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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1 21: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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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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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的世界近代史(下)

波澜壮阔的世界近代史(下)试读:

编写说明

历史对于整个人类,就像记忆对于我们每个人一样,它说明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以及我们过去是怎样做的。因此谁要想了解世界,就必须知道它的历史。

为了让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人类文明的光辉灿烂,感悟世界各民族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我们组织数十位专家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推出了这一套融故事体的文本阅读、丰富精彩的图片鉴赏于一体的100卷本《话说世界》系列丛书。每一卷都系统而深入地展示人类文化的一个方面,100卷本又在总体上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把世界历史从单纯的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框架中释放出来,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涵盖历史、政治、军事、文化、艺术、民俗等各个领域,全方位、新视角、多层面地重新演绎世界五千年辉煌历史文化,给读者尽可能丰富的知识看点。《话说世界》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源远流长的世界古代史(上、下册);

第2卷 流光溢彩的世界古典史(上、下册);

第3卷 辉煌灿烂的世界中古史(上、下册);

第4卷 波澜壮阔的世界近代史(上、下册);

第5卷 日新月异的世界现代史(上、下册);

第6卷 震惊中外的历史大事件(上、下册);

第7卷 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上、下册);

第8卷 浪漫优雅的古巴比伦文明(上、下册);

第9卷 浑厚深沉的古印度文明(上、下册);

第10卷 高贵典雅的古希腊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包罗万象的古罗马文明(上、下册);

第12卷 夕阳辉映的拜占庭文明(上、下册);

第13卷 传宗布教的的阿拉伯文明(上、下册);

第14卷 血泪交织的希伯莱文明(上、下册);

第15卷 光耀美洲的的印第安文明(上、下册);

第16卷 璀璨夺目的世界文学(上、下册);

第17卷 响彻天籁的世界音乐(上、下册);

第18卷 鬼斧神工的世界建筑(上、下册);

第19卷 妙笔生花的世界绘画(上、下册);

第20卷 凝固不朽的世界雕塑(上、下册);

第21卷 摇曳多姿的世界舞蹈(上、下册);

第22卷 低吟浅唱的世界戏剧(上、下册);

第23卷 精华荟萃的世界教育(上、下册);

第24卷 卓尔不群的世界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改变生活的科学发现(上、下册);

第26卷 创造生活的科技文明(上、下册);

第27卷 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上、下册);

第28卷 百花齐放的舞蹈思想(上、下册);

第29卷 美轮美奂的美术经典(上、下册);

第30卷 神圣辉煌的著名宫殿(上、下册);

第31卷 独领风骚的工艺美术(上、下册);

第32卷 美化生活的装饰艺术(上、下册);

第33卷 光怪陆离的世界民俗(上、下册);

第34卷 狂放粗犷的原始艺术(上、下册);

第35卷 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上、下册);

第36卷 口耳相传的艺术典故(上、下册);

第37卷 流传千古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38卷 彪炳史册的学术名著(上、下册);

第39卷 划破时代的世界变革(上、下册);

第40卷 改变时局的世界会议(上、下册);

第41卷 云诡波谲的世界外交(上、下册);

第42卷 惊心动魄的世界战争(上、下册);

第43卷 同遵共守的世界条约(上、下册);

第44卷 耸人听闻的世界灾害(上、下册);

第45卷 犀利雄辩的世界演说(上、下册);

第46卷 风格迥异的亚非奇迹(上、下册);

第47卷 独具特色的欧美奇迹(上、下册);

第48卷 轰动全球的影坛佳作(上、下册);

第49卷 视角独到的世界摄影(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世界之谜(上、下册)。《话说世界》希望通过一些通俗的语言和故事体裁,对世界历史做一个概述。它只讲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人物和对关键阶段的描述,而且选择了一种通俗的简明形式。其原因很简单,鼓励一个人充满兴趣地去阅读一本生动的书,比沉闷枯燥的文字吓跑一个读者,对文化的意义更大。这本书可以作为历史专著的补充读物。你可以用非常休闲的方式去阅读它,读读停停,我们相信在历史人文的浪漫风景中,你不会感到乏味。当然,本书也无意于去取代那些优秀的历史专著。如果你对某一个局部历史细节有特殊的兴趣,还可以参考详尽的其他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话说世界》不同于现存于世的多种版本的世界通史,其往往“为通而通”,结果常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主干虽有,枝叶嫌乏。而《话说世界》则运用现代分类科学,在结构设计方面有总有分,有经有纬,条分缕析,纲举目张。《话说世界》重点选取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的若干话题,逐一论说。纵横全书,既能看到世界历史的大脉络、大走势,又能细察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横断面,完整而丰满。《话说世界》用生动的文本和精美的插图,再现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恢弘画卷堪称一部贯通整个人类社会的世界史简明百科全书,串联起全部人类文化的瑰宝,以其光辉不朽的价值与流传恒久的魅力,成就一部好读又好看的世界历史通俗读物。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世界》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649年1月30日的伦敦,清冷而阴暗。天刚蒙蒙亮,人们便迎着凛冽的寒风三五成群地向白厅宴会堂外面的广场涌去,把一个偌大的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下午一点半钟,面对广场的宴会堂中间那扇窗子打开了,全场顿时肃静下来。在众目睽睽下,一个全身黑色装扮,面色惨白的瘦长中年人被带上宴会堂外面的绞刑台上。原来,他就是新近被国会宣布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英国全体善良人民的共同敌蒸汽机车喷着烟雾,顺利地从隧道深处开出人”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他已来的情景用专制方法统治了英国二十四年。这一天是他当众被处决的日子。当执刑完毕后,群众振臂欢呼,互相拥抱,纷纷把帽子抛向天空以示庆贺。5月,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在人民群众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英国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了,君主制被取消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高潮。

