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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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试读：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中国道路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受挫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中国道路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再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中国道路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其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中国道路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中国道路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动态中国丛书》出版说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这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开始进入习近平时代的“强起来”。如果说在过去一些年，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中国崛起”这个话题，并试图在理论上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崛起，那么最近一些年他们更加关注中国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个强大的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什么，中国的复兴能不能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近代以来，中国由于遭受列强侵略，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中华民族一度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中国一直在探索独立和复兴之路。直至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山河破碎、内忧外患、战争连绵的黑暗境地，并通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建立起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无论是中国革命道路，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政治品格，这构成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习近平时代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变化的内在连续性，由此走出了一条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深具辐射力的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的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就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道路。而要理解这条现代化道路的意涵，就必须知道“中国在做什么”，理解“中国在想什么”。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动态中国丛书》的出发点。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以2012年中国进入新时代为开端，以智库报告的方式编辑《动态中国丛书》，该丛书包括：“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中国法治动态”和“中国港澳动态”。“中国发展动态”着力展现中央推出的各项重大改革政策，包括国家发展战略、政治体制、行政管理、经济民生、文化思想等领域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和公共政策，地方政府有创新的改革措施也有所收录。“中国思想动态”旨在跟踪和记录公共知识界就国际重大事件、全球发展格局与走向的思考，就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思考和辩论。“中国法治动态”旨在跟踪和记录中国在推动法治发展过程中，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推出的重大改革举措，以及引发争议的重大案件和法律热点争论等。“中国港澳动态”旨在跟踪和记录中央治理港澳特区的有关政策和举措，港澳特区在政治、经济、司法、民生、文化思想领域的重大事件和发展变化。我们在每月分类整理的基础上形成年度综述报告。如果我们将这些年度综述报告串起来，就可以清晰地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以及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在想什么，中国在做什么。《动态中国丛书》基于对全年度重大事项的记录整理，不仅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具体事项，而且展现出一幅易于把握的历史全景。作为智库报告，我们不是从主观学术立场出发来判断中国的发展走向并由此提供政策建议；相反，我们希望尽可能以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来记载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因此，每年的年度报告更多是一种客观的综述而不是主观的理论构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历史资料进行不同的解读。我们希望《动态中国丛书》成为学术界在研究和思考中国问题时备查的历史资料书。然而，任何历史记录总是会受到编者的关注点和信息搜集能力的限制。我们期待更多人尝试这样的工作，以不同的叙事线索，串起那些散落的珍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记录工作的意义也将与日俱增：当读者站在未来某一时点回顾中国发展历程，他们将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道路是如何从过去某一时点延伸到他们的脚下，由此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思考和实践，究竟是如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获得其普遍性的。
需要说明的是，《动态中国丛书》的编辑是一项集体合作的事业。由于相关资料来源的局限性，难免会遗漏一些重大主题。加之我们的专业水平有限，对相关主题的挑选与整理也难免有所偏差。同时，为保持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和真实性，书稿中对相关政策事件的表述与评论仍保留当时的分析判断。凡此种种缺点，希望读者见谅。《动态中国丛书》的编辑和撰写得益于香港丽达集团、香港敏华控股有限公司的支持。同时，要感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先生和中信出版社副总编辑季红女士，正是他们的重视与远见，使得本丛书以智库报告形式进入《中国道路丛书》。季红副总编辑认真通读了整个报告，从书名、体例到报告内容乃至编辑细节都提出了专业的修改意见，许多内容都是经过反复修改之后才确定下来。中信出版社罗卫平、谭惠芳等编辑做了大量的联系组织工作，没有她们的努力，这套丛书不会以这种方式与大家见面。《动态中国丛书》编委会2018年3月第一部分中国发展动态年度报告导言
后冷战时代以来，伴随着苏联解体，美国走上了世界霸权巅峰，并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下致力于缔造“新罗马帝国”。从巴尔干战争，到漫长的伊斯兰战争，以及在中亚、北非、中东、东南亚等掀起一系列“颜色革命”，颠覆对立政权，缔造帝国盟友。一时间，世界格局似乎呈现出一幅“历史终结”的景象。
然而，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复兴，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世界秩序发生巨变。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的崛起无疑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一方面，中国崛起在地缘政治上挑战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从而加速了全球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复兴展现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思想理念，从而对统治世界近500年的西方文明构成了新的挑战。这意味着，历史并没有终结，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具有超越现代西方文明的巨大动力和潜力。
