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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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阴谋”试读：
第一部分 中国没有错
1 白宫对中国记者设置的壁垒
背后故事在美国当记者的4年期间，我曾多次进入白宫采访。但每次都非常麻烦，需要事先和白宫联系好，然后带上护照和记者证（美国国务院颁发），接受安检，最后，在白宫新闻官员陪同下，才能进入到新闻发布室。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安检自然需要，白宫毕竟是美国总统的所在地，万一放进个恐怖分子，美国特勤局自然是吃不了兜着走。但“9·11事件”后，白宫不愿再给中国记者颁发白宫的记者证，却有点匪夷所思。这徒然增加了双方的误解，使得中国记者每次采访前，都需和白宫官员反复沟通。而且，很多次，不管怎么沟通，白宫就是“铁将军”把关，就是不让中国记者进。假如，中国也以如此态度拒绝驻华的美国记者，结果会怎么样？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猜度：你毕竟是官方新华社的记者，而官方记者，都可能负有“特殊使命”……太看重我们了。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不负有任何特殊的、与新闻采访有差别的使命。白宫对我们中国记者的防范，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冷战思维”的一种延续。对这一点，与我们接触最多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也表示很不解。他们私下也说，他们和白宫官员反复沟通：白宫对中国记者开放一点，又会怎么样呢？跟中国政府总是抱怨美国媒体对中国妖魔化一样，美国官员也常指责中国媒体对美国片面报道。两国媒体可能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具体到美国方面，你总是以新闻自由自诩，却不让中国普通的记者享受与其他国家记者同等的待遇，进入白宫进行正常的采访，这又怎么要求中国媒体“全面”报道美国呢？
正文
经济学上，有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前者是贸易政策，摆在明面上的，第几条第几条，硬邦邦的规定，就是限制进口。达到目的的同时，也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后者是台面下的，嘿，我允许你货物进来，但对不起，本国资源有限，请所有货物都去某港口过关，偏偏那个港口就一个过关员，再卖力也忙不过来，货物一样得烂在码头上，而且你有意见还没处提。
在美国，进出白宫采访，中国记者就似乎享受了“非贸易壁垒”的待遇。
2006年，我到华盛顿当常驻记者，在美国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办记者证时，主管东亚事务的普赖斯女士提醒，国务院的记者证在美国各地通用，但如果经常去白宫和国会采访，那对不起，“你需要在那里另办证件”。
或许看到我们的疑虑，普赖斯也说了：“我知道你们有一些疑惑，你们现在要去白宫，确实有一些麻烦……”“按照规定，进出白宫的外国记者必须是美国公民。”她补充说。
问题就出在这儿。
中国常驻美国记者自然不是美国公民，因此也就无法得到进入白宫的长期采访证。更让人气恼的是，一些突发活动或重大事件，其他国家记者去没问题，唯独中国记者不能去，即便能去，咳，中间麻烦不少。
白宫新闻是重要新闻中的重要新闻，文字记者尚且好一些，可通过网络观看或索取相关资料，但摄影记者只能徒呼奈何。在四年华盛顿记者生涯的最后一年，摄影记者老吕就只能望白宫兴叹，在去年回国前未能再踏进去一步。美国白宫，虽然称为“宫”，但实际规模和英文原意，不过都是“白房子”而已。相比于国会，白宫其实非常简朴、低调。
老吕也说，他每次交涉，白宫官员总是这样说，欢迎来采访，但因为你不是美国公民，所以每次来之前，你必须有陪同，也就是说，必须有新闻官员陪同你进来。“但白宫外国记者联系处也说了，他们就那么几个人，怎么可能为了中国记者而停下手中的工作呢？”在老吕眼中，这是针对中国记者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有记者跟白宫官员交涉，问：“你们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就不想让中国记者采访？”对方回答说：“我没有这个意思，那可是你说的。”
最糟糕的是，白宫有时还会玩“太极推手”。“有时候，刚和白宫联系时，说可以过去，等去到那里，又说不可以了，说这是里面特勤局的规定。”老吕很气愤，“有的时候完全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其实，不仅我们，普赖斯女士也有一些困惑：你限制中国记者干什么呢？中国记者是最守规矩的，最不可能是恐怖分子了。
难道是间谍人员？天地良心，我们就干着最简单的新闻工作。一向最在乎新闻自由的美国总统，他的官邸却不让中国记者进行最普通的采访活动。
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反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大家对美国期望太高了。
据说，有中国记者向白宫发出了交涉抗议信，但从最终的结果看，白宫的“太极功夫”让信笺石沉大海。普赖斯也说，国务院也和白宫交涉过，希望后者有所改进，但这“需要时间”。结果，就一直“需要时间”。
那白宫对中国记者说“不”，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或许，就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日本记者可进，德国记者可进，中国记者就不行。国家之间，朋友或者不是朋友，分得一清二楚；或者，中国地位特殊，美国自然也顺带对中国记者另眼看待。
对中国的防范随处可见，在美国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办记者证时，桌上正放着最新一期的《防务新闻》，头版的大半个版面都是讲中国的威胁。
浏览了一下报道的导语，好家伙：中国最迟在明年（2007年）即将部署第一枚“东风卅一A”洲际飞弹，射程达11000千米，可攻击华盛顿、纽约等美国本土东岸重镇。预计中国将部署60枚，每一枚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50倍。
我跟普赖斯开玩笑说：“是不是总是拿中国做新闻话题？”
普赖斯也笑了，很狡黠地回答：“现在你们中国太重要了，不是吗？”本文发表于2006年10月
2 巴菲特调侃美对华妖魔化
背后故事在美国，看到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中批评中国，大可不必太奇怪。因为这属于“大方向正确”，中国就是美国的出气筒，就好比冷战时的苏联、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美国需要有一个“假想敌”。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和美国交恶的国家不少，但论块头和实力，至少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假想敌”非中国莫属。对一些政客来说，“逢中必反”更成了高支持率的保证，何乐而不为。当然，这种闹剧，明眼人也都看在眼中。在资本市场神目如电的巴菲特，也就忍不住要调侃一番了。对中国而言，这其实也是公道话。在人际关系中，我总铭记这句格言：“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背后没人说。”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最在意别人嚼舌头的，往往是本身不够自信。如果有充分自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时也不必太在意外界的飞短流长。
正文
2011年春，巴菲特访问印度时，被问及如何看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位已过八旬的亿万富翁应声答道：“在美国，每当有什么事不对劲的时候，人们不是责备华尔街和华盛顿，就是责备中国。”
一语道破天机！让人不得不对巴菲特翘大拇指——很多人钦佩巴菲特，不仅仅是股神具有目光如电的投资才华，还在于其嬉笑怒骂但不乏真知灼见的睿智言辞。譬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巴菲特就笑言：“只有在落潮时，才知道哪些人是在裸泳。”譬喻生动，入木三分。而此番评点，则是另一个范例。
骂华盛顿自然有道理。在美国，少有人不骂华盛顿的，就像西方人常说的那样——“政府不是供人赞美的，而是作为批评对象存在的。”发生灾难了，政府该骂，为什么没有提前防范好；救灾迟延了，政府更该骂，为什么事情这样一团糟；民众失业了，政府仍该骂，你承诺的就业岗位在哪里；环境恶化了，政府还是该骂，如此罔顾民意，你让我们怎么活？
华尔街该骂，也有其传统。金融大亨们家财万贯，却大多挥金如土、贪婪成性。在金融危机前，华尔街的高薪就是美国舆论抨击的目标。国际金融危机更让美国人对华尔街出离愤怒，因为正是这些大亨的贪婪冒险将美国经济拖至灾难边缘，让无数美国人陷入失业痛苦；但为了救助华尔街，美国政府还不得不动用千亿美元的纳税人钱，而大亨们却借机抓着金色降落伞悠然离开。“股神”巴菲特被誉为“美国商业的良心”。他对慈善的热衷、对投资的精准把握让无数人为之叹服。巴菲特还是一个老顽童，热衷文艺。
但怎么就骂起中国了？中国人很委屈，我们辛辛苦苦生产那么多物美价廉的产品给美国人享用，我们把美元一点一点地积攒下来，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人消费。中国没有华尔街的贪婪，也无华盛顿的职权。中国从不给美国添麻烦，但美国却总是给中国找麻烦。事实就像《金融时报》不久前一篇评论文章中说的那样：“一提到‘中央王国’，西方媒体就没有一句好话。”
所以，也难怪巴菲特要调侃了。要说某些美国人对中国没有一点妖魔化，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被美国妖魔化的，也不只有中国。时光倒退三十年，经常被美国人嘲弄讽刺的，则是中国的邻国日本。当时美国媒体的许多政治漫画，主角都是“丑陋的日本人”。
先是日本，后是中国。原因何在？不过是当时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的经济都在快速崛起，而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难免就有失落之感。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近来在一篇题为《世界将沿着中国轨道而行》的文章中就认为，美国的种种怪诞心理，不过是对中国崛起感到难以接受，“新生”力量对“没落”力量造成的困境，总是让“没落”力量感到痛苦的。
一旦痛苦了，就难免会报以幽怨的目光，一有问题，就猜疑是中国搞的鬼。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自然也总是吹毛求疵。在意识形态上，基于对“神秘中国”和“共产中国”的疑虑和成见，当需要转移焦点时，某些美国人士更乐于打中国牌。对他们来说，指责中国反正有益无害，何乐而不为。
妖魔化中国的结果，自然是扭曲了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也在事实上使不少中国民众对西方某些国家持反感态度。这并不是说西方人不能批评中国，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听到西方动辄对中国横加指责，尤其是一些空穴来风、上纲上线且事关主权、尊严的指责，不产生反感才怪。这其实也正是西方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滥觞之一。
所以，当听到西方人指责华盛顿和华尔街时，中国人其实也不必太激动，因为下一个就轮到中国了。当然，中国也别太愤怒，批评总是有的，华盛顿和华尔街都能容得，泱泱大国还容不得？中国更别太过激，信以为真并强硬反对，则让妖魔化找到了市场，降低了自己身份。公道自在人心，如果身子正，就不怕影子歪，在中国澄清真相的同时，也自然会有像巴菲特这样的智者的公道之言。本文发表于2011年4月
3 《华盛顿邮报》上的“反华”广告
背后故事身为记者，我总希望能尽量客观地报道事实。“反华”这种词语其实甚少出现在我的文章中。因为我深知，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都不可能总是听到赞美和掌声。我也多次采访一些批评中国的人士，尽管对他们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但我也接受他们的这种说法：有时他们的批评，只是希望中国变得更好。而我也总是相信，批评有时总比赞美更能推动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进步。但在美国，总有某些人是逢中国必反，上纲上线，夸大其词，乃至诬蔑诽谤。明明不是中国的错，总强加到中国头上；明明损害中国的利益，却总说成是对中国好。每到一些敏感的政治时期，这种莫须有的批评就更加集中。对这些言辞，不加以澄清和反驳，真的就是姑息纵容了。当然，在批评的时候，我也时时提醒自己：自己是否就真的正确。我不敢保证自己的每一言、每一语都正确，但自认为对这些舆论的反驳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众权益。这也是一个媒体中人应有的国家情怀。另外，我们也对国内一些现象深恶痛绝；但当外国人谈论时，哪怕他们说的也都是事实，也都很真诚，我们心中却总有一些反感，尤其是对去国离乡的海外华侨华人来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祖国真好比是我们的母亲，就好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叮嘱母亲注意健康等。我们可以无所顾虑地评点我们的祖国，但当评点者换成是外人时，我们难免有一些不安和不快。这毕竟是我的母亲，岂容他人置喙。这也是我们可能还不够豁达的地方吧。
正文
2009年有一期《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一幅近一个整版的广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又是批评中国的，标题是《又一场信贷危机》——内容则指桑骂槐，以当前美国的信贷危机为由，指责中美贸易失衡给美国种下新的危机隐患的祸根。
广告的正上方，是一张标署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发给美国人的信用卡，左上角自然是代表中国的五星红旗，信用卡的户主名一栏，则标注着“你的孩子的名字”。下面是一系列的“控诉”：——“在过去10年，我们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增加了300%多，每年超过2500亿美元。这种失去控制的贸易不平衡使中国成了我们的债权人——中国得以敛聚了1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使美国未来几代人的命运处于中国债权人的掌控之下。”——“贸易不平衡存在，不是因为中国比美国更会制造产品，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倾全力鼓励出口，并通过操纵货币、高关税和费用、企业或产业国有、非法补贴、猖獗盗版、在其他市场倾销产品来阻止进口。”——“然而，我们的政府仍未采取必要步骤来阻止这种掠夺行为。尽管誓言采取强硬行动，奥巴马政府近来拒绝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真是“血泪控诉”！但仔细看看广告刊登者的大名，也就见怪不怪了。刊登者是美国商业和工业理事会。它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商业组织，代表的是部分中小企业的利益。该组织一直是美国反对自由贸易的忠实拥趸，并是“购买美国货”等保护主义条款的积极鼓吹者。该组织的宗旨，也写得很明了，很醒目：“为美国公司而战，为美国人就业而战。”
但为美国公司而战，为美国人就业而战，中国和中国企业就是原罪吗？在美国，美国商业和工业理事会自然有刊登广告的自由，但广告能否打动人、能否有说服力，则不是它单方面能够决定的。
中美存在庞大贸易赤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中方有责任，美方也有责任。解决的途径，就是中美都抓住时机，进行经济转型，美国必须提高居民的储蓄率，改变过度借贷消费的习惯；中国则必须加大刺激内需，使经济由出口驱动转为内需拉动。
而这则反华广告的“血泪控诉”，其中的一些指责是相当片面的，它只看到了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没有看到美国对中国贸易规模，尤其是出口的增幅。以美中贸易委员会统计的数据，在2000年至2008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了341%，大大高于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增幅的60%。美国政府官员也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美国经济的复苏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
至于中国是否是汇率操纵国，一直是美国一些人对中国施压的筹码。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上任前曾说，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结果是什么？一片哗然，美国外汇市场也发生剧烈波动。在当前金融危机为首要挑战、美国有求于中国的情况下，许多美国媒体也指出，重提人民币汇率“不合时宜”。鉴于此，在提交国会的报告中，盖特纳明确表示，尽管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但中国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并且在积极增加人民币的灵活性。