大家知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前后共经历近五十年,直到1688年才告结束。

革命前的英国是个农业国,人口只有四五百万,其中农民占五分之四以上。以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和国教教会是英国最大的剥削者和反动势力。广大农民耕种的土地绝大部分属于他们,农民除向他们交纳大量封建地租外,还被一系列沉重的封建义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地的贫苦农民生活得更加悲惨。

15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发展起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6页)。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它首先深入农村。英国的毛纺织业特别发达,羊毛及毛织品畅销国外,从而使养羊事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从15、16世纪以来,一部分地主贵族开始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牧场。这部分贵族称为新贵族,以别于旧的封建贵族。他们一方面把自己分珍妮纺织机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改为牧场;一方面大量圈占荒地、丛林、沼泽等公共土地,筑起篱笆,围以沟壑,饲养羊群。同时,他们还借助封建法庭势力,把农民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赶出去,把从农民手里掠夺来的土地改为牧场。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封建政权采用各种残酷刑罚,迫使他们遵守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这些措施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圈地运动”。圈地是原始积累的一种典型方式。它实质上是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脱离,把农民的土地转化为资本,把农民转化为资本家的雇佣奴隶。

从16世纪以来,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除广泛发展的毛纺织业已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外,采煤、冶铁以及锡、铜等冶炼方面也进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有的工场规模很大,拥有几千名工人。出现了诸如肥皂、火药、玻璃、造纸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对外贸易和海外殖民的发展也很迅速。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不满。农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多次举行起义,他们的起义和斗争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动力。封建政权不仅对农民实行残酷的统治,而且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国王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税收和兵源,禁止任意圈占土地,违者严惩。他还把肥皂、纸张、玻璃、毛织品等几百种商品划归为自己的专利,实行专卖。此外,国王还规定年收入在四十镑以上的土地所有者都要接受骑士称号,缴纳一定数目的骑士捐。国王的这些措施大大地损害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新贵族的利益,他们结成同盟反对封建君主制。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16世纪末伦敦

英国封建王朝的反动专制统治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达到顶点。

1603年,英国都铎王朝女王伊丽莎白死后无嗣,由她的堂弟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斯图亚特继承王位,在英国称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詹姆士一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高唱王权神授的反动理论,宣称他们的权利来自上帝,反对他们就是反对上帝,要受到严厉的惩治。他们无视议会的权力,巧立名目,任意摊派捐税。在宗教信仰方面,对于那些敢于批评英国国教、宣传清教的教徒们实行残酷的迫害。他们的反动统治,使英国经济陷于停滞,物价飞涨,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人民再也不能按照老样子继续生活下去了,纷纷起来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也拒绝纳税。英国处于革命的前夜。1637至1639年苏格兰的反英起义遂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

1639年,苏格兰人攻入英国北部。为了筹措军饷,1640年4月查理一世被迫重新召开从1629年起就被他解散的议会。但这届议会只存在三个星期,又被查理一世解散。然而在国内人民革命形势高涨和苏格兰人一再发动进攻的情况下,查理一世不得不再度召开议会。这次议会存在的时间很长,从1640年11月直至1653年4月,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长期议会”。长期议会的召开,结束了十一年来查理一世的独裁统治,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从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人民群众推动下,以议会为阵地展开了对查理一世和他的党羽——王党分子的斗争。

