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青亦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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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性别：现代中国的性别传播试读：
总序
用文化传达积极的精神信念，给人以希望和动力，用文化改革释放发展红利，洋溢着温暖和勇气。在文化创新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换挡升级的时代历程中，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紧扣时代发展脉搏，从立足文化产业现实问题到搭建文化领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综合学术平台，以“大文化”为发展理念，设计学科架构、搭建文化智库、打造学术重镇，在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致力于探索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学科群。“文化发展学术文丛”正是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十年来对学科建设、理论建构、智库发展和人才培养等专业问题不断探索的阶段性总结。它既折射着我们打造立体学术平台做出的努力，也见证着我们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构建国家文化发展理论体系的情怀；它既反映了我们作为一支年轻研究团队怀揣的学术梦想，也彰显出我们立足严谨，向构建一流学科体系不断前进的初心与恒心。
文化是一条源自历史、流向未来的丰沛河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它的润泽。文化的强大功能，铸造了“文化+”崭新的发展形态。正因为“文化+”是文化要素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融合创新，是推动业态裂变，实现结构优化，提升产业发展内涵的生命力，“文化发展学术文丛”以“文化+”为出发点，以文化内容融合式创新为研究主题，研究发轫于文化但又不囿于文化本身，它既包括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也包括文化创新领域的理论前沿；既聚焦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也关注不同行业领域现实问题的具体研究。可以说，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不断增强文化认知的“大融合思维”，既是“文化发展学术文丛”的主要特点，也深刻反映了未来十年文化发展的趋势。
随着我国文化发展的学科建设渐成体系、理论研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步入新境，未来十年，将有更多的文化理论经典和文化研究著述出现，它们将更好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前行，在支撑国家文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区域文化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文化改革内涵式发展等方面汇聚力量，彰显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是为序。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范周2016年4月
绪论
一 缘起近代兴起的报刊、为宣传而制作的绘画、电视中喧嚣的声画影像以及人们日常的街谈巷议，都是性别传播的媒介载体，它们参与制造和传播了我们对性别的想象与接受。从20世纪初的电影女明星，到至今广为媒体聚焦的“剩女”，都书写了百年中国人对性别的主观建构与态度变迁。从秘不示人的闺中少女到新中国初期的“铁姑娘”，以至今天的“宅女”“小资女”，女性地位以及性别平等的情状，既成为与中国现代性息息相关的时代表征，也成为当代中国文明发展的一种测量标准。无论是从鲁迅对“娜拉走后怎样”的热烈讨论，还是从毛泽东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提倡来看，性别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从一开始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缠足”的扭曲人性以及少女“待字闺中”的性禁忌，使得传统女性与现代性显得格格不入，这些都让妇女解放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现代性事件。妇女解放也因为现代传媒的出现而得以广泛传播且日益深入人心：电影、画刊的勃兴使女性登上大众文化的广阔舞台，从戏子到女明星的地位转变也使得女性的媒介书写成为妇女解放的新声与先锋。女学堂的建立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及，不但让女性获得了找寻职业与经济独立的前提，也让女性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公共生活，运用各类媒介反抗过往的压迫与禁忌，从而传递出自身的理念与价值。“性是生成的，性别却是社会建构的”，这一理论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说性别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建构社会性别的“社会”包括哪些具体内容？性别到底更多的是集体社会的建构还是如巴特勒所说的是个体性别的操演？个体性别认同与社会性别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媒介是中国性别现代化进程中一种非常关键的抗争途径和显影手段，那么媒介与性别的关系如何？如果说媒介传播对性别现代化有着诸多积极贡献的话，它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也存有消极影响的可能？
一方面，现代传播媒介的兴起提供了让女性从家庭的私密空间走入城市公共生活的机会，另一方面，百年中国发展历程中的媒介工具化——起初的政治化和宣传化，继而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商业化——使得女性从一个被（男性）禁锢的族群转变为被（男性）观看和凝视的客体。因之，对于性别的建构来说，媒介及其传播就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既为其带来了解放的可能，也赋予了它新的束缚和枷锁。那么，在性别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偕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怎样看待媒介对性别的政治图绘，以及消费主义式的艳妆粉饰？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概要地说，本书的研究主要与媒介形象以及性别传播相关。现有的媒介与女性研究一般从女性形象的媒介呈现出发，批判性地阐释女性在当代媒介当中的“被忽视”、存在“刻板印象”以及存在“性别歧视”等现象，并从职业、体制和社会文化等角度对此做出深入批评。[1]这一领域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电视、广告与性别形象的论述之上，这些研究讨论了电视与受众、家庭妇女以及身体之间的关系，尤其着力在广告与性，广告中的性别形象与消费、文化以及受众的关系，时[2]尚杂志、偶像以及身体与广告之间的性别关系等问题上。与专注于媒介本身的讨论相异，笔者主要关注的是百年以来性别传播在社会文[3]化与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偏向问题。换言之，笔者认为媒介传播的偏向并不能在对媒介本身的讨论中得到深入的解决，而如果将研究的视界放置在上述更大的背景之中，则我们不但可以稀释“媒介决定论”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在以媒介传播为中心的更广阔的现代性视阈中，寻找到消除既有性别传播偏向的路径。
