圆括弧（　）注出外文者，都是原有的；外文后以方形括弧［　］加注楷体字译文者，则是整理者所加。倘该外文名称连续出现，即仅用楷体译文；相隔一定时间再次出现，则仍以外文名称出现并加注译文。

8．日记中涉及了大量的原文书名以及外国人名。由于原件的漫漶与整理者水平所限，未能准确拼写或查明译文者，概行存疑，并加灰底表示。

9．凡整理者对于误载内容的纠正、对某人某事所加说明等文字，均作页下注。

10．日记中所见人物，或称名，或称字号，均在附录中的“交往人物索引”中括注，不再随处加注。

11．“交往人物索引”，是根据日记中所见人物的重要性和出现频率进行筛选，按照汉语拼音和外文的字顺排列，逐一注明其在日记中出现的卷页，以便检索。其中主要有：（1）与夏鼐先生有过不同程度交往的国内外学者，包括直接晤谈、书信往来、阅读论著，以及有关情况；（2）夏鼐先生参加社会活动时见及的领导人和知名人士；（3）其他有过交往的人物。另附夏鼐子女提供的“主要亲属一览”，以资参考。

12．“生平事迹年表”，根据日记所载事实作成，内容力求翔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未能编制名目索引的缺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2月　1930-1935　卷一

夏鼐日記

頋廷龍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家世与少年时代

先祖父敬亭公原居瑞安白岩桥仪凤坊。（按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十八，“瑞安陈寿孙宋末官福建提刑解绶归里，元兵至，率市人操兵聚瑞安白岩桥御之，被执不屈死”云云，疑即其处也，亦作白岩里。）先世由泰顺迁瑞安。先伯父铭如公（讳金標）贵时，曾赴泰顺认谱，抄得旧谱，旋亦以火灾散佚。今仅知大宗在泰顺百丈口村而已。（……）

先祖讳承贤字敬亭，世居瑞安白岩桥仪凤坊。先曾祖元圃公业儒，隐德不耀，事迹莫详。先祖幼失依恃，弃儒而贾。年十八始至郡城，习丝线业。只身来温习艺，随身一布囊外无长物。年二十一，元圃公弃养，先祖克勤克俭，日昃不遑。年事稍长，有志经商。年二十八始娶谢宜人，创设夏日盛丝号于墨池坊口，几年后迁于厝库司前，崇尚信用，家道遂蒸蒸日上焉。生丈夫子六、女二。数十年来营业日兴盛，积产颇丰，直接向杭州临平采办生丝。至于制成品之推销，则广及温属各邑。当时瓯邑富商有二盛三顺之称，即夏日盛、林益盛、潘聚顺、叶进顺、林万顺是也。伯叔辈，大伯範九，以泰顺籍进学补秀才；二伯父铭如，继承丝线业，曾冒夏金标之名，以世袭云骑尉权温州游击；三伯父星垣，初营铁丝行，后经营雨伞业；五叔志範，浙江法政别科毕业，曾业律师；六叔烈如，肄业浙江法政大学，未毕业即去世。光绪二十八年（1902）旧历六月二十二日分家时，以245亩田归六房均分，自留众田38亩余，各房皆有三间住房一座，店租每房约每年110元，二、三、四房经营商业，其他三房及众业皆分得英洋2000元。姑母二人适郑文元笔号吉铭（右箴）、吉锵昆仲。先祖享寿八十三岁始去世。时予已八岁，犹忆当年与堂房昆仲辈绕膝索糖果，先祖皓首长须，精神极佳，八十余岁高龄，犹持杖赴杨府山观剧（当年温州尚无东洋车）。逝世后丧期中扶箕，谓在杨府山为土地神，当时吾辈子孙观彼庙中土地神之风采，颇与先祖相似，即深信不疑。

先父文甫公，为敬亭公四子，讳禹彝，小名顺庚。幼入严日顺瓯绸坊为徒，从严琴隐之父授业，后自行开设瓯绸坊。闻幼时即喜赌博，赌友来先祖所设之丝号邀约，即以购丝为名，以丝色暗示聚赌之处。某年丝店中账房失款，伯叔辈颇疑先父窃以偿赌债者，先父闻之大愤，即改恶习。其后晚年虽以麻将为消遣，然不沉迷于中以废业。光绪二十八年分家时，先父年二十七岁，除瓯绸坊外，又分得厝库司前住宅楼屋三间一座（今租与鹿城医院，归家兄为业）、桥棚屋三间。又宅前稍北店二间（今租与万源兴，归家兄为业），双门内店二间（在打绳巷口，今租与广生和，作为众业），每年租金当时为110元，又田40亩。分家后，大房、五房及六房所分得银洋皆为2000元，存于三房生息，不久三房倒闭，分文无着。自家当时开瓯绸坊，故无此项损失。且光绪二十年先家母出嫁时，有8亩随嫁田，及分家时已累积至50余亩（一作38亩）。故六房中以自家经济情形较为宽裕。（祖父之现款2000元，以二房、三房相继倒闭，皆归无着，故晚年将入泮读书田一事取消，租谷出息归祖父使用，仅五叔、六叔及亢夫二哥读书时曾得管业。）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分家，次年八月即遭回禄（据亢夫二哥云，1902年分家，1903年祖父七旬大寿，1904年家遭火灾），住宅被焚，迁居塔下，租陈宅屋暂住（在曾宅花园房之陈宅屋）。前后凡三年，始重建厝库司前旧屋，迁回居住。先父开设瓯绸坊数年，后以瓯绸难与舶来棉织品竞争，1903年冬乃行歇业。先父善治生业，日益殷富。民国二年由冯家购进厝库司前店屋（即应永福楼店）。民国十一年壬戌迁入仓桥街新屋，系购旧屋拆造者。后又建筑西侧前后两座三间。乡间田地最多时达400余亩，城内尚有其他店宅数处出租，现款亦有万余元以放息。先父性情和蔼，笃于教子，族中初设一家塾于六房楼上，延师训课，后睹学校成效颇佳，乃遣子入学校。家兄在十中肄业，未毕业即赴沪入神州中医学校，亦未竟业，先君言及辄为之惋惜。故恣余游学京沪远游英伦。抗战起后国家多事，税赋杂捐繁重，先君仍安其素分，以为趋便就利，义不忍为，以故家业稍中落。及民卅五年与家兄分家时，仅余田180亩，宅屋数区，现款以货币乏值，全部告罄。先君怜我既从事于学，远出工作于外，不能治生业，以古稀之年，仍为我主持家务，我之所以能安于僻愚不慕荣利者，以先父既不以养己者责我，而又宽我儿女猥众之忧故也。民国三十二年我离家入川转往西北，临行时尚嘱我不必以家事为怀，次年温州三次陷落，先君以六十九岁之高龄，尚携全家及姬妹家二十余口，避难花嶴，旋迁桐岭，积劳成疾，突患中风，即遭不治。余尚在敦煌考古，消息隔离，家人秘不以告，一年以后返家时始知之。病未能侍，殓未能视，抚棺一恸，亦复何补，悠悠苍天，此恨千古！