而且，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对我说，继续炒作人民币问题反而会让危机更加严重。在林毅夫看来，中美两国经济失衡的问题，不是汇率造成的，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炒作人民币汇率，也许前几年就可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也许，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危机了。而且，人民币真大幅升值，中国经济会面临重创，但美国进口成本也会增加，也会加剧美国的危机。
其实，归根到底，美国这则反华广告的实质是保护主义。在这则广告下方是三大诉求：结束信贷危机，加强规则落实，确保美国强大。美国强大未必就是坏事，毕竟这个世界不是零和的世界，正是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才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受池鱼之殃；美国经济早日复苏，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经济走出困境，但美国强大，必须建立在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中国人头上，并以此为由挥舞起大棒，不仅不合乎情理，也与当前时代格格不入。本文发表于2009年6月
4 华为遭遇美国“潜规则”
背后故事截至2011年春，中国外汇储备已达3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储备，购买一些美国国债，自然没任何问题，美国人举双手欢迎。大款又送钱来了，干吗不要？但如果中国想购买美国公司或资产，许多美国人的态度可就要有所变化了。比如，最近几年，中国华为公司在美国的一系列并购活动，哪怕是只有几百万美元的小生意，总会渲染成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风波。在美国政客、舆论的压力下，这些并购大多铩羽而归。这是华为的错吗？未必都是。主因，可能就在于美国人对中国的不良心态。按照华为北美地区发言人比尔·普拉默（Bill Plummer）所抱怨的，华为之所以在美国市场连连败北，原因是美国人总是“戴着棱镜”看待华为。换言之，中国竟然成了华为进军美国的“原罪”。但这种明目张胆的保护主义的做法，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似乎已成了常态。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起或多起的对华贸易制裁活动，华为公司不过是在美国遭受挫折的众多中国公司之一而已。难怪《华尔街日报》要斥责奥巴马是“一位保护主义总统”。在多次中美对话和谈判中，美国高层也总是会强调，欢迎中国投资，会给予中国投资公正的待遇，但华为的悲情遭遇，则成为美国人“口惠而实不至”的最佳证明！
正文
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大企业中，华为的遭遇可能是最悲情的一个。区区200万美元收购美国三叶公司（3Leaf Systems）部分资产的交易，2011年初在美国一些政客的操纵下，最后只能无奈放弃。强势的华为在美国屡遭拒绝，显然是被“潜规则”了。
美国的投资潜规则的核心词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国家安全”。只要是来自中国的投资，美国政客都会拿着放大镜甚者哈哈镜观察，只要有一点不入眼的细节，就不惜极力渲染。而他们渲染的一个由头，就是“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这面大旗下，美国政府一贯标榜的自由贸易等诸多原则，统统让路。
这其实不是华为第一次在美国被“潜规则”了。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资本收购3Com公司，也遭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棒打，原因也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2010年，华为竞标美国斯普林特公司移动电讯设备合同，也因美国议员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因而受阻。而此前的2005年，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也因美国政客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指控无果而终。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国家安全真就这么脆弱？其实，在这一系列受阻的并购案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美国人严谨的调查能力，而更多的是想象能力。在当年的3Com收购问题上，我看到当时的《华盛顿时报》就发挥“索引”功夫指出，华为老总任正非曾是军人，以此暗示华为就是中国军方的代表，最后佐证出的一个论点就是：将3Com出售给中国华为，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
在这次3Leaf并购案上，美国政客老调重弹，声称这笔区区200万美元的交易同样因为华为的身份而会损害美国的安全。尽管华为再三表示，中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是华为的股东，老总任正非手里的股权也不到公司的2%，而且，华为欢迎美国政府对所谓的威胁国家安全进行深入调查。但在美国政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拨弄下，华为背负着“中国的原罪”，自然不可能获得通融。其中，拒绝华为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标榜的公正性就很让人怀疑。CFIUS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劳工部长、贸易代表等多名内阁官员，具体审查外来投资是否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曾对我坦言，作为该机构的前成员，她认为CFIUS受政治影响太大，这也是“在美国做生意比较丑陋的一面”。
遭遇了一系列的潜规则后，美国媒体就总结，一些外来投资不得不“聪明”起来，在美国投资开始遵守四条不成文的规则：第一，不并购整个公司，只购买小额股份；第二，事先会表明，不寻求控制权，不改变董事会结构；第三，事先与美方相关机构或一些关键人物进行私下接触；第四，避免触及石油等敏感领域，这些领域即使是小股份，仍可能引发轩然大波。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200万美元在华为看来只是非常小的投资，但至少在一个方面，华为显然“越界”了。那就是华为事先未将美国“有关机构”和“有关人物”打点好，由此，政客翻脸，合同撕毁，一地鸡毛。尽管美国政府口口声声确保外来投资在美国享受公正、平等和非歧视性的待遇，但中国企业家还是要明白，这是美国人的表面文章，在对中国投资笑脸相迎的同时，他们背后还藏着有美国特色的“潜规则”。本文发表于2011年2月
5 面对“独秀论”捧杀 中国要有“主心骨”
背后故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按照许多人的说法，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所谓的“中国独秀论”由此粉墨登场。既然说中国独秀，下面自然就要求中国作出“特殊的贡献”，更直接的表达，就是中国多掏一些腰包。“独秀论”背后有政治文章，这种舆论倾向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按照新华社的安排，我撰写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在我看来，中国未受金融危机严重冲击虽然是事实，但过分强调“独秀”，却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隐忧。因此，在文章中，我指出，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较中国也是不遑多让。某些西方政客和舆论只拿中国“说事”，夸大中国的经济表现，要求中国承担超出其能力的义务，其结果，不过是“挑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将矛盾引向中国”。这篇时评，得到了国内各大报纸的刊用，只是标题有所变化。我原来取的题目是“警惕一些人用‘独秀论’捧杀中国”，《新华每日电讯》在刊登时将其改成了：“面对‘独秀论’捧杀，中国要有‘主心骨’”。其他一些国内媒体在刊载时，则更简洁地标为：“中国还是一个资本穷国”。“资本穷国”的定义，是林毅夫对我讲的。在这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看来，尽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雄厚，但人均资本很低，因此拿中国的钱去救其他国家，根本不合适。这应该是理性的声音吧！
正文
曾几何时，“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大行其道。诸如“中国抢夺石油资源造成高油价”、“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加剧世界粮荒”、“中国大量出口威胁其他国家就业”等一系列莫须有的指责竞相出炉，一些国家借此对中国挥舞保护主义大棒。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威胁论”略有平息，“中国独秀论”却又露出苗头。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中国是最大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应该承担起“更多重任”，甚至应“拯救世界”。
客观地看，中国国力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已今非昔比，外界也已认识到，要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离不开中国参与。然而，人们应该看到，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同样对中国产生了严重冲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指出，金融危机下，中国也面临许多严峻考验。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上亿贫困人口，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虽多，但平均到个人，依然是一个资本穷国。
人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过程中取得了成绩，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此外，中国经济存在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尚未根本缓解，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努力保持其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才是其真正的国际责任所在。
其实，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比如巴西、印度的增长就非常强劲。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形势也相对较好。某些西方政客和舆论却只拿中国“说事”，夸大中国的经济表现，要求中国承担超出其能力的义务，并且挑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将矛盾引向中国。这种行为不仅影响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氛围，还可能破坏全球经济的整体性复苏。其实美国对中国的种种策略，按照《孙子兵法》的话说，不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的书店里，中国的作品中，似乎《孙子兵法》的版本最多，都被翻译成《战争的艺术》。在一个不太大的美国书店里，我就发现了十几个版本的《战争的艺术》。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合作应对危机是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推诿责任、转嫁矛盾，甚至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只会瓦解国际社会为应对危机所构建的信任关系，最终让世界各国都陷入“囚徒困境”。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多次表示，愿与有关国家加强协调与配合，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而“中国独秀论”却会破坏国际社会的团结。
如果说“中国威胁论”是“棒杀”中国，那么“中国独秀论”就有“捧杀”中国的嫌疑。当然，在多元的世界里存在各种杂音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自己要有“主心骨”，既不能因外界的无端指责而失去理性，也不要因别有用心的赞扬而忘乎所以。本文发表于2010年6月
6 警惕“中国责任论”中的“红白脸”
背后故事“独秀论”只是西方某些舆论加给中国的一顶“桂冠”，其他“桂冠”还有人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救世论”，等等。立论千差万别，但意图都很接近，不过就是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掏出更多的金钱。因此，在撰写批驳“独秀论”文章后，新华社相关评论组希望我再接再厉，继续批驳这些有损中国利益的观点。时间紧迫，在思索几个钟头后，我写了篇名为《警惕“中国责任论”中的“红白脸”》的时评。所谓“时评”，在我看来，必须紧跟新闻事实，同时又要观点明确，但还不能太板着面孔讲道理。时评代表新华社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中国的声音。所以，一般作为评论发出的新华社文章，西方媒体往往特别关注，并揣测其中隐含的意思。我就被外国媒体多次问及自己的一些评论，是否有某种政治暗示。很多时候，这也不过是他们的过度敏感。损害了中国利益，难道还不允许中国人反驳？
正文
金融危机发生后，某些西方国家的政要、媒体经常发表关于中国的言论，有“独秀”或“救世”之说，也有“责任”之论……林林总总，用词翻新。不过，不难发现，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强调所谓的“中国责任”。
冷静观察当前热炒的“中国责任论”风潮，人们可看到一红一白“两张脸”：唱红脸者夸大中国的经济表现，动辄将一些名不副实的高帽加诸中国，仿佛中国真成了世界经济的“救世主”；唱白脸者将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于全球失衡，又将失衡主因归到中国头上，由此要求中国“转变政策”，承担更多责任。
的确，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国力已今非昔比，很多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这是事实。但需要警惕的是，唱红脸者抛出高帽，溢美不断，主旨是“捧”，试图捧得你对号入座，然后提高“要价”，要求中国承担超出实际能力的“责任”。而白脸者主旨是“批”，提出难以自圆其说、与现实相悖的“立论”，借此占据所谓的道德“制高点”，然后发号施令。
正所谓“红脸白脸交相呼应，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西方人士和媒体之所以变换脸谱炒作“中国责任论”，其目的不外乎想借此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缓解压力和掩盖矛盾，在谋求本国利益的同时牵制中国的发展。归结起来，有着“殊途同归”的用意和心态。
第一，某些西方人士明“捧”实“压”。在他们看来，中国是最大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外汇储备高，应该承担起“更多重任”，甚至“拯救世界”。他们因此要求中国在贸易投资、气候变化、能源开发等诸多领域作出更多让步。
第二，某些西方人士借“批”卸责，试图模糊焦点，推脱自身责任。众所周知，此次金融危机肇始于发达国家，华尔街金融衍生品泛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失灵，国际金融体系不合理，是危机之源。一些西方人士高唱“中国责任论”，不过是将矛头转向别人，掩盖、模糊危机的真正原因。同时，通过将矛盾引向中国，挑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第三，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国力不断提升，成为某些西方人士的心病。在冷战心态主导下，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渲染中国的责任，迫使中国承担超出其能力的责任，试图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麻烦。