近年来，许多文章已经开始把女性的媒介书写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有论者将女性的媒介形象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认为党的意志、政策决定和生产了特定的“中国妇女”形象。陈阳则以当代中国的女性新闻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国家、市场和女性主义的性别协商诸问题。其文章认为，面对国家与市场的主导，女性主义在新闻中的力量是微弱的，女性主[4]义在新闻传播中主动设置议程仍然有许多的路要走。这些文章都从本土特定的社会现实出发，深入地指出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宏大叙事而非个人的操演决定了女性的媒介呈现。笔者在本书中不但将从上述宏大叙事的不同侧重点去描绘百年现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性别认同的起伏变迁；同时也将强调宏大叙事不但“决定”女性形象的生产，还会主动制造社会性别的认同。
对笔者来说，性别传播不能仅仅观照对女性形象的讨论，还应该将女性与媒介置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等更为广阔的视界中表述。性别传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性别传播的概论性描述。C.克罗鲁克（C.Krolokke）和A.索伦森（A.Sorensen）在《性别传播的理论与分析：从无声到表演》一书中对女性主义传播、性别歧视、性别统治与性别认同等理论做了梳理，特别是其将性别操演理论作为性别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石，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了性别传播及其研究的未来。祖伦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主要从电视以及电视节目出发，运用影像分析、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等方法对媒介与女性诸问题做了细致而有趣的描述。朱丽亚·T.伍德的《性别化的人生：传播、性别与文化》对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性别及传播问题做了浅显的叙[5]述，是对这一理论在现实社会中应用的较好的阐释。另一方面则是对性别传播基础理论的深化与拓展，以前一般隶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这方面的性别研究在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背景下，主要从阶级、分工的角度考察性别与权力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上，性别的“形成观”被用来讨论性别身份以及[6]性别认同的产生过程。莫斯可总结了这一考察的几个组成向度，“1.媒介制度，它处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2.电视媒介；3.电视节[7]目；4.受众个体如何理解节目并据此采取行动。”笔者认为，这一性别政治经济学分析直接影响了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而后者在今天仍然是（中国）性别研究以及性别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成为学者认知和批评现实世界的重要视窗。
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认为，性别是虚构、被生产和模仿性的，它由扮装、戏仿等生产性的建构行动组成，是一种社会的虚构。她彻底否定了性别的“客观性”，认为并没有先验的、本质的性别认同，性别只是建构彼此认同的实践过程。周慧玲结合巴特勒以及谢喜纳的表演理论，提出演员在戏剧中的两套表演活动：戏剧角色的银幕表演；[8]社会形象塑造的生活表演。“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个人的性别扮装与演员的戏剧表演一样，是上述两套表演系统的性别协商。只是笔者的研究将更为强调社会性对性别的制造与塑形，而非个体的扮演与虚构。主体性别意识的表达与实践固然对性别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政治、资本等通过媒介形成的各种权力，在现代中国的性别建构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代中国将西方几百年以来逐步发展的现代性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迅速实践，从而也使得各种现代性权力通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现实表征，发挥出决定性的力量与影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巴特勒理论中的主体能动性和实践意味，在更深的层次上论述了上述权力的建构与制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别以及中国现代性别的建构具有了巴特勒所否定的“客观性”。换言之，笔者不是在个体表演和戏剧舞台上寻找性别的赋形，而是在媒介表象下潜藏的现代性权力及其显影中找寻性别建构的依凭。三 思路与方法
在细致观察中国的媒介与性别诸问题的过程中，笔者从不同的“点”上惊喜地发掘并清理出一条主线，那就是“制造性别”。与上述西方理论的描述有所不同的是，从帝制中国到当代新中国，传承了一条潜在的暗流，那就是国家的主宰、集权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对个体的操控和型塑。无论是现代电影的勃兴、宣传画报的盛行，还是当代消费主义电视广告的侵蚀，媒介及其传播总是为一种更加宏阔有力的“宏大叙事”所操控，影响百年国人的妇女解放及性别认同。