议会成立之初,查理一世迫于国内革命形势,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作了一系列让步,如宣布处死他的宠臣,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任意解散议会和征税等。1640年底,议会又通过了《大谴责书》,列举查理一世及其政府最近十年来所有擅权渎职的罪行,和长期议会召开以来的成绩,并提出保证工商业自由发1839年汽锤的发明使重工业革命化展,限制主教权力,建立对议会负责的政府等一系列符合资产阶级、新贵族利益的要求。《大谴责书》是革命初期英国资产阶级的纲领性文件。查理一世拒绝接受,并于1642年初亲自带领四百名武装卫队冲入议会,企图逮捕正在开会的皮姆、汉普敦等五名反对派首领。查理扬言“要揪着那些反对派的耳朵,把他们拎出会场”,企图制造一起“血溅下院”的惨剧。然而皮姆等早巳听到风声,在民兵保护下躲入资产阶级控制的伦敦城区。国王进入下院后,伦敦城内立即响起警报,民兵们集合起来,决心用武力保护议会。伦敦市民和附近的农民也都武装起来,严阵以待。国王亲自逮捕议员领袖的计划落空了。当国王走出会厅时,群众一起拥向国王,向他的轿车投掷革命传单,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粉碎了国王的阴谋,逮捕令被迫撤消。1月10日,当皮姆等五人胜利回到议会时,查理一世垂头丧气,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伦敦,出走到北部的约克城。他企图在落后的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封建贵族中寻找支持,英国处于内战的前夜。

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昂城升起了国王的军旗,正式向议会宣战。内战开始后,英国分裂为拥护议会和拥护国王的两大阵营。大致说来,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东南部站在议会方面,而落后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拥护国王。从阶级成分上看,城市资产阶级、新贵族、自耕农和租地农业家等支持议会,广大农民群众、手工业者、学徒工也都同情并大力支持议会。站在国王阵营一方的,主要是封建贵族、英国国教会,以及部分地区的落后农民。站在议会方面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都属清教徒,他们衣着朴素,头剪短发(当时只有贵族才有留长发的特权),因而被称为“圆颅党”。而拥护国王的人多数属于衣着华贵、腰挎长剑、长发披肩的贵族,因此获得了“骑士党”的浑名。

从实力上说,优势在议会方面。因为主要工商业城市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财源丰实,还拥有许多重要港口。舰队和大量受过训练的民兵。而查理一世的据点则是落后的西部和北部地区,财政上只能依靠贵族的临时捐助,由于战争开始时革命领导权掌握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保守派手中。即掌握在长老派手中,他们害怕革命深入发展会触犯到他们的利益,不愿同国王彻底决裂,只求国王能作些让步,达成一些妥协就满足了。因此,尽管议会阵营处于优势地位,但打起仗来却屡遭失败。议会军的失败,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1645年,军队的领导权转入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等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手中。独立派同封建专制制度有较深刻的矛盾,他们不同意长老派的妥协让步政策,要求对国王进行较坚决的战争,“打垮了国王再进行谈判”是他们的信条。独立派的首领是奥列弗·克仑威尔(1599—1658年)。内战开始后,他对议会军腐败、缺乏战斗力的情况十分不满。他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克仑威尔依靠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马斯吞荒原之役(1644年7月)和纳斯比大战(1645年6月)的决定性胜伊丽莎白一世利,扭转了战局。查理一世见势不妙,化装成仆人,北上逃往苏格兰,企图在那里养精蓄锐,卷土重来,然而苏格兰人把他拘捕起来,以四十万英镑的高价卖给了议会。议会把他囚禁在荷思比城堡中。第一次内战结束。1647年底,查理一世逃跑,到威特岛被郡长扣留。1648年2月起,王党又乘机在许多地方发动武装叛乱,挑起第二次内战。大敌当前,军从内部的独立派和平等派又联合起来,共同镇压王党叛乱。1648年8月,克仑威尔击溃了王党军队,9月,占领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第二次内战以议会阵营的胜利而结束。

内战结束后,长期议会的领导权转入独立派手中。他们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成立了一个高等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法庭最后把查理一世判处死刑。处死查理一世,英国宣布为共和国,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达到高潮的标志。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期的革命运动,属于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不是同人民群众结成联盟,而是同新贵族结成联盟共同领导革命,因而使革命具有保守性和不彻底性。它没有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依然存在,贵族在国家政权中仍占有重要职位。革命结束后,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议会反而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圈地的法令,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到18世纪末,英国的自耕农已基本消失。尽管如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上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是人类从封建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里程碑,它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扫清了道路。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但对本国,而且对所有欧洲国家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都有着巨大的影响。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次革命,称它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这次革命意味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

