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发展·跨越：浙江大学共青团工作回顾与展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共青团浙江大学委员会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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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发展·跨越：浙江大学共青团工作回顾与展望试读：

序言

2012年的五月，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五月。我们喜迎中国共青团建团90周年，以及浙江大学第十九次团代会的召开。在这美丽的五月，《传承·发展·跨越——浙江大学共青团工作回顾与展望》一书顺利出版，也为这五月的鲜花再添亮点，使之更为娇艳。

共青团工作是光荣的。90年的光辉历程证明了共青团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在各个历史时期带领青年建功立业，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和联系青年的纽带和桥梁，成为青年群体在实践中成长、成才的学校。浙大共青团同样是光荣的。在学校百年办学的历程中，它带领一代代求是青年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为己任，铸就了“东方剑桥”的辉煌业绩，谱写了浙江大学与祖国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壮丽篇章。在浙江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它又充分发挥育人优势，实现思想育人、组织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四位一体的育人功能，为学校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贡献青春力量。

我是非常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的。虽然我自己没有专门从事过共青团工作，但却有幸分管领导了共青团工作。靠近共青团、接触共青团、感知共青团，就是靠近青春气息，就是接触生命涌动，就是感知未来希望，让我心灵年轻，连形象都年轻。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教育的本职不是谋生，而是唤起兴趣，鼓舞精神；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灌输知识、培养技能，更重要的是要铸就精神!高校共青团就肩负着铸就青年精神、理想、信念和责任的重要使命。我经常告诉年轻学子，要做一个有远大理想、高尚道德、广博知识、健全人格和康健体魄的人。浙江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林，就是要培养具有担当的人才，具有理想的人才。生活在当今中国的求是学子，有着浙大这样的良好资源，更应该怀抱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仰、宽阔的眼界、顽强的奋斗、不息的拼搏，以国家民族之命运为己任，积极投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实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书共分为五章。从第一章“溯源：百年历史底蕴的高等学府”到第二章“传承：四校合并的机遇与挑战”，从第三章“发展：学校共青团工作的腾飞”到第四章“跨越：面向一流大学的共青团工作”，以及第五章“访谈：激扬青春的人物”，全面回顾了浙江大学办学以来求是青年的奋斗史，尤其是浙大共青团工作的峥嵘岁月和辉煌历史，并对今后的共青团工作进行了展望和谋划。相信通过此书，能让更多的人认识浙大共青团，也能给更多的浙大共青团人带来思考和启迪，即如何在新的起点上传承发扬共青团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责和使命，为浙大共青团工作带来新的起点和希望。

最后，在浙大上下共同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努力奋斗的时刻，我想再次寄语求是学子：生在当今中国，是幸福青年；生在当今浙大，是幸福学生。中华复兴，从我做起；匹夫有责，责无旁贷。在喜迎浙江大学第十九次团代会的欢庆时刻，我愿意与我们的共青团干部们共勉：共青团是一个充满理想、朝气蓬勃的组织；共青团事业是一项面向未来、着眼长远的事业。让我们把火红的青春献给壮丽的共青团事业，永远跟随，一直努力，不言放弃，风雨同行。校党委副书记2012年5月4日

第一章 溯源：百年历史底蕴的高等学府

第一节 波澜壮阔的办学历程

浙江大学是一所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高等学府。从求是书院的艰辛初创，到国立浙江大学的蔚然形成；从艰苦卓绝的“文军长征”，到办学遵湄的“东方剑桥”；从抗战胜利复员杭州，到迎接新中国第一缕阳光；从院系调整作出重大贡献，到特色办学成为东南翘楚；从世纪之交组建“新浙大”，到科学发展实现新跨越，浙江大学秉承求是精神，致力人才培养，矢志科技创新，服务社会进步，引领文化发展，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办学历史。

一、求是书院

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诞生于1897年，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高等学府之一，也是浙江省最早的新式高等学堂。求是书院于当年5月21日在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普慈寺正式开学，由杭州知府林启兼任书院总办（相当于现在的校长），第一批共招收学生30人。求是书院以“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材，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为创办宗旨，着眼于民族复兴，致力于人才培养，开启了教育救国、人才兴国的探索历程，是百年浙大文化传统的源头。

从1898年至1912年，求是书院相继更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浙江高等学校。1914年6月，浙江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11年至1912年，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和浙江中等农业学堂在杭州创建，分别成为浙江工业高等教育和农业高等教育的起点。两校的创建延续了从1914年至1927年浙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线，是联结从求是书院到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重要节点。

1927年7月15日，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选址于原浙江高等学校（求是书院）的旧址蒲场巷，成立了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几番变化，变的只是学校的称谓和规模，不变的是师生们所共同追求的“求是”学风。

人物链接林启

林启（1839—1900），字迪臣，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因直言反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建造颐和园，被贬为衢州知府，于1896年调任杭州知府。在杭州任上，先生刚正廉明，勤于治理，倡导务实之风，杭州市民赞誉他“守正不阿，精明笃实”。史书记载，林启“守杭五年，政平人和”，“治杭得其政，养士得其教，为匹夫匹妇得其利”。求是书院创始人林启

先生在政治上主张“简文法以核实政、汰冗员以清仕途、崇风尚以挽士风、开利源以培民命”。在教育上也相应提出革新图强的要求：“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材，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他认为旧式书院“只空谈义理，溺志词章”，于是兴办新式学校，大开笃实之风。

1897年，先生在浙江巡抚廖寿丰支持下，选普慈寺为校址，创办“求是书院”。先生担任总办，负责确定章程、延聘师资、招收学生等各项办学事宜，还选派学生留学日本，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作为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学院”成为当时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场所。邵裴子曾说：“（求是书院）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成立不过三年而校内革命思想已蓬勃发展，后来参加革命的亦有其人，成为本省及全国革命史上不可或缺之一部分。”

二、国立浙江大学

1928年2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同年5月起称国立浙江大学。1928年至1936年的早期国立浙江大学，延续了自求是书院到浙江高等学校的办学理念。学校选择求是书院旧址为校址，建造校舍，开辟农场，添加图书设备，聘请知名学者贝时璋、苏步青等到校任教，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1936年，学校已成立工、农、文理三大学院，共16个系，并有575名在校学生。在此期间，蒋梦麟、邵裴子、程天放、郭任远相继担任校长，虽然经历了动荡挫折，却奠定了学校发展的基础。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他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誓词：“余敬谨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枉费一钱，妄用一人，决不营私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竺可桢校长上任后对教师阵容、教学管理、学系设置、物质建设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兴革措施，将国立浙江大学带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人物链接竺可桢“一代宗师”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又名绍荣、兆熊，浙江上虞人。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长达13年，被尊为当时中国高校的四大校长之一。因在科学界和教育界的突出贡献，先生被誉为“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

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18年回国。1936年4月，先生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到任后，先生明确了“使学生成才”的办学方针，着力革除弊端，调整学校机构、聘选优秀教师，使得学校人才济济，科研成果累累。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先生为保证浙江大学能继续办学，举校西迁。

在西迁过程中，先生一边组织师生上课，一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组织师生为当地群众服务。在民主爱国学潮中，他始终支持进步学生，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行动。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1947年11月，在于子三烈士遇害之后，他顶住政治压力拒绝在伪造的“自杀”文件上签字，并公开揭露国民党舆论的谎言。竺可桢先生捍卫真理，毫不畏惧，坚持不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对浙大进步青年学生运动起了很好的维护和引导作用。

三、西迁办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战火很快蔓延到浙江。从11月11日开始，竺可桢校长带领广大师生，历尽艰辛，先后经过四次大的迁移，途经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行程2600余公里，最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等地坚持办学，直到抗战胜利返回杭州。

初迁浙江建德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地处杭州城的国立浙江大学也不能幸免于难。以竺可桢校长为首的“浙江大学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怀着育才救国的决心，毅然作出了举校西迁、流亡办学的决定。

为了保证师生能在西迁过程中躲避战火，竺校长提出了“剑走偏锋”的总体构思：放弃武汉、长沙、重庆那样的大城市，以远离都市的偏乡僻壤为落脚地，既可以争取相对安定的学习环境，又能切实为当地民众服务，达到大学教育贴近中国现实的目的。

1937年11月上旬，浙江大学1000多名师生及教师家眷，携带着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乘坐汽车或船于15日全部到达富春江上游建德，开始了西迁之路的第一站。浙大师生在建德落脚后，利用当地的民房作为教室和宿舍。不幸的是，杭州在12月24日被日军攻陷，刚在建德开始立足的浙大师生们，不得不再次踏上西迁的征途，赶往第二个目的地——井冈山下的泰和。

继迁江西吉安、泰和

为了等待泰和的形势缓和，浙大师生在途中的江西吉安驻留。尽管只是暂作停歇，师生们还是充分利用这段过渡时间，借用已经放寒假的学校校舍，艰难地完成了沿途中断的课程。

1938年2月，在吉安度过寒假之后，浙大师生抵达泰和城西的上田村。学校借用该村的原有建筑和设施，开辟出办公室、图书馆、大礼堂和一部分宿舍，以及农学院的试验场和农场。师生们凭借这里相对安全的环境和良好的条件，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教学和科研工作。

可是好景不长，日军沿着长江侵入九江，直逼南昌。经过实地勘察，竺校长决定再迁到广西宜山。

再迁广西宜山

1938年10月底，所有师生安全抵达宜山。然而，当时的宜山蔓延着令人恐怖的疟疾。尽管疾病肆虐、条件艰苦，浙大师生依然用坚强的意志和积极的情绪坚持着教学和科研。

在宜山期间，浙大师生磨砺出“求是”精神，并以之作为校训。竺可桢校长把“求是”精神作为求是书院一直以来提倡的“勤、诚”等优良传统的延续和升华，认为“求是”是新时期下青年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和国家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在确立校训后，竺可桢校长又邀请国学大儒马一浮先生创作与“求是”校训相呼应的校歌歌词。马一浮先生用文言写就歌词，古典深奥、含义深远，体现了“求是”二字的真谛。

校训和校歌的诞生，是浙大人在西迁过程中面对艰难险阻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砥砺而成的精神总结，也是支撑和鼓励他们再接再厉的精神家园。

终迁贵州遵义、湄潭

1939年11月起，广西的形势也日渐紧张。为了避开日军的轰炸，学校最终决定迁到贵州遵义、湄潭。1940年2月，浙大师生全部抵达贵州遵义、湄潭，胜利结束了“文军长征”。在相对安宁的黔北山区，浙大赢得了近七年宝贵办学的时间。遵义、湄潭也成为浙大师生的“第二故乡”。

到达遵义后，浙大师生在遵义老城、新城先后租用了18处房屋，将原有民用住房改造成教室和宿舍，还设置了图书馆，兴建了工场与实验室。在遵义和湄潭，学校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师生的住宿、就餐问题，而且拥有了更加齐全的教学条件，比如独立的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农艺系、农化系、园艺系、病虫害系、蚕桑系等教室和图书馆，操场，游泳池。

龙泉分校

为了培养东南各省青年学子，西迁后的浙江大学于1939年7月在浙江龙泉县成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后改名龙泉分校。龙泉分校设立了文、理、工、农四个学院，办学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共招收1000多名学生，其中有100多人成为名贯中西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不少当年的教授和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因此龙泉分校也得到了“中国大学校长摇篮”的美誉。

东方剑桥

1944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应邀参加中国科学社在湄潭举行的年会。期间，他先后两次访问浙江大学，十分惊叹和佩服浙大师生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学术价值一流的研究成果，他盛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从此，浙江大学“东方剑桥”的美誉不胫而走。

不断的迁移虽然影响了浙江大学发展的正常秩序，但特殊情况下的奋斗和崛起更加彰显了浙大师生筚路蓝缕、胼手砥足的精神。历经西迁磨难的浙江大学并没有被战争阻挠前进的步伐，也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松懈办学，反而激发出了顽强拼搏的动力。在辗转流亡过程中，浙大名师云集，弦歌不辍，精英汇聚，人才辈出，学校规模不断壮大，办学成就硕果累累。

四、迎接黎明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日战争结束；10月，龙泉分校师生先期复员回杭。1946年5月，遵义总校师生分批返杭。回杭重建校舍时，学校以“阳明馆”、“梨洲馆”、“舜水馆”、“存中馆”、“叔和馆”等作为教学楼、办公楼的名称，意在“热爱国家，争取自由，提倡科学”。

复员回杭后，浙江大学的发展百废待兴，但当时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极为艰苦的办学条件下，竺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维护了校园安全和教学科研秩序的稳定。这个时期，学校努力加强学科建设，先后增设了医学院、文学院哲学系与人类学系以及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研究所，推动了学校的发展。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大学的办学史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五、同根同源的四所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的发展也迈入了新的纪元。解放初期的浙江大学，是一所设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4个系、10个研究所的综合型大学，并附设有实习工场、农场、林场、医院和中学。

1952年，浙江大学经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来的文、理、农、医、法等学院和科系相继被调整到其他高校和研究所，还有许多非常有才华的教师也被调出。浙大的院系调整为全国高校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调整后的主体部分发展成后来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

同根同源的四所大学在各自发展的40多年里，继承和发扬“求是”校训，发挥学科优势，培养创新人才，提高科研水平，致力服务社会，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合并后的浙江大学能够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事件链接浙江大学发展沿革图

第二节 朝气蓬勃的求是青年

作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几所新式高等学堂之一，浙江大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个性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在新时代谱写着新的华章。浙江大学以“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胸怀汇聚英才，以“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理念培养俊彦，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华民族变革图强的梦想奋斗前行。

他们怀抱青春的激情与理想，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坚定地追求科学、民主与真理，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独秀，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夏衍，我国新闻事业开拓者邵飘萍，著名画家、敦煌学家常书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中国抗生素事业的开拓者汪猷，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叶笃正，“两弹一星”功勋赵一章、程开甲，这些文化名人或科学巨匠，就是求是青年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名字，如群星璀璨，照亮了浙江大学的历史天空。“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这是70多年前竺可桢校长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见地，在百余年办学历程中已经内化为求是青年自觉担当的使命与追求。也是因这种精神与传统的绵延和滋养，一代又一代浙大学子在促进个人成才、服务社会进步、推动国家繁荣的奋斗征程中，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求是青年”的光荣和梦想。

一、新思想沐浴下的新青年

20世纪末，时值清廷腐败、内外交困、国势飘摇之际，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反对守旧、力主变革的维新思想迅速崛起，废科举、兴学校，尤其是兴办新式高等学校，培养合乎时代需要的实际人才等理念，渐为国人所知。求是书院也正是在这样的大潮中应运而生，并自成立之初就以“御侮图强、兴学育人”为己任。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书院不仅在课程、师资上倡导向西方学习，而且十分注重思想和理念方面的同步革新。书院所招的学生多是甘愿舍弃当时科举取士之必由途径，而入学堂、学西学的热血青年。他们深感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带来的思想窒息，试图通过努力钻研西方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来救国图强。

主动学习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引领新时代之风

书院创建之初，总办林启强调“行诣笃实”和“讲求实学”，为了使学生明于责己、修身而及于家国，激发学生的民族和民主思想，他规定学生必读陶葆廉的《求己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曾胡文集》。学生们常常在课余组织“读书会”，进一步了解中外学术思想。在林启所推荐的四本必读书目中，赫胥黎的《天演论》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尤为受到师生们的推崇。学生们还在宿舍开辟“书报阅览室”，将自购、自订的书报杂志送往陈列，供大家阅览，以进一步了解国内外时事形势和社会现状。当时陈列的报纸和杂志有《时务报》、《清议报》（后更名为《新民丛报》）、《议书汇编》等。

1900年庚子之变，激于国耻，外院第一、第二班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名为“励志社”（又称浙会、浙学会）。“励志社”表面上是探讨学问修养之功夫，实际上是鼓励社员磨砺志向、以身报国，并组织社员秘密开会演讲。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常常聚集在一起，评论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近期的政治学说。学生们自发组织读书会，规定每周读完一本书，周六晚上和其他同学交流读书心得，以相互启发、增长智识。高年级学生通过每星期的讲演会和评阅月课辅助低年级学生，提高其学习成绩。