因此从方法来说，一方面，笔者以上述“性别操演”理论作为本书的批判起点，试图在对现代中国性别传播的切实研究中再现主体的建构及其失败，批评这一理论非本质、反本质的倾向，证实中国性别传播中决定性别及其传播的权力质素。另一方面，笔者用传播史学的方式，试图重构现代中国性别传播的几个富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在这一过程中，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给了笔者莫大的启示。伯克在书中对路易十四的形象制造机制与制造过程，做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细致而全面的考察。对这一“形象产生、流传及被认可的过程”的重绘，将“为传播学史的研究添砖加瓦”。据其自述，他之所以使用“制造”一词，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制造’是个具有加工过程这一含义的用词；我拟集中研究半个多世纪里形象树立的过程”；“其次，不用‘制造形象’而用‘制造路易十四’这一说法，[9]是要点明传媒对世界影响的重要性”。
笔者使用“制造性别”的说法，除了强调对性别形象的塑造和媒介的重要性以外，还出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制造”这一工业化的术语，是百年中国现代性在性别构形以及性别认同中的一个经典隐喻。它既强调了性别与中国现代性的密切联系，又生动地显露了性别构形的大批量复制生产的“福特主义”本质。其二，“制造”的主体缺失，恰恰表明了其主体的多元属性。生产现代中国性别认同的是一系列“家族相似”的复数主体，政治、经济这些现代性权力的“宏大叙事”并没有如后现代理论所预想的那样在中国消失，相反，它潜在却有力地生产了现代中国的性别传播。其三，“制造”显示了国家体制下个体无力、被动的性别情状。性别传播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呈现女性身体和女性质素，虽然其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女性的历史地位，但中国的女性甚至在性别本质上都无法摆脱被生产和被制造的命运。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笔者有意识地分别选用了《中国新女界杂志》、王汉伦、女书、“新中国初期宣传画”、《新闻联播》后广告以及“剩女”，作为考察流动变化中的现代中国性别传播的五个关键性切口，运用“深描”的方法希望对“制造性别”这一描述现代中国性别传播的主线做出细密的论述和深入的解释。格尔茨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并不是纯粹客观的社会实在，更大程度上只是学者的虚构和创造。但是这种所谓的虚构和创造需要“我们从我们自己对调查合作人正在做什么或我们认为他们正在做什么的解释开始，继而将之系统化”。因而，深描就是“建构对于所发生之事的一种理解”，研究的“根本使命并不是回答我们那些最深刻的问题，而是使我们得以接近别人——在别的山谷中守护别的羊群时——所给出的回答，从而把[10]这些回答归于记载人类曾说过什么的记录中去”。正是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细致整理和考察，笔者逐步接近了现代中国性别传播潜藏的事实，那就是现代性、政治、资本以及媒介对性别的塑形与制造。这种制造既贯穿了性别发展及其媒介呈现的全过程，同时也与中国现代性的兴起和发展相伴始终。四 框架及创新
现代中国所历经的百年，是一个现代性激烈涌动的世纪。新的媒介及其传播的观念，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活所赖以存在的思想与观念。因此，在本书中，笔者运用传播史学、性别传播以及形象分析等方法，对《中国新女界杂志》、王汉伦、女书、“新中国初期宣传画”、电视广告以及“剩女”现象进行“深描”，试图证明：性是自然的生成，性别却是社会文化的制造与显影。具体来说，本书将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展开研究：
第一章考察了《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出版发行与传播、女子教育以及其中的国族叙事。《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于民族危亡、排满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这一时期女界书刊报纸和社团组织群起。与这些女报类似，《中国新女界杂志》一开始就以国家主义为宗旨，以国族叙事为特点。女子是“国民之母”，女子教育的发展关乎国家的兴衰。杂志对女子教育的断续说明，恰好成为展示近代女子教育如何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教育制度中的微缩电影。杂志中反复阐述的“女国民”“论女教”“国民母”等作为显性叙事，其隐形书写则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家革命。杂志的主题集中在“女子国民”四个字，凡此种种国族主义的学说和译介，都经过了现代性和国族论述相结合的意义再造。这样的意义再造，既是因应革命潮流和西洋文化的有意改变，同时也是另一种变形的无意识的男权思想在女权叙事中的隐形书写。当杂志把“女子国民”四个字大写的时候，事实上“女子”二字相比较而言被小写了。
第二章以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明星王汉伦为例，讲述了她利用现代电影和画刊小报所做的性别抗争及其失败经历，现代性而非王本人成为帝制中国向民国转型的时期性别塑形的主体。王汉伦的性别观念与其家世、婚姻、教育息息相关，她反抗将演员当作妓女的性别陈规，深切地体会了从戏子到明星的性别角色的转变。王汉伦及其电影同时面向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表现了时空以及性别的暧昧性。不但电影展示了摩登的身体，电影宣传也造就了以女明星为代表的时尚。王汉伦主演的影片表现了现代中国早期社会教化与妇女启蒙的性别意味，用影像书写了追求自由与爱情的婚姻以及争取女性参政、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民国时期，上海的电影女明星在电影、画刊小报和现场表演三个维度得以视觉呈现。女影星既是现代性的表征，也是大众现代性想象的来源。王汉伦试图在媒体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进行性别协商，可最终在消费主义、现代性和民族宏大叙事面前归于失败。
第三章研究了中国一种特殊的所谓“由妇女创造，妇女使用”的“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在查阅了众多文献后，笔者得出了与其他研究者截然不同的结论：“女书”不只是由女性创造和使用，它更可能是由男女共同创造和使用的。男性在“发现”、传播、研究女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女书由汉字转化而来，对女书的刻画与描绘出于特定的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考虑。贺三朝书是女书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单一的内容影响了女书的传承。以书为载体和以人为载体是女书主要的传播渠道。“人死书消”是女书传播的重要特征，“人”和“书”的消亡切断了女书传承的源泉。女书主要面向以“老同”为核心的姊妹圈子传播。其传播过程中的“排他性”和“不传播性”，可以引为现代的性别传播之镜鉴；女书消亡的本质原因在于近代中国以至改革开放带来的一系列剧烈的现代性变迁。所以，不是妇女专门创造和使用女书，而是地方政府和学者利益的共谋制造了“女书”及其传播。