法国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

“18世纪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是启蒙的世纪、理性的世纪,是一个离它的前一个世纪——17世纪——古典主义世纪相隔甚远的世纪,而与15、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世纪靠得更近的世纪。”启蒙运动高举的理性大旗在18世纪是时代的旗帜。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的思想斗争经历了很长的时期。文艺复兴是近代西方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则是第二次,而且是在更高的理性学说基础上进行的。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将人性从神权、禁欲里解放出来的话,启蒙运动乃是将人类从宗教教条、盲目信仰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用理性之光照亮未来的自由王国。在文艺复兴的旗帜上写着的是人文主义,在启蒙运动的旗帜上写着的是人道主义。显而易见,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运动,启蒙运动既是对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延续,更是它的深入和发展。康德在描述启蒙所面临的历史现实时指出:“到处是不要思想的呼叫。军官说,‘不要思想,执行吧!’征税者说,‘不要思想,付钱吧!’教士说,‘不要思想,信仰吧!”18世纪最后一位启蒙哲学家孔多塞在谈及启蒙思想家的神圣使命时呼吁:“一刻也不停地宣称:理性的独立、著述的自由,是人的权利,是人的解放”,他号召他们“发出战斗的吼声:理性、宽容、人道”。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平民思想家梅利叶、摩莱里及马布处等人。他们犹如灿烂的群星,照耀在法国天空上,给法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伏尔泰(1694—1778年)是18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他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因讽刺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逐出巴黎;1717年又因写诗讽刺宫廷贵族而被捕,关押于巴士底狱。在狱中他创作了第一部悲剧《欧第伯》,剧中抨击宗教、批判朝政。1725年,又因和小贵族德·洛昂发生冲突而被捕入狱,释放后被逐出法国,流亡英国。他在英国住了三年,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伏尔泰雕像会风俗,研究了牛顿、洛克等人的哲学、科学思想,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哲学和政治专著《哲学通信》 (又名《英国通信》)。此书于1743年出版后,因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而被判决焚毁。伏尔泰本人也被通缉,被迫逃亡到偏僻的小城西雷,在夏德莱侯爵夫人的城堡中住了15年。在此期间他写了哲学专著《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以及大量戏剧、诗歌、小说。1750年,他接受了普鲁士国王的邀请前往德国,在那里住了五年,著有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朝记事》。当伏尔泰发觉腓特烈二世只是利用他的声誉来粉饰普鲁士的专制统治时,毅然逃离柏林,在法国和瑞士的边境凡尔那购买了费因城堡,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0几年。这一时期他著有《哲学辞典》、历史著作《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议会史》、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耶诺与高兰》、《白与黑》等著作。1778年,伏尔泰重返巴黎,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时达到他一生事业和荣誉的顶点,最终确立了他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如同维克多·雨果所说的:“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同年5月13日,84岁高龄的伏尔泰与世长辞。

伏尔泰是启蒙文学的主将,享有“哲学家国王”的美誉。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诗、哲理小说、50多部悲剧和喜剧以及1万余封信札,是一位留下了丰富文化遗产的伟大作家。他第一个将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法国,又成功地将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为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孟德斯鸠塑像

伏尔泰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在《哲学通信》中,他把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介绍到法国,并批判了各种唯心主义观点。这本著作成为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

伏尔泰承认外在世界的客观性。认为物体的本质在于广袤和不可入性;即使一个人又聋又瞎,只要他有触觉,就不会怀疑那些使他感到坚硬的东西的存在。

伏尔泰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以自然神论的形式表现的,恩格斯指出:“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务。”伏尔泰认为:“运动并不是凭自身而存在的;因此必须求助于一个最初的推动者。……整个自然界,从最遥远的星辰直到一根草芒,都应当服从一个最初的推动者。”他承认在客观世界之外有一个上帝,因为“万物都是宇宙中的艺术,而艺术证明创造主的存在。”但是,伏尔泰承认的上帝与教会宣传的赏善罚恶的人格神并不一样。他认为上帝通过一次创造活动创造了现实世界之后,就不再干预人间的事物了。宇宙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上帝只是使“世界机器”运动而又不干涉它的活动的“伟大数学家”。至于教会宣传的上帝的属性和本质,伏尔泰宣称:“我是生成不能理解它们的。”“有一个神这一命题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神是什么的观念。”由此可见,伏尔泰的“上帝”并不是天主教所崇拜的偶像,而是其机械唯物主义的逻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以自然神的形式肯定了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这在当时是摆脱宗教束缚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

在认识论方面,伏尔泰推崇洛克的《人类理智论》,他自述:“我跑了许多很不幸的弯路,疲惫困顿,……我又回到洛克这里来了,就像一个浪子回到他父亲那里—样。”他赞同洛克的经验论原则:“一切观念都通过感官而来。”他批判了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认为“人心里根本没有天赋观念”。他反对不可知论,对理性怀有信心。他说,“我们不应当因为人类不能认识一切,就阻止人类去寻求于自己有用的东西。”“你的眼睛虽然比不上林赛的尖锐,但切不可因此不擦掉你的眼屎。”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教会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光辉业绩。他首先批驳了主张人们生来就有神的观念的说法,指出小孩并没有神的观念,非洲一些民族也没有神的观念,基督教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的基础之上的。一切社会罪恶都来源于教会辉煌的凡尔赛所散布的蒙昧主义,基督教的历史是一部残酷的血腥史。据他统计,人类因基督教而损失了1700万生灵,他痛斥教皇、主教是“两足禽兽”、“文明的恶棍”;僧侣们是寄生虫,是“社会败类”;特别是宗教裁判所更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比栏路抢劫的强盗还可恶。伏尔泰在许多书信中总是写上一句“消灭败类”,以表示消灭宗教的决心,他宣扬理性、科学、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思想。在长诗《亨利亚特》中歌颂了主张信教自由,结束了长期宗教战争的法国国王;在《奥尔良的处女》中赞扬了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的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他积极参与现实斗争,动员社会力量为遭受天主教迫害致死的新教徒卡拉等人平反昭雪。

