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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2 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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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heodore Dreiser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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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姑娘(博集典藏馆)

珍妮姑娘(博集典藏馆)试读:

译者介绍

潘庆舲(1930.11—),江苏吴江人,中国资深翻译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译审,教授,英国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半个多世纪以来,致力于东方文学翻译与研究,从事英文、俄文翻译工作五十余年。作为我国波斯语言文学界有突出贡献的学者,曾获伊朗总统亲自授予的“最高总统奖”。

其主要翻译作品有《瓦尔登湖》《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波斯短篇小说集》《九亭宫》《波斯诗圣菲尔多西》《珍妮姑娘》《嘉莉妹妹》《美国悲剧》《逾越节的求爱》《金融家》《大街》《红字》等。译著一览

译者序

《珍妮姑娘》:平凡中见伟大的女性《珍妮姑娘》是除马克·吐温那部顶峰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外,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部美国小说。1——美国著名批评家亨利·门肯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是20世纪初美国文坛上异军突起的一位最杰出的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他不带偏见率先如实地描写了新的美国城市生活,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和重要代表人物。远在193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在授奖仪式答词中,对德莱塞在美国文学史上的成就就做出了十分中肯的评价,宣称德莱塞才是理应获得该奖的更佳人选:“我和许多其他美国作家一样认为:德莱塞常常得不到人们的赏识,有时还遭人忌恨,但跟任何别的美国作家相比,他总是独辟蹊径,勇往直前,在美国小说领域里,为了从维多利亚时期和豪威尔斯式的胆怯与斯文风格转向忠实、大胆和生活的激情而扫清了道路。没有他披荆斩棘地开拓的功绩,我怀疑我们中间有哪一位——除非他甘心情愿去坐牢——敢去描写2生活,描写美,和描写恐怖。”因此,美国评论家认为:德莱塞大胆创新,突破了美国文坛上传统思想禁锢,解放了美国的小说,给美国文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并且将德莱塞和福克纳、海明威并列为美国现代小说三巨头。

德莱塞又是美国文学中第一位来自底层社会,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重要作家。1871年8月27日,德莱塞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郊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德国移民家庭。父亲原是为了逃避征兵流亡到美国,婚后生下了十几个子女,不幸经常失业。他不但思想狭隘,而且执迷不悟,对待子女犹如暴君,以致好几个子女堕入不正经的生活。其中有一个女儿曾经被逼为娼,唯一获得成功的则是保尔·德莱塞,他原先是个闯江湖的滑稽艺人,后来成了流行歌曲作家,红极一时,在他弟弟德莱塞的心目中,不啻成功的榜样。母亲则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拉夫人后裔,属于孟诺派的新教徒,无疑带有一层异教徒的神秘色彩。她秉性温柔,克勤克俭,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了家庭,携着幼小的孩子,在中西部从一个市镇到另一个市镇四处流浪。因此,子女们经常被迫辍学,都没法儿得到最起码的学校教育。德莱塞幼时也曾经光着脚在铁路道轨两旁捡过煤渣,过着极其凄苦而又遭人非议的生活。这种罕见的贫苦人生况味,令他永远难以忘怀,自然也就成为他后来接近贫民和同情弱者的思想基础。美国评论家对此都予以肯定,说怜悯与同情是德莱塞文学创作的主要动机。

1889年,德莱塞在一位中学教师热心资助下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但一年后即辍学,到芝加哥某地产公司和家具公司当收账员,整日价挨门逐户去敛钱,使他接触到底层社会各种人物和阴暗面,为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也决定了他的创作中的悲剧意识和自然主3义色彩。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在《德莱塞》一文中所说:“大概世上自古以来存在过的一切忧郁、阴暗和沉重,在他笔下都有所反映。……他神情沮丧,他不知如何改变生活,因而他描绘生活一如所见——真实,毫不伪饰。”再说,德莱塞在青年时代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笛福、狄更斯、萨克雷、菲尔丁、霍桑、巴尔扎克等名家的作品,深深地为这些文学大师所塑造的人物世界倾倒。有意思的是,德莱塞常常被视为对美国自然主义做出巨大贡献的小说家,可是,对德莱塞的创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并不是左拉,而恰巧是巴尔扎克。

德莱塞一面承认自己年轻时“压根儿没有读过左拉的作品”,一面在读到巴尔扎克的作品时却说:“一道新的生活之门突然为我开启,真令人心驰神往!……这里确实有一个人,真正有所见,有所思考,有所体会。他对生活理解深广,感觉灵敏,他达观、宽容而又风趣……写得多么真实!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文艺革命。”后来德莱塞又写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简直跟巴尔扎克,以及他笔下的人物一同吃饭,一同睡觉,一同做梦,一同呼吸,脑子里装的是他的想法,眼里看到的是他描绘的城市。”由此,他产生了急欲表现美国形形色色的城市社会生活的创作激情。但是,直到1892年进入芝加哥《环球报》任新闻记者,他才开始写作一些幽默小品。

1895年他寓居纽约正式从事写作,同时编辑杂志,经常往来于芝加哥、圣路易斯、托莱多、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各大城市之间,接触到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的层面,目睹了贫民窟、酗酒、色情、娼妓、凶杀、拐骗、抢劫……从而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美国的现实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而是一种“残酷的、不公道的现实”,是一个“毁灭的过程,而幸福只不过是幻觉而已”。他很想把它在报刊上反映出来,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当我想谈谈穷人的痛苦和他们身受的压迫时,我受到了嘲笑。于是,我抛弃了新闻记者的工作而开始写作,来4揭发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美国作家詹姆斯·法瑞尔也切中肯綮地说:“德莱塞目睹了美国生活中一边是花天酒地、一边是赤贫如洗的强烈对比。他看到贫穷如何遭人白眼、道德伪善如何盛行。因此,德莱塞要对他所目睹的现状进行道德评价,这也就不仅是十分自然,而实际上乃是一种主观需要了。德莱塞进行道德评论,就他主观这方面来说,乃是思想、感情、认识的开端,它引导着他去写那些如今已成为一种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的小说。”

20世纪初,德莱塞的头一部以前人从未涉及过的“外来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嘉莉妹妹》一出现在美国文坛上,就产生了强烈反响。由于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通过外来妹嘉莉的发迹与高级经理赫斯特伍德的败落,对当时流行的社会道德传统标准大胆地提出了直接挑战,一方面使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作家赢得了很大声誉,正如辛克莱·刘易斯竭力推崇《嘉莉妹妹》“像一股强劲的自由的西风,席卷了株守家园、密不通风的美国,自从马克·吐温和惠特曼以来,头一次给我们闷热的千家万户吹进了新鲜的空气”;另一方面,也使小说作者多年来一直受到责难和攻击。因为20世纪初美国正经历着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即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那时也正是整个美国文学沉湎于理想主义的时代,许多作家热衷于描写人生的乐观方面,小说被视为消遣品,作品中往往充满虚无缥缈的理想或浪漫色彩,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则根本熟视无睹。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却不顾当时流行的“优雅文学”传统,如实地揭露了美国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对作者进行迫害,甚至企图将这5部小说作为“禁书”而加以扼杀,自然不足为怪。尽管如此,德莱塞仍坚持认为,“生活就是悲剧……我只想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他“宁愿饿着肚子跑到纽约格林威治村来写几部反映真实的小说”。他就这样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一年接一年,写出了他的生动有力的小说,描写被压迫的妇女,暴露巧取豪夺的美国金融家,6或是条分缕析中产阶级下层的各种惨痛的悲剧”。所以说,德莱塞在1911年10月出版的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珍妮姑娘》,就是当时他继续“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大胆地攻击美国传统道德标准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曾被美国评论家称为“《嘉莉妹妹》的姊妹篇”。

