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军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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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史 思教育：教育的反思与历史的回响试读：
蒙 以 养 正
蒙以养正，圣功也。［1］《周易上经·蒙》
俗话说，三岁知大，七岁见老，意为入小学前的经历和行为特质决定了个人的未来。尽管这似乎否定了学生期间的品德和素质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但毫无疑问，人生应尽早接受熏陶，获得启迪，即所谓的“蒙以养正”。就于社会有价值、于个人有意义，丰富充实，朝气蓬勃的人生而言，从婴儿、童年开始，就要给予正确的启发，施以积极的影响。生活从这时开始，教育也从这里起步。父母、家庭、学校、社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
然而，我们的社会在培养和训练一批又一批走向生活、建设社会的学生的同时，在不断反思、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很多经典的问题： 人从小到大该受怎样的引导？孩子们有待成为什么样的人？哪些素质是他们需要具备的？哪些责任是必须由我们成年人、老师承担的？如何真正使人和社会全面发展、和谐进步？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从学生能力到基本素质，孩子们的太过自我、礼仪失范和社会风气的急功近利、物欲横流，每每使人担忧，令人深思。这些年来，百姓和政府共同呼吁“素质教育”(实际上以前的教育也隐含着素质方面的要求，只是目标被不同程度地异化了)，可情形似乎依然如故，甚至有的一线老师觉得，忽略学生全面发展的不健康的习气愈演愈烈。
我曾在不同场合说过这么一件事。有好些年，我的办公室在一座大楼的二楼，通常我八点多从楼梯上楼，走道旁的灯几乎总是亮的。每次我关灯时，就想着明天我经过那里时灯是否都关了。遗憾的是，只有极少数的几次我所想的成为了现实。后来，我搬到另一处办公，约大半年过去了，有次因为有事我还是在那个时间段经过那个楼道，令人颇为失望的是，关灯的依然是我！八点多，意味着上课了，从那里走过的人已经很多。是清洁工、保安人员失职，还是学生熟视无睹，抑或我们有的老师习以为常？无论是改变一下习惯，还是引导一种理念，都困难重重。
有位老师曾对我说起，他教过三门专业课的班上的学生见了他视而不见。当然也有学生与老师打招呼而老师并不认识学生的情形……
尽量从一开始做起是明智的选择。但不管从何时开始，根本上还是一个如何实施教育的问题。
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次，我带邻居家一个约三四岁的孩子到院子里玩，他闹着要我把他抱到吊环上。我说，你要上去可以，但过后我不管了。他还是坚持要上去。几个来回后，我把他抱了上去，然后走到七八米以外的地方。我希望他知道说话算数的道理。后来他挺不住了，哭叫着，我还是没过去。我姐姐看到后批评我，并走过去将他抱下。我们都很喜爱他。我小时候，他的一个姑姑也很喜爱我，常带我出去。另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阳台上。我家里有一只不怎么保温的水壶，其中的水往往是温的。我试图将水倒在他的脚背上，他居然说你倒啊，而后我就真的倒了，他大哭。我用手试了一下，有一点烫。后来我家先搬离那个园子。快三十年了，没再见过他。想必他的孩子也该不小了。
尽管他没从吊环上摔下，尽管他脚上后来没什么不良反应，但我每次想起这两件事都觉得很愧疚，事情的可能后果对这个小孩而言，我有些不近人情。令我深省的是，尽管我要求自己说话算数，但是小孩还不明白。教育的方式绝非如此简单。
生活中，在那些本来很可能成为具有高度创造力的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人中间，有很多特别不善于那种刻板的(或拘泥于形式)的思维方式。然而这种思维方式恰恰又支配了我们的教育，这就必然引起他们对这种教育的强烈反感［2］。我们的社会里，素质教育和教育素质都没有到位。而在某种程度上，那些管教孩子的人所产生的影响比那些管理政府的人产生的影响还要深远［3］。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林风眠说过，小时候漫步、玩耍的回忆，深深地镌刻在他心灵深处，尽管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它们仍不断地在他的脑海里被唤起［4］。艺术如此，人生也一样。
大概在我儿吟茫四岁那年，我看到了台湾作家张晓风写的随笔《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5］，并给他念了：
小男孩走出大门，返身向四楼阳台上的我招手，说：“再见！”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个早晨是他开始上小学的第二天。
我其实仍然可以像昨天一样，再陪他一次，但我却狠下心来，看他自己单独去了。他有属于他的一生，是我不能相陪的，母子一场，只能看做一把借来的琴弦，能弹多久，便弹多久，但借来的岁月毕竟是有其归还期限的。
他欢然地走出长巷，很听话地既不跑也不跳，一副循规蹈矩的模样。我一个人怔怔地望着巷子下细细的朝阳而落泪。
想大声地告诉全城的人，今天早晨，我们交给他们一个小男孩，他还不知恐惧为何物，我却是知道的，我开始恐惧自己有没有交错？
我把他交给马路，我要他遵守规矩沿着人行道而行，但是，匆匆的路人啊，你们能够小心一点吗？不要撞倒我的孩子，我把我的至爱交给了纵横的道路，容许我看见他平平安安地回来！
我不曾搬迁户口，我们不要越区就读，我们让孩子读本区内的国民小学而不是某些私立明星小学，我努力去信任自己的教育当局，而且，是以自己的儿女为赌注来信任。但是，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
他开始识字，开始读书，当然，他也要读报纸、听音乐或看电视、电影。古往今来的撰述者啊！各种方式的知识传递者啊！我的孩子会因你们得到什么呢？你们将饮之以琼浆，灌之以醍醐，还是哺之以糟粕？他会因而变得正直忠信，还是学会奸猾诡诈？当我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当他向这世界求知若渴，世界啊，你给他的会是什么呢？
世界啊，今天早晨，我，一个母亲，向你交出她可爱的小男孩，而你们将还我一个怎样的人呢？
吟茫说听不懂。尽管我始终觉得，孩子是社会的，我并不企望社会还我什么样的孩子，家长只是在其从小到成年的生活过程中负有启发和引导的责任，但对于小孩是否能得到学校、社会“饮之以琼浆，灌之以醍醐”的教育、熏陶，同样是我所惦记、关注的。吟茫刚上小学时我又给他念过一遍，他还是说听不懂。
