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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1 20: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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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达临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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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临谈性文明

刘达临谈性文明试读:

文前彩插

美国《时代》周刊(1990年5月14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引导中国走向幸福的21世纪的六个代表人物》,其中有胡锦涛、吴仪、刘晓庆、刘达临等(1993年5月)第一次得国际奖——“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1994年8月,德国柏林)第二次得国际奖——“巩固与优化家庭国际奖”(2001年5月,美国纳伯拉斯加)第三次与胡宏霞博士同获“抢救与发展文化国际奖”(2004年3月,美国纽约)第四次与胡宏霞博士同获“生命全程性教育国际奖”(2007年1月,印度海德拉巴)刘达临教授与胡宏霞博士在新加坡举办性文化展时的当地报纸报道(2005年11月)报刊评论前言一生心灵一辈子路

人老了,往往会打开心灵的窗户看自己的一生:一个画家会反复欣赏他笔下的山山水水;一个将军会回忆他多次在熊熊战火中的跃马扬刀;一个工人会对他一生所筑房屋频频回首;一个学者会对他毕生所创建的理论不断总结。

人活了一世,总想留一些东西下来,一般人往往只想把房子啊钱啊车子啊什么的留给子孙,而学者则会想多留一些文化遗产给社会和后人。

我也是这样。我的一生经历了许多曲折,从50岁开始才研究社会学、性科学,做了一些前驱性的工作,至今三十多年了,回首前尘,反顾一生,总想留一些东西下来,不枉在世上走此一遭。我和我的妻子胡宏霞博士创建了三个性文化博物馆,搜存了4000多件性文物;我精选了与我一生的事业有紧密联系的六百多张照片,编成了题为《绮年性文化》的画传出版,给后代留下一些形象资料;我坦露一生与事业有关的隐私,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写作出版了《风雨情天》的自传,把自己放在心灵的解剖台上,供人分析;此外,我还在国内外出版了151个版本的著作。

有人想为我出一个“全集”,我认为不值当,也不可能。这些书虽然大部分是理论著作,但是内容很杂乱,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著作有些内容很肤浅,之后有些著作的内容有重叠,有些著作的观点互有矛盾,因为我自己的观点也在发展变化之中,例如对同性恋、对妓女问题的看法都有所修正,前后不同。我坚信,理论家要用自己的观点去改造世界,也要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

但是,我毕竟参与创建中国现代性科学已有三十多年,今年已85岁,在性的人文科学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固定的观点,经过不少检验,此生也不大会再改变了。我此生在追求真理过程中的一些观点散见在我的多本著作之中,集中不起来,也很难提炼,如果再写一个大部头著作则难有可读性,而且自己也没有这个精力了。于是就挑选自己过去发表过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或著作片段,再补上一些想写而未写的内容,汇编成此书,使之成为我此生的“性学总论”。它似乎有些杂烩,试而为之吧!

现代社会很多元化,对一件事往往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对性这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更是如此。我相信我在本书中表达的有些观点能被主流文化所接受,但是也可能会引发争论甚至得罪人,不过引发学术争论也很好,瞻前顾后并无必要,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就让我把对人类性问题毕生悟到的道理凝集成这一块砖,铺在后人继续走向真理的道路上吧!刘达临2017年春节于上海万春轩第一部分关于“性文明”“性文化”与“性文明”

在性学研究中,人们经常使用“性文化”与“性文明”这两个词,有时甚至把它们等同起来,混淆到一起,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文化”一词有多种解释,我认为最简单明了的说法是:文化是人类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与改造。所谓“周围事物”是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以至无涯。对原始人来说,不过是太阳、月亮、山山水水、动植物、吃饭、性交、生孩子;对现代人来说,“周围事物”甚至包括了世界万物与宇宙天体。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要认识它们、改造它们,这是和一切动物本质的区别;动物是没有思考的,它们只能利用环境、适应环境,而不能认识事物、改造事物,所以“文化”一词只是对人类而言的,从来没有“动物也有文化”一说。我们常说的“性文化”,就是指自有人类以来,对性的认识(如性观念、性理论)和改造(如性技巧、性工具、易性、增强性功能等)。

文化既然是人们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和改造,那就一定包括正面与负面、正确与错误两个方面,不能说只有正确的认识与行为才是文化。譬如古人崇拜性、提倡女子“从一而终”也是一种文化(或曰文化发展过程),卖淫嫖娼也是文化(雅称为“青楼文化”),日本的武士道又是一种文化,泰国的人妖也是一种文化,不过都带有负面性而已。我们研究文化,对其中正面与负面的内容都要研究,比较它们、鉴别它们,才能找出正确的发展方向。