开头,德莱塞在小说初稿中是这样写的:珍妮是一个贫家女,一位美国参议员勾引她之后,同意跟她结婚,不料突然病故,珍妮便带着一个私生子从哥伦布逃到克利夫兰。她在那儿遇到了莱斯特·凯恩,做了他的情妇,但对他隐瞒了私生子的真相。故事的结局写成了道德上的大团圆:莱斯特愿意收养这个孩子,同意跟珍妮结婚,给珍妮带来了欢乐。

贾克(德莱塞的妻子,后离婚)是最早读到原稿的人之一,尽管亲眼看到过《嘉莉妹妹》几乎夭折的风波,却认为《珍妮姑娘》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比《高老头》还伟大,但她又坦率地批评有些地方写得太冗长,需要压缩。随后,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一位名叫莉莲·罗森塔尔的年轻姑娘,赞扬了《珍妮姑娘》,但同时指出结尾有缺点:“我认为,要是莱斯特跟富商遗孀莱蒂结婚,那么,珍妮的悲剧性就会更大些。这一篇故事需要深刻性……而珍妮失去莱斯特就可以表现这一深刻性。”编辑弗里蒙特·赖德对此也有同感。德莱塞觉得他们言之有理,就把故事做了修改,让珍妮失去莱斯特,失去自己的女儿,失去了一切,为了那绝望而无私的爱,他甚至还放手让贾克独自进行删节。于是,《珍妮姑娘》成了未出版物中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

德莱塞将其修改稿分送给十二位编辑、评论家审读,听取他们的意见。评论家詹姆斯·胡尼克阅后发现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其伟大使他联想到俄国人所写的最伟大的作品。他说:“无论如何,我都认7为这是一部巨著,有力地表现了人性,是自弗兰克·诺里斯的那部小说即长篇小说《麦克提格》以来我所读到的最好的一部小说。”著名评论家亨利·门肯觉得这部小说富有力度和现实主义,他写道:“可以跟这部作品媲美的,只有哈代和康拉德……你写成的这部小说,当代没有其他一个美国人能够写得出来……你已经创造了确实伟大的作品。”《珍妮姑娘》正式出书时,德莱塞既是满怀希望,但又同时担心它会不会跟《嘉莉妹妹》一样遭到同样的厄运。当然,有人照例对德莱塞的“伤风败俗”的描写,以及文体上的缺点加以批评指责,这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可喜的是,有许多重要的评论都是赞扬性的。甚至连清教徒都认为,珍妮跟嘉莉不同,是用痛苦的悲剧来洗赎她的罪过的。由于这种寓意诲人的思想影响,人们可能并没有发现德莱塞反复强调的一个想法,那就是:珍妮对莱斯特·凯恩的坚贞不渝的爱情,证明私恋比教会认为正当的婚姻也许能够产生更忠诚、更纯真的爱情。大众传媒与评论界,不消说,对小说都一致加以赞扬。比如说,赞扬小说“构思巧妙极了——像一部伟大的乐曲……十分坚强有力”,说“珍妮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使读者的心灵感到痛楚,对全部故事充满同情,虽然这种同情是无补于事的”,并认为德莱塞值得受到“最崇高的敬意”。都连篇累牍地称它为“一部伟大的小说”,有的干脆说,“用那个用滥了的字眼——‘伟大的’来形容这部作品,也都不算过分”。门肯公开撰文评论,题名为《第一流的小说》,并把它跟左拉、托尔斯泰和康拉德的作品相比较。门肯问道:“这是一部道德说教的故事吗?一点儿也不是。它比起弦乐四重奏或是欧几里得的第一部著作来,并没有更多的道德说教的成分。”

最后,门肯赞扬《珍妮姑娘》是“除(马克·吐温)那部顶峰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外,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部美国小说”。托马斯·K.惠普尔教授大加赞扬的是小说里到处充满的那种激情,它“特别表现在作者的悲剧意识中。作者深感世上万物、人事沧桑本身都包含着悲剧性,它是无法逃避、根深蒂固而且无所不在的。尽管感受到这一点的人很多,但像德莱塞感受得如此强烈、如此深切的人很少。《珍妮姑娘》作者的这种气质,同《俄狄浦斯王》的作者索福克勒斯,以及《李尔王》的作者莎士比亚都是一致的”。《珍妮姑娘》在主题思想上与《嘉莉妹妹》都十分相似,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嘉莉妹妹》中,作者认为传统的道德准则是无补于事的,小说的进展旨在演示人生无以预测的浮沉起落。在《珍妮姑娘》中,这种浮沉起落则是不言而喻的,小说的情节在于攻击人们认为社会据以运作的那些道德伦理标准。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可爱而富有同情心的女人怎样由于自己的行为被“官方”认为不合道德,从而使她的一生蒙上了阴影。这部小说的效果就在于暗示了标准的基督教道德既不足以指引世人的行为,也不能判断人们行为的是非曲直。在德莱塞看来,当前这个世界与作为基督教道德规范基础的种种前提乃是格格不入。

珍妮这位少女,对她来说,人生“始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奇境……从她的孩提时期开始,她的一言一行都以仁慈为怀”。一位富有而又名噪一时的参议员布兰德偶尔发现她在他寓居的旅馆里打工擦地板,竟为她妩媚动人的美貌倾倒,便决定娶她为妻。讵料布兰德在结婚之前遽然病故,给珍妮留下了遗腹子。随后,珍妮一家迁往克利夫兰。到那里不久,珍妮跟来自辛辛那提富商的阔少莱斯特·凯恩邂逅。尽管莱斯特出身豪门世家,教养有素,为人慷慨耿直,有时略显孟浪,尽管他十分欣赏珍妮的美德,并且就文化而言,珍妮确实根本不能与他同日而语,但作者还是让读者从感情上觉得他的形象远远没有珍妮美。诚然,莱斯特和他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共同的特性,但另一方面,在德莱塞笔下,莱斯特又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显然有别于他父兄辈的其他资产阶级人物。简单地说,他追求个性自由,具有一定的反叛精神,崇尚美国的民主传统,反对贫富贵贱对立,主张爱情至上,甚至不顾整个家庭的强烈反对,直至对他断绝关系的威胁,爱上了与他社会地位悬殊的工人女儿珍妮,企图同当时社会习俗进行较量。小说绝大部分篇幅用于描写莱斯特与珍妮之间的关系变化,特别是对他们俩之间一度相亲相爱的情节描写,德莱塞的确花了很多的笔墨,可以说相当精彩而且吸引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亿万富翁的父亲遗嘱中取消他的那份遗产继承权,整个上流社会对他实行抵制,这时有教养的富裕遗孀莱蒂·佩斯又来百般引诱他,莱斯特立刻处于极端矛盾的内心斗争之中,深感自己寡不敌众,于是产生了犹豫、彷徨、动摇、退却的心理。而珍妮呢,像往常一样,她完全无私地希望莱斯特去做只要对他最有利的事就成。进退维谷的到头来还是莱斯特自己。他一方面必须对珍妮表示忠诚,另一方面深为杰拉尔德夫人所迷,又渴望保住自己的经济地位,继承先父宏图大业。总之,在上流社会的种种压力之下,莱斯特始终不敢,而且事实证明,也根本不可能冲破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这一樊笼,到头来还是被巨大的资产俘获了。最后他不得不背弃珍妮——尽管催促他离开她的也正是她,而他们依然相爱。