深入思考青年任务和使命，积极参与社会变革，推动时代进步

为进一步开通民智、服务社会，书院的学生开展了不少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校外活动。他们响应《杭州白话报》运动，集资定购该报20份，每期都由同学分送到书院附近庆春门外及菜市桥一带的茶馆、酒楼，供市民阅读。《杭州白话报》曾由求是书院教师孙翼中担任主笔，内容有论说、中外见闻、杂文、译文等，从多方面批评陋俗、提倡妇女解放等，因其通俗易懂而深受群众欢迎。考虑到当时大量民众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是文盲，同学们还定期在这些地方轮流讲解白话报。

求是书院学生还尝试改革私塾教育。杭城板儿巷一所私塾的蔡姓塾师积极响应，书院学生和他订约，改私塾为“新民书塾”，共同编写有新思想的课本，以代替《百家姓》、《千字文》等旧教材。他们还规定学生入学概不收费，教师薪金也由书院学生集资供给。这虽是一次初步尝试，但影响深远。

自觉形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担当意识，将爱国内化为青年理想和追求

从求是书院创立到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发展，正值国势动荡，求是学子开展了一系列传播民主、倡言革命、反帝爱国的社会进步活动。求是书院和以后的浙江工专、浙江农专、浙江高等学堂，成为杭州及浙江省其他地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黄宗羲的“君主为天下之害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民权思想在求是学子中影响极大。1900年，八国联军肆虐中国，张之洞却在湖北大杀维新人士，求是学子无不义愤填膺。学生蒋百里曾作七律诗以悼被害的维新人士唐才常，诗的尾联是“君为苍生流血去，我从君后唱歌来”。这首诗一度广为流传，在社会的影响很大。

在那个山雨欲来的时代，求是书院和后来的浙江高等学堂是当时浙江省革命思想和文化运动的中心。求是书院内到处有宣传维新革命的小册子、杂志和书籍，内容涉及清兵入关时的暴行、清廷的腐败和汉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等。许多学生私下阅读《东华录》和梁启超主编的维新派刊物《新民丛报》。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的言论也引发了不少学生的革命情绪，学生们常在国文考卷中大胆流露光复中华、驱逐胡虏的思想。

努力学习、躬亲实践，诚朴求是的学风开始酝酿

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时期，主管学堂的进步人士许炳堃制定了强调“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讲授和实践并重，培养了都锦生等一批优秀毕业生，对浙江丝绸工业的复兴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更对浙江近代工业的兴起、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15年，全国掀起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21条卖国条约及抵制日货的运动。许炳堃继任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积极响应社会上提出的“提倡实业”、“工业救国”的口号，把工专的精神集中体现在校训“诚朴”二字上，强调要培养“理想上完全工业人才”，学生要达到“有坚强之体魄，健全之道德，正确之知识，果毅之精神，敏活之动作，娴习之技能”的目标。这些要求对求是学风的形成和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事件链接罪辫文案

1901年夏初，时任求是书院国文教员孙翼中以“罪辫文”为题，“示意汉装束发，满清垂辫，被发左衽，实一辫之罪也”，让学生围绕“辫子”做一篇文章。负责评阅修改文章的教员史寿白，因已受民族革命思想洗礼，在评阅学生作文时将一位同学在文章中写到的“满清”改成了“贼清”。试卷全部评定完之后，在学生中间互相传看。学生们对“贼清”二字议论纷纷。此卷被学生施某暗中交给了在内院肄业的叔父，此人认为可以借此一举摧毁学生中的各种爱国组织，打击学生爱国运动，于是将全部课卷密送给杭城的士绅樊某和金某，并商议向官府告发。同时，书院中的满族子弟也将此事告知满族将军和巡抚，欲兴文字狱。

主持书院事务的监院陈仲恕得知此事后，先为史寿白筹募学费，送其赴日留学，以避灾祸；同时立即致函杭州巡抚，为孙翼中等人辩护。时任浙江巡抚的任道镕考虑到学生对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已十分愤懑，唯恐加罪史、孙二人会进一步激怒学生，对己不利，便以“所控证据不足”了结。

求是书院因“罪辫文案”名声大振，使之更为浙江省进步人士所重视，崇尚改革的青年们纷纷前来投考。两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像叶澜、许寿裳、蒋百里等后来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有重大影响的学子。

二、战火纷飞中的浙大学子

1928年2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同年5月起改称国立浙江大学。早期国立浙江大学，不仅延续了自求是书院到浙江高等学堂的办学体制，更重要的是，她使得“求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在此期间，浙江大学除了在教学科研方面取得长足发展之外，还十分重视科学与艺术的协调。据校友汤永谦先生回忆，在他1936年进入浙江大学学习时，每学期要修30多个学分，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尽管学习紧张，但是学校的课外生活也很丰富，当时学校已经有52个学生团体，汤永谦先生的太太姚文琴女士就一直是学校合唱团的主力。此外，由师生组建的新剧团体经常在校内外演出。体育活动也是如火如荼，学校有新建的游泳池，足球队和排球队多年蝉联杭城锦标赛冠军。

由于日寇入侵，从1937年11月11日开始，浙江大学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举校西迁，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在西迁过程中，浙大学子本着“读书不忘报国”的精神，课余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如联合杭州市各教育单位出版《抗敌导报》，每五天出一期；由文学院教师撰文主编的《国命旬刊》，积极宣传抗战意义；学生出版《每日壁报》、《抗敌三日刊》、《浙大学生战时特刊》，多次开展募捐、救济、慰劳、义演、宣传等工作。在此期间，学校还克服各种困难，出版《浙大日报》，内容除国内外时事新闻外，还酌登校闻、论著和通讯，将最新的战事信息告知师生，也促使师生们发愤图强。

西迁，是浙江大学发展历史中最艰苦、最辉煌的时期，是浙江大学求是精神全面形成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见证浙大学子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特殊历史岁月。浙大学子以不屈不挠、爱校护校，艰苦奋斗、孜孜为学，服务抗战、振兴后方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在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大潮中，谱写了一曲积极昂扬、坚强不息的青春之歌。

历经锤炼，砥砺志向，求是学风全面形成

为了能够在战火中找到让学生安心读书的治学圣地，浙江大学选择了“剑走偏锋”的迁移思路。从浙西天目山、建德到赣中吉安、泰和，从桂北宜山到黔北遵义、湄潭，在颠沛流离的漫漫征程中，面对严酷险峻的自然地理环境、简陋破旧的学习环境和饥寒交迫的生活境况，浙大学子非但没有因此影响苦读和求索，还凭着一股超越年龄的坚韧和毅力，无怨无悔地跟随流离不定的学校，追随在战火中继续做着仰之弥高的先生。辗转迁移的浙江大学，依然秩序井然，求知若渴的孜孜学子将大学精神砥砺而现，不少人常常三更灯火五更鸡鸣地苦读，努力把因搬迁而耽误的课程学业补回来。宜山办学期间，学校校舍除了借用县城里的文庙以外，就是用竹子搭的一些大草棚。据校友回忆，“我们的‘教室’只是在草棚里挂上块黑板，同学们都是站着听课，肩膀上用鸡肠带斜挂上一块木板记笔记。学生寝室也是大草棚，夜间自修没有课桌，我们常常站在板凳上，在双层床的上层床板上，就着一盏小小的油灯做习题”。

1938年11月19日，在广西宜山，学校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校训，不仅仅是为了继承求是书院的历史，同时也是为了倡导一种良好的求学风气，更主要的是希望浙大学子将这种精神内化为治学做人的根本之道。竺可桢校长将求是精神理解为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正是在这股强大精神激流的鼓舞下，浙大学子于炮火中避居乡野而励志科学创新，用自己的勤学苦读创造了累累的科研硕果和卓著的学术成就，养成了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的科学精神，并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埋下了真诚追求理想、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未来的种子。如李政道回忆西迁时所说：“我正式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的细推物理之乐，也给了我后来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引领思想进步，追求崇高价值，大学精神和社会使命感蓬勃发展

西迁中的浙大学子，并未被生活条件的艰苦和战争的频频侵扰所击倒，恰恰是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以苦为乐，情绪高昂，心中凝聚起一股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他们血液中流动的乐观主义精神，一种战胜恐惧、笑对生活的自信和勇气，一种彼此信任、团结一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学生们常常在上课做实验之余，散步郊游，生活亦十分充实。曾有一位校友回忆宜山办学期间一个难忘的迎新晚会：“1939年元旦，在学校大草棚里的汽油灯底下举行迎新晚会，仪式很简单，然而情绪都非常欢畅热烈。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凳子，大家都围着站。一位教授开场就说：‘这个节日，我们没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只有几顶大草帽送给你们。’他边说边指着头顶上的茅草屋顶，引得大家都欢笑起来……”

师生的抗日爱国活动亦十分活跃。学生们多次举行义卖、义演活动，把所得捐献作为抗日宣传之用；还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宾阳、武鸣至南丹前线，设站救护伤员，并沿途宣传。迁往宜山之时，有20名学生为了沿途采访和宣传抗日，自行组织了步行团，竺校长专门向步行团赠送了地图和指南针，以资鼓励。这个步行团以鲁迅名著《呐喊》命名，称为“呐喊步行团”。同学们分成两队，取道茶陵、攸县、衡山、南岳，而达衡阳。途中所经之处，除了采访收集各地民风习俗，还时常登台演出，宣传抗日。

西迁时期，也是浙江大学校园社团蓬勃发展、校园文化不断繁荣的发轫期。至今盛名在身、深受求是学子喜爱的黑白剧社、集邮协会等学生社团，都发源或发展于西迁路上。以黑白剧社为例，其前身黑白文艺社诞生于1937年初，“黑白云者，意在申明收复时受日寇侵占之‘黑水白山’之决心，及研判是非如黑白分明之求是精神”。在随学校西迁宜山办学后，黑白文艺社演变为进步组织“马列主义小组”最为重要的外围组织，经常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启蒙思想，参加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在遵义湄潭办学期间，尽管生活贫瘠，黑白文艺社的年轻人还坚持举办校园话剧活动，他们用饭桌搭起舞台，用被单做成服装，表演曹禺先生的《雷雨》和《日出》，赢得了观众如雷的掌声。以“黑白文艺社”为代表的进步社团，催生了激励师生克难而上、奋发有为的校园文化氛围，并转化为推动大学崛起的强劲动力。

传播文明，服务社会，求是校训与拯救中华、转移国运密切结合

西迁途中，浙大学子竭其所能，为当地百姓做有益的实事，对地方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宜山办学期间，浙大农学院桑蚕系学生经常为当地蚕农举办缫丝表演；一些学生利用假日在县城和怀远办了八个成人教育扫盲班；浙大篮球队的到来，也为当地农民带来另一种新的文化。遵义湄潭办学七年时间里，浙大师生同样把东部先进的科学文化引入了西南地区，把教学科研与当地的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其中尤为显著的，如史地研究所学生在主任张其昀的带领下，通过阅读和研究《遵义府志》及对遵义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进行实地考察，编写出17万字的《遵义新志》。书中关于土地利用的结论，对遵义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改善农业耕作制度、提高农作物产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浙大学子关心民众疾苦，在当地大力推行公益事业，如针对当时遵义人鸦片吸食现象严重的情况，学生为贫苦烟民募集戒烟费用举行义演，还与遵义地方当局合作筹设了一所戒烟所，免费为贫苦烟民戒烟，使地方卫生院顺利推行戒烟令，这对促进移风易俗、戒绝恶习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学生们通过社会实践，对浙西、赣中、桂北、黔北的历史、社会、民俗和百姓疾苦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并在这个过程中生发了对国家命运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逐渐产生了“改造社会，走向革命”的进步思想。如施雅风在其回忆中指出：“在多次野外调查中，对群众生活了解渐多，遵义农村群众生活是相当困苦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金沙黔西大路上，十百成群背盐巴苦力，破衣百结，负盐而行，在凄风苦雨中，日趋数十里，是野外调查当中见到最触目惊心的景象。”这些实践活动促进了浙大学子政治上的启蒙和思想上的成熟，最终投身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大业中。在七年多西迁办学过程中，浙大学子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热爱科学、团结友爱、服务社会的精神，也成为浙江大学青年工作发展史上一笔可贵的财富。

事件链接黑白文艺社

1937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安排下，一批爱国进步学生联合成立了浙江大学黑白文艺社。当时东北三省已陷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之所以取名“黑白”，有响应东北抗日军民之意，向公众申明收复日寇侵占的“黑水白山”（即黑龙江和长白山）领土而奋斗的决心，及表明像黑白分明一般来判明是非的求是精神。因其所持“抗日救国，收复祖国失地”的宗旨，一经登报成立，就有数十位浙大同学踊跃报名参加。张毕来是其首任社长。

比如在宜山的一次民众集会上，黑白文艺社就组织演出了《破坏大队》，教育民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所有的社员都参加了演出。值得一提的是，该社甚至有自己专门的剧作家，潘传列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社员，常常一夜就能写出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短剧以供排演。1939年初，何友谅当选社长，一直连任至被捕。

据目前史料情况看，该社的活动重点并非在戏剧演出方面，其使命主要是组织浙大同学开展抗日民主斗争。特别是进入宜山阶段以后，除演出外，剧社常常通过义卖义演支援前线，下乡宣传表演慰劳兵民，而且开办民众夜校，帮助当地百姓，组织战地服务员等许多抗日救亡工作。后演变成为当时浙大地下党组织“马列主义小组”最为重要的外围组织之一，经常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启蒙思想，参加抗日救亡民主运动。

1942年初浙大爆发“倒孔运动”，黑白文艺社被校方明令禁止活动。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黑白文艺社由公开转入地下，坚持秘密活动，直至新中国成立。

人物链接谷超豪

谷超豪（1926—），浙江温州人。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43年秋，先生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从师于苏步青教授。先生入学后，在直观能力、演算能力和解应用问题上得到充分的训练，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谷超豪夫妇

先生关心的不止是学术与科研，更把国家兴亡与一己之责牢牢捆绑在一起。年仅14岁时就在青田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浙大求学时，先生和同学共同组织了“求是学社”，并担任负责人。1946年暑期，先生和一些同乡同学在故乡温州成立了“大专学生暑假联谊会”，向中学生讲述时事热点，宣传大学里的学生运动。当时，一艘外国商船非法驶入瓯江，悍然侵犯我国主权，先生不顾政府听之任之的态度，带领联谊会成员、中学生、温州市民向外国商船抗议，终于把它驱逐出港。

由于先生在历次运动中表现突出，热心为同学服务，在学生中威信很高。适逢浙大学生会改选，在竞选期间，学校的壁报上出现了一条醒目的标语：科学+民主=谷超豪。最终，先生以1000多票的最高票数，当选为学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竺可桢校长和苏步青教授等师长都十分爱护学生，先生努力争取师长们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在震动全国的于子三事件中，始终站在前列。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先生除了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外，还以进步团体华社、科学时代社等为依靠，在校内外进行了大量的活动。

先生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并多次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2009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由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于2007年9月11日发现的171448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谷超豪星”，作为对这位著名数学家的褒奖。

三、成长于新时代的求是青年

新中国成立前，不少学生已经在西迁过程中及复原杭州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经历了学生运动的锻炼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并且已经组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青年团）的地下组织，浙大学子吴大胜曾代表青年团员出席青年团全国第一届代表大会。1949年，解放战争临近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为“团结教育整个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大地发挥青年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的决定》，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正是在这一号召下，浙江大学的共青团建设和发展工作也正式开展了起来。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大学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办学。同年8月，青年团浙大支部成立，有团员40人，袁英见任支部书记；11月，选举产生团总支，袁英见任团总支书记。1950年9月，建立青年团浙大工作委员会，由团杭州市委任命王加微为书记。这也标志着浙大学子正式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各项青年工作和活动，成为团结带领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