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创办初期,有个官员前来参观,看到馆内还陈列了一些古代妓院用具,皱着眉头说:“你们怎么还展出这些东西?”我回了他一句:“在北京的博物馆里还展出了日本侵略军的步枪和大炮呢!这都是文化。”“文明”一词和“文化”就不同了,文明的内容都是正面的,那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把这些精华集中起来作为人类进步、世界发展的方向。把“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加以明确区分是很重要的,对于文化,要兼收并蓄,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要研究,以其中的精华建立现代文明,并了解与摒弃各种文化中的糟粕,不要重蹈覆辙。

中国现代的性学家们通过社会调查、分析探讨,了解中国与世界的现代性文化;有的学者也通过挖掘历史、搜集文物、建立博物馆等方式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古代性文化,这些都是为了建立与推动中国现代的性文明。

现在“性文明”一词已被广泛使用,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却少有人提及,似乎有些空洞。在性方面怎样才算是文明呢?我的看法是,对“性文明”一词的具体内涵,可以用“健康的自由,合理的控制”两句话来表述。“健康的自由”的含义是:性是一件非常自然、正常的事情,应该开放,个人要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健康”。所谓“健康”,就是至少不要伤害他人与社会。“合理的控制”的含义是:性的自由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恣意而为的,有些性行为是不可以做的,因为人类的性除了自然性以外,还有它的社会性,必须受到社会道德、法律、知识与习俗的控制。过马路都要受红绿灯的控制,更何况是性呢!人的一切涉及他人的行为都要受社会的控制,不过控制要“合理”,“合理”的标准就是符合人性的健康发展,也不能伤害他人与社会。对于怎样控制才算合理,这是需要不断研究与改进的,它们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道德观念要不断改革,法律要不断修改,知识要不断追求,还要不断地移风易俗。性要以知识来引导

可见,“性文明”总归应该是自由与控制、权利与义务、快乐与责任等两个方面的结合,既要反对性压迫、性禁锢,又不能走向没有底线的自由。这应该是全人类都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对性的自由与性的控制的理解与做法有所不同而已。现代的中国人对性应该自由到什么程度,又要怎么控制呢?怎么做才最符合现代中国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呢?这是我们中国性学家的重要研究任务。了解“食、色,性也”的准确含义

在性学研究过程中,人们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什么?

那就是“食、色,性也”。

许多人认为这句话是孟子说的,实际上它只是《孟子》这本书里记载的告子说的一句话,当然这句话表明了初期的孔孟之道对性的根本态度,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性文化的重要观点,它是一个真理。

它的确是真理,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饮食”和“男女”都是生活两大最基本的需要,人们都要靠饮食来维持生存,靠性来繁衍后代,这两大需要是人的本能、本性,二者但缺其一,则人类早就绝种了。绿釉交合床(汉代)

在中国现代性科学刚刚兴起的时候,“食、色,性也”这句话被看成是一面旗帜、一种廓清性学发展前进障碍的重要武器。这是因为当时很多人受了近千年来性保守、性禁锢的传统思想的影响,总认为性是污秽不洁之物,性学研究是“歪门邪道”。那么,怎样对抗与去除这些保守思想呢?要讲道理,要引用一些权威的话、举证一些权威的事来讲道理,权威的话,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恩格斯)对性的论述,二就是“食、色,性也”这句话;权威性的事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召集了一批著名学者讨论如何对青少年推广性教育,那可是“总理遗志”啊,怎么会错呢?在这些论据中,“食、色,性也”这句话既简单又响亮和深邃,是起了大作用的。你说性是肮脏下流、不可告人更不可研究的,人能不吃饭、不结婚生育子女吗?这都是非常正常、自然的事,这都是人类的本性呀!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提倡“人性化”,于是,“食、色,性也”之说就更有力度了。

从“食、色,性也”的角度来看,人们有性的需求和性的兴趣,要通过一些性行为、性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兴趣,是自然的、正常的,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并不是一切性行为和性活动都可以用“食、色,性也”来使它合理化,并不是一切性行为和性活动都能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例如强奸犯能不受惩罚吗?能以“食、色,性也”来为他辩解吗?“食、色,性也”说明这是人性需求,但这只是人性的自然性,或称动物性。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在人类身上还有许多动物性的残留,动物也要通过饮食以维持生存,也要通过性来繁衍后代。西方有一本著名的人类学著作,即摩尔的《野性的遗留》,其中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这本书认为,人性有十几个方面都是与动物相同的,食和性是两个最主要的“本能”“本性”,其他还有躲避危险的本性、爱护幼崽的本性,等等。不过,如果仅仅用“本性”来解释人的性行为就很不够了,例如,人和狗都是有性需求的,公狗在发情期见到母狗可以马上扑上去,人可以那么做吗?企鹅交配