可是,莱斯特与富孀结婚之后,还是试图向珍妮解释自己负疚的心情:“将来我即使得到快乐,想来——至多就像从前跟你在一起时差不多吧。在这笔交易中,举足轻重的显然并不是我自己;因为凡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个人毕竟是无能为力的……依我看,我们大家多少都算是卒子吧。我们就像棋子一样听从命运的驱使,而命运呢,我们自己是支配不了的……“归根到底,人生多少就像一出滑稽戏,”他似乎有些辛酸地继续说道,“这是一场愚蠢的喜剧,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保持我们的人格完好无损。要想人生无缺憾,依我看来,是根本没有的。”

以上这一段话作为小说中最明晰的信仰声明,很值得读者细细地推敲。尽管它出自主人公莱斯特之口,却代表了德莱塞自己的态度,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小说的主旨,寓意深长。

莱斯特一病不起,临终前把珍妮叫到跟前,还对她这样说,似乎有些回心转意:“我早就要跟你说,珍妮,像现在我们这样的分离,我是一直不满意的。依我看,当时这样办毕竟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并没有比从前更幸福。我始终觉得对不起你。我真是巴不得那时没有离开你,也许现在心里就不会这么难过了……以前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事一开头就错了,但绝不是你的过错。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我早就要跟你解释解释。幸亏现在我还来得及告诉你。”

小说结束时,珍妮站在车站最后送别莱斯特的灵柩。她的孩子因病夭折了,莱斯特又魂归西天,如今她已是一无所有。

本来一部小说以被人供养的情妇为主人公,似乎有点儿罕见,但如果这位吃穿靠人的情妇被作为一位善良、可敬而又具备种种美德的人物来描写,显得比囿于社会习俗的普通人高尚得多,那么,不消说,读者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小说中,传统的价值受到了挑战,作者对社会上人的见解的确是不同凡响。

德莱塞的小说在艺术上堪称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他历来独辟蹊径,我行我素,根本不受社会风尚、传统思想和文字模式束缚,仅凭惊人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就将对世事人生的亲身感受与真知灼见,以及来自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与大千世界,绘声绘色地融化到自己的鸿篇巨制中去。在《珍妮姑娘》中,他匠心独运,高瞻远瞩,经过反复构思,芟除烦冗,使小说结构上严谨缜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情节安排也非常紧凑曲折,而且前后呼应,环环相扣,随着故事情节在跌宕起伏中进展,往往令人时而惊奇,时而亢奋,时而扼腕叹息。本来类似富家子与贫家女浪漫史题材的小说,在当时美国文坛上非常流行,许多作家叙述时采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制造一些牵强附会的偶然巧合的荒唐事件。而德莱塞则恰恰相反,他在《珍妮姑娘》中充分发挥了善于讲故事的个人特长,仅仅用朴素无华的白描手法,写出了“一系列顺乎自然的事”,来表现生活中的真实,抨击了当时社会上伪善的伦理道德,却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其次,德莱塞在塑造各种人物性格时,也富有艺术感染力,表现出他的观察细致犀利和深邃有力。正如作家戴维·卡斯纳曾经概括过的那样:“他一手拿着放大镜,把他另一只手上欢蹦乱跳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富人、穷人、乞丐、偷儿、医生、律师、商人,以及社会上各界领袖人物都照彻得纤毫毕露。”当代美国小说家几乎很少有人能把人物形象塑造得像德莱塞这么实在,这么血肉丰满,这么富有立体感。就拿同一个豪门世家来说,凯恩老太爷夫妇、罗伯特、莱斯特哥儿俩及其妹妹路易斯等人物的性格,在德莱塞笔下,显然并不都是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制出来的;他们的思想、性格、气质、品貌,乃至于个人癖好、待人接物和处世之道,都绝不雷同,而是棱角分明,各具特色。一句话,他们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如走马灯似的常常萦绕在读者脑际。同样,德莱塞在描述吹制玻璃的老工人格哈特一家人,也都各具鲜明的个性,绝无雷同之处。还有,德莱塞在描述人物时也常常喜爱使用对比的手法。比如说,作者一方面写出了老工人格哈特的诚实、勤俭、耿直和贫贱不可移的品性,令人读后肃然起敬,一方面又对参议员布兰德、富商莱斯特及其遗孀莱蒂·佩斯等人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生活刻画得入木三分,简直让人恶心。同样,作者既饱含深厚的同情的笔触,描绘了格哈特一家人贫病交迫、孤苦无告的遭际,同时又揭示了权势显赫的参议员布兰德、富商莱斯特等人的上流社会生活,“就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似的”——两相对照,令人触目惊心地看到当时美国存在着的不可逾越的贫富鸿沟及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

当然,德莱塞在《珍妮姑娘》中最大的成功之处,莫过于真实地描写了19世纪末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平民的悲惨生活,塑造了勤劳、纯洁、爽直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珍妮这个工人女儿的动人形象,这在以往美国文学作品中尚属罕见。德莱塞在小说中不仅笔酣墨饱地叙述了珍妮一生坎坷的遭遇,而且感人至深地写出了珍妮每当危难之际,无不自告奋勇,甘愿做出自我牺牲的那种闪闪发光的可贵性格。因此,她的思想和品格远远地凌驾于诸如莱斯特等上流社会人物之上。她始终如一地孝敬贫病煎熬中的德国移民的父母——格哈特夫妇,她无比疼爱头一个情夫留下来的那个弃儿——维思德,她还谅解遗弃了她、但在临终前似乎又回心转意的那个负心汉——莱斯特。由于德莱塞写得真切动人,这个金钱万能的社会的殉葬品——弱女子的悲惨结局,真是催人泪下。不过,当时德莱塞还只是一个“朦胧的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思想上受到托马斯·亨利·赫胥黎89、赫伯特·斯宾塞等人机械论和生物进化论的影响,相信“弱肉强食”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此外还坚信宿命论,认为命运深不可测,难以捉摸,并对世事人生始终满怀狐疑,困惑不解,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处,的确蒙上了一层悲观主义色彩。然而瑕不掩瑜,它体现了德莱塞作品中无处不有的悲剧意识,理应得到包括美国评论家在内的广大读者的肯定和特别赞赏。

