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之遥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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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如此爱你试读：
引子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七岁生日之后，我决定独自去一个遥远的地方，等待生命的终点。
我遇到一个男人，他对我说，可以把我带到地球的背面。他为我描述那个地方，告诉我“Beauty can take you everywhere（美能带你到任何地方）”。脸上带着嘲弄的笑，把我当作一个极其常见的离家出走的厌世少女。
可惜我不是，我只是不愿意在病床和手术台上度过我剩下的日子，也不要那些爱着我的人再次面对贫苦和绝望。我决定不让任何人走近，当生命终结，我只会是一个浅淡的影子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面。
Why do you want to dance?
Why do you want to live?
Well, I don’t know exactly why, but……I must.
That’s my answer too.
—The Red Shoes
你为什么要跳舞？
你为什么活着？
准确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必须……
这就是我的回答。——《红菱艳》
坟墓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五日，曼哈顿，阴。
早晨八点四十分，李孜跟着Richard Ward（理查德·沃德）去曼哈顿下城的拘留所探访一个等待审判的嫌疑人。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堵在布鲁姆街和卡纳街之间，举步维艰。
Ward是个年近六十的胖子，解开衬衣的第一颗扣子，低头在手机上看他的邮件。李孜则很瘦小，黑色羊毛大衣一直盖到小腿中部。她看着车窗外面，那是个融雪的日子，气温在冰点上下浮动，街道两边一片萧肃，不禁让人觉得这是一年当中最悲凉的月份，冷，而且没有节日。
开车的是一个锡克教印度人，包着紫红色头巾，耳朵里插着耳机，音量开得很大，偶尔漏出一星半点的音乐声。李孜在其中捕捉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却想不起出处，只觉得好像是电影配乐，在哪里听到过。那一瞬间恍如时光交错，她想起许多从前的事情，一些零碎的片段，指尖的触感，透过眼帘的光，既没有情节，也没有前因后果，但随之而来的感觉却像突然撞到鼻子那样热辣而酸楚。“证件都带齐了？”Ward开口问。
她回过神来，下意识地打开包。
他看到放在最上面几乎全新的DOC（City of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纽约管教局）通行证，问道：“第一次去‘坟墓’？”
她点点头。“知道那里为什么叫‘坟墓’吗？”
李孜摇头说不知道，但监狱叫这样的名字一点儿也不奇怪。“最早是按照古埃及陵墓设计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修成现在的样子。”Ward解释。
她又点点头，没开口。
Ward看看她，笑道：“你是不喜欢说话，我从前没说错，我看人一向很准。”“是啊！”李孜回答，语气一如既往地冷峻，“所以，在你面前我也不必装了。”
三年前，Ward对她说过同样的话。那时他是面试官，李孜是应征工作的人，刚刚毕业，背了一肚子书，考了许多试，却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
两人头一回相遇是在一次小组面试上，李孜记得那时有两个面试官，其中之一就是Ward。她很早就听说过Richard Ward这个名字，知道此人是个以打刑事重罪官司出名的狠角色，但Ward留给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而且那种坏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她看来，这个胖子的形象和做派只和一个形容词牢牢对等，那个词就是“厚黑”。虽然Ward是白人，只是厚，并不黑。
当天参加面试的总共有十个人，都是新近毕业的学生，每人都被要求讲一段真实经历，来说明自己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其中有一个口才很好的男孩子，和Ward一唱一和聊得极其投缘。男孩子说了一件小时候在祖父家里和堂兄弟相处的事情，把自己极具技巧的影响力和说服他人的本事吹得神乎其神。所有人都知道那故事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却都听得十分开心，Ward更是訇訇訇笑个不停。
轮到李孜，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强作镇定，平铺直叙。就在不久之前，她搬来纽约，住进男朋友的公寓。第二天清早，有人敲门。她去开门，门外是住在他们楼下的一个老妇人，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挑着一个用过的避孕套，气势汹汹地说：“这很脏，知道吗？！很脏！”那是一栋七层楼的房子，住了不下二十户人家，有业主，也有像他们一样的租客。李孜费了许多口舌解释，这不是他们扔的，但老太太始终不愿意相信。“后来你怎么说服她的？”Ward问。“没有，我没能说服她，她至今都对我们抱有成见。”李孜回答。
这就是个毫无疑义、没头没尾的故事。在座的其他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她，有的甚至轻声笑起来。“那么——”Ward也笑着问，“你的这个故事想说明什么呢？”“诚实。”李孜回答。
Ward不懂，做出一副饶有兴味的表情等她解释。“我可以讲自己如何如何说服了她，来说明我巧舌如簧，也可以说我起诉她诽谤，以此证明我有法律精神。”李孜看着他，说得不急不慢，“但我很诚实，我不会为了说明什么而编造一个结局。”
小组面试结束，李孜认为自己肯定完了，但却在三天之后接到事务所人力资源部打来的电话，通知她去参加第二轮面试。面试官又是Ward，但这一次她准备得更好，努力装出一副容易相处、干劲十足的样子，不停地微笑、说话。
Ward看着她的简历，问她：“你其实是个挺内向的人，也不喜欢说话，为什么会选择上法学院呢？”
李孜愣了一下，照例把那些现成的说辞搬出来，什么公正之心，还有法律精神。
Ward打断她，直截了当地说：“你把你最可贵的品质丢哪儿去了？”
李孜一时语塞，她至今记得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像行骗被识破，又像是被人戏弄。她带着些羞恼，干脆放弃了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照实回答：“因为这是个好职业，收入也不坏，所有人都希望我这样选择。要是我不晕血，也可能去做医生。”
Ward大笑，又问了些不相干的问题，然后站起来和她握手告别。
