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良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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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弧试读：
自序
当帝国即将成为过时的话题
帝国，是个千年话题。这个话题一千年又一千年地影响着东西方人类，这个话题令人着迷。
今天，又到了千年一易的时刻：不是帝国之旗易帜，而是帝国大剧的帷幕，徐徐垂下??从大秦帝国、古罗马帝国开局，到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收官，这一出波澜壮阔、波诡云谲的长剧，终于演到了尾声。
回过头去看，没有一个帝国曾重复过别人的历史，但帝国运行的曲线，却惊人地相似：都在亘古不变地演绎着抛物线原理。这是否就是帝国兴衰之道？从某种角度说，是的。但如果仅用这种道理去描述和总结每一个帝国的兴衰起落，那与我们说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何异？
一定还有更本质的东西在影响和左右着帝国运行的轨迹，如同万有引力影响我们的呼吸、速度、力量乃至生命的长度。这个过程的传导太过复杂，复杂到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复杂性”，遮蔽了我们洞察事物本质的视线。我们非要等到不同寻常的事件和人物“涌现”时，才会发现那些无法忽略的环节。而当我们把这些环节一个个穿起来，串成一条绵延不断的长链，就有了我们所谓的“历史”，包括帝国史。
这时，我们会把目光聚焦在诸如“百家争鸣”“商鞅变法”“秦并六国”“亚历山大远征”“坎尼之战”“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法国大革命”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改变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上；或是把视线投向嬴政、恺撒、汉尼拔、拿破仑、毛泽东、罗斯福这些以一己之力开凿了历史风貌的大人物身上。我们以为，正是这些事件和这些大人物的“涌现”，推动并构成了人类社会已知的历史。
而我们不知道，又是谁，在背后推动这些大事件和大人物去缔造历史？
我们从不这样理解历史：先有青铜和铁，后有恺撒和秦始皇；先有马镫和火药，后有成吉思汗；先有蒸汽机，后有全球贸易和“日不落”；先有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有金融霸权和全球化。
我们不情愿说，技术创造历史，技术也改变历史，技术总是先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走在一切历史的前面。仅仅因为，任何技术都是没有体温的，远不如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得生动且鲜活。
我们不肯承认我们被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所左右、改变甚至主宰了命运。
我们只把技术看作是被人类驱遣和使用的工具。
我们意识不到每一种革命性技术，都在改变和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重塑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
我们完全忘了，技术在帮助我们先是用狩猎和战争，然后用农耕和生产线，现在又用金融和计算机追逐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刷新我们的人际关系、族群关系乃至国际关系。
甚至连我们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爱慕之心，也由于技术的助力，从鱼雁传书的曲折隐晦演化为网上约会式的赤裸直白。
其实，纵观人类进化史，说技术左右人类，一点儿也不为过。这就跟仆人常常以卑微的狡猾左右主人的生活是一个道理。技术就是如此左右人类的“仆人”。
今天，技术又一次开始强迫人类做一次“创世纪”式的改变。如同它用蒸汽机把从中世纪走出不久的西方拖入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互联网也将要把整个世界，不论西方还是东方，强行拖入一个现在还难以命名的社会。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化和普及，各种由此衍生的新技术全都在开足马力，一个亘古未有的大时代即将开始。社会变更必需的两大要素—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交易方式的改变—已然具备。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形态将出现超乎想象的巨变。领跑人类社会200年、中国才刚刚迈进门槛的世界主流发展模式，即将告终。新的社会已经拉开序幕。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让人措手不及，整个世界都还没有为应对和迎接这一变化做好心理准备。
技术，却又一次跑到了人类领悟力的前面。
不可否认，引发这一改变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它用两大技术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一是金融技术，二是信息技术。前者更借助后者之力，推动美元的全球化，建立起了无远弗届的金融帝国，把整个地球变成了美利坚的金融殖民地。但宇宙间的一切道理都是相通的，自然界的物极必反，表现在社会界就是盛极必衰。这个道理，美国比谁都懂，所以它才拼命地创新科技，发展军力，期冀用高科技武装的举世无双的军力，震慑来自任何方向的后来者挑战，保住帝国霸权不旁落。从此刻望去，美国几乎已经无可匹敌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出乎美国人所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击倒美国时，美国却有可能自己击倒自己！从技术史角度看，过去一百年里，美国为这个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创新出了互联网。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一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创新，将成为美国为自己准备的“帝国掘墓人”—互联网演变必然带来的两大趋势性结果：“去中心化”和“去货币化”，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乃至剥夺美国的两大特权：政治霸权和货币霸权。因为互联网的主要功能—信息共享，将使信息垄断不复存在，起码将其降到最低限度，这将不可逆转地消解一切权力，包括帝国霸权。个中原理就是：一切权力都来自信息垄断。信息垄断一旦打破，一切权力将不攻自破。
这意味着，美国之后，将不再有帝国；也意味着，权力的转移，也不再只是大国间的游戏。权力分享，会成为世界格局重塑的主题。
显然，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老大，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甚至根本就没打算做这种准备。这一点，从美国的一些顶级智囊为什么反复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题，即可窥出美国人当下的心态。很遗憾，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刻舟求剑”：以为只要打压住挑战者，就可以保住帝国江山永不易帜。
但，任何人，任何力量，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与趋势对抗，特别是当趋势已经如此明显之际。美国不可以，中国也不可以。
这一趋势昭示世界也昭示中国，帝国之路走不通了。不管美国是否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中国都必须另辟蹊径。另辟，如何辟？时下中国，流行“腾笼换鸟”说，在我看来，“腾笼换‘脑’”才是当务之急。首先要清醒的是：中国的崛起，决不能重蹈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后发优势直接挑战老牌帝国，但又不能完全回避与老霸主的较量。起码在新时代将临未临，我们大家都已把一只脚迈过新门槛之时。