可见,“食、色,性也”只说明了人性的一个方面,人性除了自然性、动物性以外,还有社会性。也就是说,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但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类的行为不只是出自个人的本能需要,还要符合社会的正常发展需要,即个人要融入社会,与他人和谐相处,至少不要伤害他人。因此,在性的方面绝不能恣性而为,“发情”是本性需求,可是不能像公狗见了母狗那样马上扑上去,否则就要受到社会的严厉惩罚。羚羊交配

这个道理启示人们,在提倡性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不能压制、不要神秘化,要自由、要解放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人类的性还有它的社会性;在提倡性的自由、解放的同时,还要遵守必要的、合理的社会规范。我们提倡“自然、健康、科学”的性,“自然”是强调人类性的自然本性,“健康”与“科学”则强调了人类性的社会性。人们贬斥一些性犯罪分子的行为是“禽兽行为”,就是说他的性行为只是停留在动物性的层次上。人身上自然性、动物性的东西是本能的,是与生俱来的,不用多教;而属于社会性的东西,如观念、道德、情操、技术等则属于文化的范畴,必须教育、培养、引导与提高。

正是因为“食、色,性也”,一般说来,世界上没有不想多拥有一些钱、物质生活过得好一些、性需求得到满足的人,这是没有时代、国家、民族、社会制度与个人差别的,性的自然性都是相同的,但是性的社会性及应怎样去满足这些需要,在不同的条件下却大相径庭了。其满足途径主要可以分为是否健康、是否正常两种,健康、正常的标准在于是否伤害他人与社会。贪污就是用不健康、不正常的手段满足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自然需求,腐化就是用不健康、不正常的手段满足个人对性生活的自然需求。研究性科学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引导人们形成健康、正常的性观念,用健康、正常的方法,走健康、正常的道路去满足性的需求,从而更好地发扬健康、正常的人性。性学研究的矛头指向变了

学术领域是没有敌人的,但是许多人文科学都有个主要的矛头指向、打击目标,即要反对什么、驱除什么,同时要提倡什么、树立什么。例如儒家就十分重视“礼”,反对“非礼”,孔子一辈子都孜孜于“克己复礼”。宋朝的“程朱理学”就最提倡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重视守贞,反对“失节”。那么现代性科学的矛头指向是什么、最提倡什么、最反对什么呢?

中国现代性科学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它最初的矛头指向是性愚昧。那时,由于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性禁锢、性神秘、性无知现象实在太严重了,人们都把性等同于“黄色淫秽”“低级下流”,羞于谈性,耻于谈性。不少女孩子初来月经就惊慌不已,认为是得了大病;有的女孩被男孩吻了一下,就担心自己会怀孕;有的夫妻结婚10年还没有生育,去请教医生,医生通过检查竟发现妻子还是处女,这对夫妻竟不知道通过性交才能生育。这些事现在看来是天大的笑话,却都是当时活生生的现实。

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些性愚昧的问题大量地暴露了出来,同时产生了许多新的性问题,例如青少年的性早熟、性教育缺失、夫妻性生活不和谐、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卖淫嫖娼、性变态等现象纷纷出现,令人们震惊。由于中西文化的大量交流,人们知道了西方还有“性科学(Sexology)”,又十分惊讶:“性还有科学研究?中国正需要研究这些问题呀!”于是有些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就把他们本来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性,开创了中国现代性科学,成为这个学科的先驱人物。少女的肖像恋刘达临的《性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刚刚开创的中国现代性科学,其斗争矛头当然首先指向性愚昧。1987年,刘达临的《性社会学》出版,《人民日报》为此登载了一篇书评,题目就是《借重科学驱愚昧》。那时进行性科学、性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以自然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性——性是一个绝对自然、正常的事情,不要躲避它;人类应该有性的自由,不要禁锢它、压制它,而要用科学知识来武装它。《人民日报》对《性社会学》的书评(1988年1月15日)