几周后，我又随便拿起有那篇文章的资料，吟茫立刻说，有那篇文章。我说，到你能懂的时候我再给你念。他说好。也许是大致明白我念文章的用意，他接着说，我多想有个让我看书、学习的爸爸啊。我有点犯迷糊，说，我不就是这样的吗？他点头说道，可惜，同时做了个凑得很近看东西的姿势。我一时不明白，他又做了一次。我说是不是指看书凑得很近，他表示是的。我平时不断提醒他，看书时要保持距离。他内心知道，但常不注意。他是否表示了某种无奈或是理解？
吟茫不会走路的时候似乎就对书情有独钟，这本非坏事。但我很早就将此事与他的视力关联起来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他的视力是否会减退，但我没理由不让他看书，他自己也做不到。不幸的事竟然在他一年级学期结束时的视力检查中发生了。我深感遗憾，甚至有点悲哀。这应是一件可以“防患于未然”的事，我却没法遏制。在教室里、考场上，我见到看书、写字姿势不当的学生就提醒，但可能是“前说后忘”。如何才能有效？
再者，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吟茫看书的姿势往往不好，我常常给予指出。可结果是，他不但没有重视用眼卫生要求，反而有时觉得烦了。这又是一个问题，我本是一个不愿说话唠叨的人！
我们做儿女的人中有多少人能真正体会张晓风女士描述的那份母爱、深情并回报以万一呢？
1.1 教书育人
1960年，杨振宁先生的父亲不要其三弟带一张1929年拍的照片。照片上面杨振宁先生显然不高兴，因其父亲骂了他一顿。这是没有做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事［6］。教育是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重演的过程。个人在其中成长的实际的历史世界所发生的作用，连同双亲和学校对他施加的有目的的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风俗习惯的影响，最后，还有他所有的见闻与经历给予他的影响，这一切都使他获得了所谓的他的文化［7］。
我们的教育，希望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进步和发展。美学家朱光潜说： 智育叫人研究学问，求知识，寻真理；德育叫人培养良善品格，学做人处世的方法和道理；美育叫人创造艺术，欣赏艺术与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寻出丰富的兴趣。理想的教育不是摧残一部分天性而去培养另一部分天性，以致造成畸形的发展；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到尽情发挥，所有的本能都得到平衡调和发展，以造成一个全人［8］。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里，往往面临人本与实用、精英与普及、专才与通识等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在现实社会中，发人深省的是我们的学生在综合素质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 以自我为中心，对服务社会、关心集体、尊重他人、互相帮助、热爱劳动、保护环境等方面表现漠然；
● 缺乏信仰，依赖性强，没有树立健康的人生观；
● 科学精神、辩证思维能力不够，对是非和真善美的判断力差；
● 宽容、倾听、理解、沟通和心理承受能力弱；
● 人文情怀、审美意趣欠缺；
……
就大学而言，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特定的思维方法；建立独特的自我认同；提高一个社会理智和心智的水准；培养高尚的公共意识和文化品位；向公众提供社会的准则；给予人们先进的理念和冷静的思考；促进进步的政治实践；理解、分析、设计、创造和传播本社会的文化模型［9］。大学教育应该把人们从各种思想禁锢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并形成一种独立、理性的思考机能；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冷静的思维系统，而不受任何政治、宗教或社会思潮所控制［10］。大学诚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与世风流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即所谓远离尘嚣，保持干净、冷静与清醒，它不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对歪风恶俗推波助澜，而应该起到社会清洁剂、清醒剂、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期，大学的这样的坚守精神就显得特别重要［11］。
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在当浙江大学校长时对一年级新生讲［12］：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
● 到浙大来做什么？
● 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主张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并重，以通才教育为主。他认为大学生知识面要宽，要有扎实坚固的理论基础。受教育的人是“读书人”的说法，误尽苍生［13］。大学教育的基本要求永远应该是高的学术要求，高的道德水准，健全的哲学观、价值观。通识教育的要义或理想，是使一个人有国家文化历史、社会问题的知识；有哲学、文学、艺术的修养；有科学的基本知识，对它的发展、方法、精神的了解，对事物有客观分析的习惯和审办能力［14］。这样的一个人，从他个人观点看，可享受丰美的人生；从社会观点看，可对国家社会有较大贡献。
爱因斯坦讲，他并不否认社会有其缺点和危险性，但个人只有把自己奉献给社会，才能发现生活的意义［15］。教育的首要任务可能就是把道德变成一种动力［16］。他认为［17］：
● 学校应当在青年人中发展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
● 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
● 没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无影响；
● 只允许教师使用尽可能少的强制手段，这样教师的德和才就将成为学生对教师尊敬的唯一源泉；
● 获得成功的人从他人那里所取得的，总是超过他对他们的贡献，然而一个人的价值应当是从他的贡献来看，而不应当看他所能取得的多少；
●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在工作和工作的结果中的乐趣，以及对这些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
应当使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上指出［18］：