面对世界秩序的转型，在国际上，中国要应对美国为保持其全球霸主地位而针对中国展开“重返亚洲”的围堵，以“一带一路”为中心构设自主的战略空间和新的世界秩序；而在国内，则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道路。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经过百余年革命、建设和改革之后的历史性再出发，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早在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就提出了中国体制的长期战略构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年后的2012年，党的十八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方面，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标，即构建完备、成熟、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明确地指出，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让中国的政治发展理念、社会发展模式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正式启动以来，持续的高压反腐、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及各领域具体改革措施的陆续推出，各类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议程设置，凝聚了民心，扭转了士气，提振了信心，让社会各界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厚望。
如果说2013年中国政治发展格局还不明晰，那么2014年中国的治国理政走向日趋明朗，各种施政理念和制度建设都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方向发展，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党和国家的关系、党和群众的关系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
就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从过去过于强调党政分开、依法治国，转向强化党要领政，坚持党的领导，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从而奠定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新格局。一方面党在政治上集权，另一方面通过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用宪法和党章、党规和国法来约束权力。
在党和群众的关系上，一方面，强调党在政治上集权，其目的是为了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否则将无法树立中央决策的权威性，无法阻止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部门官僚主义以及各种商业利益集团的侵蚀，无法遏制执政党自身的腐化败坏现象，无法克服国家机器趋于官僚化、精英化和机械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始终强调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强调执政要始终以民为本。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一方面，强调中央政府的行政放权，以调动地方政府自主决策的积极性，调动市场经济主体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愿望；另一方面，始终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正面作用不仅体现在通过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来引导市场经济发展，比如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来释放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潜力，通过建构新型城乡关系、经济区划、产业布局等战略来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向；这种正面作用还体现在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引和基础。
党在政治上集权和政府在行政上放权的新型党政关系制度建构，来源于中国宪法中贯穿始终的“两个积极性”思想，既要调动中央的积极性，也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既要调动党的积极性，也要调动国家法律的积极性；既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要调动政府官员的积极性；既要调动政府的积极性，也要调动市场的积极性。这在理论上实际触及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对现代政治的洞见，即严格区分“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前者是指在涉及整个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形成统一的人民主权意志，这是现代政治面临的首要问题；后者是指在国家治理的具体问题上，甚至是在地方事业的发展上完全由中央决策。现代政治的良好治理既要避免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的完全结合，避免因此形成国家权力极度膨胀的倾向；也要避免政治分权和行政分权的完全结合，避免国家分裂倾向或无政府倾向，从而出现“治理失灵”，而将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适当结合无疑是良好的治理之道。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开始思考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适合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两个积极性”的思想，批评了地方完全服从中央计划指令的行政集权思路，赋予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自主性，从而开始从行政集权走向行政放权。由此促进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和相对自主性，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兴办各种企业，积累了资金、技术和人才，为后来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遍地开花、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地方经济发展展开相互竞争的良好局面奠定了基础。发端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普遍从几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城市开始，现代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虽然也通过行政计划创造了许多高度发达的工业城市，但“两个积极性”所提供的思路，实际上为经济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改革开放延续了“两个积极性”的思路，即通过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的方式，激活了各级地方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然而，随着经济改革和地方经济实力的增长，“地方主义”开始削弱中央的行政权力，危及国家治理能力。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央利用政治集权的优势，通过“分税制”等一系列财政和金融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治理能力，从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合理的行政分权格局。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央的政治权威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各种商业利益集团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渠道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在政策制定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各种商业利益集团控制的传媒影响着舆论和意识形态的走向，企图不断削弱中央的政治权威。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与中央争权夺利的趋势，由此增加了中央协调地方、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难度。与此同时，执政党过分陷入政府行政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的日常管理中，未能有效地加强自身的建设，以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治思想作风、干部组织体系、纪律检查体系、意识形态斗争、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组织动员等领域中的重要工作常常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利用手中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试图通过增加行政集权来强化政治集权，建立一套中央集权的维稳体制，而这种倾向非但未能增强中央的政治权威，反而窒息了地方政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而这一切缘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争论”背景下发展出的“政治行政化”或“政治治理化”趋势，试图用行政治理技术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最终导致行政的技术官僚化，弱化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政治权威。