第四章展示了多幅“新中国初期宣传画”，试图指明这些画作传递的性别认同是功能主义的，其性别内涵不是主体的扮装，而是政治的图绘。本章将“新中国初期宣传画”划分为“革命斗争类型”、“生产建设类型”和“文教卫体类型”三种。这些类型都从各自的功能出发，服务于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国家主义实践。“新中国初期宣传画”最大的特征是其对样板戏艺术形式的借用，它作为一个功能主义的表意能指，服务于国家主义及其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新中国初期宣传画”功能主义的性别传播具有以下三大消极特征：（1）它表现的是一种革命化的性别和无性化的宣传；（2）革命、生产、建设这样的实际功能遮蔽了性别生态的多元显现；（3）画作中隐藏的国家女性主义本质上是以国家、阶级和单位替代以往的父权和夫权。
第五章批判性地研究了《新闻联播》后广告的性别呈现，指出本质上是资本而非仅仅由男权主宰了当代电视广告的性别传播和扭曲了的性别意识形态。《新闻联播》后广告所代表的大众传播，不但依然存在着歧视女性的现象，也同样压迫男性。商业化的传播不仅是对女性的歧视，更是对男性和女性共同的压迫。因此，对媒介文本的性别传播研究，必须要着重关注对资本和权力的性别意识形态批判。同时本章尝试性地表明，把女性主义研究扩大到性别及其传播研究，将获得更大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合法性。如果说解放女性是解放男性的必由之路，那么，解放男性同样也是解放女性的必要前提。只有社会性别的双重自由与解放，才是社会获得和谐的方向与基础。
第六章讨论了时下热议的“剩女”及其在人际和大众传媒当中的性别传播。本章认为，“剩女”的性别传播满足了大众对性的窥视欲望。大众传媒用影像书写了当代女性对配偶与婚姻的想象，从思想上参与生产和制造了“剩女”。“剩女”在向社会主流观念看齐的同时，屈服于现实的婚姻。而且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剩女”遮蔽了对“剩男”的书写与关注。性别传播的这一偏向，反映了当代中国越发隐蔽的男权中心意识。“剩女”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媒中的议程设置，是媒介制造性别的一种典型表征。
本研究以现代中国的传播媒介与议题为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提出“制造性别”这一理论视角，把百年中国的性别构形与现代性进程联系在一起，“深描”了现代中国性别传播的历史事实，探索性地建构了中国的性别传播理论。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1）以“制造性别”的理论视角，重绘并解释了现代中国的性别传播。无论是《中国新女界杂志》、王汉伦、女书、“新中国初期宣传画”、电视广告还是“剩女”，都分别表征了政治宣传、资本压迫和媒介生产等现代性的各种宏大叙事。这一概念从社会政治而非主体微观的角度出发，描绘并解释了现代中国集权意识形态下的性别传播情状。（2）“制造性别”批判性地发展了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性别操演”强调微观主体的能动性，而“制造性别”着重论述了现代性宏大叙事对性别的决定性作用。与巴特勒的性别虚无论不同，“制造性别”观念在具体描述制造性别的客观事实的同时，也建构了中国“制造性别”的客观本质。（3）除了上述宏观描绘与理论建构之外，本书还在每个切片中有具体的发现：第一，《中国新女界杂志》中的国族叙事将“女子国民”四个字大写的同时，“女子”二字相比较而言被小写了，这反映了另一种变形的无意识的男权思想在女权叙事中的隐形书写；第二，王汉伦运用现代媒介努力进行了媒介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性别协商，是现代性而非王汉伦本人决定了大众的性别观念；第三，与其他研究不同，本书认为女书并非女性所专有，对它的“发现”与重构是现代学术与地方利益同谋的结果；第四，政治宣传主导了“新中国初期宣传画”的性别传播，它传递的是功能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第五，《新闻联播》后的电视广告表明，不是男性压迫女性，而是资本对身体构形，既商品化了女性，也刻板化了男性；第六，大众传媒的性窥视以及其对恋爱婚姻的虚幻描绘部分地制造了“剩女”传播，“剩女”对“剩男”的遮蔽反映了性别传播的偏向。
百年中国的现代性发展，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太多的革命与变化。性别与传播的改变，既是其中的一个结果，也是这种变化的显影。城市的摩登女郎，乡村的农妇、村姑，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努力抗争，改变自身的性别地位和性别认同。市井的声光电影、画刊小报，留存的女书文物，人与人之间的街谈巷议，都记载了人们的性别观念，也书写了人们性别认同的历史变迁。“娜拉走后怎样”是一个跨世纪的问题：她到底是改变自己以及整个世界，还是在现代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消失无踪？换言之，性别只是个体的扮装“操演”，还是现代性宏大叙事主导了其制造与生产？且让我们信步走入历史书写的光影流年。
[1] 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第153～170页。Rakow，L. and Wackwitz，L.，eds. Feminist Communication Theory：Selections in Context. 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2004.该书从多元主义立场出发，讨论了女性主义传播与种族、后殖民、阶级、政治与意识形态等关系，主题稍显杂乱。Crawford，M. and Unger，P. Women and Gender：A Feminist Psychology. Boston：McGraw-Hill，2000.这本书深入浅出地讨论了性别的成长、女性工作、暴力、女性形象等诸多颇为有趣的话题，文中还详述了女性形象与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此外，塔克曼在她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经典文本中论述了媒介中针对女性的“象征性歼灭”问题，直至今日仍然为人瞩目，Tuchman，G. Hearth and Home：Images of Women and the Medi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3-7.
[2] Reichert，T. and Lambiase，J.，eds. Sex in Advertising：Perspectives on the Erotic Appeal. Londo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2003；Luigi and Manca，A.，eds. Gender & Utopia in Advertising. Lisle：Procopian Press，1994；Brunsdon，C.，D’Acci，J. and Spigel，L. Feminist Television Criticism：A Reade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Gunter，B. Television and Gender Representation. London：John Libbey & Company Ltd.1995.后者还讨论了电视节目当中的性别形象及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翻译成中文的有〔美〕保罗·梅萨里《视觉说服：形象在广告中的作用》，王波译，新华出版社，2004。