1952年10月2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浙江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当时已有团员762人），选举产生团委会，周芝山、王加微分别任团委正、副书记。同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浙江大学一部分学科和教师调出，主体部分发展成为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所同根同源大学的学子，延续“求是”学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勤于学习，善于创造，乐于奉献，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支持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大学子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站在崭新时代的最前列，积极发挥祖国栋梁的骨干作用。一方面，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独立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号召学习新民主主义思想，积极宣传国家新政策，引领广大青年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浙大学子运用所学的科技知识，积极实践，投身生产第一线，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新民主主义建设。农业经济学系三、四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积极参与全省农业经济调查工作；农学院学生先后参加浙江省农业厅召开的全省棉农、麻农和蚕农会议，参加浙江省首届农业展览会工作；畜牧兽医学系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组织医疗队为学校附近农民医治家畜；植物病虫害学系学生组织下乡活动，指导当地农民防治桑树虫害和枇杷树虫害；土木工程学系学生到宁波前线帮助建造公路和机场，对浙江省境内的分水江、飞云江、新安江和安徽省境内的北淝河的地形进行测绘，为以后的水利建设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这些活动不仅使学生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上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而且通过接触工人、农民，了解了人民群众生活和劳动的情况，增进了与工农的感情，培养了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积极建设新中国建设的使命感。

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谱写青春之歌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运动展开。浙大学子通过组织学习、上街宣传、举办控诉会等形式，加强爱国主义宣传。学生们组织了14支宣传队，走向社会，到街头张贴大量宣传标语，在杭州师生和市民中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引导群众认清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认识到个人与国家的休戚关系，积极参与到这一爱国运动中。

同年11月19日，浙江大学在于子三广场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3000多名浙大师生员工及杭高、女中、市中、杭师、浙大附中等学校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学生纷纷登上讲台，宣读决心书，进行集体宣誓，表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根据师生的一致要求，大会通过了上书毛主席和致援朝部队、致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通电，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号召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反对美国侵略。大会选举并成立了以时任浙大校长马寅初等39人组成的浙江大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具体领导全校师生进行抗美援朝运动。

同年12月，浙大学子从宣传教育转为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2月13、14两日，杭州市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代表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会后第二天起，浙大连续两天召开大会和举行报名仪式，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校。仅16日上午，报名人数就达637人。在浙大学生的影响下，各校都成立了保送委员会，着手进行动员和报名工作。经过动员大会、师生座谈会、小组会、个别活动、漫谈等方式，将一般号召与个别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有机结合，学生的报名热情日渐高涨。一场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行动的风潮在杭迅速兴起。

学生自身组织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

1955年2月开始，浙大建立了学生小班制度，将全校学生按专业、年级以30人左右组成一个小班。每个小班设班长1人，由学校（系）指定；班会主席1人，由小班学生选举产生。班长、班会主席和青年团支部书记（由小班内的团员自主选举产生）三人组成小班的领导核心，共同磋商和领导小班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工作，被称为“铁三角”（也称“班三角”）。这一方式改变了过去大学生松散、自由、无严密组织的状态。

据58届化工系校友回忆，团支部书记、班长、班会主席，分别负责平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学习事务和文体课外活动。当时学校层面设团委、学生会，领导全校各项社团活动，负责组织广播台、黑板报和各种大型文体比赛和节假日活动，西湖湖面上的几十条运动船只也由他们管理。学校广播台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还有自办节目，记者、通讯员网络健全。黑板报是集群式的，由团委、学生会组织收集稿件，统一编辑，定期出版，工作人员由各系轮流值班。各年级、班级的课外活动也搞得积极、活跃，有声有色。

参加技术革命运动

1960年，浙江大学学生积极参加技术革命运动，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学生参加技术革命的显著特点是把学校与工厂、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工人的丰富经验密切结合起来，取长补短，解决了彼此单独不能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

如杭州福华丝厂的工人早就多次研究过煮茧自动化的问题，但由于缺乏科学知识，长期没有实现；而浙江大学也有人多次研究过，但因缺乏实际经验，闭门造车，也连遭失败。一次，无线电系五六一班师生下到这个厂，在企业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和师生密切结合的措施，仅七天时间，就突破了缫丝车间“超声波煮茧”等四个自动化、电气化的重大关键，使七道工序减为一道工序，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操作程序和工艺规程，大大节省了劳动力，显著提高了产品质量和降低了原材料的消耗。又如浙江大学电机系学生帮助杭州制氧机厂研究“铣床程序控制”时，设计了一台“铣床运动规节”，虽然原理正确，但因缺乏操作经验而未成功；之后在与老工人的合作下，改用平行四边形的规节就成功了。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挥出了巨大的力量。

共青团组织的重新恢复“文革”结束后，浙大共青团迅速作出调整，尽快恢复“文革”中被破坏的组织机构。1977年5月，共青团、学生会组织正式恢复，校第九次团代会也于同年顺利召开。恢复组织后的共青团，积极调整工作职能，创新工作方式，将工作重心向引领青年思想进步、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方面转移。1978—1979学年，全校就涌现出了15名校三好学生标兵、465名三好学生和77级化工班等15个先进班级。

坚持创新，锐意进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大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1979年4月23日，钱三强校长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希望全校师生员工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培养和鼓励“创新”精神。这也是新时期浙江大学“求是创新”校训的最初源头。1980年11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浙江大学由中国科学院领导改为教育部和中共浙江省委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仍然是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学校发展的良好势头给共青团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浙江大学共青团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配合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紧密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开展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坚持创新，锐意进取，促进了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在学校共青团组织的指导下，学生会组织了许多文体活动，如足球赛、篮球赛、棋类比赛、文艺演出等，此外还开办公益性考研复习班，带领学生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精神，共同提高学习成绩。学生会创造性地通过举办大舞会、成立“膳管会”、举办“品菜会”等学生活动，解放学生思想，维护学生权益，维持学校稳定。1981年，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比赛，在与科威特的比赛中以3∶0的成绩获胜，浙大学生十分激动，几千人涌向校门准备举行欢庆游行。关键时刻，学生会干部扛起大旗，带领学生有序地进行欢庆游行活动，让学生的激情得以发挥的同时，又不影响社会治安。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学校共青团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牢牢抓住青年成长成才这一根本需求，积极探索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青年的有效途径，全面开展团的各项工作，不失时机地组织开展了“骑车赴粤、宣传奥运、万人签名”、青春风采大奖赛、研究生考研培训班等活动，为做好跨世纪青年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发展到今天，新时期以来从浙江大学走出去的求是学子们，亦已经活跃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修身治学、育人成才，或克己奉公、服务社会，成为胸怀广阔、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力撑一方，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谱写着“求是创新”的时代新意。

事件链接勤工俭读

1950年初，杭州解放不久，经济还处在萧条状态，各个学校都有不少学生因经济困难而面临辍学的危险。学校发起开展工读活动，以工养读。校学生会为此专门成立了校工读委员会（1950年1月12日），王国松任主席，各系设有分会，广泛发动各系同学寻找出路。

工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规模较大的如承包碎石工程、开设碾米厂，参加农业生产。在寒假中有些系则以实习作为工读，如机械、土木两系有学生分赴浙赣铁路机械厂、钱塘江水利勘测处进行实习；地理系学生去衢州作地形考察；教育系学生下乡进行社会教育工作。在实习、调查的同时，为有关单位解决一些问题，也以此获得相应的报酬。另一种形式是各院系利用各自条件开展的，如化工系做粉笔、土木系修理课桌椅、农学院捕鱼、机械系开设自行车修理摊、农艺学系酿造酱油、医学系制造疫苗等。

后来由于助学金名额增加，一般学生的经济情况也有所好转，工读活动进行10个月后便宣告结束。工读活动除了能解决特殊时期学生的经济困难之外，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对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独立意识以及与工农的感情都大有裨益。

第三节 浙大青年学生运动

浙江大学自建校之日起，其身躯中就注入了爱国、救国、建国的精魂。在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处于为反帝反封建而不懈斗争、为现代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不断努力的征程中，一直活跃着浙大学子的动人身影。或反对列强侵略、反对独裁专制，或追求和平民主、追求民族解放，或坚持科教救国、坚持求是精神，他们始终与祖国共命运、与民族同呼吸。可以说，丰富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成了浙江大学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开启旧王朝中的新时代

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因痛感国人危弱，有识之士在教育强国思潮影响下，图强谋变而兴办的一个学堂。要图强谋变，不仅要坐而言，还要起而行。国运飘摇的历史大背景，揭开了浙大学子爱国运动的序幕。“五四”运动前，浙大学子主要以“推翻封建王朝，光复民族之兴”为政治纲领，通过集体退学、集会游行、创办进步刊物等方式，助推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高潮。

集体退学

1902年11月，浙江大学堂的学生因无法忍受学校对学生的严重压迫，发起了反封建压迫和集体退学事件。1903年4月13日，浙江大学堂80多名学生因反对总理劳乃宣无理开除6名进步学生而集体退学，并致信中国教育会，请求支援。蔡元培及时代表爱国学社发电报支持，并提供援助。在爱国学社的帮助下，浙江大学堂退学学生也另行建立“励志学社”就读。这80多位学生中就有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先生。

护路拒款运动

1907年，浙江高等学堂学生参加护路拒款运动，抵制从英国借款来修建苏杭甬铁路。浙江高等学堂学生积极发动全省各校学生，成立了“浙省学校联合拒款会”，学生上街下乡，宣传拒款的意义，号召大家节衣缩食，集款认股。全体师生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内就认定187整股和629零股。浙江高等学堂学生在学界首先发起的“拒款运动”，得到了全省各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响应和支持，其发动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成为工、农、商、学各界的共同行动，汇聚成反帝斗争的洪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英国掠夺苏杭甬铁路建筑权的野心终未得逞。1909年8月，江浙自办的沪杭铁路全线通车。“五四”运动集会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首先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8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简称工校）的学生冲破学校“严格管理”的校规，参加了杭州中等以上学校“五四”运动集会。5月12日，工校和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简称农校）的学生参加了杭州中等以上学校举行的联合救国大会。大会决定要求督军、省长、省议会致电惩办国贼，并要求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我国专使拒绝签字。5月15日，学生联合救国会函请商会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并通电浙江省内各县一致行动。5月28日，学生联合救国会发表宣言，决定从29日起罢课。这些学生运动受到了浙江军警当局的严厉压制，但是学生并未屈服，在6月下旬成立了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推举工校学生方兆镐担任会长。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组织了激发人心的抵制和搜查日货运动，学生将搜查到的日货拿到西湖边上的公众运动场当众烧毁。工校学生们还组织校友会和报国工业会，团结校内师生，争取毕业校友和传习生，共同进行斗争。

创办《浙江新潮》

1919年暑期以后，“五四”运动已经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治运动，逐渐向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发展。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夏衍）、蔡经铭、孙锦文、杨志祥、倪维熊及工校毕业生汪馥泉、褚保时等联合省立第一中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部分进步学生共27人，合办了一个以提倡新文学、传播新思想为主旨的半月刊（铅印八开），于同年10月10日创刊，刊名《双十》。随着阵营扩大，后改名为《浙江新潮》，扩为铅印四开报，改为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浙江新潮》在创刊词中提出了改造旧社会，实现理想中的“自由”、“互助”、“劳动”的新社会战斗目标，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和劳动者联合。当时上海报界评论《浙江新潮》创刊号可谓杭州学生界破天荒的出版物。在这一期里，有汪馥泉、查猛济的新文艺，夏衍（当时署名宰白）、倪维熊（当时署名V.Y.生）的随感录。紧接着，出刊的第二期中即有震动一时的施存统写的《非孝》一文。文章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此文一出，舆论哗然，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大逆不道，是孔夫子的叛徒。当时浙江省长齐耀珊企图用武力驱散学生，封闭学校。工校和农校的学生听说后，即与杭州市其他学校学生一起前往声援一师被困同学。他们冲破军警的包围，迫使当权者下令撤退军警，并使他们接受学生们所提出的善后条件，使斗争取得了胜利。由于文章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施存统被迫离开学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一师风潮”。

人物链接方兆镐

1919年5月6日，北京“五四”运动的请求声援让整个杭城沸腾了！青年学生们情绪激昂，决定组织“学运会”以响应北京。浙江大学（当时工专）机械科的学生方兆镐和夏衍率领同学上街游行，他们有的拿着写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毋忘国耻，同胞速醒”等各种标语的旗帜，有的手举绘有山东省地图和曹、章、陆三人的漫画像，在省公署军警前高喊“不怕流血”，还在省议会前宣读请愿书。5月12日，来自杭州各处的斗争力量像洪流般越聚越勇，方兆镐凭借着出色的领导力，被推选为杭州市学联会会长。因工专学生在抵制日货时，参与人数最多，表现最激烈，所以省督军杨善德下令解散工专学生会，并勒令校方开除方兆镐。然而，方兆镐不顾警方威胁，坚持率领学生斗争，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使得杭州“五四”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声势浩大。

二、掀起爱国民主运动的浪潮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增添了新的意义——爱国与民主结合在一起。浙大学子积极投身中国人民夺取爱国民主斗争胜利的决战。学生运动的意义更加丰富、组织更加健全、效用更加有力、影响更加深远，无论从深度、广度还是力度上都有了很大的飞跃。

反帝反军阀斗争

1925年5月，“五卅”惨案爆发。浙江公立工业学校（简称工专）和浙江公立农业学校（简称农专）已有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学生们在党的领导下，停课参加杭州市学生会活动。工专的学生还组织了宣传队、话剧团，到校外演出，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并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农专中等部学生、中共农专支部负责人陈敬森，代表农专参加了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暑期代表大会。同年9月，陈敬森被选为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农专党支部的负责人，参加领导杭州学生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1925年10月24日，陈敬森因积极从事对国民革命和反对军阀统治的宣传工作，被军阀政府逮捕。直到1926年10月，浙江爆发“独立”运动，陈敬森才获释。

1926年10月，为迎接北伐军，反对军阀孙传芳，推动当时浙江省省长夏超起义独立，工专几位进步学生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的牌子挂到了省长衙门前，坚定了夏超起义的决心。夏超独立失败后，工专40多名学生被开除。但学生仍坚持斗争，高年级学生举行罢课，以示抗议。“九一八”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浙江大学农学院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声讨日寇的侵略暴行，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并组成小分队分赴临平、萧山、余杭、桐庐、建德、兰溪等地宣传抗日救亡。浙大学生还联合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之江大学等大专院校学生，组织了反日示威游行，并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请愿。示威游行后，浙江大学和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决定组织2000多名学生到南京直接向国民政府请愿，向蒋介石提出开放言论、给学生发枪、军队北上抗日三项条件。南京请愿行动是浙江大学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一次大历练，也为全国学生运动带了头，全国其他地区高校的学生队伍也纷纷到南京请愿，显示了爱国学生运动的巨大力量，使当局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消息传到浙江大学，全校学生群情激愤。当晚，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学生冲破阻力，在文理学院大楼召开大会，愤怒声讨国民政府的卖国罪行，控诉国民政府对学生进行残暴屠杀的卑劣行径。学生们决定成立由25位代表组成的学生会，推举农学院学生施尔宜（施平）担任主席，通电积极响应并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组织宣传队向民众宣传，反对华北自治。并在12月11日联合全杭州学生冒雪上街游行示威，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12月12日，杭州市中等以上学生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公众运动场（今湖滨一公园）举行援助北平学生、反对华北伪自治大会。

驱郭斗争

郭任远自1933年4月到浙江大学担任校长，上任后便积极配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学校推行法西斯统治，对学生采取军事管理制度，依靠军训教官和训育管理人员侦查学生活动，任意处分学生。在他担任浙大校长的三年内，被他开除、勒令退学和受其他处分的学生竟达近百人之多。“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郭任远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愤怒和一致反抗。“驱郭斗争”发展迅猛，费巩教授等大部分教职员工也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学生会还组织了纠察队，维持校内秩序，并自行编印浙大校刊。同时，学生会在社会上发表《驱郭宣言》，向社会各界揭发郭任远在浙大的十大罪状。1935年12月27日，学生会发出宣誓签名书，内容为“我今慎重签名盖章于下，负责表示，不达驱郭、驱李及其同党严、杨之目的，纵牺牲至最后一人，亦必坚持到底。此誓”。学生会还派江希明等七名学生代表赴南京，直接向国民政府教育、立法部门陈述郭任远的罪状，要求教育部另外派人继任浙江大学校长。