先慈丁氏夫人为长生公（讳沛丰）之独养女，长生公卜居温邑德政乡之慈湖东庄，以田伢起家，娶于白象徐氏。殁时有田800余亩，现款万余元，仅育先慈及舅氏伯林（丁超）二人。舅氏幼于先慈十四龄（或以为扶养他氏之子），年方弱冠即染烟瘾，且嫖赌无度，故先外祖愈钟爱先慈。先慈廿一岁来归，有随嫁田8亩，先外祖父为之经营，及分家时已累积至50余亩（一作38亩）。长生公去世后，舅父挥霍更甚，家遂中落，三十九岁早逝，已仅余田40余亩。先慈纲纪其家，使表兄璧臣及贤明等能自立。先慈性情严肃而拙于言辞，老耄时尚带乡下口音，但能勤俭持家，为贤内助。晚年尤悦佛氏，常至天宁、嘉福等寺念佛，及更衰老，则于轩楼上设观音座，以便朝夕焚香念佛。姊氏云余在英伦六年未归，先慈依闾情切，辄赴楼上坐观音佛前念佛经以为余祝福；先严则戴老花眼镜重复细读余之家书，以遣思子之情。先严弃养后，先慈支持家务，俟余于抗战胜利返家后，邀同族戚为余兄弟分爨，时已高龄七十三，精力就衰，后遂息肩礼佛，于1949年卧床不起，至1950年初夏弃养。

1910年（宣统元年冬至二年）

公历2月7日，即阴历己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戌时，生于温州城内厝库司前之老屋内。生后三日即为二岁。时文甫公年35岁，母丁氏37岁，兄勳铭13岁，姊6岁。当时聚族而居，二房仲光（耀第）兄，三房曦旦（旭）兄，五房叔翰（家韶）兄皆属同庚。〔2〕

1911年（宣统三年）　3岁

是年六月文甫公以宅后小屋塌倒伤足。是时余已牙牙学语而尚未断乳。母亲抱余坐病床侧，吮乳稍息，即转首向父亲云：“阿爸，奶奶甜。”九月始断乳（母亲转告我的）。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祖母谢氏去世，享寿66岁。时已近年关，二伯父持伞出外讨账，舅公谢华庭公谓母丧在室，何心外出讨账，二人几起口角（亢甫二哥云）。

1912年（民国元年）　4岁

父亲足伤尚未愈。

1913年（民国二年）　5岁

父亲足伤稍愈，能扶杖起行。

是年五月祖父敬亭公八秩大庆。

1914年（民国三年）　6岁

是年始上家塾读书，由五叔志範为之开笔。当时族中人口众多，聘一汤姓（字璧全）先生在六房楼上教书。余随大姊上学，据云以过于幼少，塾师抱于膝上教书。汤先生系一童生，独身无家，剃光头，嗜酒，顽皮学生称之为“汤圆头”。

是年端午节胞妹秀莲生。

1915年（民国四年）　7岁

是年秋，大哥勳铭结婚，娶于郡城魏云门先生之女。是年冬外祖父丁长生公去世，享寿62岁。

仍在家塾读书，所读何书，已不复忆，大概是《三字经》，写字影描“上大人”。大约是年左右，在家中桥棚上以布店之长方板作船戏，自谓撑船（姊氏云）。

1916年（民国五年）　8岁

是年阴历三月初七日祖父敬亭公去世，享寿83岁，葬于瑞安金紫石。二伯父铭如公，以刺激成疯，不久亦卒，年52，葬于瑞安九里山。

1917年（民国六年）　9岁

因塾师汤先生移馆他处，家人不放心，令休学在家。住宅之前店铺，为广东人所开广发源号。时欧战正酣，英国人印有《诚报》，为画报性质，加中文说明。余常在广发源店中见及，对于文字说明虽不懂，但颇喜其中之图片。

1918年（民国七年）　10岁

塾师汤先生在县后巷设馆。与堂兄仲光（耀第）、叔翰（家韶）等数人至其处上学。所用的课本是《史鉴节要》，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三皇继之，物有群伦”（咸丰时和州鲍东里达邨编）。是年外祖母徐氏去世，享寿65岁。外祖母系白象人，但与徐班侯（定超）侍御认宗，外祖父为徐家经营田产，故与徐家有往来。

1919年（民国八年）　11岁

是年始入学校。当时余家有一女仆，绰号“长人妈”，曾佣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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