这就是说，在我们能否赢得未来之前，先要赢得当下。
现在，全球经济都不景气，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正在跌进一个比“烂”时期：谁比谁更烂，谁就先倒下。中国唯有不遗余力，不惜一切代价，不让自己比别人先倒下，让别人先你倒下，你就有机会挺住，然后逐步修复自己，重返快车道。
以中国今天的体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击倒中国，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就没有被别人击倒的可能。就中美两国而言，中国今天真正要应对的，主要不是美国的军事霸权，而是其金融霸权。近四十年来，美国利用手中的金融权杖，通过阶段性交替释放或减少美元流动性，形成吞噬全球财富的美元周期律，这是一种可怕的“金融呼吸”：大开大合之间，把各国经济像绵羊一样喂肥后再伺机宰杀，迄今已几经实战，屡试不爽。虽然道理上说，“只要你自己不倒，就没有人可以把你打倒”，但美国人的“金融呼吸”，对于中国最脆弱的软肋—刚刚开放资本项目的金融系统来说，的确有“击穿你的软肋就让你倒地”的可能，何况美国也确有此能力。对此，中国怎能因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深信不疑，而让自己成为不设防的“罗马”？
这一不祥的预感让我忧思如焚，也是我写作这部《帝国之弧》的动机。当我不时怀疑自己是否忧虑过度之时，整个世界正乱云飞渡，乱象纷呈。内战、恐袭、股灾、难民、油价暴跌、教派冲突，所有的乱，最后都可归结为争夺资本之乱，而所有的资本之乱，都与美元有关，这本书，或许会对人们厘清乱象冷静判断有些许之用，特别是当我们已与美国和世界站在同一条（互联网）起跑线上，向那个虽不确定，但越来越清晰的目标冲刺时，尤其需要一帖清醒剂。历史的发令枪已经打响，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国小国，都在争先瞄准终点发力。值此决定国运之际，我只想提醒我的国家，清醒。清醒才是一个长跑者最重要的武器，如果你已经具备足够体力的话。我们不必在意自己是不是这场“马拉松”的领跑者，我们只要争取成为最后的撞线者。因此，清醒，是必须的。
引言
“9·11”，美国国运的拐点2001年9月11日，3架被劫持的飞机撞上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一个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象征，一个是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象征。世贸中心两座大楼在滚滚浓烟中轰然倒塌，近3000人丧生。这是美国历史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从电视画面上看到这个场景，我和我的合作者王湘穗并没有因为这一不幸事件被我们所写的《超限战》提前言中而欣慰。因为这是一件令人震惊和痛心的事情，当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在一瞬间逝去时，谁会愿意看到自己的预见成为残酷的现实！面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残暴行径，我们有的只是愤怒和谴责。
20世纪快结束时，美国人一片乐观。美国人当时断定，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也将是美国的世纪。结果2l世纪才刚刚拉开大幕，美国的世纪就受到质疑，并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的精神状态，也改变了世人对“美国不可撼动”这一观点的看法。“9·11”发生时，70％的美国就业人口从事金融和金融服务业。美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即通过透支，就可以生活得比别人更好。
这种生存方式源于美国可以生产一种特殊产品：美元。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认为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其实，这种潮流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制造”。就像意大利的米兰和法国的巴黎可以制造时装时尚，这一轮的全球化就是一种被美元引领或者说裹挟的“金融时尚”。这种被美国人设计和推动的“金融时尚”，实际上是通过美元的全球化对全球经济重新进行了一次国际大分工：美国负责生产美元，全世界负责生产用美元交换的产品。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一背信之举，意味着美国人废除了由它一手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①。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不再被黄金束缚。美国突然意识到，自己从理论上获得了随意印刷美元的权力，虽然实际上它并不敢毫无节制地印刷美元。但有了这个权力，美国就可以运用金融霸权使全世界就范，通过不断印刷美元，攫取全球财富。
由此开始，美国陆续地把自己的中低端制造业当作夕阳产业、垃圾产业转向发展中国家，只把高附加值的产业留给自己，让那些新兴国家无节制地消耗自己的资源，破坏性地改变自己的环境，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去赚取无异于血汗钱的“人口红利”。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和成本后，新兴国家从美国人手中换到的是一张张成本只有几美分的绿纸，而美国人拿走的却是这些国家的实物财富。
这无异于一种掠夺。其实，这样的全球化直接导致一些边缘性国家人民赤贫，甚至一些国家破产，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人愿意被全球化所边缘化，一旦多数被边缘化的人群选择了无奈和沉默，少数人则选择了反抗。而这些人选择的反抗手段，可能就是不择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拉登就是选择反抗者中的一员。
本·拉登对全球化的认识也许并没有错，他的错误在于他选择的反抗强权和霸道的办法是杀戮平民。这不但是一种错误，更是一种罪行。就如同我们在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看到的对平民的杀戮一样，不仅是错误，同样也是罪行。恐怖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绝望主义。恐怖主义首先选择了袭击美国，它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文明的冲突”。对这一点，美国理应进行反思。
本·拉登的死罪有应得，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一切做法都无可指责，都是正义之举。但很遗憾，历年来美国政府搞的“9·11”纪念活动，从来都没有这方面的反躬自省，每一次纪念都是在一味地对别人进行谴责。
到现在为止，美国对恐怖主义一直在进行有形的警觉和打击，而对无形的东西则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思考。他们追踪恐怖主义头目的藏身之地和基地组织的内部结构，讨论如何杀死他们，等等，这些都是有形的反恐行动。但是对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恐怖主义，又是什么使得其在全球蔓延，并且主要对西方，特别是基督教世界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度强大的威胁，都没有去研究和反思。
美国和西方的政客们包括许多民众，都没有认识到或承认，针对美国和西方的恐怖主义行为，并不仅仅是因为宗教文化的不同，也不像小布什宣称的那样，是对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敌视。