中国有句话叫“责任重于泰山”。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中国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不给世界添麻烦。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是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负责。在此基础上，中国按照自身承受能力认真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本文发表于2010年8月
7 《华尔街日报》误读了中国
背后故事在美国当记者时，我看到了太多对中国的曲解、误读乃至妖魔化。比如，2006年和2007年，美国媒体报道了一系列的中国“有毒”产品，对中国商家的这种有失道德准则乃至伤天害理的行为，批评和愤怒是正常的；但有美国媒体竟发挥说，这是整体中国人的阴谋，目的是要毒害美国人。这就是阴谋论。但这种“解释”，经过媒体的放大和传播，往往就会成为许多人的认识，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因此，当看到《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对北京地铁的描写有所失实时，我故意加以引申，谈谈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误读。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误会总是常有的，澄清即好，但如果故意误读，那显然就有失厚道了。当然，我们记者在指责西方某些同行的同时，其实更需要反省：我们有没有无意或有意地误读对方呢？
正文
2009年1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北京地铁的文章，报道北京为改善交通正大兴土木修建地铁。通读全文，难得地没有揶揄一下中国，但里面一些内容，却似乎仍有误读之嫌。
比如，文章说，“新的地铁系统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京，也改变了老北京不在地下动土的禁忌。直到不久前，北京都没有地下墓穴、地穴，甚至地下室都没有。风水是原因之一，因为地下动土在风水学说中被视为不吉。”
过去的中国人确实讲究风水，即使现在，风水仍不乏信奉者。但将过去北京地铁少，归咎于中国风水文化，这倒是我第一次听说。但也似乎实在不堪一驳，因为文章说北京没有地下墓穴、地穴，甚至地下室都没有，实在是谬矣。且不说北京古坟古墓就很多，而且防空洞也不少哪。
在美国诸大报中，《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报道是做得相当不错的，且还因此获得过2007年普利策新闻奖。但这篇小文章中的误读，却也显示了该报记者并未能真正认识北京，也误读了中国的文化。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他能看到北京的进步已属不易，求全责备要他面面俱到也是不切实际的。
误读一下北京地铁和风水文化，无伤大雅，或许，提提中国风水文化，也更有助于美国读者对文章和北京，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但假如这种误读扩大，表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情况会怎么样呢？增加的大概就不会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了，而可能是误解甚至反感了，但这种情形，其实远远多于类似对北京地铁的文化误读。
比如，将中国产品质量问题上纲上线，夸张成“中国企业意在屠杀美国人”，这样的报道我在不少美国媒体上就曾读过；将中国的经济政策妖魔化，认为中国对美国出口就是处心积虑为了抢夺美国人的饭碗，类似的文章也不少。在国会解释美国财金政策的保尔森和伯南克。金融危机让他们忙得焦头烂额，为转移焦点和自身责任，也就难免对外寻找“替罪羊”，将矛头对准中国。
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这样的指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奸商确实不少，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也痛恨假冒伪劣产品，但将产品质量问题归咎于整个中国的“阴谋”，未免太上纲上线了；同理，中国对美出口是全球化分工所致，美国也对中国出口，将进出口说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实在有点保护主义的味道了。
但这种误读，甚至是故意误读，却是源源不断的，甚至一些对中国有颇多了解的知名人士，有时似乎也不能例外。比如，被认为是“中国通”的美国财长保尔森日前就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干脆把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
真的如此吗？看来，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在总结这次金融危机时，将原因归咎于美联储吹起的房地产泡沫，华尔街贪婪引发的金融创新失控，美国政府的不作为产生的监管不严等，可真是打错了板子，冤枉了美国人。我不是特别了解保尔森此番话的动机，但用一些经济学界的朋友的推测说，即将卸任的保尔森来自华尔街，财长任内也未能阻止金融危机，自然也想找个对象来推卸一下责任。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不同国家或文化之间，有点误读总是难免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一些重大而且敏感的问题上，误读却可能导致双方误解，甚至激烈冲突。如果是纯粹缺乏了解，还可以理解；如果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作出误读，不仅不厚道，也有违“负责任利益有关方”的理念了。
记得宋人苏轼曾在一篇上书中说：“目有昧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确实如此，心有芥蒂，往往言谈失准，最终就会贻笑大方。《华尔街日报》误读了中国，说明其某些记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则值得鼓励。身为媒体中人，窃以为咱们中国媒体更要有学习“他山之石”的雅量和勇气，不能光笑话别人，却在报道美国问题上也犯类似的错误。本文发表于2009年1月
8 “政治瞄准镜”下的中国
背后故事卡拉·希尔斯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她早在福特政府时期就担任住房城市发展部长，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女内阁部长；在老布什任期内，她是美国贸易代表；从华盛顿离职后，她一方面打理自己的家族公司，一方面长期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在历次中国领导人访美时，都可看到该组织活跃的身影，很多招待会即由该委员会操办）主席。对于中美关系的沟沟坎坎，希尔斯了然于胸。在一次我对她的专访中，她说，现在的中国正处于美国的“政治瞄准镜”下，尤其是在美国大选即将到来的政治敏感期内。她的言谈提醒了我，于是也就有了我这篇评述文章。我则进而将这种美对华敌对情绪归结为美国的“大选综合征”。因为文章篇幅的限制，希尔斯的某些言论，当时我未便引用。今天读来，仍觉得很有见地，依然可供今天中美的决策者参考。她的部分言论摘录如下：“正如我提醒我们政府的，应该理解中国为什么这么做；中国也要理解美国的举动，并尽最大可能使双方之间的问题得到解决。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我要坦率地对你说，我认为中国还可以采取更有效的保护措施，这样可以消除很多针对中国的批评，这其实也是目前针对中国的最主要批评之一。因为这些批评首先来自美国企业界人士，他们向国会议员抱怨，继而导致双方间的仇恨。在这些问题上，确实还有许多可做的事情。”“在美国方面，也有许多可做的事情，来消除中国方面的抱怨。这也是我为什么欣赏战略经济对话的原因，双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我们双方说话都可以很直截了当。但当我们开始讨论问题了，因为双方有共同利益，通过建立互信，自然就会找到更妥善处理问题的途径。”
正文
自从民主党掌控美国国会后，中美关系正明显变得更加复杂。经贸上加大对人民币等问题的施压，政治上在人权、达尔富尔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军事上则不断非难中国的军费开支，美国国会和政府最近一系列的举动显示：在2008年大选在即的敏感时刻，中美关系正可能发酵成一个焦点问题。
用美国知名女政治家希尔斯的话说，现在中国正处于美国的“政治瞄准镜”下，许多国会议员，正把所有美国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的根源，都推到中国身上——美国工人失业，是因为中国；美国工资收入降低，也是因为中国。
希尔斯在福特政府时期任住房城市发展部长，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内阁部长；老布什期间，她是美国贸易代表，并在当年美日经贸谈判中让日本人吃尽苦头。谙熟美国政坛变动情况的希尔斯此言不错，一些美国保守派政治家现在都有一种倾向，如果要转移矛盾、提高自身影响力，那就对准中国，批评中国。希尔斯在接受采访后和我合影。在中美关系史上，希尔斯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
比如，在人民币问题上，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和共和党众议员邓肯·亨特不久前又提出“公平货币法案”议案，矛头直指中国，声称中国的政策使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40%，美国应向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也并未缓解议员们的批评力度，在国会类似针对中国的法案已有十多个。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结果？不可否认，中国的快速发展或者说崛起让美国感受到了某种压力，中美贸易上的不平衡又给美国增加了许多口实，中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又让许多美国人感受到了威胁。一系列的因素，让中国成为最好的攻击对象。
但之所以现在中美摩擦急遽升温，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动。民主党掌控参、众两院后，布什权力受到极大削弱。为求得民主党在伊拉克等最紧要问题上的支持，布什也自然会在中国问题上作出某种妥协。而随着2008年大选的临近，各派候选人都不可避免会在中国这个焦点问题上表态。竞选时刻当然总是“狠话”取胜，候选人也自然对中国严词相加。这也是战略经济对话前美方要价明显抬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能讲美国政治家所有对中国的批评都是无理取闹，但至少可以这么说，如此集中地对中国展开抨击，显示的是美国日益强烈的“大选综合征”。动辄批评中国，用希尔斯的话说，更显示了美国许多议员对中国并不了解。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上，中方确实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但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中国，展现的却是十足的政治思维。
如何破解美国用“政治瞄准镜”看中国的难题，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真正的相互了解。中国要了解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担忧，美国也需要了解中国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像战略经济对话一样，双方可以坦诚沟通，说话可以直率，甚至针锋相对，但要以此形成沟通的习惯，建立互信，达到妥善处理问题的目的。
此外，加强实质性的沟通。希尔斯女士说，她担任理事会主席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已向所有美国总统候选人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到中国访问，同中方进行沟通。但关键看这些候选人现在有没有时间，当然，也要看他们有没有访问的意愿。
如果访问成行，中方需要改变对外宾“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应该将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既了解北京上海的繁华，也看看中国西部仍然面临的经济困难，更要让他们了解全球化、人民币升值同样也给许多工厂造成了困难，同样给中国工人带来了失业。在外贸摩擦问题上，让失业工人直接向他们抱怨，可能比我们官员强调困难要管用得多。
美国用“政治瞄准镜”看中国的必然的表现，就是对中国各种言行进行过多的揣摩、猜测甚至夸大，“中国威胁论”也会很有市场。但也不必太焦急，聚焦中国，也正说明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关注有时也是一种督促，中国可以更加自省地发展，积极改善民生。孟子云：“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世道本如此，在适度反驳的同时，更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本文发表于2007年6月
9 美对华“抱怨式外交”行不通
背后故事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2009年5月访问中国前夕，特地邀请我们几个驻美中国记者参加圆桌会。我问他：“过去，一些美国政治家访华时，总喜欢在人民币汇率、贸易赤字等问题上大声抱怨，外界称之为‘抱怨式外交’……”未等我说完，盖特纳便接过话头。“抱怨式外交，”他略停一下，“我不会采取这种策略。”他紧接着阐述说：“你看，我的大致看法是：我们两国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彼此政策的选择涉及对方的巨大利益，中国对我们的，我们对中国的。我们不仅对彼此，也对世界负有责任，我们经济的成功与世界利益攸关……我们对中国和对其他国家的基本精神一致，那就是，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解释我们在应对挑战中正采取的行动。”于是，也就有了这篇评论，新华社以《“抱怨式外交”确应摈弃》为题作为时评发表，该文后又收入新华社出版的《听听中国怎么说》一书。在书中，我的同事这样介绍这篇文章，兹摘录如下：美国密苏里州一位宗教人士威尔·鲍温有个好提议，就是为自己打造一个“A Complaint Free World”，其著作被译成《不抱怨的世界》，主张人们正面思考积极作为，远离抱怨和负面情绪，让好运降临，过快乐和充实的生活。这本书鼓励人们接受一个为期21天的挑战。方法是将一只紫色手环戴在一只手上，当发现自己开始抱怨时，就将手环移到另一只手上。这很不容易，要连续21天不换手，平均的成功时间是4至8个月。起初可能移换频频，但只要有心改进，次数一定会愈来愈少，而快乐指数、人际关系，甚至健康情况一定会愈来愈好。从人际关系和人的健康角度看，不良情绪是百病之源，而抱怨少的人自然令人乐于亲近，自身心情舒畅，则百病皆遁。涉及国际关系，道理大约是一样的，当然也殊为不易。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2009年5月访华前表态说，他不会继续外界形容的对华“抱怨式外交”策略。或许他也看了那本畅销书？倒要看看能坚持多久？
正文
一些美国官员以前在处理中国事务时，总习惯于在诸如人民币汇率、贸易赤字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外界将此称之为美国对中国的“抱怨式外交”。但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访华前明确对笔者表示，他不会继续这种对华策略。
30日动身访华的盖特纳指出，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加强合作不仅对彼此都有利，也对世界经济走出目前的危机至关重要。他重申，美国新政府致力于推进积极合作全面的美中关系。
外界注意到，盖特纳最近一系列积极表态与他几个月前的言辞有明显差别。在2009年1月上任前的国会听证会上，盖特纳曾一度强硬表示，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此举引起一片哗然，并引发美国外汇市场剧烈波动。尽管盖特纳的立场有突兀之嫌，但通过抱怨、指责乃至挥舞制裁大棒，向中方施压，长期以来都是美国谈判的一个基调，盖特纳不过是走老路而已。
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种陈旧的“抱怨式外交”显然早已不合时宜。从国际局势看。当前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是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美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承担着特别的责任。继续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大做文章，甚至无端制造话题，只会模糊当前的重点，弱化彼此的合作，甚至会加剧危机。