德莱塞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显示出了非凡的创作才华,声誉日隆,取得了美国文坛坛主这个领袖地位,被称为继惠特曼、马克·吐温之后的又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他那气势磅礴、充满现代美国本土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及其丰富的创作经验,曾经使美国作家从舍伍德·安德森、菲茨杰拉德到海明威、福克纳等都受益,并为美国文学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但美国文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是德莱塞的文体问题。的确,他写得不那么优美、雅致,有时行文滞重。然而,正如不少评论家所指出的,德莱塞的作品中并不是所有句段全然如此。有不少章节,他倒是写得非常严谨密致,富有文采。在很多作品中,德莱塞极其成功地塑造了不少具有坚实生活基础的人物,像嘉莉妹妹、珍妮姑娘、克莱德、赫斯特伍德和考珀伍德等等,都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典型。特别重要的是,德莱塞善于通过大量的真实细节来展现人物的社会背景,因此,他的小说不仅具有生活真实感,而且生动地再现了一个历史时代,犹如一部“社会文献”或“历史实录”,使我国读者看到了美国自南北战争前段时期直到资本输出时期的一部既深刻又生动的美国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论争、研究和比较,德莱塞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被美国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确认。他们认为,德莱塞的小说内容广博丰富,气势恢宏,引人入胜,具有史诗般的魅力。在描写典型人物的典型环境方面,德莱塞在美国文学中是无与伦比的。德莱塞尽管文笔不佳,却有惊人的观察力和想象力,10美国著名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风趣地说德莱塞“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天才”。

德莱塞于1945年12月28日在加利福尼亚去世,但他的作品早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伟大的新文学运动先驱瞿秋白先生就撰文介绍了德莱塞。他在题名为《美国的真正悲剧》一文里,说德莱塞的“天才,像太白金星似的放射着无穷的光彩”,并指出“德莱塞是描写美国生活的极伟大的作家”。德莱塞一生创作宏富,计有长篇小说八部,短篇小说集五部,自传四部,戏剧、特写、散文、政论集十一部。他的重要作品,包括他的成名作《嘉莉妹妹》及其姐妹篇《珍妮姑娘》、11代表作《美国悲剧》,以及《欲望三部曲》在内的八部长篇小说和一些优秀短篇小说,都已经译成中文。近年来,我国还出版了研究德莱塞生平创作与评述德莱塞小说等集子,对德莱塞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德莱塞的“神来之作”不仅是我国作家、艺术家和广大读者最喜爱阅读、欣赏的珍品,而且是研究20世纪美国文学及其社会历史风貌的首选必读经典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珍妮姑娘》和《嘉莉妹妹》已同时跻身于美国《现代文库》所评选出的“20世纪100本最佳英文小说”。须知,一个作家能享有两部小说同时获选的殊荣,实在是很罕见的。

最后补叙一下,拙译《珍妮姑娘》译竣于1977年8月,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印,先后列入该社“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精装本)、“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广泛印行,旋即被众多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印造,足见其深受读者青睐。我国著名资深翻译家、《外国文艺》杂志首任主编汤永宽先生在评论拙译《珍妮姑娘》时就一语道破:“译文朴素可诵而不事雕饰,非常切合原著的现实主义风格。”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潘庆舲1977年8月初稿于上海连云庐2014年4月补识于上海圣约翰名邸第一部分珍妮的少女时代第一章格哈特一家的不幸

一八八〇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一位中年妇女,由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陪着,走进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家大旅馆,来到账房的台子跟前,打听那里有没有她能做的工作。她身子虚胖无力,面容坦率开朗,言谈举止却显得天真羞怯。她那双善于忍耐的大眼睛里,饱含着这么一点儿忧愁,只有满怀同情地端详过孤苦无告、心烦意乱的穷人面容的人方能理解。谁都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女儿怎么会有一种羞涩、胆怯之感,使她躲缩在背后,两眼若无其事地望着别处。要知道,她母亲虽说没有受过教育,但她富有诗意的心灵里,却充满了幻想、感情,以及与生俱有的慈爱。她父亲则具有一种稳重沉着的性格,而这些性格在她身上都兼容并包了。此刻正是贫困把她们赶到这里来的。她们母女俩赤贫如洗的境况是那样富有感染力,甚至连那个账房都被感动了。“你乐意干什么样的工作?”他问。“也许你们这里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胆怯地回答,“我会擦地板。”

她的女儿一听见这句话,就怪别扭地把脸孔侧转过去,这倒不是因为她不乐意干活儿,而是因为她不愿让人家一眼就看出她们穷得非出来干活儿不可。那个账房倒是颇有侠义心肠的,见到这样的美人儿落了难,不免有些于心不忍。从那个女儿真的百般无奈的神情,一望可知,她们的遭遇确实是苦不堪言。“请稍等一会儿。”那个账房说了,就走进后面办公室去叫女茶房的领班出来。

旅馆里果然有的是工作。经常来擦地板的那个女工走了以后,大楼梯和大客厅就没有人打扫了。“跟着她的是她的女儿吗?”女茶房的领班问,因为从她站着的地方就看得到她们。“是的,依我看大概是吧。”“她要是想来,今儿个下午就可以来。我想,那女孩子也会给她帮帮手吧?”“你就去找女茶房的领班,”那账房回到办公桌跟前高兴地说,“就打那儿过去,”他指着附近一道门,“她会关照你的。”

原来,吹制玻璃的工人威廉·格哈特本人和他全家屡遭不幸,这短小的一幕,不妨可以说,就是这出悲剧的顶点。威廉·格哈特碰到的正是下层社会里司空见惯的厄运,他每天都得看着他的妻子,他的六个孩子,还有他自己,就靠哪一天赶上运气好,赐给他的一点儿东西勉强过活。他自己正病倒在床上。他的大儿子塞巴斯蒂安(他的同伴们管他叫巴斯)现在本地一家制造货车厂商那里当艺徒,每周收入只有四块钱。大女儿珍妮维芙,虽然十八岁多了,至今还没有学过任何手艺。剩下的孩子是,乔治十四岁,玛莎十二岁,威廉十岁,维罗尼加八岁,他们年纪还都太小,什么事都不会干,只是给全家生活徒增困难罢了。他们生活上唯一的依靠就是那所房子,尽管用房子来抵押只借得了六百块钱,但毕竟还是属于格哈特的财产。当时他之所以要筹借这笔钱,是因为买下这所房子已把他全部积蓄都花完了,他还想在旁边另搭三个房间和一条门廊,这样一家人方才全能住下。虽然离抵押期限还有好几年,但因为他日子过得越来越紧,不但把平日攒下来准备还本的那一点儿钱动用了,就连偿付年息的钱也都花完了。格哈特求告无门,自己知道日子难过——医生索取诊金的账单,房子抵押后的按期付息,不用说,还有向肉铺子、面包房的赊欠,尽管店主们知道他的确诚实可靠,随他拖欠不还,可是到头来还是信不过他了……以上种种烦恼沉重地压在他心上,使他寝食不安,他的病也就迟迟好不了。