但不论承认不承认，有一个事实却都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那就是“9·11”改变了美国的国运，同时也就顺带着改写了世界历史的进程。“9·11”的最严重后果，不是双子大楼的倒塌，而是揭开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不堪一击的一面，并因此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9·11”后的美国变得焦虑、狭隘、好斗、睚眦必报，越来越不宽容。这对美国来说可不是好兆头，因为这很容易让它在选择行为方式时不够理智，动作变形。而这样一种改变，当然将改变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
祸不单行，在“9·11”事件之后仅仅六七年，美国又遭遇了把全世界都拖累进去的金融危机，这场发端于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清晰地冲刷出了金融帝国的下影线①。不管世人怎样看好美利坚帝国曾经数度凤凰涅、咸鱼翻生的修复能力，即便美国这次可以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难道它还能再坐回唯一霸主的宝座吗？所有的帝国都会盛极而衰走向没落，这是历史的必然。美国难道会是个例外？当一个国家把货币霸权作为主要的获利方式，使自己的国家产业空心化，因此无法再造实体经济时；当一个国家继续玩虚拟经济的游戏又玩不下去时；当这个国家可以一次次提高它的债务上限，却始终无法解决它靠“借债度日”这一本质问题时；更重要的是，当新兴国家纷纷崛起，而这个国家却只能靠给这些国家制造障碍来遏制这些国家的发展进度时，美国还会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国家吗？
帝国前史：老欧洲没落与美国崛起
美国是个帝国吗？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如果说是，美国却分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它没有海外殖民地，也不从其打仗占领的国家公开地掠夺资源财富，更不驱使、奴役占领地的人民。从这几点来看，美国完全不像一个帝国。但如果据此判断美国不是帝国，那美国为什么追求霸权，并且实实在在拥有霸权—美国在最近40多年里，用美元构筑的金融体系将整个世界带入史无前例的金融文明而从全球获利。那么，美国是如何拥有霸权并成为史上最新也最强盛的帝国的？
所有的帝国都会追求霸权并行使霸权。但霸权的核心是什么？霸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又是什么？这是千百年来从中国人谈论“霸术”到西方人（马基雅维利）研究“君主论”都一直瞄准的靶标，却很少有谁能一语中的。
当这个话题在过去一百年特别是近半个世纪里加入了美国因素之后，就更加变得扑朔迷离，令人难解。
首先，美国是个帝国吗？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如果说是，美国却分明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从它没有海外殖民地，也不从其打仗占领的国家明目张胆地掠夺资源财富，更不驱使、奴役占领地的人民这几点来看，美国完全不像一个帝国。但如果据此判断美国不是帝国，那美国为什么追求霸权，并且实实在在拥有霸权？要理解这一点，理解什么是美国的霸权，就需要从1975年8月15日之后谈起，这一天是历史的分水岭。因为自这一天始，黄金所扮演的商品等价物角色，被美国人废除了，美国人用纯粹的信用—纸币—驱逐了黄金，获得了它孜孜以求的金融霸权，顺便也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把人类社会带入了实质性的金融殖民时代。
表面上看，美国的确没有一块海外殖民地，但它却把全球的资源和产品乃至全球贸易都纳入了用美元结算的体系；它也的确没有公开掠夺过别国的资源和产品，但它用几乎没有成本的“绿纸”交换这些资源和产品，这无异于隐形的掠夺；它也没有驱使和奴役别国的民众去为美国直接打工，但它却通过制造业转移，把美国人眼中的那些“垃圾产业”“夕阳产业”统统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间接的“驱使和奴役”，它自己却不用承担管理和统治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成本，当然也就不用面对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劳资纠纷、反抗和敌意，而帝国之利，它却一分也没少得，甚至所获更丰。看看近20年来，美国GDP比20年前最高值整整翻了一番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拉开的距离！
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帝国。
美国如何做到的这一点？
有些人试图解开这个谜，但几无成功；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沉默和回避。谁愿意冒揭开“伏地魔”①的真实面目而被它所伤害的风险呢？想想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遭遇，再想想阿桑奇和斯诺登的下场！
在美国和霸权的奥秘这一顶级话题面前，“天机不可泄露”！这句中国人的古语，似乎已成为世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禁忌，集体性失语。那么，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缺位，究竟是无知者的认识盲点，还是有知者的刻意掩盖？我想是二者兼而有之。
无知者的认识盲点，可以不必追究，因为人类历史上，知识和思想，从来就不是对所有人洞开的。
对“有知者的刻意掩盖”，我们倒是应该问个究竟。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要对美元怎么可以并以这样的方式影响世界—这一人们从日常生活到国与国贸易融通时时刻刻都会遇到的问题—要刻意遮蔽，不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甚至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独独不讲授人类经济史、金融史上这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环节？
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好奇，更由于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及世人太久地沉溺于某种类似于庞氏骗局①的迷宫中不能自拔，我从整整10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探究的结果是，我不得不承认，不管人们喜不喜欢，赞美抑或反对，所谓美元霸权即美元体制，其实已为人类的经济社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此前一切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即金融文明形态。它在最近40多年里，成功地把世界各国的货币都变成了美元的附属品，用美国的信用创造控制了人类的交易模式，同时也就深度控制了人类的生产模式—一切生产都用美元计价，从而最终也就表达为为美元而生产。正是这一结果深刻地改变了也构成了我们当下的文明。
但归根结底，有一样东西却没有改变，那就是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被某一强势帝国所主导，并使之成为该帝国的基本获利方式。正像古希腊文明其实质是雅典对周边城邦统治并因此获利，古罗马文明是罗马帝国对地中海国家的奴役而因之获利，大英帝国用殖民方式推进贸易文明并从33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获利一样，美国人用美元构筑的金融体系将整个世界带入史无前例的金融文明而从全球获利。
就此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文明，都是某一帝国为一己私利制造出来的获利工具。同时也是被其覆盖的国家屈从于帝国中心权力的生存乃至生活的方式。这就是文明的本质。农耕文明如此，工业文明、贸易文明亦如此，金融文明也不会例外。公正地说，每一种文明相对前者，都是一种进步，但每一种文明，又都是帝国自私自利的产物。美国作为金融帝国亦即金融帝国的肇始者，同样如此。