那个时候，李孜觉得自己原本前程似锦的人生突然退去光华，显出如同敝屣的本色。不是因为眼前这个傲慢的胖子，而是因为不管是说英语，还是执业做律师，她都说不上喜欢，除了谋生，她找不出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说服旁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诚实”，她终究还是得到那份工作了，在同一间办公室、同一张桌子上，一干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里面，她鲜有机会和Ward共事。整个事务所上下都知道，Ward对刑事重罪诉讼有种近乎病态的迷恋，这样的案子的确能带来名声（好的，或者坏的），却没有多少油水。作为资深合伙人，他有这份资历和实力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案子，而李孜则没有，人家塞给她什么便是什么，时年二十七岁的她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埋头苦干，做着那些大同小异的事务性工作，那些没有激情、不善言辞的律师最擅长做的烦琐事情。
而作为那段回忆的副产品，李孜也连带着想起一些私人的事情。那个时候她跟Terence（特伦斯）交往半年有余，她从学校毕业，搬来纽约，和他一起住……现在他们就要结婚了，回想当时，仿佛还是昨天似的。
一刻钟过去，车子只前进了不过十米，Ward打开车门下车，抛下一句：“走过去吧。”
李孜赶紧付了车钱，想问司机那段音乐的名字，收据却已经递过来了。她下车，追上在前面路口等红绿灯的Ward，耳朵里却还带着那段音乐，嘴里还含着那个未曾发出的问句。“我听说你干得很不错，所有人都说你干得很好。”Ward边走边说，“但我也听说你提出辞职了。”“不必为此自责，不是因为你。”李孜回答。
Ward大声笑起来：“你倒还有些冷幽默，不过，别搞得好像我逼你做什么事，我只想让你帮我看一个人。”“你不是看人很准吗？”李孜冲了他一句。
Ward倒是无所谓，回头对她狡黠地笑了笑，说：“没错，但我也需要其他人的意见，尽管只是偶尔。”“可你还没给过我任何跟这案子有关的资料。”李孜提醒道。“我不想影响你的独立意见。你只需要知道他被控杀人。等一下我跟你一起进去，然后我离开，你跟他单独待一会儿，试着跟他聊聊，然后告诉我，你觉得他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我以为破案是警察的事。”“我这人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我不为有罪的人做无罪辩护，也不想让无辜的人在疯人院度过余生。这无关道德，只是个原则罢了。”
李孜想要嘲笑他几句，最后却只是说：“二月十五日是我在这儿最后一天上班，在那之前，我会尽力帮你。”“倒不用那么久。”Ward笑道，“这案子月底就要上庭，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有发现有利的证据，应该很快就会宣判的，你只需要忍受我不到两周而已。”
在“坟墓”，他们被带到一间灰地白墙的房间里等候。那是一间约十五平方米大小的屋子，摆着一张桌子、四把折椅，桌上有个刻着“City of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字样的金属烟灰缸，电暖气的热流扑面而来，叫人昏昏欲睡。
Ward问李孜：“你喜欢芭蕾吗？”
她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十几岁的时候，她经常听着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或者莫里斯·拉维尔的曲子做白日梦。她喜欢那种简单、澎湃、戏剧化的音乐，这样的人应该也是喜欢芭蕾的。但是，阴错阳差，她从没有走进剧场去看过一场真正的表演，时至今日甚至连电影都很少看。“干吗问这个？”李孜反问。
Ward回答：“因为你马上就要看到一个芭蕾舞演员。”
他话音刚落，门就开了。狱警带进来一个穿着橙色囚衣的男人，因为还是嫌疑人，所以没系腰带，看起来二十五到三十岁，亚洲人，左眼眉骨和下眼眶带着伤，没看他们，更没打招呼，安安静静地坐下了。倒是Ward站起来，问狱警：“他的眼睛怎么了？”
狱警漠然地回答不知道，如果要验伤或是追究责任，可以去哪里申请，填些什么表格。
Ward转头告诉李孜，他要去打个电话，又对桌子对面的男人说：“Han（韩），这是我的助手Liz，她也是从中国上海来的，我想你可能愿意和她谈谈发生的事。”
就像他们事先说好的一样，Ward跟她一起进去，然后就走了。
房间里变得很静。“你好，Han，我叫李孜，他们都叫我Liz，你如果愿意也可以这么叫。”很烂的开场。
对面的男人抬头看看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表情平静而又清朗。如果Ward这时候回来，李孜一定会告诉他，这个人是无辜的。“你愿意跟我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吗？”她受到那个笑容的鼓舞，继续问下去，拿起笔，摊开记事本，等着。
Han没说话，又笑了一下，那是个更加不易察觉的冷漠的笑，就好像在说，算了吧。
那个无声的笑之后，房间重新陷入沉默，只剩两个人呼吸的声音，李孜，还有Han，透过墙上的无缝玻璃可以看见狱警面无表情地站在房间外面。
李孜不记得上一次这么紧张是在何种场合，她手忙脚乱地去翻Ward留在桌子上的那一叠纸，但要临时梳理出头绪并没这么容易。她在心里暗骂Ward，甚至猜想那个胖子是要在她离职之前再损她一把，好让她知道，自己确实不是干这行的料。
开始的时候，她还一边看一边问上几句，比如：“你是一九九二年来美国的？”“事情发生在去年九月？”但所有的提问都没有得到回应。Han，或者如他的身份证明文件上显示的Han D H Yuan，只是安静地坐着，仿佛她不存在。潜意识里，她想当然地推定，面前这个人有着与她极其相似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第一代移民的孩子，十多岁时突然发现自己身在异乡，半路离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朋友，英语说得很烂——即使在那之后有怎样喜人的变化，那段日子所造就的深层次的性格早已经印进DNA里了。
她索性静下心来慢慢地看那些字，心里希望，最好看到一半Ward就回来了，但事情并不如她料想的。“
最后的双人舞
。”Han突然开口说道。“什么？”“最后的双人舞，你哼的曲子。”他也哼了一遍。正是她在出租车上听到过的那段旋律，她不记得自己发出过任何声响，不过，整个早晨，那个熟悉而陌生的调子始终在她左肩上方回旋，她很可能不经意地哼出声来，自己却不觉得。“《吉赛尔》第二幕，最后的双人舞。”他又一次重复那个名字。
李孜看着他，他却没看她，目光落在她身后的某个地方。“愿意跟我说说事情的经过吗？”她又问了一次。
他好像被她说话的声音吓到，一阵慌乱。“说中文也可以。”李孜先说了句中文。
他显然听懂了，却还是用英文说下去：“去年九月，我跟随芭蕾舞团去巴黎国家歌剧院表演，剧目几乎全都是乔治·巴兰钦的交响乐作品，比如《珠宝》……”
I know you’re leaving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wake up，
Leave me with some kind of proof, it’s not a dream……
—The Only Exception Paramore
我知道早上你醒的时候就离开了，
但你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不是梦……
——《唯一的例外》Paramore乐队最后的双人舞