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信息化、市场化、自由化、多元化不断发展,中国到处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个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电脑非常普及、手机几乎人手一部的环境里,哪里还有“性盲”、哪个青少年不懂性啊?他们在网上可能比成年人见得更多,不过是科学与谬误并存而已。在社会上,性禁锢的现象越来越少了,中国人的性似乎从一个极端快速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据调查,中国现在70%以上的女大学生已经不是处女,似乎不发生性交关系就不叫谈恋爱。2016年全国未婚先孕而做人流的少女有一千多万人。某大学有个“90后”的女生在一个讲座上公开宣称“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因贪污受贿而落马的官员95%以上都有腐化行为。有的学者估计全国暗娼有600万人,有的学者估计暗娼已上千万。性病、艾滋病在难以遏制地蔓延,呈几何级数增长,患者已达百万人以上,而其主要原因都与性混乱有关。少男、少女的性婚外性行为

性科学是要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变了,科学研究的重点当然也要改变,现在性科学的主要矛头指向早已不是性愚昧了,而是要指向性的不健康——包括性放纵、性泛滥与没有底线的“性自由”等。

在这种情况下,性学研究应更加重视人文内容,性教育应更加重视情商方面的教育,可惜现在这些相应的转变都不够。

有人说,中国目前正经历着一场“性革命”,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因为现状似乎还够不上,“性革命”也不一定就好。“革命”和“进化”不同,“革命”是对某一状况以达到正面效果为目的的爆发式的改变,而中国人的性文明只能一步一步地来,而且不应该引发出太大的负面效果。西方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了一场“性革命”,后来不是又不得不来一个“性回归”吗?

改革某种社会状况,既要防“左”,又要防右。有人说过,社会变化就像开飞机,一会儿稍稍偏左了,改正以后又可能右了一些,再改正后又可能左了一些……分毫不差的航向是没有的。人性的光复与改革大概也是如此吧!限制,就是文化

不久以前,有位性学家对大学生作报告说:“不要听别人对我们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许做的,我们的身体只属于自己。”

这样的说法赢得了青年人的一片掌声,这个观点似乎很新潮、很开放、很符合青年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但是仔细一想,这么说似乎有些问题——“身体只属于自己”,难道就可以恣意而为了?“不要听别人对我们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许做”,难道青年人就不要听任何劝告、接受任何教导,文化对他们就不起作用了?

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认为,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世界上除了自己以外,只要还存在另一个人,那么他就要放弃一些“自治”的权利。这里所说的“自治”就是自由,所谓放弃一些“自治”的权利,就是说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有些行为必须有所限制。道理很简单,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会要稳定,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个人有些想做(或十分想做)的事情,如果会影响他人、伤害他人,那就不能做。性是最激动人心的,可以使人不顾一切,但是“不顾一切”能行吗?一个男青年看到一个女人十分性感,产生了性冲动,就想扑上去,那能行吗?一对男女青年刚谈恋爱不久,男的就要女的脱裤子,那能行吗?

社会总是在向自由、多元的方向发展,可是再怎么自由、多元,都不能以伤害他人为前提,无论自己想怎么做,都要限制在“不能伤害他人”这一界限内。这种伤害既包括直接的、明显的,也包括间接的、不那么明显的。直接伤害,例如杀人、抢劫、强奸等;间接伤害,例如损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给亲友造成了大麻烦,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等。即使是只损害了自己,也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因为个人就是社会的一分子。“食、色,性也”,这是一个真理,不过这只是说,“食”和“色”是人类自然的、正常的生活需要,而绝不是说对任何个人而言,“食”和“性”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由的、正当的。任何属于本性的事情,当然都应该自由,同时还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当然也应该是合理的限制。原始初民的群婚杂交

以性而言,人类已经诞生了四五百万年,其中99%以上的时期都是群婚杂交,在近几千年才逐步建立了一夫一妻制。即使在父母辈和子女辈都可以性交的群婚杂交阶段,对性还是有限制的,这就是氏族或部落规定在进行大规模的渔猎或战争时任何人都不得有性交行为,违者会受严惩甚至被处死,这是因为群婚杂交会引起争夺异性的斗争,可能会破坏群体内部的团结,从而破坏了对群体生死攸关的生产或战争行动。这是人类历史上对性的第一个大限制。对性的第二个大限制是古人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近亲通婚,其生不繁”的道理,于是又有了在近亲之间不可以有性关系或婚姻关系的规定,直到今天。原始社会中,男女以不同的文身表明不同的氏族,文身相同(同种族)者严禁相交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对性有数不清的限制,这些限制大致可以分为知识限制、道德限制、法律限制与习俗限制四个方面。这些限制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例如“男女授受不亲”“一嫁一夫,安可再移天”就是一种限制,但是它不合理;“近亲不可通婚”等限制则是合理的。不管怎么说,限制就是文化,就是人类认识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动物是不可能有这种思考的。不过,既然是认识,也总有个发展过程,而且认识也有对有错。科学就应该分清是非对错,引导人们择其善者而行之,知识汲收、观念变革、法律修改、移风易俗不都是为此目的吗?