回过头来看，当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基本路线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时候，实际上其重心就已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特别是为了防止政治问题对经济建设的干扰，中央用“不争论”的方式弱化了政治的作用，以至于形成政治高度依赖于行政的局面。在行政分权的国家治理思路中，必然会出现政治分权的倾向。面对这种危机，中央主张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僵化教条的老路，但一度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在新形势下凝聚人心等问题，党内很多人还缺乏明确认识。
面对这种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根本的政治问题，而这涉及政治格局、思想意识形态、核心价值、宪制法治和行政体制等根本性和整体性问题。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复兴”或“政治回归”。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行政治理体系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系之间的磨合调试过程，而这种磨合调适经过30多年后已经到了重新梳理和整装再出发的时候。究竟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决定其他力量的根本要素，从而变成以市场和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还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让市场经济的活力最终服务于以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新型社会主义，这两种发展路径始终在改革实践中进行较量。由于受到过去30多年转型思维的影响，人们自然习惯用变的因素冲击不变的因素，而忽略了变的因素也要适应不变的因素，其后果是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得不到恰当处理，导致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经济社会活力被各种政治挑战、社会问题、市场风险所抵消，从而直接引发人民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因此，如何在变的因素改变不变的因素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具有活力，无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这个角度看，2014年中国的发展图景就比较清晰了，这就是要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深度调整，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又消解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威的冲击，从根本上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脉络和架构。一方面，对内在行政治理的层面，致力于行政放权，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削减前置审批、发展服务业，推动简政放权和经济转型，释放市场活力；对外则利用已有的中央行政集权优势，发展“一带一路”、倡导成立在全球经济治理意义上堪称划时代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拓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致力于巩固中央的政治集权，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措施，在干部队伍、意识形态、军队等各领域重新回归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而非精英型政党，重新强化党中央的政治权威，阻止资本主义思想侵蚀党的威信。对此，中央在原则上进一步理顺了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成熟、不断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制度现代化”这第五个现代化。按照上述思路，下面我们将对2014年中央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政策进行概述。一、激活制度优势：强化政治权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必然要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真正转化为执政党，从而形成政党和国家相结合的政治体制。
在这种政党与国家相结合的体制中，党始终面临着内在的张力。一方面，党必须扎根人民群众之中，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党必须肩负起领导国家的重任，要介入到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各项具体的国家治理事务中，这必然要和国家治理机制相结合，从而不得不遵循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前者代表着多样化的生机勃勃的社会运动，后者则代表着国家治理的行政化、理性化、专业化和科层化。在“又红又专”中，前者代表着“红”，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正当性基础所在，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国家的“政治优势”，它决定了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依靠谁、为了谁，从而确定了中国政治的旗帜、道路和价值定位等关键问题。而后者则意味着“专”，是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领导国家的能力所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要从农业大国变为现代工业强国，要从传统社会变成现代工商业社会进而步入信息社会，要从传统的区域大国变成全球性大国，如此急剧的社会变化必然对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能力和执政能力提出挑战，以至于它必须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而不断调整自身。正因为如此，党中央需要同时在两个方面用力，既要强调为谁来执政，又要强调如何来执政，从而做到“又红又专”。为了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始终要成为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先进团体。
然而，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互联网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所引发的挑战，面对市场经济商业化浪潮的冲击时，部分党员的理想信念有所动摇，部分党组织执行纪律规矩有所放松，党内腐败现象有所抬头，干群关系有所紧张，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以“从严治党”为抓手，强调“正人先正己”。如果不能全面从严治党，不改变党内愈发严重的精英化、官僚化作风，不改变全党的思想观念，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传承将成为空话，“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就无法实现。因此，2014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思想路线、干部选拔与军队建设方面，坚守并激活革命时代所形成的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系统阐述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通过法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强化党的执政权威。持续高压反腐，严肃党纪党规，并重新凝聚和提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认同和信心。（一）发扬群众型政党传统1.坚守群众路线的生命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也是中国共产党重新凝聚力量的政治优势所在。为了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中央必须纠正此前政治行政化的发展趋势，重新凝聚党内共识，集中党内力量，巩固群众基础。