[3] 本书性别传播的偏向理论引申自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伊尼斯关注的是不同文明对传播的媒介以及传播时空的影响，而笔者强调社会政治对性别及其传播的决定性建构。参见〔加拿大〕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7～48页。
[4] 分别参见Luo yunjuan & Hao Xiaoming. “Media Portrayal of Women and Social Change.” Feminist Media Studies，Vol.7.No.3，2007，281-298；Chen Yang，“Negotiating Fragmented Women’s News：State，Market and Femi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9，No.1，March 2009，97-115.其他中文文章也强调了类似主题，董金平认为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话语，分别建构了20世纪中上叶、新中国初期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女性气质的变迁；金丹元等认为政治霸权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异化相比较男权更为致命；陈嬿如指出中国影视中女性形象经历了政治塑造向男性审美的期待；陈艳对20世纪30年代《北洋画报》的研究表明，其封面女郎的形象塑造兼具现代性与保守性。分别参见董金平《话语与女性气质的建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气质变迁分析》，《江淮论坛》2007年第2期；金丹元、许苏《重识“新中国初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兼涉对两种极端女性意识的反思》，《当代电影》2010年第4期；陈嬿如《当代影视中的女性形象之嬗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陈艳《“新女性”的代表：从爱国女学生到女运动员——20世纪30年代〈北洋画报〉封面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5] Krolokke，C. and Sorensen A. Gender Communication Theories & Analyses：From Silence to Performance. 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2006；〔荷〕祖伦：《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曹晋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美〕朱丽亚·T.伍德：《性别化的人生：传播、性别与文化》，徐俊等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6]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7] 参见〔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第223～227页。
[8]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176～185页；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麦田出版社，2004。
[9] 〔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2、12页。孙玮等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了媒介对上海城市共同体的制造与建构，参见孙玮、李美慧《制造上海：报纸中的“上海开埠”——以2003年为例》，《新闻大学》2009年第4期。
[10]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第17～34页。 第一章国族叙事：《中国新女界杂志》中的女国民与兴女学
1907年2月5日，有“女学门界之大王”美誉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见图1-1）。清末民初著名报人陈志群在《神州女报》发刊辞中，将《中国新女界杂志》与秋瑾的《中国女报》、刘师培和何震夫妇的《天义报》形容为“鼎立而为三”，可见其重要性。杂志阐发女性学说、输入各国女界文明、开办自己的印刷所，月发行杂志5000余册，是研究晚清女权思想传播和女报出版历史至为重要的文献。本章拟以新发现的第六期孤本和已经公开出版的第一至五期杂志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出版发行状况、女子教育情况及其反映的国族主义女权思想进行考察，并对新发现的第六期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图1-1 《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刊号封面第一节 炼石补天：杂志的编辑、出版与发行
清末女报的群起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那个维新变革时代的珍贵写照。本节将在这一背景下，结合史料勾勒杂志主编的生平、著述与思想，并简述杂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的情况。（一）创刊的背景《中国新女界杂志》由燕斌等人创办于1907年的日本东京。其间专制王朝倾覆、排满革命风起云涌，学生群起留洋、社会风气瞬息万变，各种宣介新思想的报刊和社会组织纷纷成立，有学者赞道，[1]“1907年确可谓中国女报的黄金时代，其异彩纷呈令人惊叹！”
相较于以前的王朝，清代妇女的地位及其生活尤其卑下扭曲，在甲午战败以后，改变妇女命运以促进民族整体强盛的呼声日益强烈。陈东原在其1928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明：
宗法社会中有一最特殊而最不平等的观念，便是妇人非“子”。子是滋生长养之意，是男子的专称，是能够传宗接代的。妇人不过伏于人罢了；人就是第三者，是他人，所以妇人是伏于他人的；夫人是扶助他人的，自己没有独立性。……由于这种观念，所以女子无人格，[2]只能依男子而成人格，所谓“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妇者伏也”，妇女非但是第二性的，简直是无人格的。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无才便是德”即是如此。于是，中国妇女自古以来就承受着男人纳妾、贞操和缠足等非人的束缚，而且这种束缚到了有清一代，积弊日深。
因此，中国的女权运动从一开始就和国族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警示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意识到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男子且不保”，妇女哪可凭依？女性和男性一道奋起，不但可以使二万万女性同胞成长为“新国民”，更可以[3]推动全体四万万同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妇女运动肇始于甲午战争的战败。于国家倾覆、民族衰亡之际，鼓吹妇女运动，希望救国家民族于水火，这才是20世纪初女界革命思潮兴起的根本原因。