次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告浙江大学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成立以教务长郑晓沧教授为首的临时校务委员会，暂时维持学校校务。学生会为了坚持斗争，也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一致通过不放寒假，坚持“驱郭斗争”。驱郭罢课僵持一个月后，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亲自带了大批宪兵特务来到浙大。他先是召集教师训话，而后又召集学生代表训话，逼迫学生会负责人下令即日复课。之后他又将全体学生集中起来，听他训话，“你们必须立即停止‘闹风潮’，不然就是犯法，就要绳之以法”。蒋介石走后，学生们并未复课，而是继续坚持“驱郭斗争”。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又先后发布训令，对学生施加压力。浙大学生毫不动摇，仍坚持斗争，并最终迫使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同年2月的第257次例会上作出决定，免去郭任远的浙江大学校长职务。浙大师生的“驱郭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人物链接邹子侃

邹子侃（1912—1932），浙江临安人。1925年考入浙江大学（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入校以后积极参加学校宣传队。当“五卅”运动的风潮席卷杭城时，邹子侃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进步学生运动中，团结同学开会、宣传、演讲，表现异常活跃。1926年加入共产党，不久担任农专学校党支部书记，积极开展秘密工作。邹子侃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学校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受上级党组织指示，邹子侃参与建立杭州笕桥平民学校，从事校务委员工作。他利用公开合法身份，教育农民识字、宣传爱国思想，并且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同年11月，邹子侃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关押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长期的监狱生涯，越发磨炼了邹子侃的政治领导能力，他逐渐成为狱中难友的领导人。1930年春，中共在狱中成立特别支部，任命邹子侃为组织委员。同年底，特别支部进行了改组，邹子侃担任书记。在研究新支部工作时，他配合中共浙江省委的指示，组织难友发动越狱，担任越狱总指挥。1931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越狱计划暴露。为了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邹子侃面对酷刑，拒不泄密。在“越狱”事件后，邹子侃被改判为死刑，但他仍然坚持斗争，组织狱友学习，还创办了两个地下刊物——《洋铁碗》和《伊斯库拉》（俄文：《火花》）。1932年2月2日深夜，他被秘密枪杀于狱中。

三、战斗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浙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坚持办学和保存文献，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举校迁移、流亡办学，直到抗战胜利才返回杭州。

在此期间，求是学子一边坚持在恶劣的环境中求学，一边本着“读书不忘救国”的精神，课余开展各种抗战活动。如联合杭州市各教育单位出版的《抗敌导报》，文学院教师主编的《国命旬刊》，学生组织的募捐、救济、慰劳、义演和宣传工作，都进行得热烈而有成效。1938年2月，浙大西迁至泰和，师生们抗日热情高涨，学生会发起了给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的募捐活动，竺可桢校长专门下令拨出两间房间作为缝制衣服的场所，并带头捐款以供制作费用。

进步学生社团的爱国救亡运动

1938年初，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周存国为首的几个进步学生，利用校内外的有利条件，组织成立了“拓荒社”（1940年后改名为“马列主义小组”）。“拓荒社”是一个以团结进步学生、推动学生爱国运动为己任的秘密组织。它的早期成员中，有的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有的是多年从事学生运动工作的领袖，也有部分是原来“黑白文艺社”和“呐喊团”的积极分子。周存国等人在秘密组建“拓荒社”的同时，还决定恢复浙江大学原来的“黑白文艺社”和“黎明歌唱队”两个社团，将它们作为“拓荒社”的外围社团，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社员们还收集了国内出版的几乎全部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专门开辟了一个图书室，向学生推荐各种进步书籍，在当时很好地发挥了启发、指导、组织学生的作用。

1940年1月，浙大战地服务团赴广西宾阳前线开展慰问活动。1月11日，浙大战地服务团首批成员从宜山到达宾阳前线。沿大塘到河里墟的各个乡村，服务团成员们为伤兵开展了服务和演出活动。宾阳失守后，学生们在枪林弹雨中撤下火线，历经艰辛，辗转回到学校办学地遵义。2月25日，战地服务团召开总结会议，竺可桢校长亲自听取了汇报。服务团成员们还自编自演战地活动节目和抗战歌曲，向全校师生举行了汇报演出，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同年暑期，浙大战地服务团再次组织26名学生参加“夏令营”，从遵义到湄潭，沿路进行农村访问、调查和抗日宣传等工作。学生们还为当地公演，以募集慰劳抗日战士的经费，协助遵义卫生院设立戒烟所，并为市民举办文化补习学校和妇女识字班，特别是经常给“遵义贫民习艺所”的孤儿和贫民上文化课，教他们唱歌，帮助他们改变生活和卫生习惯。

进步学生社团开展的爱国救亡运动，使得参与学生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锻炼和培养出一批学运积极分子，不少同学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更广泛地团结学生，“拓荒社”决定扩大发展“大家唱歌咏队”，同时成立“塔外画社”、“铁犁剧团”。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校学生社团成员有200多人，约占学生总数的20%。

反“总考”斗争

浙大刚到遵义，国民党浙大区党部便正式挂牌，三青团也开始活动。这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指派的浙大训导长姜琦一上台就压制言论自由。1940年7月，他亲自撕掉学生自治会在《生活壁报》上刊登的一篇批评训导处的文章，从而与学生发生了冲突。该事件之后，姜琦辞职离开浙大。竺可桢校长不顾教育部关于训导长必须由国民党党员担任的规定，聘请非国民党党员的政治经济学家费巩教授兼任训导长。费巩就职后，专门为学生自治会的《生活壁报》撰写了“发刊词”，阐明允许学生在该报上发表对国事校政的主张，不同意见，可以开展讨论，稿件由学生自治会出版股负责张贴，作者可以用笔名，出版股对作者真名有责任绝对保密。费巩教授制定的这一确保言论自由的制度，使学生自治会《生活壁报》成为合法的论坛，成为此后推动浙大青年学生爱国运动最重要的舆论阵地。

但是费巩教授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在国民党中央和教育部的不断干预下，竺校长被迫于1941年1月同意费巩辞职。之后，费巩便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1945年3月在重庆被秘密绑架，惨遭杀害。

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破坏学运，企图用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来束缚学生。1941年春，教育部下令要求应届毕业生参加四年所学的全部课程考试，并统一命名为“总考”。这种做法既限制了教学中的学术自由，又给学生施加了很大的学习压力，激起了全校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的强烈反对。于是“马列主义小组”（原“拓荒社”）通过学生自治会发动了反对“总考”的斗争，并函电西南联大、武汉大学采取一致行动。

反“总考”斗争开始后，国民党当局对四年级学生采取高压和分化政策，企图压制斗争的蔓延。但绝大多数学生仍然坚持斗争，以致考试当天情况十分紧张。校方唯恐事态发展，为了敷衍教育部，当场向四年级学生宣布，只要进入考场，不问试卷成绩，一律可以毕业。这样，学生们才同意进入考场，但还是有不少学生交了白卷。由于当时抗战大后方各高校的普遍反对，教育部不得不在第二年取消了“总考”制度。

倒孔运动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日闪电入侵香港。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国民政府加派专机将流落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撤退回重庆。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却置同胞于不顾，而让其家眷和大批私人财物以及洋狗等，乘坐专机从香港撤离到重庆。消息传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校学生于1942年1月6日首先举行倒孔示威游行。

浙大学生先后收到来自西南联大倒孔消息和传单，纷纷讨论要响应昆明学生的倒孔运动。“马列主义小组”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不宜举行大规模的政治行动，但是鉴于多数学生情绪激昂，无法阻挡，由小组负责人陈天保与学生自治会代表及学运骨干商议，如何有组织、有准备、有目标地领导浙大学生的倒孔运动。会议最后商定：这次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有限度的，只提打倒孔祥熙及贪官污吏；必须由学生自治会来领导这次运动，并尽可能让支持这次运动的三青团骨干出面；要争取竺可桢校长的支持。

1月16日，在学生自治会领导下，游行队伍从何家巷向丁字口进发，北至汽车站，折回到遵义老城体育场，宣读《倒孔宣言》后解散，示威游行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一路上，“打倒孔祥熙”、“反对贪官污吏”的口号声响彻遵义全市，沿途市民同申义愤，学生游行队伍始终保持整齐，军警在旁监视而未阻止游行队伍前进。

倒孔斗争可以说是特殊条件下的一种特殊斗争方式，它发生在国民党直接控制、称之为“模范省”的贵州，对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很大。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方式，“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社员王蕙（女）和“质与能自然科学社”社员陈海鸣等人被捕，何友谅更是不幸在1943年牺牲于重庆巴县青木关五云山集中营。而此时，浙大进步学生社团的公开活动也被迫停止，但是原来“马列主义小组”和“黑白文艺社”的地下书刊仍然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的浙大学生宿舍里秘密传播。学生们将这些书刊视为宝贝，保管严密，级级相传。直到1946年5月复员回杭时，进步师生又将大部分书刊分装在仪器设备箱中，安全运回杭州。

发表《国是宣言》

1945年初起，《生活壁报》上要求改善生活、实行民主政治的言论大量出现，还报道了盟军远东司令史迪威主张援共抗日及其与蒋介石发生冲突的文章。3月初，化工系四年级级会贴出了《国家的政治必须民主，我们的生活必须改善》的宣言，立即得到了学生们的拥护。3月11日，学生自治会在遵义校本部主持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热烈讨论并通过了“浙大师生宪政促进会”的成立，筹组全国院校学生联合会，发表《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简称《国是宣言》）。这次大会，在浙大青年学生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浙大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第一所召开此大会的高等院校。《国是宣言》的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先是以较短的篇幅描述了当时国内外急剧发展的形势，描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爱国青年学生对于国是的忧心和要求改革政治的迫切心情；第二部分以较长的篇幅重点揭露了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国民党反动派政治不民主的严重危害性；第三部分提出了改革政治的方法，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一个公允合理的由各党派代表以及无党派中的权威人士组成的新组织，由这个新组织来负责召开新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根据这个宪法产生真正能为人民办事的新政府；第四部分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十条要求。最后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激励浙大学子为实现《国是宣言》所提出的目标而继续奋斗。《国是宣言》的发表，震撼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它是浙大学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的一个实际行动，是浙大青年学生运动史继“倒孔斗争”后的又一个高潮。

事件链接战地服务团

迁往大后方的浙江大学，在坚持正常教学、科研的同时，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组织过广泛的爱国救亡运动。“战地服务团”就是专门为伤员提供服务，向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和演出的组织。战地服务员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纳不同政治倾向的爱国学生。国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

1944年6月，日军先后攻占广西桂林、柳州、宜山，进犯贵州南都，战火迅速逼近贵阳。强敌当前，学生们为了保卫学校、保卫国家，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为救亡图存做武装斗争。竺可桢校长鉴于局势岌岌可危，立即召开紧急校务会议，会议最后决定，由遵、湄两地学生自治会负责组织“浙大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带着校长授予的“国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团旗，奔赴抗日前线和部队驻地。由于日军攻占黔川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只好从贵州撤退。浙大战地服务团的学生见战事趋于缓和，相继回校复课。

四、为迎接新中国的曙光呼号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西南的浙大师生陆续复员返杭。回杭后的浙大学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经历了半年抗战的苦难生活后，迫切希望国内和平与安定。然而，国民党却挑起内战，使全国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包括浙大师生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浙大学子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斗争。

反内战斗争

1945年暑假，浙大学子为抗战胜利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不久，全国各地传来了不幸的内战枪声。国民党军队到处制造矛盾和军事冲突，饱受战乱之苦的浙大学生发出了“不要内战，制止内战”的呼喊。但学生中极少数反动党团骨干，则大肆侮蔑解放区人民军队不服从军令、政令，叫嚣不惜用内战来“解决问题”。因此，一场是否反对内战的激烈辩论在学生中展开。

当时，学生自治会《生活壁报》以及其他各种壁报成为这次政治大辩论的主要场所。在反内战斗争中，永兴一年级新生与进步学生团结一致出版壁报，不断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在湘潭的学生，在学生自治会的主持下，举办了两次“和战问题”的公开论战。在论战中，进步学生仗义执言，坚定了大多数坚持反对内战学生的正确立场，进一步团结了持中间态度的学生，使他们通过不同观点的争辩，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识破了反动派企图发动内战的野心。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对昆明市大专院校6000名学生举行的“反内战晚会”和总罢课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当场有4名学生被打死，120多名学生被打伤。“一二·一”惨案很快传到浙大，浙大学子迅速掀起了抗暴怒潮。在永兴的进步学生编组了“反内战，反暴行”壁报，贴满了当时江馆宿舍大院的墙壁；学生自治会组织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罢课一天以声援昆明市大专院校。在湄潭，《新潮》壁报首先刊登了“一二·一”惨案的真相；学生自治会作出素食一天的决定。在遵义，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会，通过了响应昆明学生罢课的宣言，举行追悼昆明“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大会。

1946年4月，“新潮社”、“文萃社”、“春草社”等八个壁报联合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在意见中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的背信弃义，呼吁维护政协决议，制定民主宪法，结束法西斯专制，解决军事冲突和赈济各省灾荒等。

抗暴斗争

1946年12月30日，北平学生为抗议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暴行，开展了反美反蒋的群众斗争。消息传到浙大后，学生自治会第二天上午就在文理学院大楼前的广场上召开全体大会，提出了五点意见：反对美军在华的一切暴行；反对美军驻留国境，要求全体撤离中国；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基本政策；质问并抗议政府允许美军驻华之媚外政策；停止内战纷争，以谋国是之根本解决。此外，会议还决定从1947年1月1日起罢课三天，要求美军撤离中国，并抗议“宪法”颁布。如果美军不撤离中国，1月8日起继续罢课，不达目的不止，并于1月1日举行示威游行。

1月1日下午，浙大、医专、艺专、杭高、杭师、高工、市中、高商、浙大附中等九所学校2500多名学生聚集在浙大文理学院大楼前的广场上，从浙大出发，举行了反对美军驻华的示威游行。

1月3日，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罢课一天，以示抗议。大会上提出“今天之所以找来外侮，是由于内战不停”，进一步提出了“反内战”的口号。1月18日起，又连续罢课三天。19日，学生自治会组织大批宣传队，赴街头宣传，揭露美军暴行和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在市民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与此同时，学生自治会还分别致函驻华美军总部和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中国。

抗议于子三被害运动

面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极为愤怒，扬言要对学生“断然处置”，并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和成立“戡乱总动员会”。1947年10月26日凌晨，国民党特务以共产党嫌疑，在杭州大同旅馆秘密逮捕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等四位浙大学生。被捕以后，于子三在严刑逼供面前经受住了生死考验。29日下午，他在浙江保安司令部监狱惨遭杀害，年仅23岁。

得知于子三被害的消息后，浙大学生义愤填膺，立即拟写了讣告和召开全体大会的布告，并在马路上刷写了“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几个鲜红的大字，一场在党领导下的“反迫害、争自由”的“于子三运动”由此开始。

于子三牺牲后，国民党当局希望尽快安葬于子三的遗体，第四天就通知浙大校方，限在几天内下葬，遭到竺校长的拒绝。学生自治会拟定的出殡方案，包括要求举行公祭、出殡的路线、挽歌、挽词、口号、传单，当然都是当局不能接受的。多次交涉无效，浙大学生决定于1948年1月4日出殡，从3日晚上起，浙大外出的道路全部被军警封锁。第二天早上，“子三广场”的公祭大会一开始就受到大批手持棍棒铁尺的所谓“工人”围攻，许多学生受伤，出殡计划流产。直到3月14日，也就是于子三遇害四个半月之后，浙大才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300多名学生代表乘校车护送前往杭州凤凰山麓，于子三的灵柩上覆盖着书有“学生魂”三个大字的巨幅悼幛，出殡路线避开了繁华的闹市区，没有游行，也没有口号和传单。

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表《为安葬于烈士告全国同胞同学书》说：“今天我们忍辱地埋没了于子三，但是同胞们同学们，我们埋的不只是已死的于子三，而是一颗烈性的民主炸弹，它会在领导着走向解放的斗争中炸毁那反民主的暴君。”在《于子三精神不死》的短评中说：“这难道就是我们的政府口口声声所称道的‘民主’‘自由’么？这难道又是我们国家所要的法律尊严么？”

这场“反迫害、争自由”的“于子三运动”历时140天之久，得到了杭州、北平、天津、昆明、上海、南京等全国20多个城市大中学生的积极响应，掀起了1947年全国第三次学生运动高潮。它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爆发的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也是解放前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史上最为光辉的火炬，将浙江大学塑造成为一处闻名全国的“东南民主堡垒”。