伏尔泰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自然法权论”。他认为“法律是自然的女儿”,“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它的基本原则是:“这种法律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这里,虽然宣扬了所谓永恒不变的人性,但是,实际上是以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宣传君主立宪为基本内容的。他赞成开明君主制度,把依靠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作为达到消灭封建等级制度,实行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国的手段。在他心目中,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建立的英国政治制度就是他所向往的理想。他说:“英国是世界上抵抗君主达到节制君主权力的惟一国家,他们由于不断的努力,终于建立了这样开明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君主有无限的权力去做好事,倘若想做坏事,那就双手被缚了;在这个政府里,老爷们高贵而不骄横,且无家臣;在这个政府里,人民心安理得地参与国事。”可是,他向封建君主兜售的“自上而下”实行改革的主张在事实面前屡次遭到破产。70年代以后,由于法国封建专制国家和“第三等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他逐渐倾向于共和制度,表现出对革命的期望。他说:“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在传播着革命的种子”, “时机一到,革命立刻就要爆发的。”

孟德斯鸠(1689—1755年),出身于法国吉伦特省特尔多市附近的柏烈德庄园的一个贵族世家。在10岁时入奥拉托里的教会学校,在那里学习5年。1706年,他回到波尔多学习法律,从此到1714年专门研究法律,准备继承本族世袭的波尔多议长的职位。1716年,他的伯父——孟德斯鸠男爵去世。按照伯父的遗嘱,他承袭了“孟德斯鸠男爵”的封号继任波尔多议长,长达10年。在这期间,他深刻地了解到法国社会的腐败和封建社会的流弊,同时也阅读了大量书籍,研究过解剖学、植物学和物理学,写过《论海水的涨潮与落潮》、《论物体的透明性》、《论相对运动》等论文;也研究过法律、历史、文学、哲学等人文科学。1726年孟德斯鸠以高价卖掉世袭的议长职位和男爵封号,迁居巴黎,全力从事研究和著述。1728年被推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开始长途旅行,曾到过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瑞士、荷兰等国进行学术考察。1729年开始他在英国住了两年,研究英国的哲学和政治,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1731年,他回到波尔多老家的庄园,专心写作。1755年,66岁高龄的孟德斯鸠再次出游,不幸在旅途中患病,于2月份在巴黎逝世。

孟德斯鸠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波斯人信札》,1721年以化名“彼尔·马多”发表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波斯人信札》是他用书信体撰写的一部作品,开创了哲理小说的先河。《信札》由160封信组成。作者通过两位旅居巴黎的波斯青年向本国亲友描绘自己所见所闻的形式,对当时法国的政治、时事、法律、宗教等问题进行评述,攻击路易十四是位暴君,揭露教皇是“精神魔术师”。作品还批判了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嘲笑资产阶级艳羡贵族的门阀封号。此外,作者还臆造出“穴居人”的故事,将其美化为一个宗法社会,赞颂那里以人的自然品质所维系的社会生活,藉以表达个人的社会理想。作为一部讽刺作品,《波斯人信札》并无完整系统的情节,也鲜见具体的人物性格的描写,但它明确无误地阐发了作者的启蒙思想和见解,这种写作手法为后来的哲理小说风格奠定了基础。