五个月前，巴黎。
八月底的一个早晨，芭蕾舞团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夏末的阳光穿过机场的玻璃幕墙照进来，落在这样一群人身上，俊美优雅，脚步轻盈，趾高气扬。Han Yuan走在队伍中间，是男演员中唯一的亚洲面孔，没有笑容，也不讲话。
当天晚上，媒体采访之后，剧团经理告诉他们中的几个人，有一本时尚杂志想要找他们拍几张照片，做一个“时尚与文艺”的专题，构想其实很简单——模特们穿舞衣，舞蹈演员穿Prada、Tim [1]Hamilton或者Ute Ploier。时间是次日下午四点钟，约在城西的一个地方。
第二天，Han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如约去了那里。那是一座古典复兴主义建筑的顶楼，内里的装饰却是彻头彻尾的现代风格，白色房间，适合跳舞的淡黄色榉木地板。红发的女助理把他们领到更衣室换衣服。Han站在帘子后面，隐约听到外面传来讲电话的声音，是个年轻冷淡的女声，一连串的法语，他只听懂了最短的一句：“这不是真的……”抱怨的口气，说完就是把电话扔到桌子上的声音。
等他从更衣室出来，房间另一头靠窗的地方已经摆开了一张半米宽的白色长条案，一个穿芭蕾舞衣的年轻女人站在上面，两条胳膊抱在胸前，扭头看着窗外。摄影师叫她Ballerina（芭蕾舞演员），仿佛她生来就是个舞伶，现在，将来，以及过去。他看到她钟形纱裙下面的小腿和足踝，裹着白色不很透明的紧身袜，肉粉色足尖鞋的缎带绑在脚腕最细的地方。他突然有种感觉，许多年之后，有一天，他认不出那张脸了，也一定认得出这双脚。
他站在原地，条案上的女人转过头来，目光落在他脸上，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说了一声“他妈的”，声音很轻，语气出奇平静。他也很快地低了一下头，忍不住牵动嘴角露出一个短暂而冷淡的笑。在那之前，他从来没想过，如果他们有机会再见，相互之间会说些什么，即使想过也肯定猜不到她会说“他妈的”，而他会默不作声地冷笑。
摄影师一只手端着照相机，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提高声音对他说：“请到这里来好吗？”然后，又对桌子上的女人说，“请竖起脚尖。”
他记得自己走过去，说了一声“对不起”，不确定是对谁说的——摄影师，还是桌子上的女人。随后的时间，他任人摆布，眼前始终不变的是条案上那双穿足尖鞋的脚。他一直没有抬头看她，因为那不是摄影师要他看的地方，也因为不敢，即使不看，他都已经觉得喉咙哽住了，如果这个时候讲话，声音都会是不一样的。
眼前的那对脚尖竖了很长时间，直到摄影师说：“好，可以了。”一只手伸到他面前，他伸手握住，她从条案上下来，几乎没发出任何声音，像排练了一千遍。“过得好吗？”他轻声问。
Ballerina微微扬起脸，回答：“不能再好了。你呢？有孩子了吗？”没等他回答便从他面前走过去了，吐出来的那几个音节轻擦着他耳边。
他又被叫去和其他人一起拍照。她去更衣室卸妆，换掉身上的舞衣，出来的时候身上穿了条黑裙。他知道她没走，就站在他们身后那扇铅灰色金属大门边上看着他。只要有可能，他就回头看她，她也对他笑，或者自觉不自觉地眨下眼睛。
但是，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拍摄结束的时候，他回头，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抓住那个红发的女助理，问：“她去哪儿了？”“谁？”女助理反问。“Ballerina。”
女助理笑起来：“这里满屋子的Ballerina。”落地窗边上，四五个女模特全都换好了舞衣，白的、粉的，轻纱薄雾的一片。
他知道自己的法语程度不足够解释，跑进更衣室，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冲出去。他下到底楼，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刚好看到她在门口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身后面嵌着一个纹饰图案的徽章，隐约看得出一个花体的“R”字。她坐在后排座位上，扶着车门回头看他，好像一点儿也不吃惊他会追出来找她。她做口型跟他说再见，然后关上车门。车子启动，在路上划出一条圆润微妙的弧线，沿着那条四车道的马路朝东驶去。
徒劳地追了两条街之后，他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走。夏天的巴黎天黑得很晚，白日和夜晚之间，了无尽头的黄昏像一个醒不来的噩梦。不知多久之后，夜幕终于落下，他走过圣厄斯塔什教堂——许多人聚集在那里，孩子般欣喜地等着。
那天晚上，是月光电影节的最后一夜，放映Christopher Honoré（克里斯托弗·奥诺雷，法国导演）的《在巴黎》。他没听说过这片子，也无意去看，却还是站在街角，远远地看着巨大的充气银幕在广场上慢慢展开，直到一只手放在他肩上。“我原本不想去的。”Ballerina站在他身后说。
他回过头，握住那只手，看见路灯的光映在她脸上，周围都是陌生人快乐无忧的面孔、音乐、电影对白，混杂着笑声、说话声。光影、声音、气味组成复杂的印象，穿过夏夜柔软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在那一瞬间，几乎让他落泪。“今天的工作，我原本不想去的。”她又说了一遍。“为什么还是去了？”他问。“因为报酬不错。”她笑起来，声音半带沙哑，像个刚哭过的孩子为了一点点不起眼的东西破涕为笑——就跟从前一样。
她从他手里抽出手来，跑了几步穿过马路，走进卡森广场上的人群，直到完全湮没在里面才停下来，回头看着他挤过来，然后又转身去看电影。她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拿，两只手插进连衣裙侧面的口袋里，始终保持那个姿势，就像在告诉他，不要靠近。
过了很久，她轻声说：“四年前，你在米兰的那一次，我去看了。”眼睛仍旧盯着银幕。
那是他重回芭蕾舞团之后第一次名字被印在节目单上，演出《吉赛尔》全本，他是阿尔伯特的仆从。“为什么没来找我？”他问。“你知道为什么。”她伸出右手，手指插进他左手手指中间，举到面前，侧过头看着他无名指上一个四毫米宽的戒指，抛光的表面已经有了点划痕，并不很亮。“算好吗？”“戒指？”
他摇摇头：“我说芭蕾，米兰的那次。”“那个阿尔伯特空转落地之后的五位做得不及你好。”她回答，而后又摇头，“算了吧，我又不是批评家。”“没人能像你那样跳。”
她又那样笑起来：“那么久的事情了，我老早就忘了。”
电影放了两个多钟头，他们就那么并肩站着，没再说话，也没拉手。直到深夜，电影散场，他们随着人流不辨方向地走了一段。他告诉她，自己就住在附近一家老式酒店里。
她却跟他说再见，离开他朝另一个方向走过去。他追上去叫她，她没回头，只说：“别让人看见我们在一起。”
他不明白，巴黎根本就没有他认识的人。“走吧，别让人看见你跟我在一起。”她又说了一遍，像是在求他。“为什么？你在怕什么？”
她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说：“不是我，是你，我不能让他伤害你。”“谁？”他抓住她的手臂。
她看着他，没回答。“Eli York（伊莱·约克）？”他追问道。“我只想看看你。”她轻声说，然后挣脱他的手朝后退了几步，转身穿过人流，折进一条小路。