格哈特太太可不是一个弱女子。她一直替人家洗衣服,反正有多少洗多少,其余的时间就得给孩子们穿衣、做饭,打发他们去上学,还要给他们缝补衣服,侍候卧病的丈夫,偶尔也会暗自落泪。每当杂货铺不肯赊欠东西时,她又得常常亲自出去,寻找一家远一点儿的新杂货铺,先拿一点儿现钱开个户头,以后记账赊欠,直到有人警告那位好心的铺子老板切莫上当、不再让她赊欠的时候,她只好越走越远,另找新的铺子去。那年月,玉米最便宜。有时她就煮上一锅加碱玉米糁,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吃上整整一个星期。玉米粉调成粥,也总比没东西吃强些,不过里面要是加上一点儿牛奶,那就算得上吃酒席了。炸土豆在他们看来几乎就像一种佳馔,咖啡则是难得喝上的珍品。煤块是他们提着篮子、木桶,沿着附近铁路车场的岔道两旁捡来的,劈柴同样是从附近木栈那里拾来的。他们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熬着日子,无时无刻不在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玻璃厂早一点儿开工。无奈冬天转眼就到,格哈特开始感到绝望了。“我恨不得马上摆脱掉窘境才好。”这是那个倔强的德国人嘴上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不过,他说话时那种有气无力的声音,还是表达不出内心的焦灼不安。

真是祸不单行,偏巧小维罗尼加又出了麻疹,一连好几天,大家都认为她八成儿活不成了。她的母亲什么事都顾不上了,只是守在她身旁,一个劲儿地替她祈祷神佑。埃尔旺格大夫纯粹出于人类的同情,12每天都过来给那个孩子认真地诊治。路德宗教会里的旺特牧师,也以教会的名义前来表示慰问。他们两个人都把一种阴森森的宗教气氛带到了格哈特家里。他们是身穿黑袍、由至高无上的主派来的神圣使者。格哈特太太好像以为马上就要失掉自己的孩子,忧心忡忡地守在那小床旁边。三天以后,危险好歹过去了,可家里连一块面包都没有了。塞巴斯蒂安挣来的工钱,都拿去买药了。只有煤块还可以随便去捡,可是,孩子们已有好几回从铁路车场被撵了回来。格哈特太太把她可以求职的地方通通想过了,正在绝望之中才想起了这家大旅馆。现在她真像奇迹一般,时来运转了。“你要多少工钱?”女茶房问她。

格哈特太太没承想人家会征求她的意见,可是她为饥寒所迫,就壮了壮胆回答说:“一天一块钱,不算太多吧?”“不太多,”女茶房说,“这里每星期大概只有三天的活儿。你只要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干完了。”“好极了,”格哈特太太说,“打今天就开始?”“好的。你跟我来,我指给你看打扫的工具在哪儿。”

她们就这样即刻被领进的地方,是当地一家以豪华著称的大旅馆。

作为俄亥俄州首府的哥伦布,人口有五万,过往旅客络绎不绝,确是经营旅馆业的理想场所,事实上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至少当地居民对此颇感得意。这家旅馆是一座气势宏伟的五层楼建筑物,坐落在本城中央广场的一隅,广场那里则是州议会大厦和各大商店。旅馆大厅很宽敞,不久前还重新装饰过。白色大理石地坪和墙裙,因为经常细心地揩擦,总是闪闪发亮。富丽堂皇的楼梯两侧是胡桃木扶手,每个踏级上都嵌着黄铜横条。大厅的一隅,有一个专卖报纸和香烟的柜台,十分惹人注目。账房间和经理部各办公室,就设在楼梯拐弯处底下,全用上等硬木板壁隔开,都安上了当时最新款式的煤气装置。站在大厅尽头的一个门口,就可以望见旅馆附设的理发厅,里面摆着一排排理发椅和刮脸用的水杯。旅馆门前,经常有两三辆接送客人的汽车,按照火车开行的时刻一会儿开来,一会儿又开走。

这个大旅馆是本州政界冠盖云集之处。有好几个州长在他们任期内都把这里当作常驻的寓所。还有两个美国参议员,只要到哥伦布来办事,少不了住到这家旅馆里带有客厅的房间。里头有一位就是参议员布兰德,差不多被旅馆老板看成是个长住的客人,因为布兰德不仅是本城居民,而且是个单身汉,除了旅馆,城里已是无家可去了。在其他来去匆匆的客人里头,包括众议员、本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政客、商人、自由职业者,总之,各色人等,应有尽有,他们来来往往,使得这个有如万花筒一般的世界越发眼花缭乱、喧声鼎沸。

她们母女俩突然被抛入这个光艳夺目的小天地,不由得感到无限惊骇。她们总是小心翼翼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生怕得罪人家。她们负责打扫的那个铺着红地毯的大门厅,在她们看来简直如同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她们总是连眼睛都不敢抬起来,说话时也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后来去刷洗楼梯踏级,揩擦漂亮的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俩可得鼓起一点儿勇气来才行,因为这时母亲心里不免有些胆怯,而女儿觉得自己就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前,哪能不害臊呢。客人们就在楼梯下壮丽宏伟的休息厅里闲坐、抽烟,还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谁都看得见她们母女两个。“这儿不是挺美吗?”珍妮维芙喃喃自语道,但一听见自己的声音,心里就感到紧张不安。“是啊。”她母亲回答说,这时正跪在地上,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使劲儿地拧揩布。“住在这儿一定花很多的钱吧,您说是不是?”“是啊,”她母亲说,“小小的旮旮旯旯里,可别忘了擦。看这儿,你就漏掉了。”

珍妮听了妈这么说,心里很憋气,但她还是认真地干活儿,使劲地揩呀擦呀,再也不敢抬头东张西望了。

母女俩就这样胼手胝足地从楼上沿着楼梯揩擦下来,一直忙活到五点钟光景。外面天黑了,整个大厅却灯火辉煌。她们眼看着快要擦到楼梯底脚了。

经过偌大的转门,一个身材颀长、气度非凡的中年绅士从寒气袭人的户外走了进来。他头戴缎子大礼帽,身披军用大氅,在这些悠闲自在的人里头,一望可知是一位重要人物。他脸孔黝黑端庄,但轮廓鲜明,显出富有同情心的线条;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睛,有两道乌茸茸的浓眉毛掩映着。他经过柜台旁边,随手捡起早就给他准备好的钥匙。走到楼梯边,他就款步登楼了。

他看见在他脚跟边擦地板的中年妇女,不但绕开走了过去,而且亲切地摆摆手,仿佛在说:“不必为我挪动嘛。”