人物链接于子三

于子三（1925—1947），原名于泽西，山东牟平人。

1944年，于子三考入当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入校后参加了战地服务团。1946年秋，于子三随校返回杭州，并加入了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在校期间，于子三积极投入斗争，受到广大学生的信任。因此，1947年5月，于子三被推选为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接着又被选为罢课执行委员会主席。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全国兴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斗争，于子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领导学生联合行动。烈士于子三

于子三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以来，积极配合当时浙大地下党组织工作，并且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1947年10月26日，国民党特务将其秘密逮捕。29日，于子三在狱中被害。竺可桢校长这样评价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

五、在社会主义主旋律中谱写进步华章

新中国成立后，浙大学子保持理性的爱国热情，采用和平、合法的途径组织学生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保卫灵隐寺”行动。

1966年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红卫兵号召的“破四旧”迅速从北京向全国蔓延开来。8月23日开始，杭州红卫兵们不甘示弱，手持棍棒、绳索和铁锨等“武装”，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街头，向所谓“封、资、修”的所有目标开战。从苏小小墓、乾隆皇帝所题写的“西湖十景”石碑到黄龙洞、岳王庙……面对红卫兵对宝贵的历史文物的破坏，杭州市民们虽然愤愤不平，但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都敢怒不敢言。

8月23日晚上，浙江大学机械系铸造专业六二年级一班的住校学生主动集聚在一起，认真倾听几个杭州籍同学介绍红卫兵在杭州城内“破四旧”的情况。当他们听到黄龙洞、净寺和岳王庙都被砸毁的消息后，意识到破坏形势将会愈发严峻。之后，大家根据当前红卫兵“破四旧”的势头，认为“破四旧”的下一个目标一定会是灵隐寺。于是，有几位同学自告奋勇，表示第二天先去灵隐寺了解情况。

8月24日清晨，周城镐（杭州籍）和林成孚（平阳籍）等10余位浙大学生在灵隐寺偶遇20多名手持“武器”的中学生红卫兵。浙大学子抱着保护文物的决心，迅速将通往大殿的入口都上锁，并在台阶上列成一排，手牵着手，筑成一道“人墙”，阻挡红卫兵的冲击。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场面暂时缓解了下来。但是，学生们担心，要是中学生红卫兵的大部队赶来，这堵“人墙”将不堪一击。这时，有人想到可以致电学校广播电台，从学校搬救兵。没过多久，一支五六千人的学生队伍像一股洪流般涌向灵隐寺。他们里三层、外三层，把整个大殿包围得严严实实。这时，红卫兵2000多人的后续队伍也抵达灵隐寺。为了化解红卫兵冲击灵隐寺的计划，浙大师生通过与他们进行辩论的方式，用每十来个大学生包围四五个中学生的形式穿插到红卫兵大部队中去，把原本整体的队伍“化整为零”。双方就这样对峙了一整天。

当晚，学生们虽然疲惫但仍坚持守护阵地，最后决定由各系轮流换班保护灵隐寺。而且，灵隐寺周边的村民们和寺里的部分园林职工也自发地支援浙大学生。为了争取舆论和杭州市民的支持，换岗下来的胡庆国、徐景崧、王定吾等人想到了印发传单。他们通宵达旦，起草、油印了杭城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第二天，学生们将数千张《告全市人民书》散发给杭州市民，向他们发出保护灵隐寺的呼吁。一时间，浙大学子保护灵隐寺的行为在全市引起很大震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

然而，红卫兵们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在26日深夜企图火烧灵隐寺，幸亏被及时赶到的浙大师生阻拦下来。就这样，浙大学子和红卫兵中学生僵持了一个星期。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王定吾和班里的胡前高、成平等七位同学，代表浙大师生就保护灵隐寺问题向市政府请愿，要求市政府采取措施。8月27日，周恩来总理作出保护灵隐寺的指示。虽然已是晚上，在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杭州市市长立即赶到现场，向浙大学子和中学生红卫兵传达了总理的批示。第二天，消息不胫而走，杭城上下一致支持保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中学生红卫兵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迫于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全面撤出灵隐寺场区。

浙大学生自发组织的“保卫灵隐寺”行动是在当时全国掀起的“破四旧”运动中的例外，与中国西北高僧保卫古刹的斗争遥相呼应。当时，全国各地遭到砸毁的文物古迹不计其数，而能像灵隐寺这样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的古刹凤毛麟角，浙大学子功不可没。

六、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特点

浙江大学青年学生运动的历史，是浙大学子顺应时代潮流变革图强的历史，是浙大学子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的历史，是浙大学子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建功立业的历史，是浙大学子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团结奋斗的历史，是一批又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茁壮成长的历史。

浙江大学青年学生运动已经有了100多年的传统，历经中国社会的几番巨变，在反复的斗争中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与时代同进步，与民族共命运

一个多世纪以来，浙江大学始终与时代同进步，与民族共命运，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浙大学子，也始终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主义精神，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谱写了一曲曲青春赞歌。无论岁月的流转和时代的变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一代又一代求是学子的不懈追求，也是贯穿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鲜明主题。

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重大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各阶段的斗争任务、斗争对象和斗争目的也随之发生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也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单一走向多元。但是，紧扣时代主题，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激励浙大学子不断前进的动力，是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和平民主的巨大思想动力。

清末的浙大青年学生运动，主要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宗旨，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以推翻清廷统治、追求民族独立为直接目的，学生自发性强，运动热情高涨。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诞生于时代剧烈变革、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求是书院的莘莘学子汇聚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下，积极投身于救国实践中。1902年的集体退学运动、1907年的“护路拒款”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集会，都是浙大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伟大尝试。但是，缺少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缺乏先进的组织进行领导，是这一时期青年学生运动的弊病，也是这一时代的局限。

民国时期，历经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社会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化，浙大青年学生运动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全面抗战前的浙大青年学生运动，主要是以“五四”精神作为指引，以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为目标。这一时期的浙大学子，由于受到了伟大的启蒙运动的洗礼，要求进步和追求真理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也大大增强。受此影响，此时的青年学生运动政治上趋向成熟，组织形式更加多样化。例如，1919年沈乃熙（夏衍）牵头创办了浙江省第一个进步刊物《浙江新潮》，开辟了改造旧社会、开辟新社会的思想文化阵地；1925年工专学生的反帝反军阀斗争，是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开展的青年学生运动；1931年的“九一八”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开启了高校学生赴南京向政府请愿的先河；1935年“驱郭斗争”，促成了浙江大学校史的重大转折，直接将浙大带入书写了“东方剑桥”神话的“竺可桢时代”。

抗日战争时期的浙大青年学生运动，“抗日救亡”是鲜明的时代主题。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浙大学子与国民党政府的专制、高压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浙大学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用实际行动坚定了抗日决心，表现了爱国热情。在政治上，通过开展反“总考”斗争、“倒孔运动”、发表《国是宣言》等青年学生运动，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主权利，使浙大成为当时的“民主堡垒”。在思想上，以宣传抗日、抨击时弊为宗旨，编辑《卫星壁报》、《生活壁报》等进步刊物，开辟舆论阵地，极大地推动了浙江大学的抗日民主运动。在文化上，组织成立“呐喊团”、“战地服务团”、“拓荒社”、“湄江吟社”、“黑白文艺社”等进步学生社团，组织抗日民主运动，宣传爱国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的浙大青年学生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以“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为主题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主战场的第二条战线。这一时期，浙大学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追求斗争结果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极高的斗争艺术。具体表现在：坚持“有礼、有力、有节”的斗争方针；组织大规模、有计划的政治斗争，以1947年的“于子三运动”为典型代表；把罢课等“非法斗争”和法庭等“合法斗争”相结合，形成一明一暗两种斗争策略。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直接在政治上给予国民党专制政府以沉重打击，在精神上极大鼓舞了国民的斗志。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浙大学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新中国成立以后，浙大学子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重任，在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这一时期的青年学生运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马列主义为根本方针，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相契合。学生们通过和平、合法的途径，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

综观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浙大学子总是反应迅速，在第一时间开展救亡图存的运动；总是立场坚定，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行动准绳，为争取民族权利不屈不挠、舍生忘死；总是能够以有效、多样的形式保证爱国运动的顺利进行，并在一次次的斗争中日趋成熟。

以求是为宗旨，以学生为本位

浙大西迁时确立的“求是”校训，不仅深深影响了浙大人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治学之风，同时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锻造了一代代浙大人受用不尽的精神之流，为各个时期浙大学子积极投身革命、建设与改革提供了内在动力和行动指向。正是这一蕴涵无限伟力的支柱，撑起了浙大学子百折不挠、不懈斗争的顽强毅力脊梁和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的崇高追求。梳理百年浙江大学青年学生运动的历史，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便是“以求是为宗旨，以学生为本位”。“以求是为宗旨”，是指浙大青年在运动的实践中，以“爱国主义”为准绳，始终坚持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的伟大精神。

竺校长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话中对“求是”含义有精辟阐述：“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还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在“求是”这一鲜明旗帜的引导下，浙大学子坚持以“爱国”和“民主”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自觉承担“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之歌。他们坚持以“求是”为宗旨，坚持“启尔求真”的科学精神、“开物前民”的创新精神、“无吝于宗”的合作精神、“海纳江河”的开放精神以及“树我邦国”的爱国精神，在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追求国家繁荣的征程中，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之歌。

在青年运动的具体实践中，他们密切围绕时代和国家的重大需求，充分发挥青年学子的热情、胆识和智慧，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在团结协作的过程中取得发展。从求是书院时期“集体退学”事件的初次尝试，到“护路拒款”运动中首先联合全省学生；从“九一八”响应北平大学生的斗争，到“驱郭斗争”中学生会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从西迁路中通过沿途访问、调查、宣传等形式灵活支持抗战的实践，到“反内战”时期勇敢走到斗争第一线；从抗议于子三被害运动中成为“东南民主堡垒”，到“文革”时期保护灵隐寺的理性举动，浙大学子头脑更加清醒、思想更加成熟、组织更加健全、行动更加有力，发起或参与斗争的目标也更加明确、形式更加灵活、手段更加理性、影响更加广阔。可以说，在求是精神的引领下，浙大青年运动不仅具有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坚实根基，具有与时俱进、不断超越的精神内核，同时更呈现出坚韧团结、众志成城的宝贵品格和始终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赤胆忠诚。“以学生为本位”有三层含义：一是青年学生，尤其是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是历次活动的参与主体；二是从青年学生角度提出合理的诉求，是青年学生运动的重要内容；三是学生运动的实践生动体现了青年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先导性。

浙大学子思想活跃，感觉敏锐，敢于和旧的观念决裂，乐于倡导各种新的思想。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他们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勇开风气之先，引领社会进步，成为完全值得祖国和人民信赖的开路先锋。同时，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实践中，尤其是在党的领导和指引下，青年学子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努力克服一些不成熟的思想局限性，逐步形成了在审视历史、审视国运、审视自身的多重视角中定位青年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思维方式，在为国家命运、人民命运奋勇抗争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成长和飞跃。

由学生自主成立、自主管理、自主发展的进步学生组织，在团结广大青年、组织和领导青年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无论是“护路拒款”运动中由浙江高等学堂发起成立的“浙省学校联合拒款会”，还是抗战初期浙大一年级学生为宣传抗日成立的“呐喊团”，到后来西迁途中形成的“战地服务团”、“拓荒社”等一大批进步团体，以及领导了反“总考”斗争、“倒孔运动”、抗议美军暴行、“于子三运动”等众多重大运动的学生自治会，这些学生自主发起、自主领导、自主管理的临时机构、兴趣小组或社团，不仅推动了青年运动的有效有序开展，在特殊时期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重要力量，也为解放后浙大学生民主的发展和校园文化的丰富奠定了基础。

实践表明，青年学生运动，不仅需要在政治思想上保持党的绝对领导，也要在组织上保持相对独立性。只有“以学生为本位”，在发挥青年热情的同时注重组织的引导，从青年实际出发，建立适合形势要求的组织，开展符合青年特点的活动，照顾青年合理的特殊利益和要求，才能保障青年运动持久地发展，才能不断增强团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以理论为指引，以实践为方向

浙江大学青年学生运动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奋起而团结自救的运动。百年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先进理论的指引下，坚持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运动道路，才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坚决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从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历史发展来看，每次大型的学生运动获得成功、取得成绩，都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在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分别成立了党支部。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工专学生开展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一次青年学生运动。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集团大肆捕杀共产党员以后，浙大党组织有一段时间遭到破坏，但是浙大学生党员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够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各次学生运动中及时得到中共的指导。1931年的“九一八”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1935年“驱郭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进步学生社团的爱国救亡运动、1941年的反“总考”斗争、1942年的“倒孔运动”、1944年发表《国是宣言》、1945年的“反内战”斗争、1946年的抗暴斗争、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1947年抗议于子三被害运动以及1966年的“保卫灵隐寺”行动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开展的学生运动。浙大地下党组织通过这些青年学生运动，团结了大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新骨干，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保证了各个时期浙大青年学生运动取得胜利。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根本表现，是共产主义完整世界观的理论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浙大学子正是因为有了革命思想的武装，有了革命理论的指引，才能在历次学生运动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取得运动的胜利。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等浙大进步学生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生活壁报》、《自由堡垒》、《民主阵地》、《今天》、《呼吸》、《石榴花》等大量报刊，通过组织读书会等各种形式，向浙大青年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和革命文艺作品，组织青年学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等，结合革命斗争和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研究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向青年学生宣传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帮助青年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使青年学生摆脱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提高了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理论，为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始终坚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的运动方向。学生运动获得群众的支持，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根本方向。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是学生运动的力量源泉。没有和群众力量的结合，学生运动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群众运动起来，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也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只有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要求相结合，才能达到运动的最终目标。”浙大青年学生运动始终能够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与群众相结合的运动方向。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一直很关心学生的伙食、住宿条件等生活问题，积极争取要求改善教师待遇，要求撤换不称职的校长郭任远，在战乱中积极争取保护学生的权益、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等。又如浙大学子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是为了中国人民不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犯，这些都体现了争取群众利益是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根本目标。浙大学生党员骨干在学生自治会和学生进步社团等学生组织中担任主要职务，团结、教育、依靠广大群众，鼓励群众为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而进行斗争。正是因为照顾到群众的利益，所以浙大青年学生都能够在历次运动中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很好地依靠群众的力量，多方面团结起来合力开展反帝、反封建独裁活动，这使浙大青年学生运动始终充满活力。

百年浙大青年学生运动的实践充分证明：与时代同进步，与祖国命运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为指引，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坚持“求是”校训，发挥学子所长，始终是浙大青年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章 传承：四校合并的机遇与挑战

新浙江大学成立以后，学校共青团工作在新形势下面临许多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如何加速各校区团工作的融合，如何服务学校中心工作成为这一阶段的工作核心。学校团委主动谋划，不断总结经验、整合资源，带动校院两级团组织加速融合，开创性地开展了许多工作，塑造了诸多深受师生喜欢的品牌活动，在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将学校共青团工作打造成为求是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一节 工作背景

一、四校合并的历史轨迹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就高等教育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着手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结构布局进行调整，一些大学开始合并组建，成立新的大学。在这种形势下，时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院士和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启东教授，在1996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将原来分开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所大学重新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该提议得到了中央领导、教育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1998年4月28日，浙江省委书记办公会讨论四校合并筹备事宜。30日，教育部领导来杭州宣布新浙江大学筹建小组正式成立，筹建小组由四校的书记、校长组成，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张浚生同志出任组长，四校合并工作正式开始运作。

同年9月15日，新浙江大学挂牌成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出席了在玉泉校区邵逸夫体育馆举行的成立大会，并作重要发言。教育部在1998年四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的文件中指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对于面向21世纪在我国组建若干所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新浙江大学的成立是广大老浙大校友梦寐以求的心愿，是学校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起点。

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虽然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但分开40多年，难免稍显疏离。为实现学校又好又快地发展，如何促进四校间融合是合并之初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