从双边角度看，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不仅有着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而且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中美经济息息相关，中国是美国第三大且是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在国债等诸多问题上有求于中国之时，继续这种“抱怨”显然也是不明智的。
此外，通过抱怨、指责，将一国观点强加到另一国头上，显然也与当前民主化、多元化的时代趋势背道而驰。这次金融危机，就揭示出一些西方国家相关经济政策的种种弊端，也凸现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作用。美国舆论普遍认识到，中国发展（崛起）已是必然趋势，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的发展，继续以施压为主的对华政策是没有成效的。
鉴于此，美方也在调整自己的立场。在上月递交国会的报告中，盖特纳明确表示，中国并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外界也注意到，在盖特纳之前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少了“训诫和抱怨”，代之以更加务实、积极和理性的态度来处理两国间的各种议题。
这或许也正反映了奥巴马政府现在奉行的“巧实力”（Smart Power）政策。奥巴马政府正是从美国过去的一系列教训中认识到，在一些敏感的经济外交领域，动辄大棒相加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加剧对抗和摩擦；而通过平等对话、坦诚接触和积极沟通，反而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当然，作为两个利益广泛的大国，中美存在一些分歧、矛盾甚至摩擦都是正常的，比如美方会关注贸易赤字等议题外问题，中方也会关注在美国投资安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双方都必须要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而一个前提就必须是平等协商、相互尊重。
这一点，其实也是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体会。被认为是“中国通”的保尔森在卸任财长前曾坦言，作为个人经验，美国官员只有了解中国人民的想法，才能更高效行事。这也是为什么他经常造访中国的原因，而且“与最高层个人接触是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高度重视尊重和友谊”。
确实，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而备感屈辱的中国人一直渴望与外部世界的平等。但能让外国平等待我，最根本的一点，还是靠自身力量说话——正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而中国政府一系列积极且负责任的应对危机举措，也赢得外部世界的尊重。以“抱怨式外交”对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国施压，要中国做出违背自身利益的举措，显然是行不通的。本文发表于2009年6月
10 警惕美国泛起的“经济民族主义”
背后故事2007年“中国制造”出口产品回收事件高潮时，连带的，沃尔玛也倒霉。当时的沃尔玛首席执行官李斯阁（Lee Scott）发表演讲时，总是会遭到反对者的嘘声，一些人更是咄咄逼人地询问他，何时撤下店内所有的中国商品。撤下了所有中国商品，沃尔玛的货架也就基本空了，连锁店非关门不可。要知道，沃尔玛可是进口中国商品最多的跨国企业。按照我文章中的数据，仅2004年，沃尔玛就进口中国商品180亿美元。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美国人，也正是看中了沃尔玛这一点，将对中国的气撒在了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沃尔玛身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沃尔玛代中国人受过了。因此，我有时想，当国内的愤青也上纲上线指责沃尔玛时，沃尔玛肯定更委屈了。它搞活了美国经济，给了中国企业订单和中国工人就业机会，还给了美国家庭价廉物美的商品，怎么还是一无是处？这就要归结于“经济民族主义”了。当然，美国有，中国何尝没有呢？在商品贸易问题上，正当的批评总是应该且必需的，但上纲上线显然就有歧视迫害之嫌了。但我们也看到，在一些贸易问题上，从鼓噪中得益的，只是少部分人，而大多数人，可能不过是枪手而已。很多时候，他们自己还成为被伤害者。
正文
不可否认，2007年“中国制造”质量问题之所以成为风暴，与部分中国厂家见利忘义、黑心有关，但问题在美国大面积发酵且至今仍没完没了，也同美国正在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民族主义”有关。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沃尔玛最近在美国口碑不大好，一个有其自身的原因，为压缩成本，不惜占用员工休息时间，还不允许建工会；另一个则与中国产品有关：沃尔玛是目前进口中国产品的最大厂家，仅就能查到数据的2004年而言，沃尔玛就从中国进口了180亿美元的商品，超过许多国家进口额，此后两年数据应该更高。
美国消费者到沃尔玛买中国货，在享受实惠的同时，也有一部分美国人感到很不满。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就认为，大量的中国货剥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作为美国最大销售商的沃尔玛，应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美国制造”产品的销售比例，而不是为中国人做好嫁衣。沃尔玛首席执行官李斯阁（Lee Scott）在最近的几次演讲中，就曾遭到美国愤青们的严词批驳。
别小看了这种“经济民族主义”，风气一旦形成，杀伤力非常惊人。在这次“中国制造”风波中，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排斥中国的情绪就非常明显。比如，在犹他州，有食品商家就公然打出“无中国产”招牌。有右翼媒体更是公开“揣测”：中国出口劣质品是故意的，目的是通过沃尔玛传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对美国发动一场生物战争并从深处摧毁美国。
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中国产品旺销的季节，但现在在不少美国商场，也可以看到，非中国产品往往会大大标上“XX国制造”的招牌，如果是美国产品，标牌更为醒目，其针对的是什么，其反映的是什么心态，不言而喻。“经济民族主义”兴起与美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大环境息息相关。全球化让美国人享受了实惠，也让部分美国产业遭到了冲击，一些工厂关闭，不少工人失业，同时，来自中国等低成本国家的产品大量涌入。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也让一些美国人心理失衡。将美国问题归咎于中国，自然也就成为许多美国人发泄不满或者操纵舆论的一个手段。
知名经济学家、里根政府时期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的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博士对我说得很直白，中国现在就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也自然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攻击的焦点。现在一些政客正在中国问题上进行比赛，比赛谁最能把真实的或者虚构的问题都归结到中国头上。他们希望借助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煽动起民粹情绪，为自己所用。曾于20世纪90年代担任国会多数党领袖的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迪克·阿米（Dick Armey）就说，议员们这么做，不过是为了“达到取悦自己小小的选区中的选民的短期目的”。
不是说不能批评“中国制造”。的确，有些产品质量问题正是靠检举揭发和舆论压力才得到解决。但在批评当中，夸大为中国故意毒害美国人，夸大为所有中国产品都是劣次品，显然就不是批评那么简单了。对于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倾向，美国的商界，尤其是从全球化和中国发展中获益的跨国公司，就是明确的反对者。这也是为什么不久前美国商界联名反对国会对华制裁的原因。
在这场“中国制造”风波中，其实正反两方都希望争取的，就是美国最广大的普通消费者。比如在目前的舆论氛围下，许多美国人确实担忧中国产品质量，很多人也说，会暂时少买中国货。这种心理反应也还正常，但如果在一些舆论引导下，就此得出“中国货=劣次货”，那问题就大了，“中国制造”会受损失，美国普通消费者也将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最大受害者。
道理很简单，沃尔玛在美国被认为是“穷人”店。李斯阁就说，沃尔玛20%的顾客都没有银行卡，因此他们销售的商品必须价廉物美，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货受青睐的原因。假如不分青红皂白拒绝“中国制造”，对不起，美国人生活水平会受影响，商家也将蒙受巨额损失。而且，李斯阁也坦言，即使不从中国进口，沃尔玛也肯定会从越南、印尼等其他低成本国家进口。如果沃尔玛店里摆的都是美国货，那沃尔玛肯定也只能关门了。
但世界上很多事情，道理非常简单，但一经政治操纵、舆论歪曲，往往黑就成了白，白也会变成黑。尽管最反对中国的美国人，肯定在家中也经常用中国货，但总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最纯粹的“爱国主义者”，总是对中国产品挥舞大棒。本文发表于2007年11月
11 从加州月饼争执看中美“文明冲突”
背后故事按照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在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在他看来，目前世界有7种或8种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有时也包括非洲文明，各种文明存在很大差异，但未来世界的冲突，将主要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文明冲突”理论提出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评论也是见仁见智，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小小的“文明冲突”倒是层出不穷，比如加州政府对月饼的处理态度。但我总认为，这种小问题之所以能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有时不过是对彼此文化的不了解、不尊重。这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轻率地否定，彼此妖魔化，往往还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当然，不管是哪种文明，其实也都有共同的底线。比如，食品卫生，任何食品都不能以所谓的文化或传统来为不卫生张目。具体到加州月饼问题上的争论，我后来又想，可能也和某些中国食品和餐馆平时的不卫生有一些关系，导致某些美国人对中国食品产生了偏见。美国中餐馆的卫生问题，其实比国内也好不到哪里去。记得在华盛顿时，某日凌晨有事路过唐人街，透过玻璃门，我看到一只硕大的老鼠，正大摇大摆地在未开张的一家中餐馆里觅食。我以后就再没去过这家餐馆。
正文
2006年的中秋节，加州点心铺子的华人老板比较烦。虽然这是卖月饼的黄金季节，但加州的食品卫生检查官却又来“生事”。他们坚持，常温放置4个小时就易滋生细菌。要卖的话，月饼就必须冻起来，要么用小火一直烤着。
有这么卖月饼的吗？加州的月饼商觉得很荒唐。加州的华裔议员陈万（音）说：“我们吃这种点心已经上千年了，没有人生病。那么为什么要采取这么严厉的标准呢？”他强调说，“我们必须在公共卫生及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为此，陈万在议会提出专门议案，要求卫生部门进行调查，是否这些点心常温放置四个小时就一定会滋生细菌。
中式菜肴和西方卫生标准的冲突，其实早已不是新闻。在加州及美国许多地方，不时就有中餐馆卫生标准不达标的报道。对一些中国特色食品，比如北京烤鸭，美国卫生部门认为常温摆放同样不符合卫生状况。但中餐馆则辩解，中式烹饪和习惯不同，应该理解其多样性。
小小月饼问题反映了“文明的冲突”，不能据此就认为：美国卫生检查部门在种族歧视，故意找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美国人也有美国人的准则。碰撞，才能产生思想的火花，“冲突”的背后，其实也是两种文化交融、磨合的过程。
尊重，理解，多换位思考，理应成为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简单地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另一个标准，不仅有文化沙文主义之嫌，也很可能让本易解决的问题复杂化。
这个世界不存在单一的标准，不同地区的民众，因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不同，往往都有自己的习俗和规则。就拿月饼来说，其实也有京式、广式、苏式、台式、港式、潮式，甚至日式等多种之分，各式大小有异，味道也各有特色。
扩而大之，中国饮食也有八大菜系之分，所谓“东酸西辣南甜北咸”，细加分析，其实这与不同地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息息相关。而且，某些看似奇特的文化现象，其实可能暗合着某种我们尚未认识到的重要功能和意义。
最为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约翰·怀特对产后性禁忌的研究。以往，人们对赤道地区妇女产后长期性禁忌的习俗，归结为一种迷信。但怀特的研究却认为，赤道地区植物蛋白含量低，新生婴儿常会因此夭折。因此，如果妇女产后又过早怀孕，很可能加剧新生儿夭折的可能性。当地人都不明了的禁忌里面其实有着某种科学依据。
因此，当不同文化现象发生碰撞时，抱之以宽容态度，采取妥善且顾及对方感情的措施，可能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当今全球化环境中，不同文化现象都有一个趋向共性、和国际接轨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保持特性，去其糟粕。具体到食物上，不管中餐西餐，卫生都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如果中餐馆以文化独特性来逃避卫生检查，不仅站不住脚，反而更容易让外人产生误解。
在月饼的问题上，加州的决定其实还是很审慎的，州议会通过检查法案，就说明议员们对文化差异性的认同。如果卫生部门查明，确实月饼在常温下放置4个小时容易滋生细菌，那华人自然要改进生产技艺，开发出既符合标准又遵循传统的食品；如果月饼在常温下放置4个小时细菌并未超过标准，那也说明古老的手艺还有可值得今人借鉴的地方。
在没有弄清楚一种文化现象前，轻率地否定，彼此妖魔化，都是不可取的，这其实就是今天所谓“文明的冲突”中最常见的错误。本文发表于2006年9月
12 蛮不讲理的克鲁格曼
背后故事保罗·克鲁格曼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很有见解的美国教授，最近几年紧盯的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批评的焦点话题，则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克鲁格曼频繁发表相关的评论，言语尖刻，猛烈抨击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更鼓吹美国应对中国实施全面经济制裁。说其尖刻，就是他的某些立论不守常规，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比如，针对一些美国人担心与中国发生对抗将导致中国抛售美元储备，加剧美国经济困境。克鲁格曼扬言，如果中国这么做，将帮助美元贬值，有助于增强美国竞争力，“我们应该向他们发一封感谢函”。再比如，对于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保护主义有损世界经济的共识，克鲁格曼“澄清”说，这是“从错误的人那里学到的经济学常识”，当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政府又无力提供全面就业时，“常规手段”就不合适，于是，保护主义措施就理所应当。从2009年开始，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中美交锋的一个焦点，克鲁格曼之类的学者，则起到了“打手”的作用。一些美国主要媒体财经记者私下对我表示，一些美国议员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有政治动机，这不值得奇怪；但一些美国学者，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对人民币汇率的攻击，则让议员们喜出望外，因为这使得他们攻击中国有了“正当”的理论基础。对于克鲁格曼攻击中国的言论，我多次发表评论文章，予以驳斥。虽然他是世界知名的大学者，我不过是中国的小记者，但在捍卫国家利益问题上，没有大小之分；他的不少立论，因肆意攻击中国而失去严密性，自然也有很多的可驳之处；更何况，对于他为美国政府辩护但同时攻击中国的言行，许多美国网友也大不以为然，这又夯实了我驳文的基础。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我们需要大度，但并不是没有原则，对于一些过激和充满敌意的话，就需要果断驳斥。来而不往非礼也！