为此，中央在党的十八大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纠正党内愈演愈烈的“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克服党内的官僚化倾向，防止党退变成为脱离群众的利益集团，以保持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告一段落。此次活动从2013年6月开始，至2014年9月结束。活动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聚焦“四风”、反对“四风”，解决了一些多年未解决的问题。比如整个活动期间查处“吃拿卡要”“庸懒散拖”问题5万多起、6万多人；减少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项目3.1万多个，处理8519人；压缩“三公”经费530.2亿元；查处公款吃喝、参与高消费的问题3083起、4144人；清理清退公务用车11.4万多辆；叫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663个；停建楼堂馆所2580个等。从治理绩效的角度看，这些问题似乎都是小问题，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追求的不是数字化的治理绩效，而是要通过这种微观的治理来触动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和灵魂，从而拉近党和群众的心理距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党“应当是联系群众的工具，必须是群众中间先进的部分，否则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成为大问题”。2.坚持党管干部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干部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行动必须依赖干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通过干部来落实。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因此，毛泽东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有没有一批全面准确落实党的政治路线的干部是党领导国家有效与否的关键。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期都非常重视干部的选任。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央曾经探索并推进多项干部选拔民主化的制度实验，通过“公推公选”“公推直选”以及“竞争上岗”等方式，打破论资排辈和地域、体制的限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扩大干部选拔的竞争成分。但是，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同时也暴露出凡提必竞、唯分取人、唯票取人、拉票贿选、动辄面向全国选拔、干得好不如考得好等选人用人的新问题，由此也导致党内出现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团团伙伙，削弱了党在干部选拔过程中的领导作用。
为了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201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2002年原有《条例》基础上，吸取了近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了改进完善，尤其是对“裸官”“跑官”“火箭升官”“带病提拔”等问题做了针对性的回应。公开选拔力度和范围明显收窄，强调从实际出发，合理确定要选拔的职位、数量和范围。同时，增设“动议”作为选拔干部的初始环节，“民主推荐”退为第二环节，民主推荐的结果从“重要依据”变成了“重要参考”，这些都旨在强调党组织在选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此外，新《条例》还规定参加公开选拔“应当经过所在单位同意”“公开选拔县处级以下领导干部，一般不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等。
上述改革表明，干部选拔的新思路意在从三方面纠正时弊。一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强化党委和相关负责人或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和责任。这既是为了消除公开选拔模式下用人责任模糊的弊病，也是为了打消党委和一把手在选人用人上的现实顾虑。二是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停止公开选拔模式衍生出来的“三票制”“三推两选”“三推三考”等复杂机制。三是注重研究新问题新情况，坚决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唯年龄取人”等现象，解决“逢提必竞”“逢提必考”等问题，淡化单纯考试和简单票选在干部选拔中的分量和比重。3.重申“党管军队”
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军队不是单纯的职业军人，而是负有政治使命的战斗团体。2014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在福建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下简称“新古田会议”），系统阐述了革命的政治工作作为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地位和作用，重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军队的人民性，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建设的里程碑。新古田会议既是寻根溯源，也是亮明底线。习近平曾先后七访古田，大力倡导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弘扬军队政治工作传统，贯彻整风精神，研究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此次会议中，习近平系统阐述了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是党的“看家本领”，目的就是要保证军队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旗帜鲜明地反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面对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面临的紧张局面，重申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原则，无疑有利于凝聚军队的士气，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二）通过法治提高执政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进而向网络信息社会的转型，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这一切毫无疑问是跨越式发展，而这种跨越式发展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从农村包围城市到领导城市发展，从武装斗争到发展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乃至互联网经济，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复杂多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也需要大幅度提升，其中法治是过去30多年始终强调的重心所在。
由于适应现代社会的法治理论和法治模式最先产生于西方，中国的法治建设必然从学习和借鉴西方法治开始。由于西方法治概念背后乃是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因此，引入西方法治必然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有冲突。党的十八大之前，法治发展甚至出现了要求实行三权分立、两院制、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化、多党竞争等以西方体制来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诉求。面对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发展道路的挑战，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重申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司法独立和多党竞争之类的西方体制。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亮剑”，对国内流行的一些西方思想意识形态主张展开了批判。在法治领域，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如何确立中国法治的模式和发展道路。1.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