他紧跟着跑过去，但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很久，也可能只是一瞬，Han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张老式四柱床上，没换衣服，床上暗铜色的罩被也没有除去。他花了很久才弄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努力回忆昨晚的事情，却记不起自己是怎么回到旅馆的，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一心想到外面去，重新走一遍那条路，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之后的那几天，他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去那间摄影棚，圣厄斯塔什教堂，以及卡森广场旁的那些小路，花了许多时间在他们重逢的地方找她，结果却一无所获。因为这种徒劳无功的寻找，他几乎每天都不能准时到场排练。他知道导演和编舞都对他颇有微词，其他演员都只当他又开始发疯了。所幸他原本就是行事古怪的人，所以也没人特地来过问。只有Lance Osler（兰斯·奥斯勒）来找过他几次，但他都故意避开了。
直到那一周的星期五，黄昏时分，他在排练间隙离开剧场，顺着和平路一直走到旺多姆广场上那一长排支着墨绿色遮阳篷的老建筑前面。他在一扇玻璃门上又看到那个图案，那个花体的“R”，代表Hotel de Ritz（法国巴黎里兹酒店）。
里兹酒店，旺多姆广场的里兹酒店，距离歌剧院不过两条横马路而已，离他住的地方就更近了。如果她真的住在那里，那么过去的几天他们都离得如此之近，近得可怕，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遇不到。
饭店门口的门卫迎上来说了句法语，见他没有反应又马上换了英语讲话：“能为您做什么吗，先生？”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随口问了一句：“休息室在哪里？我要等个人。”
门卫替他开门，指了指大堂的西面。他径直走进去，在一个能同时看得到大门和电梯厅的位置上坐了很久。落日的余晖穿过古色古香的黑色铸铁窗棂照进来，在镶嵌着金线的米黄色大理石地面上投下浅淡却炙热的影子，时间似乎在他身边飞逝而过，一转眼，天已经快黑了。窗外仿造老式煤气灯样式的吊灯亮起来，再加上路灯和霓虹灯，整个广场上流光溢彩，像是个什么节日似的。
直到七点钟，他才想起来那一晚将是他第一次在巴黎登台。他赶回歌剧院，早已错过了最后一遍彩排。像往常一样，主剧场的后台看起来就像是个凌乱破败的仓库，舞台上银白的眩光透过深红色丝绒幕布的缝隙和边沿照进来，在无数面化妆镜之间往返折射。穿背心和旧牛仔裤的工人们拿着道具和布景板穿行其间，女演员们身穿精美到不真实的舞衣，肩膀上却又披着一件再真实不过的混纺开衫，下摆起了毛球，前襟沾着油渍。
导演看到他，张开双手，不是拥抱，纯粹为了表达情绪：“您能不能学会回电话，或者，退一步说，让什么人替您回一个？”
Han愣了一秒钟才回答：“我不知道我的电话在哪儿，对不起。”
Lance Osler从他身后不远的地方跑过来，把手机塞到他手里，在他耳边轻声道：“在这儿。”
他在第二幕时上台，那一幕的主题是红宝石。大部分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身着深红色舞衣的女演员身上，只有第十一排左侧靠近过道的位子上，一个男人始终盯着他。那个人隐身在幽暗的观众席里，Han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知道他身旁的位子始终空着，红色丝绒椅套在黑暗里显得犹如烂熟的葡萄一样甜腻而浓郁。幕间休息之前，那个男人站起来，了无声息地走了。大约有两秒钟时间，Han忘记了舞步，垂手站在台上，看着观众席尽头那扇包着黑色皮面的门，一尺宽的白色光线亮得晃眼，却又在那道门后面戛然而止。
他不记得那之后发生的事情，紧接着的记忆片段是次日早晨，他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起来开门，门外站着Lance Osler。“所有人都在等你。”Lance对他说。
他想起上午九点钟开始的彩排，跟着Lance穿过旅馆几乎密闭的走廊，坐电梯下楼。
电梯轿厢三面都是镜子，他和Lance都尽量避开彼此的眼睛，却发现这很难。他们走出酒店大门，Han循着模糊的印象朝两条街之外的那个广场走过去，那和他们排练的剧场是完全不相干的方向。时间可能已近中午，但因为是个雨天，光线依旧冷而暗淡，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一把色彩艳丽的雨伞在水幕中展开，闯进他的视线。“你这是要上哪儿？”Lance恼怒地问他。“替我请个假好吗？”他只抛下这么一句话，在雨里继续朝错的方向走。
Lance追上来抓住他：“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谈谈吗？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Han停下脚步，回头打断他：“不是现在，真的，不要现在讲。”
他脸上的表情让Lance做出了一些退让，但却还是跟着他，喋喋不休地问：“你没事吧？你要去哪儿？要干什么？”“Lance人不错，就是话太多了。”Han突然想起这么一句评价来，许多人都这么说过，包括他们俩在芭蕾舞学校的老师卡拉曼洛夫斯基先生，还有Esther（埃丝特）。他尽量强迫自己不去想Esther。他想甩开Lance，但路口的红灯亮了，他被迫停下来。
对面街上开着一家以售卖瓷器闻名的婚礼用品商店，店门口蔚为壮观的雨棚被雨水冲刷得光润洁白。细密的雨雾之间，Han看到一辆同样挂着“R”字标记的黑色轿车转过街角，慢慢地滑行进那巨大的雨棚下面。一个穿黑衣的男人从车上下来，走进店里。Han认出了那个人，不顾一切地穿过马路，朝那边跑过去。一辆蓝色计程车紧贴着他身后驶过，紧跟其后的车子发出尖锐的刹车声，周围有人惊叫起来，Lance被拦在了后面。
店门口穿褐色制服的门童惊愕地看着他，但仍旧带着职业化的礼貌问：“需要帮助吗，先生？”门童犹豫着是不是该拦住他，因为他浑身都湿了，看起来像是疯了。
他没理睬那个问题，推开黄铜装饰的玻璃门，径直走进店堂。那个穿黑衣的男人就在几步之外跟一个中年女店员讲话，背后的柜台上摆的全是透白镏金的瓷器和水晶酒杯，听到他进来的声音，两个人同时转过头来看他。“你好，Han。”黑衣男人开口说道，脸上露出一个奇异的表情，像是一种笑容，却又不知是为了什么。
Han跳过了那句问候，只是喃喃地念出那人的名字——Eli。
If you hear someone is coming near，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make them disappear……
—Now that I Know Devendra Banhart
假如你听到有人靠近，
就闭上你的双眼，让他们消失……
——《我现在知道了》德文德拉·班哈特
交替的记忆
Eli York，李孜记得自己看到过这个名字，公诉书上被害人的名字。去年九月十日凌晨，Eli在西四十二街一栋高层公寓的第四十九层中毒身亡，根据大楼监控显示，Han Yuan那天晚上也去过那里，而且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跟Eli接触的人。李孜不明白那个寻找Ballerina的过程与这场谋杀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听Han的叙述，却不觉得冗长。“能说说去年九月九日夜里到九月十日凌晨发生的事吗？”她问，想要把谈话拉回主题。