19世纪末,西方早期的性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专家弗洛伊德明确指出,人类是不能既得到生理上和心理上无穷欢乐的满足,又得到社会的进步的,“文明和智力的发展,必然要以人的性生活的一些限制为代价”。这段话讲得真对,这是真理。古人认为不同种族的男女交合可以优生清朝初期,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率领三十万大军镇守云南。这支军队多是汉人,不愿娶当地的少数民族女子为妻,因此婚姻问题难以解决。吴三桂为了稳定军心,派人制作这种双鱼交尾瓷花插,双鱼一为鲤鱼,一为鲶鱼,交尾即交配,吴三桂以此宣传血统相距较远、不同种的动物交配而生的后代身体素质会得到很大的改进,以鼓励不同民族通婚

中国古人在很早以前就探索了这个道理,例如孔孟之道就十分强调“发乎情,止乎礼”。“发乎情”是自然的,感情总是油然而生的,很难限制,可是想付诸行动就要有限制、守规矩了;而“礼”就是规矩,凡是对他人、对社会有伤害的事就要“止”。这个观点的提出有两千五百多年了,对现代社会仍然适用,也许以后永远适用。

对人类行为的四种限制——知识限制、道德限制、法律限制和习俗限制,有自觉而为的,也有强迫性的、不得不这么做的。例如知识限制与道德限制都是自觉而为的,法律限制则带有强迫性,至于习俗限制,似乎强迫性与自觉性兼而有之,“岂能随俗”与“未能免俗”并存。社会当然首先要提倡自觉性的限制,人们不做一件事,可以有不想做、不愿做、不敢做、不能做几个原因,“不想做、不愿做”要比“不敢做、不能做”更好些,“无贼心”总要比“有贼心,无贼胆”要更好,因为不去做一件不好的事,如果仅仅是因为“无贼胆”,而“贼心”犹存,以后还可能去做“贼事”。孔子在70岁时,说自己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这句话说明了三点:一是他还是崇尚自由的;二是即使在“从心所欲”的自由里仍有不可逾越之“矩”;三是遵守这个不可逾越之“矩”不是强迫性、不得已而为之的,而是自觉的、真正发自内心的——这就是一种真正崇高的境界了。

有一位哲人说过一段名言,他认为所谓“文化”,指的不仅是有多广博的知识、获得了多高的学位、写过多少书、名气有多大,“文化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修养,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不需提醒的自觉,以限制为前提的自由”,这些话真叫人回味不尽、思路顿开。

由此可见,那种“不要听别人对自己说什么事不能做、不许做,我的身体只属于自己”的观点,只强调了自由,而忽略了限制。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好到妇产科医院的手术室外面坐一坐,听一听里面传出来的少女引产的大哭惨叫声——不听劝告,不接受教育,自己的身体就自己做主了,这会产生什么样恶劣的后果?“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种苦果往往使人噬脐莫及。

当然,青年人接受劝告与教导也要有分析,不能盲从,因为毕竟身体、头脑还是自己的,决定权还在于自己,只是要重视自身的改造、善于控制自己而已。

我们的性学研究与性教育,如果仅仅是(或主要是)告诉后人性应该怎么自由、怎么快乐,那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世界性学大会《性的人权宣言》评析 [1]

1997年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召开的第13届世界性学大会提出了一个《性的人权宣言》,并于1999年在中国香港召开的第14届世界性学大会上获得了通过。这个宣言提出:“人类的性,是人们彼此间最深切联结的起源,也是个体、伴侣、家庭与社会健全的本质。因此,对性的人权的尊重必须通过一切方法来确保和发扬。”刘达临与美国的戴蒙德教授在第14届世界性学大会上合影(1999年8月,香港)

这个宣言还提出了性的人权包括自由的权利,对身体完整及安全的自主权利,性平等的权利,性健康的权利,获得充足、客观、正确的人类性资讯的权利,接受完整性教育的权利,自由结合的权利,作出自由及负责任的选择的权利,维护隐私的权利。