正文
保罗·克鲁格曼头戴三顶桂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以及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言辞犀利、嬉笑怒骂是他的风格，但剑走偏锋、大放厥词也是他的特点。比如，他最近在人民币问题上的表态，仔细捉摸一下，其实就纯属蛮不讲理。
克鲁格曼是怎么讲的呢？在2009年末的《纽约时报》专栏上，克鲁格曼炮轰中国实行的是“可恶的货币政策”。在他看来，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助长了美国房市泡沫，从而促使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从其他国家攫取了其原本不足的需求，损害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的观点就是，人民币必须大幅升值，美元贬值则属天经地义。他说，美国财政部认定中国没操纵汇率，让他大失所望，这简直是开玩笑；至于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因美元贬值抛售美元储备，克鲁格曼也毫不在意，称如果中国这么做，将帮助美元贬值，干了“美国不能干的事情”，“我们应该向他们发一封感谢函”。
拥有三顶桂冠的克鲁格曼极具影响力，按理说，他应该审慎而言，至少也应该言之有据。但很可惜，这篇专栏文章除了他强烈的主观判断和对中国的冷嘲热讽外，既缺乏逻辑性，又不符合事实，而且充满了误导性。克鲁格曼，一个世界知名的美国学者，却是批评中国的激进人物。《华尔街日报》就调侃说，按照克鲁格曼的说法，旁人可能都会认为，中国从未调整过汇率，但事实是，在过去三年，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通道中，而且，涨幅达到了21%。这篇点评文章说，“21%的涨幅或许不够，但也绝非无关紧要”。克鲁格曼忽略了美国政府都反复承认的事实，到底是行文疏忽，还是有意误导呢？
另外，克鲁格曼又强调，中国货币政策助长了美国房市泡沫，从而为国际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这类论调其实倒也不太新鲜，个别美国的政客近来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暗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危机的肇源。
真的如此吗？全球经济失衡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发展的失衡。将问题都归结到中国和人民币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对这一点，其实许多美国人都不认同。
一些美国人就抨击，和白宫关系密切的克鲁格曼是在帮美国政府推卸责任。因为危机的根源是明摆着的，是华尔街的唯利是图，是美国政府的监管不力，是美联储的糟糕利率政策，等等，是这一系列美国自身的问题引发了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不自我反省，却将矛头对准了人民币，真可谓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
在我看来，克鲁格曼的上述观点，不过就是在寻找借口，为美元贬值在寻找借口，但不顾别国的损失；暴露的是美国人的傲慢，用一些美国网友的话说，是显现所谓“美国例外论”的一个绝好例子。
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下的网友评论栏中，有两则评论就直指克鲁格曼在不顾现实、信口扯谎。一则署名“克拉克”的评论说：“克鲁格曼先生，我认为你是在找借口，在提前为美元（贬值）造成破坏性影响找借口。”一位来自英国的读者则留言说：“美元汇率仍在下跌不止，为什么？为了能让华尔街继续赌博。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正像喝醉了酒一样印钞票。应该停止财富的掠夺！”
克鲁格曼的逻辑，也让我想起这次金融危机中广为流传的一则笑话，说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拉美国家经常是金融危机的肇源地，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许多拉美国家终于大舒了一口气。他们宣布：“这次总算不是我们的责任了！”但是且慢，按照克鲁格曼教授的思维，金融危机中既然中国有责任，其他国家也概莫能外吧！
说克鲁格曼这篇文章不讲道理，也不是说他全文都没有可取之处。比如在文章结尾时，克氏就警告：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不稳定状态，“主要选手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是不能容忍的”。
这倒是至理名言，但很可惜，克氏得出的结论却是，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以邻为壑，因此“必须对中国货币采取些措施”。不必再驳斥克氏的谬论了，我想说的是，当前最明显的以邻为壑的举动，无过于美国采取的轮胎特保案。它遭到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此外，美国事实上的美元贬值政策，正在损害其他国家经济复苏的努力。作为知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评论其他国家经济政策时，至少也应正视一下美国自身的政策问题吧！本文发表于2009年11月
13 2040年：中国人均GDP是欧盟的两倍？
背后故事一次记者会上，熟识的俄通社-塔斯社记者递给我一本《外交政策》。很绚丽的红色封面，上面是横贯整个页面的“123万亿”的大标题。还没等我翻阅，他先问我，以我的预测，到2040年，中国人均GDP是否会超过欧盟？中国人均GDP超过欧盟？我以为听错了，连连摇头。我告诉他，按照我的理解和希望，到2040年，中国GDP超过美国和欧盟应该问题不大；但人均GDP超过欧洲和美国，似乎也太离谱了一点。毕竟，中国的发展底子差，中国的人均资源也无法和欧美相比……但他摇头，然后神秘地告诉我：“你看看这篇文章吧，你们2040年的人均GDP，可将是欧盟的两倍哪！”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研究出这个结果的，可并非泛泛之辈，而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人口经济学中心主任罗伯特·福格尔。虽然我知道，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具体到财富问题上，也有“富不过三代，穷不过百年”的说法，但想象一下，在未来我们大部分人都可以看到的30年内，中国人均GDP会超英赶美，且远远地将欧美强国甩在后面。这是多么让人鼓舞啊，但这种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大？我总认为，福格尔是在给中国人开一个玩笑，但玩笑过了头，可就成了一碗迷魂汤了。2040年也不算太远，时间将会让一切现出原形！
正文
2010年年初的一期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了一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人口经济学中心主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谈论中国经济的长文。这篇文章的大标题“123万亿”横贯两个页面，“123”后面，是12个让人看得头晕目眩的红色的阿拉伯数字零。
按照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预测，30年后的204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123万亿美元！
123万亿是个什么概念？这将是2000年全球GDP的三倍，也就是说，到2040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将达到40%，美国只有14%；他提出的更惊人的一组数据是，204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8.5万美元，这将是法国或欧盟整体人均的两倍！
如果一切如福格尔教授所预言，30年后，中国经济不仅从总量，也将从人均上傲视全球。这组数据让我兴奋的同时，却总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中国是美国媒体热衷报道的主题，虽然称赞中国以及中国经济表现的文章近来越来越多，但这样大胆的预测，尤其是在人均GDP上作如此大胆的预测，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福格尔可非等闲之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外界总是低估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崛起的速度，比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曾预测，205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20%，福格尔认为这实在太保守了。
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GDP达到123万亿美元，福格尔认为，有五大支撑因素：一、中国在教育方面的巨额投资；二、中国城市化进程将长期持续；三、中国本身统计低估了经济规模；四、中国政治体系善于采纳外界建议以解决问题；五、中国长期的受压抑的消费将得到释放。
当然，作为一名敏锐的学者，福格尔认为，中国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抬升的分配不公，潜在的社会动荡，领土问题的争端，能源和水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以及不稳健的银行体系，等等，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威胁。但福格尔认为，中国领导层已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案。
福格尔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至少从字里行间，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恶意，他指出的一些优势，也确实值得我们继续给以政策推动，比如加大对教育投资、促进消费和城市化。
但这一切都会在2040年变为事实吗？中国经济在蓬勃发展这不假，但难道真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能在未来30年，成为世界的经济超级大国吗？按照福格尔的预测，届时美国和欧盟、日本的GDP加起来，也就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
这种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不由让人想起30年前美国人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预测。当时对于日本经济的膨胀式发展，许多美国人都认为，日本超越美国将是迟早之事。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还曾写过《日本第一》的书籍，风靡一时。
但结果呢？日本随后陷入了“停滞的10年”，而美国依然世界独大。这里面自然有政策的缘故，但有没有因外界吹捧导致日本飘飘然或就此出现一系列决策失误呢？
鲁迅先生就说过，对付人往往有两种手段：一种是骂杀，一种是捧杀。在过去30年，我们听多了骂杀；在未来30年，估计我们不会少听捧杀——这当然未必都是坏事，外界能捧，说明中国的进步；但外界捧的结果，却往往是要求中国履行更多的“责任”，而且是不切实际的责任。
我相信福格尔的话不是刻意讨好中国，以他的地位和威望，也没必要来讨好中国。他的话也就是一家之言，正如过去30年来，针对中国、日本或苏联的各种评论预测，又有多少被证明是正确的呢？我记得在颇具影响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保罗·肯尼迪就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也没预测到今天中国的成就……
话又说回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的肯定，并为中国经济勾勒出美好的愿景，自然不全是一件坏事，但对中国来说，也就是听听而已，鼓舞一下信心就好，如果因此而飘飘然，那就是心态问题了——我们自己可能太喜欢被捧了。本文发表于2010年3月
14 假如中国输美产品倒入太平洋
背后故事最近几年，中国和美国间贸易龃龉频生、纠纷不断，双方各说各话，都好似真理自在手中。但显然，只可能有一个真理。有时，我就想，为什么就不能反证一下呢？怎么反证？很简单，中国输美商品全倒入太平洋。中国没有了出口，自然美国也就没有对华逆差，人民币也就没有了升值的压力。当然，中国会有损失，而且损失还很大。美国就没有损失吗？其他国家商品自然可以替代“中国制造”，但美国人则要掏更多的腰包；中国没了顺差，自然也不会再买美国国债，美国的低利率就难以维持。另外，人民币不升值了，中国目前的汇兑巨额损失将转化为收益；而且，中国自然环境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糕。这肯定不是一个严谨的命题，推理中也不是没有疏漏。但如果中国将全部输美商品倒入太平洋，中国损失未必就比美国大，可从中看到中美贸易背后的玄机。究竟是美国在照顾中国，还是中国在补贴美国？
正文
自2010年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作出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决定后，奥巴马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华施压略有放松。但在美国国会和学界，依然是杂音不断、大棒挥舞，一些政客和学者仍以人民币高估为由，鼓吹对中国实施全面贸易制裁。
人民币汇率问题“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人言之凿凿的证据，是美对华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按照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去年中国对美出口为2963.7亿美元，美对华出口为694.97亿美元，美方逆差约为2300亿美元。面对如此高的逆差，也难怪一些美国人气势汹汹了。
美国人将逆差问题归咎于中国，归咎于人民币存在低估，归咎于中国产品存在所谓的非法倾销和补贴，等等。但这真是“中国制造”的过错吗？
数学中有一种论证方法为反证法。在中美贸易上，其实也不妨使用一下反证法，以此论证美国的错误逻辑，说明美国所谓的“人民币升值肯定有利于中国”这一说法具有欺骗性。
假如我们承认美对华巨额逆差都是因为中国的责任，那么，如同一些网友讨论时所说，如果中国痛定思痛，决定不再维持对美顺差，将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倒入太平洋，情况会怎么样呢？
首先，最明显的一点，肯定不存在美对华贸易逆差了。相反，中国还可能出现逆差。如果发生这种极端状况，美国自然就不可能再在逆差问题上大做文章，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会缓解。相反，由于中国外汇减少、逆差增大，美元会出现升值，人民币则会出现贬值。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此举也未必就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利益。这似乎看似悖论，但在实际中美博弈中，中国对美出口扩大未必真就是一件好事，出口减少也未必就全是一件坏事。
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证：
第一，假如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全部倒入太平洋，中国会损失多少？以2009年数据看，中国表面损失约为3000亿美元。那就这样假设，如果中国将一半输美产品倒入太平洋，考虑到供求关系的变化，中国购买海外原料成本将降低，比如说降低10%，输美产品价格将增加，比如说也增加10%，即使这么保守的估计，中国损失肯定不会超过1300亿美元。
以此类推，如果将三分之一中国输美产品倒入太平洋，中方损失也就最多在800亿美元。这其中都包含了工人的工资，因此倒入太平洋，不会对中国就业消费造成直接冲击，相反这倒可能有利于海洋渔业的发展，也间接让中国渔民获益。