Han看着她没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就好像根本没听懂她的问题，两秒钟之后才回答：“对不起，恐怕不行，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李孜不明白他的意思。“事实上，我一直试着回想那天的事情，但每次想起来的事情都不一样。”他自嘲地笑了一下。在身陷囹圄时，那是个不同寻常的表情，让李孜不禁在心里打了个冷战。“无论你想起了什么，都可以对我说。”她说道。“Ward之前的那个律师告诉我，如果我不能肯定，就什么都不要说。”“你可以告诉我，我不是警察。”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有时候，我记得是我把胶囊拆开融进酒里，有时候又看到是他自己吃了那些药。”“药是谁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在那儿？”“我不记得了，好像是因为她。”“她是谁？”“Ballerina。”“她有名字吗？”“当然，她叫G。”“当时她也在场？”“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他低下头，似乎被逼到记忆的绝境。
李孜换了一个话题：“你怎么认识他们的，York，还有那个G？”
他沉吟了片刻才回答：“大约六年前，我住在康涅狄格一所医院里，她去那里看一个朋友，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她是个模特，Eli是她的经纪人。”“你跟G交往过？”“对，有段时间我们在一起，大概四个月。”“后来呢？”“后来她去了别的地方，欧洲。工作上的原因，我们就分开了。”他一字一句地回答，十分简略。“去年八月份之前，你没再见过她？”“见过一次，我婚礼前夜的派对，她也来了。”
就在这时，Ward从外面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李孜站起来对Han说了声对不起，又跟Ward说：“我跟你说句话。”伸手把胖子推去了门外走廊里，关上门。
她透过铁门上手掌大小的玻璃窗，又看了一眼坐在桌边的Han，把Ward拉到一边，说：“他应该接受精神鉴定。”
跟她料想的不同，Ward一点儿也不惊讶，只笑了笑，回答：“两次，他受过两次司法精神鉴定，两次的结果都是正常的。”“这不可能。”李孜肯定，任何一个哪怕受过一点点心理专业教育的人都能看出来他叙述当中出现的问题。“这不是没有可能，在你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段经历。”
李孜不解地看着Ward。“案发之前，有证人看见Han在巴黎一家商店里打了Eli，并威胁要杀了他，两个人打碎了大约价值一万五千欧元的瓷器。”Ward停顿了一下，似乎肯定李孜会发出惊叹，但却什么都没等到。他笑了一下继续说下去，“纽约这里有Han在案发当天尾随Eli进入公寓的监控录像，公寓里有他的指纹，但没有口供——Eli死了，而他什么都不说。”
李孜很容易想象出Han面对警方的样子。因为，在她面前，他仍旧保持着那样的态度——不急于辩白也没有反抗，带着一种旁观者般释然的态度，仿佛灵魂出窍，飘在房间一角的半空，对着自己的耳朵幸灾乐祸地低语轻笑：这下你要怎么收场？“那他怎么接受的精神鉴定？”她又问。“他很配合，各种各样的测试都很配合，只是拒绝谈发生的事，他说全忘了。”
李孜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Ward点名要她来——她是事务所里唯一的华裔，Ward想当然地觉得她能问出点什么来。想到这里，她不禁有些气恼，却还是尽职尽责地回答：“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但多少还是说了一些。不过，那些记忆，尤其是关于那个G的事情很混乱，其中有一些细节又很真实，很可能是发生了什么让他不能接受、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所以他篡改了自己的记忆，拼凑出一段新的。”“那个G？”Ward特别挑出这三个字来问她。“他反复提到的一个女人，模特，或者Ballerina，还说Eli York死的时候，她可能也在场。”
Ward低头想了一下，说：“警方的调查记录里并没有第三个人。他说过更多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情吗？”“他说他婚礼前夜的派对，那个G也来了。”
Ward看着李孜，突然说：“你总在她名字前面加个定冠词，好像不肯定她是否真实存在似的。”
李孜不得不承认，潜意识里她确实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得试着找到她。”Ward说道，表情变得有些严肃，转而又笑起来，问李孜，“想见见他妻子吗？”
从“坟墓”出来，Ward给Han的妻子打了个电话，约好下午三点钟在她工作的地方见面。
时间已过中午，他提议在附近一家咖啡馆吃午饭。李孜只简单吃了点东西，便把刚才记下的东西拿给Ward看。胖子一边吃一边窝在卡座的角落里读她的笔记，看到最后，突然问：“关于那家商店里发生的事情，他没有详细讲？”
李孜摇摇头，回答：“Han只说他看到Eli走进那家商店，他追进去问G在哪儿。之后两人发生了口角，他打了Eli，几个店员和他芭蕾舞团的同事Lance Osler把他们拉开了。”“Lance Osler。”Ward摸了摸下巴，感叹道，“这个Lance Osler也是个奇怪的角色。”“为什么这么说？”李孜问。“Han的妻子告诉我，Osler和Han曾是同学，后来又做了同事，Han结婚的时候，他是伴郎。”Ward说，“但在这桩案子里，他是检方最有力的人证，几乎可以说是他亲手把自己的朋友送进了监狱。”“证人是宣了誓要说实话的。”李孜提醒他。“即使一样是实话，也有好多种方式去讲。”Ward强调，“如果没有他，这案子会简单许多，那几个法国店员未必能出庭作证，就算来了，随便放一段奥普拉的脱口秀，他们至多只能听懂一半，而Han和Eli吵架一定是说英文的，这样的证言很可能不被采信，没有了死亡威胁，也就不存在谋杀。但现在，就是有这个Osler……”“可能他和Han有过矛盾。”李孜胡乱猜想。“可能，只可惜没证据。”Ward点点头，摊开手傻笑了一下，合上笔记本还给李孜，对她说，“做得不错，我早说过我看人很准。”
这话把李孜气得够呛，她回了一句：“其实你根本不用费心夸我，我心里很清楚为什么突然要我接手这个案子。”“为什么？”Ward脸上带着些笑意，看着她问。“为了把我从那个制药公司的大案子里踢出来。”李孜耸耸肩回答，在Ward面前她总是懒得去掩饰，“我辞职了，他们不想让我继续接触那些保密文件，所以就把我塞到你这儿来，做这件无关紧要的[2]Pro Bono。”“如果你觉得一条人命和四十年监禁都是无关紧要的，那我也无话可说了。”Ward打断她，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不是那个意思……”李孜试图辩解。
但Ward却只是露出一个嘲弄的笑，纠正道：“这案子不是Pro Bono，被告的妻子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我的。”然后就不由分说地站起来，付了饭钱，走出去了。
从餐馆出来，他们拦下一辆出租车去切尔西见Han Yuan的妻子。一路上，Ward尽量简略地为李孜叙述了一下案情。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三日，Han Yuan随芭蕾舞团到达巴黎。根据他同事的说法，他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就有些不正常，独自一个人外出，排练时迟到，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但他一直就是行事古怪的人，所以也没人去追究。