1734年,他发表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书中谴责了专制统治,颂扬了罗马的共和制度。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最重要的著作,他自述:“我毕生精力,耗尽在《论法的精神》一书。”在当时,这是一部进步的社会政治理论著作,受到《论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众多著作中最著广泛欢迎,两年内连续印行22名的一部版,并很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中国有严复的译本——《法意》,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一定的影响。这部著作受到了欧洲反动势力的诽谤,为了进行反击,孟德斯鸠在1750年曾匿名发表了《为〈论法的精神〉辩护和解释》一文。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第一页指出:“法,就最广的意义来说,就是由万物的本性派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之下,一切实体都有它们的法;神有神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在人之上的天使有天使的法,禽兽有禽兽的法,人有人的法。”“他所说的法,重点在于物质世界的规律、法则。他说:“既然我们看到,这个由物质的运动造成的、并无理智的世界是永远存在的,那么它的运动就一定有一些不变的法则。” “这些法则是一种确定不移的关系。”孟德斯鸠认为在一切法之先的是自然法,自然法“是惟一从我们的存在结构派生出来的。”它是人处于建立社会之前的状态中所接受的法。孟德斯鸠反对霍布斯的“人与人之间像狼一样”的信条,主张第一条自然法就是和平。第二条自然法是由于感到匮乏而促使他设法养活自己的法则。第三条自然法是由于互相接近、互相依恋而彼此之间永远在进行的自然祈求。最后一条自然法就是过社会生活的展望’。但是,在人们进入社会之后就丧失了软弱的感觉;国与国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为了争夺利益就出现了战争状态,这就是促使人们立法的原因。孟德斯鸠认为法的基础是理性。“一般的法,就其统治地上一切民族而言,就是人类理性;每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和公民法,应当只是应用这种人类理性的特例。”孟德斯鸠把法放在主宰一切的、高于神之上的地位,把上帝和人世严格分开,努力从人类社会本身来解释历史。他把从人的本性派生出来的自然法说成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发展规律,把理性看成是政府所制定的法的基础,这就破除了封建制度下“君权神授”的神话,对于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起了推动作用。

孟德斯鸠认为历史上存在过三种政体: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党的性情领导一切。”他反对专制政体,认为在这种政体下:“一切事情都可以骤然地导致革命,革命是不能预见的。”他主张象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马克思曾批评过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而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他完全错了。”

孟德斯鸠主张政治自由,认为“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乃是一种精神上的安宁,这种安宁来自人人都感到安全。”但是,他又指出,“政治自由并不在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就是做一切法律许可的事的权利。”他认为“民主制和贵族制从本性上说并不是自由的国家。政治自由只能存在于适中的政府中。”他所谓的适中的政府就是指君主立中世纪的法国人宪制。不过,在适中的国家中也并非永远有政治自由,他认为“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经验:凡是有权力的人,总要滥用权力。”“为了使人们不致滥用权力,必须作出妥善安排,以权力牵制权力。”孟德斯鸠发展了洛克的三权分立说,提出:“任何国家都有三种权力:立法权,执行有关国际法事务之权,执行有关公民法事务之权。”后二者也就是国家行政权和司法权。他认为这三种权力机构应彼此分立而又互相钳制,绝不能集中于同一机构或同一人。“立法权和行政权为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官厅并揽时,就没有自由可言。”“如果不把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也没有自由可言。”“如果由同一个人或同一个要入团体、贵族团体或人民团体来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订法律的权力,执行公共决议的权力,和审理罪行或个人争端的权力,那就一切都完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代表了法国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者“分权”的要求;它的基本原则在不同程度上为后来的许多资产阶级国家所采用。

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地理学派的创始人,在《论法的精神》中,他用五章的篇幅论述政治、法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主张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性和制度;气候、土壤和地域影响着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宗教、风俗和法律,甚至决定国家的政体。他说:“酷暑令人形神皆惫,失去勇气”,“寒冷的地方有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力量使人能够作种种耐久、辛劳、巨大、勇毅的活动。”“土地硗薄能使人勤勉持重,坚忍耐劳,勇敢善战;……土地膏腴则因安乐而使人怠惰,而且贪生畏死。”“因此热带民族的怠惰几乎总是使他们成为奴隶,寒带民族的勇敢则使他们保持自由。”“海岛民族比大陆民族更重视自由。”“艰苦的山区享有的自由,胜于得天独厚的地区。”“单独一人的统治最常见于土地肥沃的国度,而若干人的统治则见于不肥沃的国度。”他以普鲁泰克的话为例证:“山区的人竭力要求人民的统治;平原的人要求豪门的统治;近海的人则拥护两者混合的统治。”普鲁士的发展

孟德斯鸠这种片面地夸大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地理环境固然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一种外部因素,它有可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但社会制度的变革及其性质毕竟是由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就孟德斯鸠批判了君权神授说的唯神史观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他无视社会物质经济生活对政治制度的决定作用,仍然陷入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狄德罗(1713—1784年)出生于朗格尔市一个富裕的手艺世家,父亲是刀具匠。少年时他曾在天主教会的学校中学过神学。1732年,狄德罗获得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后,对神学感到厌恶,父亲又把他送到律师事务所里学了两年法律,但他却爱好文学和数学,不愿从事诉讼事务,于是离开了事务所,和家庭断绝了经济联系,开始了十年的流浪生活,靠翻译、代写布道文、当家庭教师等维持生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阅读了许多自由思想家的著作,专心研究了自然科学、语言和哲学等学科,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并成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1746年,狄德罗发表了第一部哲学著作《哲学思想录》。当时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在书中批判了天启、奇迹等宗教神学,此书立即被巴黎议会下令焚毁。但是,这只是更激发了他向封建势力斗争的勇气。1749年,他发表的《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中否定上帝的存在,转变到无神论的立场。由此,他又遭到封建统治者的迫害,以传播危险思想的罪名被关进文森监狱的城堡主塔。出狱后,他积极投入《百科全书》(即《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的编纂工作并任主编,通过编辑工作团结了一大批号称“百科全书派”的进步知识分子。由于他不屈不挠、卢梭的雕像坚持不懈的努力,经过20多年的奋斗,终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恩格斯曾经赞扬道:“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