四校合并给学校共青团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学校团委按照“理顺关系、强化基础、整合优势、创新品牌”的思路，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育人为主线，以创新为动力，以队伍为保障，进一步明确学校共青团在学校育人工作中的职能、作用和地位。校院两级共青团组织充分发挥组织和政治优势，创造性地开展团的工作：一是着力加强团的思想建设，深入开展团员意识教育，用科学理论构筑青年学生的精神家园；二是不断创新素质教育品牌项目，优化育人环境，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综合素质；三是加强以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推动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服务、科技竞赛等活动，培养青年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四是强化团组织建设，完善工作管理机制，探索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基层组织建设模式。

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学校团委组织广大团员青年深入开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活动，帮助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通过开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作为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之一，学校团委充分利用了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联合学校教务部门，积极探索，努力把浙江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成为文化品位较高、教学环境优良、学术氛围浓厚的辐射源，发挥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在人才培养过程的应有作用。学校团委把素质教育的理念渗透到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通过高雅艺术进校园、十佳示范社团精品工程、“院长论坛”等品牌项目，不断优化育人环境，提高青年学生综合素质。

在学生科技与校园文化上，学校团委通过组织开展“挑战杯”系列赛事、科技文化节、素质文化月、院系文化节等品牌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文化修养。尤其是以承办“天堂硅谷”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为契机，推动校园课外科技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同时，文琴艺术总团的建立，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调动了广大学生积极性，更是加快了不同校区、不同学科学生的交流与融合。

在社会实践与青年志愿者等方面，学校团委依托科技优势、文化优势和人才优化，结合教学实践基地的建立，推动了一批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推进社会实践工作的梯队化和规范化。在此期间，学校团委还组织了“重走西迁路”的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在校内外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另外，通过“共青团员奉献日”、“青年志愿者服务广场”、“文明社区共建”等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理顺了青年志愿者活动组织体系、工作机制，使学校青年志愿者工作更加有序、广泛地开展。

三、校院两级团委加速融合

四校合并后，学校团委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来自不同学校的团干们聚集在一起，在探索实践中不断地交流，在互相学习中不断地融合，使四校合并后的校团委完成了实质性的合并，为之后共青团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新浙江大学的第一任团委书记刘军老师这样说道：“当时，我们的团干部来自四个不同的学校，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地交流、碰撞与磨合，使得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思考方式相互融合，并获得提升，最后实现升华，从而促进了团工作全方位的展开与全面的发展。”

同时，四校合并后，来自不同学校的共青团员有着自身的专业特色和个性特点，为共青团活动的开展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新鲜元素，共青团活动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通过来自不同校区的团干集思广益，出谋划策，每项活动都比以往有更多的亮点和更广的受众；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同学们进行思想碰撞和文化交流，增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与了解，促进了认同与融合。在广大团干的辛勤努力下，在全校青年团员的热心参与下，学校的共青团工作继承传统、不断创新，各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对学校整体工作平稳有效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四、领导的支持与关怀

在自身发展和工作建设中，学校共青团工作得到了校内外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

时任省委副书记梁平波、教育厅厅长侯靖方、团省委书记葛慧君、教育厅副厅长蒋胜祥、团省委副书记张兵等领导来学校调研共青团工作。梁书记在讲话中对学校共青团工作的成果表示肯定，并指出，“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认知层次最高的群体，他们的素质如何，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他要求学校各级团组织努力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做到组织创新、活动创新、工作机制创新，以新的作为赢得高校共青团工作的新发展。

四校合并之初，学校党委也高度支持共青团工作的开展。为使学校共青团工作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学校党委出台《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共青团建设的若干意见》，从进一步加强党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明确共青团组织在学校工作中的任务、切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团员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构建青年学生素质培养综合机制、加强共青团的组织建设等五个方面对共青团工作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学校各级党组织也加强了对同级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支持共青团组织按照《团章》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并积极为团组织开展工作创造条件，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设备和经费。

除了出台相关文件对共青团工作以指导，学校主要领导每年多次参加校团委组织的活动，一方面对共青团工作予以关心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参加活动来接触青年，了解青年，关心青年。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和校长潘云鹤以及其他校领导每年年末都会参加“新年狂欢夜”活动，与青年学生们一起辞旧迎新，包饺子，送祝福。校领导与青年学生们在一起，像家人一样共同回忆即将过去的一年，畅想美好的新一年。每届校领导都很支持此项工作，这个传统也一直保留至今。

在学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关心指导下，在各部处、院系的支持下，在全校各级团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大学共青团工作秉承“求是创新”校训，积极促进校园学术、科技、文化的建设，为团员青年的成长成才搭建起广阔平台，有效地推动了学校的整体融合。同时，校院两级团组织经过不断开拓，打造了诸多深受师生喜欢的品牌活动，涌现出了许多典型的集体与个人。1999年，学校团委被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这充分肯定了合并后新浙江大学的共青团工作。

第二节 重要事件和活动

一、求是创新，辉煌五四——“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项目实施

四校合并——历史的契机

创建“五四红旗团委”活动的基本标准是班子建设好、主题活动建设好、支部建设好、活动阵地建设好。1998年9月，浙江大学四校刚刚合并，在学校层面，很多工作都亟待整合，共青团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学校团委积极整合资源，根据四个校区共青团工作的不同特点，结合学校党委的总体工作要求，将服务学生、指引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工作的基石和重心，吸引、凝聚、引领广大团员，充分结合学生成长成才的实际需求，深入开展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创新实践——成就团的最高荣誉

学校团委在1999年获得首届“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的荣誉称号，这与学校团委在四校合并时期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实践精神密不可分。时任校团委书记刘军认为，当年学校能够获得“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的荣誉称号，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校院两级团委深度融合积极联动，进一步整合资源，工作富有成效。四校合并后，学校共青团的工作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学校党委和行政机关也高度重视共青团工作的开展，校团委一正四副的书记班子，在全校机关部门中配备力量最为强大。学校团委还在20多个专业院系都建立了二级团委，逐渐构成校院两级联动的大团委运作框架，使得我校共青团工作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院系团委的建立和完善体现了我校共青团工作重心进一步下移，深入基层、依靠基层，覆盖面和影响面不断扩大，真正起到服务和引领青年的作用。同时，专业院系建立完善的团组织，有利于团的工作得到院系党委和行政的支持，有利于团的工作结合专业特色开展，最终达到校院两级团组织的积极联动，使得全校共青团工作得到蓬勃发展。

其二，学校团委用“特殊团费”建立了浙江大学五四希望小学。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殃及华东各省，学校团委号召团员青年们以“特殊团费”的方式来帮助灾区的孩子们。当时，学校团委共收到20多万的“特殊团费”。浙大也是全国第一个为了灾情收取“特殊团费”的学校。学校团委用这笔“特殊团费”捐赠了一所希望小学，地点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麻口乡。为了给这所希望小学起校名，校团委发动全校师生，集思广益，结果在诸多候选方案中，“五四”这个名字脱颖而出。在捐赠后的一年，这所被命名为“浙江大学五四希望小学”的学校就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了。而在后来的岁月里，这所学校也成了浙江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团员青年每年都会组织捐赠书物等活动，帮助那里的孩子，支持那里的教育事业。刚刚四校合并的团员青年们也因为这个平台而变得更加团结，更为相融。

其三，组织了“重走西迁路”的纪念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浙大师生在竺可桢老校长的带领下一路西迁，途经浙江西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七年，实现了举世闻名的“文军长征”。1999年暑假，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刚刚合并不到一年的新浙大在五个校区20个学院中选拔优秀同学，参加学校团委组织的“重走西迁路”纪念活动。活动期间，同学们坐火车和汽车重新体验当年学校西迁的行程，途径江西、广西，最终来到了贵州。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浙大师生都会尽力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义务为当地的老百姓服务。到达贵州湄潭后，同学们还进行了文艺演出。重走西迁路，感受当年竺可桢老校长“文军长征”的艰辛，无疑满足了团员青年们课堂之外的实践需求，并将科技、文化、社团、艺术、教育等专业知识整合在一起，既体现学生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又体现了实践创新的能力。这不仅是对浙大求是精神的认同和继承，也是促进服务社会、回馈社会，对大学教育价值不断认同的过程。

上下求索——路在前方

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的荣誉称号是对浙江大学共青团工作的高度肯定，也积极推动学校共青团工作继续向前。荣誉的获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对于浙江大学共青团来说，如何在获得共青团最高荣誉基础上，在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在引领团员青年成长成才的大潮中，主动把握新问题，研究新方法，探索新路径，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是我们面临的崭新课题。

项目评价

自1998年四校合并以来，我校共青团工作始终保持求真务实、求是创新、开拓进取、不断超越的精神风貌，始终围绕服务学校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的中心工作，结合新时期青年大学生的新特点，展开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共青团工作。仅仅一年时间，合并后的新浙大共青团组织在学校党委关心和支持下，各级团组织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全体团干部能够以大局为重、以创新为本，为创造浙江大学共青团事业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

项目链接“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的基本标准：（一）班子建设好。按期换届，民主选举，整体素质高，制度健全有效，思想作风过硬。（二）主题活动建设好。围绕服务大局、服务青年的主题，扎实有效地开展团的活动，建有服务组织和服务性实体，在所在单位党的中心工作中较好地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围绕青年成长、成才，办实事，办好事，青年受益面广，效果好。（三）支部建设好。履行团委职责，加强支部建设，指导支部工作，带动支部工作全面活跃。所属团支部按期换届，民主选举，组织制度健全有效，富有活力。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团员队伍不断壮大。（四）活动阵地建设好。活动有阵地，工作有依托，经费有保障。“五四红旗团委”的“四好”标准，是检验基层团委工作的主要标准。组织开展创建活动的情况，是衡量各级团的领导机关抓基层团的工作的重要方面。以“四好”基本标准为框架，团中央分别制订了企事业、农村、学校、社区全国“五四红旗团委”标准。（摘自中国共青团网站）

二、以基地建设，促全面发展——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1998年，国家为推动高等学校深入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发布了《关于申报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通知》。为响应国家号召，挖掘学生潜在文化素质，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浙江大学申请建立基地并于1999年得到了批准，成为首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基地办公室设在校团委。

项目实施

一所大学的办学水平能充分体现它的实力，但一所大学真正的魅力所在还是它的文化及其品位。世界上任何一所知名学校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品位，它不仅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更是学校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浙江大学作为一所有百余年辉煌历史的大学，切实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在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升浙大的文化品位、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浙江大学建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正是为此项工作提供了抓手，搭建起平台，成为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宝贵阵地。

学校提出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有关“推进素质教育”的文件精神，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根本任务，通过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育，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广大教师的文化素养，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基地建立后，学校团委、教务处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通过开展各项活动以及建立相应的平台来推动基地的建设，在培养学生的人文涵养、文化品位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上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基地的发展更有活力

在理论支撑上，一方面学校将文化素质教育纳入培养计划，将文化素质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相结合，对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强调了学生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模块的修读。另一方面学校将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制度化，制定了《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工作条例》和《浙江大学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的原则意见》，使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在政策、制度上予以保证。此外，学校还加强了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校党委副书记童芍素为负责人的课题组，对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项研究。

在教学研究上，学校着重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教材建设，组织编写、出版文化素质教育系列教材，《物理学与人类文明》、《数学与人类文明》、《化学与人类文明》等“科学与人类文明”系列丛书已陆续出版。学校还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组建了文化素质教育讲师团，定期或不定期地在全校各校区举办各种文化素质教育讲座。

在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上，学校大力倡导教职员工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同时，又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有利条件，以发扬求是精神，倡导高品位校园文化为主导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陆续推出了科技文化节、社团文化节、各类科技文化竞赛、学术节、品牌讲座等一系列活动。这些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融先进性、时代性、创造性为一体，不仅使学生从中可领略到最前沿的科学、人文发展成果，更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检验自我的大舞台，从而构成了一道风格独特的校园景观。

在文化素质教育上，学校倡导学生阅读文化名著，并精选了百余部文化名著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阅读书目推荐给全校学生，以提高他们的人文涵养与综合素质。由大学生自己创作、自己策划、自己编排的校园原创文学《世纪风》杂志、浙江省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校园诗集《升腾的火焰》、校园原创歌曲《音乐小虫》杂志、无场次校园话剧《妹妹》等各类校园原创作品，都是学校大学生社团活动所产生的典型成果。2001年学校在全国大学生艺术歌曲比赛和全国大学生征文演讲比赛方面也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学生艺术团表演的小合唱《阳关三叠》获得了全国大学生艺术歌曲比赛一等奖；盛洁同学在全国大学生“信利杯”、“掌握未来”征文演讲比赛上获得中文组演讲比赛一等奖。

建立网络平台，使基地建设更加有效

2000年暑假，教务处和校团委共同推出综合性文化素质教育网站——“浙江大学文化素质网”。自成立以来，网站一直以推广校园文化、扩大学生交流、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主旨，在将最优秀的文化产品引入校园，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的同时，也展示了浙大学子健康向上、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追求真理和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的风采。“浙江大学文化素质网”设立了文学、艺术、音乐、影视等八个频道，每个频道下又分立不同专栏，其内容涵盖校园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学校学生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同时，网站每年定期举办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校园原创大赛”，激发校园原创潜力，挖掘大学生的潜在素质。作为一个交流平台，它又依靠自身的便捷性与创新性，与校内优秀社团合作，为它们提供网络支持，不仅丰富了网站的内容，还广泛传播了优秀的校园文化，为学校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文化素质网，浙江大学素质拓展网是学校另一个落实国家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建设而搭建的平台，也是响应“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一项重要措施。而学校创造性地将“素质拓展计划”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实现了参与型与选优型相结合，通过职业设计指导、素质拓展训练、建立评价体系、强化社会认同四个环节，在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科技学术与创新创业、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技能培训等六个方面引导和帮助广大学生完善智能结构，实现全面成长成才。这样，一方面促进了同学们对综合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重要性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同学们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保证了“第二课堂”活力常在。文化素质网

项目评价

作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学校围绕素质教育核心，以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为重点，利用学校资源优势，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建立广阔的教育平台，在大学生素质的挖掘和提升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这些优秀的教育活动与良好的平台一直延续至今，继续发挥着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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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文化素质网作为面向全国的宣传网站，一直以推广校园文化、扩大学生交流、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主旨，始终致力于将最优秀的文化产品引入校园，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它同时也展示了浙大学子健康向上，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追求真理和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的风采。这个由教务部和校团委共同推出的面向当代大学师生的综合性文化素质教育网站，是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建设项目之一。

浙江大学文化素质网设有八个频道１２０个栏目。文学频道的先锋文学和校园文学，逐步感染了一批文学爱好者，激起了大家品书评人的热情和书写心情感悟的冲动，ｅ书下载也掀起了一股读书热；音乐频道，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西方的高雅音乐，也让不少人涌入了校园原创音乐的浪潮；艺术频道里的建筑艺术、摄影艺术、插花艺术非常有人气，让不在行的人感受艺术气息，让专业的人探讨一下热门话题；科技文化频道是大家对飞速发展的科学的思考，将逻辑的科学上升到艺术或者哲学的层面，也关注科技进步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文化素质网可以将任何一门艺术与大学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也可以将大学生的所学所感所接触的事物变成一门艺术。大学生的思想可以在这里抒发，灵魂可以在这里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摘自《浙江大学报》第147期）

三、不断前进，一直在路上——学生邓小平理论研究会

浙江大学学生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成立于1999年4月。研究会始终秉持“学习、思考、研究、实践”的宗旨，传承“在学习中成长、在思考中提高、在研究中发展、在实践中升华”的优良传统，坚持“严谨、求实、创新”的会训，坚定不移地走“精品发展”的道路，社团不断壮大，会员一度达到1200人之多，还曾获得浙江省大学生优秀社团荣誉称号。2004年，研究会更名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2008年，以该研究会为主要班底，成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

项目实施〖*2〗社团起源不断壮大学生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是浙江大学一个理论学习型社团，成立的目的是深入学习研究实践邓小平理论，培养新时期大学生崇高理想信念和责任感。