第二，中国此举的正面影响究竟会多大？光从经济角度看，中国贸易蒙受损失是事实，但关键是中国对美经贸关系，不仅仅只有贸易，还有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安全。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以2.4万亿美元计算，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就比如说是两万亿美元。中国因产品倒入太平洋，自然就没有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打比方说，原来人民币可能要升值5%，现在不需要了，中国因此汇兑损失减少1000亿美元；如果人民币本来要升值15%，汇兑差就是3000亿美元，那真将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倒入太平洋又何妨？要知道，在2008年前，中国人民币一度升值达到了21%，其汇兑损失有多大可想而知！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右）和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左）。在2010年美国对华人民币施压中，这两个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的“得”其实还不止于汇兑。众所周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环境和能源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许多地方环境极度恶化就是一个警示。既然中国产品会被倒入太平洋，那中国压根就不生产了。按照中国输美商品的10%的利润率（这应该是高估了），中国企业利润损失约为300亿美元，即使中国工人工资成本、税收也是300亿美元，考虑到中国出口产品大多是来料加工，两头在外，中国最多直接损失60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币要升值3%，中国输美产品不生产也罢；如果本来要升值5%，似乎中国还损失了几百亿美元。
最后一点也很关键，美国将因此损失惨重。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产品。可以说，美国人已离不开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尤其是对美国较低收入者来说，他们正是靠“中国制造”维持了既有的生活品质。中国产品突然间消失，对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也给总是炒作中国产品倾销的美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固然其他国家产品会取代中国产品，但最多也只能部分取代，其价格、质量很难超越“中国制造”。
当然，中国将输美产品倒入太平洋或者压根不生产，只是基于一种非理性的假设，不可能真正付诸实施，而且其中的推理数据也并不太严谨，可能存在一些失真。另外，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只有当外汇换成人民币时才会汇兑损失，因此这种“亏损”，更多是账面转换。但中国产品倒入太平洋，却还似乎比出口美国要赢利许多，这一看似荒唐的议题，正说明了中国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
第一，中国输美产品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中国赢利很少，很多时候是以牺牲自身环境为代价，帮助美国人维持高水平的生活，这从“中国制造”在美国价格低于中国国内也可略见端倪。
第二，美国动辄施压人民币升值，完全是基于美国自身的考虑。美国官员口头上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经济”也不过是一剂迷魂汤。如果中对美只存在贸易顺差，而不存在大量外汇储备，这个命题或许还可成立，但考虑到2.4万亿美元的巨额储备，这一命题显然就是伪命题。
在这个“美元陷阱”中，人民币不是不能升值，但升值的度必须由市场规律决定并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比如可考虑对冲国内的通胀压力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增强汇率弹性大势所趋，但增强也决不意味着是单边的升值。人民币汇改必须审慎而行，必须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原则，并在外贸和汇兑得失中取得平衡，否则看似符合中国利益的举措，其实使中国更多的既有财富流失。本文发表于2010年8月
15 应对贸易摩擦，中国须有勇更有谋
背后故事在中美贸易问题上，近些年来，总是美国咄咄逼人地进攻，中国节节后退防守。有时，这可能是战略需要，毕竟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也是中国出口的大市场，我们要韬光养晦，不能因小失大。但有时，我总认为，这其实更让进攻者有了更大胃口发起攻击。在摩擦问题上，中方所需要的，其实就是六个字——有理、有利、有节。该退让则退让，该大单采购就大单采购；但有时，也应对明显的保护主义之举予以迎头痛击。让美国人也感觉到痛，他们才不会忘乎所以地对中国横加指责。而中国最好的进攻点，无疑就是美国农产品。美国农民不多，但政治影响力巨大，而中国则是美国农民最大的海外市场。在农产品问题上，要找理由，总是要多少有多少。让美国尝到甜头，当它又开始漫天要价时，则不妨施以重拳。请美国农民找美国政客讲理去！
正文
2009年，既是中美关系深化的一年，也可谓贸易摩擦激化的一年。即使到年终，美国也不忘奉送“新年礼物”——12月30日，美国针对中国油井管的反补贴案审结：对中国油井管征收10.36%至15.78%的反补贴惩罚性关税。拟议中的对中国油井管征收36.53%至99.14%的反倾销制裁仍在推进中，结果也几成定局。（2010年4月9日，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29.94%至99.14%的反倾销税。）
油井管案，按照美方统计，价值26亿美元；按照中方统计，价值则达32亿美元。但不管按哪个统计口径，这都是截至2009年，美国乃至外国对中国发起的案值最大的一起贸易制裁案例。此举无疑将极大地损害中国相关产业的利益，加剧中美间的贸易摩擦。
美国2009年的“收官之作”反映的是中国对美贸易形势的日益严峻。仅在2009年，美对“中国制造”发起10起“双反”合并调查，2起反倾销调查，1起特保调查（即轮胎特保案），此外还向世贸组织提起1起诉讼。按照中国商务部的说法，美国对华贸易诉讼“立案频率之高在世界贸易经济史上都极为罕见”。
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政府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轮胎特保案更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据业内人士透露，受轮胎特保案鼓舞，美国纺织团体和各大纺织工人工会随即密切沟通，研究对中国出口服装提起特保调查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受金融危机持续、经济衰退的影响，出于转移国内失业率上升的焦点、安抚国内保守人士以及进行政治交易等诸多考虑，奥巴马政府不惜自食其言，找各种借口对外来商品采取制裁措施，“中国制造”成为最大受害者。
要遏制当前美国的保护主义逆流，一方面，美国政府必须切实履行自己的承诺，坚决抵制保护主义的诱惑。另一方面，作为受害者，中国必须对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克制保护主义冲动，不出台新的彰显保护主义的措施；同时，中方还须拿起法律的武器，对美国保护主义措施进行反击。
对待贸易保护主义，如果妥协退让，则会助长对方的嚣张气焰；而如果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并攻击对方的软肋，则能遏制保护主义的逆流。当然，应对中也要注意防止事态失控，这就要求中方须有勇更有谋。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专家胡弗保尔就指出，中方应采取“吓阻”战略，以此遏制美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冲动。他说：“中国传递给美国的重要信息就是：美国再启动类似特保措施须三思而后行，如果你再这么做，我们将会报复。”
在美国对中国轮胎实施制裁后，中方就宣布对部分美国汽车产品启动了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对美国肉鸡产品启动了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此外，中国还将此案件诉诸世贸组织。这些举措无疑让奥巴马政府面临压力。
美国禽肉和鸡蛋出口协会就指责，是美国政府挑起了对华贸易争端。该机构总裁詹姆斯·萨姆纳称，他们理解中国方面的愤怒，而目前的问题更多责任在美国政府方面，“我们为奥巴马当局的处理方式感到不安”。
今后中美举行一系列会谈时，中方宜保持对美方的压力，可考虑通过对在美国影响广泛的部分农产品实行反制措施，借助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这一有利条件，通过各种资源手段的整合，来遏制美方将保护主义升级的冲动。同时，中方应加强舆论斗争，在各种场合据理力争，批驳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自私自利的保护主义措施。这一点，其实从美国媒体对奥巴马的保护主义举动颇有微词也可看出。
当然，任何斗争都需有理、有利、有节，单个的案件不会反转整个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合作共赢，这是大局；但合作中存在斗争，这是策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对笔者说，中美作为贸易大国，总会有一些贸易摩擦、贸易诉讼，“这其实和整体友好合作的贸易关系并行不悖”。即使政治上亲密如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摩擦也经常发生。
从全局角度看，在美国经济未全面复苏前，中美的贸易摩擦会加剧，但应该不至于由此而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战。或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奥巴马之所以敢如此冒险，就是认为中美关系日益紧密，应该不至于因这些小动作而“失控”。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盖保德也对笔者开玩笑说，有时，也无妨将这些小摩擦看做是两国整体关系中“积极的信号”。
但玩火总会有极大的风险，要使局势得到控制而不向最糟糕的方向发展，则需要双方的冷静、诚意和智慧。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向我表示：在当前敏感时刻，“中方需要冷静，美方则必须明确其贸易立场”。“中国之所以要冷静，是因为必须认识到，（处理不慎）情况将会变得更糟；美方则必须停止针对中国的制裁举措，必须清晰地阐明美国（希望合作的）贸易政策。”
从长远来看，中国则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和出口战略。政府应引导有关行业协会尽快建立出口协调机制。尽量做到出口增长率不要过快，在出口国家上也不要过于集中。因为一旦遭遇相关制裁，很有可能会给产业带来全线打击。另外，中国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考虑向第三国（比如东南亚和非洲国家）转移，借助这些国家相对优越的出口环境，规避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本文发表于2010年3月
16 外交败笔正凸显美国的金融霸权
背后故事2010年下半年，美联储以刺激美国经济为由，推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元从印钞机上滚滚而出，世界经济心惊肉跳。但我总认为，这其实是美国的失策，至少在时机选择上美国犯了大忌。要知道，当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在美国各种手段施压下，其他国家也开始发难，中国正渐有不支迹象。但在这关键时刻，美国不仅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选择了“开闸放水”，不仅令其前功尽弃，而且使中国转守为攻。如果换做其他国家，即使要实行量化宽松，也往往要讲究策略，实在不行，可以推迟一两个星期公布，但美联储却偏偏选在G20首尔峰会前夕公布。这无疑让美国成为众矢之的，并在峰会上陷入外交苦战。美国人的解释是，美联储是独立机构，白宫无法左右其决策。这其实也就是欺骗外行人。我承认，大多数情况下，美联储确实是独立决策，但有时，尤其是在重大外交问题上，没有白宫的首肯，美联储显然不可能也不敢实行这种货币政策。于是，要解释这个矛盾，大致有两个答案：第一，奥巴马政府缺乏外交经验；第二，美国人不在乎外界评论——随你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这其实不就是美国金融霸权的现实反映吗？其他国家，除了叫嚷几声，又能奈美国何？
正文
如果从外交的角度看，我总认为，美联储2010年下半年祭出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这一“法宝”，实在是一个败笔，尤其是考虑到当时G20首尔峰会即将召开这一重大背景。在这之前，在美国的合纵连横之下，汇率问题成为国际舆论焦点，中国也大有被围攻之势；但伯南克这位老先生的“开闸放水”，却可能自废了山姆大叔的“外交武功”，让美国意外成了靶心。
看一看当时各国财经政要表态，就可见美联储“捅马蜂窝”政策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就直言不讳地指责美国说，“美国一方面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一方面却借助印钞机人为压低美元汇率”，这一举动给世界制造了麻烦。好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巴西财长曼特加也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全世界都希望美国经济复苏，“但从直升机上向经济空投美元毫无用处……这种措施的唯一结果就是造成美元贬值，使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拥有更大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调侃为“直升机本（本是伯南克的昵称）”。
当然，最值得关注的自然是中国的态度。对于美联储的这一举动，本身可能受其害的中国自然也不会客气。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就说，很多国家担心这项政策对它们经济的影响，应该有人站出来给我们一个解释，不然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信心可能就会受到损害。
美国人确实欠中国，也欠世界一个解释！美元是美国人的美元，这不假，但美元也是“世界货币”，中国手中的美元就超过了两万亿。自然，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其政策变动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美国国内，对全世界，尤其是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祸福，有着密切的关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美联储“开闸放水”的结果，必然是市场流动性泛滥，资本的逐利性，势必又引发大量“热钱”涌向收益率高的新兴经济体，这会导致这些国家“输入性通胀”加剧，甚至引发新的金融动荡和危机。而且，大量印钞还导致美元贬值，对美国出口有利，但对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个噩耗。
鉴于此，在新兴经济体的施压下，2010年在韩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曾承诺，储备货币国“将警惕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波动”。在中国的交涉下，美国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也曾承诺，将采取前瞻性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但美国“前瞻性”的举动，却最终落实在了美联储新一轮的量化宽松上。这让世界摇头，也让各国真切地感受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我行我素，也难怪德国财长在指责美国自损信誉的同时，还忍不住要嘲讽“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
在美国的政治架构中，美联储的独立运作也成了美国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挡箭牌之一。但美联储显然也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大局行事，更何况，伯南克也是在承诺书上签了字的。而美联储最终不惜自食其言再行量化宽松，甚至都不顾外交上可能带来的损害。我们与其嘲笑美国人的短视，不如感叹美国的专横，感叹美国在金融体系中一家独大的地位！
说它专横，是因为美国根本不在乎外界的反应，其他国家有再多批评、再多指责、再多唾骂，都不会对美国构成实际约束和威胁。美元归根到底是美国的美元，是美联储掌控下的美元。美联储升息降息，美联储大肆印钞，美联储驱动滚滚“热钱”，世界又能奈美国何？毕竟，在短期内，美元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注定了美国可以坐享“铸币红利”，甚至可不必履行应有的责任。
所以，难怪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要说，当他帮助其他国家努力填补财政和贸易赤字时，总是感慨美国的这一好处——可以自由发行债券和印刷钞票。也难怪尼克松时代的美国财长康纳利自信地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本文发表于2010年11月