八月二十九日晚，Han登台演出，当天的剧目是乔治·巴兰钦的作品《珠宝》。据那场演出的导演回忆，Han在第二幕红宝石主题中错了三个拍子的舞步。台下的观众未必能看出其中的不同，但剧团里的人都知道出了纰漏。演出结束之后，导演曾找Han谈话，他只说了句抱歉，没做任何解释。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八月三十日，Han仍旧没能准时参加彩排。他的同事Lance Osler去旅馆房间找他，但他并没有跟Osler去剧场，而是朝和平路走过去。他在路上遇到Eli York，并尾随其进了一家婚礼用品商店。在那家店里，Han和Eli发生了争执。Osler赶到的时候，看到Han把Eli打倒在地，并威胁说：“如果她有什么事，我会杀了你。”商店的店员报了警，警察到场之后，Eli表示不想追究，所以两人只是做了笔录，并赔偿了商店的损失，就离开了。
离开那里之后，Han告诉Osler，那几天他一直在找一个人，他从前的女友，Eli York知道她在哪里，所以他会一直跟着Eli，直到找到她。
九月七日，芭蕾舞团按原定的计划搭乘美联航的航班返回纽约，但Han没去机场，也不在酒店，错过了那班飞机。根据法国航空公司的记录，他在当天下午另外购买了一张九月九日晚上飞纽约的机票，而Eli York早在八月三十日就预订了这个航班。
九月九日晚七点十分，Han和Eli乘坐的班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整个飞行时间约八小时，因为时差的关系，在纽约落地的时间是美国东海岸时间晚上九点十分。
约五十分钟之后，Eli York回到曼哈顿中城的住所。物业的监控录像显示，Eli进入大堂的时间是十点零五分，Han就跟在他身后。
九月十日凌晨一点三十五分，也就是差不多三个半小时之后，Han一个人离开了那里。
九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一点，女佣从工作通道进入四十九楼E座做例行打扫，发现Eli York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死了，身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瓶打开的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
尸检之后，法医认定死亡时间是九月十日凌晨，死因是超量服用抗抑郁药文拉法辛，饮酒加剧了药效。根据验尸报告，死者一次摄入了超过两千毫克的药物，由于文拉法辛本身是缓释胶囊，很有可能是吞食的时候弄碎了，或者是存心去掉外壳化在酒里服用的，药效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大，导致昏迷、癫痫、呼吸抑制和心脏骤停。
一开始，经手这件案子的警察倾向于自杀或是误食致死，因为这些年吃抗抑郁药致死的事情不胜枚举。他们只是按照程序找死者的亲友来认尸，但Eli York离开美国很久了，似乎没有什么走得很近的亲友，最后只找到他在纽约的律师Guary Criton（格尔·克赖顿）。Criton听到Eli的死讯非常意外，他告诉警方，几天前刚刚收到Eli从巴黎发出的一份快件，是一份遗嘱，另外还附有一封短信，解释说自己受到死亡威胁，为以防万一，想交代一下身后的财产归属。在此之后，警方才开始朝谋杀方向展开侦查。
九月十四日，Han在他的住所被拘捕。警方调查结束之后，地区检察官根据几项关键证据同时对他提出了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的指控：
第一，Han曾公开威胁过Eli。
第二，Han对Osler说，他会跟着Eli，后来也的确为此更改了回纽约的航班。
第三，可能是最致命的，导致Eli身亡的文拉法辛，Han从几年前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一般情况下，他只能从医生那里拿到不超过一周剂量的处方，但这一次，因为他要在巴黎待两周，而文拉法辛在连续服用六周以上的情况下，一下子停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反应，所以，他的心理医生破例给了他两周的药量。按每天一片一百五十毫克来算，十四天刚好是两千一百毫克。
这个案子的预审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当时为Han辩护的是他丈人的家庭律师。此人是个有些名气的律师，谨慎且识时务，他认为检方的证据链完整充分，很难反驳，所以一开始就极力主张Han精神不正常，无须负上刑责，而应该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试图说服Han及其家人接受这样的安排，以后每年接受一次精神病患委员会的审查，如果委员会认为Han已康复，便可以重获自由，不留刑事案底。虽然Han的妻子一直坚信丈夫是无辜的，但是最终还是被说服了，而Han也带着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默认了这样的安排。鉴定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控方传召的精神病专家并不认为Han有精神分裂症，反而认定他在案发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那次法庭聆讯持续了两天有余，大陪审团确定检方有足够的证据要求Han接受审判。因为是重罪指控，法官驳回了保释申请，把初次庭审定在一月底，也就是说控辩双方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收集并开示证据。于是，那个律师便又试图说服Han与检方达成协议，接受二级谋杀的指控，以免更长的刑期，将来还可以申请假释。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Han的妻子坚持要换掉那个律师，她找到Ward接手这件案子。按照Ward自己的说法，原因是他既不谨慎，也不识时务。
说到这里，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刚好行至中城，Ward凑到窗边，透过冬日午后的阴雨薄雾，指给李孜看着远处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银色大厦。“就是那儿，我最喜欢的案发现场之一。”他说，低头看了一下表，问李孜，“想去看看吗？我们还有些时间。”“如果可以，当然好了。”李孜回答，好奇Ward究竟要怎么把她带进去。
Ward指示司机朝西四十二街驶去，直到那两座银厦近在咫尺。两人付了钱从车上下来。李孜记得案卷上写着，案发的那套公寓在E座，但Ward却径直带她走进B座的大堂。她知道此人总有些超出常理的门道，便只管跟在他后面。
当班的物业管理员是个中年男人，黑色西服，别着名牌，看到Ward进来，朝他点点头，显得十分熟稔，很有默契地把他们带到大理石影壁后面，乘一部货运电梯上到四十九楼。电梯门打开，外面便是消防通道。Ward也不多解释，走到通道尽头，推开一扇气窗，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巧的数字式望远镜，调好焦距，让李孜看西面E座的房子。