那么，美国是如何成为史上最新也最强盛的帝国的？
用资本的方式理解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崛起为全球新霸主的催生剂和助产士。
这是一场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又不了解战争本身已经发生改变，更不明白谁将是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人，错误发动和进行的摧毁了自己，也刷新了世界的战争。
尽管马克思早于一个半世纪前，就在他不朽的《资本论》中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但欧洲那些冥顽不化的君主们，依旧不肯正视帝国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早已“不相适应”的现实，却又对自由资本主义升级为垄断资本主义后的大工业生产对资源欲壑难填的胃口和日益尖锐的劳资冲突导致的社会阶级矛盾，充满担心和恐惧。
为了摆脱他们根本就不曾理解原因的困境，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欧洲同僚们—奥匈帝国的老皇帝约瑟夫，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决策者们，以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为契机，几乎不约而同地为各自的国家选择了战争脱困之路。
大错既已铸成，相应的错误就会接踵而至。既然帝国的决策者们无法理解在帝国母体内孕育生长并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一次“借腹生子”，帝国的专制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同体异质，互相排斥，他们当然也就对被资本所推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战争方式的改变一无所知。而这最终导致欧洲的帝国一哄而上，打了一场耗时4年多，大约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阵亡，2000多万人受伤，耗资2700亿美元，受战祸波及人口15亿，结果却是千金散尽，王冠落地，帝王们自己埋葬自己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当时真正理解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方式与天性，完全将自己的国家体制与其融为一体的国家，这使美国得以用纯粹资本的方式去理解这场战争，将之视作一次超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生产、运输、贸易、债务、贷款、融资，除了在战争背景下进行，一切都与和平时期没有两样，所以，这种资本主义的清醒使美国笑到最后，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2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获利者和最终的胜利者，应该说毫不奇怪。
被忽视的资源和资本能力
中国人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与西方人的“打仗就是打后勤”这两句话，异曲同工。引申为现代理念，即打仗就是拼国力。什么是国力？从硬件角度讲，就是获取和控制资源与资本并将其转变为生产力的能力。这种由资源和资本所体现的国家实力，是对战争时长和规模的硬约束：有多少钱（资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资源（人力、物力和生产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决于交战方的战争融资能力，后者则决定了交战方的战争持续能力。这意味着战场上的胜负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所能获得的战争资源和资本能力所左右。这也意味着战争的决策者必须清醒地懂得：打仗只能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的首脑和决策者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而作为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德皇威廉二世，在这一点上尤其愚蠢。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而对战争的胜利更多地取决于战场之外双方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生产能力、税收财政、贸易水平、信用创造以及盟友状况等要素，给予了惊人的忽视。
以德国为例，如果德皇威廉与其号称“世界上最出色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对当时已经形成的同盟国与协约国双方的真实实力对比有一个清醒的了解，也就不会把对战争胜利的期望建立在如此草率的推断上：“他们笃信，如果再等下去，法国和俄国将得到喘息的机会，组建坚不可摧的力量。”［1］23这意味着，那时再动手，对德国人来说，可能就为时已晚。而资源的短缺、流动性的紧张，长时期为准备战争而形成的军备压力，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认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战争视为缓解大规模军备、财政收入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出路”。［1］113
在这样朝野上下一派轻言战争的气氛中，难得德国人还在战争开始之前，竟然在自己想象力所及的最大范围内，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费用，做出了预算：“估计战争的费用约700亿马克。当时的财政部长赫尔费里希对此充满信心。”［2］917他完全不曾料到，开战以后，“帝国的战争开支将达到平均每年为300亿马克，每天约为8400万马克。”［3］82更不会料到，战争结束后的1920年，德国公债总额将高达2200亿马克。
那么，即使按德国人估算的700亿马克这个数字，这笔战争的成本将如何收回？对此，德国人自信得近乎异想天开：“德国人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会赢得胜利，只要每年税收足以偿还内债利息，将来取胜，赔款就是净利润。”［2］171
或许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所感染，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军总参谋部，根据著名的“施里芬计划”为蓝本制订的作战计划，同样令人惊讶的轻率，充满了投机色彩。一俟开战，德军将牢记施里芬的遗训：“袖拂英吉利海峡”，以6个星期击败法国。然后，挥师东向，攻打俄国。这个一厢情愿的计划，意在既避免两线作战，又各个击破对手。但是，真正的战争与战争计划往往是两副面孔，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德国人失算了，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半。最后支付战争赔款的，不是对手，而是德国人自己。赔偿数额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仍然高达1320亿马克，足以让战败的德国永世不得翻身。“因为这个数字远远地超过了被榨干的德国国民经济的支付能力。”［4］5
其实，设想一下，德国的决策者们在决定开战前，对如下数字略加过目的话，还会轻启战端吗？
总人口：同盟国约1.44亿，协约国约6.65亿。可投入战争人数：同盟国约2500万，协约国3000万至4000万。全球制造业产量占比：同盟国19%，协约国28%。工业潜力：同盟国与协约国相比为1:1.5。这些数字对比，还没有算上美国。
假如在如此清晰不过的对比下，还能定下开战的决心，除了疯子，还会有谁这么干？据说，德皇威廉二世因战败而退位，为时太晚地读罢《孙子兵法》后长叹：“如果早几年读到此书，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了。”我想，他被深深震撼的，一定是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同盟国：鲜血与资本的劣势