可是这时,那个女儿已站了起来,跟他面面相觑了。从她那困惑不安的眼色里,可以看出,她生怕自己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和蔼可亲地鞠了一躬,笑了一下。“你不必感到不好意思。”他说。

珍妮只是报之以一笑。

他一走上楼梯口,情不自禁地又回过来乜了一眼,这次才算看清了她那异常动人的容貌。他看到她那白白净净的高额角,一头秀发光滑地从额前分开,扎成两根辫子。他还看见她那碧蓝的眼睛和秀丽的面容,甚至还可以尽情欣赏她那动人的嘴唇和丰满的双颊,特别是她那丰腴、雅致的身段,洋溢着青春、健美的气息,而且充满一种乐观的希望,这一切使中年男子顿时产生了非分之想,认为最值得向造物主默祷祈求。他看了这一眼,再也没有回头张望,就不失尊严地径直往前走去,不过她那魅人的风韵,也难以忘怀地随他一块儿去了。这个人就是资历不深的参议员,可尊敬的乔治·西尔威斯特·布兰德先生。“刚上楼的那个人,不是很漂亮吗?”过了一会儿,珍妮说。“是呀,很漂亮。”她的母亲说。“他还拄着一根顶端镶金的手杖呢。”“人们打这儿走过,你可别瞪着眼睛看,”她的母亲一听就明白,就特意关照她,“这样不好。”“我可没有瞪大眼睛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说,“是他自己向我鞠了一躬呢。”“好吧,往后你千万不要去看人家,”她的母亲说,“说不定人家会反感的。”

珍妮又默默地干起活儿来,可是,这个奇妙世界的魅力使她产生了种种感想。她对她周围的兴高采烈的谈笑声和喧闹声,实在没法儿掩耳不听。底楼一部分是餐厅,从那里传来了杯盘碰击时的叮当声,想来正在预备晚餐了。另一部分就是大客厅,有人正在那里弹钢琴。那个地方正弥漫着晚餐前常有的那种悠闲轻松的气氛。它在这个天真的工人女儿心中勾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毕竟年纪很轻,贫困也还不足以让她稚嫩的心灵里全都充满了忧愁。她一直在很勤奋地揩擦,有时忘了满脸愁云的母亲就在她身边。她母亲慈祥的眼睛两边布满了鱼尾细纹,而且为了日常生活发愁,嘴上老是唠叨不休。她只是在暗自琢磨:眼前的这一切都很诱惑人,但愿自己也能分沾到一点儿才好呢。

到了五点半,女茶房的领班想起了她们,就来关照她们可以走了。

那时楼梯总算全都擦完了,母女俩才松了一口气,离开了那里。她们拾掇好工具以后,就急忙回家去了。至少说那个母亲,一想起自己好歹有活儿可干,不用说心里怪高兴的。

一路上,她们走过了好几幢漂亮的房子,珍妮心中又勾起了旅馆里新奇罕见的生活所产生的那种模糊不清的情绪。“有钱不就很好吗?”她说。“是啊。”她的母亲回答时,心里惦着正在闹病的维罗尼加。“旅馆里餐厅好大,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

她们路过了一些低矮的棚屋,脚底下踩着沙沙作响的枯叶。“真巴不得咱们也有钱该多好。”珍妮几乎在自言自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的母亲长叹了一声,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事来,“我知道,家里一点儿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咱们顺路再去看看鲍曼先生吧,”珍妮大声说道,母亲说话时的绝望语调又唤起了她那天生的同情心。“你说,他还会信得过咱们吗?”“咱们不妨跟他说明咱们已在什么地方工作了,让我去说说。”“好吧。”她的母亲疲倦无力地说。

离她们家两个街坊有一家灯光暗淡的小杂货铺,她们忐忑不安地闯了进去。格哈特太太还没有开口,珍妮却抢先说了:“今天晚上,劳驾赊给我们一点儿面包和咸肉行吗?我们已在哥伦布大旅馆打工。星期六准定把钱还给您。”“是的,”格哈特太太又加了一句,“现在可有工作做了。”

格哈特一家还没有贫病交迫以前,鲍曼早就同他们有生意往来,所以知道她们说的是实话。“你们在那儿打工有多久了?”鲍曼问。“今天下午才开始。”“唉,目前我的情况,格哈特太太,”他说,“您总是了解的,并不是我存心不肯。格哈特先生历来说话是算数的,偏偏我自己手头也很紧。日子可真难过呢,”他又加上一句,“我自个儿也得养家糊口呀。”“是呀,我都知道。”格哈特太太有气无力地说。

她的那双干了一天活儿的粗手已经红肿了,虽然用她那条破旧的蹩脚围巾遮盖着,但还是在里面局促不安地颤动。珍妮站在一旁,默不作声,显得挺尴尬。“好吧,”最后鲍曼先生说,“我想,就再赊一回,下不为例。星期六您务必归还我。”

说完,他就把面包和咸肉包扎好,递给了珍妮,又冷言冷语地加了一句:“我说,你们一有了钱,大概就去照顾别处的生意啦。”“不会的,”格哈特太太回答说,“这您可是了解得最清楚都没有了。”

不过,她心里太激动,不敢再辩白了。

她们出了杂货铺,踏上那条暗淡无光的街道,经过了好几座矮棚屋,向自己家走去。“我真不知道,”快要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格哈特太太疲惫不堪地说,“他们捡到了煤块没有。”“你别着急,”珍妮说,“要是他们没有捡回来,我会去捡的。”“嘿,有一个家伙撵我们呢。”母亲一问到捡煤块的事,心慌意乱的乔治还来不及向她问一声好,就脱口说道。“反正我总算捡到了一点儿,”他又说了一句,“我这是从一节车皮上扔下来的。”

格哈特太太只是淡淡一笑,珍妮却大声笑了。“维罗尼加怎么样了?”她问。“她好像睡着了,”父亲说,“五点钟我又给她吃过药。”

一顿分量少得可怜的晚饭还在准备的时候,母亲就走到病孩床边,又照例开始陪夜了。

吃晚饭的时候,塞巴斯蒂安出了一个主意,因为他的社会经验和经商经验比较丰富,所以他提出的意见就值得好好考虑了。他虽然只是客车修造厂里的一个艺徒,从来没有受过正式教育,除了他自己竭力反对过的路德宗教义以外,他就一无所知了,可是现在他身上充满美国人的色彩和活力。他改称巴斯这个名字,确实跟他十分般配。他长得身材魁梧,孔武有力,按他的年龄来说,可以说相貌堂堂,是一个典型的城市青年。他早就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有所作为,必须去结交这个最最讲究体面的社会上那些阔佬大亨——或者至少也要佯装是在跟他们交往的样子来。