2014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召开。需要注意的是，此前每年召开的是“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而这次直接称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凸显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地位。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要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从中可以看到执政党在法治事业中的三重角色。其一，党要领导立法，这不仅体现在党在人大立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更在于党的方针政策对立法有指引作用；其二，党要保证执法，党不仅要领导政府和司法机关实施法律，其本身也要履行一定的职责，包括通过具体的规范性文件推动或指导法律的实施；其三，党要带头守法，这不仅要求党内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与宪法、法律冲突，更强调党员除遵守法律外，应当遵守更加严格的党内法规。
在此基础上，201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央首次以“法治”为议题的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意味着“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和治理模式，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实践价值和政治意义。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道路，系统阐述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阐明了中国法治发展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特别强调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绝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而在具体内容上，《决定》从立法、行政、司法、法治观念、法治工作队伍以及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强化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强化了行政程序的意义，强化了司法独立审判和司法公正，强化了法律人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定型。因此，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不仅能够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同时也提高党的政治权威。如果和中央以往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或“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相比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一方面深化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些全新的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凸显道德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二是提出将党规党法纳入到国家法治体系之中，强调党规和国法并重，党规和国法相互协调。这些主张在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中国法治模式的形成发挥着积极的重要作用。2.党规与国法的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工作重点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我国市场经济的萌芽期，在这一阶段，法律规范的完善成为首要目标。进入21世纪，双轨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腐败频发，权力寻租不断，法治建设开始关注公权力的规制问题，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这两个阶段体现的法治观念始终以国家法为中心，而忽视了国家法之外的党规、政府公共政策以及种类繁多的民间习俗、道德规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将党的法规纳入到法治体系，形成党规与国法的二元结构。
党规党法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执政党。党不仅领导着各级政府和部门、国企、事业单位，更是全国8000多万党员组成的先锋队，因此只有党中央坚持依法执政、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办事能力，才能真正实现法治。正是在“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思路下，党中央逐渐加强了对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不仅包括法规的完善，还包括保障法规实施的制度设计。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再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标志着从2012年开始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全部完成。这次清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通过整理党内法规，党中央废止取消了一批不合时宜的规范性文件，为改革提供了便利。更重要的是，通过清理剔除了与宪法、法律相冲突的党内规范，理顺了党规和国法的关系。这一清理工作实际是为党内法规与法律规范的对接与整合铺平了道路，为构建党规与国法的二元法治结构创造了条件。下大力气清理党内法规充分反映了法治理念的深刻转型，法治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法律规范，而是包括党内法规在内的一整套更加多元的规范体系，这实际意味着党内自我治理的规范化、理性化。党内法规作为对执政党、领导者的制度性约束，相比国家法律拥有更积极的运作机制，相比社会道德具备更严厉的责任后果，其本身包含独特的政治属性。而党内法规又是法治建设的基础，因此党内法规体系成为整个法治体系非常重要的环节，并是其他子体系得以运转的前提条件。（三）提升反腐的制度化水平1.纪检制度创新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反腐列为工作重心之一，其目的就在于透过反腐来打击愈演愈烈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以及利益集团对执政党和政府决策层的渗透，从而净化党的有机体，树立党中央的政治权威。为此，中央始终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2014年，中央纪委宣布查处的“大老虎”包括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原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等。中央这次反腐运动始终强调标本兼治，特别是用“打老虎”的治标之策为完善制度建设的治本之策赢得时间。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了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该方案旨在解决三类具体问题：一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监督合力的问题；二是查办案件受地方和部门牵涉太多，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的问题；三是同级监督忌讳多、一把手腐败不好管，压案不报、瞒案不查等现象时有发生的问题。为此，《方案》强调党委一把手要承担起反腐败的首要责任，以完善双重领导体制、派驻巡视制度为抓手，改革创新了纪律检查体制，强化党中央对地方党委和各部门党委的监督能力和控制能力。具体包括：
其一，完善双重领导的纪检体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纪检工作领导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与同级党委大致平行，即纪委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这主要是在1949年之前；第二阶段，党委单一领导体制，时间大致在1949年至1982年之间；第三阶段，双重领导体制，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这一原则延续至今。
长期以来，地方纪委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的体制被指是“同体监督”，监督效果有限。特别在过去地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地方纪委主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难以发挥中央监督地方、上级监督下级的作用。针对这个问题，中央对纪检领导体制进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而非以前先向同级党委报告。上级纪委同时知情就会对同级党委形成制约，防止压案不报、瞒案不报。二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双重领导”下纪检监督不力问题，正式将纪委书记提名权从同级党委转移到上级纪委手中。
其二，派驻巡视制度的重大创新。一是“全面派驻”，以往中央纪委主要在政府部门派驻，今后中央纪委将实现党务、政府部门的全面派驻。二是巡视制度也将“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不留死角，发挥其“千里眼”功能。三是专项巡视常态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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