镜头里刚好能看到案发的那个客厅，那个房间整面外墙都是玻璃的，白色的薄窗帘只拉了四分之一，室内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连靠窗那张条案上的摆件也能看得到一个大概——有水晶方尖碑，纯白镶银边的骨瓷人偶，也有青花器皿，还有只粉彩镏金的小盅，上面描着一朵无根漂浮的白莲花。房间像是刚刚装修过，空落落的，没有丝毫人气，又摆着那么些易碎的瓷器，根本不像曾经发生过命案的地方。“那是Eli York的产权公寓，他五年前离开纽约之后一直委托物业公司出租，去年夏天才收回来的。”Ward在一旁解释，转而又问管理员，“那房子现在还空着？”
管理员点点头，回答：“据我知道的，根本就没挂牌租售，好像是因为遗产继承的事情还没落实。再说，现在空房子多得很，谁会要住死过人的地方。”“价钱便宜些总会有人考虑的。”Ward道，“这样的位置，这样的风景，换作是我也愿意住在那里。”“你要是真有兴趣，我可以帮你去打听……”管理员说。
Ward连忙笑着说不用了，免得老婆当他金屋藏娇。两个男人说笑着，只有李孜还端着望远镜在看——的确，从那间客厅的落地窗看出去，便是哈德森河的码头，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到埃利斯岛，甚至更远的地方。到了夜里一定是一片灯海，像是飘浮在星空里。换作是她也愿意住在那里。
离开银厦，李孜和Ward如约去找Han的妻子。他们来到切尔西，按照地址找到哈德森河公园旁一栋战前建筑的顶层阁楼，这里已改成一家画廊，不是很大，却布置得精致高雅。
Han的妻子跟李孜差不多年纪，也是纤小的华裔女人，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她的名字，Esther Poon，头衔是画廊经理。她请Ward和李孜去二楼她的办公室里坐，那是一间半开放式的房间，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河岸的风景。这样的天气鲜有船只出航，泊在码头的小型轻钢游艇清一色盖着靛蓝油布，上面再覆着一层糖霜似的薄雪。窗边的白色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老式照相机，既有看起来就很值钱的古董，也有波普时代流行的宝丽来和乐摸。一旁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只镜框，李孜注意到其中一张Esther和Han的合影，照片里的两个人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岁，像一对初绽的花儿一样，年轻、漂亮、犀利。
而眼前的Esther看起来憔悴了许多，但还不至于彻底乱了方向。她穿着简单，却不随便，英语说得无可指摘，只有极少一些词还是可以听出来她并非是出生在美国的。
Ward简单叙述了一下上午在拘留所里的事情，说Han提到一个新的证人。
李孜在Esther脸上看到一种复杂的表情，介于两种毫不相干的情绪之间，是宽慰，也是紧张。她很想知道那表情背后的东西，便接过话头问Esther：“他提到一个人，一个名叫G的女人。事情发生的那天，她可能也在场。你认识她吗？”
Esther摇摇头，这一次，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他还提到你们结婚前夜的派对G也来了。”李孜继续说。
Esther回答：“那天晚上有差不多一百五十个人，你说的那个人可能是他那方面的朋友，我完全没印象。”合情合理的解释。“他说他们在巴黎又遇到了，有家杂志给他们拍了一些照片。你知道这事情吗？”李孜又问。
Esther想了想，说稍等，起身走出去，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很厚的铜版纸杂志。她坐下来，翻开其中的一页，交到李孜手上，说：“法国版，去年的九月号。”
差不多十个版面的跨页照片，每张照片下面都标明了模特和舞蹈演员的名字。Han在第四页，穿着白色衬衣，灰花呢西装，黑色西裤，黑色皮鞋，站在象征时装展示的白色台阶上，脚边坐着一个身穿白色芭蕾舞衣的女人，金发，一个俄国名字，不是G。李孜又翻了一下那个专题其他的照片，没有亚洲面孔的女模特，也没有相似的名字。她感到一阵莫名的失望，她曾经觉得G不是真的，现在却是完全不同的感想。
李孜抬起头，刚好碰到Esther的目光，她不甘心线索就这样断掉，试探着说：“Han说他和G是六年前在康涅狄格一所医院里认识的。”
Esther低头做出一个苦笑，过了很久才回答：“如果他那样讲，那个人很可能是不存在的。”
李孜不明白她的意思，等她解释。
Esther欲言又止，倒是Ward先开口了：“那不是普通的医院，对吗？”他挪了一下身体，屁股下面那张转椅的关节发出难听的声响。
Esther轻轻咳嗽了一声，回答：“对，那是家精神科康复医院。他在那里大约住了八个月。”
Ward做了一个“噢，我的天啊”的手势：“你应该一开始就告诉我的。”“我以为根本不相干，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他已经完全好了……”Esther慌乱地解释。“两次司法精神鉴定你都是知道的，精神病史很可能左右鉴定结果。”Ward继续说，“我需要他所有的就医记录，然后再申请一次精神鉴定，不管怎么说……”
Esther站起来，不让他说下去：“我和Han，我们十四岁就认识了，我了解这个男人，他不可能杀人！他不应该为这件事失去自由，哪怕不是在监狱里！”
而Ward仍旧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看着Esther的眼睛，回答：“这是最坏的打算，但你必须承认它有可能发生。”“不如直说吧，你根本就不相信他是无辜的，或者说你根本就无所谓，只想要他认罪，然后进精神病院了事……”Esther看着Ward大声喊叫，几乎要哭了。
李孜打断他们，努力把这场对话回复到客观平静的状态，她问Esther：“你自己也不相信他，不是吗？否则你不会这么肯定G不是真实存在的。”
Esther静下来，垂手站在那里看着李孜。
李孜也迎着她的目光，说道：“告诉我所有你知道的，如果你真的想帮他。”
If only life was this good……
假如生活如此好……
舞会皇后
十五年前，曼哈顿。
许多年过去，人们渐渐忘记了她原本的名字，甚至连她自己都记不起那三个汉字背后的意思了，它们只静静地存在于某一页移民文件的最后，笔画匀称，语音悠扬，身边却没有几个人会读。有人故意忽略，有人嫌发音太难，在他们眼睛里，她只是Esther。甚至连姓氏也按照广东读音写成Poon（庞），毕竟没人希望自己姓Pan（平底锅）。
只有他记得，她是潘筱颖。但是，在开始喜欢他之前，她花了太长时间来无视他。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林肯中心那个芭蕾舞学校的排练厅里，那时Esther十四岁，来考暑期班，他比她小一岁，却已经是正式的学生了。
他看见她，用中文问了一句：“你好，你从哪里来的？”
她看看他，用英文冷淡地回答：“我就住在曼哈顿。”
暑期班开始，Esther又在走廊里遇到这个男孩子，这一次，他仍旧用中文对她说“你好”。
不知为什么，这让她很生气，索性恶作剧似的用法语道了声“日安”。
他不明白，她便冷着脸，用英语揶揄道：“你跳芭蕾，却不会说法语？”
他倒没生气，反而一本正经地回答：“Panché，Arabesqué，[3]Pirouette……我会说的法语词恐怕就只有这些了。没错，我是不会说法语。”
而后，有几秒钟时间，他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她，Esther还记得那时他脸上的表情，友善的，同时又带着那么点嘲笑，她搞不懂那究竟代表了什么，气鼓鼓地走了。