基于上述原因,这个年轻小伙子总喜欢到哥伦布大旅馆附近去转悠。他觉得这家大旅馆就是当今社会上所有要人麇集的中心。如今他能挣钱、买得起一套体面衣服,每天晚上就去闹市区跟他的那一拨朋友站在旅馆门前闲荡,嘴里叼着五分钱可买两支的雪茄烟,炫耀自己身上的时髦装束,两眼盯住年轻女人。有时也有一些小伙子跟他在一起,他们就是城里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还有特意上那儿去刮脸或喝一杯威士忌的年轻人。所有这些人——他都暗自羡慕,一心想要胜过他们。看人首先看衣着。人们只要身上穿着好衣服,戴着戒指和别针,那么,不管他们干出什么事来,似乎都是无可厚非的。巴斯就是要做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仿效他们。因此,他对那种无聊透顶的闲荡生活早就见多识广了。“你们干吗不向旅馆里的客人要一些衣服来洗洗?”珍妮一说完那天下午的经过情况,巴斯就这样问她,“这个总比擦洗楼梯好些。”“你说说怎么个要法呢?”她反问了一句。“当然,要去问那个账房呗。”

珍妮觉得巴斯这个主意非常高明。“要是你在那儿碰上我,可别跟我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在背地里关照她说,“你别露出认得我的样子来。”“为什么呢?”珍妮天真地问。“嘿,你是知道为什么的。”他回答说,原来巴斯早就有言在先,像她们这么一副穷酸相,要是把她们认作亲骨肉,还不是叫自己丢脸吗。“你只假装没看见就得了。听见了吗?”“好吧。”珍妮百依百顺地回答,论年龄他虽然比她只大一岁,但毕竟是兄长,珍妮还得听他的话。

转天,珍妮在去旅馆的路上,把巴斯这个主意告诉了母亲。“巴斯说,咱们不妨向旅馆里的客人要一些衣服来洗洗。”

这个主意格哈特太太马上就赞成了,因为除了她六个半天可得三块钱以外,她已绞尽脑汁想了整整一夜能否再挣一些钱这个问题。“那敢情好!”她说,“我就去问账房。”

可是,她们到了旅馆以后,一时还没有机会去问这事。她们一直忙活到傍晚,也算是碰巧,女茶房的领班叫她们去擦账房房间后面的地板。

那位账房对待她们母女俩非常和气。他喜欢那个母亲淡淡的愁容,也喜欢那个女儿秀气的面孔。所以,他就和颜悦色地听着格哈特太太怯生生而又冒昧地把整个下午萦回心头的那个问题提出来了。“请问这儿有哪一位先生,”她说,“乐意把他的衣服交给我洗吗?那我可要感激不尽呢。”

账房看了她一眼,从她焦急的脸上又一次看到她走投无路的神色。“让我想想看。”他回答时,就想起了参议员布兰德和霍普金斯将军。

他们两位都是好心肠,是非常乐于帮助一个穷苦的女人的。“你就上楼找参议员布兰德去吧,”他继续说,“他住在二十二号,”他写下了房间号码,又说了一句,“拿着这个硬卡,你就上楼,说是我叫你去的。”

格哈特太太抖抖索索地把硬卡接了过来,眼里充满了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感激之情。“就这么办,得了,”账房看到她激动的神情,就说,“你这就上楼去。他正在房间里。”

格哈特太太满怀着最大的羞怯心情,轻轻地去敲二十二号房间的门。珍妮默默地站在她身边。

过了一会儿,房门开了。房间里灯火辉煌,耀人眼目,那位参议员正伫立在那里,身上穿着一件漂亮的吸烟衫,看上去比她们头一次见面时更年轻了。“您好,太太。”他说,他认出了她们母女两人,特别是那个女儿,“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呀?”

珍妮的母亲感到非常羞愧,迟疑了一下才回话。“我们想问问,也许您有什么衣服可以给我们洗洗吧?”“要洗衣服?”他仿照她的回答又重复说了一遍,说话时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响亮,“要洗衣服?请进来吧。让我想想看。”

布兰德落落大方地闪在一旁,摆摆手叫她们进去,把门关上。“让我想想看。”他又重复说了一遍,随手把黑桃木大衣柜里的抽屉一个个地都打开,又给关上。珍妮津津有味地仔细观察着那个房间,摆在壁炉架上和梳妆台上那么多玲珑剔透的小玩意儿,她从来没有见过。参议员的安乐椅旁边,有一盏绿罩的灯,一大块华丽的厚地毯,还有好几块精美的小地毯,这是何等闲适,何等富丽啊!“坐下,就在那儿两把椅子上坐吧。”参议员和蔼可亲地说着,就向一个壁橱走去。

母女俩依然诚惶诚恐,觉得还是站着不坐反而更有礼貌,可是,这时参议员刚好找过东西,又一次请她们坐下。她们俩不得不神色惶遽地从命,这才落了座。“这是你的女儿吗?”他朝着珍妮微微一笑,继续问道。“是的,先生,”母亲回答说,“她是我的大闺女。”“你丈夫还健在吗?”“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儿?”

对于以上所有的问题,格哈特太太都毕恭毕敬地回答了。“你有几个孩子?”他继续问。“有六个。”格哈特太太说。“哦,你家人口真不少呀,”他回答说,“不用说,你对国家算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是的,先生。”格哈特太太回答说。她已被他那殷切关注的态度感动了。“你说,这是你的大闺女?”“是的,先生。”“你丈夫干哪一行的?”“他是个吹制玻璃的工人。可是现在,他病倒了。”

他们正在一问一答的时候,珍妮那双碧蓝的大眼睛始终饶有兴味地睁大着。参议员看她一眼,她就天真坦率地向他投以一瞥,或者茫然不知所措地报之以一笑,以至他的目光几乎一刻都离不开她了。“是啊,”他满怀同情地接下去说,“那真是太糟了!我这儿有一些衣服要洗——不太多,可是欢迎你们拿去洗。也许下星期还有呢。”

他一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面把衣服塞进一个饰有花边的蓝布袋里。“这些衣服您哪一天要?”格哈特太太问。“不,”他琢磨了一下说,“下星期内哪天都行。”

她只向他说了一句道谢的话,就起身走了。“让我想想看,”他说着,抢前一步,开了门,“你不妨在下星期一送回来。”“好吧,先生,”格哈特太太说,“谢谢您。”

她们走了,参议员又看起书来,可是不知怎的,心里很不平静了。“糟透了,”他掩卷沉思道,“这些人的遭遇真够可怜的。”珍妮在惊羡赞赏时的那种神态又在客房里重现了。

格哈特太太和珍妮又沿着幽暗的街道走去。她们好像突然走运了,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兴奋。“他那个房间很漂亮吧?”珍妮低声说。“是啊,”母亲回答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他是一个参议员,是不是?”女儿接着问。“是的。”“做一个大名人,我想,一定是够美的。”女儿悄悄地说。第二章珍妮的精神世界

珍妮的精神世界——谁能说得透呢?这个家境清贫的姑娘,现在不得不给哥伦布城里这位杰出人物收送衣服,但她秉性温和柔顺,是很难用言语说得清楚的。有些人确有举世罕见的特殊性格,他们莫名其妙地来到了人间,却又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间。在他们看来,人生直至最后一刻,始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奇境,一个无比美好的东西,要是他们能够满怀惊羡之情到那里漫游,那它简直就像天堂一般。他们一睁开眼,就看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完美世界,树影婆娑,繁花似锦,色彩纷呈,群音回荡,这些就是他们的心态留下来的最珍贵的东西。只要没有人对他们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我的”,那么,他们就会喜形于色地在那里流连忘返,嘴里唱着有一天全世界都希望能听到的歌。这就是仁慈之歌。