尼尔·弗格森在《金钱关系》［6］一书中，以一种残酷诗意的口吻写道：“‘一战’的决定性因素除了鲜血的流淌，还有资本的流动，二者的意义同等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鲜血和资本，都是它的两种血液，也是国家进行战争的两种能力。前者是国家的战争资源动员能力：鲜血—人力资源是一切战争资源中的头号资源；后者是指国家的战争融资能力：资本—发钞、税收、举债，是国家支撑战争的重要手段。
在长达4年多的世界大战中，“战争的双方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已过度消耗的国家财政和物力，只为了在战役中获得暂时胜利的一方，必将在那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吞食失败的苦果。它们已弹尽粮绝，它们的劳动力数量—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数量—大幅度锐减，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它们供给士兵和平民的食物储备所剩无几；它们已在国内外债台高筑，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1］19这意味在“鲜血和资本”两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注定在战争中也处于劣势，并且几乎不可能有获胜的希望。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经济就已经取得了傲人的业绩。它的钢产量在1913年就超过了英国，它的国家收入已把自己的宿敌法国远远地甩在身后；它的电气工业总产值在1893?1913年间增长了整整28倍；并且在1913年这一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足以抵消大英帝国的全部优势。此时，英国正在享受它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带来的丰厚利润，原有的工业体系足以支撑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2］169更重要的是，工业经济的长足进步并不能弥补德国金融业这块致命的短板。这使德国与金融霸主英国相比，在战争融资方面，一开始就处于了下风口。
金融战几乎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呼啸的炮弹同时甚至更早些打响的。1914年7月底，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英格兰银行先下手为强，将贴现率从3%提高到10%，吸引资金回流英伦诸岛。柏林当时还没有统一的贴现中心，资金立刻出现了恐慌。仅此一举，经验老到的英国人就让德意志帝国银行出现挤兑风潮，一个月减少存款20%。”［2］171
面对此举，经验不足，实力亦不够的德国人的应对方式，可谓“简单而粗暴”：“先是回应以‘马克与黄金脱钩，停止兑付黄金’，随后又将3个月国债纳入货币体系，这等于事实上的增发货币。而在金本位时代宣布自己的货币与黄金脱钩，‘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贷款途径。’”［2］17与德军在战争前期的表现相比，德国人在金融战中，毫无可圈可点之处，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但没有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都逐渐丧失。
到这一年的9月，帝国已经不得不每半年发行一次“战争债券”。直到4年后战争结束，战争债券已累计发行993亿马克，比战争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但随着战争支出与借债规模的同步放大，尽管此时德国的黄金储备已达870吨，在美、俄、法之后居世界第4位，但这仍不足以支撑其信用使公众继续有意愿向政府提供长期贷款。
与此同时，德国向国外举债的水平也大幅下滑。相应的，德国债券比英法债券的价格也低了10%左右。这一差价反映出德国债券在购债人心目中明显的风险，使德国不得不提高利息，以拉大德国债券与英法债券的利差，来吸引债权人的青睐，但这仍然甚至愈加无法挽回德国人在战争融资方面的颓势。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外债规模总额尽管也达到了80亿金马克之巨，但相比英国人从美国那里借到的170亿美元的资金来说，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这一状态持续到1917年，这一年，协约国从美国拿到的授信额度是23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人仅仅获得了可怜的2700万马克的海外借款。
战争融资能力的每况愈下，严重地制约了德国的战争能力，使其在战争初中期获得的部分优势和胜利，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而一点点丧失殆尽。
尽管直到此时德皇威廉二世仍一口咬定：“最先破产完蛋的肯定是俄国人。”但德国被战争损耗得难以为继的定力，已经逃不过像罗斯柴尔德这样的世界级金融寡头的锐眼。他在私信中谈道：“德国政府很拮据。”并且他对“德国向国外资本市场兜售债券印象深刻”。［1］112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资本家对某一投资国的向背取舍，是资本流向的晴雨表，从而也就是战争最后胜负的风向标。
但德国人的厄运并不仅限于战争融资领域。英国人对德国展开的金融战是全面的，几乎不留死角。自日德兰海战，英国皇家舰队对德意志帝国海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就变成了协约国对德国及同盟国贸易战的一部分。英国人甚至连美国对中立国的贸易船只也不放过，统统予以截留，迫使美国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只与协约国做生意。从而使“协约国的（在贸易方面）优势继续领先于同盟国，使后者无法从已经变成敌方的中立国进口物资。毫无疑问，英国海军对德国海上贸易展开的打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崩溃局面”，“到1915年，德国的进口水平已降到战前的55%”。［1］158
对德国人来说，协约国更狠毒的一招，是“德国人持有的9.8亿?13.7亿英镑的海外投资，被英、法、俄包括后来加入的美国将其中至少60%进行了查处和没收。德国航运领域受到的打击尤为剧烈。通过击沉和充公，德国人丧失了629艘商船，总吨位达230万英吨。德国人通过兜售外国证券筹措了高达1.47亿英镑的资金。为了给支付赤字付账，德国不得不销售高达4800万英镑的纯金，并从外国供应商那里进行短期私人借贷”。
战争打到这一步，就已经不是败象初露，而是败象尽显了。但直到战争结束，德皇威廉二世也没有弄明白，不是你的工业化程度，也不是你的生产能力，而是你的战争融资能力决定你的战争胜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战争融资能力，就是你的战争能力。你手中能弄到多少钱，将决定你能打多大规模、多长时间、多强烈度的战争。这几乎就是现代战争的铁律。
协约国：从债权国沦落为债务国
与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相比，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阵营，在人力、物力诸方面，都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但一场越打越失去目标，打到后来，胜利就是一切的持久消耗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无限的，同盟国如此，协约国也如此。特别是当交战双方把军事战争打成消耗战的同时，也把贸易战、金融战打成了消耗战，就更是如此。
越打越滥的战争，无情地压榨着同盟国，也同样无情地压榨着协约国。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虽然成功地压制了同盟国的战争融资能力，使其借债无门，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对手持续进行战争的能力，但其自身有效的战争融资能力，却最终让自己债台高筑，就这样，为了那个迟迟不来的胜利，一个个债权国沦落为一个个债务国。