对于教学改革，教师、学生包括家长都反应强烈，希望课程设置更贴近学生的实际，贴近社会的实际，要求减轻学生负担。其实，教学不光是课程的改革，应该是整个教学的改革，课程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在教学中我们比较注重认知，认知是教学的一部分，就是学习。在认知方法上我们还有缺陷，主要是灌输。其实，认知应该是启发、教学生学会如何学习，掌握认知的手段，而不仅在知识的本身。学生不仅要学会知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与别人共同生活，这是整个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内容。解放学生，不是不去管他们，让他们去玩，而是给他们留下了解社会的时间，留下思考的时间，留下动手的时间。我最近常思考，从自己的经历感受到，有些东西单从老师那里是学不来的，就是人的思维、人的理想、人的创造精神、人的道德准则。这些，学校给予的是启蒙教育，但更重要的要靠自己学习。学和思的结合，行和知的结合，对于学生来讲非常重要。人的理想和思维，老师是不能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恰恰是理想和思维决定人的一生。这不是分数能代表的。教学改革还要回到学、思、知、行这四个方面的结合，就是学思要联系，知行要统一。我一直信奉这样一句话：“教是为了不教。”不在于老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数学家或文学家，而在于老师能给学生以启蒙教育，教他们学会思考问题，然后用他们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去学习，终身去学习。
无论学者还是政府领导人，他们的观点都有相应的思考原则和时代背景，但使受教育者在拥有健康体魄、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具备良好的道德水准和个人素养，全面、和谐地发展，并能身体力行、服务社会，则是根本的。
1.2 读书明理
我们期望教师能真正做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学生最终能读书明理、学以致用。读书明理的“明”是指先要明白做人的道理。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所认识的受教育的基本目标，似乎只是为了有好的职业“谋生”。有的人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拼命强迫他们去上学读书，而不考虑孩子们的天性和兴趣，也不了解他们的脑力和身体情况，实际上妨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有害于他们的未来生活。
1968年图灵奖得主汉明讲［19］： 我认为这三个课题——道德、专业行为和社会责任——必须加入计算机科学课程表中。就个人而言，我不相信，关于这些课题独立的一门课是有效的。从对于讲授这类事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看，它们可以通过例子，通过教授的行为，而最好地被教授。
我在高中时读到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的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的内容［20］：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当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 人们只有为同代的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一种能够对人类作最大贡献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负担太重，因为这是为一切人而牺牲；到那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将不是微小的、可怜的、自私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属于亿万人民。我们的事业是默默无闻的，然而，它却是经常不断起作用的，而在我们的遗骸上，将会洒下崇高人们的热情眼泪。
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由他年轻时的恢宏气魄和远大抱负可见一斑。
数学家陈省身有论文《论清太宗孝庄皇后》［21］。物理学家吴大猷在旅途中，在没有参考材料的情况下，凭记忆写出了《我最倾心的音乐家克莱斯勒》［14］，都从侧面反映出这些大家的生活情趣、读书爱好以及对历史的回味。朱熹回答读史之法时说，先读《史记》及《左传》，再看《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再看《资治通鉴》［22］。史籍浩如烟海，择其部分一读，是素质培养的需要。
潘云鹤院士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提出了知识、能力、素质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23］，后又倡导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素质工程化科技人才的培养实践。知识的传授和学习，首先在专业领域，同时包括这里讨论的素质；能力的培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践、训练，也与素质有关。
从古至今，有丰富的史实供我们借鉴，也有大量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思考。本书针对个人素质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要求，就学生中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和现象，交流观点和看法。确实，人生不易，但它的目标是崇高的，它的基础是坚实的，人生绝非一场虚幻的施与［24］；接下去，第2章谈论在人生一开始就应加以引导和启发的基本素质；第3章分析良好品德的若干方面；第4章描述生活的境界；第5章结合实际探索活动强调实践、行动的重要性。愿我们的受教育者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服务社会(我曾在某届本科生毕业之际应邀说话时讲了这十二个字，但我不清楚有几个学生理解和体会了其含义。 )。
参考文献
1.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 67.
2.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滕守尧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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