曾任邓研会会长的李飞同学认为：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我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再到后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最新的科学发展观。其中，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邓研会的宗旨就在于通过跟踪和学习最新的理论思想，反哺到所观察的各类社会现象，促进大学生理论水平的提高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由于邓研会许多会员都来自本科低年级学生，而空泛地学习和思考邓小平理论对他们而言十分困难，略微枯燥的理论知识也会打击会员们的学习积极性。因此，邓研会经常举办一系列很有意义的研习活动。在理论研讨方面，邓研会曾经举办过理论沙龙，邀请了在理论研究方面很有成绩的教授和名人来为同学们讲座，如在枫林晚书店举办理论沙龙；在实践调研方面，每年暑期邓研会都会选拔一些实践团队到各地进行理论调研，他们在延安、井冈山、丽水、慈溪这些地方都曾留下足迹。活动结束后，还组织参加的同学写实践报告和感悟体会，并鼓励他们进行相互交流和学习，使活动的意义最大化。

为了帮助会员们更深刻更直观地理解邓小平理论，邓研会还经常举办各类社会调研活动。例如，参观浙江企业并进行调研，通过采访一些工龄长的老员工或领导人员，询问企业发展的历史，以及企业一路走来享受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和机遇，帮助会员更直观地了解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江浙地区发展的影响。会员们还会积极走进社区，通过最直观地感受城市和居民生活的变化，将深刻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对现实的感受和体悟，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每年，研究会参加浙江省全省理论社团年会，开展对外学习与交流，为此，邓研会还办了自己的杂志《星火》。邓研会向全校同学征文，并邀请经济学院、法学院、人文学院指导老师和教授担任评审，评选出优秀的文章在《星火》上发表，让更多的同学通过阅读这些文章而从中受益。

就这样，邓研会一步步地壮大，会员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200人，社团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也随之而来。研究会承担了多项团省委、省学联、省邓小平理论读书会课题，积极参加和完成学校“挑战杯”和“SRTP”课题；连续四年被评为省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体；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文汇报》、《浙江日报》，《浙江大学报》等校内外新闻媒体先后对协会的工作予以关注和报道，在校内外形成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邓研会在自身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也见证了会员们的成长。老会员胡斌说：“我在大一时就加入了邓研会，这个社团见证了我的成长。我曾参加了两次社会实践活动，这两个活动帮助我更好地认识了社会现实。同时，经常撰写理论研究的文章也很好地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经常参与社团活动也极大地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总之，这个社团很符合我的兴趣，我收获了快乐，也收获了能力。”老会长李飞是一名从北方到浙江大学求学的学生，第一次走进邓研会也有许多的不解和疑惑，但是随着学习和思考的深入，他对邓小平理论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在南方地区尤为显著，特别是浙江作为一个资源小省，在改革开放后，许多中小型企业都享受了各类政治和经济政策，他们抓住机遇，迅速发展，为打造浙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时俱进稳步发展

邓研会不同于其他学生社团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始终以研究理论为主的社团，无论何时何地，它都没有淡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工作。当然，邓研会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社团，随着时代发展，新的政治理论不断提出，邓研会的名称也在做着调整和改变。2004年，随着全党掀起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正式更名为“浙江大学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2008年，社团又审时度势，改组为“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继续着它的理论研习之路。

特别是2004年，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成立五周年。协会在校团委的支持下，举行了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暨邓研会成立五周年庆典活动。活动内容包括高校理论社团建设与发展主题研讨会、“科学发展观与人才培养”主题文化沙龙、“我与浙江共发展”征文活动、大学生“就业、发展与成功”现状大型社会调研、“理论·法律”进社区主题报告会、“以优秀的作品塑造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优秀影片展和“激情燃烧的岁月”——邓研会五周年成长、发展历史图片展等。五周年的系列活动将协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校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回首邓研会的发展之路，已经成为学校理论性社团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谈到邓研会的发展时，胡斌直言不讳地说：“其实，由于几年来理论知识的普及，同学们学习理论的需求会减弱，同时，社会矛盾的增加可能导致一些同学对理论学习产生怀疑，‘邓研会’其实不如之前那么火热了。”但胡斌对理论性社团的发展还是充满了信心，他说理论性社团的发展一定要和实践相结合，坚持住自己的理念，与社会观察相结合，走实践成才的道路，只有这样，社团才会有所发展和进步，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项目评价

浙江大学学生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是浙江大学第一个校级学生学术社团，也是浙大最大的学生社团，成立以来始终秉承“学习、思考、研究、实践”的宗旨，开展了一系列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活动，在广大同学中起到了良好的先锋模范作用。邓研会已经成为广大求是学子学习的课堂、锻炼的熔炉和成才的摇篮。同时，邓研会会员们不拘泥于课堂，积极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在实践中提高自己、升华自己，相信它能够越走越精彩，成为校园里的一面理性和学术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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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中成长在思考中提高在研究中发展在实践中升华

——浙江大学学生邓研会成立五周年系列活动开幕5月28日晚，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暨浙江大学学生邓研会庆祝成立五周年系列活动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永谦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拉开帷幕。

系列活动包括高校理论社团建设与发展主题研讨会、“科学发展观与人才培养”主题文化沙龙、“我与浙江共发展”征文活动、大学生“就业、发展与成功”现状大型社会调研、“理论·法律”进社区主题报告会、“以优秀的作品塑造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优秀影片展和“激情燃烧的岁月”——邓研会五周年成长、发展历史图片展。

开幕式当晚，校党委书记张浚生为同学们作了专题报告。党委副书记庞学铨宣读了《浙江大学学生学习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征文活动获奖名单》。高汉荣、黄宇同学的《“三个代表”与党内民主的制度创新》等五篇论文获得一等奖。叶俊超同学的《党的奋斗历程与青年的成长成才》等10篇论文获得二等奖。胡斌、童钰铃同学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等15篇论文获得三等奖。获奖代表还在会上就论文内容进行了交流。

省教育工委、团省委及浙大党委宣传部、学工部和校团委等部门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为获奖代表颁奖。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各高校邓研会负责人、研究会干部和会员等170余人。（摘自浙大新闻办网站，2004年5月31日）

四、见证新浙大——《求是青年报》

项目实施

创刊之意义

新的舞台刚刚搭成，新的世界还待开拓，《求是青年报》在四校合并的背景下诞生了，它是共青团的一面思想旗帜。从渊源上讲，四校合并前各校都有自己的报纸。四校合并之后，共青团需要一种能够反映学生心声、体现共青团旗帜引导性和思想性的媒介。《求是青年报》在此时应运而生，为共青团的工作树立一个很好的品牌，也有利于加强同学们的凝聚力，实现学校真正的融合。《求是青年报》作为共青团的思想旗帜，引领浙大学子努力成为新世纪的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有道德的求是青年。《求是青年报》又是浙大学子自己的家园，反映同学的心声和生活的趣味性，为共青团工作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品牌。所以，《求是青年报》的版面设计必须匠心独用，当时报纸主要分为四个版面：第一个版面报道共青团的近期重大事件；第二个版面是深度报道，譬如说理论学习，品牌活动科技节、学生社团节等，对这些活动做详细深入的调查报道；另外两个版面中，其中一个文学味比较浓厚，能够反映同学们所思所想又容易引发大家共鸣的，如《大一的迷茫》、《毕业后我们的明天》等；还有一个版面就是机动版面。

当时学校团委成立了一个新闻通讯社，简称“新通社”，成员除了有来自新闻系的同学，也有许多对新闻工作感兴趣的工科类同学，而且有好几任社长都是工科同学，这些同学通过《求是青年报》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求是青年报》给予他们的品牌意识，训练了他们的新闻工作技巧，使他们了解了新闻行业的背景等，这都是所有岗位所需的人才素质。

所以，《求是青年报》的诞生意义，从宏观方面来讲，一是给同学们创造了自己的家园，二是为共青团提供了宣传平台；从微观方面来讲，它是浙大的新闻人才培养基地。《求是青年报》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创刊之艰辛《求是青年报》是共青团的宣传平台，是同学自己的家园。“透过窗口，我们收集外面的色彩，大一的迷茫、忧伤的情绪在此我们共同分担；毕业的骄傲、喜悦的情绪于此我们一起分享。透过窗口，我们传递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学校的精神、青年学生的思考、共青团的讯息，我们一起学习党的理论知识，传承党的优秀精神。”但在创刊初期，新的局面带来了许多困难，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在四校合并之初，校团委本身办公条件很艰辛。《求是青年报》办公室就放在食堂，一份报纸的诞生需要经过版面的设计、选稿、排版，还需要学生骨干的培养、老师的指导，这些客观条件的不足造成了许多阻碍。由于当时《求是青年报》的团队有许多来自工科同学，大家都缺乏新闻的专业素养，即使是来自新闻专业的同学，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所以大家都得从如何写标题开始训练。

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群热情于新闻事业的同学，《求是青年报》才一点点地成长了起来。起标题，抓拍，策划，排版，写稿，直到最后发放报纸，这些事情团队成员都是亲力亲为的。他们把《求是青年报》视如自己的孩子一般加以照顾，为了那份油墨香和同学读报的专注神情，他们甘愿付出所有的课余时间。熬夜赶工是家常事，但是大家没有一点怨言。当时报纸是放在寝室楼下的宿管处，报社的同学经过时总会看一下报纸发送的情况，有时还会亲自一个一个寝室地送。正是凭借着团队成员这份热爱，《求是青年报》才得以克服重重困难，有了后来的发展。《求是青年报》十年合集

创刊人寄语

时光荏苒，当年食堂工作间里的油墨香已无法用记忆捕捉。陈军老师从事共青团活动已有10年的经历，这10年凝聚着她的青春和梦想。而《求是青年报》正是印证着她和她的团队走过的足迹，见证着她和她的团队的付出。陈老师希望它能够起好精神引领、文化家园、人才培养的作用；希望它能够变得更活泼，更有自己的特色，不要因为网络的普及而被取而代之，纸质媒体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陈老师认为，油墨香是具体可感的，但是我们应该与时俱进。纸质媒介和网络媒介是相辅相成的。同时我们也该关注如何扩大电子版《求是青年报》的影响。

黑白与彩色之间，昭示着岁月的变换，也见证着《求是青年报》的发展。油墨香依旧，创刊初衷不变。《求是青年报》12年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艰辛而成功的开头，更深藏有无尽财富。

项目评价

它已经从一份体现微观志趣的文化小报，转变为放眼青年培养工程的共青团刊物。一批批学生在报纸的策划、采编、出版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升，成长为具有执行力、领导力的学生骨干；一届届读者在报纸的阅读、探讨中，了解校园，贴近青年。

作为校园报纸，《求是青年报》致力于引导青年关注共青团活动，用图文传达参与者新鲜真实的体验和感受，以拓宽学生视野、坚定青年信仰，引导更多大学生成长为追求理想、爱国报国的有用之才。

五、因为热爱，所以相聚——“文琴艺术团”的发展

在美丽的启真湖畔，有这样一个团体，它有着一群热爱艺术的青年，它有着激情昂扬的美妙歌声，它有着惟妙风雅的戏剧表演，它有着轻盈曼妙的优美舞姿，它有着典雅韵味的民族音乐，它还有着前卫激越的电子组合，魅力四射。在求是校园里，有艺术的地方便能发现它的身影，有文化的地方便能感受它的气息，浓墨而重彩。它，就是年轻并富有生机的文琴艺术团。

项目实施

浙江大学学生文化艺术活动一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黑白文艺社、塔外画社、大家唱歌咏队、铁犁剧团等文艺社团的活动因积极参与抗日活动而被载入史册。浙江大学文琴艺术总团下设民族交响乐、舞蹈、合唱、剧社、书画五个专业分队，它是学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载体，为推进学校素质教育的实施和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担负重任。“浙大”有女初长成

2001年，经浙大北美校友姚文琴女士资助，文琴艺术总团在求是校园里成立了。10年的快速发展无疑证明着它是年轻的，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充满着生命的朝气。回望它10年的历程不难发现累累的硕果，从第一次走出校门到第一次出境再到第一次出国，一场场完满的演出赢得了一次次的赞赏与肯定，它一直在成长，一直在不断地向前迈步，一步步踏实地走着。

这成长、这跨越、这掌声，是文琴艺术总团五个团队共同努力与付出的成果。黑白剧社，对于浙大学子是多么熟悉的名字，《于无声处》、《迷城》、《赵氏孤儿》、《斯人独憔悴》都是它留下的记忆，而求是学子正是在这一台台戏剧、一出出舞台表演中与“黑白”一起感怀历史，品茗文学，享受创意。文琴合唱团，一支典型的高校业余学生合唱团，却在一次次大型合唱比赛中获得金奖，在一场场演出中带给观众视听盛宴般的享受。它是平民的，因为它面向所有求是学子，它也是专业的，因为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呈现的专业演出，也因为如此它在浙大学子心中一直“唱得响亮”。文琴舞团的《孔雀》、《生生花》、《映月》、《秀色》带给观众诗歌一般优雅柔美的感受，它的《Coming》、《DroveAllNight》展现了新时代的魅力与激情，而它的川剧《变脸》又将民间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在过去创造了辉煌的成绩，也将在未来继续“舞动奇迹”。文琴民族管弦乐团，凭借青春的活力、扎实的演奏技能和优秀的文化素养将民族艺术领进校园，它在校内积极倡导高尚、高雅艺术的同时也主动走向国际，在国际舞台上已渐露风采。一支新生的团队——“文琴电声乐队”正带着它的朝气、带着它的特色、带着它的时尚魅力向浙大学子走来，相信它将在自己的天地创造一片别样的天空。

万事开头难

如今的文琴艺术团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一定的组织、一定的认可度，但是当谈到创建它的过程时，又不得不回味起那段初创的岁月。“万事开头难！”当时分管校园文化工作的校团委副书记王庆文老师这样感叹道：“现在的文琴艺术团是以四校合并后组建的大学生艺术团为班底建立的。但是在四校合并初期，在没有一支全校性学生艺术团体的情况下，组建一个这样的艺术团体显得尤为重要。”“1998年合并时，原四个学校都有各自的学生艺术团，将它们整合形成一支全校性大学生艺术团队是势在必行的工作，但是万事开头难，”当时指导大学生艺术团的叶晓萍老师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因为之前不同的指导训练加之不同学科带来的个性差异，所以找骨干成了最初的工作。这之后师资、场地、训练、节目等等都是亲力亲为的，大家非常努力。但也因为热爱，大家在一两年的整合之后，歌、舞、器乐、话剧等不同的队伍都初具规模了。”

文琴艺术团的前身——浙江大学学生艺术团就这样从无到有地成立了，并一步步地迈开脚步向前走着。“2002年时，艺术团迎来了一个契机，香港回归五周年。在党委张浚生书记的带领下，艺术团第一次‘出境’赴香港参加历时十天七所高校的巡回演出，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叶晓萍老师回忆道，“艺术团就是这样不断地发展壮大，最终在姚文琴女士的捐资下形成了‘文琴艺术团’，在硬件以及师资的配备上都不断完善下，艺术团的实力当然也不断提升了。”

正如两位老师感叹的一样，“万事开头难”，文琴艺术团就在这样的不断磨合中，在各位老师的不断付出下获得了扎实的基础，植根于肥沃的土地中并不断地茁壮成长。

因为热爱，所以相聚；因为热爱，所以不断向前

十几年前的金秋时节，一群来自不同专业、不同院系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组成了学生艺术团的第一批成员，以艺术团为依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学生艺术团一方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校园文艺骨干。这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虽然当时的学科专业各色各样，但毕业后多数还都从事着与‘文化’相关的工作。”叶晓萍老师感慨地说：“这大概就是热爱吧，因为热爱，所以愿意继续在这个方向走下去。”

而今，随着文琴艺术团的不断发展和超越，一批又一批的“文琴人”加入这个艺术团队中来，虽然校园文化面临着新的挑战，渴求新的内涵，追求新的形式，但对于年轻的校园文艺工作者来说，“‘热爱’才是不断推动我们前行的动力。”叶晓萍老师一语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因为热爱，所以相聚；因为热爱，所以不断向前……

项目评价

文琴艺术团是青年学子展示才艺的舞台，是文艺团体张扬青春活力的窗口，是浙大学子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代言人。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成熟、从成功到飞跃，过程是艰辛的，付出是必然的，努力也是无疑的，文琴艺术团就是在这艰辛、付出与努力中经历了曾经，谱写着现今，也将去创造未来。