狄德罗感情丰富、思想敏捷、才华横溢。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自己也创作过小说和剧本;对于小说、戏剧、绘画等理论也有精湛的专门研究,是一个有影响的美学家。狄德罗的美学观点同样以启蒙思想为基础。他反对古典主义的原则,主张艺术要摹仿自然,提出“美”即是“描绘和事物本身的吻合”。在造型艺术理论方面,他的主要作品是《沙龙》和《论绘画》,关于戏剧理论的重要著作则有《论戏剧诗》等。他创造了一种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启蒙戏剧体裁——正剧,主张戏剧要表现资产阶级的平民,并且在《私生子》和《家长》这两部正剧的创作中实践了这一思想原则。

狄德罗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哲学思想录》(1746年)、《供明眼人参考的谈盲人的信》 (1749年)、《对自然的解释》 (1754年)、《拉摩的侄儿》(1762年)、《达朗贝与狄德罗的谈话》(1769年)、《达朗贝的梦》(1769年)、《关于物质和运狄德罗一生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百科全动的哲学原理》(1770年)等。书》

狄德罗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学说包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

在实体观方面,他继承了斯宾诺莎关于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的思想,不同意笛卡尔主张有两个实体的二元论;但是他也克服了斯宾诺莎认为物质只是实体的一种属性的观点,明确断言这一个实体就是物质本身。他认为要假定任何一个处在物质宇宙之外的实体,都是不可能的。他驳斥了宗教唯心主义宣传的上帝是最高实体的观念,他说:“我承认,我们很难接受一个实体,它存在于某个地方,而又不与空间上的任何一点相合;我们很难接受一个实体,它是没有体积的,又占有体积,而且在这个体积的每一个部分里都是完整的;在本质上与物质不同,而又与物质联合为一体;跟在物质后面推动物质,而自身又不动;影响物质,而又受物质的一切变迁的影响:这样一个我对它几乎毫无观念的实体,一个具有这样矛盾的性质的实体,是很难接受的。”

狄德罗把许多性质不同的物质微粒称为“元素”,认为自然就是元素的组合。他强调元素是异质的,各元素有本质上的区别,否则就不能解释物质世界各种现象的多样性。他说:“在我看来,说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由一种完全同质的物质产生出来,这就和用同一颜色来表现一切东西一样不可能。”元素的数量是无限的,元素可最后分割为分子,而“分子是以一种绝对的不可分割性而不可分割的。”狄德罗关于“异质元素”的思想表明,他试图用辩证的观点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用质的区别而不是用量的不同解释自然界的多样性。

狄德罗认为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运动的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是物体的固有属性。物质是永恒存在的,而运动则是它本性固有的。运动是和形状、广袤、不可入性一样是物质的基本属性,无论物体或组成物体的分子都处在运动之中。“物体就其本身说来,就其固有性质的本身说来,不管就它的一些分子看,还是就它的全体看,都是充满着活动和力的。”这样,他就描绘出一幅世界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中的景象:“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过渡,只有全体是不变的。世界生灭不已,每一刹那它都在生都在灭,从来没有过例外,也永远不会有例外。”物质的异质性正是从运动的多样性中所得出的结论。他说:“我看见一切物体都在作用与反作用中,都在一种形式下破坏;都在另一种形式之下重新组合;我看见各种各样的升华、分解、化合,各种与物质的同质性不相容的现象;我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物质是异质的;认为自然中有无数不同的元素存在。”物质的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并非由于上帝的安排。他说:“混沌是不可能的;因为由于物质的原始性质,本质上就存在着一种秩序的。”

狄德罗关于物质和运动的观点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他说:“如果现象不是彼此联系着,那就根本不能有哲学。”他从物质运动的普遍性和形式多样性出发,主张自然界有一个发展过程,生物界是进化的。动物界和植物界一样,一个个体可以说有开始、成长、延续、衰颓和消逝。物种也是如此。他认为在“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上,不能从已经形成的动物作为出发点,而应上溯到动物的最初根苗,回到它还是一个柔软的、纤维状的、无定形的、蛆虫似的、不大像一个动物而颇像一颗植物的根块状的物质时才行。他反对主张物种不变的“预成论”,他认为动物将来的样子和过去的样子并不雷同于现在的样子。“在污泥中活动的小到看不出的蛆虫,也许在走向大动物的状态;大得使我们吃惊的巨大动物,也许在走向蛆虫的状态。”不过,狄德罗的生物进化思想过分强调了发展的连续性、渐进性,忽视了其中质的变化。他认为生物的一个“界”以不可感觉的程度接近另一个“界”“链条中不可能有一个空档。”这仍然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色彩。