17 我与美国商务部长关于保护主义的对话
背后故事在美对华贸易摩擦中，站在最前台的是美国两大部门：一是商务部，另一则是贸易代表办公室。前者属于内阁，后者属于总统团队，但其首长都是部长级人士。基于中美贸易日益重要，奥巴马最终选择了骆家辉出任商务部长。当然，这一任命也有其特殊背景，奥巴马先提名的两位候选人都难以胜任，先是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德森因腐败指控撤回提名，共和党参议员格雷格则因和奥巴马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拂袖而去。骆家辉最终胜出，其中的原因，美国商务部前助理副部长董继玲就对我分析说，是骆家辉“致力于拓展中美经贸关系，而且成绩斐然”。骆家辉后来又出任美驻华大使，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奥巴马团队对他在中美经贸领域有娴熟经验的看重。从以前他在华盛顿担任州长的表现看，骆家辉是支持扩大中美贸易的；但就任商务部长后，他则不可避免地成为诸多摩擦政策的主导者。尽管他也反复澄清，美中摩擦的案值其实很小，没有摩擦的依然是绝大多数。但这微小部分，对于受涉及的中国企业和工人来说，则可能是灭顶之灾。尽管我也相信，这种情况骆家辉也是不乐意看到的，他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正文
中美贸易互利双赢，这是中美各界的一致共识；但在落实这个共识时，却不可避免地出现杂音。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不断对中国商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作为一个新例子，2010年5月17日，中国输美钢绞线又面临被同时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惩罚性关税的命运。
一方面对中国商品挥舞大棒，另一方面美国则在积极促进对华出口。5月16日，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骆家辉率庞大贸易代表团赴中国，用美国商务部的话说，这是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派出的第一个由内阁部长率领的贸易代表团，目的是为美国赢得更多商机。骆家辉可能没想到，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华盛顿州长任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重要的国家，成了他长袖善舞的舞台。
在骆家辉出发前，我忍不住询问他：“你多次强调美国将推行积极的贸易促进战略，但许多中国官员却抱怨说，美国却对许多中国产品采取了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尤其是美国商务部，相关的制裁案例大大多于以往，你怎么看这种矛盾？”
我所说的案例，有大量的数据可以证明：仅在2009年，美就对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调查23起，“337调查”8起，涉及中国年出口金额约76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分别比上一年增长53%和800%，占全球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总数的25%和总额的65%。
中国钢产品则成为美国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最大受害者。不算最新的这起钢绞线“双反”案例，在2009年美对华发起的10起反补贴案中，有6起涉及钢铁及钢铁制成品，涉案金额超过40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美钢铁类产品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而且，美国的这种行为，还诱发其他国家对中国钢产品发起类似调查。
对于我的提问，骆家辉则辩称，这些制裁案件都是美国企业提起的，它们认为受到了中国产品的冲击，而它们提起诉讼后，政府必须履行裁判责任。同时，他也再三强调，受美国制裁的中国商品只占中国输美商品总额的3%，“我们不应该关注制裁的数量，而应该关注受到相关制裁和没有制裁商品的总值，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只有3%的（中国商品）受到这些（制裁）措施的限制”。
这应该也是中美就相关案件交涉时美方的一贯口径。用骆家辉的话说，“我们曾就此向中国政府官员解释过，这不是美国政府想提起这些（针对中国商品的制裁）案子”。
骆家辉将原因都推到了企业身上，这样的解释就有道理吗？
这真未必！
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对华不断实行贸易救济措施。政府名义上担任中间裁判角色，但从过去一年的实际诉讼结果看，政府在明显偏袒诉讼方。在一些涉华贸易案件中，甚至做到了美方有诉即受理，有受理即对中国商品制裁，有制裁即高关税制裁的结果，严重超越了执法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合理尺度。
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案例就是针对中国轮胎的特保制裁，这是美国首次对中国商品实施特保制裁。这开创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在前总统小布什执政的八年中，美国政府无一例外否决了多起针对中国的特保案。
更主要的是，美国的做法不顾事实。在我旁听过的相关听证会上，除了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等少数组织鼓吹制裁外，美国轮胎厂商、销售商、贸易专家、中国厂商几乎无一例外都反对制裁，认为这将损害美国商家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虽然他们集体说“不”，但仍遭到奥巴马的一票否决。
作为最终结果，中国轮胎受阻于美国国门之外，美国国内轮胎价格高涨，消费者为此蒙受损失。美国轮胎自由贸易联盟法律顾问玛格丽特·特罗斯文（Marguerite Trossevin）就说，轮胎特保案发出了一个“信号”：“特殊利益团体只要需要，就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不管这一举措对整体贸易政策意味着什么。”《华尔街日报》社论也由此批评奥巴马是一个“保护主义总统”。
美国对中国商品“另眼相看”，与美国当前特殊的政治生态有关，在失业率飙升、中期选举在即的情况下，许多人将矛头指向中国，通过抨击中国、向中国施压来博取政治利益。这从最近一些美国人士鼓吹人民币升值、指责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等事件也可见一斑。
在利益多元的美国社会，这种指责其实也很正常，但美国政府出于政治考虑，有时不是很冷静、客观和理性地看待这些杂音，反而采取了支持、纵容甚至迎合的态度，从而导致针对中国商品的贸易救济案例层出不穷。
对于美国的这种做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初的记者会上就指出，中国对有些国家要提高出口的比重予以理解。他所不解的是，为了提高本国的出口而贬低本国的币值，反过来又企图用施压的办法来强迫别国的货币升值，“我以为这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保护主义无疑正对中美经贸合作构成严重挑战。当然，我们也需要冷静看待。正如骆家辉所言，受美国制裁的中国商品只占中国输美商品总额的3%。中美贸易前景良好，合作是主流，摩擦是插曲，这是大局。
但两国贸易纠纷在增加，这也是事实。3%的比例虽然不大，但牵涉到的却也是中国成千上万人的生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政府在努力促进美国人就业的同时，实在不应该损害中国厂家和中国工人的合法权益。本文发表于2010年5月
18 美国国会里有多少“涉华提案”
背后故事在华盛顿担任记者期间，几乎每隔一两天，都会去美国国会“报到”——旁听各种听证会，或者报道有关法案的进程。这些活动中，我最关心的，除了有关重大经济问题的听证外，就是“涉华法案”的制定情况。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提案中，绝大多数都是挥棒指向中国，不是宣称要惩罚，就是威胁要制裁。在对中国妖魔化的舆论氛围中，某些国会政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扮演始作俑者的角色。当然，有一点我们也需要理解，美国的国会是作为政府制衡角色存在的，找政府麻烦，展现自身强硬立场，是许多议员在政坛出人头地、扬名立万的不二法宝。而最有可能成为美国挑战者的中国，自然成为他们最喜欢攻击或借以攻击的目标。但事情也不会一成不变。我就看到，不少美国国会议员，在任议员时为争取选票，总是对中国严词相向；但及至卸任回家，却出奇地对中国友善，并从对华贸易中大受其惠。这也算是美国政客的两面性吧！
正文
对美国议员们来说，可能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引起他们持续且强烈的兴趣。“特殊照顾”的结果，就是一条接一条的涉华法案出台，今天在人民币问题上施压，明天威胁对中国制裁，为此忙得不亦乐乎。
国会现在究竟有多少涉华法案呢？不统计不知道，一统计吓一跳。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国会（2007年1月7日—2009年1月7日）从成立至2008年11月中旬，涉华法律提案已提出106条，拨款提案2条，无约束力提案18条。
仔细浏览这些提案，对中国挥舞大棒的自然占了绝大多数。其中，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要求对中国实行更强硬的贸易政策的提案最多，占到了49条；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爆发后，议员们也找到了新的施压方向，此类议案达到了32条；此外，在人民币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外交问题等方面，国会也有提案。
美国国会有众院和参院之分，因此有的提案是众议员出马，有的则是参议员操刀，但都是磨刀霍霍。以本届众院对华“国字第一号”提案为例，提案发起人是俄亥俄州议员卡普蒂尔（Kaptur），名称为“2007年平衡贸易法案”，提案主要内容是：如果美国连续三年对某国的贸易赤字达到100亿美元，美国总统就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平衡贸易。美国国会听证会，国会运转的重要表现。在听证会上，议员们严词拷问，政府官员疲于应付，图为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就金融危机责任问题出席听证会。
很明显针对的就是中国，因为在美国主要贸易对象中，中国是最大的顺差国。按照美国的统计，仅在2007年，美对华贸易赤字就达到了2300亿美元。尽管中美贸易不平衡有诸多因素，但对中国怒目相对，是许多议员最快意的事情。
去年中美贸易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动向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双反”制裁——除了反倾销制裁外，又实行反补贴制裁。这在国会山自然也有反映，而且更进一步。比如，2007年2月，有议员提出“美国制造业竞争法案”，称在实行“双反”制裁时，可以美国国内企业为参照对象。“双反”有违惯例不说，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能是同一成本吗？这条提案的目的自然是不言而喻。
议员们在贸易问题上出重拳的同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不放松。2007年1月18日的一条议案就称，中国操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美国因此应该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2月20日的一条议案则更具体，如果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谈判不成功，就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增收27.5%的惩罚性关税。
但随着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的爆发，国会2007年下半年的议案许多则是针对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以参院为例，从9月开始，连续7个针对中国的议案都是有关产品质量安全的。这其中有加强美国食品安全之类泛泛的提案，也有比较明确针对中国的提案，比如禁止含铅玩具等——尽管中国也反复指出，中美在铅含量上存在质量差异，铅超标玩具则是个别厂家的责任。
国会议员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提出法案，法案多了，随意性也就很大。内容基本一致的涉华提案，常常是今天甲先提A议案，明天乙提出B议案，后天丙丁则联名提出C议案，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般忙得不亦乐乎。也就是靠“中国热”露个脸而已。
但议员们的关注目标可是包罗万象，这在无约束提案上更可见一斑——相形之下，法律提案更多涉及经贸等具体问题，因此条文也相对严谨；但无约束提案，更多涉及外交等抽象问题，因此条文也更加无所顾忌。
美国国会对中国“特殊照顾”，有其朝野对抗的影子，也不乏操纵议题借以扬名的目的。因此，对于其非理性的许多提案，美国政府反对，商界、学界也根本不予认同。比如美国财政部明确认为，中国并未操纵人民币汇率；而在美国学界，1000多名经济学家2008年夏天联合签名上书国会，向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说“不”。
可能也是觉得提案更多是政治动作，因此也是提出的多，付诸表决的少，成为法律的更是“凤毛麟角”——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两例，分别是7月26日通过的改革外来投资审核程序、加强对外来投资的管理法案，和9月27日通过的改革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局以加强监管的法案。
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美国议员都视中国为威胁，在106条法律提案中，也有3条提案要求美中加强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8月1日由纽约州众议员伊斯雷尔（Israel）提出的“美中能源合作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能源部采取措施鼓励美中在节能、可持续能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另外，还有两条加强中文教育的提案，一条为华盛顿州众议员诺伦伯格（Knollenberg）提出，要求政府采取鼓励措施，在中小学和成人教育中支持中文普通话教育。
但可惜的是，与层出不穷的对华施压提案相比，旨在加强沟通、增进了解、促进合作的有远见的提案，实在太少了！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
19 美国媒体为何“集体失语”
背后故事2007年，我采访并通过新华社通稿刊发了名为《经济观察：千名美经济学家向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大声说“不”》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但让我诧异的是，对于这样一条重要新闻，美国的主流媒体保持了“集体的沉默”。其中的原因，自然有很多，但最基本的一条，在我看来，就是这些经济学家在为中国说话。这与美国媒体的主流价值观相左，它们自然选择了忽略。如果换做千名美国经济学家谴责中国保护主义，你看美国媒体会怎么报道？我这也不是全盘否认美国媒体的客观性。在涉华问题上，从美国报纸、杂志评论上，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为中国辩护的声音，但相对于压倒性的指责中国的声音，这种辩护之声显得太微弱了。当然，如果往深里追究，美国媒体这么报道，也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缘故。中国毕竟是与美国和西方制度很不一样的国度，对这样的国度，美国人总难免会戴上有色眼镜来观察。
正文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新闻领域，获得重大事件的独家新闻，往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里面既需要平时的积累、关键时候的执著，可能也需要一点运气，有的时候，也和比较微妙的新闻环境息息相关。
我在2007年采访并刊发的文章《经济观察：千名美经济学家向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大声说“不”》可能就是一个例子。这是条涉华新闻，但反映的却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声音——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合签名请愿，强烈要求美国议员遵循自由贸易精神，抵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千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请愿，反对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这其中每一个词语，都是极有分量的新闻关键词，蕴含着丰富的新闻信息。尤其在当前美国对华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会人民币法案接连不断的情况下，这样反映美国主流社会声音的新闻是反击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武器。