不久之后，她偶然间看到一堂男生中级班的课，他站在十几个男孩子中间，每个人都是白衫黑裤，全都优雅地扬起头，但只有他浑身带着种特别的光晕，不很亮，也不透明，却是纯粹白色的。她听别人说起他的名字，Han Yuan，说他是为跳舞而生的。那个时候，她只是撇撇嘴，不愿意相信。
暑期班结束之前，她爸爸来学校参加家长日的活动，碰到一个熟人——四十几岁的男人，开一辆小型货车，车身上写着个俗气的中餐馆的名字“采莲斋”，衣服上带着一股油烟和甜酸酱的味道。Esther怎么也想不到此人会是她爸爸在普林斯顿读大学时的同学，同时也是Han Yuan的父亲。
她记得爸爸问那个男人：“你太太好吗？还在老地方教书？”“死了。”男人回答，“两年前，车祸。”
和面熟的陌生人聊天，最怕就是触碰到此类话题，若是对方突然痛哭流涕起来，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合适。不过，他们面前的这父子两人却都没有流露出什么特别的情绪，就好像这只是段寻常的往事，倒是Esther的爸爸说了许多悼念的客气话。
Esther心里想，这家人可真够怪的。那次之后，她再看到Han，总觉得他身上平添了一分神秘。
她装作不经意，向爸爸打听Han家里的事情。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只是一个倒霉的鳏夫，事业上也不甚得志，原本拿了基础物理博士学位，在大学研究所里做助理，妻子死后，他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里的事情，在实验室疏于职守差一点惹上了官司，丢了工作，房子也卖了，最后只落得用亡妻的保险金入股一家中餐馆，蛰居在新泽西的一个小镇上，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幼子。
这些事情，她听过就忘了，只记得爸爸说，Han的母亲生前曾是普林斯顿中国留学生圈子里有名的美人，性格又好，还拉得一手好琴。只可惜老公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她除了在社区学校教一班华裔小孩子拉大提琴，还要打几份零工，用以补贴家用。爸爸还说，Han长得看起来更像他的母亲，他在舞蹈学校的成绩，也应该是遗传了他母亲艺术上的天分。
没想到这番话却激起了Esther的妈妈无尽的好奇心，当即提出来要请Han到家里吃饭，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老同学的儿子一个人在纽约，总要照应一下。私底下却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个“有名的美人”的儿子。
Esther觉得这样的企图很讨厌，而且她又是个极其骄傲的人，自以为跟Han是有过节的，若要她主动开口去请他，绝不可能。最后，还是爸爸去学校接她的时候，向Han发出了邀请，对他说：“Esther的妈妈想见见你。”“好的，我很愿意。谢谢您，先生。”Han回答得有礼有节。
过节归过节，有一点Esther不得不承认，Han长得很漂亮，而且总是很安静，从不惹是生非，在他这个年纪的男孩子里面是极其罕见的，所以，他很讨大人喜欢，尤其是女人。Esther的妈妈也不能免俗，吃过第一次饭之后，就开始时不时地请Han到家里来。他有时来有时不来，话不多，却很有礼貌。Esther跟他始终都没有很深的交情，只是喜欢暗地里观察他的表情和一举一动。她相信他平静礼貌的外表下面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她有些好奇，却又不愿意贸然去触及。
十六岁之后，Esther不再上芭蕾课，生活的另一面逐渐在她面前展开。她家搬去了一个更好的社区，她进了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读书。从那里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都能进名校读大学，几乎每一届都有女生[4]受邀去参加克里翁舞会，但至于是真的受邀，还是家里大人存心花了钱张罗的，就不得而知了。那个时候，此类学校里还看不到几个中国人，出生在大陆的更是少之又少。一开始，Esther在学校里默默无闻。不过，她总算是名门之后，自有一种区别于旁人的气度，习惯了被瞩目、被议论。她苗条漂亮，伶牙俐齿，成绩全优，很快就又成了明星学生，畅畅快快风风光光地过了三年。她牢记着Daphne [5]Guinness说的话——“有钱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实现许多事情”。是的，她拥有美丽的衣服、鞋子，在最好的学校读书，和最抢手的男生约会。
唯一的不幸是，最抢手的男生真的被抢走了，而且就在毕业舞会之前。她哭了一场，检索了一遍交际圈子里的男孩子，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她妈妈想起了Han Yuan。
在Esther的印象里，那几年她和Han经常见面，却没说过几句话。Han总是很沉默，非常安静。Esther身边那些同龄的男孩子总喜欢取笑他，笑他学跳舞，到处说他是神经病。她始终冷眼旁观，她知道他们笑他并不真的是因为他跳舞，或者因为他的沉默。他们憎恨他与众不同，所有人都没办法无视他的与众不同。并不是说他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出众，她心里很清楚，他不过是一个靠助学金上学的少年，母亲死了，时不时地还要去看心理医生，吃些莫名其妙的药，到了假期还要在父亲的小饭店里帮忙做事情。在他们这群快乐无忧的人中间，他本应是个悲惨的笑话，但是，他身上就是有那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既有吸引力，又拒人于千里，让所有人都着迷，既爱又恨。
她打电话给他，问他两周之后的那个日子是否有空。这样的事情，她只空前绝后地做过这么一次。
好在他答应了，说不上高兴，但也没表现出为难。这样就足够了。
那天晚上，夜幕降临，门铃响了，妈妈在楼下喊她，说：“Esther，他来了。”
她从楼上下来，经过楼梯的转角，看见他站在门厅水晶吊灯下面。她在那里站了一秒钟，看着他，心里知道，这一夜，哪怕那些跟她比风头的女同学真的带个王子过来，他也不至于露怯。至于跳舞，就更不在话下了。他就是为跳舞而生的。
Han开来一辆很旧的蓝色雪佛兰，并告诉她这是他爸爸店里用来送外卖的车子。他是故意的，眼睛里带着点笑，等着看她的反应，紧接着又凑过来打开副驾驶位子上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透明的塑料盒子，扔在她大腿上。盒子很冰，里面装着一朵白色的玫瑰花蕾，花萼下面系着一条纤细的白缎带。她打开那个盒子，想要自己戴，却很难。他拉过她的手，帮她打那个结，低头看着她手腕细薄的皮肤下面青蓝色的静脉。
舞会在学校的草坪上进行，他并不总跟着她，却也没让她落单。他带着她跳舞，步法和她学的有一些不同，但很快他就让她忘记那些所谓的步法，那些左右旋转步、前进步，或者踌躇步。她任由他带自己旋转，跳出了那一小方地板。她记得鞋子的细跟踏在柔软潮湿的草地上，记得那种感觉——站在泥足深陷的边缘，然后被一股不可违逆的力量带走。
回程的时候，他像以往一样很少说话，最后还是Esther打破了沉默：“他们说你是为跳舞而生的，我以前还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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