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发其先声的报刊宣传则往往集中在东京和上海两座城市。原因在于，一方面，这是两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最大口岸，西方思想密集传布，现代报纸、杂志林立，各种新兴思潮暗流涌动；另一方面，东京和上海是20世纪初期中国留洋学生的集散地，人们组织起许多排满革命或者女权革新的机构和组织。
实际上，1906年在杂志出版的前夕，中国留日学生已经达到[4]8000名左右。在这期间，女界书刊、报纸和社团组织群起。笔者经过尽可能的统计发现，从1898年由康同薇等人主笔的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至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这10年间，各地陆续出版的女子报纸、期刊有18种之多，其中在东京和上海创刊的最多，各有6种，北京、广州、番禺等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各有若干（见表1-1）。表1-1 清末女子报刊一览（1898～1907）续表
这些报刊当中颇有些开风气之先，影响以及海内外者。1898年，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的主办方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支持的中国女学会，主笔为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以及梁夫人李蕙仙等。1899年，16岁的陈撷芬创办《女报》（后易名为《女学报》）并在日本加入横滨“三合会”；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出版；1904年，丁初我创办《女子世界》，希望借此伸张女权、普及女学；秋瑾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共爱会，1905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1907年又出版《神州女报》；1906年，李元组织了“留日女学生会”，燕斌、唐群英任书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翌年燕斌等创办[5]了《中国新女界杂志》。（二）主编燕斌其人其事《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主编、发行人兼主笔燕斌原籍河南，生于1870年。燕斌创立杂志时37岁（虚岁39），她去日本留学刚三年。关于她的生平故事，现存资料不多，不过就她自述可知，她也许出身官[6]宦家庭，幼年随父在桂林长大，自小接受良好教育。燕斌还自述了一件她十几岁上学时发生的小事：“十余岁时同窗课读，每披阅史鉴，同慨人事之不平。读大家《女诫》，尤窃相议之，以为女子亦人类，何卑弱乃尔。或谬乎？以质惇德公，每遭呵责，谓小女子竟诽谤古人，遂不敢明言。然他年提倡学说，扶植女权，为女同胞谋幸福之心，自[7]此已盘结于脑际矣。”改良积俗、还权于女性，这样的志向和抱负深藏在燕斌心中凡20年，终于在其成为杂志主笔时一抒胸襟。[8]
1895年，25岁的燕斌离开桂林。那个时代的女性在这样的年纪远行，多数是婚后与丈夫的迁居。具体的故事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燕斌在去日本留学之前，曾经在北京跟随京师女学卫生医院院长廖太夫人邱彬忻学医。邱彬忻在1904年于北京宣武门外珠朝街寓所开办京师女学卫生医院，1906年组织成立中国妇人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性质的近代女性救济团体，其宗旨是“凡属公益之举、急难之事，本会当力谋所以扶助救济之道。隐然以赤十字之苦心，为进化合群爱护同胞之表现”，当时影响很大。中国妇人会在北京设总会，在天津设立北洋分会，在上海设立南洋分会，1907年由燕斌在[9]日本组织东瀛分会。
1905年，燕斌35岁，在并不年轻的情况下，她远赴日本，入东[10]京早稻田同仁医院学习医学。事实上，这是日本同仁会在1906年2月于早稻田大学开设的东京同仁医药学校，其办学主旨是“为清国留学生之将来，愿充医师、军医、药剂官、药剂师，教授医学以期速成”。开始只招收中国留学生，自1908年夏开始增招日本学生，并修订“学校规则”为：“本校直接的事业是医学教育，但其精神却是以[11]协助母会推进东亚的文明为己任……定能协助我帝国的发展。”实际上，这所学校已经由一个向中国传播医学知识和教育的民间机构，逐渐转变为一个协助日军对外扩张侵略的医疗团体。
当然，燕斌等留日学生也借此机会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留日女学生会”，以普及女权、振兴民族。据燕斌自述，这一组织成立的宗旨是“终愿共牺牲个人之私利，尽力致死务，为我女同胞除奴隶之徽号。革散沙之性质，以购取最尊严壮丽无上之位置，勿使至廿世纪之中，[12]尤不入世界优胜民族之列也”。为了将自由平等还给中国女性，推动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会员们可以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中多以“炼石”为笔名，此处有深意。“炼石”一词出于女娲炼石补天这一中国妇孺皆知的古代神话传说，《淮南子·览冥训》中写道：“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从中可以解读出燕斌自许的几个特点：女性；创造新世界；女性主导；危难之时拯救世界、化育万物。这些不正是在民族危难、女权沦丧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女性、一份杂志最可以期冀的吗？
除“炼石”以外，燕斌在杂志中应该还使用了另一个笔名“娲[13]魂”。原因在于“娲魂”与“炼石”的所指相同。两个笔名同时出现在六期杂志之中；文章笔风和内容相似，比如“炼石”著有《补天斋丛话二则》《美国女界之势力》，“娲魂”则写有《补天石卷》《欧美之女子教育》等。从表1-2可以看出，燕斌各期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女性学说的阐发；（2）国外女界状况介绍；（3）留日女学界近况；（4）医学科普；（5）诗文。作为主编和主笔的燕斌，应该说发布了杂志最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女性学说，在这些文章中引领了杂志的主题和方向。她发表的文章数量多、篇幅长，多篇连载，凭借杂志发行量的扩大，在中日女界和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1-2 燕斌在六期杂志中发表的文章续表（三）杂志的编辑、出版与发行
晚清女报集中出版，刊名的重复率也很高。如前所示，刊名无非《女报》《女学报》《神州女报》《中国女报》《女子世界》等，与之相似的还有金天翮出版的名著《女界钟》。典型的“如《女学报》《女报》都有三次以上的使用机会”，其希望戮力建立的“女界”“只有通过‘女界革命’才能实现，兴女学、争女权正是‘革命’实现的两个基本途径。……因此，‘女子世界’最简单的定义，也可以指谓女权伸[14]张、女学普及的国家”。
虽然目标相似，但每个刊物的出发点和实现目标的途径迥异。《中国新女界杂志》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女界黑暗，则虽男界开明，亦只得谓为半开化国；而况女界黑暗者，其男界必无独能开明之理”。在这样一个半开化的国度里，女性徒有“形质”而无国民之精神，所以“有民等于无民”。一半之国民如此，当然有碍国运进步和国家强盛。怎么办呢？效仿西方和日本为女子开设新教育，培养新道德，开发新思想，养成新国民精神，如此这般才能造就新国民，并最[15]终建成“新女界”。这既是燕斌本人的女权主义理路，同时也是《中国新女界杂志》一以贯之的办刊思路。