项目链接著名实业家汤永谦、姚文琴夫妇汤永谦、姚文琴夫妇

汤永谦，浙江鄞县人，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1942年，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研究所成立，先生成为第一届研究生。1944年，先生考取公费留学。次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67年，先生在美国创立特克里公司，担任公司总裁。经过50多年的苦心经营，先生创办的企业在美国取得巨大成功，获评为美国新泽西州50家发展最快的企业之一，被美国政府授予“亚裔商业杰出奖”，被纽约市政府授予“杰出企业奖”。

姚文琴，浙江杭州人，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进行早期儿童教育研究。1950年，进入联合国纽约国际学校任幼儿教师。她在进行幼儿数学教育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通过数学来教授语言的教学方法。姚文琴女士在联合国国际学校工作长达40年，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国际幼儿教育事业，为国际幼儿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汤永谦先生与夫人姚文琴女士饮水思源，长期关心母校的发展、关心祖国的建设与繁荣。为了感谢母校的培养，他们对母校的发展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关注。自1997年迄今，他们共向母校慷慨捐资500万美元，先后为母校捐资设立并兴建了“永谦活动中心”、“永谦数学大楼”，设立了“文琴艺术总团”、“汤氏化工奖教奖学金”、“汤永谦学科建设发展基金”、“幼儿教育发展基金”等项目，为支持母校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促进学科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一路成长，完美蜕变——青年素质发展中心

浙江大学青年素质发展中心（简称青素），成立于1999年10月，是青年学生团干部与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基地。青素注重对学生团干部的教育、培养，致力于打造校内外特色品牌活动，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创新人生理念、极致人格魅力和超前个性思维的复合型人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力军，青素举办了众多高质量、高水准的素质拓展培训和社会实践活动，创立了“争鸣堂”、“创业论坛”、“名人论坛”、“高雅艺术进校园”等知名品牌，在学生中具有很大的影响。

项目实施

四校合并后，如何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构建精神家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成为大家讨论的共同话题。那时的浙大学子，处在世纪相交的结点，站在变革浪潮的浪尖，都渴望拥有一个窗口，窥探象牙塔之外的世界，浙江大学青年素质发展中心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了。

创业论坛——看到名人光辉背后走过的艰辛“不管是名人也好，明星也罢，他们的成功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学生需要这样一个机会，看看他们经历的坎坷。”时任校团委副书记王庆文老师这样总结当年举办创业论坛的初衷。正是秉持这样的观念，青素在之后的五年内，邀请了各行各业众多的杰出人物来学校举办讲座，传授个人创业的成功之道、分享人生之路的点滴感悟。学生在看到名人今日辉煌的同时，也感受到其当初创业的艰辛、选择的艰难和坚持的力量。“那时只要听到永谦学生活动中心有论坛，不要管是谁，去排队领票就是了。”现在已经工作的一位化学专业学生回忆起当年参加创业论坛活动时，这样说道。可以说，当时青素的每一次活动都会在校园里引起强烈的反响，领票队伍长达百米是常有的事。“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吃饭要去食堂里打饭菜，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饭盒，边吃边排队。”王庆文笑着说，“我们会预测票发到哪个位置就会没有了，就告诉后面的同学不用排队了，可他们就是不散。甚至有领不到票的同学会苦苦哀求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不仅仅是名人的号召力量，更是创业论坛的品牌力量。

艺术普及——学术成果固然重要，艺术修养必不可少

如果说创业论坛多了些商业味，那么各类艺术普及活动则更多是人文关怀。青素先后邀请了包括俄罗斯芭蕾舞艺术团、浙江歌舞团、陈凯歌导演及其夫人陈红在内的诸多艺术团体及艺术家来我校表演或举办讲座，以此开阔学生的眼界，培养高尚情操，提高文化素养。

每次演出都会吸引大批学生，就算是采取售票这种限制人数的方式，也难以消退同学们的热情。“就像郭富城来的那次，我们象征性地收学生3块钱，但还是出现了爆棚。”可见学生对青素活动的喜爱和支持。不仅如此，由于活动影响力的持续增强，参加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青素后期的不少活动只能从永谦剧场转移到有更大容纳空间的邵逸夫体育馆。不过，这也相应地增加了学校及校团委的工作压力，特别是安全保卫这一块。“郭富城那次，工作人员达到100多人，光保安就好几十人。”王庆文依然充满感慨地说道。

厚积薄发——在素质培训中细水长流

青素为学生个人能力的提高和展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当时的学生骨干都非常开心，因为他们能参与浙江大学校级层面上的活动”，但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因为活动的空前盛况带来的巨大成就感后，学生干部们开始沉湎于写策划、拉赞助、办活动这一流程，青素学生干部的能力锻炼过于单一。团委老师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他们觉得“是时候沉下心来，引导学生踏踏实实做一些事”，一些可能在短期内没有巨大收益，但对学生未来发展有巨大裨益的事。

在校团委的引导下，2004年青素经历了转型，由之前的以品牌活动为主打，转向以素质培训为中心，侧重于培养学生干部在礼仪、演讲、业务等方面的能力。同时，转型后的青素更注重对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和个人品德意志的提高，在加强学生骨干的党性修养和服务学生意识上做了更多的努力。当然，“理论学习只是一个方面，我们也为学生提供了许多的实践机会”，王庆文介绍说。所有团委学生干部都被纳入青素的体系，大家可以自由挑选前往团委下属的机构进行实习，比如《求是青年报》等。实习期间学生会获得相应的实践分数，这与理论分一起构成综合成绩，并最终得到结业证书。正如王庆文所言，“这与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是不同的，因为它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正是这样一种操作模式，使得学生的每一步成长都落在了实处。

与所有其他的转型必然伴随痛苦一样，青素也经历了它的阵痛。“我们明显感觉到，那之后，学生的活力减少了。”但让人欣慰的是，在经历过各种实习和培训后，学生干部的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口才和能力上，更体现在思想的蜕变上。从锋芒外露到谦逊内敛，从突出个人能力到看重集体效应，可以说青素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干部的成长和成熟，这才是青素转型真正的意义所在。

继往开来——在经验总结中迈向未来

可以说，青素一路走来，经历了坎坷和心酸，并最终完成蜕变，这当然离不开那些对它倾情付出的老师和一批又一批怀揣着梦想的青素干部、一群又一群能力突出的学生团干部。作为团委的学生干部及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基地，青素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既响应共青团的相关号召，又着眼于校园文化建设；既全面整合校内资源，又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既侧重于发挥品牌活动的共鸣效应，又关注学生个人能力的显著提高。

如今的青素，是一个团队，亲睦合作，其乐融融；更是一个舞台，个性飞扬，流光溢彩。它将秉承“引领青年、培训青年、服务青年”的使命，继续致力于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坚定不移地为传承浙大文脉、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作出贡献。

项目评价

青年素质发展中心的组建以及由其举办的各种品牌活动开阔了青年视野，提升了青年品味，激发了青年上进心，引导青年积极主动地去拓展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为青年搭建起广阔的实践平台。同时，青年素质发展中心的品牌效应，将青年学生吸引过来，使其紧紧围绕在共青团周围，从而提升了共青团的魅力和影响力，使共青团可以更好地引领和服务青年。

项目链接

浙江大学青年素质发展中心的两个品牌活动是“创业论坛”和“名人论坛”。创立于1999年的浙江大学创业论坛旨在通过邀请成功的企业家与浙大学子展开近距离的交流，分享创新创业经历，为浙大学子创新创业指点迷津。浙江大学名人论坛则将嘉宾定位于在各行各界有着突出成就的社会名人，希望通过他们对当前热点问题、自身奋斗历程与浙大学子做深入交流，激励并指引浙大学子走向成熟、成功。

几年来，企业界的张朝阳、茅理翔、吴鹰及文艺界的贾平凹、白先勇、王旭烽、名嘴黄健翔等都曾接受浙大青素的邀请，参加以浙江大学创业论坛、浙江大学名人论坛为代表的校园文化活动，和浙大学子们面对面。

1999年12月6日，青素成立没多久，即力邀到了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天正集团高天乐总裁主讲“创业论坛”第一讲，在校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12月25日，青素邀请到了ChinaRen.com总经理、斯坦福硕士周云帆主讲第二讲，青素创业论坛从此成为浙大知名活动。2000年9月，青素创业俱乐部邀请到了时任网易首席技术执行官的丁磊主讲“创业论坛”第十讲；同年12月是“创业论坛”一周年纪念日，青素人有幸特别邀请来了金山公司总裁、中国民族企业著名人士求伯君先生主讲“创业论坛”第十三讲。2001年3月，曾被《中国经济时报》评为“21世纪中国企业界不可忽视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奇正企业咨询机构总裁孔繁任先生应邀主讲“创业论坛”第十七讲；同时，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中国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先生应浙大青素之邀，主讲“创业论坛”第十八讲，场面空前轰动。2003年5月，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永言先生在永谦学生活动中心为学生讲述了其生动而又坎坷的创业历程。2004年，中药基辛格、青春宝总裁冯更生与同学们共同分享了他的精彩创业史，共同见证了胡庆余堂的沧海桑田。

继凤凰卫视闾丘露薇、央视名嘴撒贝宁来浙大“无主题交流”后，影视圈名人成为“名人论坛”的常客。2005年4月，央视金话筒敬一丹走进了浙大校园。当日偌大的紫金港国际会议厅人满为患，千余名浙大学子怀着激动的心情与敬一丹一起畅谈天南海北，同学们见着了一个最真实的敬一丹。（摘自《浙江大学报》第200期）

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四校合并后第一次团代会

2002年5月18日，共青团浙江大学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这次大会是浙江大学在四校合并后举办的第一次团代会，也是学校共青团在向新世纪迈进的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更是学校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描绘学校共青团发展未来蓝图的动员大会。在为期一天的大会期间，代表们认真听取了校党委书记张浚生和团省委书记葛慧君的重要讲话，审议并通过了共青团浙江大学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共青团浙江大学第十七届委员会。应飚当选为团委书记，王庆文、傅强、钟蓉戎、阮啸当选为副书记。

项目实施〖*2〗精心筹备青年盛会这次团代会是新浙江大学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团代会”，是全校团员青年政治生活中的一次盛会。自2002年2月起，就成立了团代会筹备委员会，开始了前期的紧张准备工作。本着“团结、奋进、创新”的主题，筹备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听取对学校共青团工作的建议和意见，认真细致地安排好大会的会务工作和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大会成立了28个代表团，从学校各个学院以及后勤、机关、附属医院等单位选举产生了455名正式代表，代表全校39万余名共青团员。学校党委书记张浚生出席大会并讲话，副书记童芍素、陈子辰，副校长卜凡孝、来茂德和各校区、各部门、各学院负责人以及兄弟院校团委书记应邀出席了大会。

继往开来，意气风发

全校各级团组织努力探索并逐步建立起与学校建设和发展相适应的团管理方式、组织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使学校共青团组织在密切党委与青年群众联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成为促进人才培养、推动学校改革与发展、维护学校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

大会对新时期学校共青团工作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方向。大会认为，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处在青年工作的第一线，任重而道远。首先要加强调查研究，努力把握新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新特点，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适应性和前瞻性，并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发展战略，关注青年群体的发展趋势，增强改革意识和大局意识，使青年成为参与学校改革与发展、维护学校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要夯实基础，扎实推进团的建设。进一步深化主题思想教育活动、校园科技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以及学生社团等各种活动，并赋予新的内涵，建设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按照教育部、团中央的要求，扎实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专兼结合、功能互补、结构合理的共青团干部队伍。

大会指出，学校各级团组织要围绕学校发展目标和“育人”中心工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勇于实践、大胆探索，逐步构建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改革趋势相适应、与青年群体发展变化和需求相适应的共青团工作新格局。在工作思路上进一步倡导“四个观念”：用素质教育的观念进一步审视共青团的工作；用服务的观念进一步树立共青团工作的外在形象；用开放的观念为共青团工作开辟更广阔的空间；用创新的观念进一步改革共青团工作的运行机制。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这次团代会对四校合并后学校团委工作做了总结回顾，对团委在思想建设、学术科学氛围营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工作上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浙大四校合并以来共青团组织整合自身力量，发挥组织优势，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童芍素给予了肯定。

校团委书记应飚说道，“四校合并，较为简单的是物理上的合并，但是化学上的合并，也就是文化上的合并是比较困难的。2002年团代会召开之际，虽然四校已经合并三四年，文化上也有了一定的融合，但是还存在一些差异，而共青团走在文化融合的前列，所以如何促进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是共青团也是团代会召开之前面临的一个挑战”。

但是挑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一种机遇。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考方式在不断地交流和不停地碰撞中，相互的提升空间也扩大了，文化也更富有生命力了，而这些也正给团代会的召开提供了机遇。应飚认为，“当时我们的融合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历史机遇为团代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团代会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顺利地召开了，它证实了学校融合的实质性，也为学校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一次交流与互补的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向心力，为学校共青团工作的发展奠定了扎实而稳固的基础。

携手并进，共赴鸿途

第一次团代会的召开，不仅广泛地发动了团员，认真总结了四校合并以来学校团组织在加强团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工作上取得的经验，集中地反映了广大团员的要求和利益，还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共青团的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此外，这次团代会还研究并提出了要发挥全校各级团组织优势，发扬光大团员爱校爱团的积极性、创造性，团结和动员全校团员青年以主人翁精神投入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把学校共青团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贡献自己青春的力量。

应飚表示，“这不仅仅是一次团内部的大会，更是为今后团工作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创造了一个提升自我的机遇”。

项目评价

立身于知识经济的浪潮，站在时代的前列，通过对四校合并后三年多共青团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展望与规划未来工作，使全校共青团工作统一思想，形成合力。这次会议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青年工作，更好发挥团组织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的作用指明方向，为学校共青团事业继续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四校更好地融合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对共青团如何在学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进程中发挥作用给出了指导性意见。

项目链接

电气学院代表团团长杨国富老师告诉我们：“由于这次团代会是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后首次召开的团代会，就全校而言意义重大。我们电气学院对前期的准备工作丝毫不敢马虎。”

从3月初起，电气学院就召开了全体团委委员会议，制订院团代会代表的选举办法，即“两上两下”原则，据此产生电气学院代表团成员名单。“代表团的成立是我们工作开展的前提，此后代表团前后又召开了多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推选电气学院代表团团长，第二次会议推荐出新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第三次会议讨论了团代会的工作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初步圈定建议内容。初步建议大致锁定在基层组织建设、团员教育、提高团员素质、确定团组织定位四个方面。杨老师颇有感触：“这些建议是针对团组织在开展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而成的，因而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杨老师将随代表团踏上团代会的红地毯，问及他对自己当选代表团代表有何感想时，杨老师感慨不已：“团代会是团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场所，能如实反映团员的心声。能参加这样意义重大的会议，我感到万分荣幸，它为我提供了一个和不同院系团干部共聚一堂交流取经、共同探索在新时期如何加强团建设的平台，能促使我为今后工作更上一层楼而努力。”自豪之余杨老师也深感重担在肩：“团员群众出于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将我选为代表，我必须努力，不辱使命，依据团员真正利益行使权利，为团建设献一份绵薄之力。”（摘自《求是青年报》，2002年5月16日）

八、重走西迁路，感怀求是情——“重走西迁路”实践活动

浙大西迁办学谱写了师生追求真理、科学报国的时代壮歌，见证了浙大师生艰苦卓绝、弦歌不辍的奋斗历程，诠释了浙江大学竭尽职能、奉献社会的历史使命，培养了浙大师生与西迁沿途人民血浓于水的深厚友谊。为铭记这段西迁办学经历，以同根同源的历史促进四校间融合，以西迁精神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爱校热情和奋发进取精神，学校团委策划开展了“重走西迁路”求是精神主题教育活动。

项目实施

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七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次年1946年迁返杭州。这一令世人瞩目的壮举，被彭真同志称赞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孕育，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四校合并以来，新浙大共青团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和工作环境。如何能够成功促进校级团委的实质合并，如何推动学生的融合、为育人服务，成为当时校团委面临的重大课题。

为了在审视过去、启迪未来的同时，能让浙大学子更深刻地体味历史回音，时任校团委副书记赵建明老师提出举办“重走西迁路”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赵建明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团委班子的认同，让学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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