为了应对日渐临近的大战，1913年，法国未雨绸缪，借债额达到了国家收入的86%。同年，俄国的公共负债总额也急剧攀升，从44亿卢布增长到88亿卢布，整整翻了一番。而英国的国债则在同期比其他欧陆国家都要高，是其公共税收的10倍之多。［1］104
战争对于经济的恶化，总是从金融开始。因为金融是经济生活最敏感的温度计。在距战争不到一个星期之际，金融温度计的水银柱已经开始爬升：“7月27日，俄国中央银行就已经被迫终止黄金兑换。”在为了防止战争导致黄金外流方面，协约国与同盟国一样拿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一在战时暂时中止金本位制的短期行为，其结果就是使其在战后也未能真正得到恢复，直到被美国人在1971年8月15日彻底废止。英国人虽然没有马上宣布终止黄金兑付，但“当英格兰银行7月31日试图通过将基本利率翻倍至8%来免受相同命运时，次日该数字又上涨了2%，直接导致市场瘫痪。为了避免彻底内爆，证券交易所不得不于31日停业。柏林和巴黎也出现了相同情况”。法国则在同一时间更陷入了“收税情况严重恶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前夕”。［1］158
环球同此凉热，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影响正常经济生活方面，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
如果说战前的金融波动主要是由于恐慌所致，但当战争残酷地迎面走来时，它脱缰野马一般的耗费，对于参战国经济和金融无止境的索求，就成了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
仅以法国为例。“战争所需的庞大的军事费用，使法国在1914年度的财政预算赤字高达55亿多法郎。”为此，法国政府除了加速开动印钞机，已别无选择。“法国的货币流通量不断增加，在1914年第4季度，信用流通量竟然高达96亿多法郎。”其结果只能是“国库亏空，入不敷出”。［5］104
看不到尽头的绞肉机式的战争，把一个个国家拖进了债务的深渊。除了还远在大洋彼岸隔岸观火的美国，所有投身这场战争的国家都不得不被迫吞咽下负债累累的苦果。“截至1917年，俄国外债额达8.24亿英镑，意大利和法国净外债额同样巨大。截至1919年，英国向英联邦自治领和战时的盟国提供贷款共计18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2%，并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借贷13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6］279这意味着所有国家不但要背负起债务国的重负，还要无一例外地让自己的国家和国民承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啃噬和煎熬。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经常出现的“伤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内外都展示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会发现双方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几乎是相等的：双方都站在了战争的废墟上。而这还不是参战国付出的最后代价。最后的代价是，几乎所有参战的帝国君主都因这场战争而垮台。
古典帝国的时代，在欧洲结束了。
只有置身事外的美国是“例外”。这时的美国“是净债权国。债权额达70亿英镑，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6］279要知道，不过4年前，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战争是国际关系最大的颠覆者，当然，也就是债权与债务关系的颠覆者。
唯一的受益者只能是美国
当整个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绞肉机和资本吞噬机时，美国人一直隔着大西洋冷眼旁观，并不急于下注。它只是把自己手中的钱—战争资源和资本—源源不断地借给那些输红了眼的赌徒们，就像不时把干柴投进灶膛中一样，以便使炉火烧得更旺。它一直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像某些浅见的历史学家们以为的那样，是由于德国人疯狂的“无限制潜艇战”愚蠢地击沉了英国人的“卢西塔尼亚”号，也不是德国外长齐默曼犯了一个激怒美国统治者和全体国民的致命错误。
这些历史学家断言，这两个事件导致了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国人倒向了协约国一边。这是对精于战略盘算的美国人的低估。如果说，这也算是美国参战的原因的话，那只不过是美国人投身这场毁灭欧洲的战争的借口。对美国人来说，即使没有这些事件，照样可以找到其他合适的借口。美国人一开始就知道，加入到这场战争中去是迟早的事，它要做的，只是看好何时加入。这是个时机问题，但这个时机和时间无关，它只取决于一个条件—那就是什么时候，整个欧洲燃烧到油尽灯枯？只有这时，美国人想要的时机才会成熟。因为美国人真正想要的，是权力从欧洲那些老牌帝国，确切地说，是从世界霸主英国人的手中，向美国转移，而不是仅仅通过发战争财，获得目光短浅的商业利益。“美国驻英大使佩奇给总统顾问爱德华·豪斯的信中说：‘差不多全体欧洲国家都要破产??整个世界的前途会落在我们手中。’”［7］146
为这一刻—击垮英国，美国人已经等了很久。但美国人先要击垮的对手，却是德国。从德国人在19世纪末叶，其经济实力超过英法，成为世界老二并直追美国，甚至开战前一年，在国际市场中所占份额达21%、超过美国的17%之后，［7］148美国人就大吃一惊地坚定了必须打垮这个霸权竞争者的决心，为此，美国只能选择站在自己迟早要取而代之的英国及其协约国一边。但为什么要在战争打到第4年，美国才丢掉“中立”的面具，决定参战？原因不言而喻：美国需要德国这个帝国的后起之秀，倾尽初生之犊的蛮力，消耗英国。而为了使年迈的狮王能够支撑得更久一些（同时也就消耗得更狠一些），美国这个战前的债务国，慷慨地向自己从前的债权人敞开钱包，先后分别借给英国47亿，法国40亿美元，［8］627开始扮演“战争的最后借贷人”角色。历史证明，谁能扮演这个角色，谁就将是战争最后的胜利者。
扮演这一角色的好处，在美国人还未投身战争之前，就已经充分显现了出来：“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而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不仅回收了交战双方在美国的有价值股权，而且增加发行了巨额债权的数量，加快资本输出的速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9年，美国在国外的总投资额高达70多亿美元，协约国向美国的借贷也高达100亿美元。”与此相应，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在迅速增加，占世界黄金储备量的40%。”从此，“国际金融中心也逐渐偏离伦敦，开始向纽约转”。［5］105“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无法抑制心中的兴奋，说道：‘在当今世界金融领域和商业领域，美国所占的地位和必须占有的地位，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5］105显然，对于这位学历最高（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来说，胜利好像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了些。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苦战的英国人，心情就不会有威尔逊总统这般轻松了。因为德国人又重新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英国大量战舰、商船被击沉。战争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同盟国方面转变。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有战败风险，并且英国的金融形势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因此，威尔逊认为，从保护债务国的角度看，美国应该立即对同盟国宣战。”［7］148