狄德罗继承了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但克服了他把内省作为经验的一个来源的缺陷;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批判了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他强调尊重事实,认识自然。他说:“事实,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事实,总是哲学家的真正财富。”“我要写的是自然。我将让这些思想就照着对象在我的思考中呈现的次序,在我笔下相继出现。”相反,“那些在自然中没有任何基础的概念”正如没有根的树木,一阵风就可以把它推倒。他肯定物质世界是不依赖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是认识的惟一对象。他形象地把人比作钢琴,是一具“赋有感受性和记忆的乐器”,“我们的感官就是键盘,我们周围的自然弹它,它自己也常常弹自己。”这样就产生了感觉,感觉是外部世界刺激人的感官所引起的结果。“感觉是我们一切知识的来源。”他批判贝克莱用主观的感觉去代替客观实在和主张“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他说这犹如一架“发疯的钢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钢琴一样。

对于检验认识的标准,他主张“真理就是我们的判断与对象一致”,并特别强调观察和实验的作用,认为实验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除了实验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识别错误。值得一提的是:狄德罗提出了知识的效用问题。他说:“要使哲学在俗人眼中成为真正可尊重的,只有一个惟一的办法:这就是为他指出哲学伴随着效用。”“效用为一切划定了界限。”这种观点可以说比实验的观点更接受科学的实践观。当然总的说来狄德罗的效用,仍然是狭隘的实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知识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狄德罗尊崇理性。他所述的理性不仅是与感性相对的一个认识阶段,而且有与宗教信仰相对立的含义,即“人类认识真理的自然能力”;“人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的一系列真理”。他鼓吹“真正的哲学家”应当“敢于推倒宗教设置的神圣界限,打碎信仰所加于理性的羁绊。”他认为理性是惟一的导引者,而神学家却叫人在夜间迷失于森林时吹灭烛火以便更好地寻路。在他看来,愚昧无知是宗教产生的根源。实际上,神学家们“用一个奇迹来证明福音,就是用一个违反自然的东西来证明一个荒谬的东西。”“人们用来支持宗教的那些事情是古老而且奇异的,这就是说,是最可疑不过的事情,用来证明最不可信的东西。”

狄德罗的认识论不仅比17世纪和同时代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前进了一步,而且一定程度接近辩证唯物主义。

狄德罗对天主教的圣经和教义作了深刻而机智的批判,指出其中的自相矛盾和荒谬。他说:“‘三位一体’中的三位,或者是三种偶然属性,或者是三种本体。中间的是决没有的。如果这是三种偶然属性,我们就是无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如果这是三种本体,我们就是异端。”针对亚当吃了苹果而受到惩罚的说法,他讽刺道:“基督徒的上帝是一个很看重他的苹果而很不看重他的孩子们的父亲。”“没有一个好父亲愿意像我们这个天上的父的。”对于圣餐仪式,他叫人民睁开眼睛看一看:“这身体发霉了,这血液变酸了。这上帝就在他的祭坛上被蠹虫吞吃掉了。”

在现实生活中,宗教所起的作用是危害社会的。他指出:“上帝!上帝!这可怕的名字”使人们“彼此询问、争论、怒恼、痛斥、仇恨互相扼杀”,在不同教派中掀起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厚颜无耻的神学家们在人们探索自然的途径上设置重重精神障碍。“没有一种邪恶的学说是耶稣会士们没有宣扬过的。”“他们公开侮辱最神圣的原则,力图消灭自然法,摧毁人的信心,践踏法律以破坏市民社会,压抑人道的感情。”他们不断地进行诽谤、陷害、咒骂、斲伤民族的最后一点元气,像讨厌的蚊子、苍蝇一样,将时间都花在叮人、咬人、打扰人工作和休息上。

狄德罗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坚决而彻底的。他在临终时,神甫前来提醒他,如果不“小小否认一下”以前的信仰,就会像伏尔泰一样得不到墓地。狄德罗明确地回答说:“我懂您的话,神甫!您不愿让伏尔泰安葬,是因为他不相信圣子的神性。好吧,我死后,随便人们把我葬在哪里都行,但是我要宣布我既不相信圣父,也不相信圣灵,也不相信圣族的其他任何人!”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狄德罗从“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由的权利。”现实社会中的权威“或者是出于垄断权威的人的实力和暴力”或者是人们之间订立的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发出了人类解放的第约。“凭借暴力取得的权力只不一个呼声过是一种篡夺”,它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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