这个宣言的颁布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但其中有些内容和提法是否妥当是值得分析的。

性是人类两大基本生活需求(“饮食”和“男女”)之一,它密切关系到人们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婚姻家庭的巩固、后代的健康成长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可是千百年来(中国是自宋朝中期以后至20世纪后期,西方是从欧洲中世纪至20世纪前期),人类实行了性禁锢,性被看成是淫秽不洁之物,人类的基本需求被压抑,历史被扭曲,人性也被扭曲了。

我们常常讲人类的彻底解放,这个口号似乎很理想,但其内涵却是十分丰富、具体的。例如,它包括政治上的解放,即人民群众要当家作主;包括经济上的解放,即要温饱、富足;包括思想上的解放,即不受种种不合理、不科学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也包括人性的解放,即人的本性需求不受压制地得到满足。人类正常的性需求已经被压制千百年之久了,现在把它提出来作为人性、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对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性压迫、性禁锢、性剥削的否定,无疑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

可是,这个宣言也有一些方面是值得商榷与注意的。

首先,人权是要讲的,但是人权不是抽象的、无条件的,人们各种权利的获得有赖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可以设想,在世界上有些贫穷落后的国家中,民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那么那九项性的权利又从何而来呢?新中国成立以后颁布了《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夫妻平等,这些当然都是社会的大进步。但是,在三年灾害时期,有些地区的大量民众处于饿死的边缘,那里尚未嫁人的姑娘只希望找个男人能使她有饭吃、不至于饿死就行了,哪里谈得上什么爱情、什么择偶、什么“性的权利”呢?所以,一定要把国家建设得富强起来,给人们的自由与解放创造必要的条件,否则,“人权”只是一句空话。

其次,讲权利,不能不讲义务;讲自由,不能不讲必要的控制。人固然有权利选择自己性的对象、性生活的方式,使自己得到快乐和满足,但是必须接受社会的合理控制,不能伤害他人,不能伤害社会,否则社会就要进行必要的干预;同时,还要接受科学知识的指导,在愚昧落后的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自由、幸福和真正的权利可言的。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性革命”的浪潮,“性革命”对于否定性禁锢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走得太远了,只讲性自由,不讲社会的合理控制,以致造成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例如未婚先孕泛滥、艾滋病流行、婚姻家庭解体等等,人们尝到了苦果,后来不得不实行“性回归”。现在,如果又不加条件地提出“性的权利”,不是又有可能重蹈“性革命”的覆辙吗?

最后,个人的自由必须服从于社会的利益,社会利益是无数个人更长远、更广泛的自由。宣言第八条提出人们应拥有作出自由及负责任的选择的权利,即可以自由地决定出生孩子的数目、时间间隔及控制生育力方式之途径,所有孩子都必须享有被爱与期待。但这就可能使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发生矛盾,就以个人可以自由地决定出生孩子的数目来说,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患于人口膨胀,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如果民众还可以任意地多生孩子,最后就会爆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许多过剩人口将会因得不到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而饿死、冻死,这时,又怎么讲“人权”、讲“自由”呢?现在,我国政府也禁止妇女怀孕后预测胎儿性别而加以选择,否则,多数人要生男而不要生女,以后社会人口性别失调,不是就会造成乱子吗?

总之,西方文化常常较多地强调自由、人权,又往往将个人与社会割裂开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也是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更长远、更广泛的自由。宣言第八条提出人们应拥有作出自由及负责任的选择的权利,即可以自由地决定出生孩子的数目、时间间隔及控制生育力方式之途径,所有孩子都必须享有被爱与期待。但这就可能使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发生矛盾,就以个人可以自由地决定出生孩子的数目来说,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患于人口膨胀,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如果民众还可以任意地多生孩子,最后就会爆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许多过剩人口将会因得不到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而饿死、冻死,这时,又怎么讲“人权”、讲“自由”呢?现在,我国政府也禁止妇女怀孕后预测胎儿性别而加以选择,否则,多数人要生男而不要生女,以后社会人口性别失调,不是就会造成乱子吗?