这是威尔逊总统说服国会授权美国参战的最好理由。但从总统本人到那些支持美国参战的议员们，都在肚子里揣着另一个更能说服自己的理由：老牌帝国英国倒下，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新兴帝国德国，才是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强劲对手。所以，必须赶在它击败英国、成为新的欧洲霸主之前，击败它。这样在战争结束之后，将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国家，阻碍美国登上英国人曾经坐了百年的王座。
而恰在此时，德国人击沉了英国商船“卢西塔尼亚”号，造成美国公民的死亡，接着又从英国情报机构“及时地”传出了德国外长齐默曼秘密致电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授意他策动墨西哥政府向美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建议德墨结成抗美联盟这一足以激怒全体美国人的消息。一切都来得恰到好处，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俗语：想睡觉就有人给你递枕头。最后，德国潜艇又干了一件蠢事：击沉美国军舰“豪萨顿尼克”号。德国终于把美国人拖进了对自己的战争。
1917年6月27 日，由潘兴将军统率的美国远征军，登上了欧洲大陆，虽然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团远谈不上强大，但已足以使战争的天平，由于压上了美国这只巨大砝码，毫无悬念地向协约国一方倾斜。
这样的结局，虽然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但却足足打了四年零三个月，耗尽了几乎所有参战国的人力物力，才见分晓。对于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白人至上”的欧洲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但对于悲催的欧洲人来说，其厄运并没有到此就画上句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用法国元帅福煦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来说，“这不是和平，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
果然，整整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尽管规模、时长、损耗和惨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一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跳空高开”后的“缺口回补”。用我一位朋友的话说，就是“把‘一战’没打完的仗全打完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未能让觊觎王座的美国人如愿以偿—彻底实现“权力转移”。大英帝国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坐在王座上不肯对新贵美国屈尊俯就。被“凡尔赛和约”高达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逼红了眼的德国人，也在把复仇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如此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福煦一语成谶。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人显示出来的战略耐心与它的战略谋算一样深沉老到。直到20年后，欧洲通过下一场战争，把新老帝国间所有的积怨，也把他们所有的财富，连同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古典文明，一齐打光打尽，才心有不甘却又无奈地拱手向美国人交出世界霸主的权杖：至此，由大英帝国推进的贸易文明为标志的第一轮全球化结束了，而由美国人推进的金融文明为标志的第二轮全球化，还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才拉开大幕。
金融殖民：纸币的历史逻辑和轨迹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那么，美国是如何解决这个悖论的呢？
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突破美国宪法限制，连续干过四届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应该说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他的重要之处在于他的影响已经超出20世纪，甚至到了现在，美国和世界也还生活在他的影响中。比如说联合国，又比如说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在他的主导下创立的。
更重要的还有“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叫作布雷顿森林的小镇上，盟国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和少量经济学家云集在一起，经过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代表的英镑势力与以亨利·迪克特·怀特为代表的美元势力的几番较量，其间有大量的激烈争吵，讨价还价，最终“王车易位”，推出了一个新的世界货币体系，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内容实质用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全世界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每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这时候的美国可以说是志得意满，因为此时的美国拥有无人可及的黄金储备，全球80%的黄金都捏在美国人手里，与此同时，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军事机器。
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人以为就此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美国人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有着致命缺陷的体系：因为既作为主权货币又作为国际结算货币，使美元一开始便处在了一仆二主的尴尬境地。更要命的是，如果担负起向各国提供国际货币的责任，美国人的国际收支就不可避免地处于赤字状态，而一国经济如果长久处在赤字状态，谁还会对它的货币保持信心？这就构成了著名的“特里芬难题”，这一难题困扰了美国人大半个世纪。而真正让“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的，是美国人连打了两场本不该打的战争。
新殖民主义：“绿纸”换实物
在朝鲜战场上铩羽而归的美国人并没有接受那场战争的教训，1961年，再次远涉重洋，卷入了越南战争。在越南打了将近14年的仗，到1975年结束仓皇撤离西贡时，美国人一共被击落上万架飞机（也有说是8000余架），丢掉了5.8万名官兵的生命，最后却一无所获！这场战争打掉了美国8000亿（也有数据显示是686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被“马歇尔计划”扶持起来的欧洲，却开始了强劲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更多的美元流到了欧洲，这也意味着美国人手中的黄金在相应地流失。特别是当欧洲人看到美国的巨额赤字而对美元缺乏信任感时，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的呼声也就逐渐高涨。如此一来，戴高乐总统要求把法国手中的美元换成黄金。相对应的，美国的黄金储备日渐减少，到1971年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已经是捉襟见肘，钱不够花了。而那时的美国人却不能像今天应对金融危机这样，实行“货币宽松政策”，打开印钞机狂印美元。因为，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横在那里，美国人不能随心所欲，没有足够多的黄金就不能印足够多的美元。因为你对全世界有承诺，你是全世界的基准货币，你必须保持美元的稳定。美国陷入了空前的窘境。