刊名既然定了，《中国新女界杂志》于1907年2月5日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期的封底注明：“全年十二册”，是为月刊；零售每册二角五分，邮资一分，以零售价和邮资比来，杂志卖得颇不便宜；广告一期半页六元，一页十元，“惠登广告以皆半页起算，刻费先惠、长期酌减”，杂志一开始就有经营的理念，但从所出几期看来，广告寥寥、效果不彰；编辑兼发行人为“炼石女士”燕斌，两个名字在此并列，足见燕斌对振兴女权的果决；发行所在地为日本东京市牛込区马场下町廿番地；印刷所在地为日本东京市神田区中猿乐町四番地。发行和印刷场地多变，可见出版这本杂志不容易，也更见燕斌等人建设中国新女界的决心和毅力。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此翻开这薄薄的一页封底，杂志主办者的殷殷之心好似依然可见。百年前中国女性推动女界革命和国族强盛的努力和抗争，值得钦佩。
杂志发行以来，销售情况看起来很不错。出第二期时封底注明了中、日两国代售所的地址和名称，方便读者订阅交流。日本东京有6家固定的代售所，中国国内的代售所分布在12省，共19家，应该是杂志创刊后的一个很大的成绩，也是对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很大的鼓励。到第三期时，国内的代售所已经增加至18省的26家（见表1-3）。在一个前现代的没落王朝，能够拥有如此的发展速度，说明杂志思想深刻、立意高远且切中了时代的脉搏，同时也表明在那样一个背景下，落后的中国确实如饥似渴，国人需要从这些海外的信息中汲取营养，推动男女平等，振兴衰亡中的国家和民族。第四期《本社特别广告》特别说明“本社杂志自经炼石女士燕斌创办以来，颇蒙海[16]内外学界欢迎，销路之广已及五千余册”，这在当时真是一个相当令人惊叹的销量了。表1-3 《中国新女界杂志》国内代售所分布情况续表图1-2 晚清报刊发行量对比
数据来源：新加坡《中兴日报》戊申年（1908）正月廿三日，转引自杨锦郁《〈中国新女界杂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铭传大学，2005。因年代久远且统计标准不明，此数据仅供参考，望读者明鉴。
1907年年底，新加坡《中兴日报》有统计显示，《中国新女界杂志》共发行10000份，远多于同期著名的《复报》《天义报》等，仅次于《民报》的12000份（见图1-2）。1905年创刊于东京的《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先后由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等主持，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大型月刊，也是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而柳亚子主持的《复报》1904年创刊，取“光复中华”之意，进行反清宣传，在当时也颇具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广泛影响。这充分说明杂志的思想新锐，有崭新而深刻的内容；同时，其文白兼容的文体适合传播，男女皆宜；更为重要的是，它切中了社会思潮的要害，普及了男女平权的学说，振奋了国族复兴的精神，为全体国民重铸了一个崭新的“女子世界”。第二节 女国民：民族危亡下的国族叙事
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主题，而女界革命是这一时代潮流中最美的一朵浪花。国家富强、民族兴亡，好似女权论述中逃不过的责任、义务，成为女报论述普遍性的基调。这一节将主要谈一谈杂志的核心“女子国民”问题。此外，本节将以杂志具体文章为指涉，揭示在中西/中日转译过程中作者主动加入的国族叙事。（一）在民族革命中改造女界
清季民初，民智渐开，时人对于废除缠足和纳妾，鼓吹女学女教这些老调子没有以前那么热心了。一方面，随着国门打开，西洋文化风俗进来，以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介，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这些事情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些外在的行为，而认识[17]到只有从政治制度上进行革命，女界才能从本质上焕然一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少早期的女权革命者加入了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希望通过“排满革命”来实现女权革命。但囿于中国的合法政府仍然是清政府，所以诸多的论调无法阐明。因此杂志中反复阐述的“女国民”“论女教”“国民母”等作为显性叙事，其隐形书写则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家革命。许慧绮就此论述道：
清末新女性的意识，与妇女解放的思想，起源于时人的民族危机感及对富国强兵的诉求，革命被视为妇女不应自外的重要志业。当时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无论男女，强调的是女性不同于以往的职责，女国民、女豪杰之类的思想笼罩当时社会。相较之下，诉诸反强权、打倒三从等激烈手段的言论，在反满政治革命的口号高过一切的清末阶段，时机尚未成熟。处身革命的新女性们，在情势引导下，以认同国[18]家为先。
因此，清末的女子革命在内在运动和外在环境的双重挤压下，出现了改造身体—女子教育—精神重塑—建立革命运动组织—政治制度重建的系列发展理路。诸多的革命志士和思想先驱走在时代的前列，通过创办报刊、成立社团组织，扩大宣传、形成团体、汇聚力量，逐渐推动形成女权运动与排满革命、反殖民抗争相结合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创办，就是蕴含在这样的思潮之中。
民族革命的思潮具体反映在女界，一时间激起了不同阶段、不同知识群体的反应。首先是“女祸论”或者说“罪女论”，称愚昧孱弱的中国女性应该对国家的落后负责任。张之洞认为，中国两万万妇女因为缠足而“废为闲民谬民”，“不能直立，不任负载，不利走趋，所作之工，五不当一”；胡彬则在《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中呼吁，“夫二万万女子，居国民全数之半者，殆残疾无用，愚陋无[19]知，焉能尽国民之责任，尽国家义务乎？”
把国家衰弱的现实推诿给身体“残疾”、缺乏教育的女性，一方面反映了男权对社会思想的宰制，另一方面许多女性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说明了时人对改变女性从而改变中国的迫切心情。这些国族观念和女权思想的厘清仍有待理论家和实践者的反复探索。许多人自然地去援引西方的理论，燕斌却不以为然：“从来发明学说，与医生下药一样，病症不同，自然药味也不同。……如尽以欧美的学说，抄袭来用，是不能切题的。所以必定要自己去发明才好。”怎么发明呢？仍是要集中在“女子国民”四个字。（二）女子国民与国族主义宏大叙事