不过,具有这样性格的人,囿于追求物欲的世界,几乎概莫能外,通通被称为“怪物”。那个贪婪、骄妄的现实世界,历来蔑视思想家、梦想家。如果有人说欣赏一下天上的云彩很有意思,人们就会警告他切勿优哉游哉。如果有人很想听一下簌簌的风声,而且听了之后心情确实为之一爽,哪知道就在这时,他的财物早已不翼而飞了。如果说整个所谓无生命的世界,用非常完美而使人不得不颖悟的声音亲切地向他召唤,以至乐而忘返,那他就要罹病了。现实世界的巨掌永远伸向这些人——恨不得永远抓住他们才好。原来,唯唯诺诺的奴仆,就是这样造成的。

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珍妮身上就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从她的孩提时期开始,她的一言一行都以仁慈为怀。比如说,塞巴斯蒂安跌跤碰伤了,急得要命地把他安全送到母亲跟前的就是她。乔治嘴里乱嚷着肚子饿,她就把自己的面包通通都给了他。每天她要花上很多时间,摇着小弟弟、小妹妹睡觉,有时她就尽情地唱唱歌,甚至还做过一些虚无缥缈的梦。从她刚学会走路那时起,她就是她母亲的好帮手。擦地板、烤面包、喂孩子,还有上街跑腿,什么事她都干。虽然她有时会想到自己命苦,但从来没有人听到她说过一句怨言。她知道人家的姑娘生活比她要自由得多,充实得多,可她从来没有表示过嫉妒;她心里也许会感到孤寂,可嘴里老是唱个不停。赶上天色晴朗的日子,她从厨房窗口望出去,恨不得能到草地里走走。大自然里优美的曲线和光影像一支动人的歌,撩拨着她的心弦。有时候,她带领乔治和弟弟妹妹一起出去,来到长着一大片枝繁叶茂的山核桃树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空旷的田野和令人舒坦的浓荫,还有嬉闹的溪水。她虽然不是一个善于抒发自己情怀的艺术家,可是,此情此景依然在她心里引起共鸣,甚至每一个声音,每一声叹息,她都因能领略到它们的美而感到无比快活。

远处传来了林中鸠鸽——这些夏天的小精灵——轻柔的呼唤声,她偏着脑袋在倾听,它的全部精髓像银白色水泡一般滴落在她自己的超乎寻常的心坎里。

在阳光暖和与树荫底下无数光点交织成一种美妙无比的图案的地方,她常常会看得出了神,便信步来到金灿灿的阳光最浓的那个地块,凭着本能的鉴赏力,向神圣的游廊一般的密林走去。

她对色彩并不是无动于衷。傍晚时分,夕阳从西边天际辐射出那种瑰丽神奇的光辉,使她心里感到说不出的轻松愉快!“我真想知道,”有一回,她几乎带着小丫头般单纯的口吻说,“要是随着浮云飘去,该有什么样感觉。”

这时,她发现了一架由野葡萄藤条长成的天然秋千,就跟玛莎和乔治一起坐上,荡起秋千来了!“啊,你要是坐一只小船上那儿去,不是很有意思吗?”乔治说。

她正抬头望着远处天上的一朵彩云,宛如银海里一座红艳艳的小岛!“你不妨想一想,”她说,“要是人们能够住到那样的一座小岛上去,会是怎么样呢。”

她的灵魂早已到了那里,她步态轻盈地往来于天国的小径之间。“瞧,一只蜜蜂飞走了。”乔治指着飞过的一只野蜂说。“是的,”她好像还置身在梦境似的回答说,“它回家去了!”“难道说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家吗?”玛莎问。“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个家吧。”她回答说。“难道说鸟儿也要回家吗?”乔治问。“是的,”她说,深深地感到自己这句话很有诗意,“鸟儿照样也要回家去。”“那蜜蜂也要回家吗?”玛莎追问下去说。“是的,蜜蜂也要回家去的。”“大狗小狗也都要回家吗?”乔治看见有一条狗正在附近路上孤零零闲荡着,于是这样问道。“当然咯,”她说,“你知道狗也要回家的。”“那么,咬人的蝇子呢?”他看见薄暮时分有许多小虫子拼命地盘旋着乱飞,就一个劲儿地问下去。“是的,”这话她虽然说出了口,可连自己也是半信半疑呢,“听啊!”“哦!”乔治好像不以为然地嚷道,“我可想不出它们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听啊!”她又轻轻地说了一遍,摆摆手叫他别出声。

这是一天之中最恬静的时刻,天主教堂里奉告祈祷的钟声,如同祝福的仪式一般,在暮色四合的上空回荡。远处,宿鸟的啾叫声隐约可闻。她在侧耳倾听着的大自然似乎也趋于沉寂了。一只红脖子的知更鸟离她只有几步路,正在草地上蹦跳,一只蜜蜂在嗡嗡地叫,一个牝牛挂铃在叮当作响,枝头上传来了一些可疑的窸窸窣窣的响声,大概是一只小松鼠正在偷偷地觅食。她还是把她长得秀气的手伸向空中,侧耳倾听着,远处那些柔和而又悠长的声响逐渐扩散消失,因而她心里也就无所依托了。随后,她站了起来。“啊!”她说着,在一种富有诗意的怅惘中紧紧地握起自己的双手。这时,晶莹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心中的感情,就像汹涌澎湃的海上巨浪在冲击它的堤岸一样。珍妮此时此刻的心境,就是这样。第三章参议员的圣诞节厚礼

资历不深的美国参议员乔治·西尔威斯特·布兰德,是一个具有特殊气质的人。随机应变的政客的小聪明和真正的民族代表的同情心,在他身上显然兼而有之。他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南部,除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念过两年法律以外,都是在本州长大和接受教育的。他熟悉民法和刑法,其水平也许不在州内任何公民之下,但他开业后工作从来不是兢兢业业的,所以在律师界毫无卓绩可言。他确实也赚过一些钱;要是他肯昧着良心,本来还是有很好的机会赚大钱,不过那样的事情他始终不干。他虽然廉正自守,但在朋友面前也还无法完全杜绝不徇私情。就在上次的总统竞选中,他支持过一个人竞选州长,其实心里明白那个人根本不够资格当州长,从良心上来说本是不应该支持的。

布兰德也有过一些过错,他多次委派可疑人物担任公职,有一两次闹腾得简直不成体统。每当良心谴责他的时候,他就竭力用“都是命中注定”的口头禅来聊以自慰。他独自坐在安乐椅上沉思默想,有时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这句口头禅,站起身来,脸上还露出一种羞怯的笑容。在他身上,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至于他的同情心(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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