战争还在继续进行，黄金储备日渐减少，多印美元没有可能，美国人思来想去，没别的办法，只能失信于世人了。
1971年8月1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关闭黄金窗口，这一失信之举意味着美国可以不受黄金的羁绊，随心所欲地向全球释放流动性，也就是随意加印美元了。起码从理论上说，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由此，人类社会真正进入纯粹纸币也就是信用货币时代。想想看，信用货币时代是从发币者失信于世人开始，真可谓充满讽刺意味。但是美国人并非傻瓜，还不至于傻到以为光印钞票就能解决问题。美国人当然懂得，超量印钞就是自掘坟墓。当你自己把自己的货币贬得一文不值时，你的国家信用就会崩溃。于是美国政府就出钱让人去做一个专项研究，看看美元跟黄金脱钩后，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对世界经济又会有什么影响。半年后，迈克尔·赫德森①的研究报告《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出炉。这位有良知的年轻经济学家，在报告中提醒美国政府，美元跟黄金脱钩，在短时间内对美国有好处，因为美国可以在全世界还没回过神来时多印钞票，用没有黄金背书的纸币去占全世界的便宜。但长期看，这对美国和全世界都绝不是什么好事，尤其对美国，无疑是饮鸩止渴。
美国政府的官员们看到这份报告作何感想？按迈克尔·赫德森的形容，欣喜若狂！这些官员们认为，既然短期对美国有好处，为什么不能把它变成长期对美国有好处的事情呢？于是美国政府真的就这么做了。从此这一做法就成了美国政府施行长达40年的基本国策，成了一种刻意的制度安排，其证据就是在过去的40多年里，除了克林顿任内美国的国际收支出现过一两年顺差外，其他的40来年，美国一直处于逆差状态。是美国人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局面吗？完全不是，是美国人根本就不想扭转。因为逆差是美国输出美元的自然结果，也是输出美元的必然代价。只有逆差才能让美国用手中的绿纸去换取全球的实物财富，而这正是美国政府为何甘于让自己的经济处于逆差状态的秘密。所以，后来的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切尼，才会不无得意地宣称：“逆差不是问题，赤字也不是问题。”①让美国人匪夷所思的是，全世界居然默认并接受了美国政府这一做法！如此一来，美国金融霸权体系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得以继续维系并得到了加强。为什么？因为当时美国超强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这三根支柱支撑住了美国政府和美元的信用。更因为美国政府在其后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不失时机地将美元与全球的石油贸易挂钩，使美元得以成为全球最大宗商品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从而一举奠定没有黄金背书的纸币—美元的货币霸主地位。此后，美国已经先后轮换过七任总统，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各种政治主张轮番出台，唯独对这一基本国策心领神会，心照不宣，从未改弦更张。
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可以称之为美国金融大战略的设计，是美国最大最高最核心的国家秘密。因为这一隐在一切经济和金融教科书背后的美国金融国策，你永远不可能在任何一本书里看到，而只能想象和猜测，每当美国出现权力交接时，现任总统在把控制核按钮的手提箱交给下任总统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把美国的金融国策告知继任者，告诉他为什么美国只需要生产美元，而全世界却必须生产用美元购买的产品；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大分工，什么是真正的全球化！而这一切，正是从1971年开始，从那位最被美国人诟病的总统尼克松开始。就此角度来说，美国人真应该深深感念这位被他们弹劾下台的总统先生。
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又与石油挂钩，也是在这位总统手中完成的。尼克松和美联储的高官明白，仅仅靠美国自身的实力，别人不买账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美元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挂钩，让美元这艘大船在摘掉黄金之锚后，尽快找到另一只大锚，才能确保美元地位稳如磐石。机会很快就来了。1973年的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一开始，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两线出击，打了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但不久后战况逆转，以色列反占了上风。
一场旗开得胜的战争最终以被迫停战告终，这让阿拉伯世界非常郁闷。坐拥石油的中东富油国仍一致决定，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就从油井中夺回来。于是，他们决定用石油作武器，利用自己可以掌控的欧佩克—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抬高油价打击西方。这个办法果然比战争来得更有效，国际油价很快从3.01美元一桶，飙升至11.56美元一桶。很快，西方就承受不住了。
这时，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西蒙受命秘密地飞到利雅得，去见沙特的石油大臣，也是首任欧佩克秘书长，告诉他：你们想把油价抬多高我们不管，但是要想不让美国人与你们为敌，你们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①这位沙特的石油大臣与整个世界一样，对美国人这一着棋的深远机心未过多考虑，就一口答应了美国人的要求，从此，全世界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而美元的信用也就在此后40年里，牢牢地与全球的能源需求挂上了钩。
走到这一步，美国人设计出的这个新型帝国渐渐开始显现出轮廓，这就是人类帝国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金融殖民帝国。美国人发现，比起当年德国人虎口夺食去争取一个国家的生存空间这种愚蠢做法，更高明的办法，应该是通过貌似几千年来人类的公平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让世人几乎觉察不到用“绿纸换实物”有何不妥，乖乖地让他们把手中财富交出来，而这种“文明的劫掠”又不会像历史上的“强权劫掠”那样制造仇恨。要达到此目的，没有比金融殖民更好的办法了，这办法可以把全世界都纳入美国的金融体系中，然后，像拧开自来水龙头一样让实物财富滚滚流入美国。
就这样，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完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向金融业大国的转型，它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及生活方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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