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一期就特别强调，“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本社创办杂志的宗旨，虽有五条。其实[20]也只是这四个大字”。第二期开篇即有文章《女界与国家之关系》，其中说道：“积人而成家，积家而成国。……人者何？男女两界而[21]已。无男而仅女，无女而仅男，皆不成其为国。”燕斌办刊一开始就意识到，在这样的时代中，女性以及女子教育、女性解放都与国家的改革、民族的命运血脉相连。女性强则国家强，女性黑暗则国家黑暗。所以在杂志的“五大主义”中，无论是新学说、新文明、新道德还是新社会等，都是为了培育女性成为新国民。“女国民”成为当时的一股热潮，人们对此真是到了为之歌颂的地步。1904年，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即发表《女国民歌》一首：“壮壮壮，同胞姊妹气概都显昂。光复旧物如反掌，莫笑吾辈[22]狂。胡尘必扫荡，大唱男降女不降。”其中巾帼英雄豪气漫天的气概，于今也可以感受到。《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五期署名雌剑者也作《女国民》歌八首，其中写道：“风风风，大地文明，气运渡亚东。独立精神旭日红，自由潮流涌。女权世界重，公立平等天下雄。……砥柱作神州，鼓吹国魂让我俦。……暮气弥大千，祖国前途担我肩。”[23]较之《女子世界》，其立场相对温和，着重点明“文明”“独立”“自由”“女权”“平等”“国魂”“祖国”等新词，希望以西方之新思想推动女权之独立自由，“鼓吹国魂”，从而开创祖国之未来前途。
可实际上，西学东渐带来的这些新观念，当时的读者甚至作者都不甚明白其中深意。就好似当初中国着力引进的自由、民主观念，根据林毓生的分析，人们“主要不是为了自由，也不是为了民主。因为他们并不很明了自由与民主深切与复杂的内涵和问题；从他们的教育背景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希望引进自由与民主的观念，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使中国国富兵强，这样可以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自[24]由民主知识是他们认为的富国强兵的手段”。诚如其所言，在国家危亡、民族困顿的时代，宣传者们把妇女解放当作国家富强的手段，而所有的学说和译介，都经过了现代性和国族论述相结合的意义再造。
杂志中的许多文章特别是西方女杰的传记，多翻译自日文著作，并经作者有意地改造重述。如表1-4所示，在9篇女杰传记中，前6篇都来自日本众议院议员根本正（1851～1933）于1906年出版的《欧米女子立身传》，第7篇来自中内义一的《惹安达克》，后两篇来自《世界古今名妇鉴》。这些日文著作原本多表现这些女杰的“贤妻良母”和“仁惠慈善”形象，但经杂志转译为中文以后，这些特点被删除或削弱，代之而立的是“国家文明之原素，视女子教育之发达如何”，女杰们奋斗目标的是“牺牲一己之生涯，为国民谋幸福”这样[25]的国族论述。杂志成功地将原有人物及其故事进行国族主义改造，使每个女杰都成为爱国主义的行动者。表1-4 《中国新女界杂志》中传记文章的日文出处
对于燕斌来说，效法欧美女界新风改造中国女界，其意义不像西方一般是建立在个体的自由独立之上，而是国家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改造女界新道德有许多好处，“第一件是女子的新道德，若果然发达了，便可以与男子同具有国民的资格，尽一分国民的义务，国家便可实在得着女国民的益处了”。“从前女界的位置，是与国家毫无关系的。”而“担任国民义务，必先富于爱国思想”。第二件是有了新道德，“一般的人格都高尚起来，就家庭上说，便成了幸福家庭；就社会上看，便成了文明社会”。“对于丈夫，以平等的待遇，交相敬爱”，“可以同做事业，互相辅助”，“那家庭的快乐，是莫可言喻[26]了”。再造新女界的意义一是为国家尽义务，二是为家庭谋幸福，偏偏遗漏了女性自己。看似援引西方的理论和事例，实则说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心声。这样的意义再造，既是因应革命潮流和西洋文化的有意改变，同时也是另一种变形的无意识的男权思想在女权叙事中的隐形书写。（三）国家/个人：女权叙事的中西转述
国族宏大叙事和个体权利的伸张，是《中国新女界杂志》所代表的晚清女权言说与西洋学说最大的分野。所以当燕斌把“女子国民”四个字大写的时候，事实上“女子”二字相比较而言被小写了。因此，李又宁说道：
晚清提倡新妇女的言论和活动是爱国救民运动中的一部分。改造妇女主要是为了兴国强民，并不是纯粹基于天赋男女平等权利的信仰。“权利”原是一个西方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中，是不存在的。……大概而言，欧美女权运动的理论根据，从十九世纪以至今天，是天赋男女平等权利的观念，妇女争取自由和平等，不一定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是为了她们自身的利益。与欧美女权运动比较，[27]近代中国的妇女思想和活动，在出发点上，有这个基本的不同。
所以，无论是留学日本、成立“留日女学生会”，还是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燕斌等人的最终目标并没有着眼于女性个体，而将之放置在国家民族叙事的时代浪潮之下去进行考察。正所谓“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女性奋起的目的是争得与男性一般的地位，获得为国家履行义务的身份和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晚清的女权叙事，从来都是把女性个体放在“二万万女国民”当中做整体考察，希望她们可以真正成为“四万万国民”当中合格的一员；而女权运动及其宣传本身也并非孤立的，恰好是百年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中的一条支流。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当中，不少女性奋起组织社会团体、经营报刊，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释和宣传女权思想和理念。比如秋瑾加入光复会，1907年创办《中国女报》，用一种“汉侠儿女”的豪迈进行了民族主义式的女权思想实践；何震1907年在东京组织女子复权会，并与丈夫刘师培一道创办《天义报》，用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念践行了她特殊的“女界革命”；我们故事的主角燕斌也于1907年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以典型的国族叙事鼓吹了“女子国民”的改造，构建了一个国家主义的“女子世界”乌托邦（见表1-5）。表1-5 晚清女报的叙事方式比较
由晚清最推崇女性的文人学者所构想的“女子世界”，其根基明显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欧美妇女的要求平等权，是根据天赋人权理论，为自身利益而抗争；诞生于中华大地的“女子世界”理想，昭示[28]着中国妇女的自由与独立只能从属于救国事业。
回望百年中国历史和中国妇女运动史，我们会发现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国家主义的女权运动及其宣传机制最终的目的不是解放妇女，而是使国家复兴；但百年后的历史恰好说明，国家的复兴确实从事实上解放了女性。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妇女身上的枷锁消失了，但国家主义历史实践所带来的对人类整体的束缚一仍其旧；国族宏大叙事带来的对地域、阶层、职业、个体等微观层面的压抑，过去一百年了，还依然如故。历史正逐渐把国人推入另一个时代场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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