总之,西方文化常常较多地强调自由、人权,又往往将个人与社会割裂开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也是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性文明宣言(讨论稿)[2]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中西文化交织,各种观念纷呈,在性的方面尤其是如此。由于性在人性发展、社会进步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而当前社会生活中的性问题又不断地滋生蔓延,亟须对之有一些较为切合实际、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认识,因此据许多相关学者讨论,发表宣言如下:

一、人类的性有两种属性:一是自然性,二是社会性。自然性即本能,要求自由、开放,但是要健康;社会性要求管理、控制,但是要合理,健康的自由加合理的控制,就是性文明。

二、性是人类两大基本生活需要之一,满足性的需求是一种人权,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性权利。人类的性有三种功能,即快乐、健康与生育,实现性文明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三种功能充分发展,也就是使人性充分发展。

三、人类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从来都是把自由和纪律、权利和义务、个人和集体、快乐与责任紧密结合起来的。社会应该对性实行控制,包括道德控制、法律控制、知识控制和习俗控制等。但是这种控制必须合理,个人应该自觉地接受这种合理的控制。

四、性的道德原则是“自愿、无伤”。任何性行为,只要是双方自愿,而且不妨害他人与社会,那么这种行为纯属个人私事,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加以干涉。

五、现代社会走向开放、多元化发展,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性方面也是如此。在“自愿、无伤”的前提下,应该肯定这种开放,尊重多元化发展。但要指出,性开放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走向放纵、滥交,对之要坚决反对;二是自然、健康、科学的性开放,这就是应该倡导的性文明。

六、应该巩固和优化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但是在目前还是要巩固和优化。婚姻要坚持以爱情为基础,要重视志同道合,在夫妻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对爱情之花要不断地培育和维护。应该把爱情、婚姻与性结合起来,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可悲的、不巩固的,没有爱情的性是动物行为,没有婚姻的性也是不符合目前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结婚要慎重,离婚也要慎重,同时在社会掌握上也应比较宽松。刘达临在做关于“性文明”的报告(2016年11月,上海)

七、要加强性健康教育,这是走向性文明的一个重要途径。性作为本能是不用教的,而社会性——包括观念、习惯、情操、礼仪、知识、习惯、作风等是后天习得的,必须加强教育。性教育是一个生命全程教育,它的对象是儿童、青少年、年轻夫妻和中老年人;它的内容既包括知识教育,更包括人格教育。

八、进行性教育首先要破除性的神秘感,只有首先以自然的态度对待性,才谈得上健康、科学与文明。对性不能掩盖,越掩盖则好奇心越大;对性更不能压制,对绝对自然的事情的压制其结果往往是加强,甚至是病态的加强。

九、青少年的性早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对青少年的婚前性行为应该加以教育和劝导,但不要加以粗暴的处罚,不要把它和“品质恶劣、道德败坏”画等号。要加强对青少年性的道德情操的教育,加强对其自控力的教育、自我保护的教育和防治性病、艾滋病的教育。对于婚前性行为,第一是教育他们加强自控能力,不要乱来;第二是如果实在控制不住,要使用安全套;第三是如果不幸发生了怀孕或其他严重后果,要通过正规途径去解决。

十、反对发生婚外性行为,因为它影响到婚姻、家庭的稳固,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但是婚外性行为有不同的性质,应区别对待:对于玩弄异性的行为,要严厉制止;对确是基于爱情、基于志同道合而原有婚姻又难以解除的,要帮助他们妥善解决。婚外性行为要尽量减少发生,其关键不完全在于道德谴责、行政处分,而在于巩固与优化现有的婚姻关系,使人们正常的性生理和性心理需求能在婚姻范围内得到满足。必须承认,在世界上只要存在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必然存在没有婚姻的爱情。

十一、由于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晚衰、长寿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于晚衰,不少老年人还有性的需求,这也是一种正常的人性,社会应予关心与指导,包括理解老人的性需求,排除其思想顾虑,指导老年夫妻感情与性的和谐,正确处理再婚问题等等。

十二、卖淫嫖娼是一种社会畸形现象,应该加以反对、限制与消灭。它的产生、存在与发展具有许多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原因,在这些根源消除以前,这种畸形现象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目前只能打击与限制它,并不断创造消灭它的各种社会条件。近来有些人提出“卖淫合法化”的建议,这样做弊大于利,难以实行。

十三、励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树立个人需要服从社会利益的思想。[3]要看到性病、艾滋病的蔓延对社会发展前途的威胁,要大力防治,但是不要歧视性病、艾滋病患者。防治艾滋病、普及安全套应该成为一项全民教育。

十四、同性恋既不是罪,也不是病,而是一种不同的性取向。歧视同性恋者是一种不科学、不文明、侵犯人权的表现。同性恋者只要是双方自愿,不妨碍社会风化,采取性接触的安全措施,不与未成年人搞同性恋,则他人不应干涉。