果然，这条新闻刊发后，立刻引起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强烈关注。美国保守派学者威廉姆·R.霍金斯（William R.Hawkins）在一篇反驳文章中开头就写道：“北京国营的新华社非常快速地报道了增长俱乐部在中国问题上的最新游说活动……‘超过1000多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合签名敦促国会不要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条新华社于8月3日发自华盛顿的新闻如是说。”
说实话，在有朋友最开始向我透露这一信息时，我还不是特别相信——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反对对华制裁，这不假，但1000多个经济学家联合签名反对制裁中国，这听上去好像不大可能。因为至少最近十来年，美国经济学家们就一个问题发表联名信表示看法，往往是几十个人，多的几百个，现在突然1000多个，显然不合常理。
但新闻之所以被认为重大，往往就在于其突破简单直线思维。尽管带着狐疑，我还是立刻前往发起联名信的华盛顿一个著名社团——增长俱乐部——了解情况。当时这里正举办了一个小型记者会，可能记者们不感兴趣或也一样不相信，只有几个记者前来，其中大部分可能还都是来自于社区媒体。
但事情却是千真万确：1028名经济学家已在联名信上签名，强烈要求反对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机会难得，新闻重大，这样的新闻材料对反击当前美国国会的反华逆流显然有积极而特殊的作用。我立刻抓住机会，经过联系，采访了俱乐部总裁帕特·图米和多位签名的知名经济学家，并详细了解这次签名活动的来龙去脉。
图米解释说，这次签名活动效仿的是1930年1028名经济学家上书事件。当时美国国会也在推动一项增加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遭到经济学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如果该法案付诸实施，将使各国展开贸易战，这对各国经济来说都是灾难。
为施加压力，1028经济学家联合签名请愿，要求国会和时任总统的胡佛拒绝这一法案。但国会和总统没有接受经济学家的意见，结果引发股市暴跌，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美国经济的大萧条。
图米感慨地说，现在新一波的国会对华批评声浪，很不幸地显示出“国会患上了糟糕的健忘症”，而经济学家必须对这股回潮的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大声说“不”。作为效仿，增长俱乐部联系了1000多名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立场有异，观点不同，但在自由贸易这一点上是完全赞成的，因此都欣然签名，很快就凑成了一份有1028个名字的名单。
知名经济学家、里根政府时期经济政策主要制定者之一的约翰·拉特利奇博士也是签名者之一。他对我说，他很赞成这样的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签了名。此外，他还将请愿信转发给了20—30个经济界的朋友，他们也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四名签名的经济学家就这封联名信发表看法，他们左侧的宣传纸上，密密麻麻的是1028名经济学家名单，中间则是他们联署的请愿信。
毋庸置疑，在这些签名者中，有许多是一贯对华友好或本身就在华有利益的经济学家，但很多完全是出于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支持。我对从增长俱乐部得到的名单进行仔细查对，发现其中还有4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分别是芬恩·基德兰德、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托马斯·谢林和弗农·史密斯。此外，还有不少曾担任过美国政府的部长、议员等要职的重量级人士。
在利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找到一两个或者几十个为中国辩护的经济学家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1000多名经济学家站在一起，反击国会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这至少在中美建交近30年来是第一次，在美国社会也是77年来的第二次。
这样的新闻，既是经济领域也是涉华领域的一件大事。果不其然，我的中英文稿件刊发后，国内媒体纷纷刊用。这篇新闻稿也随即被新华社总编室评为表扬稿。《参考消息》编辑部也来函要我跟进继续作深入报道，一些国内财经媒体也从该消息得到启发，联系增长俱乐部作后续报道。
这条新闻稿的成功，其中有朋友的帮助，有自己的多次采访，有顺利的一面，也有反复求证的曲折和艰难，确实来之不易。作为新华社的记者，稿件既要注重准确性，也要有时效性，还要注重独家采访性。在我预想当中，准确性因为得到了面对面的求证，毋庸置疑；时效性也应该能在世界各大通讯社里排第一，因为其他通讯社都没有记者进行类似采访。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条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重大新闻，而且是关于现在最热的中美问题的新闻，世界其他大新闻单位，比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者如《金融时报》、彭博通讯社等财经媒体单位都未曾有报道。我的这条报道竟然还成了全球各大媒体间的独家新闻。
拉特利奇博士后来也对我坦言，他也只看到了《中国日报》的相关报道，但该报道显然又是取自我刊发的新华社英文稿。他评价说，稿件报道得不错，但让他感到诧异和遗憾的，似乎只有新华社发了稿，世界其他大媒体竟“集体忽略”了这条新闻。
在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复杂且不利于中方的情况下，获得这样一条独家新闻并向世界刊发，这是一个新闻人的自豪；但美国和世界其他主流媒体的“集体失语”，也让我反思。
这当中存在多种可能性。
第一，其他一些媒体记者确实漏掉了这条新闻。由于关注点不同或其他事情干扰，一些财经记者可能忽略了这一事件。因为就在当天，我还参加了美国一些主张与中国友好的议员提交多个加强美中关系议案的记者会，一些到场采访的财经媒体记者，并未随后出现在增长俱乐部的新闻发布现场。
新闻是一个易碎品，今天的新闻只能是明天的历史。这些记者随后可能也发现了这条新闻，但由于其已失去时效性，因此只能放弃。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不随后跟进作补充或深入报道呢？
第二，存在一些内部利益之争。拉特利奇博士对我说，在1930年的签名事件中，经济学家曾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这次他们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广告，因此，《纽约时报》可能会感到不满，拒绝加以报道。另外，也可能因为这条新闻新华社已先予以报道，美国媒体决定不再跟进。
从这种“新闻竞争规避”角度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我窃以为，美国主流新闻界还不至于为这点门户之见而放弃新闻原则。毕竟这是1000多个经济学家的联合签名，其中有4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是一条小新闻。更何况，联名信关注的是现在最热的美中贸易问题，相关的文章在美国各大媒体铺天盖地，记者不可能放弃这样的新闻。
第三，最可能的，就是故意沉默。因为就我所知，个别美国同行其实也知晓这个新闻事件，但最终却未付诸报道。是这条新闻缺乏新闻点吗？显然不是。是这条新闻不适合报道吗？可能确实有这一点，因为这一新闻事件显然是为中国辩护。拉特利奇博士就说，在当前批评中国成为时尚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对于这样的声音，美国主流媒体也似乎在有意回避。尽管在美国媒体上，仍可以同时看到批评中国和为中国辩护的声音，但这种平衡有时是很微妙的。通常批评中国的报道浓墨重彩，为中国辩护的新闻则轻描淡写，或者前者往往占据重要版面，后者则刊登于不起眼的角落。
这种沉默，可能是一线记者的沉默，也可能是后方主编的沉默，或许这是彼此间业已形成的一种默契。但这种奇怪的“集体失语”，凸显了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作为报道对象的微妙定位，这既是目前对华批评报道甚嚣尘上的一个缩影，也可能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本文发表于2007年8月
20 “中德国”概念背后的玄机
背后故事西方对中国的攻击，有时是当头棒喝的直接攻击；有时，则走迂回路线，甚至拉上陪绑者。一个新的不幸的陪绑者，就是德国。尽管德国是西方国家中的一员，但对于德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强和贸易顺差，美英等国家一直是颇有抱怨的。新崛起的中国，则显然有类似于德国的方面，于是将两个国家捆绑起来批评，似乎也顺理成章。“中德国”的概念由此粉墨登场。德国很委屈，哪有盟国这样批评盟国的？但对中国来说，我倒觉得，这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毕竟将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跟中国捆绑在一起，至少中国在捍卫自己的利益时，更容易得到多一点的外界的理解，甚至可能的帮助。于是，我们看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格局正在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大转变态势。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自然是大趋势，中国和德国的接近，则又是格局微妙的一种表现。这更应了国际政治中的那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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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各种概念满天飞：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创造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新词，印度政治家拉梅什则提出了“中印度（Chindia）”的说法。当然，更早一点的，还有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提出的“金砖四国（BRIC）”。
大帽子林林总总、也颇多争议，但其中最没有争议的一点，那就是其中都包含有中国。如果说上述几个概念都肯定了中国崛起，也肯定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力，对中国是以“捧”为主；那么新近出现的“中德国”（Chermany）概念，可就不那么好了，和“骂”中国颇有关系了。
中国和德国，相隔万里，国情不同，发展阶段各异，怎么就连成一体了？
在创造了“中德国”一词的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眼中，中德两国虽然有很多差异，但也有很多相似点：第一，两国都是制造业出口大国；第二，两国储蓄率都偏高；第三，两国都拥有巨大顺差。
一言以蔽之，中德都是出口大国和顺差国，“中德国”概念不过就是顺差国的代名词。在美国等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施压的同时，德国也因出口强劲在欧盟内部遭遇指责。仔细看对中德施压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逆差国。提出中美“两国集团”概念的伯格斯滕，既炫耀和中国的关系，又在许多问题上指责中国，伯格斯滕身上，就有这种典型的两面性。
鉴于此，德国《商报》曾刊文感慨地说，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中德国”经常遭受贸易伙伴的批评，它们被批评扩大内需不够，没有促进所在经济区复苏——中国对应的是美国，德国对应的自然是欧洲。因此，“这两个国家受到不同方式的规劝，它们应该增加出口成本——对中国而言，应该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德国来说，应该提高国内工人的工资。”
出口多了受指责，看来倒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前有日本之鉴，今有德国为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就在一篇文章中调侃说：“讨厌鬼！你努力工作，你储蓄，你制造商品卖出去赚钱。大家都很高兴，然后，你的顾客——愚蠢的挥霍者破产了。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在指责你。”
很不幸，中国和德国现在就成了“讨厌鬼”，按照沃尔夫以及其他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的说法，中国需要为美国赤字负责，德国则需要为希腊等国的危机承担责任。而且，在当前顺差国和逆差国的“战斗”中，顺差国最不可能获胜。因为，“欧元区分崩离析对德国制造业非常不利，美国诉诸保护主义对中国也十分不利。”
中德似乎成了当前世界新危机的罪魁祸首。于是也难怪有美国议员公开宣称，中国对货币市场的操纵，是中国经济每年10%的高速增长以及美国接近10%的失业率的“根源”。换言之，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主要应归咎于中国。
这种逻辑正确吗？按我粗浅的经济学知识，这实在不值一驳。就像一个挥霍者，他最终因为举债过多陷入危机，他不自己反省自身的问题，却反而倒打一耙，指责借钱给他的人不负责任，让他陷入了危机。这合理吗？如果不借给他，是否他仍会指责对方不负责任，对他无米下锅见死不救呢？
也难怪，对于沃尔夫等人的指控，有德国媒体就嘲讽说，在欧洲的狂欢宴会中，德国为法国和南欧国家担负了“厨师和服务员”的角色，后者长期享受德国提供的美味佳肴，但到付账时却没钱埋单，因为他们破产了。但他们还归咎于顺差国，要求“德国为什么不减少生产”。“中德国”概念的背后，不过是一些逆差国对顺差国的红眼病，并希望以此为由高举大棒，逼迫顺差国自我打压，让对方从中得利。沃尔夫就扬言，在消除逆差的过程中，逆差国诉诸“保护主义手段”是天经地义的。
贸易平衡的目标是可以理解的，但将自身问题归咎到别国头上，同时为保护主义寻找理论支持，未免就太明目张胆了。中国人讲究“三省吾身”，每个犯错的人，其实更应该多自我反省，然后自我改正。也难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要载文当头棒喝：“希腊和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德两国造成的，中德两国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希腊和美国犯了错误，它们必须自己去纠正。”本文发表于2010年4月
21 美国是否在狂印美钞
背后故事我曾参观过华盛顿印钞局，看到美元在流水线上生产的过程。美元的出世，需要经过一道道的程序和一重重的关卡，着实来之不易。但在过去几年，美联储却是一连串的大手笔，动辄可是几千亿美元。这么大的需求量，美国印钞局的生产线来得及吗？肯定来不及。但如果认为美联储需要钱，还必须等印钞局生产，那也委实小看了美联储的能力。随着电子化生产的发展，美联储其实只需轻轻点击一下鼠标，几千亿美元便可喷涌而出。这其实更可怕。毕竟真实的印钞机有产能限制，而电子货币则拥有无限量的可能！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国家财经政策制定者惊呼：世界进入了真正的“货币战争”——美元急剧贬值，新兴国家货币升值，后者更由此承受通胀暴涨的痛苦。美元是美国人的美元，美国人输出了更多美元，掠夺了更多的财富。这是当今国际金融格局中的一个无奈事实。这也难怪许多国家都呼吁，要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天，何时才能来临？美国人会拱手让出特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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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外界用得最多的一个嘲讽词语，就是“印钞机”。“商品大王”罗杰斯就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懂经济学，只懂印钞票”。按照他的话说，伯南克的学术生涯，“就是在研究印钞机，给他一台印钞机，他就会使劲地开动”。
更有意思的，则是电视媒体的配合报道，一谈到量化宽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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