十五、对性变态者应区分情况加以处理。其行为如果不妨害他人与社会,则不予干预,或仅仅加以必要的劝导;其行为如果妨害了他人与社会,则应按照其责任能力的大小予以行政或法律处理。社会上性变态现象的存在更说明了加强性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十六、性文明是一个长期的、永恒的发展过程,它的内容将不断地发展变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汲取了西方社会“性革命”的教训,在现代中国爆发“性革命”是不太可能的,也是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中国人的性文明应该稳定地发展前进。

[1]. 此文原载《社会》2000年第9期。

[2]. 2006年6月,武汉有关方面举办了一个关于性文化、性保健的博览会,规模较大,门口还张贴了一个“性文明宣言”。刘达临认为其中有需要商榷之处,特写此稿,以供参考。可以说,这个宣言(讨论稿)代表了刘达临一生的性学观点。

[3]. 计划生育政策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发展变化。第二部分世界最大规模的性调查向中国介绍一位伟人——金赛 [1]

周炼红女士嘱我为《金赛是谁》写个序言,我感到快乐和荣幸。周炼红、黄文泉:《金赛是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金赛是谁?金赛是一位伟人,是一位和任何伟人相比都毫不逊色的伟人。伟人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人率领人民打败了外寇,保卫了国家;有人在科学、文艺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但这都是局部性的、某个方面的,而金赛的贡献则揭露了人性中最重要、最隐蔽、谬误最多的一个方面,从而光复人性,他的工作施泽于全人类,施泽于千秋万代。

金赛又是一位英雄。一讲到英雄,人们往往想起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宁死不屈的战士,而纵观金赛的一生,他历经艰辛、忍辱负重、四处碰壁、屡败屡战、坚持不渝地向着为人类造福的目标走去,这在和平时代是不是英雄行为呢?他活着的时候,许多人误解他、打击他,他都挺下来了;他去世以后,还有人朝他的身上泼脏水,可是,金子总归是金子,沾上泥土的金子会经过岁月的冲洗而变得更加闪亮。人们传诵金赛,不光是传诵他的科学成就,而更是传诵他的战斗精神。金赛(左)与他的同事们

科学是要做调查、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可是任何调查一有涉性内容,其问卷的回收率至少减少一半。“怎么调查这种事情呢?”“这是我的隐私,怎么能公开呢?”那时候的美国可能和中国20世纪末期差不多,很少有学者敢于触碰性这个“雷区”。金赛本来是在印第安纳大学研究昆虫学的教授,他发现人们对自己的性的了解还不如对昆虫的了解,于是就毅然改行,转而研究性学,而且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奋力地在美国组织了1.8万例史无前例的性调查。当时,他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许多人非议他,不少人把前往调查的人驱之门外,调查的经费还几次中断,可是他锲而不舍地坚持下来,最后获得了成功。这个过程花了足足十年时间,须知中国的浴血抗战也才花了八年啊!他被称为“突破社会禁忌的先行者”,“他使美国人懂得了爱”,甚至说他“改变了整个美国”。金赛的第一本调查报告,黄忠晶主编译(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对于金赛的有些观点,那个时代的人是很难理解的,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不能理解,可是历史的进程不断地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中国有一句古话:“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对中国的性学家和性学工作者来说,我们对金赛当年所受的挫折和打击是感同身受的,而且在不断地对金赛的思想加深理解,借以提高自己。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人性都比过去重视得多、开放得多了,而金赛在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许多人了解金赛,多限于他的1.8万例性调查。我在1989年至1990年主持并完成了全国2万例性调查,所以中外有些媒体称我是“中国的金赛”,对这个称谓我是很惭愧的,我只是金赛的追随者,是在步他的后尘。“金赛调查”绝对是划时代的,是史无前例的,但正如本书 [2]中所指出的,仅从这方面了解金赛是不够的,他的一大可贵之处是他的研究范围不仅局限于美国,而是投向了世界,特别是投向了东方文化,主要原因是东方一些民族的文化比西方悠久和丰富,而性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人类文化宝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赛研究东方性文化,而且抢救了不少中国的性文物。2004年3月,我和中华性文化博物馆馆长胡宏霞博士在纽约性博物馆看到金赛研究所提供的一部分金赛当年收藏的中国性文物,十分惊讶于其精美珍贵,也感叹如果不是金赛的抢救,这些性文物在中国是很难得以保存到今天的。可惜,金赛只活到62岁,如果天假以年,他一定会像荷兰学者高罗佩那样,成为研究性文化的绝对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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